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20日密谋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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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粹德国官员前往位于东普鲁士拉斯滕堡的“狼穴”总部，视察刚经历爆炸的会议室内部，由左至右分别为海因兹·林格、马丁·鲍曼、尤里乌斯·肖布、赫尔曼·戈林和布鲁诺·勒尔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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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战方 | |||||||
 德国国防军（反对希特勒派系） 德国抵抗运动（军方主导） |  德国政府 | ||||||
| 指挥官与领导者 | |||||||
路德维希·贝克  海宁·冯·特雷斯科夫 × 艾德华·华格纳 × 克劳斯·冯·史陶芬堡 卡尔-海因利希·冯·史图尔普纳格 欧根·玻兹 阿尔布雷希特·格拉夫·冯·贝恩斯托夫 |  阿道夫·希特勒 威廉·凯特尔 阿尔弗雷德·约德尔 瓦尔特·瓦里蒙特 | ||||||
| 伤亡与损失 | |||||||
| 4,980人遭到处决 7,000人遭到逮捕 | 3名官员与1名助理死亡 希特拉受轻伤 | ||||||
7月20日密谋案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由德国抵抗运动主导说服军方并刺杀纳粹德国元首阿道夫·希特勒与后续政变行动，密谋借此推翻以纳粹党为首的德国政府、进而和西方的同盟国达成和平协议[1]。尽管在这之前纳粹德国各个抵抗运动成员曾多次尝试推翻纳粹德国政府，密谋案一开始便计画以成功暗杀希特勒为前提，紧接著实施一连串德国政治、军事乃至于亲卫队等权力移交计划。经过后续调查，大约有近200多名纳粹德国各界高层参与7月20日密谋案，其中包括陆军元帅埃尔温·冯·维茨莱本、19名将级军官、26名上校、2名大使、7名外交官、1名部长、3名国务秘书与秩序警察局长，以及数名省长、警察局局长和区行政长官。
1944年7月20日，德意志国防军军官克劳斯·冯·史陶芬堡于德国在东普鲁士拉斯滕堡的战地指挥部“狼穴”基地引爆公事包炸弹，企图炸死元首希特勒，但该引爆装置爆炸后只让希特勒受轻伤。由于“希特勒死亡与否”这问题迟迟未获得确认，这使得原本应当在暗杀成功后立刻启动的女武神行动（瓦尔基里行动）未按照原先规划发动。最后因为未成功暗杀希特勒，以及参与者对于军事政变施行的犹豫而延后启动后续政变计画，令密谋案宣告失败。希特勒随后下令将所有涉案关系人全数逮捕并处以极刑，甚至连埃尔温·隆美尔以及君特·冯·克鲁格亦被牵涉在内并承受致命政治压力而被迫自杀，其中前德意志帝国霍亨索伦王室的继承人路易·斐迪南亦牵涉其中，但最终经审问后确定没有参与而被释放。德国海军元首事务会议（Führer Conferences on Naval Affairs）的纪录则指出盖世太保至少逮捕了7,000人[1]，最终对4,980人执行了处决命令[1]。
参与密谋案者以赫尔穆特·詹姆斯·冯·毛奇主导的克莱稍集团为主，其中包括德国贵族、德意志国防军部队与将领以及部分政府官员。整体来看，尽管7月20日密谋案因为未能成功发动女武神行动而著名，但也是纳粹德国时期最大规模的军事政变行动，甚至计画在德国境内全面推翻纳粹德国政府[2]。许多高阶德意志国防军军官认为借由这次行动，能够向全世界证明并非所有德国人都认同希特勒或纳粹党成员。尽管政变之后提议的和平协议细节仍然不明，但可能会继续要求统治德国过去长期管理的欧洲领土。由于许多主要抵抗运动的重要人物和组织派系被处死和连根拔起，德国反纳粹组织因而受到致命打击并且彻底瘫痪，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都没有任何有组织性的反抗行动。
背景[编辑]
反对集团[编辑]
早在1938年，纳粹德国陆军部队与军事情报机构阿勃维尔内部便制定计画，试图推翻迅速于政治圈崛起、由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德国政权。主要原因在于希特勒上台后便以自己喜好更换军方高层，在特意安排下透过私人丑闻逼迫国防部部长维尔纳·冯·勃洛姆堡和陆军总司令威尔纳·冯·弗里奇撤离职位，趁机将效忠自己的军人提拔为德意志国防军领导阶层，并要求所有德军士官兵必须向自己宣誓忠诚。这次事件引起希特勒和武装部队间出现冲突，然而希特勒仍继续借由安排数名高级将领退休与调离职位等方式，成功排除早先其备战策略的将领。曾参与制定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计画的陆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一级上将，则由于不满希特勒的外交策略而与后者发生冲突；这使得希特勒下令禁止他干涉这次计画，最后于同年8月时撤除其职位。
其他陆军早期抵抗运动的主要领导人还有阿勃维尔局长威廉·卡纳里斯上将、阿勃维尔副局长汉斯·欧斯特准将和前德意志国防军陆军第1军团暨前西线总司令部总司令埃尔温·冯·维茨莱本元帅等人，另外一方面前莱比锡市长卡尔·弗德里希·格德勒和普法战争战争英雄赫尔穆特·卡尔·贝恩哈特·冯·毛奇的侄孙赫尔穆特·詹姆斯·冯·毛奇会面后，也开始与数名社会知名人士在克莱稍的毛奇公馆或其他秘密场合举行会议。同样反对纳粹党执政的民间人士还有德国社会民主党政治家古斯塔夫·达伦道夫与尤里乌斯·雷贝尔、外交官员维尔纳·丹克沃特与亚当·冯·特罗特·楚·佐尔兹、记者西奥多·豪巴赫、经济学博士阿道夫·赖希韦因、法学专家彼得·约克·冯·瓦尔腾堡与耶稣会传教士阿尔弗雷德·代尔普等人。会面内容主要讨论反对纳粹政权的事宜，而这批人也因常在克莱稍村聚会而被称作克莱稍集团。
不久之后，维茨莱本很快便代表其他军方高层与同样反对纳粹政权的军界密谋成员、民间人士、政治团体和抵抗组织联系，并且透过路德维希·贝克与卡尔·格德勒过去的人脉使得抵抗运动更为扩大，甚至透过特罗特·楚·佐尔兹的外交管道与美国情报官员艾伦·杜勒斯有所联系。但在这时，团体内部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开始在推翻政权的方案上出现意见分歧，其中威廉·卡纳里斯主张无论采取任何方式都必须推翻纳粹德国政府，而在希特勒死亡后应该由贝克继任德国领导人，并且建立以基督教为主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府。
不过在多次会谈上，赫尔穆特·毛奇则大力反对以刺杀希特勒的方式展开政变，相反地认为应该将其逮捕并诉诸法律进行审判。毛奇曾经说道：“我们完全是外行的，如果我们现在就发难一定会搞砸这件事情。”同时他也认为杀害希特勒的行动让人感到非常虚伪，并提到“希特勒与国家社会主义已走向了一条‘错误的道路’，德国反抗组织应该在可干涉范围内加以阻止”[3]。但由于密谋成员认为具一定贵族性质、以军方高层和社会重要人士发起的政变极有可能失去民众支持，以及军方高层、外交官员和民间人士组成的抵抗组织仍缺乏足以维持后续秩序的武装兵力，这些都使得密谋成员迟迟没有制定出完善的方案。
早期行动[编辑]
早在1938年至1939年，希特勒主张原本属于捷克的苏台德地区为德国领土，并且为此召开慕尼黑会议。但是面对苏台德危机不断恶化，以军队高级将领为首的密谋份子为了防止其进一步发动德国与英国和法国间的世界战争，决定拟定出推翻希特勒之反抗计画。当时接替路德维希·贝克职位的弗朗兹·哈尔德则选择站在贝克的立场，认为如果有必要的话将发动政变推翻希特勒。其中密谋成员分别计划由哈尔德负责逮捕希特勒的军事行动，之后将以希特勒精神状态不稳为由要求转移政治权力。另外，军方还决定分别与阿勃维尔副局长汉斯·欧斯特、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恩斯特·冯·魏茨泽克合作。欧斯特的友人埃里希·柯特其兄弟西奥多·柯特则是借由曾在伦敦工作的经历，主动与英国外交及国协事务大臣哈利法克斯伯爵联络并说明这次行动。
德国军方计画在战争可能爆发的情况下，将会由第三柏林军区指挥官埃尔温·冯·维茨莱本和第23步兵师指挥官沃尔特·冯·布罗克多夫-阿勒费尔特自波茨坦发起快速行动逮捕希特勒，另外还安排艾里希·赫普纳中将所指挥的装甲师随时防备亲卫队第1师干预。但是一方面，当时德国军方内部包括陆军总司令瓦尔特·冯·布劳希奇、陆军参谋长弗朗兹·哈尔德等人对是否执行计画并不果断，这使得其迟迟未下达执行任务的命令。另外一方面，英国与法国等西方列强在1939年以前仍对希特勒的外交侵略要求呈现出软弱屈服的态度，英国首相张伯伦最后于1938年9月前往慕尼黑签署慕尼黑协定。这使得接收行动并没有如希特勒所计画的可能动用武力侵略的方式解决，相反地德国意外地和平接管苏台德地区。这使得原本因为面临危机威胁而犹豫不决的将领，重新恢复对希特勒的信任[4]，这使得德国军方决定先暂停这项已经策划一定内容的推翻计画[5]。
1939年夏天，军方则尝试阻止希特勒发动入侵波兰计划。东线外国军中负责英美部门的格哈德·冯·施未林便向伦敦发送讯息，表示德国派遣舰队前往格但斯克并且与苏联达成军事协议，指称希特勒可能会展开进一步行动[4]。而在这之后，卡尔·弗德里希·格德勒也向英国表示需要开始准备相关措施。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由于希特勒过于激进的方针使得军事抵抗计画再度浮出。到了1939年11月，由于希特勒要求德国军方立刻对法国展开攻势，使原本认为该计画不可行的将领重新酝酿发动政变计画。其中遭到希特勒指责的陆军总司令瓦尔特·冯·布劳希奇和哈尔德重新计画准备逮捕希特勒，并且开始寻求相关的支持势力。但是希特勒在参谋总部演讲中公开指责要消灭陆军总司令部，这使得反抗组织认为其已经知悉冯·布劳希奇在陆军总司令部和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的支持者，为此哈尔德紧急销毁了所有可能指控反抗团体的文件。
同时许多陆军将领对于行动的犹豫不决也使得相关计画迟迟未进行，例如除了指挥官威廉·冯·里布支持外，其所领导的集团军群则集体拒绝参加政变。到了1940年5月，德意志国防军最后在法国战役中迅速且出乎意料地获得胜利；希特勒也因而取得德国国内热烈的支持。在避免违反大众意愿的情况下，使得军方密谋计画不得不再度流产[6]。不过汉斯·欧斯特仍然曾经向荷兰驻柏林武官伯特·萨斯透露德军进攻日期，但是由于天气因素使得进攻时间更改超过20次，最后反而让萨斯失去诚信。在这段期间德国民众亦鲜少公开反对希特勒或者纳粹政权，仅有如1939年11月8日，共产主义者乔治·艾尔塞试图趁希特勒在慕尼黑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演讲时引爆炸药；以及1942年开始，以慕尼黑大学为首的教师、学生组织白玫瑰并发放反纳粹传单等。不过在绝大部分情况下，任何有反抗嫌疑者都会立即遭到盖世太保逮捕与判刑。
新密谋集团[编辑]
在苏德战争爆发后，在东线战场后方陆续有大量平民、苏联战俘以及占领地区的犹太人遭到屠杀后，获知此事的德国军方在战争期间仍继续规划推翻计画[7]。1941年冬天，德意志国防军在莫斯科战役中开始丧失优势，这使得推翻计画重新获得重视。1942年6月，亚当·冯·特罗特·楚·佐尔兹冒著生命危险前往英国伦敦提出备忘录，英国外交及联邦事务大臣安东尼·艾登将其视为叛徒而拒绝予以承诺；并且表示在没有出现明确试图夺取纳粹政府权力的迹象前，双方之间不会展开合作[4]。同年年中，曾在巴巴罗萨行动中担任德国中央集团军元帅费多尔·冯·波克之参谋官海宁·冯·特雷斯科夫上校和其副官法比安·冯·什拉布伦多夫另外领导新成立的密谋集团。
特雷斯科夫有系统地招募反抗份子进入中央集团军，使得该集团军开始成为军方反抗集团成员的新集结据点。然而这对于希特勒统治也仅能够作到少量的影响，一方面在1941年至1942年期间由于中央集团军高层和希特勒就莫斯科战役的主张不一致，反而让包括瓦尔特·冯·布劳希奇、艾里希·赫普纳、阿道夫·史特劳斯和费多尔·冯·博克等重要德军将领遭到解职；另一方面经常前往东线战场视察的希特勒在自己周遭安排亲卫队提供极为森严的戒备，甚至连一般将领都难以轻易靠近。而为了防止计画遭到识破，使得德军反抗人士迟迟没有实际作为[8]。不过在1942年期间，欧斯特和特雷斯科夫仍然成功地建立起反抗集团的联络网路。在这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是他们招募到了在柏林本德勒馆为德军司令部总部工作的弗里德里希·奥尔布里希特上将，而后者掌控了德国境内负责联系后备军队单位的独立通讯系统[9]，这让以特雷斯科夫为首的中央集团军反抗势力拥有可以实际展开政变的军力[9]。
1942年年底时，特雷斯科夫与奥尔布里希特开始拟定并预备执行刺杀希特勒，进而推翻其政权的行动。到了1943年3月，两人企图趁著希特勒前往位于东线斯摩棱斯克的中央集团军指挥总部巡视时，将1枚炸弹包装成君度盒子中，并且安排放入希特勒的座机内，试图在飞机从文尼察飞往东普鲁士的航程中将其引爆[10]。但最终炸弹由于击锤技术问题而没有顺利引爆，而行动失败使得阿勃维尔的威廉·卡纳里斯上将和埃尔温·冯·拉豪森上校一度紧张[11]。反抗集团第二次尝试则是在8天之后，策画趁著希特勒前往柏林军械库视察被德军掳获的苏联制式武器装备时，由鲁道夫·克里斯多夫·冯·戈尔斯多夫男爵引爆炸弹。但是设定10分钟后引爆的雷管启动后希特勒便马上离开，这让戈尔斯多夫赶紧取消设定以避免遭到发现，暗杀行动宣告失败。
随著战争局势似乎将会持续进行，特雷斯科夫在1943年夏季期间积极地在东线战场计画暗杀行动，并且以“诛弑暴君”为理由邀集部队成员参与反抗组织。然而一连串失败的暗杀行动使得反抗集团士气陷入低迷，而特雷斯科夫也未能成功招募更多陆军高级将领或是前线指挥官加入反抗集团的行列，例如埃里希·冯·曼施坦因与格特·冯·伦德施泰特两位元帅便未表明支持夺取政权之行动。另一方面，特雷斯科夫服役且作为反抗集团重要根据地的中央集团军处，拥有指挥权的司令官也已经改由君特·冯·克鲁格元帅担任。虽然特雷斯科夫曾多次成功说服他加入反抗行动，但是反抗集团发现他经常在最后1分钟改变主意[9][12]。面对克鲁格优柔寡断的态度，两方阵营因而陷入暧昧不清而让行动迟迟无法有效进展[9][12]。
计画[编辑]
史陶芬堡[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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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中旬，德国在战争的局势已被决定性地扭转。陆军与民间密谋策划份子认为只要希特勒遭到刺杀，新成立的德国政府就有机会与西方同盟国集团单独谈和，并在预备签署单独合约的这段时间继续尝试阻止苏联对德国境内的入侵，进而降低更多因为战争持续所造成的伤亡。1943年8月时，特雷斯科夫首次与年轻的纳粹德国陆军参谋军官、同时也是热心德国民族主义份子的克劳斯·冯·史陶芬堡上校会面。史陶芬堡并非一开始就反对纳粹政权，相反地他支持希特勒宣布废弃《凡尔赛条约》，不过后来拒绝加入纳粹党。1938年纳粹党党员发动水晶之夜后，史陶芬堡开始与纳粹政权疏远。不过1940年夏天法国战役爆发后，他又因为德国战胜法国而对纳粹德国产生热情[13]。但史陶芬堡在战争持续进行一年并且德国发动巴巴罗萨行动后，他开始反思纳粹德国政府的作为。
而自1942年开始，德军军方内部人士开始宣传希特勒会导致德国一步步面临灾难性后果，因此希特勒必须遭到免职下台的论点。见识过亲卫队与保安服务处系统性地屠杀犹太人以及枪决苏联战俘的行径后，史陶芬堡对于纳粹政府开始有强烈不满。然而早期史陶芬堡基于天主教会的宗教信仰，使得他并不认为暗杀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正确方式。这也让政治立场上较为保守的他，一开始并不曾实际参与有关的刺杀行动。然而在1942年史达林格勒战役爆发后，史陶芬堡认定若不刺杀作为元首的希特勒反而会在道德层面上带来更大的罪恶，对此他表示：
| “ | 做这件事的人需要明白，人民可能会说我们是叛徒，但如果不做，我们就是良知的叛徒。 | ” |
| ——克劳斯·冯·史陶芬堡[14] | ||
史陶芬堡的加入随即为军中抵抗运动的成员带来新的气氛，也让反抗组织对于刺杀希特勒的行动更加果断。之后当特雷斯科夫被分配至东方阵线进行指挥时，史陶芬堡就负责规划和执行对于希特勒的刺杀行动。此外在史陶芬堡加入之后，也开始广泛邀请民间律师、外交官员和传教士等加入密谋团体。
女武神行动[编辑]
奥尔布里希特在早期刺杀行动接连失败后，提出一个新的暗杀希特勒并随即展开政变之计画，尝试利用原本就驻扎在德国本土、负责因应紧急情况的德国后备军单位进行政变。在原本后备军的制度中便存在著被称作“女武神行动”的动员计画，其内容最早是为因应数百万名从被占领国家强迫调至德国工厂劳动的工人发生暴动，进而影响这些营运中工厂的生产线进度；或者是因为盟军对德国城市的空袭轰炸造成基础设施破坏，进而造成了德国社会法律和秩序体系的崩溃，奥尔布里希特便建议借由修订计画的内容来让后备军得以动员并合理地加入政变的行列。
1943年8月到9月期间，冯·特雷斯科夫开始起草“修定过的”女武神行动，并且额外加上一些新的执行方案。其开头文字便改以密令的口吻写道：
| “ | 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已死，有一群阴险的密谋集团试图为自己夺权，并意图自后方攻击本国前线士兵。 | ” |
文件上头则详细记述女武神行动启动后，德国后备军应该要尽速占领政府机关、希姆莱的东普鲁士指挥部、电台暨电话局、军区内各个纳粹党代表处以及集中营等地[15]。在早先研究时有人认为女武神行动主要是由克劳斯·冯·史陶芬堡上校本人拟定，但根据战争结束后苏联所取得并于2007年公布的文件中则指出，该计画主要是在1943年秋季时便由特雷斯科夫便将绝大多数细节拟定出来，之后其夫人爱莉卡（Erika）和女秘书玛格莉特·冯·欧妢（Margarete von Oven）则将其打成文字资料[16]，并且两位女性还特别戴上手套以防止留下指纹[17]。
之后该份计画则交由罗伯特·博纳迪斯修订，并且由史陶芬堡针对在德国境内实施政变计画进行实质部署，特别是强调派遣部队前往占领盖世太保、亲卫队等重要武装部门予以占领。然而女武神行动必须在后备军总司令弗里德里希·弗洛姆将军同意后才能够执行，因此计画如果要真正进行意味著必须将他拉拢至反抗阵营中，或者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中立态度。然而佛洛姆本人如同大部分高级将领和军官一样，虽然大致知道反抗集团私底下针对希特勒的密谋内容但既不予以支持，却也不将其通报给盖世太保。
暗杀未遂[编辑]
1943年9月至1944年初，冯·史陶芬堡和冯·特雷斯科夫两人策划了数起由不同人选接近希特勒并用炸弹、手榴弹或者是左轮手枪将其刺杀，之后则联系位于柏林蒂尔加滕本德勒馆的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指挥德国后备军发动政变。但是为了使暗杀成功率增加意味著暗杀者必须近距离接近目标，但是这些军事政变计画皆未获得成功。其中包括1943年11月下旬，不满在前一年10月于乌克兰杜布诺见到保安服务处成员枪杀3,000多名犹太人的阿克塞尔·冯·德姆·布舍-施特赖特霍斯特男爵，同意接受史陶芬堡的建议趁著希特勒在“狼穴”展示新式冬季制服时引爆手榴弹。但是运送制服的车厢在1943年11月16日因为英国空袭柏林而遭到焚毁，原本定在1944年2月重新展示新制服，然而冯·丹姆·布里斯克在1944年1月于东线战场身受重伤。
1943年12月26日，史陶芬堡首次计划自己前往总部“狼穴”暗杀希特勒，但是在他守候在外面的办公室时，因为希特勒临时决定当天马上飞往贝希特斯加登而将该会议取消。1944年2月，史陶芬堡则和埃瓦尔德-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舒曼森展开下一起暗杀计画。在获得父亲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施门津支持下，冯·克莱斯特决定接替布里斯克的自杀攻击任务，但最终因为希特勒多次推迟视察制服的日期而让暗杀计画宣告失败。在这期间，史陶芬堡邀集其副官沃尔纳·冯·海夫腾中尉参与暗杀希特勒之任务，但是遭海夫腾以宗教信仰为由拒绝提议。
1944年3月11日，担任恩斯特·布施元帅助手的艾贝哈德·冯·布莱腾布赫男爵计画趁著希特勒前往贝格霍夫时近距离开枪暗杀。但是在会议当天他则意外地遭到亲卫队拒绝在门口，原因在于希特勒曾经下令在会议期间禁止军官助手入内。这时随著于战争情势的恶化使得刺杀任务变得越趋困难，主要原因在于希特勒越来越少于公开场合露面、并且也鲜少访问柏林。相反地，其绝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东普鲁士拉斯滕堡附近的“狼穴”指挥部，偶尔则前往巴伐利亚贝希特斯加登附近的上萨尔茨堡别墅休息。而这两个地方戒备都极为森严，鲜少允许让希特勒未曾见过或者不信任的人士前来拜访。与此同时，海因里希·希姆莱和盖世太保成员也开始察觉有参谋本部成员可能正在策画推翻或者谋刺希特勒的阴谋。
局势恶化[编辑]
1944年夏季，由于东线战场上的德军已经全面撤退使得苏联红军已经将战线拉回至1941年的国界处；而盟军也在1944年6月6日在法国发动诺曼地战役，借由大规模登陆行动成功开辟西线战场，这些对于反抗份子来说代表著德国和谈时所能掌握的条件与机会已经不多。与此同时盖世太保亦已经逐渐开始调查密谋集团的成员，因此密谋成员多认为之后的行动将会是最后一次的机会，否则便有可能在展开行动前便遭到查获且逮捕。此时许多策画政变的核心成员开始将自己视为政变计画的关键人物，并且认为政变行动在象征意义上远大于实际作用。当史陶芬堡透过海因里希·冯·雷恩道夫-施泰因诺特中将发送讯息给特雷斯科夫，询问暗杀希特勒是否具有其他实际行动之外的政治目的时，后者则回答：
| “ | 这次行刺是必须且不计一切代价的，即使会失败我们也要在柏林有所行动。实际的行动目的不再重要了，现在最要紧的是让世人与历史看到德国有人反抗希特勒政权，没有一事情与这个相比还要更重要的。 | ” |
| ——海宁·冯·特雷斯科夫[18][19] | ||
7月初开始，反抗集团成员在取得共识后便进行一连串密谋的准备工作，其中最为重要的事项之一为说服了有“沙漠之狐”之称的陆军元帅埃尔温·隆美尔加入行动的行列。反抗人士成功拉拢当时在德国最具声望的隆美尔，而这也是第一位支持他们行动的现役元帅（维茨莱本自1942年起就一直是退役状态）。但是隆美尔本身并不支持对希特勒展开暗杀行动，认为这将造就出因为“希特勒身亡，德国因而战败”的情势，并且反而会让他人趁机将希特勒塑造成一名烈士；而隆美尔的意见则与绝大多数支持反抗行动的军官一样，认为应该策画将希特勒逮捕并且送至军事法庭公开审理[20]。
而早在1943年8月时，海因里希·希姆莱便和密谋份子有所接触，其中普鲁士州财政部长约翰内斯·波皮兹便经由格德勒的网络与其接触，并提议希姆莱在刺杀计画成功后在反抗团体支持下取代希特勒，之后便与盟军进行谈判以结束战争[21]。尽管这次会面之中并没有得出任何结论，然而希姆莱也显然没有在知情的情况下下达命令逮捕波皮兹或者是追踪其背后的抵抗集团。可能原因之一是即使如希姆莱这般如此追随希特勒的政府高层，早在1943年时也渐渐了解到战争到了这个阶段德国可能已经没有获胜之希望，因而默许政变计画持续进行，而在行动成功后亦能够确保以希特勒继承者的身份让战争和平结束。
不过波皮兹并非唯一一位认为希姆莱是潜在盟友者，格德勒自己也曾透过卡尔·朗贝恩间接与希姆莱接触并互相交流想法。而威廉·卡纳里斯的传记作者海因兹·赫纳在其作品中则记述卡纳里斯曾与希姆莱共同合作，企图让军事政变以及之后政权的转移成功实现，但是这仅仅是个人猜测。但在另一方面，海宁·冯·特雷斯科夫上校和其他政变份子主要成员仍不希望在刺杀希特勒后仍由另一位同样危险性的亲卫队领导者取代，因此在可能的情况下仍希望一并将希姆莱与希特勒加以刺杀，但这也使得史陶芬堡于7月11日尝试展开的暗杀计画因为希姆莱不在场而中止。
行动[编辑]
多次尝试[编辑]
1944年7月1日星期六，史陶芬堡被任命为驻扎柏林市中心、接受弗里德里希·弗洛姆大将指挥的后备军总部总参谋长，而这职位除了使其能够调动后备军步兵部队与装甲部队外，并且也因而获得向后备军下达发动女武神行动指示的权限。而在这之后，史陶芬堡也因为这职位而获准得以参加于东普鲁士“狼穴”和贝希特斯加登进行的军事会议，这意味著史陶芬堡获得了绝佳接近希特勒本人向其报告、并且亲手以炸弹或者手枪刺杀的机会，而这也被视为密谋团体最后一次发起政变的机会。另一方面这时反抗组织也拉拢到了几位关键盟友，包括驻法德军总司令卡尔-海因利希·冯·史图尔普纳格步兵上将，其中后者允诺一旦刺杀行动成功即会全面控制巴黎市并与入侵的盟军针对停战进行谈和。
此时政变所需要的完善的条件已经齐全，首先在1944年7月7日赫尔穆特·史蒂夫将军便试图在希特勒于萨尔斯堡附近的克莱斯海姆宫观看新式制服时加以刺杀，但是史蒂夫在判断当下局势后却迟迟没有机会下手。这次暗杀行动使得史陶芬堡决定往后由他本人亲自展开按照暗杀行动，依照1943年12月的规划方向以炸弹刺杀希特勒、海因里希·希姆莱和赫尔曼·戈林，并且在计画成功后由他接下管理柏林政变的事务。7月11日，史陶芬堡在公事包中放置炸弹后前去参加希特勒亦出席的会议，计画先行预备实施暗杀行动。但因为密谋集团决定若要使女武神行动有成功的机会的话，必须一并将希姆莱和戈林炸死，但行动前夕希姆莱仍未参加狼堡的会议而使得刺杀计画临时中止。但事实上，希姆莱只有在极为罕见的状况下才会参与军事会议（党卫军虽然有参与战争，但希姆莱本身并非军人，对军事方面并不了解）[8]。
7月15日，史陶芬堡接受“狼穴”的电话召集再度从柏林本德勒馆前往“狼穴”尝试进行暗杀，此时密谋团体将一并去除希姆莱的要求已经去除。计画则改成由史陶芬堡将设有定时炸弹的公事包安置于会议桌下，之后再借口离开希特勒所待的会议室并等待爆炸。一旦爆炸后即立刻飞回柏林，加入本德勒馆其他密谋者的行列发动女武神行动。之后被动员的后备军将会逮捕纳粹官员与领导人并且掌握德国，并且分别由贝克担任国家临时元首、格德勒担任总理以及维茨莱本担任三军总帅一职。然而7月15日当天计画又在最后临时取消，虽然这次会议戈林与希姆莱皆一同在场，但是希特勒却提早离开了会议室。史陶芬堡因而赶紧将炸弹引信停止，最终没有被现场人员发现[8]。
尽管这次暗杀行动最终失败，但是史陶芬堡仍然认为将放置有炸弹的公事包安置在会议室内之计画具有实行可能性，并且期待下次会议召开所提供的暗杀机会[22]。不过之后在7月17日时，支持密谋集团行动的埃尔温·隆美尔元帅则意外在前往法国途中遭到喷火战斗机扫射，造成头部受到重伤而赶紧送往医院。到了7月18日，开始有传言表示史陶芬堡的目的已经被盖世太保发现，并且随时都有可能被逮捕。尽管这很明显就是是不正确的传闻，但也显现出盖世太保可能正逐渐接近政变核心人物，这也意味著之后针对希特勒的暗杀行动极可能就是最后一次的政变机会。
行动展开[编辑]
会议成员[编辑]
7月20日星期四上午10时，史陶芬堡再次和其副官沃尔纳·冯·海夫腾搭乘艾德华·华格纳所安排的He 111轰炸机，从柏林附近的朗斯多夫机场飞往东普鲁士拉斯滕堡的元首总部“狼穴”。在这次希特勒将在场的军事会议上，史陶芬堡则在其公事包内同样携带了2个由威塞尔·冯·弗雷泰格-罗林霍芬所提供的英制计时炸弹。其中这次参加会议的人士包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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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杀行动[编辑]
然而在前往“狼穴”后，史陶芬堡才得知由于希特勒预计要在下午和本尼托·墨索里尼会面，使得军事会议提前半个小时进行。这使得暗杀计画受到威胁，因为史陶芬堡原本计画要同时启动2枚炸弹的时间缩短许多。因此在当天中午12时30分会议开始后不久，史陶芬堡假装表示受到炎热夏天的影响，因此希望他在向希特勒报告前提供些许时间更换衬衫。史陶芬堡便以此借口进入隔壁威廉·凯特尔办公室的洗手间，在海夫腾从旁协助下以事前准备好的钳子剪断原子笔型的铅笔雷管将其启动，尔后将雷管插入一块重达1公斤（约2.2磅）的塑性炸药块之中，之后他把整个定时炸弹放入由威塞尔·冯·弗雷泰格-罗林霍芬少将事前准备的牛皮纸袋包裹中。该雷管引信处设计有1个注有氯化铜溶液的铜管，将其破坏并经过约10分钟的侵蚀，会让原先扣住撞针的金属丝失效、进而引爆炸弹。
但是由于必须让沃尔纳·冯·海夫腾注意附近人员流动状况，这使得伤残的史陶芬堡必须花费许多心力准备炸药启动，但尽管如此他也只能够启动其中1个雷管并将其插入塑性炸药。最后为了避免被其他人起了疑心，史陶芬堡决定只在准备好1份炸药的情况下就得急忙将炸药放入公事包内。史陶芬堡进入会议室后在不知密谋的恩斯特·约翰·冯·弗莱恩特少校帮助下，成功将自己的公事包绕过了会议室内所聚集20名人员与希特勒，并安置于希特勒所在位置附近的会议桌底下[23][24]。几分钟后，史陶芬堡按照计画以接听来自柏林的重要电话为借口离开了会议室。根据推测，站在希特勒旁边的海因兹·勃兰特上校此时便将史陶芬堡的公事包从桌子原位移到另一边会议桌桌角；这项举动进而让炸弹在爆炸时威力减弱而使得希特勒不因炸弹爆炸而直接遭到杀害，但布兰登后来仍然被炸弹炸死并且炸断了一条腿[25]。
12时42分左右炸弹顺利引爆并且将会议室整个摧毁[25]，鲁道夫·施穆特步兵上将、海因兹·勃兰特上校、君特·科尔登一级上将3名军官和速记员海因兹·伯格（Heinz Berger）因为炸伤伤重不治身亡，而瓦尔特·薛尔福少将、卡尔-杰斯可·冯·普特卡默少将、海因里希·博格曼中校、卡尔·博登沙茨上将、瓦尔特·布勒上将、阿尔弗雷德·约德尔一级上将和阿道夫·豪辛格中将则受较严重的伤，然而包括主要目标在内的希特勒等人员仍因为受到厚实的桌角保护而只受到了轻伤。整个会议室内除了凯特尔以外，其馀所有人的裤子皆烧焦并且因为爆炸而震破耳膜[25]。而受到厚重橡木会议桌保护的希特勒除了受到爆炸直接影响而瘀青擦伤、耳膜受伤、头发烧焦之外，制服裤子则因为腿部刺入了约200枚的木头碎片而破烂；希特勒本人对于自己在经历暗杀后幸存下来这一结果，则认为是获得“天意”保佑并得到一定信心[26][27]。
尽管史陶芬堡并没有亲眼确认希特勒确实因为爆炸而丧命，但是他看到爆炸过后的混凝土建筑、飞散的瓦砾碎片与冒出的浓烟后便认定任务已经完成：希特勒已经在这次暗杀行动中身亡。相信希特勒已经死亡的史陶芬堡立即跳上其副官沃尔纳·冯·海夫腾事前准备好的工作人员用车快速离开“狼穴”，他们很快便通过第一个检查哨的值班门卫阻拦和盘查，但是也察觉到在前往机场的警戒等级逐渐提升。到了第二个检查哨时两人便遭到拦阻，之后史陶芬堡假借有重要军官指派要事并且要立刻前往该处，要求值班哨兵开放屏障让两人通行。在即将抵达拉斯滕堡当地机场时，史陶芬堡为了避免被提早遭到怀疑便命令沃尔纳·海夫腾将备用的第二枚炸弹块扔进森林中。最后在与机场停机棚的检查哨交涉之后，史陶芬堡和海夫腾于下午1时搭乘由艾德华·华格纳炮兵上将准备的Ju 52运输机飞往柏林。
启动与否[编辑]
此时人在“狼穴”支援的密谋成员艾里希·菲尔基贝尔将军原本依照约定，在确定会议室爆炸后将此讯息告知给负责在柏林发起政变的成员，随后立即将“狼穴”对外所有的通讯线路全数关闭。但是在爆炸过后几分钟，“狼穴”的工作人员便已经确认希特勒仍然活著并且予以医治。不过实际上“狼穴”本身与亲卫队和其他元首总部是采用独立的通信网络联络，这使得密谋团体的关闭对外联络线路方式并无实质效果[29][30]。也因此在下午1时，人在柏林的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便已经知道暗杀事件，但是对于细节部分仍然没有很明了。而菲尔基贝尔在传递暗杀成功的讯息几分钟后，在得知希特勒仍然活著一事随即重新启动原先“狼穴”的对外联络线路，并以电话联系在本德勒馆等待消息的密谋成员弗里茨·蒂勒。其中菲尔基贝尔拜托蒂勒告知本德勒馆抵抗运动成员行刺失败的事情，并且还传送了内容模糊的“惨剧发生了，元首还活著”之讯息。
对此蒂勒随即向另一名人在“狼穴”的库尔特·汉上校通话，明确得到希特勒在这次暗杀行动中仍活著的消息。其中希特勒在炸弹爆炸后还幸存的状况如果实际发生，意味著原先布署在柏林的后备军也会知道希特勒仍然活著的事实，此时女武神行动的计画就应当被取消而使得政变面临失败。之后蒂勒在与弗里德里希·奥尔布里希特和艾里希·赫普纳通话后，两人决定暂时不启动女武神行动。到了下午2时，没有出席此次会议的海因里希·希姆莱透过“狼穴”联络线路，向位于柏林的刑事警察局局长亚瑟·内贝要求进行调查，同时还指示亲卫队国家安全部第四局局长海因里希·穆勒率领盖世太保逮捕史陶芬堡。与此同时，尽管史陶芬堡和海夫腾仍然没有返回柏林带来明确消息，阿尔布雷希特·梅尔茨·冯·克维恩海姆积极说服其上级奥尔布里希特宣布女武神行动启动，并且开始自行签署初步的指示。
大约下午3时45分左右，史陶芬堡搭乘的飞机抵达柏林附近的朗斯多夫机场后，史陶芬堡立刻在机场打电话告知柏林的密谋份子希特勒已经死去[31]。在史陶芬堡提到“我亲眼看到他被抬出来”作为保证的情况下，本德勒馆内部的密谋份子随即陷入混乱，并且无法确实证实哪一方的消息才是正确。最终奥尔布里希特于下午4时决定正式启动女武神行动的命令并开始调动军队，但是他在和史陶芬堡与佛洛姆将军交涉时，后者对于此项决定仍然感到犹豫不决。之后佛洛姆打长途电话给人位于“狼穴”的威廉·凯特尔并且获得希特勒只受到轻伤的保证，而凯特尔也随即询问史陶芬堡的下落。这使得佛洛姆了解政变正逐渐蔓延至指挥部并且可能造成自己陷入危险，因此他回答史陶芬堡应该仍然与希特勒在一块[32]。
随著女武神行动部分动员计画陆陆续续启动，其中许多担任指挥官的密谋成员为了节省时间而以口头方式下达命令。因此实际上仅有标记有女武神行动关键字的指令发向各个军区、军营和后备部队，但是其中一个电报错误地送至“狼穴”，这使得“狼穴”在该电报之后随即修改本德勒馆的指示。女武神行动启动后，法国军事管理区总督暨驻法国德军总司令卡尔-海因利希·冯·史图尔普纳格设法解除保安服务处、亲卫队和盖世太保的武装，并且拘禁了他们绝大部分的领导官员。接著他前往西线总司令君特·冯·克鲁格的指挥部要求他与盟军接触，但被告知希特勒仍旧活著[31]。维也纳军区首席指挥官海因里希·科德雷上校也在接获女武神行动指示后，下令部队大规模逮捕城市内部的亲卫队成员。随后在维也纳、布拉格和许多其他地方的后备军部队亦陆陆续续占领纳粹占领区政府以及各地集中营，并且逮捕了多名亲卫队军官和地区长。
柏林政变[编辑]
大约下午4时35分史陶芬堡和海夫腾抵达了本德勒馆，但是此时史陶芬堡注意到本德勒馆并没有对后备军部队下达任何指示，这包括以军事武力方式接管德国军事和行政权力。甚至政变期间原本规划派遣部队占领的柏林广播大楼和柏林电信中心，同样也没有部署军队控制。这时佛洛姆质疑史陶芬堡，史陶芬堡为了说服他则表示暗杀用炸弹是他本人亲手设置，并且声称他自己亲眼看到希特勒在兵营内丧生；同时他指称凯特尔告诉佛洛姆希特勒仍然活著的消息，实际上只是“一如既往地说谎”。之后可能为了保护自己，佛洛姆临时转变立场开始试图逮捕史陶芬堡，但随后被史陶芬堡与奥尔布里希特以手枪制伏，而后者并任命艾里希·赫普纳中将接替成为新任后备军总司令，并且继续指挥各个军区实施女武神行动。另一方面，这时希姆莱则已经接获命令负责处理政变发生，他随即下令取消史陶芬堡与奥尔布里希特所发动的女武神行动命令。但是由于许多地区防卫的军方领导阶层皆认为希特勒已经死亡，使得许多地方仍然持续进行著女武神行动的命令。
而实际上密谋成员在传送电传给其他军区成员时，由于女武神行动设定在发生严重事件且内乱阴谋即将发生之际启动，这使得史陶芬堡的副官弗里德里希·克劳辛必须将命令内容以“绝密”发布才能够不引人质疑。因此他不能够同时向30个接受讯息处发送指令，必须将同样内容的指示个别加密并且逐页分开传递。而原本在一般使用上会投入20个电传打字机提供通讯要求，但是政变期间仅有4个电传打字机可以使用。因此在下午4时45分开始传送指令给各个接收处后，大约花了长达3个小时的时间才把所有电传递送给女武神行动提及的收件单位，而一直到晚上9时为止则陆陆续续有更多指令与实施细节透过电传传送。然而在此期间，德国广播电台在晚上6时28分至晚上6时42分期间接连提供3份报导表示希特勒只受到轻伤，而当电传在在晚上8时20分传到凯特尔乃至于元首总部时，后者立即下令所有来自本德勒馆的命令属于无效并且禁止其继续流通[33]。
而此时则有数名关键的密谋成员在暗杀事件发生后，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内前往协助政变行动进行。原本计画担任联邦大总统的路德维希·贝克上将一直到下午5时才抵达本德勒馆，尽管他最初同样对于暗杀是否成功的讯息感到质疑，但是最终决定支持史陶芬堡发动政变行动的作法，并且提到：“对我来说这个人已经死了，而我将决定我今后的行动。”另外一名与德意志国防军各个指挥官有密切联系的埃尔温·冯·维茨莱本元帅，则是在刺杀当时人在东普鲁士而无法立即赶到，他在当天晚上7时30分获知确悉情况后抵达本德勒馆。当史陶芬堡向他报告最新状况时，维茨莱本尖锐地批评当下许多措施的不足之处，特别是没有动员更多具有战斗力的士兵[34][35][36]。他在晚上8时40分左右离开本德勒馆回到他在柏林乡下的庄园，隔天便于庄园内遭到逮捕。而许多原本预谋成员设想会在政变行动期间发起行动的重要岗位支持者，包括亚瑟·内贝和威廉·卡纳里斯等人在暗杀行动结束后仅有被动地运作。
大约晚上6时，柏林第3警备分队指挥官约阿希姆·冯·克洛茨弗莱施将军被传唤到本德勒馆，但他愤怒地拒绝服从奥尔布里希特的命令并且不停地喊著：“元首还活著！”最后他便被密谋份子逮捕并且加以监禁[37]。随后由卡尔·冯·薛根男爵将军接替负责第3警备分队指挥官一职，但是他对于政变行动的帮助并不大。另外一方面本来计画弗里兹·林德曼将军应该要占领电台并向德国民众宣布消息，但是拥有著唯一一份演讲稿的林德曼却始终没有出现，这使得贝克因此必须要重新撰写一份演讲稿[38][39]。但是这时密谋团体并未依照原先的计画展开行动，这包括未能封锁位于柏林威廉大街的德国政府机关、未能掌控位于夏洛滕堡的柏林广播大楼以控制德国广播电台发送讯息、未能逮捕总部设在尼德尔克尔新纳大街的亲卫队与盖世太保成员。
政变瓦解[编辑]
到了晚上6时，担任柏林市区指挥官的密谋份子保罗·冯·哈泽将军曾命令大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师指挥官奥托·恩斯特·雷莫少校占领威廉大街，并前去逮捕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40]。到了晚上7时，政变局势开始开始出现明显且关键性的转变。希特勒在身心已经回复到可以打通电话的程度后，他立刻与宣传部的戈培尔联系。随后戈培尔安排希特勒本人与带领部队包围宣传部的指挥官雷莫少校通话，并且向雷莫保证元首仍旧活著，而希特勒命令雷莫立刻重新控制住柏林的局势并且控制政变总部。本身热烈支持纳粹主义的雷莫随即下令自己率领的部队包围并且封锁本德勒馆附近，但是暂缓进入建筑物之中[40]。
为了避免密谋政变一事面临失败，史陶芬堡积极地透过长途电话与外界联系并且一再坚持希特勒已经丧生。不过随著纳粹德国政府逐一重新恢复对于局势的掌握，使得密谋分子开始在政变发展上越来越趋向守势。随著许多军官倒戈、延后回应乃至于否决命令，这使得总部设在本德勒馆的密谋团体开始无法继续推动政变。晚上8时，盛怒的维茨莱本抵达了本德勒馆并向欲继续进行政变的史陶芬堡与众人激烈地争吵，不久之后便直接离开该处。与此同时，由沃尔夫冈·图马勒中校领导的坦克部队抵达柏林威尔默斯多夫的费尔贝林广场集结，成功平息这次军事政变。而甫刚被任命为西线总司令的君特·冯·克鲁格确信希特勒仍然活著后，也决定终止原本计画夺取巴黎控制权的政变行动。
随著雷莫重新夺回城市的控制权以及希特勒仍然存活的消息传开后，柏林一些立场并不坚定的密谋人士纷纷倒戈。而后在镇压政变的雷莫等人的压力之下，本德勒馆内部仍然支持密谋进行者与反对政变的军官间爆发了战斗，包括史陶芬堡在内的许多密谋成员因而身受枪伤或者丧命。然而绝大部分密谋成员仍然坚持待在本德勒馆内，仅有弗里德里希·克劳辛、库尔特·冯·哈麦施坦因-埃克沃德、埃瓦尔德-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舒曼森等少数军官从本德勒馆逃出。最后佛洛姆于晚上11时透过军队占领本德勒馆后重新控制了局势，并希望透过镇压政变的积极行动来凸显自己的忠诚度。贝克在已经明确了解局势无望之后，曾经是他下属的佛洛姆给予开枪自杀的机会，而佛洛姆同意贝克保留自己使用的枪械尝试自杀。但是第一枪在射击脖子后仅划破伤口，而第二枪也只是造成未能立即致命的头颅枪伤。由于多次自行开枪而未能顺利丧命，佛洛姆后来下令由其他士兵射杀以给予致命一击。
佛洛姆自己随即召开临时的小型军事法庭，在经由战地军事审判之程序后认定被告证据确实[41]，宣布在场的奥尔布里希特、史陶芬堡、海夫腾和阿尔布雷希特·梅尔茨·冯·克维恩海姆皆被判处死刑[42]。7月21日凌晨12时10分，这批密谋成员被带往本德勒馆外面院子里堆砌的沙堆上，由卡车提供夜间照明并且逐一接受士兵开枪处决。根据推测，佛洛姆可能是想借此来掩饰自己知情不报的参与行为[43]。之后在佛洛姆的命令下其他密谋人士也陆续地被处决，一直到凌晨1时30分亲卫队军官奥托·斯科尔兹内领军的部队抵达后处决行动才停止。而在接连处决密谋案人员后，佛洛姆安排连同路德维希·贝克在内的遗体在制服尚未更换的情况下统一于柏林圣马太教堂墓地安葬。而在凌晨1时，第三帝国广播公司在“狼穴”90公里外的柯尼斯堡准备希特勒的广播演讲放送，内容提到：“一小部分野心勃勃、丧尽天良的犯罪集团与不尽情理、愚蠢至极的官员密谋，试图抹杀我和其他工作人员，进而歼灭整个德国武装部队司令部。[44]”到了上午希姆莱则派遣人员前来挖掘遗体，在将之燃烧后把骨灰丢至柏林污水处理厂。
审判[编辑]
大规模逮捕[编辑]
接著数星期的时间，希姆莱所领导的盖世太保在希特勒愤怒的指令下竭力逮捕任何和政变有任何关系的人士。除了佛洛姆所找到预定政府人员名单外，随著被捕者放置于各个办公室或家中的信件、日记和资料缴获之后，盖世太保更扩大调查自1938年起参与政变人士，这也导致曾于1938年、1939年和1943年时与计画相关者都一律遭到逮捕。包括前陆军参谋长弗朗兹·哈尔德在内的许多人因而被关入集中营，一直到战争结束才被盟军释放出来。与此同时希姆莱也特别针对密谋集团的主要成员采取所谓“亲属连带责任”制度，将所有密谋者之亲属乃至于亲戚一律逮捕。
同时盖世太保一直到1945年5月为止仍然持续对于这次密谋案展开调查，而在这之中并非所有人都有参与暗杀或者政变相关计画，更多情况下是盖世太保趁著此次机会将所有疑似同情政变者全数逮捕，同时过去曾经反对纳粹党、或者是引起纳粹政权不满者也遭到盖世太保逮捕。其中共计有700多人是因为这类型原因而遭到逮捕，并且有超过110人因而判处死刑[45]；甚至有1个家庭便因为窝藏了其中1名密谋者而全部处死，这使得英国社会也透过广播电台谴责盖世太保激进的逮捕行径[46]。
不过在另外一方面，尽管巴黎和维也纳密谋成员亦有依照这次政变事件展开行动响应，不过在当地亲卫队以及德意志国防军积极运作下掩盖许多相关事项，最后基本上成功逃脱盖世太保的相关调查。而在威廉·劳伦斯·夏伊勒的著作《第三帝国兴亡史》之中，便引用了盖世太保自己所发表的资料认为有7,000人遭到逮捕的[1]，在这之中4,980人则于战争结束前被执行死刑[47]。不过逮捕人数与处死人数仍有争议，不同资料指出约有5,000人至7,000人左右被逮捕，其中又有200人至4,980人上下遭到处决[47][48]。
审判与处决[编辑]
1944年8月2日，德意志国防军先成立荣誉法院以审理涉嫌参与暗杀行动的部队军官，透过荣誉法院运作得以撤除军事人员职称，使得帝国战争法庭和其军事裁判权都无权过问案情进展。之后遭到拘捕的幸存者便陆陆续续送到审判程序极为轻率、作为袋鼠法庭的人民法院机关，在其公开审理过程中无论被告如何辩驳皆会遭到起诉。而为了获得拍摄的宣传效果，本身是激进纳粹党党员的人民法院院长罗兰德·弗莱斯勒亦特意在审判中大声咒骂和污辱被告[49]。在法庭上被告亦会遭到大量羞辱，例如埃尔温·冯·维茨莱本在审问期间因为遭到盖世太保脱掉皮带，使得他必须时时拉著裤子接受质问。而在1944年8月7日与8月8日第一次开庭时，希特勒则下令把所有将判有罪者“像生肉那样吊起来”[49]。在审判中遭到判定参与或者支持这次政变案的成员一旦被宣告有罪，便会在几个小时后接受死刑，并且依照希特勒的要求，在柏林普洛曾西刑事监狱绞死于肉钩下的绳索。
佛洛姆在7月20日政变当天晚上便试图透过处决史陶芬堡等人的行为以赢得青睐并保护自己，但这反而也显示出他先前对于密谋人士毫无作为并且对政变计画知情不报。在政变结束后不久后佛洛姆便前去找戈培尔描述镇压政变的经过，但是对此戈培尔则冷冷地对佛洛姆说道：“你太急于杀人灭口了。”7月21日当天他以涉嫌参与政变为由立即遭到逮捕，并且被人民法庭以未报告和防止政变发生等罪名宣判有罪[43]。1945年3月时佛洛姆于哈弗尔河畔布兰登堡遭到处决，不同的是由希特勒亲自下令将原本的绞刑换成了“更有尊严的”行刑队枪决。其他还有像著名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之子艾尔温·普朗克，亦因为涉嫌参与这次政变而遭到处决[50][51]。
另外身为亲卫队正式成员并且曾负责指挥过别动队的亚瑟·内贝则因为反对纳粹党的态度而被牵扯政变中，他反纳粹的原因来自其多年的警察暨侦探背景和对于无能的亲卫队机关治安警察的否定态度。内贝自己就曾在调查莱茵哈德·海德里希刺杀行动时表示，比起找出犯罪真相来讲盖世太保更愿意展开报复行动。另一名被逮捕的亲卫队成员是曾为冲锋队成员的秩序警察柏林警察局警长的沃尔夫-海因里希·冯·海尔多夫伯爵，他本人早在战争爆发前便曾经与反抗势力成员接触。他与内贝密切地合作并指示警察应该不要干涉军队逮捕政府成员的行动，但是实际上他在7月20日密谋案之中没有什么特别影响力，后来他便以参与政变为由遭到逮捕并判为叛国罪而处死[52]。1945年2月3日在法官弗莱斯勒因为美军空袭而丧命后，德国政府便对于整起事件没有进行过正式审判；但是到了4月卡纳里斯的日记被发现后德国政府又逮捕更多人，一直到战争结束前几天仍持续进行著处决工作。
选择自杀[编辑]
尽管只有极少数人是在逃跑途中被捕或者是在审问期间否认罪行，但许多人为了防止在遭到逮捕后必须面临痛苦的审讯以及处决过程而纷纷选择自杀。例如担任西线总司令的君特·冯·克鲁格因为长期的调查使得压力过大，自认为可能被控知道情报却不提前告知的罪名，最后在1944年8月选择服毒自尽。另外担任驻法德军总司令卡尔-海因利希·冯·史图尔普纳格同样因为压力过大而选择自杀，但是在他试图开枪自杀时却只打瞎了眼睛，自杀失败后不久他随即遭到盖世太保逮捕，之后在盖世太保残酷折磨后才于同年8月处以绞刑而死。然而史图尔普纳格在接受痛苦审问时脱口说出了埃尔温·隆美尔的名字，几天后他的副官凯萨·冯·霍法克尔也在盖世太保刑求之下提到隆美尔是密谋案件的积极成员。
尽管隆美尔在这场政变中涉入多少一直充满著争议，但许多历史学家得出的结论认为虽然他没有直接参与行动、但是也确实知道计画的内容。而希特勒则了解到若深受德国民众爱戴的元帅亦是叛国者将会大大折损士兵的士气，考虑这点因此他决定给隆美尔拥有以氰化物自杀或者是被送上人民法院公开审判的选择，但是若其选择后者在被判为有罪时将会连同隆美尔的幕僚和家人一并处死。对此隆美尔认为于人民法院审判就几乎等同于已经判处死刑，因此他于1944年10月14日选择服毒自杀身亡，之后由德国官方为其举办国丧。由于他本人极高的军事荣誉和影响力，隆美尔死亡的真相在战争结束前一直没有对外公开[20]。
德国中央集团军参谋人员海宁·冯·特雷斯科夫少将在政变失败后，认定不久便会经历到作秀公审。7月21日，他驾车前往苏、德前线无人地带以步枪用榴弹自杀身亡，而在自杀前他向他的副官法比安·冯·什拉布伦多夫中尉说道：
| “ | 全世界当下会中伤我们，但我仍然相信我们做的是对的，希特勒不仅是德国、也是全世界的敌人。在仅有的几个小时时间内，我相信已经在上帝告知我何事该做前先向祂证明自己曾奋力反对希特勒。神曾许诺亚伯拉罕若他能在罪恶之城索多玛中找出十位正直之人，祂将不会毁灭城市，因此我希望上帝同样也不会毁灭德国。我们之中没有人为自己的死亡哀痛，同意加入我们的人都穿上了涅索斯的长袍。当一个人持有道德操守时，就应准备牺牲生命来捍卫自己的信念。 | ” |
| ——海宁·冯·特雷斯科夫[5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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