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伯罗奔尼撒战争Peloponnesian Wa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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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罗奔尼撒战争形势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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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战方 | |||||||||
| 提洛同盟 雅典领导 | 伯罗奔尼撒联盟 斯巴达领导 | ||||||||
| 指挥官与领导者 | |||||||||
| 伯利克里 克里昂 尼西亚斯 阿尔西比亚德斯 德摩斯梯尼 | 阿希达穆斯二世 布拉希达斯 吕山德 阿尔西比亚德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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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之间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从前431年一直持续到前404年，期间双方曾几度停战，最终斯巴达获得胜利。
这场战争结束了希腊的民主时代，强烈地改变了希腊的国家。几乎所有希腊的城邦参加了这场战争，其战场几乎涉及了整个当时希腊世界。在现代研究中也有人称这场战争为“古代世界大战”。
这场战争不但对古代希腊而且对历史学本身有重要的意义，其本身也是第一次被科学地、历史学地记录下来的史实：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事件，该纪录到前411年冬中止。修昔底德分析了这场战争的原因和背景，他的分析对欧洲的历史学具有先驱作用。修昔底德之后，色诺芬在他的《希腊史》中延续了修昔底德的工作，记录了前411年后的事件。
值得注意的是古希腊人并不称这场战争为伯罗奔尼撒战争，这个名称是后来的人取的。修昔底德本人称之为“伯罗奔尼撒人与雅典人之间的战争”：
战争原因[编辑]
战前的情况[编辑]
提洛同盟是希波战争中由希腊的自由城市自愿成立的一个同盟。希波战争50年后，这个同盟已经退化，成为雅典保持和加强其在爱琴海的霸权的权力和强制工具。此外，雅典建立了一垛“长墙”，城墙将雅典与其海港比雷埃夫斯连在一起，使得这条对雅典来说俨如“生命之路”的地区不受陆上敌人的威胁。
斯巴达领导下的伯罗奔尼撒联盟，是提洛同盟的霸权的几乎唯一的对抗者。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冲突早在前460年就开始了。触发的事件是米加腊退出伯罗奔尼撒联盟，投靠雅典。这场冲突从前460年一直持续到前446年，被称为是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一般被看作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前奏。前446年，双方打了个平手，米加腊又回到了伯罗奔尼撒联盟。在签署和平条约时，双方觉得彼此力量均衡，故决定互相尊重对方的联盟，在冲突情况下由一个裁判来决定谁对谁错。“中立”的城市国家被排除在这和平条约之外，这后来被证明是一个大错。前430年代，在希腊世界的边缘，一根导火线被点燃，其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最后引导了战争的爆发。
军事力量的比较[编辑]
双方的军事力量按其地理环境而各有优势。雅典领导的同盟主要由爱琴海中的岛屿和滨海城市组成，因此它们的强处在于海战。雅典作为最大的海上霸权，主要依靠它的海军和同盟。雅典的海军最主要优势的是它的三列桨座战船和爱琴海的地理。三列桨战舰是轻型战舰，实际上不能在深海中远航。假如天气变坏，它们必须立刻寻找避风港。最好的避风港是沙滩，但是爱琴海边上沙滩很少，大多数海岸是岩石和海礁，适当的避风港往往是港口城市，因此对于希腊的海军来说，同盟的港口是非常重要的。对雅典来说，提洛同盟对它的贸易和作战同样重要。
斯巴达的联盟主要由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希腊中心地区的城市组成（科林斯是一个例外），它们是陆地国家，长处在于它们的方阵兵。
雅典还有一个间接的强处：通过它的贸易的收入它比斯巴达的经济力量强一些。
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区别[编辑]
雅典此时正处于其文化的顶峰，其政治结构是雅典式民主社会（与今天的民主社会不同，当时的雅典只允许有财产的男性公民有公民权，穷人、女性和奴隶没有公民权）。斯巴达的政治形式是一个混合政体。外交上斯巴达传统比较喜欢寡头政治。两个联盟的同盟者在政治形式上也有这个区别。两派之间的意识形式上的区别对双方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斯巴达战胜后立刻在雅典引入了寡头政治。
战争开启的火种[编辑]
战争起因的关键在于与斯巴达联盟的科林斯。科林斯与斯巴达联盟，同时它也试图在两个联盟之外保持它对科林斯海湾的霸权控制。约前436年在埃比达姆诺斯（今都拉斯）爆发了一场内战。“民主”派向科林斯求救，而贵族派则向科林斯过去的殖民地克基拉求救。这样这场内战就扩展为科林斯和克基拉之间争夺对爱奥尼亚海的统治权的外战了。科林斯一开始战败后着手建立一支庞大的舰队，雅典开始觉得这已经威胁了它海上霸权的地位。因此雅典于前433年夏与克基拉签署了一个防御条约。由于克基拉本身拥有次于雅典后希腊的第二大舰队。因此科林斯认为这个防御条约违反了雅典与斯巴达间于前446年签署的和约。
同年由于另一个冲突，因此雅典的公民大会决定对米加腊采取禁贸政策。米加腊是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因，因此那次战争结束后它与雅典之间就处于非常紧张的情况。同时，米加腊也是伯罗奔尼撒联盟的成员，所以它与科林斯一起要求斯巴达行动。一般认为这次禁止贸易的决定是战争的直接原因，因为斯巴达受限于经济力量的弱势而不得不行动。当时的人也抱持着相同的看法，例如当时的希腊剧作家阿里斯托芬便认为雅典的领导人伯里克利想通过这场战争来分散雅典内部的政治困难：
第三个导火线是卡尔息底斯半岛上的波提得亚城。这座城市是提洛同盟的一员，但它与它的母城科林斯的关系也很好。当雅典要求它驱逐科林斯的官员和拆除它的护港城墙时，它拒绝了这些要求并退出了提洛同盟。但科林斯的帮助也未能防止提洛同盟在很短的时间中将它重新收归己有。
就如修昔底德已经认识到和强调过的那样，这些都只不过是战争表面上的导火线，而战争的实际起因是另一个。修昔底德认为战争的实际原因是斯巴达对雅典强盛起来的恐惧。因此他认为这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前432年夏对当时的形式不满的伯罗奔尼撒的联盟者要求斯巴达行动。在斯巴达，国王阿希达穆斯二世呼吁大家应该理智行动，但他的意见未被采纳。斯巴达认为雅典违背了前446年签署的时限为30年的和约，但是斯巴达与雅典的谈判未能达到任何结果：在雅典城中，菲迪亚斯特别抱持着与斯巴达开战的态度。
最后伯里克利决定冒险，他想强迫斯巴达承认提洛同盟的霸权；而斯巴达则怕它假如不行动的话它的同盟者会退出伯罗奔尼撒联盟，它不得不考虑它的同盟者的利益。这是战争的真正原因。
学术界对战争的罪魁的问题至今争议不休，可以确认的是，当时各国政治上不稳定，对外施行强力政策，以及过高的追求荣誉的意念造成了一种最终导致战争爆发的气氛。修昔底德是这样描写这个气氛的：
真正的作战从前431年开始，斯巴达的同盟者底比斯于此年进攻普拉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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