10月 5, 2022
9月16日，因一位违反伊朗宗教法律规定的着装规范，而被逮捕的女性的死亡事件，引发了包括首都德黑兰在内的伊朗全国各地示威游行，参与示威者高呼“反对独裁者”、“抗议从库尔德区到德黑兰对女性的压迫”、“哈梅内伊（伊朗最高领袖）去死”等口号，且抗议示威中逐渐出现暴力事件，示威民众与军警发生激烈冲突。近半个月以来，虽然伊朗官方派遣了更多军警弹压，还采取了切断部分地区互联网通讯等措施，但抗议未有平息，冲突仍在持续，死于抗议的人数继续上升。
本次示威浪潮并非偶然的孤例，而是近年来伊朗民间抗议运动的又一次高潮，也反映着伊朗这个伊斯兰共和国宗教与世俗、专制与民主、保守与变革的长期斗争，以及外部环境变化对伊朗的深刻影响。要想了解本次示威的是非曲直和影响，就要追溯到伊朗繁复又曲折的历史变迁。
不同于中东大多数国家主体民族为阿拉伯人的人口构成，从古至今，伊朗国民的主体是波斯人（占伊朗总人口的61%），而阿塞拜疆人（16%）和库尔德人（10%）则是重要的少数民族（阿拉伯人仅占2%），共同构成了今日的伊朗人。波斯人及其他与之关系紧密的族群，在两千多年前就建立了在中东盛极一时的波斯帝国（“波斯”即“伊朗”的拉丁语音译）。7世纪后，经历阿拉伯人等穆斯林族群的入侵后，伊朗逐渐伊斯兰化，伊斯兰化后的伊朗人虽成为穆斯林，但绝大多数（89%）都属于与主流派别逊尼派对立的什叶派。正因为伊朗人与中东主流群体的历史渊源、民族身份、教派认同皆是相异，所以形成了独特的波斯文明。相较于宗教信仰大于民族认同、更加遵循宗教传统的阿拉伯穆斯林，伊朗人的民族主义情感比宗教信仰更热烈，偏世俗的波斯文化对国家和人民的影响大于宗教，从国王到平民的伊朗人对现代化的制度、人文、科技也乐于接受。
在这样的背景下，伊朗曾经有过非常世俗化的近现代历史经验。1925-1941年，伊朗王国“沙阿（君主）”礼萨·巴列维（礼萨汗）在位期间，在伊朗推动了一系列西化改革，发展现代教育和交通事业，并革除旧风俗，禁止妇女带面纱和头巾，削弱宗教对国家和民众的影响；1951-1953年，伊朗左翼政治家摩萨台出任首相，推行了一系列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改革，发展普惠平民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妇女解放自然也在议程并有所进展，直到被英美势力策划和国内反对派参与的政变推翻；1941-1979年，礼萨汗之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巴列维国王）在位期间，同样致力于国家的现代化和世俗化，尤其在1963年后推行“白色革命”，进行土地改革、资源国有化、提高妇女地位并给予其政治权利和受教育权、普及教育、培育基层民主、推行全民基本保障等，并强化世俗政府权力。在以上这些时期，伊朗都是高度世俗化的，宗教的影响力颇为有限。
但宗教势力一直试图夺取伊朗政治权力、在伊朗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政权。伊斯兰教什叶派思想家、政治家霍梅尼，即是伊朗宗教势力的代表人物。1960-1970年代，巴列维的“白色革命”虽然让伊朗变得富有和强大，但也带来了贪污腐败、贫富分化、资源浪费、社会上享乐和奢靡之风盛行、部分人道德堕落等问题，巴列维本人的生活也可谓穷奢极欲。当时流亡国外的霍梅尼即利用这些问题，鼓吹推翻巴列维的统治，复兴伊斯兰主义，通过伊斯兰教中关于平等、团结、廉洁、节欲的思想来洗涤人心、改造社会，将伊朗建设为一个伊斯兰教法主导的国家。在革命胜利前，霍梅尼还以一个宽容和蔼的宗教学者的面目示人，并声称在伊斯兰共和国建立后将尊重人权、包容不同信仰的群体和个人，因此博得了伊朗反巴列维的各派别、西方世界、伊斯兰世界的好感与支持。
1979年，伊朗的伊斯兰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合作发动了革命，推翻了巴列维王朝。但伊斯兰主义者并未与其他两派共享革命成果，而是在短暂的过渡期后，经过数年的暴力清洗与舆论控制，将所有非伊斯兰主义者镇压，建立了政教相合、政大于教的伊斯兰共和国，宗教势力垄断了政治权力，霍梅尼担任同时掌管宗教、政治、军事权力的“伊朗最高领袖”。霍梅尼没有履行革命前尊重人权和包容不同信仰的承诺，而是开始实行严厉的伊斯兰教法，一切国家政策与国民行为，全都要遵循伊斯兰教教义及律条。
而伊朗国家宗教化的最主要受害群体，即是女性。在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前，伊朗妇女是伊斯兰国家中权利保障相对最好的，享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等政治权利、受教育权，也有很大程度的婚姻自由和着装自由。而且，在巴列维时代，伊朗妇女经常通过示威游行等方式呼吁和伸张妇女权利，无论是宗教保守派妇女还是世俗激进派妇女，都能一定程度公开表达对政府的不满、提出自己的诉求。而巴列维政权的倒台、革命的成功，本身就有伊朗妇女的参与与功劳。
但伊斯兰革命胜利后，宗教政权即迅速限缩女性权利、打压女权运动。他们根据对伊斯兰教义的原教旨化理解，认为女性地位低于男性、从属于男性，不能享有与男性相同的权利，还需要遵守作为女性特有的一些言行规范。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要求，即是妇女需要穿戴符合伊斯兰教法要求的服饰，如身着黑色罩袍、头戴特定头巾。不止着装的限制，妇女的政治权利、受教育权利、就业权利、家庭民事权利等，也都遭到了压缩。妇女被要求做好“家庭主妇”的角色，减少参与公共事务。伊朗裔法国漫画家玛嘉·沙塔碧的漫画《我在伊朗长大》及根据该漫画改编的动画电影《茉莉人生》，即讲述了霍梅尼时代伊朗妇女被压迫和禁锢的情形和她们身心的苦楚。
1989年，霍梅尼去世。霍梅尼的门徒、时任总统哈梅内伊转任“伊朗最高领袖”，而总统一职由拉夫桑贾尼接任（根据伊朗的政治体制，“最高领袖”略相当于其他总统制国家的总统，而伊朗总统则略相当于其他国家的总理）。继承了霍梅尼的衣钵的哈梅内伊，立场与霍梅尼很接近，但威望远不如霍梅尼。而总统拉夫桑贾尼则是一个相对开明的政治家，较为温和和务实。而此时的伊朗，因为国内的政治与宗教清洗、经济僵化停滞，对外又因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制裁、两伊战争导致的破坏和逊尼派各国对伊朗的孤立，导致伊朗内外交困。
因此，在哈梅内伊的默许下，拉夫桑贾尼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放弃霍梅尼时期的国有化和偏向计划经济的政策，转而推进私有化和发展市场经济，以改善恶化的伊朗经济民生。而在宗教相关的问题上，虽大体继承了霍梅尼的理念和政策，但在具体执行上有很大程度放松。伊朗女性在被原教旨主义禁锢的黑暗笼罩十年后，终于重新见到了一些光明。而又一任总统哈塔米，同样是开明的改革派，女性的处境也有了进一步改善。女性不仅仍然拥有受教育权和参与大多数工作的权利，在着装方面也得到了宽松的对待。
但到了内贾德担任总统时期，伊朗的政治风气又变得保守。在突出的着装问题上，又开始要求女性规范着装，遵守宗教的清规戒律。而下一任总统鲁哈尼，其政治立场与哈塔米类似，女性的处境也又重新得到改善。
其实，从1979年伊斯兰革命至今，除了霍梅尼掌权的十年，伊朗女性的权利和自由虽然受限，但仍然好于其他大多数伊斯兰国家。这当然不止是因为有几任开明的总统，而是伊朗有着异于各阿拉伯国家的体制与文化。
伊朗实行的是特殊的“二元政治”，即神权统治与世俗政治的结合。一方面，伊朗的最高权力掌握在代表伊朗伊斯兰教权主义的“最高领袖”手中，宗教势力对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皆有控制、渗透、参与；另一方面，伊朗又同时有一套基于世俗模式的行政、立法、司法等广义的政府机构，由这些世俗化的机构及法条管理国家和人民。在这样的体制下，宗教势力虽然掌握着根本大权并影响国家和国民方方面面，但世俗化的国家机器下的人民，仍然可以部分依照基于现世主义性质的民权（而非教权的）规约而生活，并拥有很大的自由度。这就让伊朗女性在被宗教束缚同时也受世俗制度和法律的保护、拥有个人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而不像沙特瓦哈比主义政权、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治下女性那样必须接受全套“沙里亚法（伊斯兰教法）”的规训。
而且，不同于沙特、阿联酋等君主专制的政权，也不同于埃及、叙利亚等军人掌控权力的国家，伊朗有着虽不完全但颇为真实有力的民主。伊朗的总统、国会议员，均为全民普选产生。虽然总统和议员候选人皆需要经过有神职人员组成的“宪法监护委员会”的资格审查才可参选，当选后还要最高领袖的批准方可上任，但普选是真实的，且往往是差额选举和存在竞争的。拉夫桑贾尼、哈塔米、鲁哈尼三位开明派能够当选总统（且击败了保守派推选的候选人），也说明了选举的真实性和竞争性。
在这样的前提下，伊朗民众起码可以部分的影响国家权力和决策。而伊朗的女性是拥有投票权的，伊朗政府当然需要考虑她们的利益和关切。而伊朗国会还曾经选入过一些女权主义者，并联合温和派议员推进过一些增进妇女权益的政策，这在其他伊斯兰国家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此外，包括女性在内的伊朗民众，是有言论、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的（哪怕受到很大限制），伊朗经常会有各种政治集会活动，各种民间组织和自媒体也很活跃，这同样是在其他专制国家很难见到的。
伊朗的女性不仅在政治上有一定的份量，在艺术领域也颇有成就。伊朗的女性导演和演员，就占据了伊朗影坛的半壁江山，如纳吉斯·阿贝耶、洛珊·班尼蒂玛是蜚声伊朗内外的女性导演，而如主演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一次别离》的蕾拉·哈塔米这样的伊朗女演员也让世界为之瞩目。虽然这些女性不会直接批评宗教政权，但其成就和其作品对女性的关注关怀，足以有力促进伊朗女性的地位提高和权利改善。
在文化教育方面，伊朗女性也颇有成就。在伊朗的各大学，六成学生为女性，比例高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女性获得的良好教育，也让她们在自然理工和人文社科领域都颇有成就，获得世界数学最高奖“菲尔茨奖”的伊朗数学家玛利亚姆·米尔扎哈尼即是典型。更多获得高等教育的女性很多成为了医生、法官、律师、企业家，在社会上地位颇高受人尊敬。
以上这些，在大多数伊斯兰国家是不可想象的。在原教旨程度极高的沙特，女性不仅没有政治权利，也没有接受完整教育和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大多数沙特妇女一生都只能作为家庭主妇相夫教子。而其他伊斯兰国家如阿联酋、巴林、埃及等国制度与社会环境虽较为宽松，但女性的权利自由也很少能达到伊朗的水平，女性在文化、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成就更难与伊朗女性相比。
显然，伊朗女性拥有比其他大多数伊斯兰国家、专制国家女性更高的地位、更大的权利、更多的自由度。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伊朗女性能够为自身权利和自由而抗争。而同时，伊朗政权本身仍然是宗教神权至上、国家有各种基于宗教的律法与政策。这就意味着，伊朗女性既面临压迫，又有反抗能力，这就导致了伊朗女性与政权冲突的激烈。
2017年，保守派的易卜拉欣·莱希当选伊朗总统。他改变了前任总统鲁哈尼的开明政策，强化了对宗教律令的执行。其中的一个表现，就是更严格的要求伊朗妇女遵守宗教着装规范。
在伊朗妇女权利问题上，政治权利、受教育权、婚姻与财产权、就业权等方面的争议都非常重要。但相对最为显性的，是关于妇女着装问题的要求。根据伊斯兰教法，女性需要穿着遮盖身体绝大多数部位的罩袍，头部需戴头巾/面纱。但在具体服装形式、遮盖多少等细节上，不同教派和不同政权要求不同。一般来说，较为温和开明的教派或政权会放宽管制、允许妇女只象征性的遮盖头部和手脚。而保守派则要求几乎全身都要遮盖，面纱要完全遮住脸部。因为着装问题最日常也最显眼、执法最直接和频繁，也就成了伊朗女性维权运动中与政权冲突最多最激烈的领域。
因此，莱希政权推行更严格的着装法令、加大执行力度后，引发了伊朗女性的激烈反抗。几年来，不少伊朗妇女因着装问题被逮捕甚至判刑。终于，因9月的阿米尼死亡事件，激起了如今极大规模的抗议浪潮。
其实，这次抗议浪潮的爆发，不仅是由于女性着装争议和阿米尼之死，也是伊朗女性反抗教权压迫、伊朗人民在内外交困下发出的尖利嘶吼。
如前所述，伊朗女性既有受教权束缚而不能充分伸张权利和自由发展的一面，又有相对其他许多伊斯兰国家和专制国家有较多权利自由和较大成就的另一面。但归根结底，伊朗妇女还是深受教权、教法、政权的压迫，不能和男性享有等同的权利自由和发展机会。而着装/头巾问题只是一个导火索，伊朗女性真正要反抗的，是整个教权文化与秩序、争取基于世俗的、男女平等的女性权利。
而这次上街抗议的，并不是只有妇女；女性参与抗议，也不止因为女权问题。伊斯兰革命后数十年来，伊朗政治僵化、经济不振、意识形态保守、外交相对孤立，以及最近几年在美英等国制裁下经济急剧恶化、外部环境更加险恶，才是本次抗议尤其其中暴力活动频繁的最根本原因。
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的经济状况就非常糟糕。相对于巴列维时期的经济蓬勃发展，革命后40多年的伊朗经济萎靡不振。即便有拉夫桑贾尼、哈塔米这样的改革派推动经济自由化，也无法真正改变经济衰败的状况。而其经济衰败的根源，就在于革命后的政治体制、经济政策、分配模式，皆是僵化保守，无法激发经济活力。即便伊朗拥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但资源收益大多数归于宗教人士和隶属宗教政权的军警力量（如“伊朗革命卫队”）所有，人民则普遍贫困。
在政治上，伊朗虽然有一定的民主、法治、自由，但毕竟是有限的。代表宗教神权的“最高领袖”权力远大于总统，其他各部门各地方也都是“神”高于“政”、“教”大于“法”。而宗教势力在伊朗一直扮演着保守角色，拒绝变革甚至让国家倒退。霍梅尼时代如此，哈梅内伊掌权后也未有根本改变。伊朗民众三次选出温和的、改革派的总统，显示出人民心向开放和自由。可总统及世俗政府无力与“最高领袖”及宗教势力抗衡，许多改革只能半途而废，一些改良措施想要哈梅内伊首肯，也需做出很大妥协。
更为糟糕的是外交/外部环境。伊斯兰革命后，旋即发生了导致美国与伊朗断交并长期交恶的“伊朗人质危机（伊朗军民闯入美国大使馆并殴打和绑架美国外交人员，危机长达444天）”事件。而霍梅尼也明确提出了自己的反美主张，将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视为腐朽的世俗资本主义的象征和伊斯兰文明的大敌。同时，霍梅尼也坚决反对另一大阵营即苏联和东欧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伊朗及霍梅尼政权又是什叶派主导、以波斯人为主体，这让它与周边以逊尼派为主的各阿拉伯国家也处于敌对状态，尤其与逊尼派领军国家、王权专制国沙特水火不容。1980-1988年，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入侵伊朗，两国交战长达八年，双方共计近百万人死亡和伤残（伊朗多达50多万），经济和基础设施遭到极大破坏。而在战争中，除叙利亚等少数国家外，中东各国皆支持伊拉克而敌视伊朗，让伊朗外部环境更加恶化。
而伊朗还有一个无论从宗教信仰还是国家利益上都极为敌对的国家，即以色列。霍梅尼及其追随者公开将反犹太复国主义、消灭以色列当成其教义及现实目标。霍梅尼和哈梅内伊领导的伊朗，通过支持以色列的敌人如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哈马斯等组织，对以色列形成威胁和滋扰。而以色列也视伊朗为头号敌人，通过暗杀、破坏等方式攻击伊朗军方人士和科学家，以及联合伊朗的逊尼派敌人围堵伊朗。
伊斯兰政权建立以来，伊朗在国际上长期处于高度孤立的状态，孤立程度不亚于1960年代同时与西方、苏联与东欧、第三世界同时交恶的毛泽东治下的中国。这极大的影响了它正常的对外经贸、文化、科技交流，也自然对其国内经济民生造成严重伤害。虽然伊朗在1990年代以来逐渐与西方缓和了关系，还与俄罗斯、中国建立了长期友好合作关系，但总体上仍然是相对孤立的。即便和相对友好的俄中，也更多是利益之交而非真正的亲密同盟。而1995年后，随着伊朗核问题的凸出，伊朗又陷入了新一轮的国际制裁与孤立。
直到2013年，温和派人士鲁哈尼担任总统，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释放善意，并愿意和平解决伊核问题。而此时正值主张和平外交、对待美国对手国家相对友好的奥巴马担任美国总统，美国当时也试图重塑中东地缘政治格局、摆脱对沙特和以色列的过度依赖。因此，美伊双方关系得以很快改善，还成功于2015年签署了《伊朗核协议》，伊朗承诺放弃核武开发，以换取解除制裁、获得民用核能帮助、恢复与西方各国的经贸往来。这时的伊朗外交才算终于取得了重大突破，伊朗也逐渐由相对闭关锁国转向更多的对外开放。而伊朗国内的经济民生形势也因此得以好转，鲁哈尼政府得到了伊朗国内广泛支持，连保守的哈梅内伊都支持鲁哈尼政府及其签署伊核协议、改善美伊关系等举措。而伊朗国内的经济社会改革也在进行中。
但天有不测风云，2016年底，特朗普意外当选美国总统。而支持特朗普竞选的势力，就包括主张对伊朗强硬的右翼鹰派（如约翰·博尔顿），以及伊朗的敌手沙特和以色列。特朗普当选后，合同一众鹰派人物，全盘推翻奥巴马政府对伊政策，不顾国际规则和契约，废除了《伊朗核协议》，重新对伊朗实施制裁，并联合伊朗的敌手沙特与以色列，通过各种手段打压伊朗。虽然法国、德国、中国等其他参与伊核谈判的国家均反对特朗普政府的行径，但条约还是被废除、制裁重启。
这对伊朗不啻是晴天霹雳。对于伊朗温和派而言，签订伊核协议、改善对美关系，不仅是为了在外交上打开局面，也是为了国内经济发展和社会革新。如果协议中的条款逐步落实、对美关系改善，就可以极大减少外部压力，摆脱被孤立的恶劣状态，促进伊朗对外经贸发展和技术资金等的引进。温和派得到这些成果后，也能在政治上取得优势，压倒主张对美敌对的强硬派（大多数属于宗教势力）。如果这样，伊朗国内的社会变革包括政治改革都可以推行，伊朗政权的宗教色彩也会退化，而世俗势力将相对得势，而女性也会因此受益。
而特朗普政府撕毁协议恢复制裁，让这一切都成为泡影。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国，其对伊外交政策不仅决定自身行为，还影响世界各国对伊朗的态度和立场。美国重启对伊制裁后，伊朗重新陷入国际孤立之中，对外经贸交流大幅减少，地缘政治处境再趋恶化。更雪上加霜的，是2020年伊朗“革命卫队”总指挥官苏莱曼尼遭美军杀害，并险些酿成战争（其实特朗普政府就是试图以此诱发战争，伊朗选择了忍耐）。这一系列来自美国及其他外部敌人的打击，让伊朗国内的温和派逐渐消沉和失势，以宗教保守势力为主体的强硬派重新夺取大权，2021年总统选举中莱希的胜选就是例证。这样的结果也导致了伊朗国内改革的中止乃至倒退，伊朗女性的权利也重新被限缩。
外交的挫折及外部制裁，也严重激化了伊朗国内矛盾。此前长期处于困境的伊朗，各阶层都指望改善对美关系打开外交局面，让贫困的伊朗重新融入世界市场，促进就业和改善民生。但协议被毁后，伊朗人又要排长队购物、面对从食品医药品到工业品的普遍短缺，以及从首都德黑兰到边远的呼罗珊省乡间失业青年的骤增。人民对政府外交失败、经济失败、民生失败的不满不断爆发，各种抗议此起彼伏。
面对这样的局势，宗教势力和世俗政府都对解决经济民生束手无策，于是加强了社会管制，出台了更多有强烈宗教色彩的法令，以图利用伊斯兰教法和传统稳定民心、维持社会秩序。这一方面博得了持保守立场的那部分民众的好感、平息了一部分动荡，但也导致了世俗主义者更大的不满、激发了更多暴力反抗。从2018年至今，伊朗已爆发十多次大规模抗议，内容包括抗议油价上涨、粮食补贴取消、经济疲软等。而女性也广泛参与其中。在恶劣的内外环境下，伊朗女性尤其中下阶层女性，是弱势中的弱势，是受霸权主义和国家民族冲突、教权、政权、阶级、性别五重压迫的受害者。其受害愈深，反抗愈烈。而伊朗又不像沙特、朝鲜那样是密不透风的完全专制体制，其一定的自由度更让各种压迫有强烈反弹，女性也借助各种条件奋力抗争。
而今年9月因阿米尼之死引发的抗议及暴力，则是这一系列抗议和暴力中的最新一则。它既有强调捍卫女性权利与自由的女权诉求，更蕴有与其他抗议一样的对经济衰退、物价上涨、失业和贫困加剧的共同不满，以及更深层次的对政治专权、思维僵化、内政外交失败的政府及宗教势力的愤怒与痛恨。
虽然本次抗议及冲突仍在进行中，但根据以前类似事件的过程和结果，本次抗议大抵也会在不久后被镇压下去。但即便政权将之镇压，也只是暂时平息了动荡，而不会让政权长久的稳固。面对长期的贫困、教权的禁锢、专制的高压、无望的未来，再回想古代波斯的辉煌、巴列维时期的强盛，伊朗人民的愤怒不会因军警的暴力而止息，反而会越燃越旺。教权不终结、专制不结束、民生不改善，人民的抗争就不会停止。
那么，伊朗、伊朗人民、伊朗女性，究竟如何才能获得新生呢？
伊朗内部最大的弊症，在于教权的强大和对世俗的凌驾。对伊朗而言，其宗教与世俗的“二元政治”，既避免了宗教对一切教务俗务的垄断，也成为压制世俗力量的枷锁。根据这些年民主选举的结果和政府机构的运作，以及社会文化环境、国民价值观念，可以看到伊朗有着非常强烈的世俗民主基础，人民都向往自由。而凌驾于世俗政府之上的教权力量，则让民主不能完善、世俗不得不服从宗教，人民也没有充分的自由。而对于女性，宗教保守主义势力掌权并施行沙里亚法，更是终身的梦魇。即便伊朗妇女处境较为宽松，尤其德黑兰等大城市妇女权利自由得到很好保障，但宗教法令和意识形态压力，仍然让女性如在达摩克利斯剑下般不安的生活。
宗教势力不仅在政治上凌驾于世俗，还垄断了国家的能源开发和外贸等经济命脉，从国家资源中大发其财。“伊朗革命卫队”和下属的“巴斯基民兵”在保卫国家的同时，也是巧取豪夺的能手。伊朗的保守宗教势力就如寄生于国家的瘤子，让这个国家一直不能正常化，经济政治皆被其拖累，女性更是遭受更多束缚。想要伊朗经济发展、人民自由，尤其伸张妇女权利，必须去除宗教势力在政治上的寄生。
而外部环境对伊朗同样重要。事实上，伊朗在对外方面一直是相对谨慎克制、遵守国际规则的。除了霍梅尼时期曾试图“输出革命”，近三十年的伊朗在对外问题上都更多采取防御姿态。相对于其对手沙特到处传播极端的瓦哈比教义、和世界上各独裁政权眉来眼去，伊朗则仅仅为了生存才和部分国家不得不维持外交，并不热衷传教。伊朗在中东构建“什叶派新月”，也是针对逊尼派联盟及以色列咄咄逼人行径的一种反制。而在争取签署伊核协议时，伊朗表现出了极大诚意。更重要的，是伊朗民间普遍的亲西方、亲世俗世界的情绪非常强烈。有些人根据中美两国部分新闻信息以为伊朗是一个强烈反美的国家，这只是政治宣传而已。现实里大多数伊朗民众对美国并无强烈恶感甚至有好感，只是需要配合官方的反美宣传罢了。伊朗人普遍渴望融入世界，尤其对西方世界非常艳羡，这让国际社会促成伊朗变革的拥有很好的“群众基础”。
但国际社会并未足够的释放善意，甚至以恶还善。最恶劣的，即是特朗普政府撕毁伊核协定、重新制裁伊朗，还拒绝向伊朗公民发放签证、阻止美伊乃至伊朗与其他国家的交流合作，并联合沙特和以色列在中东和世界处处为难伊朗。这直接导致了伊朗国内温和派的失势和宗教保守势力的重新掌权。而杀害苏莱曼尼也激化了美伊矛盾，让伊朗宗教分子和民族主义者用以煽动反美情绪。有的人认为这些制裁和打击可以加剧伊朗国内矛盾并激发革命，而其实这只会导致伊朗国内极端势力得势、贫困和暴力增加，最终受害的还是伊朗人民。尤其对于伊朗女性，将成为国际博弈和内部冲突的棋子与牺牲品。
真正对伊朗及伊朗人民有益的国际行为，绝不是激化矛盾增加仇恨，而是在尊重伊朗国家主权与保障其合理利益基础上，向当权者和人民释放善意、敞开开放与对话的大门、与其积极谈判修约并履行协定，促进伊朗融入世界和实现中东和平。在这样的基础上，有理有节的支持伊朗人民的和平抗争，帮助包括女性在内各弱势群体争取正当利益，为这些抗争和维权提供力所能及的物质帮助、舆论声援、组织与信息支持。即便对伊朗制裁，也应该是出于人权而非地缘政治，制裁对象应是侵犯人权的罪犯而非整个国家和平民大众。如果国际社会能做到这些，伊朗的政治革命、社会革新、女权事业，就能取得巨大成功。
当然，以上这些设想只是一种理想。现实里，伊朗的宗教势力已根深蒂固，与国家、政权、军队、司法、教育、传媒紧紧捆绑在一起甚至成为其中一部分，各种利益连接盘根错节，几乎不可能完全去除。而国际形势尤其中东局势更是严峻复杂，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千年恩怨、波斯人/伊朗人与阿拉伯人的两雄争霸、伊朗与以色列基于意识形态和现实利益的死仇关系，以及伊朗与沙特、以色列、阿联酋、土耳其等国在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也门的代理人战争，都让伊朗深深困于地缘政治博弈之中而难以脱身。而域外各国也都各怀心事，对伊朗及中东的态度也取决于自身利益，而不可能将道理和道义作为最优先考量。在如此的内外条件下，伊朗的变革遥遥无期。
但对于伊朗的国家命运、伊朗人民尤其女性的未来，也不须完全丧失希望。如前所述，伊朗有着独特的民族文化与历史传统，有过相对世俗开放的历史经验，人文底蕴深厚、自主科研能力强。相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伊朗包括女性在内的国民受教育水平高、国民素养和权利尊严意识强烈，还在艺术、教育、科学等各领域诞生过不少杰出人物，且其中许多人物关心时事、热衷于民权和女权运动。无论是历史遗产，还是现实基础，以上这些条件都让伊朗有着极大的变革潜力。
而在国际上，随着特朗普的败选、极右翼反伊（伊朗）亲沙（沙特）亲以（以色列）鹰派的失势和民主党政府的上台，美国开始修正此前几年在极右翼势力把持下扭曲化的中东政策、对伊朗政策，伊核谈判也得以重启。包括美国在内世界许多国家的进步力量也都在想方设法为伊朗女性发声，而非像其他一些势力那样，只有出于利益和教派立场的对伊朗女性的利用和对伊朗国家的破坏。虽然这些改变暂时还没有多少成效，但起码不至于像特朗普时期那样让伊朗国家和人民陷入更大困境。
因此，伊朗的民主事业与女性解放，在短期的无望下，蕴藏着长期的希望。1979年的伊朗人民，曾经以极大的热情，将卓有成就但腐败专权的巴列维推下王位，结束了伊朗两千多年的王权时代，建立了共和国。虽然革命成果被宗教保守势力窃取和独占，但也展示了伊朗人民无畏的勇气和强大的力量。而如今的教权势力虽比巴列维的专制王权更加树大根深，但其与现代文明及民主人权脱节的表现，也反映了其落后与腐朽。在一波波的抗议浪潮冲击下，它不可能江山永固。如果国际社会既不要损害伊朗主权和国家利益，又能够助人民一臂之力，那伊朗民主的胜利、女权的伸张，是一定会到来的。
对于包括哈梅内伊在内伊朗的宗教保守势力，其体面退出历史舞台、将权力移交给世俗政府，然后以宗教领袖身份担任谘询性职务，是其最好的选择。相对于其他一些完全不相信其信仰、自身从不遵守清规戒律、对内铁腕极权、对外播撒极端思想和模式的政权（如沙特、阿联酋、卡塔尔这些宗教王国，还有冷战结束前的苏联和东欧、现在的中国和越南等名义上是共产主义、实质上是专制极权的一党专政国家），从霍梅尼到哈梅内伊的伊朗什叶派高层，其实还是比较真诚的尊奉神明与先知、有着虔诚信仰和自律精神的，其也是真心希望伊朗人民得到幸福。
在伊斯兰革命前，他们都曾承诺伊斯兰共和国将保障基本人权与尊重不同的信仰。不仅如前述的霍梅尼曾以温和面目示人，他的弟子哈梅内伊亦曾有过类似承诺。流亡海外的伊朗共产主义者胡山·阿萨迪，曾对自由欧洲电台讲过一段往事。巴列维时代，他与哈梅内伊都因反抗王权专制而被捕，还是同室狱友，二人无话不谈。虽然信仰有别，但惺惺相惜。后来二人分别，哈梅内伊衣衫单薄、冷的发抖，胡山将自己的毛衣脱下送给哈梅内伊，两人紧紧拥抱。哈梅内伊感动的哭泣着说，“当伊斯兰共和国建立后，没有人会再流下一滴眼泪”。
这样的故事令人感动，而革命后宗教势力清洗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者的行径，则令人明白政治的残酷无情。可革命的理想真的应该忘却吗？如果霍梅尼时代许多伊朗革命者还试图通过这样的残酷手段，建立一个基于伊斯兰教义、“人人皆兄弟”、扶弱救贫、清廉公正、德行美好的人间天堂，那这几十年政治经济的失败，包括许多宗教分子的贪污腐败、骄奢淫逸，还不能反映这样的“乌托邦”其实已经失败且未来也不可能成功吗？如果还真诚的信仰这些而非被利益所诱，难道不更应该改弦更张、弥补旧过、全身而退吗？
哈梅内伊和他的同志们如果能认清现实、回望初心，就应在保留一定权力和利益的同时，逐渐将伊朗过渡为世俗的民主政体，然后功成身退。而他们尊奉的什叶派版本的伊斯兰价值观，完全可以像西方国家基督教乃至俄罗斯东正教现状那样，在政教分离前提下发扬宗教的有益成分，让宗教成为维系社会公序良俗的道德参考和国民的精神慰藉，而非依靠暴力与强权令人民屈服。关于女性问题，伊斯兰传统教义曾在千年前的旧时代有利于女性权利保障，在古代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也是值得遵守的。但任何宗教和文化都不能拘泥于旧日陈规，而要与时俱进。
曾经的教条已然落伍，伊斯兰教也需要尊重和捍卫现代社会下女性的权利自由。尤其对伊斯兰教什叶派而言，其建立与发展及与主流逊尼派的大相径庭，本来就是一种对伊斯兰传统的扬弃与革新，而非因循守旧。其实，相较于其他许多伊斯兰国家和宗教势力，乃至许多专制的世俗政权，伊朗教权力量已经做的相对不差了。如果其能够利用自身威望和能力，让国家走向更加文明和现代，那功绩足抵其罪，也算一种圆满了。
可现实里，无论因为对权力的眷恋，还是出于偏执保守的意识形态立场，都让他们几乎一定不会放弃权力或改变现状，而是得过且过、击鼓传花，甚至还要更加倒退以遏制革命浪潮、维系教权专制。但逆历史潮流而行、与现代文明脱节、罔顾人民利益，终将会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只争来早与来迟”。
伊朗的历史与现实，不止是伊朗的历史与现实；伊朗女性的命运，也不止是伊朗女性的命运。世界为一整体，全球同此凉热。民主和人权，是人类共同的价值与福祉；女性的自由与解放，无论男女都应追求与捍卫。但愿伊朗人民、各国人民，尤其女性和其他弱势群体、被侮辱与被损害者，都能推翻各色专制势力和强权压迫，解除有形无形的枷锁，“去除一切昏迷与强暴”，都得正当的幸福。
2022年10月2日
共和历231年霞月马铃薯日
（本文已在编辑人员改写后发表在了《天下杂志·独立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