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晓：安源：政争与商战
发布时间:2012-05-08 09:22 作者:杨东晓
1922年，中共在安源路矿的经营活动，在经济上帮助了工人，也为自己筹集了大量资金，在政治上取得了罢工的胜利，重要的是，为中共此后历次工运提供了一个经济政治双丰收的样板。
1921年底，江西西部15万人口的安源小城里，先后来了几位湖南口音的年轻书生。他们从湘东过境而来，悄悄地住进了有着13000名矿工的安源路矿。早在1898年，德国人和日本人就在安源开矿。
这里有大量的产业工人，产业工人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以及产业工人比农民手中更为自由支配的现金，使这里成为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发动工运最早的落脚点之一。发动工运，既需要组织严密、纪律性强的人群，又需要有资金的支撑。
46年后的1967年10月，一幅描绘其中一位年轻人来到安源的油画，红遍大江南北，被印制了9亿张，这个印数，超过了1967年7.6亿的中国人口数量。
画面上这位名叫毛泽东的青年，身穿灰色长袍，右手执红色油纸伞沿着铁路走到了安源，一进小镇就脱去了长衫，悄悄地住进八方井44号一个工人聚居地，他甚至还下过总巷平矿井。
时值中共“一大”刚开过，毛泽东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湘区区委书记。这次，他到安源的任务，是来考察路矿工人所处的环境：“五四”对此地毫无影响，24座教堂和一个小诊所，在这里体现着基督教的痕迹。
办学不如办俱乐部
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处派到安源考察的几位年轻人中，除了手拿红色油纸伞的毛泽东外，还有一位著名人物，叫李隆郅。由于他的名字比划复杂，工人不容易记住，他就把名字改成了好写好记的“李立三”。李立三才21岁，出身破落地主家庭的他比毛泽东小6岁，刚勤工俭学从巴黎回国，身上带着翻砂工的精壮和朴实。
毛泽东和李立三考察的结果是，安源井下工人一天收入两毛三，扣除工头所得，一天才挣一毛多钱。工头还通过多报人数的方法增加自己的收入，而多报人数所增加的工作量，就必须由实际下井的矿工来承担。因此，工人每天井下操作14个小时，一个月才五六块钱收入。工头一个月却能得六七百块。
于是，他们决定在这里办工人补习学校，启发工人联合起来反抗压迫。
学师范的毛泽东为了推广他的观念，见到工人就走上前去，告诉人家不要信天命。他和李立三还想给工人送去知识和文化，给工人子弟办免费学校，这一举措受到工人欢迎。
为了接近工人并得到工人支持，李立三主持成立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此时，中共在各地组织工会，都采用“俱乐部”这个外来词做工会的名称。（《中共萍乡地方史》）
李立三提出了工人俱乐部的口号“联络感情、交换知识”，却没有得到工人的青睐，他们的感情可以在小酒馆里联络，用不着去俱乐部。
1922年7月，“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成立，李立三任经理。这次，他写了14个朴素实在的字“创办消费合作社，可以买到便宜货”。
中共领导的第一个工人股份制企业开张了。社员只有30人，最初的集资不到百元。
说它是第一个工人股份制企业，是因为它由工人和补习学校共同凑钱得来。有的工人只有铜板，就出铜板，还有些出得起光洋的，就出光洋。另外，每人须交会费1个铜板。
一位长圆大脸浓眉大眼的年轻人被湖南省委派到安源工人俱乐部任经济股股长和消费合作社总经理，他叫毛泽民，是毛泽东的大弟，比毛泽东小3岁。
毛泽民的生意经是，重新募股以扩大资本，不仅增加新股东，还要给股东更大的经济实惠，让矿工既能分红又能买到比安源1500多家商店都便宜的商品。没想到工人得到了实惠的同时，周边商家也来抢购便宜货，坐等时机高价出手。毛泽民又不能就此关门，于是想出了一个给工人家庭发放“购物证”的办法，这应该是中共历史上最早的“凭票供应”了。有了购物证，刹住了抢购风潮，还令对手压货蚀本。俱乐部的经营站稳了脚，工人也得到不少实惠。毛泽民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合作社的意义与利益已深深地印在工人们的脑筋中了。”（马祥林《红色账簿1921-1927》）
三个年轻人
毛泽民最简单初级的股份制，让工人感受到了在经济上应得的最基本的权利，此时，俱乐部主任李立三还在补习学校当老师，他给工人们讲的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
路矿当局也发现了这种变化，副矿长舒楚生到俱乐部来表示，要给俱乐部津贴经费。在工人看来，这就是当局心虚了，同时也让工人们对俱乐部更加信任，认为俱乐部就是代表工人说话的。
俱乐部主任李立三果然站出来替工人说话了：偿清拖欠工资，否则就罢工。矿方认为价码太高不能答应，李立三就把这个答复广为扩散，在工人中引起强烈不满。
为了支持这次罢工，中共湘区党委派来了毛泽东，以及上海劳动组合书记处的刘少奇。刘少奇这一年24岁，是一位家庭出身良好，在莫斯科学习过马列主义的瘦高个子。三人一同敲定了俱乐部领导罢工计划和实施细则。复工条件从偿清欠款等3项，变成了既有经济要求，又有权利要求的17项。然后，毛回湘区党委汇报，刘留在安源协助李立三。
工人齐心是罢工胜利的基础，但在俱乐部登记的700多工人，人数还不到矿山工人总数的十分之一。李立三出面找到安源洪帮首领，请他在罢工期间关闭大烟馆、赌场，保证不发生抢劫事件。在洪帮看来，李立三也是手下几百名弟兄的大佬，生意做得又好，能看得起他，请他相助，他自然是答应的。
由俱乐部出资印刷了李立三的《罢工宣言》，张贴在安源的繁华街巷，揭示矿工生活之艰难，以取得市民的同情，说明罢工是因为被压迫，并无他人唆使。具体条件如补发所欠工资、罢工期间工资照发、矿难遇难者由矿方买“天字号”棺木入殓，给家属发三年抚恤，下井工提高50%收入，日工资不足四角者须增加一角等。公布出来复工17项条款，是为了让大家评评理。到底是工人要求高了，还是资方太苛刻。
宣言还要求将俱乐部改为工会，矿方出资1万元建工会办公场所，每月给工会拨200元活动经费，开除工人要经工会同意。
这份宣言还同时递给了管辖安源的萍乡县署及赣西镇守使，以及路矿当局，他们如果想调商的话，派出正式代表与刘少奇接洽。
罢工获胜
1922年9月14日凌晨2时，罢工开始。这一天的长沙《大公报》上，刊出了《安源工人向汉冶萍公司发出的罢工通电》，通电说，“萍矿工人每日工资少者仅二百文，无法生活，只好停工。”（《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史料》）
为了保证罢工期间矿工的生活不受影响，俱乐部事先准备好经费和日用物资，包括俱乐部经营所得的资金、俱乐部库存和各地工人捐款。不取得胜利，决不能复工，否则会前功尽弃。但是罢工也不能拖得太长，太长了资金和物资储备就不够了。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会计股经济状况报告表二》中，“罢工期间费用”一栏，记着“洋一百二十六元，又钱一串二百六十文”。（《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史料》）
事实上，首先挺不住的是路矿当局，没人挖煤了，汉冶萍总公司下属的炼焦厂和钢铁厂都受到影响，在总公司的压力下，路矿当局找到商会做中间人，要求俱乐部先复工再谈判。刘少奇的回复是“恐万不能解决”。
不得已，路矿当局亲自出面给李立三下了请帖，当面谈判。几轮磋商后，由刘少奇代表俱乐部与路矿当局达成13项协议，除多项经济赔付外，还承认了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利，以及其涉及工人权利的内容。罢工在第5天取得胜利。
政治红利和经济红利
罢工胜利后经济收益猛增，每月矿局要给俱乐部1000元津贴，路局给100元津贴，工会会费480元，合计每月收入1580元。工人的劳动安全和经济收入也有了保障，工人子弟小学免费为他们培养孩子，小学老师月薪30元，比长沙和南昌同业的收入还高。
政治红利更是巨大：罢工前只有700多人的俱乐部，罢工胜利后有1万多工人加入，每人拿一天工资做入部费，共收入部费1700元。工人入部后还须按月交一定数额的常月费，俱乐部每月可收常月费400元。1922年底所发夹薪，一半归工人，一半做俱乐部活动经费，留做活动经费的共有2.5万元。（《中共萍乡地方史》）
1922年11月，合作社决定扩股，俱乐部拨款1.08万元为合作社基金，其余在部员中招股，每个部员至少认购一股，多购不限，每股洋五角，共筹股金7800多元，两项加起来1.8万元。（《中共萍乡地方史》）
合作社经理易礼容发行了10000元合作社货币，以合作社的商品做担保，13000多名俱乐部会员和家属都乐意使用这种货币，而不再使用矿主此前发行的“矿票”，因为矿票的实际价值是银元的70%，商家还要从中赚一把。
在路矿当局看来，“萍矿之命脉，已操俱乐部之手”；在工人看来，加入俱乐部成了身份的象征。工人纠察队维护矿区秩序，军警不得干涉，工人成立了裁判委员会，实行司法独立，进行社会主义的各种实验，把安源搞成了“小莫斯科”。
安源的罢工经验很快就有了示范效应，开滦工人也通过罢工达到提高工资的目的，每月提高10元，达到37元的收入；湖南常宁水口山铅锌矿也成立了工人俱乐部，罢工取得增加工资和分红的收获。
在水口山罢工运动中，安源工人俱乐部送去了500元罢工经费，这个数字是安源大罢工费用的4倍。开滦工人罢工时，安源工人俱乐部送去了109元。另支援京汉路死伤工人680元，借给下陆工会200元。（《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史研究文汇》）
从消费开始的安源工人俱乐部，在成立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依靠13000名路矿工人最基本的经济和政治要求，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政治威信，这种从俱乐部开始，进而领导的工运模式，后来成为中共各地发展工运的范示。
来源: 《看历史》2012年5月刊 | 责任编辑：程仕才
索马里沿岸是最繁忙的航线必经之地；也是海盗猖獗的最危险海域。获取来往商船的物资和赎金，似乎是极端贫困的索马里人唯一可靠的致富途径。尽管面临愈演愈烈的联合打击，越来越多的索马里人却选择铤而走险。对于他们来说，不盗即贫。编辑/徐松、费天
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常年战乱使索马里成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尽管拥有绵长的海岸线丰富的渔业资源，但渔民的小型渔船无法与来自欧洲与东亚的远洋捕鱼船抗衡。索马里人似乎找不到经济上的依托。图为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几名渔民扛着捕获的鲨鱼。REUTERS/Feisal Omar
20世纪90年代初，一些拥有武器的武装分子和拥有船只的渔民将眼光投向来往于海岸线的船只。最开始，他们的初衷是与外国捕鱼船争夺资源；后来，行动范围扩大到向包括货轮与油轮的来往商船“收税”。他们不称自己为海盗，而更倾向于“海上救世主”这个称号。图为索马里霍比奥，手持武装的海盗站在他们的舢板旁。Jehad Nga/The New Yor
海盗团伙“中央区域海岸保卫队”的首领Abdul Hassan。
两名手持步枪的海盗登船持枪威胁
过去五六年间，索马里海盗的总人数一直在100人以下；目前，这一数字已上升到1100到1200人。海盗的装备也得到了更新，已不再使用绳索、大刀和长矛等传统手段，快艇、重型武器和现全球定位系统等高科技手段在劫持活动中得到了充分的应用。图为几名海盗手持步枪和火箭筒，乘坐高速快艇准备劫持过往货轮。
2008年是索马里海盗最活跃的一年。2008年9月25日，几名索马里海盗劫持了乌克兰籍货船芬娜号。图为他们通过软绳爬上货轮，控制了船只。他们们利用小舢板从陆地上向长达150米的“芬娜”号运送食物和水。甚至还将一些山羊运上船，以便在斋月结束后庆祝时直接在甲板上吃烧烤。AFP PHOTO/US NAVY
当海盗们登船后才知，自己刚刚劫持了一艘装载着33辆坦克的军火船。兴奋不已的海盗开出了2000万美金的赎金要求。图为2008年11月10日，芬娜号的船员在海盗的监视下晒太阳。Zalasky/afp
乌克兰方面与海盗的谈判持续了超过4个月，最终将赎金从2000万美金降至了350万美金。尽管如此，该笔赎金仍然创造了当时的赎金记录。图为2009年2月5日，芬娜号货轮的母公司通过飞机向被劫货轮投下了2个装着350万美金赎金降落伞包。
2009年1月10日，在被海盗劫持近两个月的沙特油轮天狼星号上，海盗取到300万美金赎金后在船舱内现场分赃
图为2009年2月15日，芬娜号货轮最终安全抵达目的地肯尼亚蒙巴萨。其装运的33辆坦克被卸下货轮。著名的“芬娜号”海盗劫持事件至此告一段落。AP Photo
一次成功的劫持，就意味着“一夜之间变富豪”，这对于索马里人来说就像梦幻一般具有诱惑力。而揣着大把钞票的海盗也立即拥有了较高的社会地位。图为索马里霍比奥，两名持枪的海盗走过街道。AFP PHOTO/ROBERTO SCHMIDT
通常，建造房屋和迎娶多个妻子是新富海盗们的首先“消费”，甚至有人还会在邻国肯尼亚购买房产。有报道称，索马里的“海盗业”炒热了肯尼亚的房产业。图为索马里Haradheere，一座海盗建造的建筑。这个曾经的小渔村，四处可见豪华越野车和气派建筑。 REUTERS/Stringe
一家专门供应海盗烟酒副食的商店
索马里加尔卡约，海盗的卡车队装载着快艇和物资补给前方的海盗部队
自2008年开始，多国增大了打击索马里海盗行动的力度。图为2010年4月20日，法国海军指挥补给舰“La Somme”号开启探照灯寻找海盗船只。经过一番追捕后，6名海盗被捕。 REUTERS/Handout
在2011年1月21日发生的韩国“三湖珠宝”号劫持事件中，韩国采取了较强硬的行动。韩国青海部队突击队登上“三湖珠宝”号解救船员，并生擒了5名索马里海盗。之后，5名海盗被押解回韩国接受审判。图为青海部队在“三湖珠宝”船上进行解救行动。South Korean Defense Ministry via Getty Images
2010年4月10日，美国海军两栖登陆舰亚什兰号在亚丁湾执行护航任务时，6名乘坐小划艇的海盗向其开火，亚什兰号予以还击并摧毁了海盗的小船，6名海盗被逮捕，另有1人身亡。图为着火的海盗划艇。Zalasky/U.S. Navy via Getty Images
2012年3月26日，一艘挂有香港标志的油轮在距离索马里海岸400海里的地方遭到袭击，欧盟海军舰船出动营救，拦截下一艘装有10名海盗的捕鲸船。图为海盗被捕瞬间。CFP
另一方面，国际社会试图通过提供物资和军事援助来帮助索马里实现和平稳定。然而粮食物资同样遭到海盗拦截，到不了真正需要的人手里。图为2009年4月23日，肯尼亚蒙巴萨，几名索马里海盗在法庭上接受审判。AFP PHOTO/Tony KARUMBA
国际制裁、生命危险，都是一名索马里海盗需要承担的风险。在今后的数年里，这种风险还会随着国际社会的打击力度越来越大。然而，对贫穷有着深刻体会的索马里海盗，仍会继续等待着满载物资的下一艘货船。AF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