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子军队——欧洲反法西斯城市游击战（1）

在整个法国战役中，自由法兰西军(即内地军)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他们在布列塔尼战斗中表现特别积极，而在前线的每个部分，我们都得到了他们各种各样的帮助。如果没有他们的巨大支援，法国的解放以及敌人在西欧的失败，将会延缓很长时间，而我们的损失也会更大。

——艾森豪威尔

抢占舆论高地
虽 然早在古希腊城邦时代，欧洲就迸发出游击战的萌芽，但当地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游击战，却“昙花一现”，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惊鸿一瞥”。究其原因，主要 由于城市游击战的兴衰，与一国的政治气候、文化传统、发展水平、自然环境、城市化进程，乃至所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比如，二战时的巴尔干半岛，虽曾爆发规 模空前的游击战，仅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就达80万之众，但其根据地却位于广大的农村、山区，城市游击战只是从属和服务于前者，这显然与巴尔干民族 富有山地游击战传统，以及当地经济发展和城市化速度相对滞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巴尔干民族是天生的山地游击战专家，图为一战中居高临下，凭险抗敌的塞尔维亚军队

上 世纪40年代的南斯拉夫，是欧洲城市化水平最低、文盲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德寇入侵后，铁托原打算在城市组织大规模游击战，但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这一 设想根本行不通。南共中央遂于1941年5月，确定了依靠农民的斗争路线，铁托的司令部也从贝尔格莱德迁到西部山区。在4年抗战中，农村成为南斯拉夫游击 战的主要基地，“农民养育和掩护了游击队，并把自己的子弟献给革命”。直到战争快结束时，游击队才开始进军大城市。

南斯拉夫游击队是地道的工农子弟兵

而 同时期西欧发达国家的反法西斯抵抗组织，则多以城市为主战场。以法国为例，其城市化率在1931年已达51.2%，仅首都巴黎就聚集了全国人口的20%， 城市工业产值占到GDP的56%，与之相对应，7成以上法国抵抗组织成员生活、战斗在城市里。城市游击战在欧洲不同地区呈现出的巨大差异，由此可见一斑。

描绘法国抵抗组织的画作

与 许多人想象中不一样，开展城市游击战，首要工作并非武装斗争，而是通过动员、争取民众，建立各阶层广泛参与的统一战线。在华沙，犹太抵抗组织“赫鲁兹”不 仅和外埠同胞保持秘密联系，还设法与波兰地下党和流亡政府中的犹太人代表、巴勒斯坦和美国的兄弟团体，以及设在苏格兰、土耳其的犹太人情报站互通信息。在 罗马尼亚，当希特勒扶植的安东内斯库独裁政权建立后，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立即于1940年9月10日刊发了题为《我们的观点》的小册子，向人民群众揭露法 西斯的反动本质。保加利亚工人党(编注：保加利亚共产党的前身)也出版宣传册，呼吁民众投身“一切热爱自由的国家所进行的反法西斯的共同斗争”，该党领袖 季米托洛提出的“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思想，更是得到广泛传播。

大批德意侵略军“陷在”了南斯拉夫

而 在法国，仅1940年，法共中央机关报《人道报》就秘密出版了78期，每期发行14万份以上，这一数字到1942年增至30万份，固定读者群达200万 人。此外，法共还印发了18种、近百万份传单和14万本宣传册。但是，发行地下报刊风险极大，不仅要求编辑部人员精干、在夜间工作，编辑和发行地点也需要 经常更换。比如《法国战斗者报》，就是由两名女游击队员承担所有印刷任务，她们每天都躲在修道院里秘密工作。有时，抵抗组织还会“借用”印刷厂的设备，这 也很冒险，因为德国人可能会发现宣传品与某些合法刊物的字体、版型类似，从而顺藤摸瓜找到印刷地点。

每一份反法西斯宣传品的印制与传播，都需要无数游击队员付出巨大的时间、精力，乃至鲜血和生命
据 历史学家统计，在抵抗组织的热情感召下，法国抵抗运动至少争取到20万积极分子和30万“实际参与者”(编注：即外围群众)，如果算上帮助他们的“从 犯”，则不下200万之众，相当于法国成年人口的10%。可想而知，纳粹德国和维希伪政权对这些宣传品多么“深恶痛绝”，仅1943年，法国南部就有45 万余份地下报纸被没收。而整个占领期间，法国地下报刊工作者被捕、被流放和被处决者多达1600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