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王丹转述我新书的若干要点后，有些老友关注中国“暴力革命转型前景”的说法。其实，我不偏好暴力，而是预估局势发展的可能前景。不论喜欢还是厌恶，如果可能成为现实，就要正视和应对。现提供一篇16年前的旧文详析暴力演进的机制。
“坑灰漫洒天下乱，刘项成于不读书！”汉源事件与短期内其他突发事件一道，震动了海内外关心中国政局稳定的人的心。人们关注事态发展的同时，更关心这个事件对于中国政局稳定的意义。有评论家引古训“天下未乱蜀先乱”警告国人，中国已经大乱在即。但主流精英似乎对此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汉源事件不过是快速现代化进程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可以控制幷会随着发展而被消化。
我认为，虽然汉源事件不是天下已经大乱的前奏，但确实可以视为走向天下大乱的徵兆；而能否避免天下大乱要看国人如何解读汉源事件的意义以及如何采取措施避免大乱；在所有导致汉源事件继续演变为大乱的因素中，最重要的是统治者对于政治异端的镇压和精英对于民众不满情绪的冷漠和麻木；避免天下大乱的唯一途径是改革政治体制，建立公开公正的政治决策程序。
天下大乱机制之一：强秦暴亡的教训
理解汉源事件对于天下大乱的意义，应当首先找到天下大乱的过程和机制。
天下大乱幷不容易。无论是李闯王，还是毛泽东，都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还要加上天凑机缘的内忧外患，才能真正搞乱天下。即使如此，真正导致天下大乱的秘诀也不在造反者一方，而在于统治者的胡作非为。
在理解非民主政体的天下大乱的智慧中，中国古代的智慧最到位；这是早就从强秦暴亡中得出的政治教训。
强秦本是中华民族政治圈中边缘小酋，靠国家强制推行变法，建立高度集权专制政体，统一人民意志和行动，增强国力，从而最终统一中国。秦始皇由此坚信暴政是国家强大和稳定的充分条件。当儒生对他指出问题幷提出改进治国建议时，他认为天下本来大治，唯一问题是这些儒生的思想不认同秦政所发出的噪音；只要消灭这些噪音，天下就彻底太平了；而消灭噪音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消灭噪音的载体。于是，他借清理方士案件和马古坑儒杀了一千余名当时硕儒，幷在全国范围焚烧诗书，弃智绝学。
然而，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幷没有如愿维持稳定。他死后次年，陈胜吴广起义。他死后第三年，项羽在巨鹿打败秦军，幷坑杀投降秦卒20多万。他死后第四年，刘邦攻入咸阳，秦朝灭亡。汉初几代君主认真思考强秦二世而亡的教训，逐步建立一套容纳异议的政治体制，从而使得所有可能的政策选择都可以在体制内表达和竞争，以确保统治者执政不犯致命错误，或者可以及时纠正致命过失。其后，凡开明容纳异议竞争，王朝就得以延续；凡暴虐镇压异议，王朝就被颠覆灭亡。
1989年我在秦城监狱向审理我案件的预审员讲解焚书坑儒的教训，统治者以为杀掉讲理的反对者就可以维持天下太平；但因为问题不是讲理的制造出来的，杀掉讲理的只会使得问题更不能解决，从而还会有人来要解决问题；讲理的被杀被禁，下一次来找你的就是不讲理的；诚如后人讥讽秦始皇的诗曰：“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当不讲理的来时，统治者的后果会更惨；当年（公元前212年）秦始皇杀掉一千左右的讲理者，导致的政治后果是秦朝丧失自我调节机会，五年后（公元前207年）项羽坑杀20多万秦卒──几乎是一条儒生的命导致200秦卒丧命。
记得1989年时，陈希同在向人大做的报告中说，89民运有计划成功后杀5千万中共党员；这是欺骗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诬陷，因为胡耀邦和赵紫阳都是中共内部的改革派。然而，我对预审员预言，如果统治者坚持暴力镇压和平理性的改革诉求，那么下一步中国人会通过暴力解决问题，那时才是天下大乱，共产党人将真可能面临严厉的报应。
我解读暴秦两世而亡的教训是，第一，理性讨论的异端不会导致天下大乱，只会使问题和平解决；通过理性讨论，政策和政府乃至制度根据现实和民意和平调整和更换。
第二，天下大乱是只认实力、不讲道理的刘项所为。
第三，禁止和镇压理性讨论问题的思想异端就是通向天下大乱的必由之路，通过消灭理性异端，堵死和平解决问题的出路，使人们不相信理性和平方式，只迷信暴力是唯一解决方式；人们坚信天下不能通过讲理解决问题之际，就是刘项起事之时。最后，当刘项踏着殉道的讲理者尸骨来向统治者讨还公道时，统治者面对的后果会更惨！
因此，我妄改唐诗为“坑灰漫洒天下乱，刘项成于不读书。”以此作为怎样才能让中国天下大乱的的秘诀。这里，“坑灰”意味着镇压和平理性的异端，刘、项是天下大乱的推动者，不读书就是不相信理性。天下大乱的机制就是，镇压和平理性的异端，杜绝国人对和平理性解决问题的希望，不满民众只有对抗造反，然后天下走向大乱。
天下大乱的机制之二：现代化发展中的不稳定
历史表明，邓小平和江泽民不仅拒绝西方政治制度文明中的智慧，而且不相信或不懂中国古代专制政治智慧。与秦始皇相同，邓、江以为，政局是被讲理的异端思想弄乱的，因此，他们封杀异端政治发展空间；秦始皇不同，邓、江幷不纯粹迷信暴力，而是以为，只要发展经济，就可以继续镇压和禁止异端思想，维持稳定。然而，中国虽然维持发展，但却是畸形病态的发展，伴随着腐败、不公和道德沦丧。
天下大乱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暴秦后的大乱，是革命性大乱；只要统治者残酷盘剥压榨人民，使民众无法生活，就逼人民造反。
还有一种是和平演变逐渐演变成大乱。这种模式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有不少案例。在国家没有发展时，天下“太平”，政局也“稳定”。但快速发展导致人们思想和利益关系急剧变化，由于缺乏及时的政策、政府和制度调整，人们的不满积累而又不能理性和平实现愿望，开始发展到与政府对抗，随着问题深化和不满增加，对抗也升级和扩展，最后酿成天下大乱。
因此，快速现代化虽然不必然导致政局稳定，却可能是不稳定根源，因为现代化会产生许多社会管理和协调的问题。当然，现代化及其产生的问题也不一定必然导致天下大乱，关键是快速发展的社会能否及时成功地应对和化解问题。而能否及时妥当的应对又取决于社会能否提供空间给正常的理性批评和开发替代方案以及和平调整政策、政府和制度。如果执政者封杀这样的空间，问题和不满就会逐渐和平演变成天下大乱。
在和平演变天下大乱的模式机制中，类似于“焚书坑儒”的杜绝理性批判和寻求替代方案，也是天下大乱的必由之路。还是“坑灰漫洒天下乱，刘项成于不读书！”
经济学提供了一个有局限的视野审视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当发展是帕累托增长，即给社会多数人带来收益但不使其他人恶化时，发展有助于社会稳定。当发展是卡尔多增长，即导致多数人改善但一个不容忽视的少数恶化时，发展可能产生不稳定。前天津经济开发区主任、现剑桥大学中国经济中心主任张炜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一种增长格局（张炜增长），当发展使少数人改善但多数人恶化时，发展极可能造成不稳定。
社会学对发展与稳定的看法更複杂。美国有个着名的社会学研究课题是关于美军中升迁与满意的分析。研究发现，尽管海外驻军平均升迁比国内驻军快，但人心更不满，因为期望值和对升迁标准以及升迁机会分配有不同意见的可能来源更多。因此，即使多数从发展中得到好处，反而更可能导致不满和不稳定。
政治学有专门研究政治发展的分支，其中对于第三世界快速现代化的政治不稳定分析甚至导致“发展综合症”的概念的提出。
满清和民国覆亡中，我们都能发现这样的和平演变大乱机制在起作用；清末和民国期间中国的现代化速度都不差，而且甚至清末和民国政府还因应民意改革了政治制度，但终于因为不能提供足够的自我调整空间而最后导致天下大乱。
由上述分析可知，和平演变天下大乱的模式的关键是三个环节：第一，有发展，使得大乱不会马上发生；第二，不公正导致增长越来越与民众利益无关幷且导致日益严重的民众不满；第三，封杀所有和平寻求另外发展的可能空间，使得国人民众对和平理性解决问题没有信心，转而迷信暴力，从而使对抗性民变成为唯一的和必然的结局。
其中，关键仍然是镇压和平理性的异端，杜绝和平更换调整政策、执政者和制度的可能和民众对此期盼，由此天下更容易大乱。
中国的情形与汉源事件的政治意义
这也是目前中国的情形。2002年十六大前夕，有两份对时局评估的报告引起国人重视。胡鞍钢、王绍光和丁元竹三位先生指出中国已经出现严重发展问题幷可能危及政治稳定。他们其实希望新领导能采取适当措施解决或至少缓解问题给人民造成的痛苦。康晓光先生则认为，这些问题不会影响稳定，因为问题成因之一是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结成的铁三角同盟，而这个同盟可以镇压一切反抗和封杀一切替代性可能。
由这两份报告引发一批学者聚首哥伦比亚大学讨论中国的时局。研讨会上，专家们对于局势严峻、稳定前景和可能出路的看法严重分歧。我的一位老友以民意调查结果为证据说，中国不会出现大乱，因为陈胜吴广都在深圳打工发财呢。由于他是在中美两国最好学校受过训练幷且在美国前十名大学执教的终身教授，还是民调研究中国政治的最好专家，我不能轻易怀疑他的结论。
然而，就在去年，哥伦比亚大学邀请一位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长年追踪调查湖南农民抗议运动的学者介绍他的研究成果，其关于中国底层的图像与我的老友的结论恰恰相反。中国农民不仅在反抗、而且反抗已经道德化和组织化；基层政权已经是被组织起来的农民视作敌人；当高层不用兵时，基层政权只能勾结黑社会镇压农民；而农民的领袖是复员军人。农民领袖告诉他，陈胜吴广幷没有去深圳打工，只是在冷兵器时代”斩木难以为兵，揭竿不能为旗，”只好采取”对高层上访，在基层对抗”造反战略。这位学者的看法得到许多在基层工作的干部和调研的专家的支持。
现在，汉源事件，与其他事件一道，正在给当年的这场争论作结论，而这也就是汉源事件的政治意义。中国的病态发展确实导致许多问题幷且引起相当多数人民的不满，腐败、不公和道德沦丧成因于邓小平的改革思路，深化恶化于江泽民的执政，而他们对于理性异端的镇压和对于可能的替代力量和前景的封杀使得人们逐渐不相信和平解决问题可能，从而选择对抗斗争来争取解决，宣泄情绪和报复迫害。汉源事件表明，这种对抗性斗争的激烈程度正在急剧升级和规模正在迅速扩大，如果问题继续恶化、对抗继续发展，中国就会天下大乱。因此，我称汉源事件是走向天下大乱的徵兆。
当然，徵兆不一定成为现实。天下大乱其实幷不容易；关键是能否重视徵兆，从而采取适宜的措施，化解危机。正是在这一点上，我看到最大的导致危机的因素：统治者继续”焚书坑儒”，而精英对于民众日益增强的不满和反抗报以轻蔑、麻木和不以为然的态度。
如何解决问题，化解危机？康晓光先生提出以行政替代政治方式作为出路解决问题，即加强改善政府能力和作为、但回避政治自由化和民主化。这似乎与胡温拒绝西方民主、加强执政能力的说法相合。
胡温不像邓江，是看到问题而且看重问题的，他们想靠党和政府解决问题。但是，中国目前全部问题是政府造成的，不能解决问题也是各级政府在抵制和应付；靠党和政府改善自己来解决问题的措施，其实是企图靠问题解决问题；其实际后果是继续强化党和政府的权力，这是增加、深化和恶化问题。
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是依靠不满的民众监督、揭露、批判和改革党和政府。但这不能是无法治的群众运动，而应当改革通过政治体制，建立稳定可靠公开严谨的程序来实现。
腐败只有公开的言论和出版自由才能监督，只有独立的司法审判才能有效惩办，只有定期公开自由选举领导才能及时制止。机会与财富分配的不公只有在选票说话时才能得到有效的约束。道德沦丧只有在政府廉洁和独立的公民社会中才能被扭转。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早在1989年就看到，一党专制不能治理腐败，应当引进多党制才行。
邓江和胡温可以继续持有糊涂看法，是与他们在精英圈中没有遇到有效的挑战有关。中国目前的精英主流确实如康晓光先生所描绘的支持或默认威权政府对于理性异端的镇压，对于存在的问题和由此导致的民众的痛苦和不满，他们麻木冷漠和不屑一顾。世故的中国精英不是不知道”焚书坑儒”的历史教训，而是有几个看法妨碍他们认识问题的严重。
第一个看法是混淆了发展与不稳定的关系，以为发展就一定稳定。我前面已经讨论过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关于发展中的不稳定的理论。在某些情形中，发展不仅不支持稳定，而且就是不稳定的根源。
第二，他们认为，中国人现在能有基本温饱，不像当年的大乱天下的起义农民没饭吃，被迫造反。确实，对于来自毛泽东时代的人，吃饱饭就不会造反。然而，对于现代化和后现代时代的人，温饱不是唯一导致不满和对抗的原因。其实，即使在古代社会，造反者也不都是没饭吃；那些流民有些是有地不种，想要更多的机会。今天更是如此，共产党的宣传、交通通讯影视和外出打工经历以及各种困扰问题，使得原来安分的人们对于生活和命运有了新的期望和理解；对于自己的状况不再满意，甚至愤怒。相反，那些真正扶贫对象却还比较安定。
第三，他们认为，目前没有替代共产党的执政力量，因此共产党会继续执政。且不说，破局后的替代的执政力量既可以是中共内部的力量，也可以是中共分化出的力量。即使体制内外都没有替代力量，该破局的还是要破局，不过后果是天下大乱。就像即使没有医生，该生病还是要生病，无非是病重不治而亡。由于政治封杀使得中国不能存在和平理性的替代力量和方案，这才是导致天下大乱的最可靠方式。因为只要有理性批评讨论，就可以揭示问题，就可以发现替代方案；问题可以通过调整政策和改革制度解决，即使统治者拒绝，也可以通过和平更换政府实现新的得人心的方案。
不容乐观的前景
综上所述，搞乱天下不容易，但也不难。在目前情况下，使得中国马上大乱，就是按照毛泽东的方式，既不给人民温饱，又残酷镇压。但如果想要中国和平渐进走向大乱，就是按照邓小平的方式，快速发展经济，不顾社会正义，导致民众不满，再镇压异端，消灭和平开发替代性思想和力量的机会；然后再加上江泽民的方式，深化腐败、不公和道德沦丧，将发展由帕累托增长变为卡尔多增长，再变成张炜增长，同时继续封杀另外的和平选择空间，幷胡弄乃至镇压民众不满的表达，使得民众对和平理性解决问题不报希望，转而寻求对抗方式宣泄情绪和报复官员。至于是否最后和平演变成大乱局面，还要看胡温是继续邓江路线，还是开放空间给和平理性的异端，开发替代性方案和力量，以使中国能及时调整政策、政府和制度，缓解民愤，化解危机。
问题是，目前看不出胡温有视野、有决心和有行动，在正确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他们一方面不能有效纠正邓江两朝的问题，另一方面继续迷信暴力，强化镇压，控制局势。
中国主流精英最糊涂的看法，就是把中国执政者造成的最大罪恶和危险，即消灭一切替代方案可能、使得天下大乱成为唯一结局，作为天下不会大乱的理由和预防大乱的有效必要措施，从而支持执政者沿着和平演变渐进大乱的路子稳步恶化问题，加剧民众不满，镇压和封杀替代可能，使民众对和平理性不报希望，从而扩大和升级对抗，最终导致天下大乱。
拜伦诗曰：”冬天到了，难道春天还会远吗？”汉源事件则在扣问国人心智：坑灰正在漫洒，难道刘项能不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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