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20日 星期日
2022年11月18日 星期五
YouTube创始人陈士骏20个月赚130亿
侯继勇
《20个月赚130亿，YouTube创始人陈士骏(微博)》一书作者张黎明去美国采访陈士骏，一起采访完毕后，赶去搭乘火车，路途间需要跨过一段铁道。张黎明和AVOS(陈士骏的新公司)一位实习员工走在前面，可走在后面的陈士骏却突然停了下来站在铁道中间，他大喊了两声，向前两人挥挥手臂，“哈哈，如果这时来一辆火车，那么一切都结束了”。
在金色夕阳里陈士骏，突然的大胆玩笑吓了两人一跳：“生命随时会停止，所以过日子千万别无聊啊，”陈士骏说：“要做一个站在无聊对面的人。”
为了对抗无聊，陈士骏一路奔跑，从未停步。从1999年告别美国故土伊利诺伊，怀揣200美元，至今天已有12年：加盟PayPal，成为百万富翁，到加盟eBay(微博)，到开创YouTube，然后将YouTube卖给Google成为超级富豪，对于一个32岁的年轻人来说，可谓一路风景无限。
但就在人生的顶峰，就在他成为硅谷英雄，又一个美国梦的那一刻，他被确诊患脑瘤。陈士骏描述当时的感受时说：“在此之前，在我所有的努力，熬过的那些夜晚，写过的那些代码，独自奔赴硅谷的勇气，还有那些钱，卖给雅虎还是卖给Google的纠结，什么估值，股票都将离我而去。”
陈士骏回忆说，想到这一点，难免心灰意冷，只好对着自己苦笑。
大痛之后，陈士骏没有停下自己奔跑的脚步。2009年，他离开Google，离开给自己带来无限荣耀的YouTube，创立了AVOS。而对于AVOS，陈士骏寄予了更高的期望——在这个信息爆炸，每个都被信息淹没，AVOS要帮助人们在海量的信息里，找到有价值的，自己需要的信息。
创业者的特质
《21世纪》：你已经很有钱了，为什么还在不停地创业？
陈士骏：创业者的激情无论在哪里都一样。不管他们是住在带泳池的大房子里，还是睡在公司的地板上；不管是在加州的草坪上凝神思考，还是在中关村拥挤的餐厅里排着长队，心里却对代码念念不忘。他们会永远站在无聊的对立面，永远那么折腾，绝不让自己虚度光阴。
对，就是永远站在无聊的对立面(的理念)，支撑着我从贝宝，到YouTube，再到现在的AVOS，
《21世纪》：你在不停创业中，最困难是什么时候？
陈士骏：YouTube开始的时候。我是用自己的信用卡支付公司运营所用现金，结果有一天发现没钱了。我去银行，要求提高信用额度，但只能提到1.2 万美元，那时候需要3万美元添置设备了。如果再不卖的话，(YouTube)就要爆炸了，那时候每个员工每周工作80到120个小时，想想每个人的强度有多大。
《21世纪》：成功的人都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你觉得自己与众不同吗？什么时候觉得自己与众不同？
陈士骏：我觉得没有什么与众不同，成功需要90%的运气+10%的努力。好多个公司失败了，是因为运气不好，而不是与众不同。YouTube在很多时候难以坚持，活下来既是努力的结果，也是一种幸运。
《21世纪》：繁忙的工作之余，你最喜欢做什么？
陈士骏：没有之余，总是在工作。但是还是很喜欢玩儿。
《21世纪》：美国的学生与中国的学生，你觉得有哪些不一样？
陈士骏：我在美国的演讲面对学生的比较少，比如在斯坦福大学。在美国，学生提的问题多跟业务相关，与公司相关的，比如产品如何开发、公司如何运营等。而在中国，同学们关注的话题是自己怎么成功，成功之后如何生活。国外学生的问题比较商业，中国学生问题比较生活。
《21世纪》：在北京这几天，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些地方？
陈士骏：中关村的两个咖啡厅令人印象深刻。一个是车库咖啡，有那么多人在那里创业，即使在硅谷都没有这样的场景；另一个是Bata咖啡，发现了好多来自硅谷的熟人，在硅谷都难得看到他们，却在中国看到了。
能见到他们，一个原因是“TechCrunch 大会”正在北京召开，另一个原因则是很多创业者喜欢上了中国的创业环境。
找寻新的方向
《21世纪》：你最新创立的AVOS未来业务方向是什么？
陈士骏：从谷歌离开后，我们创立了AVOS，当时只有一个模糊的方向，就是在“社会化媒体”方面能有所突破。从最早的YouTube开始，我和查德就对社会化媒体感兴趣，而随着社交网络的兴起，“社会化媒体”的浪潮即将爆发，这个浪潮最大的特点是让每个人都具有创造并传播内容的兴趣与能力。
现在的问题是，在这个愈加繁杂与碎片化的信息世界里，人们没有办法找到最想要的信息，而哪些信息又会是不同的人所共同感兴趣的事情，也没人帮你判断。
推特用户发布2亿条信息，但我们每天最多只能阅读1000条。在YouTube，每天都有各种有趣的视频，但这淹没了你的眼睛，大量的信息你看不到。
《21世纪》：你想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陈士骏：我们一直想在这个领域做些什么，但问题在于，我们不知道切入点在哪里，直到今年，我们的想法还在不停变化。
去年12月，我们得知雅虎正计划出售或关闭网站Delicious(美味书签)，我觉得机会来了，Delicious是网络上最大的书签类网站，可以帮助用户用词语或者短语来标注在网络上的看到的不同链接，同时也让用户与朋友间分享这些“网络书签”。
《21世纪》：如何让Delicious已经丢失的用户重新回来？
陈士骏：把Delicious从雅虎里面剥离出来，重新设计这个产品。我们三个星期前才重新推出这个产品，现在主要做测试，很多企业给了我们很多反馈，我们能做的是改进这个产品直到用户满意。
《21世纪》：AVOS会不会一直做下去，做成你一生的事业，而不是卖掉？
陈士骏：YouTube就是想做一辈子的事业。但YouTube发展太快了，有的时候不是我们想要卖，那个时候真没其他选择，为了添置服务器，我的信用卡都刷爆了。出售前我们曾与其他厂商谈过，但比较的结果是，卖给谷歌是最好选择。
创新向中国迁移
《21世纪》：你如何看中国的创新环境？
陈士骏：我在创新工厂，看到了很多创业团队，在车库咖啡，看到了很多创业者。很新的一些科技创新，现在美国有什么新公司，这儿的人都知道，也很懂业务。在中国的科技行业有很多新创意，很多让人兴奋的产品。看到这些，我很兴奋。
我觉得北京的科技行业，创业氛围跟美国一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21世纪》：那又如何看中国的互联网业“抄袭硅谷”的现状？
陈士骏：总的来说，中国的公司在创新上有很多限制，但说中国只是copy硅谷的东西，这种评价是不公平的。所有的东西都来自抄袭、来自学习。YouTube也是学习、copy而来的。不同的是用新的方法，做其他公司做过的事情。
很多公司做同样的事情，但只有一家公司最成功。你要发现一个有需求的服务，并做得比别人更好，而不是比别人更早。当然，copy也得有新的东西。Facebook就是在myspace的基础有自己的创新，但Facebook更成功，因为更易用、服务更好。
如果我们没有创建YouTube，另外一家公司一定会创建一家类似的公司，因市场需要，需要通过互联网来观看这些视频，分享这些视频。没有推特(twitter)，一定会有其他公司做的同样的事情。中国市场没有新浪微博的话，也会有其他类似产品出来。我不觉得这是简单的copy，成功的公司满足了用户的需要。
《21世纪》：互联网创新为什么都是美国先有，中国后有？而不是逆向？
陈士骏：现在有的时候会反着来的，中国先有，美国才有。比如中国的手机游戏，都是中国先有的，不管基于苹果还是android平台开发，都是中国比较早。
出现什么样的产品与服务，环境很重要。YouTube为什么是2005年在美国出来，一是因为50%家庭有电脑，二是宽带的普及，三是因为flash技术被很多浏览器用，可以通过浏览器看视频。有这三个东西才有可能出现YouTube。
事实上，现在越来越多的创新产品、新公司来自欧洲、中国、日本，而不是美国硅谷。现在开一个新公司，也许只要一台电脑、一个工位，在哪里都可以。
《21世纪》：未来互联网行业创新有哪几个方向？
陈士骏：很难说，话题太大。但几个方向肯定有前途，一是社会化媒体，二是移动互联网，三是信息选择与加工。
《21世纪》：很多产品开始都很热门，后来销声匿迹了，如何能不失败？
陈士骏：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产品要非常好，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另外产品更新要很快。
现在不是微软(微博)时代，几年一个新版本，现在是一天一个新版本。把产品做得更好，版本更新，跟得上行业竞争，跟得上用户需求，才是更重要的。
《21世纪》：你将开始在中国投资，会如何选择项目？
陈士骏：投资看两个因素，一个是看潜在市场有多大，二是看团队能力。
视频行业的未来
《21世纪》：怎么看中国的视频行业与公司，比如优酷和土豆？
陈士骏：我知道这些公司，但没有比较。但这几个公司的内容不是网络产生的，是专业化制作，更接近HULU，我们的内容是草根的，由网民产生，任何人都可以产生内容，由用户评选最喜欢的内容，每个人都是媒体的消费者，又是内容的生产者。
《21世纪》：视频行业创新的空间在哪里？会出现什么新的东西？
陈士骏：我在YouTube、谷歌工作的时候，所有的创意都已经想了，只是很多没有实现，没有去行动。当时或者没有人，或者不够时间。比如在视频网站的现场直播还没有做，另外一个，网络视频能否在更多的终端上被看到，比如手机、电脑、平板电脑、电视，这块现在还做得不好。
我的意思是，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看到想看的内容。未来需要任何时候，任何设备上都可以看，自己选择时间，定义内容。
《21世纪》：版权是不是一个问题？
陈士骏：用别人的当然要付费，但这需要通过商业模式来解决。
《21世纪》：在海量内容中，如何找到需要的内容？
陈士骏：十年前在美国电视只有5个频道，全国性报纸也只有那么几种，比如《纽约时报》。现在可以看世界上所有的报纸，所有的视频。以前的问题是技术问题，不能看到太多信息；现在技术没问题，问题是信息太多，很难挑。
信息太多，就是没有信息。每天只有两到三个小时看互联网，但两到三个小时内，面对现在海量信息，你却什么也看不到。现在大多数是自己在挑，其实什么也挑不出来。
方式有几种，一种是RSS的方式，技术帮你解决；另外一种是推特方式，大家帮你选择；第三个方式，只看纽约时报，或者BBC，由专业的编辑帮你选。这些方式都没有完全解决问题，我想很多年后，通过互联网技术总能解决。
《21世纪》：现在随着微博等社会化媒体的出现，传播速度非常，另外网上有海量信息，媒体人应该如何重新明确自己的定位？
陈士骏：这是最好的时代。一个原创的音乐员，一个表演艺术家，因为可以通过社会媒体，接触到你的“观众”。
作为记者，由于信息不对称，以前需要去一个新闻发布会，现在可以从微博知道你所需要的信息。信息时代，信息太多，其实就是没有信息，专业记者的引导性是很重要的。
2022年11月17日 星期四
中國要求加拿大承認台灣是中國的領土 加拿大外交部提出五點理由反駁﹕
要求承認台灣屬於中國，加拿大答复令北京傻眼
中國要求加拿大承認台灣是中國的領土。加拿大外交部提出五點理由反駁﹕
（一）台灣並非加拿大所擁有之領土，所以加拿大沒有權利承認台灣主權歸屬於誰。如果是加拿大所擁有的北極圈諸小島與中國有爭議，加拿大才有權利承認其歸屬。這是從羅馬法以來的所有權法理。國際法當然也依此原則適用。
（二）沒有任何國際法理論使加拿大有「權利」承認、或有「義務」承認與它無任何關係的台灣的主權歸屬。中國要求加拿大做這種承認毫無道理。
（三）即使加拿大承認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份，實際上並無任何法律效果或意義。因為加拿大國民、飛機、船舶要進入台灣，拿北京政權所發簽證根本無效，還是要向台灣當局申請簽證。承認其對台灣實效統治，這等於是立刻又以具體行為否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
（四）加拿大若在國際條約中承認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依條約必須履行原理，加拿大勢必派兵攻佔台灣，負責把台灣交給中國以履行條約。這是多麼荒謬的一件事。
（五）台灣如果的確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則北京政權又何必要求各國承認。例如，海南島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中國本不必要求他國承認。反之，台灣若非中國領土，中國即使到處去要求他國承認，實際上也沒有國際法效果。如果台灣是有紛爭的領土，中國也應該去找與該領土有關的當事國交涉及承認才有國際法效果。強迫無關的第三國承認是毫無意義。
據說中國外交部收到這「五點答复」，啞口無言，自此不敢再要求加拿大承認台灣是中國的領土。
听党史专家司马璐揭秘中共（35）：地下工作
袁斌
地下工作属于中共的隐蔽战线，周恩来是它的创立者和领导者。
司马璐在延安时，曾在中共的特务培训机构枣园训练班受过训，专门学习过从事地下工作的技能（例如怎样利用社会关系，找到自己的安身处，作为立足点；怎样找一份公开合法的职业，掩护自己的工作；怎样与非共人士打交道，怎样利用中间份子、黄色工会、国民党和其他人；怎样在通信中用隐语；怎样去联系“自己人”时所用的暗号；怎样利用打麻将之类的形式开小组会；怎样利用舞厅之类的热闹场所交换情报；怎样利用敌人的公开机关，作为共产党的秘密据点；怎样随时随地迅速地改变自己的容貌和化装；怎样摆脱敌探的跟踪；怎样打击叛徒；怎样在被捕后应付敌人的审讯……等等）。后来在重庆时，司马璐又曾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直接从事过地下工作。
据司马璐介绍，抗战期间，中共的对日情报工作与国民党之间有较多的联系，都是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中共的对日情报系统，大致可分为五个地区：一是以潘汉年为中心的上海；二是以廖承志为中心的香港；三是许建国、刘仁、王世英为中心的华北；四是以朱明、金仲华、邵宗汉为代表的苏联情报中国部；五是东北情报部门，一部分由华北领导，一部分由东北抗日联军陈龙领导。
周恩来领导中共的地下工作，其总的战略布署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所以，一般的左翼活动，真正的共产党员多数在幕后策划指挥，被捕被杀多是外围的人物。牺牲个人保护组织和领导，当年有许多为理想而奋斗的共产党员，认为这种赤胆忠心奉献革命是应该的。
当时中共的地下工作都有什么特点？司马璐告诉我们，大致有以下四个要点：
第一，西瓜政策，外面一定要有保护色，里面是红色的，不要露锋芒：不要以左的面目出现。要有“三化”，一是职业化（要有一点专业知识），二是社会化（要广交朋友，而绝不能暴露自己，甚至要交反动派的朋友，遇到危险时，住到国民党要员的家里），三是合法化（比如男女同志以夫妻身份作掩护，不使外人怀疑）。
第二，敌人的机构要打进去，把敌人的干部拉出来。秘密派人参加国民党、三青团、青年军。三教九流，
青帮红帮，哥老袍哥，黄色工会（即不属于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同乡会，同学会，凡是有群众的地方就要打进去，愈是敌人心脏的部分，愈要打进去。
第三，把敌人的据点变为中共的据点，利用敌人的公开交通线，掩护中共的秘密交通线，利用敌人合法的电台掩护中共非法的电台。在敌人后方开展经济斗争，如抢购银元，黄金，屯积生活必需品，利用共军控制区走私，包括向白区推销南泥湾特产（鸦片），以扩大财源。
第四，储备力量。同党与同党间避免直接往来；单线联系；必要时牺牲个人或外围保护组织；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与甲合作打击乙，同时又与乙合作打击甲。用反共的面目和组织消灭反共的力量。因此，为了培养一部分共产党员的“反共威信”，以便掌握反共机构的关键职位，牺牲一些小共产党员就不可避免。例如中共著名特务熊向晖在蒋介石的亲信胡宗南身边，利用反共面目，杀过不少共产党人，是一个很著名的故事。
中共的地下工作而且充满了残酷的“考验”。曾经的亲历者司马璐回忆说，“组织上对我们说：‘潜伏在党内的敌人，要比我们正面的敌人可怕到一千倍、一万倍，他们伪装积极与忠实，取得组织上的信任，实际上在从事反党的活动。搞地下组织工作最艰难了，有时表面上看来是一个忠实可靠的份子，结果却是一个敌人的奸细。一个愈像忠实可靠积极的同志，愈要当心他。’
‘当发现一个同志不可靠的时候，最好是能通过敌人的手把他干掉。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既可以为我们组织上除去隐忧，又可以增加我们的政治宣传数据。否则的话，只好我们自己动手了，不过，那总是不得已的。’
领导又说：‘一个经得起考验的同志，组织上是绝对信任他的。’
‘考验’，这中间包含了多少辛酸的故事，为了考验一个同志，组织上有时故意给你一些无理的打击，甚至布置好一个陷阱，如果你一不小心，就可能考验掉自己的性命。他们又一再强调，‘革命的策略没有直线的，总是迂回曲折的，没有规律的，全靠随机应变。为了革命，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