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察冀军区荣臻学校、北京军区（华北军区）八一学校家长及学生情况一揽

 八一学校家长和学生概况 [原创 2012-2-14 17:10:43]

晋察冀军区荣臻学校、北京军区（华北军区）八一学校家长及学生情况一揽
剑胆琴心
前 言
1947年3月1日，中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国共双方厮杀得难解难分，蒋介石把对解放区由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的时刻。在晋察冀边区阜平县穷山僻壤的一个小山村沟槽村，诞生了一座举世无双的小学——“荣臻小学”。这所以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名字命名的学校，是我军自己开办的第一所集中住宿的干部子弟学校。在此之前，在延安的中共中央直属机关曾办过类似的学校“延安保小”。而人民军队自己办子弟学校可数破天荒。
办学的初衷，从官样文章上讲是“适应战争的形势，把随军的妇女、儿童组织起来。”但直白来说，就是将我党我军干部的子女收拢保护起来，使他们能有一个安全健康的成长条件和环境。更长远的目标是“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输送人才”。 从建党开始，中国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哪一个不是把头栓在裤腰带上。为了崇高的信仰，他们可以放弃自己的一切。包括家小和儿女情长。共产党人的心就是铁打的？就没有七情六欲？当然不是！但是在白色恐怖血雨腥风的年代，在炮火连天辗转征战的岁月。没有条件，也不可能让革命前辈们去顾虑许多，留给他们对子女表示眷恋的唯一方式，几乎就是在就义和牺牲前写给子女的诀别信！战争年代，前辈们有了孩子，大多数就地托付给老乡，最好的情况是受到根据地群众的精心哺育，甚至舍生忘死的保护，例如八一学校以后的学生滕代远将军、杨成武将军的子女。但更多的孩子或者被敌人“斩草除根”，或者从此杳无音信。同为八一学校家长的毛泽东同志与贺子珍的孩子就是在长征途中忍痛留在了当地，此一别成为诀别。
抗日战争时期，不少晋察冀军区干部的妻子，怀抱着幼小的孩子，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坚持在对敌斗争的最前线。八一学校家长高存信将军夫人白竟凡是她们中的代表，大女儿1942年在冀中平原出生，产后第二天被日被鬼子堵在老乡家中，满屋扑鼻的血腥气吓得鬼子掩鼻而退。之后孩子曾被寄放在深山的农家，老乡家中无人，孩子脸上常常爬满苍蝇，山中野狼出没，时刻威胁着幼小的生命。母亲实在割舍不下，只好自己背着孩子行军打仗，在反“扫荡”的战斗中与敌人周旋。一个年轻的女战士，背着孩子在山岭沟壑攀爬，在平原的交通壕奔跑，在地道中隐蔽。枪子在身边和头顶划过，似懂事非懂事的孩子在妈妈的鼓励下紧紧搂着妈妈的脖子，小脸紧贴妈妈胸膛，勇敢的孩子早已不知什么是恐惧。
同样做为八一学校家长的前冀中军区9分区司令员魏洪亮将军的夫人肖哲就没有那样幸运，1944年冀中平原任丘县，日寇发现美军观察团杜伦上尉的行踪，
突然将冀中军区第9军分区机关所在的村庄包围，杜伦上尉和军分区领导紧急转入地道。鬼子在村里四处挖掘，寻找地道口。突然肖哲怀中的襁褓婴儿开始啼哭，英雄的母亲强忍着悲痛把孩子口鼻死死捂住。同志们安全脱险，孩子却为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短暂的生命。
“八一学校”家长余光文将军的妻儿则更加悲壮。将军的妻子张立，曾毕业于安徽合肥女子师范学校。1937年跋涉千里远赴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干事。1943年秋季反扫荡中不幸被日寇包围，同行的五位战士先后牺牲，马夫抱着将军的小女儿（后荣臻小学学生）冲出重围。张立怀抱未满周岁的儿子落入敌手，丧尽人性的日寇夺过孩子扔到滚开的大锅里，并用刺刀杀害了母亲。
“八一学校”另一位“八一学校”家长孟庆山将军的大女儿也是在1940年鬼子扫荡时，被亲属带着从冀中平原躲避到山区，藏在河北完县的山洞中，却仍然被紧紧追杀的鬼子搜出，摔死在山石上。这样的事例在晋察冀军区不胜枚举。 还有许多革命战士为保护革命的后代，不惜牺牲自己宝贵的生命。1943年河北阜平县坡山村，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遭到鬼子汉奸突袭。东北抗日联军赵尚志将军的弟弟赵尚武同志，背起剧社社长刘佳的小儿子（后取名刘思尚，荣臻小学学生）冲出村去。敌人的子弹击中了赵尚武，他为保护了战友的孩子、革命的后代，赵尚武烈士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这一一桩桩一件件哪一件不沉重地牵挂在军区领导的心上？
据说建立“荣臻小学”最早是由一件事导引出来，曾给白求恩医生做翻译的董越千同志（后任国务院外交部副部长）的大女儿董前（八一学校学生），抗日战争初期出生后，交给了一家农民。抗战胜利后，董越千被派往北平军调处工作，夫妇俩想把女儿接回身边。孩子在老乡家生活了近八年，不可能说领走孩子就领走。最后由组织出面，花二百块大洋、十麻袋粮食及布疋将孩子领回来。事后组织部门议论此事，类似情况在晋察冀军区不在少数，今后还会更普遍。根据地巩固了，条件允许了，应该有我们自己的子弟学校，才能解干部后顾之忧。战争年代，八路军实行“二五八团”的政策。是指干部结婚标准，要求年龄25岁以上、八年斗争历史、团级职务。三条齐备，缺一不可。如此严格的标准，导致了作战部队几乎清一色的和尚兵。抗日战争胜利后，该标准有所宽宥，沾上两条也可以批准结婚，此时众多营团干部开始成家，组织部门这一动议确实顺应了当时的形势发展。 方案提交军区党委，引起充分重视，很快于1947年2月8日作出办校决议。聂荣臻同志对此深表赞同，提出要变“藏子于民”为“育孩有校”。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的聂荣臻与张瑞华同志，进入中央苏区前在白区工作时，生下唯一的女儿聂力。出生后就托付给上海的一位地下党员，以后这位地下党员也离家出走，聂力小小年纪在旧上海孤苦伶仃，吃尽了苦头。十几年后（1946年）刚刚由组织秘密从敌占区送到父母身边。在两万五千里长征、八年抗战驰骋疆场的将军夫妇，此时见到身体瘦弱、怯生生的、对生身父母没有丝毫印象，心中暗含的只是一丝幽怨的女儿。难以想象他们的心情多么复杂。不能让自己的悲剧在部下们身上重演！聂荣臻同志掷地有声地指示：“不办就别办，要办就办好。”政治部主任罗瑞卿亲自召开会议布置，司政后机关分头落实。战争年代我军的办事效率还是非常高的。
刚开学时“荣臻小学”设有小学部和幼稚园，计有工作人员24名，小学生32名，幼稚生18名。以后陆续有新学生入学，晋察冀军区机关、部队、晋察冀边区政府、中共中央直属机关，附近军政单位纷纷将子女往学校送。新生入学统一由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开具介绍信。聂荣臻的女儿聂力是 “荣臻小学”第一届小学毕业生，同期毕业的还有周扬的女儿周密。第二届小学毕业生中殷子烈的父亲是保定著名的留日博士、医学教授殷锡彭（55年共和国将军），抗日战争初期义无反顾地参加了八路军，自己两个成年的儿子也参加八路军，并捐躯沙场。日寇汉奸在家乡搜捕其家小，妻子带着年幼的殷子烈曾四处讨饭流浪。战火纷飞的年代，他做为岁数大一些的男孩子既是学生，又是教职工的重要帮手。当时为躲避敌机轰炸，他负责带两个岁数小的孩子。发生紧急情况疏散转移时，一手拉着大一些的是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另一只手抱着跑不动路的小不点，是任白戈的儿子任加因。这可不是在搞演习，更不是玩游戏。国民党的飞机把当时“荣臻小学”自己盖的礼堂和一部分校舍全都炸毁了。孩子们在河边玩耍时，敌机的子弹撒在河面，激起片片水花。对这些无知的天真儿童，老蒋还真敢下狠手。对革命后代斩草除根是日寇和国民党的一贯方针。刘伯承的女儿不就是在延安保育院里被特务残酷杀害了吗。1947年3月胡宗南进犯延安，刘太行从延安来到相对安全的晋察冀“荣臻小学”。任白戈当时是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夫人李柯，1936年参加左联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戏剧才女。不幸于1946年7月患盲肠癌去世，留下一男一女两个没娘的孩子，被“荣臻小学”收留。谁让这是我军第一所子弟小学呢。第三届小学毕业生阎笑武则是时任第一（西北）野战军参谋长阎揆要的女儿，同期的曾惠娟则是两广纵队曾生将军的妻妹。看来建校初期“荣臻小学”的学生也是来自“五湖四海”的。
建校初期，各级领导干部的夫人也都曾在“荣臻小学”工作和战斗过。最早有罗瑞卿的夫人郝治平、王宗槐将军夫人范景新、还有晋察冀军区宣传部部长张致祥的夫人、曾保堂将军夫人、严庆提将军夫人、陈褔初将军夫人等，其中很多都是带着自己年幼的子女来学校工作的。这也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建校初期，“把随军的妇女儿童组织起来”的初衷。
随着解放大军节节胜利的脚步，“荣臻小学”开入刚刚解放的北平。百废待兴的共和国开始了步履满跚的建设恢复过程。正式更名的“华北军区八一学校”， 也在华北军区各级领导呕心沥血地关怀下，在八一学校辛勤的教职员工努力下，在北京市政府、国家各级机关的全力支持下，迅速地择址、购地、筹集建材设施、大兴土木。以原清王朝礼亲王府，后为同仁堂乐松生花园的旧址为基础，一座现代化的新式学校很快落成。此时的“华北军区八一学校”在年轻的共和国首都可以说风声鹊起。与同期随解放大军迁入北京的其他寥寥几个子弟小学相比，建校早、规模大、条件好。在实行供给制的年代，据说唯有八一学校的学生是享受正排级供给标准。因此想要到“八一学校”入学的干部子女，突然成倍地增加。你想，各路解放大军，在新中国胜利后开赴祖国各地，有南下的、有西征的，有开赴祖国边疆的。大批干部年幼的孩子，带在身边是拖累。不用寄放到老乡家了，放到军队自己办的子弟学校，绝对是最佳选择。还有各路将领调入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机关上任的。子女也都需要妥善安排，反正是供给制，交给放心的子弟学校比啥都省事。
“荣臻小学”建校初期，是考虑解决晋察冀军区机关和部队子女的入学、入托问题。最初学生入学没有硬性标准，原则是领导干部和炊事员的子女一视同仁。同时也包括干部供养（随军）的弟妹、侄辈、孙辈。基本上是只要有随军的适龄子女都能全部满足。建校之初，绝对没有想到进城后，“荣臻小学”会迅速会变成全党、全军的子弟小学。虽然以后各单位开始陆续建设子弟小学，但终归还要有个过程。在生源迅速膨胀，而又无法全部满足的情况下，华北军区在五十年代初，曾明确了“八一学校”招生重点照顾对象。
第一、革命烈士子弟。陆续被送来的孩子中有如叶挺将军、左权将军、王若飞、马本斋，等一大批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牺牲的革命烈士的后代。也有在建国初期逝世的杨立三将军（总后勤部部长）、杨耕田（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省委书记）、边章武将军（第23兵团副司令员）等一大批革命烈士的后代。以后又有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一批革命烈士的后代。烈士子弟的名单里还包括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柯隶华的儿子，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的女儿。之后陆续英年早逝的干部的子女也一直做为优先入学的对象。
第二、边远军区的领导干部子女。比如新疆军区司令员王震将军的子女、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将军的子女、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员孔飞将军的子女等等。 第三、入朝作战的志愿军指挥员的子女。太多了，无法一一列举。
第四、出国的领导干部子女。比如王稼祥、伍修权、李一氓、耿飚、姬鹏飞、曾涌泉、许建国、徐以新等早期驻外使节。还有刘华清等一批出国进修的我军将领。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后代更成为“八一学校”生源中的一大亮点。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陈云、邓小平、彭真、董必武、李富春、习仲勋、张闻天、薄一波、刘澜涛、滕代远、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等人的子女亲属均有在八一学校上学。军队高级干部的子女更是趋之若鹜，包括彭德怀、贺龙、徐向前、叶剑英、粟裕、黄克诚、罗瑞卿、谭政、肖劲光、王树声、许光达等的子女亲属，更包括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的领导干部的子女，还有国务院各部委、北京市、地方省委的领导干部子女全往里挤。使得“八一学校”在华北军区内部招生的标准开始逐步抬高。
五十年代初期，规定为军区机关团以上干部子女可以入学。六十年代初改为军区机关二级部领导（师级）。军区所属各野战军、省军区都有了自己办的子弟学校，因此只照顾军一级机关领导的子女进入“八一学校”。
几乎每年都有从外地子弟小学转学来的新学生，其中或者父亲由省军区、野战军调入军区机关，或者父亲由师里提升到军的领导职务，再有就是原军区机关团级干部晋升为二级部领导。这些孩子原先在天津的“红光小学”、太原的“育英小学”、石家庄的“七一小学”等子弟学校入学。职务变动后，孩子有条件可以转入“八一学校”。于是乎，孩子进入“八一学校”似乎已经成为一种“福利待遇”，理所当然成为家长们争取的目标。
当然这些标准始终没有很严格地掌握。历年来有相当一部分营以下干部子女入学，当然要靠机遇。比如某个二级部今年部领导没有适龄子女入学，那参谋、干事、助理员的子女同样有机会占有一个入学名额。孩子只要进了“八一学校”，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