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8月14日 星期一

7月20日密谋案后续

 后续[编辑]

德国国内[编辑]

1944年8月3日，纳粹德国政府在东普鲁士奥尔什蒂内克坦能堡纪念碑为君特·科尔登将军举办葬礼。

希特勒对他于这次暗杀计画之中存活视为“神圣历史的一刻”，并指示制作特别勋章以作为纪念。这个勋章就是后来被称作“1944年7月20日纪念款重伤勋章”的重伤奖章，由希特勒亲自将奖章授予当时同样在会议室内的成员，整个勋章分作金色、银色和黑色三种、全数总共有100枚[54]。其中有47枚勋章被颁授出去，并且都各自附有由希特勒亲自签名且装饰极为华丽的奖励文件，这使得这批重伤奖章成为纳粹德国所颁发所有荣誉中最为稀有的饰品[55]。

有关密谋案参与人士审判与处决的画面与声音被拍成了影片，之后送至元首总部提供希特勒与其随从审视。后来戈培尔以这些录像为材料制作成长达30分钟的电影[56]，并送到利希特费尔德军校供经过挑选的学员们观赏[57]。政变未遂之后，德意志国防军全体军官被迫于1944年7月24日时再度对希特勒进行效忠宣誓，并且将传统的军礼完全以纳粹礼所取而代之[58]。而希姆莱在事件经过后2周于波兹南演讲时提到密谋成员并非一部分小派系成员，除了有大量军事成员担任抵抗运动人士外，另外也有一部分纳粹德国官员参与其中[59]。

在1944年11月29日时，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在事件结束后向阿道夫·希特勒报告说人在罗马的教宗庇护十二世亦有一定程度上参与政变的行动[60]。而其实早在1943年时，参与7月20日密谋案的主谋者威塞尔·冯·弗雷泰格-罗林霍芬上校、埃尔温·冯·拉豪森上校和威廉·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在收到义大利反情报官员凯萨·亚梅传来的消息后，便尝试阻止当年希特勒下令绑架并且谋杀庇护十二世的密谋行动[61][62]。

很快地在纳粹宣传之内容中，便把克劳斯·冯·史陶芬堡和其他参与7月20日密谋案者视为新版本的“刀刺在背传说”，强调这些懦弱的叛国人士在德国后方干扰而试图造成巨大影响，并且将这说法视为纳粹政府的官方解释。在镇压政变中立下功劳的雷莫少校于当天晚上即晋升成为上校，并在战争结束前晋升成为少将。战争结束后他与其他人共同创建了支持新纳粹主义的政党社会主义帝国党，并且到1997年逝世之前一直否认犹太人大屠杀一事[63]。另外为德国军方提供暗杀用塑性炸药的菲力普·冯·波塞拉格少校侥幸逃过了追查并在战争中幸存下来，最后于2008年5月1日以90岁高龄逝世而成为世界上倒数第二位曾参与7月20日密谋案的逝世者[64]。

战后德国[编辑]

1964年7月20日，德国联邦议院在柏林针对7月20日密谋案20周年所举行全国追悼会活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德直到1950年代中期才因为雷莫审判而逐渐将密谋案参与成员视为“英雄”人物，东德则仅在一定程度上提及这次事件。同时许多德国民众受到纳粹德国宣传的影响，认为战争结束是因为德国再度遭遇“刀刺在背传说”的情况，并且对于东德以及西德遭到分别统管而有所不满。其中7月20日密谋案很快成为西德社会最早探讨的历史事件之一，然而尽管民众广泛知悉此事、但对于事件结果却持有不同态度；根据1951年7月20日对于密谋案所进行的完整调查，分别有三分之一的人对于这次事件没有意见，另外还各别有三分之一的人对于这次事件予以正面以及负面的看法[65]。其中舆论的差异主要是受到当时时代背景影响，原因在于当时许多德国民众受到纳粹德国政治宣传的影响，对于7月20日密谋案的参与者已经形成叛乱成员的印象。不过在原先纳粹时期的政治思想方针陆陆续续被要求检讨后，自1952年开始7月20日密谋案的地位探讨成为重要议题，甚至认为透过这次失败计画的探讨能够弥补战后德国许多民众的心态[66]。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以社会主义帝国党为首的纳粹主义人士也不断壮大自身势力，他们除了强烈批评要求对过往纳粹德国时期进行反思的意见外，甚至在1952年发展至最高峰时还自行组织准军事组织。不过随著社会主义帝国党在雷莫审判中因为答复内容以及战略调整计画失败，以及德国社会开始将7月20日密谋案成员视为暗杀希特勒政治传奇的重要代表，有关于7月20日密谋案的负面批评则逐渐减少[67]。而随著社会大众不再将密谋案视为新版本的刀刺在背传说看待，至此7月20日密谋案在民间社会的地位逐渐确立。随著民间社会对于7月20日密谋案的印象逐渐转换的过程中，许多政治团体由于为了能够同时获取纳粹主义支持者与其受害者的认同，时常公开更改其立场甚至因而陷入矛盾困境。在这之中许多政治人物曾经经历过威玛共和国时期的民主制度，并且基于政治立场也对于7月20日密谋案予以正面看法，但是时常因为没有足够势力而必须同时讨好两边阵营。

其中康拉德·艾德诺在1946年担任英国分区谘询委员会成员时，便强烈反对7月20日密谋案成员之家属得以享有丧偶养老金补助[68]；但是在他当选成为德国总理并且建立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与拜仁基督教社会联盟之联合政府时，则在广播演讲中公开称赞抵抗运动成员并提到：“这些德国人发挥爱心承诺以打破专制，我们应当向7月20日受难者予以尊重和敬仰。[69]”另外也有一部分政治人物始终没有改变其反对密谋案的看法，例如德国党德国联邦议院议员沃夫冈·黑德勒在1949年发表具有强烈反犹太主义的竞选演说时[70]，同样强烈批评7月20日密谋案成员为叛国人士[71]。之后该言论随后引起德国联邦议院以及社会舆论广泛讨论，最后德国联邦议院决定解除其言论豁免权[72]。不过由于西德司法部门对于7月20日密谋案本身也有矛盾态度，因此在最初黑德勒和同属右翼的德国帝国党在一审中获得无罪释放，但是到了上诉法院时则判处8个月的有期徒刑。

到了1968年随著六八运动发起，7月20日密谋案成为在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的革命权进行政治辩论时的案例。尽管7月20日密谋案成员在政治倾向上为保守的地产贵族，参与成员背景也多是将军、法西斯主义分子和部分战争罪犯；而这些与学生运动中所设想的左派与无政府主义之理想革命成员，或者是由工人、农民、家庭主妇、囚犯和逃兵共同发起反法西斯主义战争的反抗行动有所差距，但是后者仍积极效仿前者之思想并且敬佩抵抗成员的行动勇气。

无论是德国苏占区还是东德，德国统一社会党基于对于稳固政权的考量而将7月20日密谋案参与者视为“美国帝国主义反动分子”，认为这些密谋成员试图激进地解决陷入毁灭状态的德国帝国主义[73]。后来受到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影响，东德将其视为最初与工人阶级敌对的“有用白痴”，但是在反对法西斯主义战争中不自觉协助苏联军队获得胜利。到了1980年代开始，德国统一社会党才重新对7月20日密谋案予以新的评价。

其他国家[编辑]

在德国以外国家一开始对于这次未遂的政变行动予以诋毁，认定当时作为敌人的德国道德低劣并且因而陷入分裂状态。1944年8月2日，已经事前获悉暗杀计画的英国首相温斯顿·邱吉尔在英国下议院演讲时，表示这仅仅是“第三帝国政要之间自我毁灭的斗争”，他并且形容这次暗杀行动为“德国领导阶层相互残杀以追寻个人后续利益，但是他们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美国方面则是依照邱吉尔的解释作为前提重新报导事件，其中《纽约时报》在1944年8月9日发表的文章中认为这次暗杀计画流露出德国内部的“黑暗犯罪世界气氛”，并且强调这并非文明国家的官员所期望发生的事件。苏联记者伊利亚·爱伦堡在官方报纸《红星报》中指出在纳粹德国并不会因为这些军官反动而瓦解，相反地他将屈服在“更具良心”的苏联红军和其盟友底下。

《时代周报》记者兼主编玛莉昂·德恩霍夫对此则指出，尽管卡尔·弗德里希·格德勒和亚当·冯·特罗特·楚·佐尔兹试图获得他国协助，但是最终都并未获得支持。也因为西方世界决定对于密谋团体保持沉默，因此后来事件结束后不得不依照希特勒所提供的解释，将这次并政变的攻击行为视为“野心勃勃的人士”所组织而成[74][75]。而在1946年12月，曾参与德国抵抗运动的作家鲁道夫·培谢尔在《德意志评论报》（Deutsche Rundschau）刊载邱吉尔对于密谋案的言论，其中引述邱吉尔于英国下议院对于德国抵抗运动成员的看法：

不过后来《德意志评论报》则表示在经过调查并且向邱吉尔查证后，仍然无法证实邱吉尔曾经在英国下议院讲述相关的言论或者留下相关的纪录。尽管如此，市民教育联邦管理局于1952年7月20日发行的报刊《国会》特别刊物上，主编汉斯·罗伊斯（Hans Royce）仍然特别在序言中提到邱吉尔于1946年时曾经在英国下议院讲发表相关演讲。到了今日市民教育联邦管理局认定这次演讲无法验证[76][77]，而历史学者彼得·施泰因巴赫则在1999年时表示这绝对不是邱吉尔本人的言论[78]。

评价[编辑]

暗杀可行性[编辑]

在7月20日密谋案中所使用的铅笔雷管，后来则由位于德国德勒斯登的联邦德国军事史博物馆收藏。

在许多有关于7月20日密谋案的讯息中，经常错误地声称该次会议应该在东普鲁士拉斯滕堡的“狼穴”其中一个地下掩体进行，而1公斤的炸药爆炸后必定能把掩体内部所有在场成员杀死。但是实际上原本缩减攻击威力的1公斤塑性炸弹冲击波则是通过木头地板以及其他开孔流窜，这使得绝大部分爆炸热气直接往下吹散。不过自1944年7月在“狼穴”进行简报时便是在外部的军营进行，而史陶芬堡在同年7月6日和7月11日于“狼穴”参与会议时便得知此事。因此史陶芬堡在设置炸弹时并不曾想过在掩体内部透过爆炸压力杀害目标，而是直接计画将炸药增加至2公斤以强化杀伤力[79]。

然而史陶芬堡在启动1个雷管后并没有接续准备第二个炸药所使用的雷管、或者将另外一块塑性炸药同样放在公事包内，相反地他把第二包塑性炸药交给具有进入会议室权限的副官海夫腾。然而一些专家认为这是重大的错误决定，因为当把第二包塑性炸药放在公事包内时便会因为第一个炸药的爆炸接连引爆，这将使得在会议室屋子内的在场与会者都将会丧生。另外史陶芬堡离开了会议室后，其他会议参与者为了能够方便使用会议桌，将原本在希特勒脚底附近的沉重公文包移动到厚重桌脚的另一侧，这使得希特勒和一旁的阿道夫·豪辛格受到厚重桌脚的保护而不受到爆炸直接影响。2005年时，美国军事频道的《历史之谜》播出节目“暗杀希特勒”（Killing Hitler），在经过多次假人和炸弹实地测试后证实在两枚炸弹同时引爆、会议举办于碉堡会议室中或公事包没有被移动的情况下，能够确实将希特勒杀害。

2010年，探索频道的《流言终结者》节目中则探讨了炸弹于掩体中爆炸所可能产生的后续结果，在节目中重新模拟碉堡环境并且以假人、炸弹和压力感测器进行测试。主持人亚当·萨维奇和杰米·海纳曼做出结论表示无论希特勒是在碉堡内的会议室或者是有窗户的会议室内开会都会幸存下来。在节目中以两个相同大小的船运货柜进行试验，一个模拟地面上拥有窗户的会议室、另一个则将货柜埋入地面下，之后两者皆以975克重量的C4炸药试爆。然而《流言终结者》节目内容与史实不同点为碉堡和埋入地下的货柜结构与坚硬程度不同，其中《流言终结者》实验团队选择将货柜埋入壕沟并且在前门以铁路枕木挡著。而尽管爆炸结束后产生的冲击波成功将枕木整个炸飞，但结果发现虽然地下货柜内的压力值比模拟有窗会议室的货柜还要来得高，但其压力仍然不足以杀死希特勒[80]。

失败原因[编辑]

密谋成员在柏林政变期间便没有完全控制亲卫队，后来反而遭到亲卫队控制作为总部的本德勒馆。

对于7月20日密谋案之所以并没有成功推翻希特勒政权，后来被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

  • 抵抗团体由于先前众多暗杀希特勒的行动因故不得不推迟或者基于不同原因而取消，史陶芬堡在7月15日的尝试中尽管最后并没有实行，然而他却错误地认为暗杀计画得以成功，并且以此作为发起女武神行动并且在各地部署部队之依据。但由于先前已经花费许多心思和许多巧合才成功掩盖政变行动秘密进行，这使得部分抵抗团体的核心主导者不愿意在未获得希特勒已经丧生的可靠消息情况下，冒著生命危险发起政变行动。
  • 7月20日密谋案中对于夺取政权的事前准备在许多方面完全思考不周，特别是在既有计画中忽略了对于向来忠于纳粹政权之部队实行情报操控的工作；这意味著当部队从广播电台和联络管道中获知暗杀行动后，将不在会服从密谋团体所下达的命令。同时密谋成员即使在柏林拥有一定的军事实力，但是却未依照密谋计画内容逐渐接管在该政治中心中所有相关机构，这包括国民教育与宣传部等重要政府机关、亲卫队国家安全部等部门、重要纳粹政府组织以及占领盖世太保总部等等。同时相较于纳粹德国政府得以透过无线电台广泛宣传暗杀行动失败的消息，密谋成员则必须电传逐一将命令提供参与组织。
  • 此外在计画中担任核心人物的克劳斯·冯·史陶芬堡由于必须搭乘飞机返回柏林，因此一直到下午4时30分才抵达本德勒馆，而使得他从暗杀行动后这段期间都无法参与政变行动。相比之下，如果由史陶芬堡留在本德勒馆指挥时将能够在暗杀行动结束后，促成密谋团体尽早发起政变行动而获得许多时间优势。不过尽管史陶芬堡对于这次行动抱持极大决心，但除了一些密谋成员主张按照计画直接发起行动外，另外还有一部分密谋成员则对于行动抱持保留立场，并且导致后来的女武神行动延后启动。

此外密谋成员在针对最初的暗杀行动与政变计画进行讨论外，并没有对于事件可能因故变成长期问题提供明确意见。

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即使暗杀行动顺利成功，一般也认为当时德国败局已定，即使希特勒死亡也无法改变什么，密谋成员甚至没有想到即使政变成功，长期掌握德国军政大权的纳粹高层也未必会束手就擒，此举反而可能让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陷入内战状态。

影子内阁[编辑]

原本政变份子计画在希特勒被刺杀后立即组成新政府来与盟军谈和，但因为行动失败反而使得大部分预定成员遭到处决，以下为1944年7月时预计组成的内阁名单[81]：

姓名职务
路德维希·贝克联邦大总统，前任德国国防军陆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同时也是7月20日密谋案主要策画者之一，1944年7月20日自杀未遂，后被处决。
威廉·罗伊施纳德国副总理，隶属德国社会民主党，1944年9月29日被处决。
卡尔·弗德里希·格德勒德国总理，为隶属德国国家人民党的著名政治家暨经济学家，在遭到审问后于1945年2月2日执行死刑。
保罗·罗贝国家议会议长，隶属德国社会民主党。
朱力斯·雷贝尔内政部部长人选之一，隶属德国社会民主党。
欧根·玻兹内政部部长的另一名人选，隶属德国中央党。
弗里德里希·沃尔纳·冯·德·舒伦堡外交部部长人选之一。
乌尔里希·冯·哈塞尔外交部部长的另一名人选，隶属德国国家人民党。
埃瓦尔德·勒塞尔财政部部长，隶属德国国家人民党。
弗里德里希·奥尔布里希特战争部部长，德国国防军军官暨女武神行动主要策画者，1944年7月21日执行死刑。
埃尔温·冯·维茨莱本德意志国防军最高指挥官，7月20日密谋案主要推动者，1944年8月8日遭到绞死。
汉斯·欧斯特最高军事法庭庭长，德国军事情报局情报官员，1945年4月9日遭到绞死。
汉斯·柯赫德意志帝国最高法院院长，隶属认信教会。
本哈德·莱特豪斯重建部部长。
卡尔·布雷辛国家银行部部长或者是经济部部长。
保罗·勒热内-荣格经济部部长，隶属德国国家人民党。
安迪斯·荷梅斯农业部部长，隶属德国中央党。
约瑟夫·维尔默司法部部长，隶属德国中央党。
海宁·冯·特雷斯科夫警察总长，1944年7月21日自杀身亡。

另外，阿尔贝特·史佩尔也被密谋份子预定作为一位潜在可能担任军备部部长的人选，其中在一份推测政府内阁人选名单上所写的问号旁边便标注有史佩尔的名字。但是同时密谋成员也指出在希特勒逝世前先不要接近史佩尔，除了因为史佩尔与希特勒在私人关系上是极为亲近的朋友外，同时也能避免史佩尔先行遭到亲卫队所逮捕[82]。另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预定的内阁成员来自德国数个政党，但是除了纳粹党党员之外，德国共产党的成员也没有纳入其中。

事件评论[编辑]

由于参与7月20日密谋案的成员成长背景与隶属组织有所差异，因此成员之间决定参与密谋行动的动机也多有不同[83]。对于许多人来说，其参与理由普遍基于宗教信仰、道德观或者是个人良心问题，特别是纳粹德国政府在东线战场所犯下的许多暴行成为重要的因素，并且成为早期密谋成员在多次暗杀失败后仍然继续策画的动力来源。同时许多德国历史学者则是统一认定是基于“国家利益”考量而策画暗杀与政变计画，这项理由也是绝大多数军方成员所提出的重要理由。而促成这一论点的原因则是在于希特勒在战争和战略上多次做出错误判断，并且自从1942年开始德国优势便已经不在。对此这群密谋策画者认为必须避免德国因为即将出现的军事失败、进而造成更庞大的国家利益危机，因此必须发起反抗行动作为应对、甚至进而暗杀希特勒本人。

1938年至1940年期间参与密谋案的军官成员主要是基于“国家利益”考量，尽管在1939年时德国军方便曾经因为担心与其他国家爆发战争而策划推翻计画，但是在1940年德国在法国战役中意外地快速击败作为长期敌对的法国后，策画推翻计画的核心成员便逐渐缩水。但到了1941年德国再度攻击曾经是同盟国的苏联时，尽管德军部队在地面作战中占领广大的领土，却迟迟未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同时东线战场占领地区也出现大规模处决的情况。这使得1943年1月德国第6军团在史达林格勒战役宣布投降后，许多德军士兵因而认为德国不可能击败苏联，这使得抵抗运动团体再度吸引许多成员加入其中。之后随著战争的发展，许多参与7月20日密谋案者因为不满希特勒和其政党采取独裁政策而决定加入抵抗运动。同时亲卫队随著战争进行开始大规模屠杀无辜民众的犯罪行为，让许多人基于自身良心以及军官荣誉而无法接受，并且担心此举将长期损害德国声誉以及影响后代道德伦理观念。其中海宁·冯·特雷斯科夫便曾经在政委命令公布后，尝试说服他的上级向希特勒提出正式抗议但是没有获得结果。

其他观点则认为受到德国逐渐濒临危机以及即将来临的军事失败，促使得密谋案成员试图发起政变行动。其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认为政变计画是由部分具贵族血统的“希特勒军官”策画，这些主导德国发展、失去东部土地、具有官员职位的贵族为了避免特权损失而发起行动，而实际上真正的抵抗运动则是德国共产党和赤色交响乐策画。而像是安德烈亚斯·希尔格鲁贝尔等其他历史学者则认为1939年11月8日由乔治·艾尔塞策画的暗杀行动、或者是1943年2月18日白玫瑰在慕尼黑大学发送传单的行动，都远比1944年7月20日的暗杀与政变计画重要，因为这两者对于民主性质的观点差异甚大，其中史陶芬堡本身并非明确的君主派或者民主派人士。此外一些激进的反闪米特人主义以及战争罪罪犯亦参与了7月20日密谋案，例如军需局局长艾德华·华格纳便涉嫌导致数百万名苏联战俘死亡，并且强力主导有关因为担心苏联红军反抗而发起的复仇行动。

因为涉嫌参与7月20日密谋案而遭处以死刑的亚瑟·内贝过去担任过别动队总指挥，曾经对犹太人和其他平民发起多次屠杀，并在亲卫队国家安全部担任刑事警察局负责人时主导针对罗姆人的吞灭行动。另外参与密谋团体的柏林警察局警长沃尔夫-海因里希·冯·海尔多夫过去曾经是纳粹党党员，并且在1933年前曾经因为发起对犹太人的袭击行动而闻名。不过与此同时，有20多人在人民法院上主张犹太人大屠杀的罪刑是造成自己决定参与密谋案的主要动机。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一些参与7月20日密谋案者在经历过希特勒统治和纳粹党的暴力政策影响，逐渐将纳粹德国视为必须予以阻止的犯罪集团，甚至愿意违背原先对于国家的承诺而拒绝接受其领导威信。尽管许多参与者面临判处死刑的处境，但仍然没有一名被告在罗兰德·弗莱斯勒主导的人民法院上承认错误或者试图逃脱死刑；实际上许多参与抵抗运动的军官的参与理由主要是基于德国军方特殊的历史意义及其伦理道德观点。

影响[编辑]

纪念活动[编辑]

于本德勒馆设置的纪念雕像，由德国艺术家理查·沙伊伯雕塑而成。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政变行动最终失败的7月20日密谋案反而开始获得社会重视。尽管这时期德国军方处于因过去发动军事战争之责任而必须展开内部改革，并进而提出内部领导方针作为往后新成立的部队指导观念，绝大多数居民在第一时间并没有对7月20日密谋案发起纪念活动，相关的哀悼演讲主要是由仍然活著的参与者亲属进行[84]。对此历史学者约阿希姆·费斯特表示社会大众在战争结束后，决定在进入西德时期后拒绝探讨具有重要地位的纳粹党成员。不过随著1946年陆陆续续有新闻媒体举办悼念活动，7月20日密谋案的评价逐渐获得不同观点看待。尽管1949年后由新闻媒体举办的纪念活动逐渐取消，但这时西德许多社会菁英陆续以不同观点探讨7月20日密谋案。到了1952年雷莫审判时，由于其言论内容违反所谓的“政治正确”而遭到强烈的批评[85]。

而自1952年开始，柏林便会定期在每年7月20日举办有关密谋案的演讲、献花仪式和追悼会[86]，而主要活动承办机构则有1944年7月20日基金会与德国抵抗纪念中心[87]。在早期相关的纪念谈话中主要的面向是对于其他不同的批判观点予以回应，但后来则逐渐以7月20日密谋案为基础开始功能性地探讨其他议题，亦即对外驳斥所谓集体犯罪的观点，对内则是以此案例为基础探讨自由的相关准则。在这些探讨中也有一部分响应因素在于其宣泄功能，透过探讨抵抗运动来理解过去德国人无力对付自己所在的纳粹德国其不公之现象[88]。例如一直到1958年时，德国社会民主党重要成员卡罗·施密德模仿基督教受害者观点发表诗词：“你，身在斧头下，身在绞刑架，身在毒气室，波兰人已经死去，这是对我们来说意义非凡的行动；硬桂冠，他们所戴的，平等的荆棘冠冕，深深压著他们额头，对于其指责，只是打压我们。[89]”

在1953年时西德针对7月20日密谋案举办多起相关演讲，并且在同年6月17日的大会上将该次事件与德国民众在独裁体系中追求自由予以串联。另外尽管西德国内曾试图就7月20日密谋案举办政治辩论研讨会，但是因为德国联邦议院全体会议上对于调查内容有多方意见。这使得即便是右翼的社会主义帝国党或者是左派的德国共产党，双方都未能够在事件调查期间就各自言论展开辩论。不过德国联邦议院在某些议题上则保持一致态度，例如要求联邦政府将密谋案参与人员列入平反法案。不过德国联邦议院从来没有考虑把7月20日制定为全国纪念日或者国定假日，之后的批评亦几乎没有相关探讨。不过在1963年时西德将其公共建筑以7月20日密谋案成员命名，隔年德国联邦邮政则发行20周年邮票以纪念德军的抵抗行动[90]。

苏联在1969年至1972年制作发行的国际系列电影《解放》中，针对7月20日密谋案予以相当多时间的描绘并且给予积极评价。不过东德自1989年开始才重新审视7月20日密谋案，并且在1990年7月20日举办首次人民议会民主选举之际，刻意将密谋案故事与国家人民军结合。而自1999年以后，德国联邦国防军则会在7月20日当天集结部队举行庄严宣誓，借此纪念具有历史性和象征性意义的事件；而最初宣誓场所便是安排在柏林本德勒馆，2008年以后则改至德国国会大厦前进行[91]。2004年时，包括《亮点》、《明镜》等新闻杂志都针对7月20日密谋案失败60周年进行详细的文章报导，另外同一年约·拜尔执导了电视电影《史陶芬堡》。而在同年度的调查中，绝大部分民众对于7月20日密谋案中失败的抵抗运动成员表示尊敬和钦佩，仅有一小部分的受访者声称鄙视阴谋。2007年11月，好莱坞电影《行动代号：华尔奇丽雅》的杀青则适逢史陶芬堡诞辰100周年[92]。

影视作品[编辑]

参见[编辑]

注释[编辑]

  1. ^ 跳转至：1.0 1.1 1.2 1.3 威廉·劳伦斯·夏伊勒. 《第三帝國興亡史》（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 A History of Nazi Germany）. 美国纽约: 西蒙与舒斯特. 1990年11月15日: 第1,393页. ISBN 978-0671728687 （英语）. 外部链接存在于|title=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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