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大地本是礼义之邦，在中国农村，大多数人本着传统的天理人情，过着安分守己的日子，上下不相慕，贫富两相安。但是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共在湖南掀起残暴的“农民运动”，打破了原本平静安详的局面。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百年真相》节目。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回顾“湖南农民运动”。
根据中共党史，湖南农民运动，是中共带领湖南农民开展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革命斗争”，促进了全国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那么，这场运动到底好不好呢？当时，社会上出现了两种声音。反对者说，“糟得很！”但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赞成者说，“好得很！”直到今天，中共仍然称颂这场运动“动摇了帝国主义、官僚专制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基础，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毛泽东和中共的观点是否正确？能不能经得起客观事实的检验？在得出结论前，还是让我们回到当年的历史情境中，去追溯湖南农运的实际情形。
斗地主 煽动农村“流氓无产者”
在中国的传统乡村里，一般都有三种不同的社会成分。一种是地主，或者讲叫士绅；一种是忠厚老实的农民；再一个就是闲杂人等，如二流子、走卒贩夫之类。这最后一类人啊，大都游离在乡村结构的主体之外，他们不参加村社治理，还通常是最为人所不齿的人物。有学者把他们叫作为乡村中的“边缘力量”，中共则常称他们是“流氓无产者”。
一般情况下，这个力量没有发言的地位。但是，共产党盯上了他们，并利用他们掀起一场血雨腥风。1925年春天，湖南农村运动开始了。为打破传统乡村秩序，中共最常用的方法，是让几个经过培训的农运干部进入乡村，以“夜校”等方式把流氓无产者聚集起来，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曾发文吹嘘，根据毛泽东要求，夜校借识字煽动这些人对地主的仇恨。比如讲“手”、“脚”两个字，就说“人人都有手脚，可是农民的手脚一年到头不停地劳动，却缺衣少吃；地主有手不劳动，有脚还坐轿子，却吃大鱼大肉，穿绫罗绸缎。”很快，乡村痞子们就被中共派来的农运干部挑动起来，成了所谓的“革命先锋”。
这些“革命先锋”捆绑无辜的地主士绅游街，冲进他们家里打砸抢抄，占领房屋，剥夺他们的合法财产。到1926年底，湖南农村已经被搞得天翻地覆：一大批流氓无产者掌握农村大权，他们想干什么干什么，想斗谁斗谁，大地主、小地主、富农、富裕农民，不分等级都成了所谓的“阶级敌人”，在被打倒的行列。
流氓无产者甚至在乡村砸庙宇，烧、毁菩萨塑像。据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记录，1926年，“醴陵禁迷信、打菩萨之风颇盛行。北三区农民破了木菩萨煮肉吃。南区东富寺三十几个菩萨都给学生和农民共同烧掉了。”毛认为，这是“推翻神权，破除迷信，是各处都在进行中的革命运动”。
不仅如此，这群地痞流氓还以暴力加利诱，唆使越来越多的普通农民加入运动。到1927年1月，湖南全省农民协会的会员暴涨到二百多万人；5月，运动达到高峰。极端时，长沙城里也大开杀戒，从乡村到县城，上演了一幕幕极度血腥、混乱和疯狂的闹剧。
毛泽东：“痞子运动好得很”
在这样的形势下，社会舆论一片咒骂，批评“农运是流氓地痞运动”、“糟糕透了”。而毛泽东作为农民运动的领导人，被邀请回乡“指导一切”。
巡视中，农协会向毛汇报说有人被打死了，怎么办。毛说，“打死个把，还不算了。”这之后，被打死的人就更多了。毛巡视前，湖南农运领导人还尝试约束暴力，扣了些打死人的人。毛命令他们放人，并在考察报告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湖南农运领导人作了检讨，执行了毛的命令。
对于社会上的负面看法，毛泽东也在报告中反驳称，“痞子运动”“好得很！”他毫不避讳地说，“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他们现在在农会称王”，“为所欲为”，“动不动捉一个戴高帽子游乡”，“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看过后，“你必定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
毛泽东还格外欣赏一种凶器——梭镖，称这是“使一切土豪劣绅看了打颤的一种新起的‘东西’”。他要求湖南当局，把梭镖“确实普及于七十五县二千余万农民之中”。
当时，国民党内部发生宁汉分裂，中共与国民党左派汪精卫还是“革命盟友”。汪控制的国民革命军，百分之九十是湖南人。他们在前线与军阀作战，他们的家属却在后方受农会的迫害。
大纪元专栏作家袁斌曾撰文说，国民党元老谭延闿很同情共产党。即便如此，他的女婿因为是长沙大资本家之孙，同样受到农会勒索。谭延闿不得不发电报向共产党说情。
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是国民党左派将领唐生智的部下。1927年5月，何键在河南作战，长沙总工会却抄了他在长沙的家，并逮捕了他的父亲游街。何键知道后气极了，给湖南省政府打电报，大骂总工会捣乱后方。
毛泽东的战友柳直荀也在《马日事变的回忆》一文中写道，国民党军人熊震在卫戍长沙时，表现得很左，等他到辰州（今湖南怀化）时，听说他岳父被捉了游乡，勃然大怒，从此开始反工农运动。
最叫国民党震惊的，是农会杀害湖南大知识分子叶德辉。当时，叶德辉是湖南的名士，看不惯农会的暴民作风，在农会开会时送了一幅对联讥讽，说，“农运久长，稻梁菽麦黍稷，一班杂种；会场广大，马牛羊鸡豖犬，都是畜生。”
中国传统读书人有了名，闹点小脾气社会一般不以为忤，统治者也不敢随便杀他们。但1927年4月11日，他被中共判处死刑并公开处决，罪名是“封建余孽、豪绅领袖”。
马日事变
叶德辉被枪决后，形势急转直下。湖南绅界震动，纷纷投身国民党军队。
其实在当时，除了掀起暴力农民运动，中共还从其它方面下手，早已搅得社会上终日不得安宁。比如，他们鼓动工人运动，造成赤色恐怖。同时，国共两党还处于第一次合作时期，大量中共党员听从共产国际指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他们很快控制了国民党的众多要职，令国民政府出现几乎由苏共和中共全权把持的危险局面。
1927年4月，国民党右派蒋介石公开宣告与苏联和共产党断绝关系，同时发布通缉令，通缉中共关键人物。公开资料显示，5月，国民革命军开始镇压农工运动：当月中旬，临湘农民协会委员长李中和被杀；18日，常德近郊农协会委员长被处死；19日夜，益阳县工会、农协会被占领，农民自卫军及工人纠察队被缴械；20日，常德所有革命团体都被包围，工人纠察队作出抵抗，遭机枪扫射，八十多人丧生。
5月21日，驻长沙国民革命军独立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镇压工会、农会，捉捕工农领袖人物，开枪杀共产党人，史称“马日事变”。这些报复行为，正是毛泽东极端暴力思想引来的恶果。作家蔡咏梅在《湖南农民运动揭开中共血腥序幕》一文中提到，就连中共第一任党魁陈独秀，都在当年6月致电共产国际，承认湖南农民运动过激，才酿成马日事变。
7月14日晚，国民党左派汪精卫，主持召开了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政府会议，通过分共决议。17日，国民革命军武汉驻军，开始围剿共产党人和所谓“革命群众”。从1924年开始的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以中共的劣行而告终。
中共一手发动的农民运动，把昔日平静自足的农村一下变成了刀光剑影、血肉横飞的人间地狱。在不断上演的循环仇杀中，失去生命的，不仅是成千上万的地主士绅，人数更多的是大量无辜的农民。这样一场痞子暴民运动，到底是纯粹的破坏，还是毛泽东口中“好得很”的运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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