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友群
中共元帅陈毅曾说：“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相信陶勇会自杀。”中共大将粟裕说，他一生最大的憾事，就是没能在有生之年，把陶勇被害的真相查出来。陈毅和粟裕都曾是陶勇的老上级。
陶勇“投井自杀”
1967年1月21日，时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海军副司令员、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中将，被认为“投井自杀”，地点在上海市东海舰队第四招待所后花园的水井里。
这天上午，陶勇与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一起谈论营救被打倒的原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之事。中午，陶勇还和廖政国一起吃饭、喝茅台酒。当天下午，却发生了“陶勇自杀”事件。
据当时第四招待所所长回忆：他走到一口浇花的水井边，朝里一看，大吃一惊。“有人跳井啦！”他这么一喊，周围的人急忙跑过来。只见井里面一个人低着头，一顶军帽漂在水面上。有人俯下身子，用力一拉，原来是陶勇司令员。他们立即将陶勇抬进105房间，海军411医院的抢救组也闻讯赶来，虽然采取了各种措施，包括开胸急救，但是，全都无济于事。
一个曾经在战场上摸爬滚打几十年、身上7处被子弹击中都没有死的中共中将，一个曾经在浩瀚的大海上指挥作战的中共海军高级军官，最后，竟然在一口小水井里被淹死了！
据现场参与抢救的人员回忆：陶勇后脑部有一个大血肿，像是先用硬物击伤的，可能是先打昏，死后扔到井里的。制造陶勇自杀的现场，没有三五人一起行动，是完不成的。因为这口井直径仅半米多，刚容得下一个人；水也不深，人站在里边挺直身子没不到顶，水面到地面不到一米，就是自杀，跳进去，也淹不死。
现场参与抢救的一个工作人员说，他曾连续两次向东海舰队政委刘浩天报告：“陶司令抢救无效，已经死亡，请政委到现场看一看。”刘浩天没有一点点震惊的感觉，说，死了就死了，请示上面之后再说。在抢救陶勇的全过程中，刘浩天和那位平时表面上显的“最尊重”陶勇司令员的高志荣副司令员，一直没有露面。
陶勇的遗体遭到批斗
当时，陶勇胸部切口的地方还没有缝合好，东海舰队体工队、文工团、护校的造反派四五十人，便冲进第四招待所大院，高呼：“打倒大叛徒陶勇！陶勇罪大恶极！”陶勇穿的棉衣血迹很多，右肩棉衣被井水湿透了，招待所管理处的沈处长拿了一件新棉衣给陶勇的遗体换上，被造反派看到后，立即抓住他在大院里游斗，强迫他敲着一个面盆，边走边喊：“我是陶勇的小爬虫。”造反派还将陶勇的遗体拖到草坪上，将早已准备好的大牌子挂上，高帽子戴上，一手拿酒瓶，一手拿稻草。帽子上写着“罪大恶极陶勇”；牌子上写着“打倒大叛徒陶勇”。他们还用墨汁在陶勇脸画上一个大大的“×”字，摆好姿势后，不停的拍照，有人还向陶勇吐痰，用脚踢……。
事发不到2小时，东海舰队政委刘浩天就宣布：“陶勇一贯争强好胜。这几天，他害怕自己卷到苏（振华）、罗（瑞卿）圈子里去，所以，才走了这条绝路。我看他是畏罪自杀，抗拒运动，是叛徒行为。”紧接着，由刘浩天审定的《陶勇自杀的经过和初步分析》的急件发到北京，送到海军政委李作鹏手上。事发不到4小时，李作鹏就以海军党委的名义发出通报称：“叛徒陶勇，畏罪自杀。”
陶勇的妻子被迫跳楼身亡
陶勇死后三天，他的家反复被查抄，连天花板都被揭去，他的妻子朱岚被抓去审讯，多次遭到殴打。1967年1月24日晚上，一辆卡车拉来满满一车造反派，气势汹汹闯进陶勇家，把睡梦中的孩子从床上拖起来。客厅里乱哄哄的挤满了人，正中放着一张茶几。然后，几个彪形大汉把朱岚押进来，将她扭上茶几，喝令她跪下。朱岚已经整整3天粒米未进，加上极度悲伤和愤怒，身体十分虚弱，神志也有些恍惚。但是，她一听到这话，立即勃然大怒：“我没有罪，为什么要跪？要跪的是你们，杀人的刽子手。”造反派恼羞成怒，扑上去，对她又是一顿拳打脚踢。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曾派人来劝朱岚，要她尽快离开上海这块是非地，搬到南京住，却被她谢绝。朱岚对来人说：“不把陶勇的问题搞清楚，我不离开上海。”此后，朱岚到处写信、寄信、告状，替夫申冤，招致的却是更大的打击。1967年8月的一天，朱岚突然被抓捕，并被秘密关押起来。专案组夜以继日地轮番对她围斗、拷打，逼她承认是“日本特务”，要她交代陶勇的“通日罪行”，其中包括苏中“借道”之事。朱岚被打得遍体鳞伤，肋骨折断。1967年10月，朱岚被折磨得精神失常，从关押她的楼上跳楼身亡。
陶勇“被自杀”的两个原因
近因是他在文革的权力斗争中站错队，并一再保护被冲击和打倒的上海头号“走资派”陈丕显。
文革中，中共军队高层的斗争非常激烈，且分为不同的派别，左派最吃香，陶勇却站到了中右派一边，多次在高层军事会议上“炮轰”左派。1966年底，中共元帅叶剑英打电话给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要他转告陶勇，“海军的风要变”，要陶勇提高警惕。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专程到上海，看望患胃病的陶勇，规劝他说：“海军的事你不要管了，到南京去养病吧。”陶勇坚持说：“我要在这里顶着，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
1967年年初，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上海造反派开始夺权运动。1月4日，夺了《文汇报》的权，5日，夺了《解放日报》的权。6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等借用全市造反组织的名义，召开了“打倒市委大会”，批斗了市委陈丕显等市委、市府领导人。当时，陈丕显想找一个地方开市委常委会都找不到，就向陶勇借地方，陶勇立即把东海舰队司令部礼堂借给了他。这件事很快被汇报到中央，陶受到严厉批评。中央军委来电称，“军队不能成为地方走资派的庇护所。”
有一天，陈丕显被造反派抓走并关押。陶勇闻讯后，立即驱车前去寻找，冲进造反派占领的市委大院，找毛泽东在上海的代理人张春桥要人，结果没有找到张。回司令部后，陶勇挂电话给东海舰队机场负责人龚云池说：“老陈被抓起来了。你给我准备几个房间，我要把他弄出来，然后送到你们那儿去，你给保护起来。”就在临死的当天，陶勇跟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说：“我有一个计划。我要亲自带一个警卫排，悄悄冲到关老陈的地方，把他背了就走，然后秘密保护起来……”
毛泽东发动文革，在中央打倒了国家主席刘少奇、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在地方，也要打倒一批刘、邓的代理人。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被认为是刘、邓在上海的代理人。毛希望上海的造反派带头，夺市委市政府的权，然后，在全国开展夺权运动。陶勇要保护毛想打倒的上海头号“走资派”，他可能有好果子吃吗？
不久，中共交通部长彭德清，因被造反派揪斗，跑到东海舰队躲避。彭当过27军军长、华东军区海军副司令员、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兼福建基地司令员，是陶勇的老战友。陶勇得知后，表态说：“你就在这儿，哪都别去。”这件事很快也被捅到上边，导致陶勇被冲击，彭德清被抓走。
据一篇回忆陶勇“革命生涯”的文章《“拚命三郎”陶勇手下的“孤胆英雄”》记载，抗日战争时期，身在新四军的陶勇，在江苏中部通海地区驻扎。有一次，为进攻国民党军队，曾“借道”日本人占据的地盘。陶勇派警卫排长毛俊雄给日本人写信，要求“借道”；日本人乐于坐山观虎斗，欣然同意。于是，陶勇借日本人之力，迂回到国民党军队的侧翼，一举击溃之。有人认为，陶勇这一“借道”之举，为他在文革中被打成“叛徒”埋下祸根。
文革结束后，中共对外宣传说，陶勇是被林彪一伙害死的。但是，1971年9月13日林彪在蒙古离奇死亡后，中共成立了一系列专案组，审查与林彪有关的人。对陶勇之死负有直接领导责任的时任东海舰队政委刘浩天，却能安然无恙度过审查；另一个重要责任人、被认为是林彪“死党”的时任海军政委李作鹏，在被审讯时，居然也能避开陶勇之死。
一种解释认为：当初，陶勇向日本人“借道”打中国人，不是他个人的决定，而是中共更高层的决定。但是，中共更高层没人愿意替他承担责任，只好让他背黑锅。
结语：
陶勇之死突显中共政治斗争的残酷、野蛮与邪恶。从陶勇死前的言行判断，他肯定不是“自杀”而是“他杀”。
中共在抗日战争时，不仅消极抗日，而且与侵华日军勾结，打国民党军。这是中共夺权政权后极力掩盖的事实。曾奉中共之命与侵华日军联系的中共高级特工潘汉年，被中共抓捕、判刑、最后死在劳改农场。曾经奉命向日本人“借道”打中国人的陶勇，最后也因此被打成“叛徒”，不明不白丧命，中共高层无一人出面替他澄清。
替中共卖命几十年，最后到底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这是陶勇的悲剧，也是今天替中共卖命者的前车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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