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戰爭與軍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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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鎮戰又稱為城市戰（urban warfare）、巷戰（street battle），是指以城市、集鎮甚至是更大的都會區等人口密度較高、建築物和街道較多的聚居地作為主要場所來進行的戰鬥，是現代戰爭的一種重要形式。
在18世紀以前，因為城牆尚且具有物理阻攔陸軍通過的防禦效用，軍隊多以佔據城郊鄉村來包圍並切斷城鎮交通的方式進行作戰，因此通常就把當時直接用步兵和攻城武器對城鎮發起的攻擊行動稱作攻城戰（siege warfare）。但隨着火器的普及以及打擊力越來越強的火砲開始投入戰場，城牆逐漸失去了大多數過去能有效協助防禦的功效。而且隨着19世紀末期以來世界各地城市蔓延的趨勢越來越大，有效控制能影響整個地區的基礎設施（特別是現有的碼頭、機場、鐵路站/轉運站、橋樑、電廠和水廠）和當地重要的行政機構對進攻和防守雙方的戰略必要性都急劇增加，而這些設施許多都位於人口稠密的城鎮附近甚至就在城鎮內部，軍隊也因此必須要能夠確保清除指定城區甚至單個街區內任何能夠製造威脅的敵對力量。到了今日，城鎮戰多被視為一種特殊的軍事行動，原因在於今日城鎮戰得面對更加複雜的城市地形與建築，以及更多的一般平民。[註 1]城鎮戰往往使得進攻方得付出較為昂貴的代價來佔領該座城鎮；而對於防守方來說，則往往在作戰中擁有了一定的優勢（如基地地點、補給來源等），這種情況特別是在攻守兩方軍事實力懸殊時會更加的明顯。
一般軍事人員在遭遇城鎮戰時，大多時候會因房屋的配置無法立刻得到己方軍隊或裝甲車輛的掩護，而對方軍事人員和一般民眾又可能十分難以分別。除了可能遭遇穿着平民服裝的敵方士兵外，還包括有民兵、黑社會等這些單純想保衛自己家園，而提起自己的武器（也有可能是政府提供）襲擊入侵軍隊的民眾們。[註 2]在許多資料交流和長程武器大範圍使用的現代戰爭中，城鎮戰卻不同於大部分典型且位在寬闊處的軍事行動，它反而讓敵我雙方的距離快速拉近，雙方皆只能在極短的距離接觸交火。
城鎮戰被歸屬於複雜的三維空間戰鬥模式，軍隊時常因為建築物、強化過的掩蔽物等阻隔視線，只能擁有極其有限的視野以及火力發揮空間[註 3]。而熟悉戰場的敵軍卻可能在掩蔽物甚至是地下基礎設施（如地鐵或下水道）中躲藏，[1] 並以放置陷阱、爆裂物或者是安排狙擊手的方式，消減對方的實力。[註 4][2][3]
軍事術語[編輯]
早期在美國軍事術語中，以MOUT（Military Operations in Urban Terrain）來稱呼城鎮戰。之後，美軍改採較短的UO（Urban Operations）稱呼，不過MOUT仍然有持續採用。[註 5]英國軍隊對城鎮戰的正式術語為OBUA（Operations in Built-Up Areas）和FIBUA（Fighting in Built-Up Areas），不過一般士兵大多用俗稱的FISH（Fighting In Someone's House）或FISH and CHIPS（Fighting In Someone's House and Causing Havoc In People's Streets）。[註 6][5] 除了一般專指城鎮戰的術語外，英美兩軍還同時採用了另一術語 ─ FOFO（Fighting in Fortified Objectives），這是指在經歷城鎮戰後擊破包括敵方碉堡、戰壕、要塞等，且將敵軍人員完全清除並清除障礙物、地雷區，成功於過去敵方佔有地處建立了我方灘頭堡。[註 7][註 8][6]
以色列國防軍則將城鎮戰的代號為לש"ב（發音近似於LASHAB），這在希伯來語中為「在城鎮地形中戰鬥」之意。其中，לש"ב對於城鎮戰包含了許多範圍，從大規模的軍事戰術行動（包括利用重型裝甲運兵車、裝甲推土機、無人偵察機等）到個別作戰部隊的室內近距離戰鬥培訓等。以色列自1982年的第五次中東戰爭中，於貝魯特的陸陸續續的衝突了解到城鎮戰對其的重要性；以色列國防軍在近幾年參與多次城鎮戰役且累積了大量的經驗，並持續加以發展相關戰術和武器的使用。到了2000年爆發的阿克薩群眾起義中，以色列憑藉着它對城鎮戰豐富的經驗，決定派遣軍隊進駐巴勒斯坦人的城市、村莊和難民營中。直至今日，以色列國防軍擁有一系列龐大且先進的相關設施單位，用來訓練士兵更加熟悉城鎮戰的戰術。
歷史[編輯]
早在西元前500年時，中國軍事家孫武便提出攻陷城市的困難，以及其他相關的理論。他在《孫子兵法》中指出若不得已開戰，最好選在自己熟悉的地形，以逸待勞最佳；其次是在平地上一對一的決戰，最下才是攻城。[7] 但儘管有「兵聖」稱呼的孫武這般說道，在中國之後的歷史中攻城戰仍是時常發生。
歐洲早期的城鎮戰，則在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引述伯羅奔尼撒戰爭而寫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有所描述。在當時大多是採圍城的方式逼使對方投降，較少在人群聚集的城鎮內發生戰鬥。如果有城鎮內的戰鬥，也多是武力鎮壓人民組織性地反抗為主——譬如於66年到70年的猶太戰爭中，羅馬皇帝尼祿便曾派兵鎮壓耶路撒冷的起義平民。
之後在歐洲的城鎮戰，又以中世紀時期的攻城戰最為興盛。很早以前，人們就已經知道為城鎮蓋建城牆的好處：一來領主可以於城門設關卡強制徵收過路費，再則領主只需要擁有少數軍隊，就能有效抵禦試圖侵犯的大軍。這些於四周興建防禦措施的城鎮，往往能讓防守方佔有一定的優勢，並使攻城戰成為一個十分艱辛的戰鬥過程。不過到了15世紀，這樣的防守優勢因為以火砲為代表的熱兵器投入戰場的緣故而瓦解。
火砲的出現使得攻城戰變得更加迅速，整座城鎮被突然佔領的例子屢見不鮮。如1597年，西班牙成功以計謀佔領了法國亞眠。當時西班牙軍隊假扮成農民，故意在該城鎮的門口製造騷動，隨後趁亂突襲城鎮並佔領了港口。另一個例子是在1702年，奧地利軍隊藉由通往意大利克雷莫納的高架渠，快速攻入該城並佔領之。
在過去，時常見到攻城軍隊攻破城鎮時，對平民強行掠奪及殺害。特別是若在攻城階段耗時許久，因不再受紀律控制或者是出於對敵人的仇恨的影響，最後會在攻入城鎮後進行毫無人性的燒殺擄掠，如三十年戰爭中的馬德堡之役。1631年3月，信奉天主教的神聖羅馬帝國軍隊突襲了馬德堡，但是兩個月的圍城導致神聖羅馬帝國軍隊內糧食不足，因而逼使指揮官下達了最後一次突擊的指令。在兩個小時的激戰後，神聖羅馬帝國終於成攻攻佔了整座馬德堡，且於該城強行徵收糧食並製造了大屠殺。在這場耗時三天的「馬德堡洗劫」中，約20000到40000名的居民被殺害，整座城市也被大火焚燒，夷為平地。到戰事結束後，這座幾乎全被摧毀的城市裏僅剩下了約400名的人口。
由於在火砲的威力下，城牆早已毫無意義；戰場也從城鎮外圍的「攻城戰」，轉變為城鎮內的「城鎮戰」。因為以火砲逐一摧毀建築是毫無意義的，使得城鎮戰無可避免。隨着建築材料的發展，許多新型且現代化的城鎮建築改以更加堅固的材料建造。最後，這些建築使得攻入的士兵如同在一座擁有數百個防禦措施的城鎮中戰鬥，且守軍又往往能透過交錯火力來相互掩護，嚴重削減了攻擊的力量。
城鎮戰情況[編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對於城鎮的軍事行動往往先依靠大量的火砲攻擊，以及包括地面攻擊機、戰鬥機、重型轟炸機的近距離空中支援。[註 9]而在一些戰役中，特別是如同在史達林格勒戰役和華沙起義的惡劣環境下，為了能夠速戰速決，往往是不論後果的大規模攻擊形式，來企圖瓦解對方反抗的意識。
然而當軍隊正在面對城鎮戰時，往往在敵方佔領處仍有重重的戰術應用限制。例如，如何有效殲滅敵人並保護無辜百姓便成了嚴肅的課題。如在加拿大軍隊於二次世界大戰時的奧托納戰役和格羅寧根戰役中，就以避免火砲使用的方式來減低市民的傷亡和避免破壞建築物。[9] 而在1945年美軍反攻菲律賓馬尼拉時，指揮官麥克阿瑟將軍最初也禁止空襲和砲轟，以保護平民的生命。不過在如同史達林格勒戰役和柏林戰役的情況下，兩支軍隊皆發覺要完全撤出平民是不切實的想法。[10] 此外，也有非主動撤出平民而僅以警告的方式要求撤離，如在1999年第二次車臣戰爭的格羅茲尼之戰中，俄軍決定使用大量火砲以進攻車臣共和國的首都格羅茲尼，並在砲擊前警告平民人士趕快離開該城。[11]
為了保護平民的生命財產，軍隊受到許多戰爭法的限制，只能在戰術有其軍事必要性時才得闖入早已被確認有平民居住的地區。[12] 到了1970年代時，城鎮戰被沿用國際習慣法的海牙第4公約《陸戰法規和慣例公約》條文（特別是從第25條到第26條）所規範著；而在日內瓦公約的第一附加議定書《1949年8月12日日內瓦四公約關於保護國際性武裝衝突受難者的附加議定書》以及第二附加議定書《1949年8月12日日內瓦四公約關於保護非國際性武裝衝突受難者的附加議定書》中也有明確的規範。[13]
城鎮戰無論在戰略與戰術上都與一般開闊地戰場不同，城鎮內有着許多居民及各式各樣的建築物。部隊往往難以從居民中辨識出何人為戰鬥人員或游擊隊，且也難在三維空間中輕易辨識出敵方襲擊的方位。[14] 而在反擊這種關鍵時刻時，儘管有較為技術優良的士兵仍難以有效地發揮優勢火力。換句話來說，城鎮戰可為對方防衛實力較弱得戰鬥人員或游擊隊帶來些許的優勢，他們可單純藉由伏擊的方式來殲滅部隊，逼使攻入方得投入更多的人力於該城鎮中。但儘管有大量的軍力進駐，地面部隊在面對城市建築佈局仍不得不分散成各自獨立單位進行作戰，且多僅能以步兵的輕型火力交戰，大大限制了軍隊原本的戰鬥力。而由於空間有限，短距離的交火甚至肉搏時常發生，這也造就了巷戰的死傷。最後，城鎮戰極有可能造成進攻部隊長期身陷其中作戰的；而對於防守部隊來說，這是拖緩敵方快速進攻的有效方式，如遏止二戰德軍以不停移動進行機動戰的閃擊戰戰術。
在城鎮戰中，建築物林立限制了部隊觀測範圍；這也對裝甲部隊的活動也構成限制和威脅，裝甲部隊可能面臨突然的襲擊且動彈不得，無法反擊。不同的建築物以及公共設施（如地鐵、欄杆、公園）也意味部隊將會大幅降低其活動能力，就算移動也有更高的危險性潛伏着。相對的，城鎮戰對防守者而言，則擁有很多良好的隱蔽掩蔽空間（如地下道、下水道、地鐵等地下設施）及火力發揚範圍，也更容易佈署爆裂物、陷阱、地雷以及狙擊手。守軍守備的方式極多，如利用沙包及鐵絲網強化窗戶，在各入口處安裝各式陷阱，甚至於各房屋地下室挖出一條秘密通道，以在地面戰火猛烈地時候能安全地支援友軍或撤退。而對於狙擊手來說，城鎮戰極適合他們進行觀察、狙殺以及撤退。不過就條件來說，防守部隊同樣必須面對城鎮戰中各種致命點。如由於圍困和雙方不斷在城鎮內的交火，城市設施往往會被破壞、運輸受阻，屆時無論是軍隊和平民都將面臨補給和物資缺乏的困難。
城鎮戰也使火砲和空襲的地毯式轟炸作用相對降低，在面對建築林立、目標不清晰、不精準的轟炸時，不但可能會造成平民傷亡，更有可能傷及友軍。而經過大量轟炸的城市，儘管其鋼筋混凝土的建築將會因猛烈轟炸而摧毀，但並無法完全「湮滅」這種建築物；相反的，倒塌的建築和廢墟可能會讓己方軍隊無法順利地前進移動，並提供更多掩護給敵方。如在史達林格勒戰役中，蘇聯紅軍要求盡量長時間地在所有地段堅守，以掩護工廠持續生產兵器並撤至戰線更後方處，因此大量戰鬥在每一個廢墟、街道、工廠、住宅、地下室及樓梯間進行。而轟炸也難以摧毀位於地下或者戒備森嚴的建築結構，包括碉堡和公營事業的隧道等處，而這些也往往是雙方極力佔領處。如在1944年布達佩斯圍城戰中便於下水道處爆發激烈衝突，因為身為軸心國的德國軍隊和蘇聯軍隊皆是以此來行動的。
因此，試圖攻佔該城鎮的軍隊，其在戰術運用上並無許多選擇。通常軍隊是以一個排的兵力進入戰場，並於行動中分成個小隊交互掩護行動。他們得試圖組織一個強勁的防守火力，且士兵應要能善用槍砲火力、炸藥以及近身格鬥等技巧。而當部隊遇到一個極為空曠的場地時，往往不會直接強行通過，而是利用炸藥於牆上製作連接的通道。但這過程往往是極為緩慢且昂貴的，原因是一隊的士兵並不能攜帶很多的彈藥及炸藥，但這些昂貴的東西又往往是在掃蕩未知情況的房屋所需的。如果可能的話，軍隊往往還得一一掃蕩所有的建築物，這從上到下徹底的搜查也會浪費許多時間。
當正在移動的軍隊遭守軍埋伏時，敵人的猛烈進攻往往會逼使巡邏隊趕緊尋找遮蔽物；但之後的反擊僅能壓制敵方火力的出現，對於殲滅躲在房屋內的守軍往往效果不佳，因此得另外派小隊進入該棟建築並殲滅之，通常這類突擊小隊是由3到4人所組成。當小隊從門口或窗戶成功進入房屋時，必須一個房間一個房間的掃蕩。在攻入房間時，往往會先投擲一顆閃光彈，在爆炸後立刻進入房間準備交戰，接着在回報給小隊。
在佔領一個陌生的城市時，要完全掌握是十分困難的。因此進攻部隊往往得優先確保主要幹道周遭的建築物，以及其他為在城市的重點建築。對於有居民居住處，大多採將其撤離並封鎖該處。而重點建築包括能確保控制人民的行政大樓，以及掌握民生需求等的設施，包括有醫院、宗教與文化機構。自來水廠、變電廠、各式發電廠以及重工業廠區等。
但即使是在今日強調聯合兵種作戰的時代，城鎮戰仍對其有不利之處。因為負責聯絡的無線電，在城鎮中往往會被建築物阻擋其電磁波的傳送，這對重視資訊交流的聯合作戰極為不利。相對的，防守方的各部隊仍有一定程度的聯繫方式，他們可利用現有的通信網絡，甚至自行架設有線的野戰電話。這種狀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盟軍進逼德國時便曾發生過，盟軍在相互聯絡上便顯得極為薄弱。相對的，德軍利用其原本的連絡線路和電話線，仍能頑強地抵抗。
城鎮戰戰術[編輯]
在城鎮戰中，士兵所遇到的地形是多樣化的，包括了高樓大廈、狹窄小巷、污水排道，甚至是城市軌道交通系統等多樣建築設施。這些皆可讓原本駐守此處並知悉此地的軍隊擁有一定的優勢，因為單單從軍用地圖並無法提供城鎮戰所需的完整資料，如房屋內部的佈局以及周遭的小徑等不會於一般的地圖中出現。
城鎮中擁有極佳視野的建築，往往在城鎮戰中便提供狙擊手埋伏處；而在小巷或因佈滿瓦礫而難以通行的街道上，也非常適合放置陷阱以及爆裂物。而駐守於此的軍隊也可藉由尚未發現的地下通道，對敵對的隊伍埋伏突擊。而對於進行城鎮作戰的進攻方部隊來說，其本身防守能力將會比身在其他戰場還低的多，這除了是因為軍隊被迫只能走固定且開放的街道外，還有無法預測的伏擊和可利用的隱密通道也是一大主因；而當挨家挨戶的進行掃蕩時，除了房屋內未知的敵人外，士兵們還得暴露於街頭上，這些都為參與城鎮戰的軍隊帶來許多風險。
蒙特雷戰役[編輯]
蒙特雷戰役是美軍第一次遭遇到的重大城鎮戰。1846年9月，美國陸軍在扎卡里·泰勒的帶領下決定進軍蒙特雷鎮；但在這之前，美軍並沒有做過與城鎮戰有關的訓練。相對的，墨西哥軍隊下達指令要士兵躲在屋頂，或者是於隱密的射孔來殲滅敵軍；他們並將火砲移至城鎮中央，以有效提供各處火力支援。同時，由於蒙特雷鎮的建築多以厚實的土磚蓋成，輔以堅牢的門與數個窗戶；更甚者，平台式屋頂還有約兩英尺的牆足夠提供墨西哥士兵掩蔽。這些建築對於美軍來說，可說是一棟棟的的堡壘。
1846年9月21日，美國軍隊透過城鎮的街道試圖攻佔這城鎮，這其中包括剛從西點軍校畢業的學生以及受過一定訓練的士兵。但是他們仍被墨西哥軍隊的火力下被迫停下腳步，墨西哥士兵躲在厚牆旁、槍孔後，或者是屋頂上強力反擊。儘管美軍仍企圖在大街上迅速移動且反擊，但持續且激烈的火力逼使得他們在附近的建築物動彈不得。泰勒之後試圖將火砲往前推往該鎮，但由於不能保證擊中隱藏的墨西哥軍隊，甚至有誤傷友軍的可能，而放棄了這一計劃，美軍最後放棄這次攻勢。兩天後，美軍兵分兩路再次襲擊這座城市，並改用另一種「獨特的」方法。[15]
在此之前，由於不想重蹈覆轍，威廉·J·沃思採納了德克薩斯顧問們的意見。這些顧問在美墨戰爭前便有城鎮戰的經驗，如在1835年的貝克薩爾之役以及1842年的邁爾之役等。這些顧問相信美軍需要從一棟房屋到另一棟房屋的通道，來與墨西哥軍隊近距離交戰，他們並戲稱這通道為「老鼠洞」。[16]
沃思的部隊開始利用鎬頭在房屋跟房屋的牆壁處挖出通道，以殲滅屋內以及屋頂上的墨西哥軍隊；或者是直接利用梯子，爬至屋頂解決埋伏的敵軍，並於屋頂上快速移動。一支典型的隊伍會有一位負責拿着鋤的士兵，在火力的戒護下設法在房屋與房屋間挖出通道。而當牆壁即將碎裂時，3到4名士兵會拿着左輪手槍預備可能出現的室內槍戰。透過這一新的戰術，美軍在僅損失數人的情況下成攻佔領蒙特雷鎮。[16]
柏林市戰役[編輯]
二次世界大戰時，蘇聯的作戰群是一個約八十人且混合各式武器的作戰單位；其下的突擊隊則由6至8名的士兵組成，並緊密與蘇聯軍隊的野戰砲相互支援著。透過這些戰術單位，蘇聯能夠有效挨家挨戶的戰鬥，並從史達林格勒戰役到柏林市戰役持續使用這一戰術，且更加精進之。[10]
在柏林市區各處，大都擁由寬直的街區大道與數條下水道，以及公園和鐵路調車場等。大部分地區地區極為平坦，只有如十字山地區有高約66公尺的低矮小丘。當時市區建築多為19世紀下半葉建築的公寓大廈，因法律規定而沒有設置電梯，而房屋也因此僅五層樓高，公寓周遭則由庭院所包圍。
正如蘇聯軍隊在陸陸續續的戰役中學到了許多關於城鎮戰的戰術，德國軍隊也於此有了一些心得。如武裝黨衛隊不再單純於街道的角落架設臨時路障，因為這些路障在開放且筆直的街道上，僅能提供單調且無效率的火力射擊。相反地，德國軍隊把狙擊手和機槍架設在上部樓層和屋頂處，這也是因為蘇聯的坦克並無法抬高槍管反擊。德軍只需手持反坦克榴彈發射器Panzerfaust於面對街道的窗口伏擊，往往能成功擊毀經過的敵軍坦克。而這些戰術，也很快被希特拉青年團和第一次世界大戰老兵組成的國民突擊隊所採納。[10]
為了對抗這種戰術，蘇聯軍隊要求軍隊善用坦克砲塔的附屬機槍或自行攜帶的衝鋒槍，對準可能的窗戶以及門射擊，但這時車輛便不能行進過快。也意味着蘇聯軍隊只有在遭德軍攻擊後，才能有效進行反制。另一種解決方案是依靠重榴彈砲（多為152毫米或203毫米）事先對開放性的重點建築物射擊，透過爆炸為蘇聯士兵提供掩護，並利用高射砲緊盯德國槍手可能躲藏的較高樓層。[10]
蘇聯的戰鬥隊伍也取消直接在街上快速移動的方式，而是挨家挨戶地移動。他們透過連接公寓或地窖間的因爆破而產生的通道（隨後蘇聯軍隊發現德軍棄置的Panzerfaust對這極為有用），從一棟建築一棟到另一棟建築物；其他方法還有在經歷可能於屋頂上的近身戰鬥後，藉由閣樓快速移動。而在某些時候，透過火焰噴射器或手榴彈直接強行破壞側翼的建築，也是一有效的方法；但由於柏林的市民並沒事先撤退，這方法也無可避免會帶來平民的大量傷亡。[10]
順化戰役[編輯]
第一次車臣戰爭[編輯]
1991年，時任的車臣共和國總統的焦哈爾·杜達耶夫發表了獨立宣言；隔年車臣共和國一分為二，西部的印古什地區宣佈加入俄羅斯聯邦。1993年，除了印古什以外的其他車臣地區再度宣佈獨立。此後，車臣政府大舉壓迫境內的俄羅斯人，導致大量俄羅斯人移出車臣地區。1994年12月11日，鮑里斯·葉利欽決定依據俄羅斯聯邦憲法第88條，派遣俄羅斯軍隊向車臣發動進攻。俄羅斯計劃自俄羅斯本土直接推進，先掌握車臣首都格羅茲尼的總統府、電台和電視台，最後穩定整個車臣地區，並接管該地的政治權力。
在當時，俄羅斯估計車臣武裝部隊應有10000人左右，相對的俄羅斯則派遣近38萬的大軍進駐，其中除了一般的步兵部隊外，尚有90架直升機、80輛坦克、208輛BMP-2以及182門各式火砲投入該地；部隊的素質則從訓練優良的特戰部隊，到剛結束訓練課程的新兵都有。在戰爭的初期，俄軍以火箭砲和戰鬥機不斷對城內設施進行轟炸。但由於車臣武裝部隊善於匿藏在民居之中，空襲反而是帶來大量平民死亡。1994年12月31日，俄軍的地面部隊開始向格羅茲尼城內進攻，但遭車臣武裝軍的頑強抵抗，在這一夜內便有超過1000俄軍陣亡。
車臣武裝軍早在第一次車臣戰爭爆發前，大部分的車臣武裝軍人員多是接受俄羅斯軍隊的培訓。車臣武裝軍將每10到12人組成一獨立運作的突擊隊伍，不過他們仍要求個隊伍要向總部報告情況。這些隊伍中會有1名的反坦克砲手以及2名的狙擊手，其他人則手持各式槍械。除了正規的武裝軍外，還有約15000的非正規軍加入防禦，這些戰鬥人員分成由15至20人組成的戰鬥團隊，其下又以3到4人組成了基本小隊。一支基本小隊內有反坦克砲手、一個機槍手和狙擊手，其中反坦克砲手通常會裝備有俄製的RPG-7或RPG-18。此外該小隊會依戰鬥的需求，另外安排彈藥補給員和輔助砲手加入。[17]
為了有效殲滅駐守於格羅茲尼的俄羅斯裝甲車輛，車臣武裝軍會同時在地面上部署五到六組的作戰小隊，他們可能躲藏在第二和第三樓層，或者是在地下室整備其裝備並準備埋伏。當俄羅斯車隊前往伏擊區時，狙擊手和機槍手將會牽制前來支援的步兵，而反坦克砲手將瞄準較為脆弱的裝甲車輛頂部、後方和兩側，以有效殲滅整支部隊。[17][18] 在成攻殲滅俄羅斯的車隊後，這群車臣反抗軍便依靠其對城鎮的熟識，往往又能成功撤出該地。
如在一場戰鬥中，一批俄羅斯軍隊自車臣西方進駐，並沒有受任何反抗進入該城。他們向總部回報已達成一項進佔目標，並決定提前達成下一項戰術目標。這些俄羅斯步兵並不知道他們的車隊已經被車臣反抗軍做為目標，當他們抵達下一向做為目的地的火車站時，仍是沒有受到反抗。由於該火車站主要是車臣中央市鎮聯絡西方的重要路線，故俄羅斯軍對被要求對此處進行軍事佔領。然而，由於一直沒有遭遇反抗勢力，這群俄羅斯軍隊僅是將裝甲車部署於車站外，象徵性地進行防衛。不久後，自北方政府行政大樓南下的車臣武裝軍包圍了該車站，反抗軍並對車輛發射RPG-7。俄羅斯部隊立刻反擊，但很快彈藥便感到不足。當他們向其他部隊要求支援時，卻因天色變暗為由遭到拒絕。
最初，俄羅斯軍隊對這種戰術感到措手不及。在原本的預想中，其裝甲部隊本來應該是會輕易地佔領該地，就如同1956年的匈牙利十月事件中坦克進駐的狀況一樣。但車臣的反抗，反而更讓人聯想到1944年的布達佩斯圍城戰。這些反抗導致俄羅斯部隊在城市的行動陷入癱瘓。在事後許多文章報告中許多俄羅斯的官員指出這有很大的原因在於許多部隊仍尚未完成其訓練，且匆忙組成隊伍所導致的。
面對這一強烈的反抗，俄羅斯如同當時蘇聯軍隊進攻柏林市一樣，下達了臨時指示 ─ 每個於車臣的戰鬥部隊都得部署高射砲（包括ZSU-23-4以及9K22），這也是因為俄羅斯的坦克並沒有足夠的仰角來警戒車臣武裝軍地埋伏及反擊。面對俄羅斯軍隊的高射砲，車臣武裝軍改變戰術，改由五到六組的作戰小隊同時開火來讓高射砲無從射起。俄羅斯軍方也知悉僅單純部屬高射砲難以改變戰局，於是自俄羅斯調來更多的步兵。俄羅斯也開始有系統的通過城鎮，在步兵與裝甲部隊的相互合作下，一步步掃蕩所有可能的房屋。甚至，俄羅斯開始主動地設置自己的伏擊點，接着利用裝甲車隊引誘車臣的戰鬥部隊前來追擊，進而遭到埋伏。[17][18] 而受到1945年柏林市戰役中，有蘇聯裝甲兵為避免坦克受Panzerfaust的攻擊輕易被破壞，將彈簧床綁於砲塔兩旁的構想，蘇聯軍也為了面對車臣軍的RPG火箭推進榴彈發射器，俄羅斯軍隊立刻以距離裝甲車車體約25到30毫米處，安裝了籠狀的鐵絲網以誘導RPG提早引爆。[10][17][18]
此外，雙方對應傳播媒體的策略也有顯著不同。俄羅斯拒絕記者進入採訪俄羅斯士兵，只以開記者會的方式報告戰況；相對的，車臣武裝軍則邀請記者前往採訪，並告訴記者們當地的現況；而許多由當時媒體所攝得的彩色圖像，多是由被車臣武裝軍邀請的記者所拍攝的。隨着時間推移，俄羅斯開始重組車臣的警察，並試圖說服車臣武裝軍放下武器投降。1995年1月15日，擁有重型火砲支援的俄羅斯部隊決定封鎖整個格羅茲尼市，將車臣反抗軍限制於包圍網內。1月19日，俄羅斯軍隊攻佔了總統府行政大樓等重要建築。但早在此時，一部份的車臣武裝軍即其物資，便與當地的難民共同退往南部山區。
俄羅斯的援軍在佔領格羅茲尼後也陸續趕來，並繼續以空襲方法進佔車臣南部其他鄉鎮。1月24日，俄羅斯當局於車臣組織一個文官政府，並從1月26日時改由其進行掌管。到了2月上旬，俄羅斯軍隊已控制車臣地區近80％以上的城市，但車臣武裝軍及游擊部隊仍不時在夜間的街道上出沒，這導致俄羅斯軍隊不敢於夜間進行移動。到了2月份終，俄羅斯軍隊才將舊車臣共和國的勢力逐出車臣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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