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篡政前 （1921～1949）
恐怖组织利用农民颠覆合法政
在俄共指示下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初期由于发展缓慢，只要钱少做事，让独资援助中共的俄共极不满意。1922年苏俄下令中共加入国民党，以附体吸血的方式壮大自己并伺机夺权。当时的中国面临着内忧外患，在“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下，国民政府自1926年出兵北伐，希望结束军阀割据，以统一的中国来对抗侵华野心日益明显的邻国。此时自认羽翼已成的中共便要趁机夺取政权，在各地煽动工人罢工、农民造反、发动了多次武装暴动，并攻击北伐的国民革命军，造成了社会的极度动荡，到处弥漫着红色恐怖的气氛。
其中有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农民暴动，宣称一切权力归于农会，肆意“打人抄家”乃至“杀光烧光”，此外例如将“牛鬼蛇神”走资派剃阴阳头、带高帽、游街示众、酷刑毒打乃至折磨至死等等，这些在文革中令人不寒而栗的暴虐手段，其实都起源于此时的农民暴动。对此，毛毫不避讳地说：“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
1927年，盘踞东北的军阀张作霖从苏俄使馆中查获了中共通俄叛国的证据，举国哗然。国民政府宣布“剿匪”，国民党也展开清党行动。
被围剿的中共四处流窜，继续在南昌、长沙等地发动武装暴动，皆以失败告终，后来到井冈山落脚，建立以农村为据点的武装极端组织。中共每到一处，除了以烧杀等恐怖手段控制该地、建立各式各样的党组织外，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筹款”和“扩军”。
所谓的“筹款”，说白了就是“掳人勒赎”。不管是乡绅富商或地主大户，也无论其平时做人是好是坏，只要被共军抓到的都叫做“土豪”，拿钱来赎就放人，否则就撕票。
当时中共曾发布一份长达两万多字、名为《筹款须知》的文件，是一套完整的从调查套问、卧底监视、绑架用刑、勒索额度、说项协商、交赎到分赃的专业操作指南。中共先以伪善的面目出现在乡村，在嘘寒问暖的掩盖下探听村内有钱人家的详细资料，再煽动仇富情绪、挑起阶级对立、鼓励底层的工农和地痞流氓帮助中共进行监视、告密、卧底、通风报信等工作。
成功绑票后，中共为顺利获得预订的赎金数额，可能对肉票捆绑监禁、断指毒打、酷刑折磨，甚至杀一儆百。取得赎金后，中共会论功行赏，除了分点小零头给为虎作伥的乡民，还会笼络收买受害方派来协商的代表，使其乐意在往后的绑架行动中继续和中共配合。
这种土匪式的绑架要赎，却被冠冕堂皇的称为“土地革命”，打着“耕者有其田”的口号，蛊惑贫下阶级和流氓无产者跟着中共去“打土豪、分田地”，表面上是为了实现公平正义，实际上是利用工农百姓去为中共掠夺地主富人的资产。农村的财富被中共搜刮一空，留给村民的是崩溃的农村经济和瓦解的社会关系，传统农村中相互依存的和谐生活遭到严重破坏，“土地革命”革了农村的命。
龚楚（1901～1995）是中共早期的要员，曾发动和参与多次武装暴动，他被悬赏缉捕的金额与毛泽东、朱德同价——活捉两万大洋、击毙一万、报信5000。龚楚曾为自己的革命理想出生入死、左脚残废，却在中共西窜陕北之际，于1935年只身逃离共军。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道出当时脱共的心路历程：
“我参加革命的志愿是希望能创造一个幸福美好的社会，在当时社会存在的各种不合理的现象，更支援了我的思想继续发展。可是，在这几年的斗争过程中，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土地革命时期，农民向地主豪绅的激烈清算和地主豪绅伺机向农民的惨酷报复，在循环不已的斗争中，既违背了人道主义的精神，也没有增进社会人类的幸福，反而使生产萎缩，农村经济破产，人民固有的生活方式破坏了，新的生活根本没有建立起来，人与人之间彼此猜疑，彼此防范，除了听从中共的命令之外，简直变成了一个奴隶社会。人性毁灭了，人道毁灭了，人格也毁灭了，自由平等，更谈不到，这样的革命手段，难道是我所应追求的理想吗？”
像龚楚这种抱着理想和希望加入中共，在亲眼目睹中共的血腥残暴后萌生去意的人，或许不在少数。
中共对内的残酷血洗，以及国军持续的剿匪行动，都是导致共军兵员经常不足的原因，因此“扩军”就成为中共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扩军”说好听一点是“拉壮丁”，更坦白的说，是连小孩、老弱都会被共军抓走。中共为了补充兵源，展开一波波的扩军行动，下令在期限内达成规定的数额，派出多个突击队到其占领区的各乡镇去抓人，抓到人后须集中押送，以“保证路上不逃亡”。
在中共对农村的严厉控制与逼迫下，几乎每户都有青壮人口被迫参军，不想被抓的农民甚至以自杀或自残的方式来避过此灾。如果抓到的壮丁数量不够，就连老人小孩一并抓走，“小孩老弱不合格的到其他机关工作，如伙夫、事务员、交通员等”。
除了被强抓的，还有迫于无奈，随共军而去的农民，有的是因为村庄被中共烧毁，无家可归，只好先跟着共军，走一步算一步；有的是曾受中共所骗，跟着去“打土豪、分田地”，双手沾满了无辜者的鲜血，生怕被报复，有家归不得，只能跟着上梁山。
随着国军的不断围剿，中共逐渐丧失其农村根据地，最后不得不再度流窜，直到抵达陕北，因缘际会下才躲过灭顶之灾。这是一段极不光彩的兵败逃亡史，却在中共的篡改与美化下，摇身一变成为“北上抗日”的长征神话。中共即使逃亡，仍不忘沿途烧杀掳掠。在1993年出版的《中国左祸》中，描述了中共的所经之处：“一座座村庄，烧成废墟，百里无鸡鸣，一片片焦土，啼号不绝，苍生痛哭，群群百姓，无家可归，骨肉流离散。”这些令人发指、无异于强盗土匪的行为，使中共被当时的全国上下公认为“共匪”，用现代的词汇来说，就是“恐怖分子”。
抗战结束后，国军伤亡惨重，几近弹尽援绝。中共却养足了精神，拿着苏俄从投降的日军那里缴械来的精良武器，发动内战，最终成功夺取政权。数十年后，历史的真相逐渐浮现，世人才明白当初国军为何节节溃败，最主要的原因是敌军采取非人的手段进攻所致。
在上世纪80年代，历史学家辛灏年曾听到一个济南军区的老军官讲述孟良崮战役的经过：在孟良崮山坡上，中共发动第一次冲锋时，国军发现冲上来的是一群老头老太，他们都是中共认定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国军不忍心拿机关枪去扫射这些手无寸铁的老人，打一下就停了。第二次冲上来的是一群孩子，是中共口中的“地主富农子女”，国军还是不能射击。第三次冲上来的是一片片白被单，国军正要扣下扳机时，白被单一掀，底下都是全身赤裸的青年女子，是“地主富农”的女儿媳妇们。国军把枪一扔，不打了，都是中国人呀！
诸如此类的“人海战术”中共并非只在此一战役中使用，在国军和共军的记载中都曾多次出现。中共不惜牺牲中国人的性命，一路踩着人民的鲜血登上执政的宝座，并且为求坐稳坐久，会毫不迟疑的继续将其治下人民送上献祭台。
土地改革 （1950～1952）
先让一部分农民沦为贱民
中共篡政后仅三个月，就开始在全国进行“土地改革”。虽然名为土地改革，实际上涉及的不仅是地主富农的土地，除了要抢夺包括土地在内的所有财产，也要摧残或消灭他们的肉体、侮辱贬低他们的人格，甚至连子女都要受到株连。
在尚未完全控制中国的1948年时，毛泽东就定下了要揪斗的人数指标，为农民总人口的10％，后来虽然降为3％，但富农不在此限。以当年三亿农民参加土改来算，约有1000至3000万人被划分为阶级敌人，其中不少人是普通农民，只因为对中共的政策有意见，就成为“坏分子”。
被扣上“地、富、反、坏”帽子的人，地位宛如以前的印度贱民，默默做着最粗重的活，有危险的工作首先派他们去做，被任意打骂也不敢吭声，被打死打残更无处申冤。贫下中农不满中共的做法时，他们就被诬陷为煽风点火的幕后黑手，例如一些贫农分了一个地主的地，若有人抱怨中共分的不公，这个地主可能就要倒楣了，被抢走土地后还要背负莫须有的罪名，下场是死是残，就看心情。
据冯客教授（Frank Dikotter）《毛泽东的大饥荒》记载，约有二、三百万人仅因小过失就被折磨致死或草草处决，被控不努力劳动的人，会被吊起来毒打或绑起来扔进河里；就连发生一点琐事，都可能挨打致残，或被迫吃屎。
中共为了达到全面控制农村的目的，在农村制造分裂与对立，利用一群人斗倒另一群人。从1950至1952年，在短短二年内，全国的地主阶级被消灭，原本维持农村秩序的力量如乡绅大户等也一并消失，中共的党组织完全掌控农村。被利用的贫下中农为其分到的土地财产欢欣雀跃，幻想着即将的好日子，却没料到，报应来得如此之快。
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3～1958）
再将全部农民变成农奴
1953年韩战结束，中共损失惨重、无功而返。为了弥补参战导致的物资匮乏，并发展军工业以为下次战争做准备，中共在农村推行“统购统销”的战时经济体制，却借口要保护小农，避免因富农和高利贷（这些不是已经被消灭了吗？）剥削而再度失去土地，号召农民拿土地和农作设备入股农业生产合作社（后简称“合作社”），如此就将土改时分给农民的土地变相收回，名义上是集体所有，实质上是中共所有。
农民在合作社的农田里耕作，必须固定上下班，外出要请假，走访亲友不准留下吃饭。农地的收获不按投入资本的比例分配，也不按付出的努力分配，而是按照出工的人头分配，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有去打卡就有得吃”。如此当然有人只出席不工作、有人点名后偷溜去挣钱，以致于“农地里竟有四成没有苗”，共产下集体怠工的势头自此蓬勃展现。
农民的收入全靠田里的收成，且只能在岁末结完帐后才能分到谷子，而这些谷子不能随意买卖，也不能留下一部分自用，必须全部上缴，农民只能吃中共发还的返销粮。此外，农民缴谷所得的钱必须存在合作社里，要用钱还得社长批准。自此以后，中国农民失去对土地和生产工具的控制权、失去对耕种的自主权，也失去了自由意志，沦为任人宰割的农奴。
“大跃进”和大饥荒 （1958～1961）
人类历史上最大饥荒
中共高征粮的做法，立刻导致多个省分在1953年冬天出现严重的饥荒，但局部地区的饥荒灾情并没有让中共改变政策。1958年，在美苏对峙的冷战氛围下，毛泽东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会在10年内爆发，此时加速发展，就可以在军事上和经济上超英赶美，然后解放全人类，因此中共立刻发动工农业生产“大跃进”运动。
中共又合并农村原来的合作社，改为人民公社，其大小约等于一个乡，在组织上则具有治安、税收、军管等功能，是一个类似集中营或监狱性质的集体农场。在这里，农民彻底失去人身自由和所有的财产、家庭被拆散、男女分营居住；所有人都在公共食堂吃饭、到农田参加集体劳动。
在一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鼓动下，各种异想天开的农耕方式纷纷出笼，例如密植、少种高产多收等等，瞎搞的结果当然导致粮产大减，于是就用吹牛造假、虚报数字来补救。粮产大跃进式的翻倍暴增，从原本每亩平均正常产出三四百斤，一路攀升到亩产千斤、亩产万斤，最高的纪录是亩产12万斤。各地丰收的捷报一波比一波精彩，举国欢腾，陷入失去理智的狂热。
农民相信粮食万分充足，有的人民公社还举办“吃饭比赛”，于是众人都敞开肚皮大吃大喝。比赛办了一二次就停了，因为存粮在短时间内就被吃光了。根据1958年的历史资料显示，一些农村地区在三个月或更短的时间内，就消耗了在正常情况下可以供应六个月的粮食存量。
祸不单行的是，上报的粮产数据虽然严重脱离现实，却被中共假戏真做，成为调升征粮标准的依据，在原本已经高定额的征粮上，再叠加上不合常理的超高额度。而农村的实际情况却是，庄稼因为胡搞一通而歉收减产，如何交出那些从来都不存在的份额？
但毛不相信，认为是农民把粮食藏了起来，指示“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于是中共又发动一场所谓的“反瞒产”运动，用捆绑吊打、批斗甚至当场打死的残暴手段，逼农民交出“瞒产私分”的粮食。当时从县级党官一级一级的打下来，“很多基层干部和（农民）社员，就是在反瞒产运动被打死的。”一位大饥荒的幸存者回忆，“这个残酷性，不亚于土改斗地主”。
在合作社时期，中共定下的高征粮就已经造成多个省分出现严重饥荒，如今的漫天要价加上暴力征讨，如何不造成更大范围的灾难？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最惨烈的饥荒，就这样在一个风调雨顺的年代中发生了。
历史上当一个地区因为天灾或战乱而出现饥荒，若官府开仓散粮赈灾也不够时，百姓可以离乡逃荒。中共不但不给饥民发放粮食，还禁止他们外出去自求生路。起初是通过1958年开始施行的户籍制度，将农民的迁徙定为非法行为。当中共用法令也无法遏止饥民不断往外逃荒时，为“维护社会主义形象”，派出武装民兵把守各地方的路口要、和车站码头，抓到逃荒者后往往先暴打一顿，然后送回原籍，而被送回原地的下场往往不是被打死，就是被饿死。无处可逃的农民也曾揭竿而起，根据《墓碑：中国六十年代饥荒纪实》一书记载，从1958到1962年间，每年都有许多因饥荒而起的农民起义，只是此时的农民连可以揭的竿都被共产了，单凭血肉之躯，如何抵挡暴政的枪杆子？
中共把农民的口粮、救命粮，甚至连种子都搜刮一空。没粮吃的农民开始吃树叶草根、啃树皮，寻找一切可以果腹的东西。能吃的都吃没了，就吃白善泥（观音土）和黄泥巴。泥土吃了肚子会饱，但无法消化排泄，很多人就这么胀死了。有的人全身浮肿而死，有的人走着走着就倒下死了，有的老弱病人因为没有劳动能力，干部不给吃而饿死；有的地区全村死绝，有的地区一村一村的消失。更骇人听闻的是，很多地区都发生过人吃人的惨剧。根据纪录片《毛泽东的大饥荒》揭露，光是中共公安部有文字纪录的案件就有数千起，至于没被记载下来的黑数有多少，任谁都不敢想像。
不过，农村的悲惨景象却不是中国当时唯一的样貌，这里还存在一个平行世界。1959至1961年是饥荒最严重的时期，但湖南省党官在1959年宴请中央领导，主菜是“鸡汤煨鱼翅”。1960年傅抱石任中国美协副主席，率领12个画家畅游三个月的“红色之旅”，沿途由各省接待，饮食观光娱乐住宿之规格，比照人大代表等级。而在饿死人的情况最为严重的1961年，基层干部还可以开小灶；在《东方早报》2011年12月11日刊登了这样一段记述：“有干部烧了一块肉吃，吃完把骨头丢在地上，农民爬到地上去捡。”
若世人对这二个平行世界的反差感到震惊的话，那么《毛泽东的大饥荒》一书的作者冯客教授（Frank Dikotter）从甘肃省档案局发现的文件内容，更将令人脊背发凉。这份文件记录了1959年3月25日时，当毛听到因为饥荒不断有人饿死的报告后，他的反应是：“不够吃会饿死人，最好饿死一半，让另一半人能吃饱。”
毛说“最好饿死一半”这种话的言外之意，似乎还嫌死的不够多，要再死多一些，省下的粮食才能让其他人吃饱。这么说的意思，好像中国的粮产无法自给自足，为了保全一部分人才要牺牲另一部分人。但在1953年中共推行合作社之前，尤其在中共篡政之前，中国并没有出现稍具规模的饥荒；而历史记录也显示，当时的中国粮产是可以自给自足的。可供所有的中国人吃饱的粮食，全被中共搜刮来控制在手中，只要发放给人民，就不会有人饿死，为什么不惜看着人饿死，也要扣住粮食？
对此大哉问，官方的统计资料和解密档案提供了答案：出口卖钱还外债、无偿援助亚非拉。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58至1960年的数据显示，中国的粮食持续净出口，数字分别为：1958年266万吨、1959年416万吨、1960年265万吨。大饥荒出现在1958至1962年，在死亡率开始飙升的1959年，中国出口的粮食数量竟然创下历史高（这个纪录直到1985才被超越）。
1964年周恩来做政府工作报告时宣布，中共欠苏联的14亿600万新卢布，几乎已经还清，只剩下1700万，要用贸易顺差来提前还清。此外他也表示，中共还拿出比偿还外债“还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来“支持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目的是推动“世界革命”、“支持反修”。
从中苏关系紧张后，中共的“大撒币”开始加大力度，在饥荒最严重的1960年，中共还为援外设立专责机构，大撒币的数额也从这一年暴增。被援助的国家主要是越南、北韩、蒙古、阿尔巴尼亚、柬埔寨、巴基斯坦、尼泊尔、埃及、马里、叙利亚、索马里、古巴等等。大撒币的内容除了金钱、整座工厂的机器设备连同原物料外，还有从农民那里抢来的粮食和各种食品，例如花生油、蜂蜜、鸡蛋、鸡鸭猪肉、水果蔬菜、香菇红枣、罐头啤酒等等。
根据中共外交部解密文件，在饥荒最严重的1960年，中共无偿赠送几内亚一万吨大米、支援阿尔巴尼亚1.5万吨小麦，连老挝（寮国）在1961年来信，要求的只是稻种，中共也大方送出15吨，而此时饥荒饿死人的情况仍在继续。阿尔巴尼亚的谈判代表希（Pupo Shyti）曾说：“在中国，我们当然看得到饥馑。可是，我们要什么中国（中共）就给什么，我们只需要开开口。我感到很惭愧。”
来索要的，看到实际情况都会感到很惭愧，而中共面对自己治下人民的大量惨死却无动于衷，其邪恶程度连当今的恐怖分子都难望其项背。
1959至1961年到底死了多少人，中共从来不敢如实公布。这段时期的人口统计被视为绝对机密，相关的数据被长期封锁。
在〈周恩来为何下令销毁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国死亡人数统计数位？〉一文中，披露了大饥荒时期的粮食部办公厅主任，在上世纪80年代讲述的一段亲身经历：1961年底，他和当时的粮食部长、统计部长三人，曾就三年大饥荒时的死亡人数进行过调查。他们让各省填表来统计到底饿死多少人，结果是“几千万”。周恩来看过这个统计报告后，下令赶紧销毁。一个礼拜后，周还不放心的打电话去问他们销毁了没，他们回答：“销毁了，甚至连脑子里的记忆都销毁了。”
海内外学者只好藉由各种资料对当时的死亡人数进行推估，数字虽有落差，但大多都相信至少在三四千万人以上。中共党媒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一书中承认，在59至61的三年间，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的人口约有4000万。《墓碑：中国六十年代饥荒纪实》作者杨继绳估算，1958至1962年中国饿死3600万人，减少的出生人口为4000万人，二者共计7600万人。（作者撰写此书以纪念他在这场大饥荒中饿死的父亲。）
文革时期 （1966～1976）
人性与文化的浩劫
毛误判国际形势，在国内发动一连串政治运动，造成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经济严重衰退。毛在压力下被迫认错并交出权力，由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接手善后。刘邓改变毛的极端做法，部分恢复了“大跃进”之前的制度，要求人民公社退还农民的自留地、农具牲畜和房屋财产，同时允许农民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试图借此解决经济危机。
毛为了夺回权力，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简称“文革”）。这场持续十年的浩劫对中国人造成的伤害、对中国文化造成的破坏与其后续的影响，历来已有大量的学术专著、影视记录片和各类文学创作等作品，就各个层面进行探讨。在此仅仅聚焦在农民当时的处境，呈现的只是悲惨世界中的沧海一粟。
惨绝人寰的酷刑与屠杀
造反的各派红卫兵为了夺权而持械互斗，暴力与恐怖很快就在各地蔓延，全国陷入无政府的准内战状态。此时只要出现类似“地富反坏右要造反了”这样的谣言，农村里首先遭殃的，就是在土改、大饥荒时侥幸活下来的地主富农及其家属。有些地区的农民会私设所谓的“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以集会公审的形式，对他们怀疑的对象进行逮捕、任意判处并执行死刑；有些地方的农民则连先开会批斗一番的形式都省了，直接将人从家里拉去处决。
城里一个记者下乡插队，和农民一起工作生活。后来他提及一段亲眼目睹的经历：农民们白天在田里干活，言谈举止一如往常，和记者有说有笑。到了晚上，他们手里拿着各种农具，例如棍棒、铁锹、锄头等等，将十几个到几十个不等的地富分子拖到广场上，用手上的工具将人活活打死，此时这些农民的面目表情判若两人。
嫁给地主的贫农和他们的子女亦无法幸免于难。在偏僻地区的一位小学女教师嫁给一位男教师，二人生了三名子女。只因为男主人被划定为地主出身。每当政治运动来袭时，他们依旧成为首先被抛出祭旗的目标。
男教师在前一天就被带走了，出身贫农的女教师也在隔天深夜被破门带走，连睡梦中的小孩也不放过。一家五口连同其他13名也被绑着的地富子女，被一群民兵押着，驱赶到郊外的山区，直到带队的书记下令众人停下为止。书记宣布：“我们是贫下农最高法院，今天判你们的死刑”，接着便开始点名执行处决。
“文革究竟死了多少人？”一个外国记者在1980年问邓小平这个问题。邓的回答是“天文数字，永远都无法估算的”。
中共军头叶剑英曾在一次高层的内部会议中，披露文革期间遭受迫害及死亡的人数，其中在农村有520多万地主、富农（包括部分上中农）家属被迫害、120万人非正常死亡；此外有1亿1300多万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击、约55.7万人失踪。后来的总理胡耀邦也曾告诉记者，当时有一亿人受到株连。
1984年中共中央公布“重新”统计的数据结果：420多万人被关押审查、超过172.8万人非正常死亡、超过13.5万人被处死、武斗死亡超过23.7万人、超过703万人伤残、超过7.1万个家庭全毁。专家根据中国县志的记载统计，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至少在773万人。
幸存的农民依旧是农奴
毛利用红卫兵造反来打倒对手、夺回权力后，作为工具的造反派失去了利用价值，便被卸磨杀驴，弥漫在农村的恐怖气氛才逐渐消散，农民回到原本奴隶般的生活，庆幸着自己又逃过一劫。
人民公社虽然归还农民自留地和房子，农民还是不能在自留地上自由耕种，只能从事中共“提倡”的行为，例如养鸡养猪。这些牲畜当然不是要给农民加菜或卖钱来增加收入的，而是为了“支援国家建设”，要让农民养大养肥后，无偿贡献给中共。
假如农民胆敢私下从事种植，哪怕只是在房子旁种菜来吃，都可能面临严重的后果。例如1972年一位老农妇在房子前的空地种了一柱苦瓜，结果被勒令拔除，还被罚款5角钱（人民币，下同）。当时的工资水准，一个成年男性从早到晚从事体力劳动工作12小时，一天也就8分钱，而一个女性在相同的工作时数下，是4分8厘钱，如此算来，这笔罚款就等于一个农夫工作一星期，或一个农妇工作11天的代价。
而且还幸亏这位老人是贫农，最后只有罚款了事，若是所谓的阶级敌人，轻则游街批斗，运气不好的话，说不定就被打死打残了。
农民为生产队工作一整年，年底才能获得微薄的代价，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工分任由干部计算，农民基本上不敢有任何异议。
农民所属的生产队每年都有上缴粮食、副食或牲畜的定额，农民整年的收获必须全数上交生产队，生产队上交给上级，上级再将该生产队能够分配到的数量下发给生产队，生产队再按农民“多劳多得”的比例分给农民。但经过层层的克扣，实际到农民手里的实在不多，因此经常发生农民半年就没粮吃了，得走数十里路去远方挑几担廉价的红薯回来度饥；或先向生产队赊欠，等年底结账再用工资抵债，结果往往是年年负债。万一整个生产队上交的没有达到要求的定额，就无法获得配给，因此经常发生种田的没饭吃、养猪的没猪肉吃。
文革结束后，中国的经济濒临崩溃，人民陷入极度贫困。产粮大省的农民居然还食不止饥，随处可见蓬首垢面、逃荒要饭的人群；而山区的村民更是穷到住茅草房、睡芦苇席、衣不蔽体，天寒时只能坐在柴草堆里取暖的地步。百姓只求能吃得饱穿得暖就心满意足，再无所求。
农村的贫困与落后，并非如中共所称，是“旧社会”遗留的祸根。真相恰好相反，即使在抗日战争、中共发动内战的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农民的生活还过得比“新社会”好，在偏远地带的农村，都能自给自足，和中共统治后的数十年相比，甚至可说是富裕的。
根据史料，1948年的中国人均GDP还排在全球的第40名。相比之下，在中共改革开放前夕的1978年，中国人均GDP沦落至全球倒数第二，仅是印度人均GDP的三分之二。联合国统计数据显示，1978年的中国人均GDP仅为229美元，处于每天不到一美元的绝对贫穷线之下。
这点可以从一本名为《告别饥饿——一部尘封十八年的书稿》的书中得到证实。党报在1980年派四个记者到晋陕甘宁最贫困的地区去实地采访调查，目的是为了做成绝密级的“内参”呈交中南海，作为权斗和制定政策走向的依据。18年后这些原本只提供给中共最高层的内容终于得以出版，即便面世的内容或许有所淡化美化，仍让人对农村赤贫的实况感到无比震惊心痛。
书中记录了二个老农民的口述历史：一位住在陕北安塞县的王家湾，这是一个被群山围绕的小山村，1947年时有17户共一百余人。当时中共受到围剿，毛泽东和周恩来率领中央干部三百多人躲到此处避难长达58天。若无足够的粮食，岂能供应三百多人白吃白喝二个月，而没饿着一个人？
曾经招待过这些不速之客的老农回忆：当时他家里有八人，在村里属于穷户，一年的收成光粮食就平均一人六百斤左右，全家都吃不完，这还不算上洋芋豆瓜等副食。然而1980年的他干瘦如柴、卧病多时，老泪纵横地道出近况，“已经饿了十好几年啦，去年还算好，一口人分了三百来斤，自留地一人有弄来四五十斤，饿是饿不死了，比前些年吃树叶的日子好过些了。”
高川离王家湾不远，记者访问到的一位老农，同样对“旧社会”缅怀不已：当年他家有八口人、二头牛、二头肥猪、三匹驴、百来只羊和一群鸡，一年收获的粮食平均每人二千多斤，怎样也吃不完。从农历六月到九月，每月都要宰几头羊，过年宰的猪羊就更多了，猪肉多到吃不完，腌起来可以一直吃到五月。羊除了自己吃和卖钱外，还可以织毛衣毛裤、做皮袄，穿得暖烘烘的。而1979年时他家有六人，每人分到四百斤，“算是这几年分得最多的了”；羊在文革结束时只剩一只，现钱呢？打从文革以来就没分到过。
穷乡僻壤的农家在巨大动乱的年代尚能温饱自足，为何在没有战争的30年中变为赤贫？农村原来积累的，以及在这30年间收获的财富哪去了？
根据陈桂棣、春桃在《中国农民调查》中的估计，从1953到1978年，中共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从农业掠夺了总额在6000至8000亿元的财富，而1978年国家工业固定资产总计也不过9000多亿元，如此可以合理推论，中国工业化的原始资本，是否靠着抢劫农民的财富积累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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