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10日 星期日

参与西安军事叛变的军官不是汉奸就是中共的座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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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做过汉奸的孙铭九则在中共建政后成功躲过“镇反”、文革等运动,还担任了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等许多社会职务,2000年死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年所谓这些“爱国义士”在西安华清池所抓“不抵抗”、“投降派”的蒋委员长,却在抗战爆发后,始终领导中国人民与日军战斗,并最后赢得抗战胜利,成为一名伟大的民族英雄。而这些所谓“爱国义士”却成为了地地道道的汉奸。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西安发动军事叛变,将中国国民政府当时的军政领袖蒋介石扣押。该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转折点,它不仅使中共获得了喘息、壮大的时间,并将中国在未来几十年中拖入深重的灾难,而且使日本侵华时间表提前,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蹂躏。可以说,发动政变的张、杨是历史的罪人,幕后的策划者中共更是罪孽滔天。

理所当然,中共自然是对张学良、杨虎城褒扬有加。周恩来在1956年北京纪念西安事变二十周年时,称张学良是“千古功臣”。而毛则说过这样一句话,可以看出西安事变对中共的重要:“西安事变把我们从牢狱里解放了出来。”

不过,对于西安军事叛变,中共官方宣传一直故意忽略的一个重要史实是:很多积极策划和实行兵变的东北军军官后来都当了汉奸。这些汉奸先是在日本人和汪伪那里做官,后来又在中共治下安享荣华富贵。他们的人生轨迹清楚地描画出了日本侵华和中共成功之间的关系。

根据学者的研究披露,这些汉奸中最为出名的是张学良的警卫营营长孙铭九,正是他执行了张的捉蒋命令。史料记载,孙铭九是张学良的心腹嫡系之一。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被软禁后,东北军的主要将领主张和平解决,但孙铭九却一意孤行,要和中央军武力相见。

1937年2月2日,少壮派应德田、苗剑秋、孙铭九等人指使部分军队再次发动兵变,杀死东北军元老派67军军长王以哲、西北总部参谋处处长徐方等人,酿成又一次震动全国的“二二”血案。为避免东北军全面内战的惨剧发生,经过各方势力的调解。1937年3月,东北军高级将领接受了蒋委员长要东北军调驻安徽的方案,东北军遂东调,分住豫南、皖北、苏北地区,各部均直接归南京军政部管辖,其东调中原东北军军官吕正操、万毅等部后来加入了中共武装。

东北军的内乱不但直接导致了东北军的解体,而且使得古城西安惨遭兵火之焚。1937年2月4日,周恩来命人将孙铭九等送入红军苏区,后来国共合作后,孙铭九不得不离开苏区,前往天津、上海租界暂避。1943年春,孙铭九在汪伪政府参赞武官公署任参赞武官,年中任日伪豫北抚安特派员和抚安专员,次年又担任了日伪山东省保安副司令。

此外,张学良的参谋长鲍文樾担任了汪伪政府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代理军政部长等。抗战后因汉奸罪被捕,1946年被国民政府处决。积极参与捉蒋的东北军骑兵六师师长白凤翔后来担任伪东亚同盟军的指挥官,1943年失去了日本人的信任而被毒死。

一再鼓动张学良策动西安事变的副官兼机要秘书苗剑秋曾经告诫其不要替国民党打内战,但西安军事叛变后,他却顺利出境到了日本,当了汉奸。抗日同志会书记应德田,后来也投靠了汪伪政权,当上了河南省教育厅厅长。

而参与了西安军事叛变的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亦在1943年加入了汪伪政权,得了个军事委员会委员的头衔。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后,曾任天津市人民公园主任、市政工程局副局长、民革天津市委员会副主任、民革中央委员等职。文革期间,张学铭被关进监狱,此后身体一直不好,直至80年代初死去。

曾做过汉奸的孙铭九则在中共建政后成功躲过“镇反”、文革等运动,还担任了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等许多社会职务,2000年死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年所谓这些“爱国义士”在西安华清池所抓“不抵抗”、“投降派”的蒋委员长,却在抗战爆发后,始终领导中国人民与日军战斗,并最后赢得抗战胜利,成为一名伟大的民族英雄。而这些所谓“爱国义士”却成为了地地道道的汉奸。

不过,在中共官方公开的资料中,上述这些人当过汉奸的那段历史常常被刻意隐瞒或淡化。不但如此,他们还舞文弄墨,美化自己,丑化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尤其是把那些被孙铭九杀害的东北军将领说成是蒋介石的特务,从而把自己的杀人罪一笔抹掉。他们关于西安事变的文字是1949年以后伪造和篡改的整个中国近代史的一部分。

历史是公正的,无论这些人再如何隐瞒、篡改,历史终将还原其本来的面目。

2011-04-12

不好吃免錢!懷舊眷村炸醬麵、牛肉麵 以父為名傳承好手藝《進擊的台灣 精選》

2022年7月9日 星期六

九九感怀 ·李 锐·

 文革博物馆通讯(八二六)·华夏文摘增刊第九九四期(zk1506b)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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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五年六月九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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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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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回眸】 九九感怀                      李 锐
【史海钩沉】 周恩来派到内蒙古的调查组              汪 钦
【千秋功罪】 简论文革时期毛泽东的情结和角色           唐少杰
【亡灵祭坛】 陈贯良之死                     侯国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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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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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回眸】

                九九感怀

                ·李 锐·

                  一

  我今年99岁,过去做梦也没想到,能够活到这个年龄。能活到今天,是否和家乡水
土、家庭遗传基因有关,不大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的生命力很顽强。现在我还坚
持游泳,一次还能游300米。我写过一首诗:“百岁当今相见稀,鄙人运气自稀奇。一
生苦难知多少,最怕单监与饿饥。”

  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自杀的人很多。好朋友田家英、周小舟和我的革命经历
差不多,但性格各有不同。他们两人胸怀坦荡,性格刚烈,受不了无端的侮辱,对“主公
”和国家前途感到绝望,走上“宁为玉碎”的道路。我受到的苦难比田、周两人不少。毛
泽东说不怕戴帽子、撤职、离婚、开除党籍、坐牢、砍头,我除了头颅还在,其他都经历
过了。在延安诬我为“特务”,受刑很厉害:5天5夜不许眨眼睛,这是康生从苏联带回
的经验——“久不让睡觉,就会讲真话”。1959年我从庐山一下来,水电部就开上千
人的大会批斗我,前前后后3个月,最后被开除党籍。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和周小舟
只受到撤职处分,没有开除党籍,只有我是一撸到底,送往北大荒劳改。

  那时候很多右派都在北大荒850农场,由部队直接管。我的性质是党内右倾机会主
义分子,没有和右派们在一起,而是住在农场附近的兴华村,和村里的一个单身老头同住
,跟他睡一个炕,比右派自由,没有人看管。我是1960年5月到北大荒,在兴华村待
到1961年秋天,有一年多时间。到兴华村半个月以后,从中央组织部来了一个处长,
让我重新谈自己的历史。安子文当时是组织部副部长,他参加了庐山会议,可能对开除我
党籍有不同看法。庐山会议最后的大会上,周小舟说出田家英批评毛泽东的3条:能治天
下,不能治左右;不要百年以后有人议论;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当时田家英、胡
乔木坐在会场内,面无人色,全场紧张得不得了。那天的会议是刘少奇主持的,他立即问
我:“李锐,怎么回事?”我没有慌,马上站起来回答说:“小舟听错了,这是我的意见
,他误会了,以为是田家英说的。”刘少奇反应很快,说:“李锐不是中央委员,他的问
题不在这里谈。”就把这个问题掩过去了,没有继续追究。这使在场的一些人对我产生了
好感,安子文可能也是这样。他以后对我非常好。我去北大荒以前,他派国家机关党委负
责人问我对开除党籍的意见,意思是希望我做些检讨,提出重新处理的请求,保留我的党
籍。我却因为庐山召开党的最高领导层会议,竟然没有一个人敢于出来为彭老总讲半句公
道话,深感绝望。我回答说同意开除。到北大荒以后,安子文又派这个处长来,希望我讲
一点请求的话,要求留在党内。结果我还是什么表示也没有。那个处长听我讲了出身、家
庭,谈来谈去,也没有可能改变,就回去了。

  刚到兴华村,村里的负责人让我去铲大粪堆,我照办。因为我在延安做过一点体力劳
动,没觉得怎么样。那时的思想状态是:要我劳改,我就老老实实劳改。思想上对自己也
有责备,觉得自己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在兴华村自己不能做饭,吃公共食堂。开始伙食还可以,到1961年粮食就很困难
了,菜也没有,最后把玉米芯磨碎,加一点粮食,做成饼,就吃那个东西。我寄了一块给
范元甄,告诉她我的生存状况,她还是帮助了我一下,写了几封回信,寄了粮票给我。结
果公社负责人把信和粮票都截下来了。那时最值钱的是粮票。后来范元甄发现我没收到粮
票,就不再寄了。我饿得没办法,在地里头捡到一点土豆、野菜,立刻就生着吃了。后来
我大姐从湖南寄了一点饼干给我,我放在一个布袋里,被那个同住的单身老汉偷吃了一半
。因为单身汉吃食堂,没有办法存粮食,有家的人还能偷偷存一点粮食在家里。那个时候
公社仓库里有公粮,老百姓不能私藏粮食,干部们到各家查存粮,翻箱倒柜,简直就是要
把人饿死。大姐也给我寄过一些吃的,都是救命的。

  被打成右派的王怀安和画家胡考在850农场劳改,有一天来看我,我就把大姐寄来
的饼干分给他们吃。王怀安到现在还记得这件事,感激莫名。他们的生活比我还糟糕。右
派刚到北大荒,没有房子住,就在野外搭帐篷。冬天来了,零下三十几摄氏度,滴水成冰
。生活如此困苦,还要劳动表现好。

  北大荒当地农民也非常苦,跟我一起劳动的一个老头,给我看他的手,都变了形,弯
曲着,根本伸不开。当地老百姓甚至怀念日本人统治的时代:玉米喂牲口。日本人不吃肥
肉,老百姓可以捡他们扔掉的肥肉吃。跟我一起劳动的一个老头,头天还在一起干活,第
二天就死掉了,最后的遗言是:真想喝一口稀饭啊!公社食堂那个时候已经基本没有吃的
了。但是我发现一个现象,公社管公共食堂的人,村子里负责的人,脸色都很好,证明他
们是吃得饱的。这真是很可怕。

  田家英从刘澜波那里知道我快饿死了。我寄过一块吃的黑饼给澜波,他在部党组会上
给大家看了。田家英找到李富春,他知道富春在庐山会议上没发言。富春就把我调到虎林
镇发电厂劳动。那是一个小火电厂,也就几千千瓦。电厂人对我还可以,劳动就是摆个摊
子卖菜籽,体力消耗不大。发电厂粮食也多一点,街上有卖鸡蛋的,5毛钱一个,这就救
了我的命。后来电厂传出去了,镇上很多人知道,有个8级干部在这里卖菜籽。

  在虎林镇,我碰到故宫博物院的右派于善浦,他曾经在北京见到范元甄,范元甄托他
带了一箱饼干给我。关于范元甄,文革中让我写她的材料,我从来没有讲过她半个不字。
范元甄那时候也是没办法,她要跟着党走嘛,又带着3个孩子。

  我在北大荒认识到,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就是挨饿。日本人统治东北,没有把老百姓
搞垮。解放后农民生活实在太苦了。后来我被下放到安徽磨子潭,还听到那里的公社书记
说,三年困难时期,有人饿得把儿子杀了吃了,被枪毙了。我真正是看到大跃进、人民公
社造成的恶果,自己几乎被饿死,有切身体会。

  我在兴华村时,看到有白头发俄国老太婆在邻村地里劳动。当地人告诉我,她们是3
0年代从苏联跑过来的。于是了解到中国大跃进这种事情,苏联搞集体农庄时也发生过,
他们饿死了几百万人。

  在北大荒劳改的歌唱家张权的丈夫莫桂新饿死了。经过王怀安这些人反映,右派后来
全被调回北京。我是“右机”,不是右派,比他们晚回来3个月,1961年11月,富
春出面把我调回北京,总算活了下来。

  我回来后,范元甄要和我离婚,到法院办了手续,我就搬到六铺炕水电部的单身宿舍
八号楼。我跟田家英电话相约,到鼓楼新华书店碰面。碰面以后,就在街上散步,两个人
都戴着口罩,怕有人认出来。那次谈话谈得很深,主要是谈毛,谈到大跃进错了,谈到我
在北大荒亲身的体会。田家英也谈了他自己的境遇,从庐山下来以后,毛对他已不太信任
,有的会不让他参加了。他跟毛的关系若即若离。分手时我说,毛在出了大跃进这种问题
之后,应该转弯了,应该不会再乱来了吧?家英对我这话不置可否。我觉得,国家不能再
折腾了,死了那么多人哪!那时还不晓得是死了几千万!我能够活着离开北大荒,是田家
英他们把我救出来的。家英却没有活过文革这一关。

                  二

  1963年11月,我被发派到安徽磨子潭水电站,当职工文化教员,也干些体力劳
动。文革开始后,就不让教书了,变成劳动改造。1967年11月11日,一架专机把
我弄到北京,关进秦城,蹲了8年单监。直到1975年5月30日才出狱,又被送回磨
子潭。起因是1967年,中央专案组来人调查毛泽东几个秘书的情况,即胡乔木、田家
英,还有吴冷西几个人。我说这几个人没有问题,秘书中最危险的其实是中央文革小组的
组长陈伯达。我猜是这个原因,把我抓进了秦城监狱。1979年我平反回北京,归还我
的材料,缺了那本庐山会议上的笔记本,我让人到陈伯达的档案中去找,果然找到了,还
给我(没有这个笔记本,我写不出《庐山会议实录》)。中央组织部也找出了陈伯达、江
青批示的逮捕我的材料。

  在秦城监狱,都是关的单监。西方的刑法中,最重的是死刑,其次就是单监。单监过
久,很容易让人精神失常。我在延安时,就听到王若飞的一个故事。王若飞在绥远单监关
了6年。抗战开始,王若飞出狱,有老朋友送他一块怀表。他看了一阵,说:“锅盖。”
6年失语,没人对话,脑袋都停滞、痴呆了。我在秦城8年,苦中作乐,想尽办法来转移
心中的烦恼,终于把脑子保护下来了。

  秦城是20世纪50年代初按照苏联图纸修建的。我原来以为是公安系统自发搞的,
后来凌云告诉我,是毛泽东1955年下命令建的。这种心理不知是为什么,好像蒋介石
对内部也不这样。秦城原来关国民党战犯,文革开始后,关自己人,建造监牢的负责人公
安部副部长杨奇清也被关进来了,当然还有薄一波、安子文、彭真、刘仁、陆定一等高级
干部。里面常听到各种呼喊声:有整天喊“毛主席万岁”的,也有受不了侮辱痛骂看守的
,接下来就会听见有人开锁进房,痛打叫骂者,于是又响起被打的惨叫声。

  我在秦城后一段时间跟陆定一是隔壁邻居,他的隔壁是凌云。我很熟悉陆定一的声音
,在延安时他是《解放日报》的总编辑,我管社论,在一个窑洞里办公。陆定一是在19
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被打倒的中央一级干
部。我听见他天天大喊大叫:“毛主席啊,我什么事儿也没有啊!”放风的时候,他就唱
《苏武牧羊》:“苏武留胡节不辱……”我从他的声音听出来了。平反后我在北京医院病
房里碰到他,一问,果然就是他。陆定一跟我谈过,文革中他被关到秦城以前,是单独关
在一个胡同里面,审问他,逼他,没办法,他就承认了。但是一松刑,他又翻案,就把他
送到了秦城。

  陆定一于上海南洋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电机系毕业,参加过长征,在莫斯科是
反对王明路线的。他英文很好,斯特朗到延安去,他陪着当翻译。陆定一文革后是真正清
醒了,但邓小平不给他安排实质性的工作,他一直住在医院,直到去世。

  阎明复同我谈过,他是1968年关进去的,不知道他的父亲阎宝航已死在秦城。阎
宝航是著名的民主人士,1942年在重庆,他从德国大使馆知道希特勒打苏联的日期,
立即告诉周恩来,周即告诉斯大林,苏联还不相信,后来给阎发了勋章。阎明复说,他在
秦城得过精神病。

  我同崔月犁住同一栋楼,崔也跟我谈过,他在秦城也患过精神病。北京市委书记刘仁
一直戴着手铐,吃饭都不自由,最后铐死在里面。

  文革期间,秦城共关了502人,一半以上是高级干部,死在里面的近30人,被打
伤致残的20多人,得精神病的近60人。我后来负责组织编写中共组织史资料,查清了
这些数字。

  我在秦城关了一年后,从墙上高窗户看到,外面的“大老吊”还在盖房子,预感到坐
牢要做长期打算了。除了锻炼身体外,还要注意保护好脑子。怎么保护好自己的脑子?那
就是:不停止思考,让脑子动起来,经常想问题,寻求答案。于是就不断吟诗,绝句和律
诗,还有词,牢牢记住。在秦城监狱想看书读报,开始不允许,后来可以看书了。审问我
的人从我家里找来几本书,《列宁选集》和《马恩文选》等。有次在牢房里跑步,摔了一
跤,擦破了皮,流了血,护士给我一瓶紫药水和棉签。于是我用紫药水在书中的空白处录
诗,共保存了400多首,内容主要是回顾一生经历,对人物和书本的评价,述说一些感
想和见解等。我的痛苦和烦恼因此得到转移和缓解,把脑袋瓜保住了。1980年,袁鹰
把其中的30多首在《人民日报》发表,登了一满版,赵朴初看到予以鼓励,送我两首词
;钱昌照老人办诗会,也让我主持其事。1980年在湖南出版《龙胆紫集》,后来再版
过几次,香港出了最新版。湖南的老朋友还为这本书写了《李锐诗词本事》,选录200
多首加以注释,介绍诗的背景。有一首的缘起是1959年从庐山会议下来后,水电部开
大会责问我“还放过些什么毒?”我就把过去写过的文章都交出来,让他们找毛病,结果
确实找不出来。我就此吟得一首七律,其中一句上联是“平生文字难成狱”,想了一白天
想不出下联,晚上突发灵感,对出下联“自我批评总过头”,当时心里特别高兴!还吟出
“六不怕唯头尚在,三餐饭后嘴难张”等联句,也很得意。

                  三

  1975年5月出了秦城,又回到磨子潭。直到1978年12月30日,接到中央
通知,1979年元月4日,从合肥回到北京,重新回到水利电力部工作。随后两部分开
,1982年2月,我已经65岁,从电力部正式退下来。在办手续之前,陈云让他的秘
书王玉清捎话,让我去中组部组建青年干部局。我不愿意去,因为知道党内高层人事的复
杂,退下来就不想干了。后来陈云写了个条子给我,说是不是嫌当局长职位低了,先干着
,以后再说嘛。这我就没办法再推了。

  一去就参加了十二大人事小组,组十二大班子。帅大姐、章蕴大姐提名我进中央委员
会,章蕴是十二大人事小组成员,帅孟奇不是,但她在党内威望很高。十二大上,电力代
表团的李伯宁不同意我进中委,要以代表团的名义反对。童大林也在那个代表团里,说:
“你对李锐有意见你自己反映,不代表我们的意见。”后来由李志民接替我当了青干局局
长,我担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仍然主管青干局和第三梯队的选拔工作。

  1984年陈云收到3封对我的告状信,其中有邓力群一封。陈云在邓力群的信上批
了:既然这么多人对李锐有意见,看来他继续待在组织部不合适。这是习仲勋告诉我的,
幸亏由于年龄过线,我已两次上书要求退下。新任组织部长乔石主持召开了一次常委会,
同意我离休,并向全国发了一短电:李锐在组织部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年龄过线,自己要
求退下来。十三大我还是选进了中顾委。

  耀邦下台以后,王震出面向高层活动,推荐邓力群当总书记。我感到此事太重要,关
系党的前途,十三大前夕向紫阳、小平写信,以书面方式反映邓力群的问题。他反对改革
开放,反对建特区,过去有严重的政治性错误和品德问题。我附上了杨尚昆主持批判会所
做结论的原件。邓小平批了3条:第一,撤销邓力群一切工作;第二,旧账不算;第三,
保留政治局候补资格。然后将信转给陈云、李先念和薄一波阅,这3个人都圈了。当晚,
胡启立就打电话告诉了我,但是第三条没告诉我。在中共十三大上邓力群落选中央委员,
没法进政治局了;将他安排到中顾委,又落选中顾委常委,只当了中顾委委员。后来赵紫
阳对宗凤鸣讲:李锐为党立了一大功。

                  四

  尽管我的体质比较好,可铁打的好汉也经不起太多的折腾。11年流放,8年单监,
我的身体受到很大的摧残,病痛不少;尤其3次心脏病,安起搏器,搭支架,至今体检各
项指标比较正常,当然得益于先进的医疗技术,但最重要的还是我晚年有一个好老伴张玉
珍。1979年平反回到北京,刘澜波坚决反对我跟范元甄复婚。他看过范元甄对我的揭
发材料。这份材料当年交给邓小平,邓说:“太恶劣了!烧掉!”刘澜波告诉我,这份材
料传到他手里时,已布满烟蒂烧痕。1979年我62岁,头发还是黑的,不少人要给我
介绍对象,有的还是电影明星。最后我选择了张玉珍。她是陕北米脂人,家是贫下中农,
14岁进绥德抗大学习,战争年代当过护士,懂得医疗护理。更重要的是她人品好,为人
正派,愿意帮助有困难的人,文革时,她家成了受冲击的老干部和子弟的避难所。她去世
的前夫是老红军,她在建设部负责老干部工作,受到好评。结婚前,张玉珍知道我和前妻
有3个孩子,前妻还在,很犹豫。刘澜波找她谈话,说李锐如果同范元甄复婚,我们党组
反对。玉珍才同意结婚。玉珍对我的关心和护理可以说无微不至:我3次半夜发病,都是
她及时发现,送医院抢救过来了。她天天照顾我吃药,每周为我打针3次,从不间断。她
在政治上同情我,关心我。耀邦去世那年,她担心我会入狱,特地找帅大姐,说如果我被
捕,她就陪我一同入狱,否则活不下去了。帅大姐安慰她,她才回家。我给她写过一首诗
:“我还越活越年轻,感谢婆姨米脂人。护士医生兼政委,喜欢乱讲最担心。”她平时虽
然劝我不要乱讲话,关键时刻却很有主见。

  2004年12月29日下午,我和她一起去北京医院看癌症晚期的孙大光,知道紫
阳住在同一层的911室。我们随后就去看紫阳。病房门口有4个便衣,守在那不让进,
说正在进行紫外线消毒。玉珍说:“我也搞过护士工作,消毒不能有人在里面,怎么可能
把人放在里面消毒呢?”磨了半个小时,我都要打退堂鼓了,她发现那4个人的房里有一
个手机,就拿起手机来,交给其中的一个,让他请示上级:李锐来看赵紫阳,准不准?那
个人只好到房间外边打电话,回来之后,就让我们进去了。我看见紫阳坐在病床上,角落
里有个小电视机,床上放一张小桌子,上面有几张报纸,都不是当天的。看见我们,紫阳
说:“你们来了,我都不知道你们来。”我看他的神态是不行了,心里十分难过。我劝他
不要看报,不要看电视了,对眼睛不好。紫阳担心刚出了一本有关他的书(指杨继绳的《
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作者会不会有麻烦。我说没有问题,这个人我认得,他现
在没事,让他放心。紫阳说他想回家,不愿意住在医院。我说,我是代表一批老同志来看
望你的。和紫阳分别15天后,他就去世了。没有我老伴坚持,这一面就见不上了。

  这些年,我一直思考3个问题:人类进步的动力,主义、理论和共产党本身。195
4年、1958年,我去过苏联两次,吃不到鸡蛋。1979年、1989年、1992
年去过美国3次,还去过法国、日本、巴西、瑞士、荷兰、澳大利亚、几内亚等国,对世
界现状有不少感性知识。1989年应邀到美国参加学术会议,当时有学者预言,苏联最
晚会在2017年垮台,我还接受不了。结果,当年就出了问题。苏联模式离开了普世规
律。久加诺夫总结苏共垮台的经验教训,是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三垄断。20世纪是人
类历史发展变化最大的世纪,两大阵营对抗,苏联阵营失败了。苏联推行的无产阶级革命
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从根本上就错了。一场以消灭私有制为结局的革命,一种以排斥
先进生产力为特征的社会制度,无论以什么堂皇的名义,都是没有前途的。代表先进生产
力和先进文化的知识分子阶层和资本家阶层,是不能消灭的,无论怎样被妖魔化,最终都
会被人类认同。这是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留给后世的教训。人类社会进步,主要靠
科学和民主。没有民主,科学也发达不了。还要靠法治,依宪治国,而不是靠什么“阶级
斗争”“无产阶级专政”,那是不得人心的。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就是缺乏民主、科学,
只有人治,而无法治。百年来又迷信暴力,排斥改良。我还想看看这个世界的变化,当然
更关心中国的变化。我对国家民族的前途从来没有丧失信心。最近的两首诗可以表达我的
心情:

  革命改良对折磨,上世纪中惊逝波。暴力引来仍暴政,改革方能去梦魔。
  不久将投炉火中,为民做主未宽松。何时宪政实行了,让我灵魂有笑容。

□ 原载《炎黄春秋》2015年第5期

2022年7月7日 星期四

受乌克兰战争启发 台湾平民进行城市游击战训练

 法广作者: 古莉

在乌克兰战争的启发下,台湾平民开始进行城市游击战训练,并参加枪械和急救课程。台湾人从乌克兰的抵抗中意识到,侵略者控制城市的战斗非常困难和昂贵。

法新社7月7日发自新北的报道描述说,绰号“叶教授”的47岁台湾居民身穿迷彩服,拿着一支突击步枪,从一辆车后面冒险看了一眼。他观察着周围的环境,等待着前进的信号。

在现实生活中,叶先生(Yeh)从事营销工作。他的武器是一个复制品。但在一个周末,他报名参加了“城市游击队”课程,为中国入侵台湾做准备。他说,俄乌战争是他来参加这个研讨会的重要原因。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前景。

法新社说,当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2月份命令其军队入侵乌克兰时,他唤醒了许多台湾人最担心的事情。

这个民主的岛屿不断受到共产党中国的威胁,中国认为它是其领土的一部分,并发誓有一天要将其收回。

对叶先生来说,乌克兰战争也是一个灵感的来源。乌克兰军队的顽强抵抗让他看到了希望,那就是,通过采用正确的战术,台湾将有机会抵御强大的邻国。

枪械和急救课

如此想的并非只有叶先生。据组织者称,自2月以来,参加街头战斗训练的人数翻了两番。此外,台湾人还蜂拥参加枪械和急救的课程。

据培训公司负责人Max Chiang说,自2020年以来,台湾人已形成了一种“高度的危机感”,因为中国军机开始增加对台湾防空识别区的入侵。(当年约有380次威胁性侵扰,2021年增加了一倍多,今年也有可能达到这一水平)。

该报道说,北京对台北的军事优势是压倒性的。据美国国防部的数据,解放军有100多万人,6300辆坦克,1600架战斗机,而台湾只有8.8万军队,800辆坦克,400架战机。

但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抵抗给台湾提供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模式表明,对进攻者来说,为控制城市而战,是多么困难和昂贵。而台湾2300万人口中的大多数都生活在城市。

法新社说,叶先生和15名队友排成纵队跑过停车场,在建筑物和车辆后面做掩护,模拟攻击敌人的阵地,他们试图将在被摧毁的乌克兰城市学到的一些经验付诸实践。

叶说,“最好的防御是进攻”,他的教官穿着荧光马甲在旁边做记录,或者直截了当地说:歼灭敌人,阻止他的一切进展。

在停车场旁边的一个仓库里,34岁的露丝-林(Ruth Lam)今生首次拿枪。这位汽车灯泡制造工厂的员工说,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之前,她的大多数欧洲客户都告诉她,乌克兰永远不会发生战争。然而战争“却发生了”。

未雨绸缪

她表示,学习如何使用武器将有助于在发生战争时保护自己和家人。她计划和朋友们一起学习更多的知识。她还说:我们不知道事情何时会发生,所以需要在下雨之前“考虑雨伞问题”。

5月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如果台湾遭入侵,61.4%的受访者表示准备拿起武器。世代智库(NextGen)负责人陈冠廷告诉法新社:“乌克兰人民对抗侵略者的意愿加强了台湾人保护自己家园的决心”。

“为刷新战斗技能”正在参加城市游击战课程的38岁的前伞兵林先生表示赞同说,“只有当一个国家的公民有强烈的意愿和决心捍卫自己的土地时,才能说服国际社会帮助他们”。

而对于叶先生而言,这不是他们是否需要将新知识付诸实践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将新知识付诸实践。他举香港的例子说,近年来,北京在香港进行了严厉的接管。他认为“台湾将是下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