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岗村与改革开放
小村的发展反射改革开放的成败
文革虽然结束，地方上仍掀起另一波的政治运动，批斗清算和“四人帮”牵连的人事物。中共高层为了各自的权力和中国未来的走向，也处于激烈的斗争之中，一派坚持继续毛的阶级斗争和人民公社的路线，另一派希望放弃阶级斗争，以务实的方式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在尚未分出胜负之前，谁也不敢多做多说多想，整个社会定格在无序的失落与茫然中，但是处于最底层的人民已经被逼到生死存亡的边缘。
在快饿死的情况下，安徽小岗村的18位农民于1978年立下“生死状”，大意是为了能吃口饭活下去，大家违反国家的规定将村内土地分开承包，如果被抓被杀，家里的妻儿老小就让别人帮着养。村民为了活命而玩命的行为，开创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模式。1979年这18位农民的收入比上年增长了六倍。
小岗村的成绩和上述提及的绝密内参先后送到中南海，加上许多县市要求紧急调发粮食的报告，以及各地出现大字报，希望改变农村面貌的报告接连不断的送入北京，才使改革派胜出，因而才出现了所谓的“改革开放”。拥毛派即使落败，仍可在1982年通过的《宪法》中留下伏笔（在原法条中加上一句“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用以杜绝土地私有化的可能性。此举却在后来造成了难以解决的土地问题，以及因此导致的无数悲剧。
小岗村模式在1980年得到中共的肯定，却到了1982年宪法修正后，才开始在农村推广。这个被中共作为改革典范而大书特书的方式，其实就是租佃——农民承租他人的土地进行耕种，收成依约定数量交给地主，其余归农民自己所有。中共为其农村改革措施创造出一堆新名词，如“大包干”、“包产到户”、“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等等，说穿了其实主要就是将原本属于农民的权利与责任还给农民，让他们有权选择种植何种作物，交出定额后余下的庄稼，无论是留下作为粮食还是拿到集市交易，农民都有权自由处置。
这些本来就是古今中外社会中最普通、再正常不过的农业生产方式，但在当时的中国，农民却得签下“生死状”，还要发誓“瞒上不瞒下”，冒着被杀头的危险，才敢在一片理论上属于人民所有的土地上，进行在政府“计划外”的生产行为。
荒谬的还不只如此，这个计划外的行为如果没有做出成绩来，这些农民可能真的得挨整甚至被砍头了；即使做出点成绩，如果不够杰出，也不会被中共认可而允许其继续存在。庄稼的收成是农民辛苦努力的结果，却被中共窃为自己领导下的成就，还要百姓对它感恩戴德，真是岂有此理？！
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逐渐获得改善，中共又吹嘘是自己治理有方，殊不知，形势能往好的方向发展，不是因为中共做了什么，恰恰是因为它“不做”。所谓的“改革”，其实就是中共减少了对生产和经济的干涉；而所谓的“开放”，就是中共放松人民对外经贸和技术交流合作的限制。当中共不再折腾百姓时，凭着中国人的勤奋与智慧，自然会开创出一番新气象。若硬要找出中共有功之处，也许就在“放手”吧！
小岗村作为改革开放的典范，自然得到较多的关注和资源，它的变化可以提供人们作为观察的线索，去推测中国农村在发展状况较为良好的情况下，可能会呈现何种景象，遭遇多少挑战以及发生什么问题等等。
1998年是改革开放的20周年，党魁下乡巡视典范村，藉以标榜20年来的杰出成就，自然成为纪念活动中的一个重点。根据《小岗村“大包干”30年》披露，在时任党魁江泽民到访前，为了让小岗村看起来“富裕一些”，地方政府建了“大牌坊”、张家港资助铺设了水泥大道、省一级出资安装了自来水供应系统并开办了学校、凤阳县电信局免费安装了电话、家家户户都有企业和社会捐赠的彩电和小岗村专用车。
20年前小岗村率先起跑，经过20年的发展，村内依然没有水泥路（还不是柏油路）、没有电话、自来水和学校，村民家里没有彩色电视。作为典范的农村尚且如此，广大农村的景象也就可想而知了。当时喊的彻响的那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看来是不包括先起跑的农民吧？！
过了10年，又到了党魁下乡视察伟大政绩的时刻。胡锦涛在2008年到小岗村考察近年来此处大力发展的蘑菇种植，党媒对此的报导却只用一句“村民通过种植双孢菇增加了不少收入”轻轻带过，而没有就改革开放30年的光荣成就大肆炒作一番。这种反常的举动反倒引起观者的注意，梳理线索找出其中不能说的秘密。
原来种植菇类由于投入成本高，价格因市场需求不稳而大幅波动，已有不少农户弃种。但为了国家最高领导人视察时要好看一点，承包人只要每新建一座菇棚，即可申报财政补贴5000元。“申报几个棚，拿到补贴后，到时候实际上只种其中一小部分大棚，这样就可以赚很多钱。”一位村民说，“比如有五个棚，就有2万5000块的收入，到时候就只做三个棚。”这就是“村民通过种植双孢菇增加了不少收入”的真正原因。
时光又过去10年，2018年中共不再安排党魁到小岗村去视察了。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大会上，中共一反常态，不那么用力的自吹自擂了，只有低调地说，改革开放“取得成功”，中国人“忍饥挨饿、缺吃少穿”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1949到1978年的30年间，中共不花什么力气就让人民从昔日的富足陷于长期的赤贫；接着又蛮忙了40年，然后宣布人民不挨饿不受冻就算成功。
中共默默地将改革开放成功的标准调到温饱程度，若再去除其中夸大造假的成分，真实的情况恐怕是连温饱都成问题。从中共的前几任党魁统治时，其中央第一个发布的“一号文件”都是针对“三农”（农民、农村、农业）问题来看，中共完全清楚，这数十年来制造的问题与弊端，已经抵消、甚至大过所谓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利益。
脱贫尚未成功
2000年，贴近农民的乡级党官已经忍不住地说了大实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中共是从煽动农民造反起家的，深知农民一旦被逼到走投无路，揭竿而起时，也就是中共的灭亡之日。因此隔三差五的中共就会推出一些笼络农民的政策，例如降低原本的高征税、减少无偿征用农民修建公共工程、避免无偿征用农民的财物如房屋、牲畜、车船等等。这些措施只是将捆绑在农民身上的层层枷锁松开一点，无法真正根除问题，农民依旧贫困、农村保持落后。
中共自认为“大国崛起”之后，怎能允许大国内还有大批被国际公认的贫民存在？于是在2015年宣布开展所谓的“脱贫攻坚战”，计划在5年内消除全国所有的贫困人口、“迈入全面小康社会”。2021年2月，党魁高调宣布，农村贫困人口全部准时脱贫、取得“全面胜利”，并特别强调，在其领导下又创造了一个“人间奇迹”。此外他还宣布，自脱贫之日起，再设立五年的过渡期，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消息一出，各方反应一致：一是对中共的“数字脱贫”丝毫不感到意外；另外则是相信，这个脱贫胜利是连党魁本人也不相信，否则就不会宣布再过渡五年。所谓的“过渡期”，其实就是变相承认，中国依然存在着贫困人口。
在2020年5月，中共总理李克强就曾透露，中国有“六亿人每个月收入也就一千元”，也就是说，在中国14亿人中，至少有40％的人每天收入不足5美元。根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定义，人均GDP一万美元的国家，其国民每日生活费低于5.5美元，即属贫穷。依此标准，中国超过40％的人口生活在贫穷状态。然而实际情况可能更加严重。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已经逐渐下滑，从2019年底爆发瘟疫以来，经济更是受到重创；加上中共隐匿疫情遭到国际围堵、外资工厂纷纷撤离、国内灾难不断、南方洪灾泛滥持续数月……。在内外交困、瘟疫频传的情况下，中共还能“精准”脱贫，“主要有四大戏法”，一位体制内的官员揭露：“一、降低脱贫标准；二、数据造假；三、突击慰问；四、野蛮封嘴。”
扶贫、脱贫对中共官员和其同路人来说，绝对是门好生意。层层官员都可以从补助款中分一杯羹；基层干部只需拿着脱贫表格，让贫困户签字按手印，说是上面要求的任务，有些人害怕福利被取消，只好照办，这里就成功脱贫了。有些地方政府把任务交给流氓地痞，给他们一点好处，让去威胁恐吓、逼迫贫困户签字，多少人也就这么脱贫了。
“被脱贫”的人比当贫困户时的生活更加艰辛，因为既然已经脱贫了，也就不需要再接受补助或享受特定的福利了，原本经过官员的层层克扣后，还能拿到的一丁点补助款也就没有了。在四川深山做救助的义工告诉《大纪元》：“当地自从精准扶贫后，很多人更穷了。许多人一年也吃不上几餐大米饭，小孩七八岁了也没洗过澡，卫生纸都没见过。”东北一位农民说，最近村里一个村民饿死了，因为地被政府征收，没给补偿也没低保，最后不声不响的死了，“在死之前连要饭的都不如！”
贫困悲惨
农民：“问题的根源在中共”
农民之所以如此贫困悲惨，问题的根源早在中共消灭地主阶级时就已种下。当时农村较为富足的人群大都是勤奋致富的农民或世代传承的乡绅大户，他们掌握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稳定社会秩序的力量。这个阶层消失了，让农业持续发展的技术没了，能排解纠纷、主持公道、令各方信服的人也没了，农村稳定朝向正面发展的动力也就消失了。
另一方面，中共用土改灌输农民不用辛苦耕作，只要昧着良心揪出有钱的街坊邻居来斗，就可以分到他们的土地财产，于是成天只想着举发、批斗、不劳而获的人多了，农村的社会不稳与经济萎缩，也就是意料之中的事。
中共用合作社和后来的人民公社剥夺农民的私有财产，一切劳动成果归集体所有，使自古就勤奋努力的农民丧失了积极性，却养成了敷衍、浪费、浮夸、造假等等不良的习性。后来中共又通过一次次的政治运动，逐渐改造人们的思想意识与价值观，抽离传统的美德如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等等，而灌输以谎言、暴力、假恶斗等中共奉行不渝的斗争文化，以及不等中共的屠刀举起，就自动跪地求饶的奴化态度，以致于遇到冲突时，不会先以理性平和的态度解决问题，而是一味顺从忍耐到极限，然后采取激烈极端的方式反击，结果往往以悲剧收场。
1. 农民工：成为自己国家中的“二等公民”
文革结束后，农村地少人多，多余的劳动人口约有两亿人，农民极度贫困。接下来的改革开放以发展劳力密集型工业为主，加入世贸后，外资进入设立各种工厂，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工厂，需要大量工人，农村的劳动人口快速流向工厂集中的都会地带，成为所谓的“农民工”。
农民工带着简单的行李来到都市的街角路边，等待招工工头的眷顾，工资往往只用口头约定，工作的范围和时间的长短通常也没有契约明确规定。他们可以为了微薄的收入，从事城市工人不愿做的高危险或高强度的工作，恶劣的工作环境和简陋的居住条件，对他们而言也不成问题，挣到的钱能养活自己和留在农村的家人，才是他们最关心的重点。
在2021年出版的《低端中国：党、土地、农民工，与中国即将到来的经济危机》中，记述了来自贵州一个穷困偏乡的农民工家族的经历：莫女在1998年到沿海城市的电子工厂打工，当时工资每小时一元；她的表亲也到工厂打工，和其他10个工人挤在一间潮湿闷热、没有厕所的小宿舍里，但他认为工厂的待遇很好。
庞大且廉价的劳动力是中国成为出口大国的基石，但在经济起飞的同时，付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却没有获得应有的待遇。因为中共城乡二元化的户口制度，使农民工在城市无法获得的权利保障多达20多项，涵盖了就业、住房、教育、生育、医疗保险、退休养老等方面。也就是说，在雇佣关系和公共福利上，农民工是被双重剥削的弱势族群，在自己的国家沦为“二等公民”。
中国目前的户口制度始于1958年的“大跃进”时代，当初中共将人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二类，是为了实施物资配给，方便计划城市和农村的人口、粮食等数量，作为发放粮票、饭票、油票等等的依据。时至今日，各种票券早已绝迹，不合时宜的户口制度使农民在持续的差别对待中，处于劣势地位。
例如农民工的子女，因为没有城市户口，没有资格上公立学校，而私立学校的高昂学费又令低薪的农民工无法负担，最后只能将子女送回乡下老家接受教育。根据2017年中国教育部的资料显示，全国有超过1500万的“留守儿童”；但是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报告《2015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事实与数据》来看，中国有一亿名儿童受到人口流动的影响。
成长阶段的农民工子女被迫和父母分离，造成心理层面的伤害和教育程度的落差，使其难以翻转命运，最后不得已步上父母的后尘，成为下一代的二等公民。
2018年中美开打贸易战后，外资逐渐撤离，工厂开始迁出。2020年瘟疫爆发以来，撤资迁厂的速度加快，中国经济严重衰退，中小型企业纷纷倒闭、老板卷款逃跑，造成大量工人失业。农民工被积欠工资、讨薪无门，最后走上绝路的新闻，频繁的在中国新年前后出现，例如2021年湖北黄冈21岁的小伙子因为要不到工钱回家过年，留下一段视频后自杀；山东一个村民在大年初三为讨回6000元欠款，残忍杀死对方一家六口……。
湖北一位农民工向大纪元透露出实情：“问题的源头在中共”。他说，拖欠工资最严重的是政府主导的公共工程，官方没将钱给承建商，承建商也没钱给包工的工头，工头哪来的钱给农民工？农民工拿不到钱是很普遍的问题，有时做九个小时只拿到八小时的工钱、有时拿到的数目比当初约定的还少。“我也是农民工，到今天只要到了二分之一不到的薪水。”他表示，但凡还有生活下去的路，他们是不会走极端的，是被逼得没有活路了。
面对日益严重的欠薪、讨薪问题，中共在2020年11月就展开了所谓的“欠薪清零”行动，要求和政府相关的投资案，欠薪情况要在2020年底前全部清零、其他欠薪案件在2021年中国新年前“动态”清零。中共宣称“欠薪清零是政府作出的一项郑重承诺”，然而上述提及的讨薪悲剧，正是发生在中共“郑重承诺”的这段期间。
2. 农村与农村里的农民：人老地荒村无奈
根据统计，到2020年底，全中国的农民工总数约有2.856亿人，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而农村人口约6.19亿人，占总人口的45％。同样在2020年，中共总理李克强提到，中国有“六亿人每个月收入也就一千元”，这个数据和中国官方和学术机构的统计结果一致。大陆经济学者何军樵表示，这六亿人主要是农民，而月入一千元是包括农民工在外打工的收入，如果只算在农村的农民收入，数字还会更低。根据他的计算，中国的农地面积和农民人口比，是人均二亩地，而土地的产出是有限度，“每亩地一年才挣几百块钱”、“若要按农民算，一个月才二百几十块钱”。
正因为从事农业生产的收入实在太低，年轻力壮的农民都外出打工了，留在村里的大都是老年人、丧失工作能力的中年人和小孩。而小孩到十五六岁也会离开。
农村流传着一句顺口溜：“70后不愿种地、80后不会种地、90后不提种地”。与此相印证的是一份针对河南、山东中两个农业大县所进行的调查，显示农村中55岁以下的人基本不种地，不想种、也不会种。因此随着老年农民的凋零，农地荒芜废耕的情况将会越趋严重。
以湖南某村为例，这个小农村在1985年有132人，其中青年约占一半；到了2015年，全村只有54人，基本以老幼为主。村里的水田插秧率不到十分之一，其他都已逐渐改为种玉米，稻米不够吃就去镇上买；旱地的耕作已经全靠农药和除草剂，连续多年使用后，土质异化地力下降，庄稼产量大减；最后只能种茶叶或油茶，用最简单的方式种植只是表示该土地是有主物。与农作物的生长状况相反的是野生的动植物：树木肆意生长造成农田光照不足，林中各种动物则和人类争夺食物。
3.钱进工商、债留农业
从“大跃进”时期的“超英赶美”，到改革开放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到大国崛起的“中国制造”，哪次不是“钱进工商、债留农业”？根据《中国农民调查》估算，光从1953到1998年的45年间，中共就藉由各种政策，光明正大的掠夺了农民至少三万亿元的财富。至于2000年加入世贸后，为了在经济上快速成长，而对农民和农村进行的各种剥削与压榨，更是难以估量。
理应由国家投资兴建的基础建设，例如农村路网、电力及通讯设备、自来水及污水处理系统、学校育乐等设施，中共统统转嫁给农民。为了开采矿产、建造水坝、电厂或工厂等大型工程而侵占农地、掠夺资源、造成污染，却不给农民合理的赔偿。种种农民应有的权利被剥夺、不应由农民负担的却被强加，也是造成农村长期贫穷落后的因素之一。
共同富裕
再次共人民的产，成为党的家产
中共在钱袋枯竭又急需用钱的情况下，理所当然会重操旧业、继续共来他人之产为己所用。只不过现在不能再叫“共产”，新时代必须换个“伟光正”的说法，才能继续迷惑外界并顺利达到目标。
于是出现了在2021年令全中国为之震动的“共同富裕”（以下简称“共富”）。这并非现任党魁的创意，早在1953年，毛泽东在关于发展合作社的议题上即已提出这个说法。在合作社时期，为求共富而推行集体耕作，结果造成减产与饥荒，不堪回首的记忆才被接踵而来更加惨烈的悲剧所取代，新时代的“共富2.0”又将隆重登场。
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共富2.0”首发瞄准的目标是农民承包的土地。农业农村部的农地承包制改革计划，宣称要在“自愿”、“有偿”的基础上，让农民退出承包，说白了就是中共要再次将土地从农民手中抢过去。
在篡政后的1950年，利用底层农民“斗地主”，并瓜分其土地，中共称之为第一次土地改革。1953年又利用农业集体化的合作社形式，让农民交出到手才两三年的土地成为集体所有，是为第二次土地改革。改革开放时期的土地承包制被称为第三次土地改革，意思是中共允许农民承包集体所有的土地，进行各种自主的农业生产行为，以此作为执政的伟大政绩。
但中共却对土地所有权的归属问题避而不谈。当初农民拿土地入股合作社，土地成为合作社的集体所有；合作社后来改为人民公社，而人民公社又在1982年解散。照理说，人民公社解散后，土地应该归还给原来拥有该土地的农民，但中共依然将土地视为集体所有而分包给农民。农民不仅不能拿回土地，还必须额外付出承包土地的成本，才能使用原本就属于自己的土地。所谓的政绩，说穿了只是将农民由人民公社时的农奴状态，改成了佃农身份，如此而已。
现在中共连这个农民付费使用自有土地的权利都要剥夺，没有土地的所有权、也没有使用权的农民，是否再度面临被中共利用过后，被牺牲抛弃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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