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10-06作者： 徐澤榮
要點：中共內部之疑假問真派是生存至今的實脈。毛在蘇德戰爭困難時拒不支援，和斯大林結下梁子。劉少奇為毛緩頰，在毛赴重慶談判主持中共中央決策進軍滿洲，取得蘇援，為敗蔣奠基。故以大功為四野之父。毛出兵援朝抗美，始得斯之諒解⋯⋯
●劉少奇夫婦1963 年訪問印尼回國後拍的標準照。劉
1949 後地位很高，毛知道劉曾作出進軍滿洲接受
大量日、蘇軍火的戰略決策，為內戰立了大功。
本文出自作者正待出版新書《馬克思主義起步就錯了》（獄撰手稿原名《馬學知行原錯，1859—2009》）卷三。該書三十二萬字，四卷，三十二章，卷一為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說證非二十義，成功地否定了馬學奠基命題「勞動時數決定交換價值本數」（市場價格決定交換價值末數）。作者身為中共老營之後，在中共紅色江山中應說擁有原始股份，故而此書否定馬氏毛氏知行雙管，並無顛覆紅色江山之心，只有銳意改革中共政體之意。
百二十名疑假問真派是中共實脈
作者認為，縱觀中共七紀歷史，可知於該黨內部，表為針對「左」傾禍害，裡為針對馬學原錯（從效果上來看完全是這樣）的疑假問真派別，始終存在，且為人數可觀，立場堅定。他們對於馬學的態度和對策，乃是「抽象肯定，具體否定；長遠肯定，目前否定」。「四人幫」早就發現：老幹部＝民主派＝走資派，早就驚呼：走資派還在走！西方最具盛名的馬學研究權威戴維·麥克萊蘭就曾說過，無論從何種意義上看，中共所行革命都不符合馬學原旨。以陳紹禹、秦邦憲、毛澤東、周恩來、高崗、柯慶施、林彪、陳伯達、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謝富治、戚本禹、王力、關鋒、康生、鄧力群（注一）。等不同時期為首的貌似正統的附假斥真派別，應被視為「中共黨是外顯虛脈」；而以陳獨秀、張申府、瞿秋白、劉安恭、丁玲、王實味、李普、李富春、劉少奇、陳雲、鄧小平、薄一波、鄧子恢、杜潤生、胡風、王元化、卓炯、王琢、朱鎔基、沙文漢、王若望、李慎之、顧准、許良英、劉賓雁、謝雪紅、潘復生、鍾惦斐、錢三強、項南、范明、蔡鐵根、楊應森、彭荊風、白樺、戈揚、馮雪峰、劉紹棠、秦兆陽、劉文輝、馮國鏘、吳有恆、方方、馮白駒、古大存、孫冶方、張愷帆、彭德懷、黃克誠、周小舟、張聞天、周惠、李銳、鄧華、洪學智、萬毅、鍾偉、吳信泉、李雪三、楊獻珍、邵荃麟、陸定一、王稼祥、田家英、陳一諮、鄧拓、廖沫沙、蕭望東、高林、牛懷龍、蔡炳臣、陳少敏、張志新、周榮鑫、葉劍英、胡耀邦、習仲勳、趙紫陽、萬里、袁庚、胡福明、吳南生、谷牧、于光遠、于浩成、任仲夷、許家屯、莊世平、蘇紹智、鮑彤、欽本立、胡啟立、朱厚澤、方勵之、戴晴、胡績偉、羅啟征、徐勤先、何燕然、張明春、張愛萍、蕭克、葉飛、李聚奎、楊得志、陳再道、宋時輪、沈啟賢、江澤民、胡錦濤、溫家寶、趙宣三、姚監復、高瑜、李昌、謝韜、陳榆林、辛子陵、杜導正、田紀雲一百二十人（注二）為代表的疑假問真派別，應被視為「中共黨是內藏實脈」。無此百二下凡星宿的疑假問真及其追隨者的聲應行襄，就沒有救中國，就沒有退西夷；就沒有紓民困，就沒有止浩劫；就沒有開國門，就沒有換腦筋；就沒有臻小康，就沒有奔大同；就沒有中華民族瀕危進化優勢的仍有機會絕地反擊。儘管他們身上可能也有基於馬學所建制度造成的道德污點，而且並非全屬民主派，有的人還有可能因為別的問題被歷史問責。此一派別在思想上、組織上、路線上、策略上後毛制人，卒獲成功。
應奉劉少奇為中共正脈之祖
進入主題：即以武裝鬥爭時期貢獻而論，劉少奇的「臨門一腳」和彭德懷的「退夷雪恥」，其權重均應大於李立三的「飲馬長江」、陳紹禹的「雙拳打人」、張國燾的「南下天全」、毛澤東的「力保後場」。人們常對「四渡赤水」嘆為觀止，但是，作者認為，從軍事學角度看，紅二方面軍的「烏蒙山回旋戰」更為精彩。在作者眼中，劉少奇是三野、四野之父，彭德懷是一野之父，鄧小平是二野亞父，而彭氏還是一百萬志願軍的統帥。作為擺脫巨大受認危機的第一步，中共當局今後應當尊奉劉少奇、鄧小平二氏，尤其是劉少奇為本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正脈之祖。以下細陳「劉少奇武功大於毛澤東」的理由。
一九四一年中以後，因為深受蘇軍初戰即行喪師千萬——此為人類戰爭歷史絕無僅有敗績——的震懾，毛澤東跟風盛世才，開始對蘇心生離意。斯氏拍來五六通電報、派來一個代表，請求毛氏發兵蘇聯遠東，全換蘇式建制武器，充當蘇聯防日屏障，以便蘇方騰出二十個師的遠東紅軍西調抗德。毛氏竟然執拗不從。斯毛二氏從此結下梁子。中共部隊入滿之後，急欲利用日軍遺下的大批軍火、軍工、糧食、醫藥等等，但是毛氏此時（後來斯氏對其緩頰），何有臉面再向斯氏開口索要？他曾強充硬漢般地電告林彪等人：不要期待外部支持，只能依靠自力更生。（注三）此時——一九四五年——在他心目之中，爭奪晉綏重於爭奪東北，因為要是有了晉綏通道，如遇全面戰敗，中共殘餘力量方可經此撤往蘇蒙。順便指出，賀龍沒有完成打通晉綏通道的任務，（注四）就像他於一九三四年未能完成牢牢占領長江渡口的任務一樣。毛氏此後長期猜疑賀氏之心，料應由此二次軍事失敗而起。
毛氏曾經嘗試棄蘇聯美，以脫「兩頭不到岸」的苦況，（注五）但是終因赤根太深，不被美方接受，未能如願以償。蘇方當然不忘暗中懲罰中方。例如，斯氏曾借盛世才之手，殺害毛澤東之弟毛澤民（注六）——「你既不顧我的後方遠東，那我也不顧你的後方新疆」；又假造客輪失火，全烤（Barbecue）牆頭草之典範馮玉祥——迄今這是作者提出假說。斯氏可能懷疑馮氏赴美遊說，明裡為李宗仁競選總統造勢，暗裡為毛澤東配合謝和庚、王瑩夫婦與美掛鈎拉線。這是新仇；舊恨乃為：曾得二百卡車蘇援武器的馮氏，本身亦曾於一九二○年代先親蘇後叛蘇，斷送了蘇聯在中國苦心經營的成果。若馮不叛汪投蔣，武漢政府本可有力發動東征，蕩平南京政府。殺弟可以攝兄，殺馮可以儆毛。
●蘇軍擊敗關東軍後繳獲大量日軍重兵器（圖），
最後都落入中共之手。沒有蘇援哪有中共？
劉獨立戰略爭取蘇援功大於毛
在首次國共相爭的十年內戰時期（1927—1937），身為中國工運首要領袖的劉氏，一貫堅持反「左」，成為中共白區工作指導方針正確路線的代表；「正確」表現在「很少失敗」。在抗日戰爭時期（1937—1945）和二次內戰時期（1946—1949），劉氏由文轉武，同樣「很少失敗」。在抗戰時期，劉氏獨立於毛氏提出的「割據平原」和「結兵蘇魯」兩大戰略，經過成功實施，為二次內戰時期劉氏再次獨立於毛氏提出的「向北發展，向南防禦」和「揮兵入滿，先佔兩廂」兩大戰略的成功實施，奠定了未經精確預期的基礎。抗戰結束之後，並無毛氏負斯之錯的劉少奇、林彪向斯大林提出大量撥給蘇援餉械的請求，斯氏不看僧面，得看佛面；加上蔣氏此時又犯了與十八年前的「分共絕俄」後果——將餉械施主推給了自身死敵——相似的「倚美欺蘇」的錯誤，斯氏龍顏大怒，於是大筆一揮，將蘇軍於滿洲（應該還有朝鮮）繳獲的日軍武器（幾乎全部。四野張明遠回憶），於歐洲繳獲的德軍武器（應為部分。抗聯彭施魯回憶），於戰時租借的美制武器（應為部分），慷慨地（反正自己沒用錢買）撥給了中共東北、華北部隊，此外當然還有撥給它們出自蘇聯國庫的戰費，竟然高達九點零七億盧布，（注七）合四點八億美金。高於同期美國給予蔣氏的三億美金。
以前曾有不良宣傳部門，這樣鼓動蒙在鼓裡的國人仇恨蘇聯：「蘇修連我們賣給他們的蘋果，都要用網兜來量，漏不下的大的留下，漏得下的小的不要。真是欺負咱哪！」其實各國外貿，都得這樣篩選。「沒有斯大林就沒有新中國」，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毛澤東貪蘇之功，據為己有，以便黨人國人禮其如神；得此神格，這廝方敢興風作浪，陷百姓於水火，置忠良於死地。作孽啊作孽！由此可見，劉氏一九四五年秋冬之交，代毛主政一個半月之時的「能毛氏所不能，得獲蘇援餉械」，和一九四九年底年秘密訪蘇之時的「極力說服蘇共，應當對毛緩頰」，對於此後中方的中共掌權、毛氏踐祚、經濟恢復、邁向強國，起了左右結局作用。
經過長期調查和思考之後，作者認為：毛劉二人對於中共軍事鬥爭的重要貢獻的不同權重在於：若以足球比賽作比喻，毛氏的角色是固定中衛，作用是力保後場不失，劉氏的角色是遊動前鋒，作用是成就臨門一腳。由此來看，劉氏的權重怎能不大於毛氏？不要以為毛氏長期為正，就是貢獻最大；謀生或者謀國類似下棋，成敗之樞往往系於幾步。過去的黨史人物評價太過偏頗，可謂有眼不識泰山。劉氏遇難之際曾說：「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作者就是這樣一位人民代表，不過也許受到造化指點，他比其他此類人民代表看到更多，多得可能出乎劉氏後人、政友意外。歡迎各路歷史學家、軍事學家加入討論。
劉氏代行主政，揮兵入滿乃為四野之父
先岔一句。作者乃是四野之後。四野軍官講的是各地方言，南腔北調，但四野子女講得就比較整齊劃一了，像是一種北方方言。一直以來，四野子女多以為它是東北方言的變種。但至一九九九年六月，作者方才發現「咱錯了」：在一家小飯店與一萍水相逢的山東農村青年同桌吃飯，作者聽得對方講一口與四野子女一模一樣的話，便問他家鄉是哪兒，對方答曰：「山東沂蒙。」天啊，作者心想：「四野部隊士兵多是齊魯之人，我們講的原來是紅嫂他們講的普通話，多麼尋根，多麼浪漫！」耳邊不禁響起《沂蒙頌》主題曲「灶上鍋，飄肉香，我為親人熬雞湯。續一把蒙山柴爐紅火旺，添半瓢沂河水情深誼長。盼親人，早日養好傷，為人民求解放重返前方。」（歌詞作者稍有改動）四野遺族們，我們何不尊紅嫂為四野之母？
回到主題：有了四野之母，又可尊誰為四野之父呢？林彪可被尊為四野之酋，但不宜亦不可被尊為四野之父。「不宜」是因為他的政治品質不好，在廬山會議、七千人大會、八屆十一中全會上，以及在批判文藝黑線、開展文化革命之時，他都赤膊上陣，「保駕護航」，指鹿為馬，陷害忠良；「不可」是因為他在四野前身部隊大批入滿集結之時，自身仍在蘇聯。即使今後史料證明林彪並非「不宜」，「不可」仍能成立，「四野之酋」仍為桂冠。
直接促成四野得械成軍的，乃是劉少奇這位文武雙全的歷史偉人！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至十月十日這段代理中央主席這四十五天內（編按：時為毛赴重慶會談期間，劉代行中共中央領導之權），在蘇方心目之中未留陰影的劉氏，能毛澤東所不能，果斷作出了爭取東北，向滿北派兵十二萬的重大戰略決策，為四野東北成軍，接受大量蘇軍前此繳獲、租借的日式、德式、美式輕重武器，裝備八十萬眾（三野另計），進而與其他野戰軍相互配合奪取全國，奠定了直接基礎。根據「行百里，半九十」 的道理，人們可以爭辯，「揮兵入滿，接受蘇援」的最終致勝意義，遠遠大於秋收起義、井岡會師、瑞金割據、四渡赤水等的最終致勝意義，就像亦是劉氏主發號令所致的八路軍新四軍「結兵魯蘇，北據中原」的最終致勝意義，遠遠大於毛氏原先擬定的「南北呼應，分兵作戰」的最終致勝意義一樣。就連第一線指揮員呂正操的「平原作戰可行」的創新，也可使毛氏的「不越山區一步」的守舊思維相形見絀。本文下篇將會解釋「農村包圍城市」的無奈成因。劉氏首先指示依托「結兵魯蘇，北據中原」而存的山東分局調兵入滿，而山東恰恰是四野之母紅嫂的故鄉。
蘇援餉械對中共奪權的決定作用
與毛氏不同的是，劉氏有過一段留蘇經歷，且有一個蘇聯男孫，蘇方對劉氏顯然遠較對毛氏信任。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俄方隆重舉行紀念劉氏誕辰一百一十周年大會。（注八）毛氏就得不到俄方這種禮遇，更重要的，就得不到俄方這種承認。毛氏於文革之中稱劉氏為「中國的赫魯曉夫」，頗為耐人尋味。由此人們可以爭辯，中共革命戰爭於抗戰結束守得雲開見月明之後，再走的關鍵幾步， 即等於「半九十的最後十里」，是由劉氏走出來的，毛氏於其時也，事實上已全然失去了可向斯氏求援的勢能。 現在是到了將毛氏蒙在這一劉氏大功之上的蓋布扯去的時候了！作者曾經想過，如果沒有劉氏的上述關鍵作用，也許自己如今只是外蒙牧民一個，朝夕以牛羊為伴，以淚水洗面。承認蘇援餉械對於中共武裝奪取全國政權的「左右結局作用」（Decisive role），應為中共黨史軍史科研之上，迄今為止最大的實事求是。「決定性作用」，語勢不夠強。
西班牙共產黨雖亦得過大量蘇援餉械但卻終獲失敗一事，可以反襯中共罕有之能。越共、老共亦曾得過大量華援餉械，卒獲成功。越老兩黨若是否認華援餉械對其成功起了左右結局作用，中共心頭會起什麼滋味？
再岔一句。親愛的四野遺族們，親愛的兄弟姐妹們，如果你們同意以上的見解，承認以上的事實，就請你們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捐出款項和勞務——張茵似應帶頭，在虎門岸邊山上興建一座退夷雪恥紀念碑。碑文必然要提到志願軍十三兵團及其下屬各軍，以及它們的母軍——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包括它的數萬返國朝籍官兵，必然要解釋劉氏因何應被尊為四野之父，紅嫂因何應被尊為四野之母。出於相似的理由，三野遺族們亦然應尊劉氏為三野之父，此為後話。兩大野戰軍之父啊！單獨立碑紀念四野恐怕不行哦！
回到主題。如此這般，劉氏作為中國復興偉大戰爭功臣的形象，就會像浮雕一般顯現在人們眼前。彭德懷乃為一野之父，鄧小平乃為二野亞父，葉劍英乃為抗逆（草地）滅逆（京城）之帥。新辨中共黨是內藏實脈的軍事偉功偉績，豈讓毛氏半分！
斯大林因革命勝利而原諒毛
讀者當中必然有人不滿上述排序、辨脈，作者歡迎他們提出不同意見。如果讀者提出：「那麼斯大林最後為什麼還是沒有拋棄毛澤東？」對於這一問題，作者作出如下回答：毛氏「力排眾議」決定出兵朝鮮之舉，以及後來能夠逼和美軍二事，令斯氏原諒了毛氏。據一外國作者說，斯氏與與生俱來的一種性情乃是：鄙視一切類型的軟弱，而尊敬（甚至是崇敬）強者——包括那些敢於反抗他的人。（注九）
附帶指出：其一，中國出兵朝鮮決策階段，毛澤東先派周恩來、林彪前往莫斯科，通知斯大林：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不出兵，後又另發電報通知斯大林，作為最終拍板者，他決定出兵，一言九鼎。此一意外之舉，令周氏、林氏陷入極其難堪之境——他們似乎成了與毛氏對立的主和派、軟骨頭！毛氏其實乃為借此暗示斯氏：一九四一年中方拒絕出兵衛蘇的決定，也是少數服從多數的結果；此次有變：作為少數的本人，如今（像二十三年後的張鐵生那樣）奮起反潮流了！
其二，不錯，一九四九年底斯毛二氏於蘇京克宮首次見面之時，斯氏可能對毛氏說了「勝利者是不受譴責的」的話，但是作者認為，此話應作如下解「以前我確曾抱怨過你，但後來是我全力支持中共奪取政權的。既然如此，我們別再相互埋怨了！」故爾，斯氏此時所說的「勝利者」，應是指他本人或是雙方！讀者要是翻看朱仲麗所寫自傳體小說《彩霞伴我》（長春：北方婦女兒童出版社，一九八九）當中記載：斯氏說的不是「勝利者是不受譴責的」，而是「中國革命的勝利就是最好的回答」，就會相信作者以上詮釋所言非虛。
美國外交學會主席理·哈斯說得對：所有戰爭都打了三次：（１） 應否開戰的政治鬥爭；（２） 實實在在的戰爭本身；以及（３）因對戰果和經驗的不同理解而起的劇烈爭鳴。（注十）吾生也晚，既無參加前述退夷雪恥的「實實在在的戰爭」本身，也無參加戰前發生的關於應否開戰的政治鬥爭，但吾卻發起了一次戰後解讀的「爭鳴」。端賴這個第三次戰爭中的「一個人發起的戰鬥」，以劉少奇、彭德懷、葉劍英、鄧小平等為代表的這支中共黨是內藏實脈的軍事效度，方能浮出水面！如果沒有作者，這些偉人的蓋世戰功，十有八九會是永遠蒙塵。
作者認為，國共兩黨先後結盟蘇聯以求蘇援餉械平天下、驅外寇，均受制於「外在的必然性」（馬派哲學術語），與今之時民主派、法輪功、臺灣島、藏疆獨行為無異，屬於事理不得不然。然而，首先乃為炎黃子孫其次才為共產黨人的中共領袖，當他們發現他們「內在的目的性」（馬派哲學術語）——西力東漸之下奮起救國救民走向現代——漸與上述外在的必然性發生不可調和的嚴重衝突之後，就應義無反顧地、按部就班地以內在的目的性的目標價值取代外在的必然性的目標價值，同時肯定外在的必然性的歷史工具價值。目標需用工具加以實現，沒有工具目標實現不了；為何不選其他工具呢？選過，但是「先生」總是不救「學生」啊！今天有沒根本改變？
注釋：
一、此處排出之名僅為該派著名頭目。
二、排名乃以吐疑糾錯發飈年份為序。改革開放之後，言路網開一面，人名可予從略。名單個人擬就，未免會有爭議，還望得出公論，今後再予訂正。
三、楊奎松《中共與莫斯科的關係，1920--1960》（香港：海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7），525--526頁。
四、許福蘆《第一野戰軍征戰紀實》（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0），66頁。*該書披露，1945年 11月22日中共中央電報表述綏遠戰役的目的如下：
二、排名乃以吐疑糾錯發飈年份為序。改革開放之後，言路網開一面，人名可予從略。名單個人擬就，未免會有爭議，還望得出公論，今後再予訂正。
三、楊奎松《中共與莫斯科的關係，1920--1960》（香港：海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7），525--526頁。
四、許福蘆《第一野戰軍征戰紀實》（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0），66頁。*該書披露，1945年 11月22日中共中央電報表述綏遠戰役的目的如下：
蘇聯由於條件限制，必須保證蔣介石接收滿洲各大城市，我爭取東北大城市暫時無望。因此，熱河、察哈爾、綏遠對我之全國戰略意義更增加其重要性。必須求得控制綏遠全省，才能使我有較鞏固的後方，保障張家口側翼，並建立將來必要時進入新疆之通道（如果東北不能建立鞏固的戰略基地，新疆或許還有這種可能）。因此，綏遠戰役實關係我在目前以及將來整個時期的全國大局。
許氏隨後寫道：「綏遠戰役失利，中共未能控制綏遠全省。雖然如此，但此後全國的軍事形勢卻穩步朝著有利於中共的方向發展，中共不再做奪取綏遠、西撤走廊、遠舉新疆建立戰略基地之想。上述電報應被視為西北戰略防禦階段最後一次戰爭部署。」
許氏隨後寫道：「綏遠戰役失利，中共未能控制綏遠全省。雖然如此，但此後全國的軍事形勢卻穩步朝著有利於中共的方向發展，中共不再做奪取綏遠、西撤走廊、遠舉新疆建立戰略基地之想。上述電報應被視為西北戰略防禦階段最後一次戰爭部署。」
五、張容、孔繁敬禮《你們對日內瓦會議作出了應有的貢獻——周恩來和王炳南》，俞輝等主編《領袖交往實錄系列：周恩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
六、蘇新關係破裂之後，原駐哈密蘇聯紅軍一旅撤回本國途中曾於烏市停留甚久，從事拆運蘇聯援新工業設備，全然不理咫尺之隔的中共被捕人員死活，極為反常。五十年後，中共元老黃火青不忘於其回憶錄中問道：難道拆運工業設備還比營救友黨成員重要？盛世才曾經這樣耐人尋味地質問蘇聯駐烏總領事：「毛澤東可以殺我弟弟，本人咋不可殺他弟弟？」毛澤民於其自白書中承認：「暗殺盛世麒旅長的命令並非來自延安，而是來自莫斯科。」 還說他被捕之前曾經多次托病要求離新赴蘇，以策安全，但卻不得蘇方批准。見黃火青《新疆工作的回憶》，載於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第33期（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A. Whiting，Sinkiang: Pawn or Pivot（East Lansing：Michigan States University Press, 1958），pp.244, 289，290. Whiting此書對於中蘇關係、中共黨史研究至為重要，可惜迄今未被翻成中文。
七、張鐵建《中國共產黨何以必勝》，《文匯讀書周刊》2011年3月8日。
八、張光政《俄中友協紀念劉少奇誕辰110周年》，《人民日報》2008年12月25日。
九、約·盧卡奇《身為邱吉爾的重要性》，《參考消息》2011年1月4日。
十、理·哈斯《必須的戰爭和選擇的戰爭——對伊拉克戰爭的研究》，見《參考消息》2009年7月8日轉載自《美國紐約時報書評周刊》書評《實體戰爭還沒結束》。
六、蘇新關係破裂之後，原駐哈密蘇聯紅軍一旅撤回本國途中曾於烏市停留甚久，從事拆運蘇聯援新工業設備，全然不理咫尺之隔的中共被捕人員死活，極為反常。五十年後，中共元老黃火青不忘於其回憶錄中問道：難道拆運工業設備還比營救友黨成員重要？盛世才曾經這樣耐人尋味地質問蘇聯駐烏總領事：「毛澤東可以殺我弟弟，本人咋不可殺他弟弟？」毛澤民於其自白書中承認：「暗殺盛世麒旅長的命令並非來自延安，而是來自莫斯科。」 還說他被捕之前曾經多次托病要求離新赴蘇，以策安全，但卻不得蘇方批准。見黃火青《新疆工作的回憶》，載於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資料》第33期（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A. Whiting，Sinkiang: Pawn or Pivot（East Lansing：Michigan States University Press, 1958），pp.244, 289，290. Whiting此書對於中蘇關係、中共黨史研究至為重要，可惜迄今未被翻成中文。
七、張鐵建《中國共產黨何以必勝》，《文匯讀書周刊》2011年3月8日。
八、張光政《俄中友協紀念劉少奇誕辰110周年》，《人民日報》2008年12月25日。
九、約·盧卡奇《身為邱吉爾的重要性》，《參考消息》2011年1月4日。
十、理·哈斯《必須的戰爭和選擇的戰爭——對伊拉克戰爭的研究》，見《參考消息》2009年7月8日轉載自《美國紐約時報書評周刊》書評《實體戰爭還沒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