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第二枪 汉川起义耀千秋

1911年10月10日（旧历辛亥年），武昌爆发起义，拉开辛亥革命的序幕。汉川是第一个响应起义的县分。汉川民军成为武昌起义武装之一翼，阻止了清军的南下，保卫了武昌起义的胜利果实。汉川起义，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光辉一页。

青年志士传播革命思想，“丙午党狱”点燃汉川起义的火种

    清代末叶，朝廷政治腐败，对外丧权辱国，对内残暴统治、压榨人民，使广大中国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汉川一带又是有名的水乡泽国，十年淹九水，人民生活更是困苦不堪。

   

　　这时，汉川出现了一批青年学生，他们之中有黄警亚、胡兰亭、向岩、冯亚佛、梁钟汉、梁耀汉等近百人，这些青年学生怀着拯救中华民族危亡的抱负、东渡日本。他们聆听了孙中山先生教诲，受到孙先生革命思想的启迪和鼓舞，从而地一步增强了革命的信念，并参加了同盟会。

   

　　不久，他们回到湖北，在认真分析革命形势后，提出“运动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运动军队非亲自参加行伍不行”，并纷纷参加湖北新军，联络同志。梁钟汉、向岩、祁国钧、赵士龙、张卿云、李诚、邹幼云均参加了新军四十一标当士兵，梁耀汉、黄警亚、周耀东、黄申芬等参加统领吴元泽前锋营当兵目。这为后来的武昌及汉川起义奠定了基础。

   

　　与留学生一样，汉川在国内也有许多学生怀着革命激情，聚会在武汉参加了同盟会、文学社、共进会等革命组织或团体，从事宣传推翻清政府的革命工作。梁耀汉在汉川系马口开设阅报室，张明阳、刘镇东、李诚、张伟在脉旺组织阳明学社，蚌湖也建立了群治学社等，在民众中灌输革命思想。

   

　　1906年10月，中华民国革命先锋队在江西萍乡和湖南浏阳、醴陵组织和发动煤矿工人举行起义。消息传到日本，孙中山先生闻知，谓“时不可失”，即派在日本留学的湖北或汉川籍同盟会成员胡瑛、朱元成、梁钟汉回国策应。他们回武汉的日知会成员梁耀汉、刘静庵等，并邀集何子植、周耀东、冯新民、黄警亚等在汉阳伯牙台开会，决定与会者全部加入新兵营，以便掌握武器，策应起义。不料此事被人告密，使得策划者们遭难。除梁耀汉扮作郎中逃出外，刘静庵、胡瑛、朱元成、张难先、梁钟汉等九人分别于当年在汉阳黄莲寺、黄陂、沔阳先后被捕入狱。1906年为旧历丙午年，史称“丙午党狱”（因其中大部分为日知会成员，故亦称“日知会案”）。但这一狱案埋下了汉川起义的火种。

　　丙午党狱后，清廷抓不着梁耀汉，即以判九人死刑相威胁。革命志士们对于死非常坦然，梁钟汉在狱中厉声回答“岂有怕死的革命党！”1909年夏，梁钟汉被解回汉川监禁，汉川县城有同治学校和高等小学两所学校，学生们听说县内押回了个革命党人，都来狱中探望。汉川正堂看他是留学生，又是政治犯，使梁在狱中颇受优待。所以，他在狱中可以自由会客，并将狱中的一栋三间房的偏屋拨给他住。梁借此机会，在狱中开展了革命思想的传播，对前来探望的学生赠以从日本运回的关于宣传“三民主义”和民族共和的《民报》，作为推翻清廷、建立共和之目的进行宣传。由于狱中宣传，使学生们一个个觉悟起来，成为革命知已，并成为后来起义的骨干，如岑伟生、张卿云等。监狱也成为梁钟汉组织起义指挥机关。

   

　　1911年初，梁钟汉多次派高等小学的岑伟生与武汉和上海方面联系。同年7月，50余名汉川籍革命党人在武汉分别参加了共进会、文学社。后来这两个组织联合在一起于9月20日在武昌胭脂巷十一号机关部召开大会，决定10月16日（中秋节）举行起义，并将起义的决定通知了在武昌女子职业学校的张荫兰（梁钟汉之妻）及其侄子张殿成，嘱其回汉川策庆。9月底，岑伟生自沪返汉将宋教仁、陈其美（同盟会中部总会负责人）交给的炸药炸弹转交给张荫兰。紧接着张荫兰于10月2日将这些武器弹药秘密运回汉川，前往狱中会晤梁，告知武汉决定。

   

　　梁钟汉得知武汉决定，立即让其七弟梁辉汉分告汉川、马口的各同志，并将各保、甲、局及私人所藏的枪支弹药进行收集编配，赶制炸药、起草布告，制作佩带的符号及十分星旗，迅速组织队伍。

   

　　汉川党人内外联系有序，响应起义的准备工作已万事俱备，直等武汉事发。

    武昌首义的消息传来，汉川的革命党人闻风而动，汉川成为响应起义最早的县分

    10月11日上午，武昌提前起义的消息传到了汉川，梁钟汉当即实施起义

当日下午三点，梁钟汉委派在马口整装待发的梁辉汉、黄警亚、宋振东将参与起义的工人、农民、商人及军学各界组成的千余人队伍，佩带着事先准备起义的符号，高举十八星旗，浩浩荡荡，直捣县，接出了狱中的梁钟汉，并让与革命党人早有联系的城防队长余治平率队起义，参加到起义的队伍中。这时汉川城沸腾起来了，城里城外的群众把县衙围得水泄不通。县官贺祖蔚交出钤印，投降逃去。梁钟汉被推为汉川起义的总指挥，随即在县署大堂宣布起义纪律。

   

　　梁钟汉作好维护治安秩序之安排后，率队连夜赶回马口，组织起义军举行宣誓，剪去了头上的辫发，以示与满清朝廷封建制度决裂，并动员马口商界绅耆纷纷解囊，顿时筹措了不少钱财，使起义队伍的生计有了基本资费保障。

   

　　10月12日，梁钟汉等（于先夜返回汉川）在县高等小学举行会议，根据湖北成立军政府之精神，第一个成立汉川军政分府，并正式推举梁钟汉为军政分府总司令。分府机构健全完善，有参谋黄警亚、参谋主任黄干臣、秘书长李圣高、军需主任谭质臣、稽查主任梁远达、副官张殿臣，并任命了张荫兰、梁辉汉等人的职务，又派专人前往武汉向湖北军政府负责人黄兴、蒋翊武报告起义和组建汉川民军的情况。

    汉川起义，顺利成功

　　汉川起义后，接着于10月12日发生了京山永隆刘英领导的起义，10月28日发生了光化县老河口起义以及安陆新军管带张楚才领导的起义等。汉川成为响应武昌首义最早的县分。

布防新河，兵发仙桃，汉川起义为武汉保卫战友取得了外围支持

   

　　汉川起义，成立军政分府，建成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这支武装力量，使武昌军政府如虎添翼，为后来的武昌、汉阳保卫战起到了在外围上的支持作用，对防止总督及清廷的即行复辟作用很大。

湖北军政府得知汉川分府的建立，深知汉川为武汉之藩篱，战时总司令黄兴在赞许起义之后，正式委任梁钟汉为汉川军政分府总司令兼襄河游击总司令，并下达了委任状，将汉川民军进行了统编，随即派蒋翊武来汉川进行了指导。

   

　　经过整编，汉川民军成为了一支劲族。时武昌革命军于11月初，由总指挥黄兴率军指挥阻击清军反扑，但因死伤人数较多，汉口终于失陷。清军将领冯国璋占领汉口后，召开军部会议，决定次取汉阳，再攻武昌，以便全面复辟。冯休兵十日，开始布署十天后进攻汉阳的计划，下令其部属分甲乙两支队渡河，甲支队从孝感出发，间道汉川新沟，分水陆两路进兵，同至新沟渡河，乙支队从汉口大智门出发至舵落口，与甲支队联系相助渡河。汉川民军得知此情，在司令官梁钟汉的统帅下，在新沟与敌作战中，4个支队的人马怀着极大的义愤，个个英勇善战，一往无前。冯部因受到汉川民军的阻击，只得改变计划，停留于应城，不敢贸然向武汉进军。

   

　　其次是清军所派巡防营统领刘韫玉率五营之众由汉水上游东下，准备直取汉阳，汉川民军敢死队长张荫兰自告奋勇，率队西进，会同京山义军迎击清军于仙桃。敢死队在巾帼英雄张荫兰的统帅下，在仙桃包围并抄袭清军，张荫兰冲入敌阵，投掷炸弹数枚，敌军死伤人员甚多，纷纷弃枪逃跑，或举械投降，所带五营之众，不逾二三日，即行瓦解，汉川民军所获枪支弹药为数不少，进一步壮大了汉川民军。由于汉川民军的积极配合，使得准备水陆俱下的清廷军队受到阻击，为汉阳义军从容布防，争取了二十天的时间，为武汉保卫战取得了外围的支持作用，防止了武昌起义后的清军即行复辟的后果。

　　捍卫革命成果，始终同孙中山站在一起

    1912年2月，孙中山被迫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南北军阀合流，辛亥革命开始走向失败。为了捍卫革命成果，汉川辛亥志士在孙中山领导下，进行了英勇斗争。黎元洪篡夺了湖北的领导权后，首先对湖北革命党人进行镇压，湖北党人曾多次进行反对黎元洪的篡权斗争，付出了巨大牺牲。是年7月，黎元洪以“谋反’’的罪名，捕杀了文学社在辛亥革命中功勋卓著的重要党人，其中汉川籍的志士就有江光国和滕亚国两人。

　　

　　1913年3月，袁世凯派入刺杀革命党入宋教仁，孙中山组织第二次革命，兴师讨袁。汉川的辛亥志士，同孙中山站在一起，积极投入二次革命。是年6月，担任湖北府河口厘金局经理的冯亚佛，以所存万余元资助讨袁；    当时正留学日本的祁国钧、岑伟生等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匆匆回国，投身赣宁之役；    祁国钧参加李烈钧领导的湖口之战，岑伟生与梁钟汉先在吴淞讨袁总司令(即吴淞要寒司令)居正部，为讨袁奔走，吴淞失守后，又同投南京讨袁总司令何海鸣部，分别负责第三师宣传工作和担任总司令部参议、财政主任，并直接参加作战。原任鄂军第八师参谋长的向岩，毅然就任讨袁军江南陆军第一师参谋长，在雨花台大败袁军，打得袁将雷震春凫水而逃。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于1914年在日本建立中华革命党，重振资产阶级革命旗帜，准备继续反对袁世凯的武装斗争。汉川的辛亥志士纷纷东渡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继续兴师讨袁。是年，向岩在襄河沿岸组织农民兴起讨袁之师；    张伟亦在脉旺一带组织讨袁义军，自任沔阳讨袁司令；祁国钧接受孙中山所赋任务，回国推进革命。

   

　　1915、1916两年，孙中山先后两次发表《讨袁宣言》，汉川革命志士亦纷纷响应。1915年在讨袁中任湖北军事联系代表之一的黄家麟，被北洋军阀逮捕，判刑3年出狱后，仍从事反袁的策反活动；袁世凯宣布改元复辟帝制后，邹幼云立即潜伏日本长崎秘密串联，组织反袁力量，回国积极倒袁，被荆襄司令石金川任命为汉川保卫团团长，积极进行反袁斗争。1916年1月，向岩以中华神武军总指挥名义，发布反对袁世凯帝制的檄文，对窃国贼袁世凯进行9诛笔伐。

   

　　1917年段祺瑞解散国会，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组织护法军政府，当选为大元帅，汉川手亥志士跟随左右，参加护法运动。原文学社员、汉川军政分府副司令张卿云，担任了孙中山的护卫队长；汉川首先响应武昌起义的领袖梁钟汉，先后担任了大元帅府的咨议、参军；湖北最早的同盟会员，一直被孙中山派遣在南洋群岛宣传革命筹措经费的冯亚佛，亦奉诏回国任大元帅府秘书：1914年参加中华革命党后一直在孙中山身边，为孙中山办理来往函牍的岑伟生，亦被任命为大元帅府秘书；云南靖国军第八军参谋长兼第二混成旅旅长向岩，率师参加护法战争，转战川、鄂、湘、豫、陕、甘等省，身经五十余战，生擒北洋政府陕西镇守使、旅长管聚全，迭秦奇功。

    

　　在讨袁和护法诸役中，汉川辛亥志士英勇奋战、坚贞不屈，不少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

       

　　1914年，李诚反袁被捕,不屈而死；陈桂山讨袁失败，牺牲于武昌；张伟，在沔阳组织讨袁的战斗中，因军火不济，败走随洲枣阳被俘，解至武昌杀害；祁国钧，12月31日从日本回到武昌时，因奸党告密，为段琪瑞逮捕，临刑前悲壮地留下了“不死于战场作国殇，乃死于横逆作雄鬼”的诗句。

    

　　1916年，黄家麟从事反袁策反，为鄂督王占元所害；张国荃，为筹集反袁经费，仿制官票，在南京被捕，被害于北京；梁辉汉，在汉川秘密组织反袁民军，为贼军旅长朱兆熊侦悉，被剖腹挖心而死。

    

　　1917年，邹幼云在汉川密谋响应护法，被汉川知

县王绳高诱骗至县衙杀害。孙中山逝世后，汉川的辛亥志士除了王钻承之流，背叛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大革命时期疯狂地在汉川屠杀革命群众走向革命的反面外，绝大多数都遵循孙中山临终时提出的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教导，奋进不已，为革命事业继续作贡献。

清末新式军警的编练（《清史参考》2012年第27期）

戴鞍钢

中国着手编练完全采用近代武器装备的军队和有别于传统社会“捕快”（指旧时衙门担任缉捕的差役）的警察队伍，始于百余年前的清末新政期间。

一 

清前期，八旗、绿营是军队的主干。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八旗、绿营难以应付，遂有曾国藩、李鸿章分别编练湘、淮军之举。针对八旗、绿营世袭兵制的弊端，湘、淮军都实行募兵制，并通过由上而下、层层招募的形式，强化了军队内部的官兵统属关系。同治元年（1862）后，淮军开始引进西式枪炮和军事操练。 

在此之前，为提高八旗战斗力，避免兵权完全落入汉族督抚之手，署理步军统领（京师卫戍部队司令）的文祥于咸丰十一年（1861）在北京创设神机营，挑选八旗精锐，使用洋枪训练，这是晚清设立练军的开端。后来有些省份也从绿营中选择精壮，设立练军，其人数不一，少者千人，多者数万人。 

晚清的防军主要是由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未予遣散的湘、淮军演变而来，其中尤以淮系防军实力最强。其他防军有河南的毅军、嵩武军，山西的晋勇，云南的滇军等。 

光绪二十一年（1895），因在甲午战争中惨败，清廷开始着手编练“新军”，即完全采用近代武器装备的军队。而比较完整意义上的中国传统军事制度的改革，则始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新政推行后。这一年的七月十六日（8月29日），清廷宣布全国停止武科科举考试（文科科举考试于1905年停止）。十三天后，又命令各省广设武备学堂，培养新式军官。次年，袁世凯在天津附近的小站编练组成北洋常备军一镇相当于现代的师，约一万两千五百人；张之洞也在湖北练成新军约七千人。 

为在全国编练新军，清廷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设练兵处，任命奕劻总理练兵事务，袁世凯为会办练兵大臣，铁良帮同办理。各省设督练处，负责新军编练。次年，练兵处和兵部会同奏准《新军营制饷章》、《陆军学堂办法》及《选派陆军学生游学章程》。全国计划编练新军36镇，其中近畿（京师）4镇，四川3镇，直隶、江苏、湖北、广东、云南、甘肃各2镇，其他每省1镇。 

但到宣统三年（1911）武昌起义爆发时，只有近畿、直隶、浙江、福建和吉林等省区大体完成编练，全国建制完备的新军只有14镇。新军编练迟滞的原因之一，是新旧军人间矛盾尖锐。编练新军要求主持者熟悉近代军事知识，而这恰恰是那些旧军官所欠缺的，有的甚至对此一无所知。有鉴于此，时任盛京将军的赵尔巽，曾力邀留日军校生中的佼佼者蒋百里，赴山海关外帮助训练新军。结果引起淮军出身的张勋和于绿林受抚的张作霖不满，他们担心新军一旦练成，旧军势必裁撤，其权位将受损，因此迁怒蒋百里，处处刁难，甚至扬言要杀他。蒋百里见势不妙，觉得走为上策，任职三个月就匆匆离去。 

在已编竣的各省新军中，以袁世凯统领的北洋六镇最为精锐，人数最多，装备最好。此外，其他北方新军或是以北洋六镇一部扩编而成，或是由北洋军官训练编成，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袁世凯的控制。可以说，整个北部中国的主要军事力量，都处在他的实际支配之下。 

清末新军编练的成果，在河间、彰德会操中有所体现。    光绪三十一年（1905），北洋六镇正式成军，清廷批准在直隶河间举行会操，即军事演习，以考察其实际作战能力，也为各省正在编练的新军作示范，并向国外展示军事改革的成果。参加演习的新军分为南北两军，实行南攻北防的作战演练。九月二十四日演习开始当天，两军的先锋骑兵各以小分队试探前进。之后双方互有攻防，直至十月二十七日两军主力相交，几乎白刃相搏时，阅兵处下令停止演习。次日两军会集河间，举行阅兵典礼。慈禧太后很关注这次演习，曾致电询问详情，并命阅兵大臣袁世凯和铁良给参演官兵赏金，以示奖励。 

次年九月，河南彰德会操揭幕。此次会操邀请外宾观看，英、美、俄、法、德、意、奥、荷、比、日等国均派员到场，多国报纸记者前来采访。参演部队除了北洋新军，还有湖北新军和河南新军。九月五日演习打响，主题是南北两军骑兵冲击战，北军占优。次日为两军主力遭遇战，各有得失。七日，两军演练攻防大战，战斗正酣时，阅兵处发令停战。次日举行阅兵典礼，会操结束。 

光绪三十四年（1908），3岁的溥仪继位，其父摄政王载沣执政后，重建甲午之战中被摧毁的海军提上了议事日程。次年，设立筹办海军事务处，由载沣之弟载洵和海军提督萨镇冰任筹办海军大臣。载洵上任后，提出重振海军的七年计划。头两年，重点整编原有兵轮。后五年，拟添造头等战舰8艘、巡洋舰20余艘、各类兵轮10艘，编竣三队鱼雷快艇；编定北洋、南洋及闽省各洋舰队，并相应建造各洋军港和船坞；设立海军大学等。以当时捉襟见肘的财力而言，如此庞大的计划显然有些异想天开。 

二 

中国近代警察制度的推行，也始于新政期间。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三十日（1901年9月12日），清廷颁布上谕，命令各省在编练新军的同时，组建巡警军。这被学界视为清政府创办警察的起点。严格说来，巡警军并非完全意义上的警察。清廷最初对其规制并无明确计划，由于各地督抚理解不一和地方情形各异，各省编练时，有的军事色彩较浓，有的则将之办成了近代意义上的警察。 

各省巡警军来源不一，饷章有别，演变的流向也不尽相同。从兵源上看，有从绿营改编而来的；有从防军中挑选编练的；有将绿营、练军合并改编的；也有从练军挑改的。直隶、湖北、山东等省，未见编练巡警军，而是筹办警察局所。从饷章看，大多取资裁汰绿营所节存的饷项。随着巡警的兴办和兵制的进一步改革，巡警军有的转化为巡警，有的被整合于新军，有的改编为巡防队，也有的继续留存。 

其职责所在，湖广总督张之洞概括为“凡稽查户口、保卫生民、清理街道、开通沟渠、消除疫疠、防救火灾、查缉奸宄（guǐ，内盗）、通达民隐、整齐人心诸善政，无不惟警察是赖”。这里涉及到缉捕、户口、卫生、消防及部分市政管理工作，之后的民国警察所承担的任务与此相似。 

光绪三十一年（1905），巡警部正式建立。其官制章程中规定，警政司下设行政科，掌管关于警卫、保安、风俗、交通及一切行政警察事项；警法司下设司法科，掌审定司法章程；另设国际科，掌国际警察事务规则，可见当时警察事务已有行政警察、司法警察、国际警察之分。其中司法警察在次年改革官制时，清廷将其划归司法系统管辖。 

巡警部下还设有探访队，负责采访、侦缉等事，这是侦探警察即刑事警察的前身。光绪三十三年（1907），民政部设立稽查缉捕局，专司缉捕事宜。此外，京师内外城巡警总厅另成立警备队和侦缉队，各地省城和商埠也有侦缉队的设置。铁路警察出现更早，初设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执掌各车站治安，并有巡警随车稽查。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1905年12月）的北京街头，已经有了负责指挥交通的警察，据当时在京的英国人埃·巴克斯记述：“各城门不再出现堵塞现象，人人都必须循序而行，不准许向前猛冲猛撞。”（《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 

上述新式警种的设立，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城乡治安管理模式，初步实现了警务职能的合理区分，为其进一步专业化奠定了基础。

张钫与辛亥西安起义

洛阳日报 作者：王经华

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武昌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10月22日，陕西同盟会组织新军部分官兵在全国首先响应武昌起义，发动西安起义，攻占军装局和陆军中学，经过三天激战，结束了清政府在陕西的腐败统治，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二枪”。

西安起义 （油画） 王志平

　　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武昌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10月22日，陕西同盟会组织新军部分官兵在全国首先响应武昌起义，发动西安起义，攻占军装局和陆军中学，经过三天激战，结束了清政府在陕西的腐败统治，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二枪”。

张钫是西安起义的三名策划者之一。
　　张钫，字伯英，号友石，1886年出生于洛阳新安县铁门镇。其父张清和为清末拔贡，在陕西做官。张钫幼时随父在陕读书，从小就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深恶痛绝。他二十三岁从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炮科毕业后回到西安。张钫在保定时加入了同盟会，回陕后便同陕西的盟友广泛联系，组织反清活动。张钫与陕西同盟会、哥老会骨干三十多人在大雁塔“歃血为盟”，宣誓反清。武昌起义后，时任陕西新军混成协炮兵营右队队官的张钫，与一标（相当于团）三营营副钱鼎及混成协参军（参谋长）张凤翙积极组织策划起义。
　　10月22日是个星期天，也是发军饷的日子，早七时点名发饷，八时放假休息。与起义无关的官兵领饷后和平时一样纷纷回家或外出。准备起义者则在营房擦枪、整理内务。西安西郊的林家墓园，松柏森森，冢高草密，是个秘密会场。会上，钱鼎、张凤翙和张钫向七十多名代表讲明响应武昌起义的重要意义，并说明官府已列出革命党黑名单，随时可能抓人，形势紧迫，应该立即起事。张钫站在坟顶上发令后，代表们回驻地分头通知起义官兵，分三路开始行动。
　　十时许，张钫来到事先约定的高等学堂附近，组织炮兵、骑兵等到军装局抢取枪支弹药。来到军装局门口，士兵们不断遭到过往宪兵盘查。张钫恐生变，毅然带领先行到达的二十八名骑马者冲向军装局。因之前做通了工作，所以守门士兵并不阻挡。张钫等人来到枪弹库房门口，发现铁栅门紧锁，他们干急没法进去。情急之下，张钫令几名士兵抬起围墙根三尺来长的青石条撞向库门。连撞数下，栅门破裂，大家蜂拥而入，到第二道门前又如法炮制。这时，后续人员也已赶到，大家七手八脚打开了枪弹箱。官兵们枪到手，弹上膛，“叭！”张钫振臂打响了第一枪，紧接着一排排子弹射向沉闷的天空。起义正式开始了！
　　张钫安排好守库人员后，便带领二十八名骑兵飞奔到南门十字街，占据有利地势。约二十分钟，北校场陆军中学校园内的起义官兵也鸣枪呼应。这时，由钱鼎率领的第一标已冲入学校，控制了学校的军械库。起义官兵们有了充足的枪支弹药，以排山倒海之势杀向清朝反动势力聚集的汉城和满城。汉城各街的官员正在开咨议会，闻听枪声，纷纷作鸟兽散，六个营的巡防兵毫无抵抗就缴了械。满城中居住着二万多户旗人，他们拥有步枪万余支，骑兵二千名，固守城内，负隅顽抗。23日晨，张钫命炮兵向满城大菜市门连轰七炮，门被烧毁。官兵们猛虎般冲入城内。守城清兵束手投降，旗人将军文瑞投井自杀。24日，西安全城战事停止，起义宣告胜利。
　　西安起义组织之严密，行动之迅速，成果之丰硕出人意料。它与武昌起义遥相呼应，有效地牵制了清朝统治者的军事力量，为后来十七省的相继起义或独立，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带头作用，为清帝的退位、民国的建立立了一个大功。
　　张钫，辛亥革命元老。中原大战后，张钫任二十路军上将总指挥。抗战时期，张钫进军事参议院。返回家乡后，他集平生精力创千唐志斋，为保护文化遗产作出了卓越贡献。1966年，张钫逝世。

臧汉臣茶壶降敌占领诸城

潍坊晚报 作者：孙锦 韩镇

青州起义失败后，部分革命党人由王长庆带领到达安丘，稍事安顿后准备攻取诸城。1912年1月31日，革命军行至诸城城北三里庄驻扎。县官吴勋令城门紧闭，严防死守。这时，身为诸城开明士绅的臧汉臣大胆进城，用假炸弹上演了一出鸿门宴，帮助革命军不费一枪一弹顺利进城。

　　青州起义失败后，部分革命党人由王长庆带领到达安丘，稍事安顿后准备攻取诸城。1912年1月31日，革命军行至诸城城北三里庄驻扎。县官吴勋令城门紧闭，严防死守。这时，身为诸城开明士绅的臧汉臣大胆进城，用假炸弹上演了一出鸿门宴，帮助革命军不费一枪一弹顺利进城。1912年2月3日，诸城宣布独立，成立山东军政分府，并在县城中吸收平民加入革命军。不料躲进教堂的县官吴勋心生一计，密电沂州(临沂)巡防营出兵，反攻诸城，并在县城内安插了伏兵。2月12日，清军攻入县城，捕杀革命党人，一些剪掉发辫刚刚加入革命军没几天的贫民也被斩尽杀绝，共计300多人被杀，幸免于难的革命党人四散逃走。不足十天的诸城独立如昙花一现。至此，发生在潍坊大地上的辛亥革命宣告结束。
　　臧汉臣拿假炸弹威胁县官革命军进诸城宣布独立
　　在诸城市档案局的资料中记载了如昙花一现的诸城起义始末。
　　臧汉臣，字植堂，清末监生，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捐资任河南通许县知县。出仕后为政清廉，爱民如子，深得人心。可惜仅为官三年，便因性情耿直，得罪上官，遂弃官回乡，当地老百姓依依惜别，送“万民伞”一把，“万民衣”一件。
　　臧汉臣回乡后，结识高密人刘冠三，并经其介绍加入同盟会，在仁里村组织了300多人的义勇团，孙中山亲派一委员帮其训练三月有余，成为诸城独立的一支骨干力量。
　　臧汉臣家财雄厚，对革命慷慨赞助，曾出资赞助刘冠三、陈干在青岛创办震旦公学。武昌起义爆发后，臧汉臣倾囊出白银4000两，偕臧少梅赴青岛购枪械，密谋诸城独立。
　　其时，三民主义在诸城广泛传播，“共和”思想广泛流传，人们纷纷组织各种团体响应革命，隋理堂、臧著信等率农林学堂学生组成“学习团”，臧文山、王秀南、徐次青等十八人组成“歃血团”，邱汉西、王鸣韶等组成“义勇军”，一时众家纷起，都以“排满共和”为口号，还从高密请技师张建祥制炸弹，准备起义。但当时诸城城里驻有巡防营，起义者不敢贸然行动，只好等臧汉臣购买枪械归来。
　　1912年1月31日，在青州起义的王长庆、邓天乙等率军经安丘进入诸城，驻扎在城北五里堡，知县吴勋闭城固守。
　　此时臧汉臣从青岛赶回来，但未得入城。县官吴勋听探子报告说革命军有数百人，急忙召集县城里臧、王、刘、丁四大家族到敬一亭密谋，并招臧汉臣入城开会。
　　臧汉臣急中生智，将茶壶嘴和把手砸掉，把茶壶肚用红绸子包起来当“炸弹”。会上，有的富绅坚持反对革命军进城。这时，臧汉臣提着“炸弹”站起来斩钉截铁地说：“谁要是不叫革命军进城，今天咱们就一块尝尝炸弹的厉害！”县官吴勋和众富绅吓得面如土色，被迫表示同意。于是，在革命党人和开明士绅欢迎下，城外革命军于2月2日从东北圩子门进城。
　　革命军入城后，以县署为军政府，因王长庆系关东绿林出身，擅长射击，被公推为司令，邓天乙为副司令。1912年2月3日，诸城正式宣布独立，成立山东军政分府，由于臧汉臣声望高，被临时议会公推为临时民政长，并以他家望山堂为民政府办事处。

胆战心惊的县官吴勋见势不利，匿居于德国天主教堂，巡防团也退驻城西北三十五里的程戈庄。

　　县官搬救兵反攻革命党人惨遭镇压臧汉臣被杀

　　山东军政分府一面张贴布告，声明凡愿意剪掉辫子的人都可以加入革命军，一面组织宣传队站在街头巷尾进行宣传，号召各界人士响应起义。几天之内，民军发展近200人。

　　而县官吴勋在天主教堂和神父顾思德侦查得知民军枪械不足，人力不多，就电请沂州(临沂)巡防营出兵，反攻诸城。革命军派四人前往打探，在城西十五里的吕标庄被清军杀害。城内劣绅祝清芳、王少舲等勾结清兵，装扮成乡农，运送柴草暗藏军械输送入城内。

　　2月11日，清兵从西北圩子门逼近城里西北门，参谋李凤官在城楼指挥作战。清兵伏在城内纵火，革命党人受到内外夹击，赵玉璋持枪奋击，不幸阵亡。12日拂晓，城陷。清兵焚杀掳掠，敢死团团长丁学舜手刃清兵数人，因寡不敌众被捕。清兵嫉其抗争之用，残忍地将其杀害。

　　 当清兵攻入县署时，邓天乙等数人在司令部坚持抵抗。邓天乙最后将炸弹投放，炸开一条路，与王长庆等数人突围，邓天乙虽腹部受伤，仍用手枪向敌人射击，终于突出虎口。

　　臧汉臣与劣绅王少舲家比邻而居，当清兵搜查臧汉臣家时，臧汉臣越墙逃到王少舲家躲避，王少舲竟将臧汉臣献给清兵。之后臧汉臣被割头剖腹，首级悬挂于城门示众。后来臧汉臣的亲属将他的尸体花钱想办法埋在另一个地方，后来才运回去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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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余革命党人被杀
　　为殉难烈士申诉失败

　　起义被镇压后，清兵入城焚毁了县署及高等小学校，逮捕革命党人。凡减去发辫的，即视为“乱党”，杀无赦。清兵还以捉拿党羽为名，挨家挨户搜查城内的殷实绅商，翻箱倒柜，抢掠一空。

　　清兵在城里城外捕杀的革命党人共有300多。刽子手们先将尸体扔在北城墙外，然后又分别埋在城北白玉山村南的两个坟里，共埋了84人。城东北角有一条墨水河，河的南面埋了11人。以上三个坟，民众们称它“义和坟”。

　　可悲的是，2月12日清兵攻下诸城不久，清帝溥仪即宣布退位。

　　民国成立，侥幸逃离的诸城革命党人幻想用法律手段为臧汉臣等殉难烈士报仇，由臧汉臣胞弟臧书田提供费用，公举吴大洲、王乐平、张喜海、臧少枚、臧贯禅等组成公诉团，向省政府控告王少聆、龚介南、李润、刘萌南等杀害革命军民的罪行。不料，袁世凯窃国，省政府用封官许愿、分化瓦解等釜底抽薪之法，瓦解公诉团，使公诉变成了私人官司。

　　后公诉团成员吴大洲被任命为烟台警察厅厅长，王乐平任省政府秘书，张喜海和臧贯禅被任为县长；对臧少枚、丁欣甫、臧耀西、隋理堂、臧秀池等则诬之为“土匪”逮捕。后吴大洲流亡日本，王乐平去陕西，公诉彻底失败。

赵魏赴青州举义功败垂成

潍坊晚报 作者：韩镇 孙锦 赵华伟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在青岛的赵魏闻说随拍案而起，立即返回寿光，与寿光的同盟会骨干齐集于斟灌化溥小学，研究武装起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在青岛的赵魏闻说随拍案而起，立即返回寿光，与寿光的同盟会骨干齐集于斟灌化溥小学，研究武装起义。并在寿光吴家庙子学堂立起了“独立之国”的大旗，以吴家庙子学堂作为鲁东的革命中心。赵魏赶赴青岛与震旦公学的同志联系，共谋在当地起义。赵魏被推选为“山东革命军总司令”，倡议先攻取青州。赵魏等人研究了作战方案，约定于1912年1月19日齐集青州城下听令攻城。可18日当赵魏到达青州，召集各路革命军首领布置完攻城任务后，在行至夏庄小庙以东时，被跟踪他的清兵密探瑞增从后面用手枪射中头部，赵魏不幸牺牲，时年27岁。
　　立起独立之国大旗奔赴青岛共商起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但山东济南等地在袁世凯的控制之下，封建反动势力仍然猖獗地反对革命。青州以及胶东一带，就成为革命党人的活动区域。
　　1885年出生于寿光县斟灌城里庄的赵魏，一直坚持和封建势力做斗争，武昌起义爆发后，在青岛的赵魏闻说随拍案而起，说：“此大丈夫立志之秋也！”他立即返回寿光，与寿光的同盟会骨干李凤官、赵瓒亭、张建陶以及安丘周蜀江、临淄贾次瑶、乐安邓天乙等，齐集于斟灌化溥小学，研究武装起义。并在寿光吴家庙子学堂立起了“独立之国”的大旗，以吴家庙子学堂作为鲁东的革命中心。并在这里设立了同盟会本部作为领导机构，下设宣传、交际、军事、劝募4个股，指挥部全力筹划枪支、捐募粮饷，准备起义。
　　之后，赵魏又偕王长庆、刘保福等赴青岛与震旦公学的同志联系，共谋在当地起义。在青岛聚集的革命党人见寿光的同志到来，都十分高兴，于是共推赵魏为“山东革命军总司令”，并派人分赴各县联络同盟会员和进步青年学生，积极筹措武器、粮饷，准备起义。当时赵魏身患痢疾，带病夜以继日地坚持工作。
　　1912年1月上旬，赵魏闻知登州(今蓬莱市)已被革命军攻克，即召集本部革命军骨干开会，研究起义事项。在选择起义地点时，赵魏倡议先攻取青州，他分析说：“山东的清兵都在青州和莱州两地，登州已破，如果再改取青州，清兵则前后受敌，其败必然。”有的同志犹豫不决，质疑说：“青州东有巡防，北有满营，攻青州太危险！”赵魏振臂大声说：“怕危险在家安居即可，何必来此革命！”他这样的豪言壮语，大家听了十分佩服，遂决定先攻取青州城。
　　集结青州准备起义路上不幸遇刺身亡
　　赵魏等人研究的作战方案是：1.派人传知各州县革命军成员于1912年1月19日齐集青州城下听令攻城；2.由王长庆带领部分革命军预先潜伏城内作为内应；3.驻青岛的革命军分三批乔装改扮，乘火车西去青州；4.枪支、弹药、地雷及军装物资等，装入箱内，走其他道路运至青州。
　　1912年1月15日，驻各州县的1000多名革命军开始向青州集结。赵魏身穿西服，手提皮包，待其他同志出发后，他自己乘车西去。16日到高密，拜见了他的老师单季鹤。单季鹤嘱咐说：“清暗探极多宜慎行。”赵魏行到潍县时拜见了他的父亲赵化溥，赵化溥也是同盟会会员，嘱咐他说：“好好干，不要怕死，死是革命者的天职！”父亲的话，使赵魏备受鼓舞。
　　18日11时，赵魏从坊子车站上车，下午两点半至青州站，他仔细地检查了各路革命军，见已全部化装到齐，甚为高兴，即召集各路革命军首领开会，布置攻城。赵魏对正在等候的周蜀江等各路首领说：“你们既穿满清服装，可从大路直至城下，不必与我同行，我可从夏家庄内前去。”不料，在革命军从青岛、各州县齐集青州时，驻青州的清兵就已有了防备，他们派出杀手数十人，专门刺杀革命军首领，赵魏被列为暗杀名单首位。当赵魏从青州站出发，行至夏庄小庙以东时，跟踪他的清兵密探瑞增突然从后面用手枪向赵魏射击，罪恶的子弹射中了英雄的头部，赵魏当场不幸牺牲，时年27岁。
　　为缅怀先烈，1936年，国民政府追授赵魏为山东省革命军总司令，追赠为中将衔，并为之树碑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1953年，经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为革命烈士。
　　发展同盟会员300余人
　　截获清廷税款充为经费
　　寿光市档案局副研究馆员葛怀圣在参与编撰《寿光近现代人物》中，对赵魏有了深入了解。
　　赵魏，原名庶庆，字象阙，后改名魏，生于书香门第，祖父赵双峰系前清廪贡，博学多才，谋略过人，尤好读兵书，曾任宁阳县教谕。赵魏的父亲赵化溥，是晚清癸卯科副贡，是清末时期的一位名士。
　　1903年，赵魏升入本县官立小学堂，学习两年，成绩优异，为县令范秋门所赏识，于1905年选送赵魏入青州中学堂深造。在青州，赵魏结识了同盟会员、教员齐树棠和同学李曰秋等，并很快接受了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思想。后经李曰秋介绍加入了同盟会。他在同学中积极宣传民主革命思想，不久，他又发展了寿光籍同学赵文庆、王长庆、刘保福、赵锡九等进步青年加入同盟会。
　　葛怀圣介绍，1908年时，青州知府黄曾源任用亲信孙某在赵魏就读的青州中学堂内搞破坏新学的活动，引起公愤，在赵魏等同盟会会员的组织下，同学们开展了罢学运动。黄曾源害怕事情闹大，连忙赶赴学校训话，以恶语恫吓学生。血气方刚的赵魏挺身而出，与黄辩论，使黄理屈词穷，恼羞成怒，将他开除学籍。
　　赵魏转赴青岛求学于震旦公学。震旦公学是山东同盟会骨干刘冠三(高密)、陈干(昌邑)等人组织的山东同盟会革命机关所在地。赵魏入校后，积极参与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活动。他往返于青岛、寿光之间，先后发展同盟会会员300余人，并秘密组织学生操练，筹备粮饷器械，准备武装起义。1908年冬，他为了给公学筹措军事经费，曾伙同会员赵锡九、牟忠堂、王长庆等，在寿光、南河一带，截留了清廷羊角沟税局解往济南的税款，缴入公学。
　　1909年，清政府唆使德国人查封了震旦公学，赵魏就和赵文庆、李曰秋去东北串联革命。他远去黑龙江呼兰，担任了大用井小学教员。由于教学成绩突出，知府黄维翰特提拔他为学堂长。他经常与赵文庆、李曰秋互相联系，交流情况。后来李曰秋与党人熊承基密谋在哈尔滨刺杀满清贝勒载振，事泄熊承基被捕，李曰秋改名远逃，赵魏也为躲避此案而返回山东济南，入存古学堂，等待时机，以期再举。

潍坊辛亥革命：上下求索毁家纾难救中国

潍坊晚报 作者：韩美懿

1905年，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在日本组织了同盟会，潍县籍在日本的留学生24人中，有14人参加了同盟会。他们回国后以兴办新学为掩护，积极宣传革命思想。武昌起义爆发后，潍坊的革命党人积极响应，推举代表赴济南，与汇集于济南的山东各地革命党人共商山东独立及迎接革命军北上等问题。同盟会员在寿光成立鲁东革命指挥中心，筹划起义。诸城独立是潍坊辛亥革命的最高潮，虽然这次革命不足10天，但推动了山东革命形势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清朝末年，朝政腐败。光绪甲午中日之战，庚子八国联军入侵，创剧痛深，使中国陷入殖民地深渊。1905年，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在日本组织了革命同盟会，并明确提出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革命纲领。潍县籍在日本的留学生24人中，有14人参加了同盟会。他们回国后以兴办新学为掩护，积极宣传革命思想。武昌起义爆发后，潍坊的革命党人积极响应，推举代表赴济南，与汇集于济南的山东各地革命党人共商山东独立及迎接革命军北上等问题。同盟会员在寿光成立鲁东革命指挥中心，筹划起义。诸城独立是潍坊辛亥革命的最高潮，虽然这次革命不足10天，但推动了山东革命形势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寻求救国之道 14名留日学生加入同盟会
　　清朝末年，朝政腐败。光绪甲午中日之战，庚子八国联军入侵，创剧痛深，使中国陷入殖民地深渊。当时，日益觉醒的中国人民，知道只有彻底推翻满清王朝，才能挽救中华民族。为此，孙中山先生于1894年组织革命团体兴中会，首倡革命。
　　兴中会曾有许多海外学子加盟。1905年，孙中山由美国赴日本，正值在湖南长沙因反清革命失败的黄兴、宋教仁也流亡到日本。他们欢迎孙中山于东京富士楼，在此，兴中会与以黄兴为首的华兴会，联合光复会，组织了革命同盟会。并明确提出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革命纲领。一时，中国17省有数百人加盟，其中，潍县籍在日本的留学生24人中，张柏庄、王善谟、齐树棠、张传一、李廷擢、酆洗元、张授臣、李绳其、李廷玠、张正坊、于均生、曹星五、于宗汉、尹效文等14人，经徐镜心、谢鸿焘介绍，参加了同盟会。这14名同盟会员，王善谟、酆洗元家在潍县城；张授臣、齐树棠、张正坊、于均生、于宗汉家在寒亭镇；李庭擢、李廷玠、张柏庄、李绳其家在高里镇；张传一、曹星五家在固堤镇；尹效文家在南孙乡。他们成为潍县人中最早参加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们回国后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发展会员。寿光王林肯、周廷弼，高密刘冠三，昌邑陈干等人也先后加入同盟会。
　　回国纷纷办学学校内秘密开展革命活动
　　鉴于当时满清政府对反清革命活动的戒备防范日益加剧，1905年，同盟会员就以兴办新学为掩护，在学校内秘密开展革命活动。
　　于恩波在昌邑创办育秀高等小学；诸城办起东武公学；王林肯、唐寿先在高密康家庄创办英林公学；郑天乙在安丘东关德育学堂组织革命团体，开展革命活动。邓天乙与刘冠三、王乐平等8人结为生死兄弟，分赴山东各地，组织发动革命，当时被称为“山东八虎”。1906年2月，同盟会会员潍县东关人杜佐宸、刘树声、张树棻等创立潍县东关中学。他们利用《民报》和《晨钟》周刊在师生中秘密宣传革命。1907年齐树棠到青州中学任教，发展学生赵魏、李曰秋等为同盟会员，成立同盟会本部，筹款购枪，准备举行起义。1910年5月，潍县同盟会会员杜佐宸、张树棻等在东关油坊沟街创办第一公学，在东关大街创办坤明女学，并创办智群书社，进行革命宣传。
　　1910年，潍县东关公学与广文大学的同盟会员联系，成立同盟会潍县支部，在广文大学中发展会员。他们通过学生与安丘、昌邑、高密、诸城、青州等地的同志联系，推动和宣传革命。
　　积极响应起义同盟会员组建民军筹划独立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潍坊的革命党人积极响应，推举代表赴济南，与汇集于济南的山东各地革命党人共商山东独立及迎接革命军北上等问题。同时潍坊各县的同盟会员积极组建民军，筹划独立事宜。
　　同盟会潍县分会一方面在广文大学组织“大汉”共和学生团，与各县联系准备起义，同时鼓动潍县驻防军第五镇标统马良从速宣布潍县独立。虽然革命党人在驻防军中做了大量工作，但由于多数军官的阻挠，潍县独立运动未能成功。
　　1911年12月，赵化溥、王长庆等在寿光斟灌村化溥小学组织同盟会本部，设宣传、交际、军事、劝募四股，参加者300多人，寿光从此成为鲁东革命指挥中心。
　　1912年1月7日，鲁东革命军1000多人聚集于青岛，革命党人赵魏、王长庆等人秘密筹划青州起义。他们公推赵魏为光复青州总司令，王长庆为副总司令，兵分3路，化装潜入青州。因起义计划泄露，18日赵魏路过青州城北的夏庄小学以东，被清兵瑞增开枪杀害。革命党人转移到外国人开办的青州神道学堂，在校内秘密集会，联络各地革命志士准备武装起义。第二天青州知府亲自督促人马巡查，捕拿革命党人，包围了神道学堂。革命党人见势不妙，便趁清军疏忽之机，安然退出。王长庆和邓天乙率革命党人撤出青州，转移到安丘高崖村(今昌乐南部)，并决定与实力较强的诸城革命党人会合，夺取诸城县城。
　　1912年1月27日，革命党人王林肯、班麟书闻知青州起义失败，连夜乘火车赶奔高密，与高密革命党人相互配合，经过激战，革命党人占领县衙，逐走知县王鉴清，高密起义成功。
　　1912年1月30日，安丘、高密和景芝镇的起义民军与青州转战于诸城的革命党人会合，公推王长庆为民军总指挥，联合攻打诸城县城。2月3日，诸城独立。诸城独立不足10天便遭到反攻的清军镇压，但这次革命运动打击了封建势力，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1912年4月，潍县东关公学教员张树棻等，联合潍县北乡的张柏庄等在校举行了同盟会潍县分会成立大会，到会者有700多人。大会选举张树棻、于均生为正副会长，张柏庄为评议部长，于联英为干事部长，郎诚斋、郎瑞东、杜珽等分任文牍、庶务、会计等职。此后各界人士，同情同盟会者日多，知识分子以不谈革命为耻。潍县同盟会成立几个月时间，同盟会员发展到300多人。
　　1912年3月10日，北洋军阀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在北京宣布就任临时大总统，4月1日孙中山解除大总统职务。而后袁世凯恢复帝制，自称洪宪皇帝，辛亥革命流于失败。潍县的同盟会员再次转入地下，继续投入了反袁、讨袁斗争。

文学社与共进会

百年前的武昌起义，是湖北两大革命团体共进会与文学社发动的。这两个团体，都是孙中山先生为首的中国同盟会的外围组织，原本各自活动，后合而为一携手共图大业，一举成功。

　　从日本归来的共进会

　　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时期，曾在广东组织过三次反清起义，均以失败告终。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后，至1907年6月近两年时间里，又曾发动过萍浏醴起义、广东黄冈举义和七女湖起义，均以失败告终。

　　鉴于在南方起义屡次受挫，同盟会中长江中游省份的部分骨干，如焦达峰、张百祥、邓文辉、刘公、孙武、吴玉章等，主张另行组织一个团体，以结合会党为主，专事在清廷统治较为薄弱的长江流域谋划起义。于是与各反清团体及会党首领串联，告之以上述构想，获得相当赞同并加盟。

　　1907年8月18日，共进会在日本东京清风亭建立，参加成立大会的近百人，主要成员为各地的哥老会、三合会、孝友会、三点会在日本的首领及同盟会会员，公推张百祥为总理，后由邓文辉继任。为何取名“共进会”，该会宣言中有明确表述：“共进者，合各党派共进于革命之途，以推翻满清政权光复旧物为目的，其事甚光荣，其功甚伟大，其责任亦甚艰巨也。”

　　共进会尊孙中山为领袖，以同盟会的纲领为纲领，只是将“平均地权”改作了“平均人权”。共进会下设内政、外交、军务、参谋、财政、交通、侨务、党务、文牍九部，各置部长一名，又制定三等九级军制，以十八星旗为革命军旗帜，旗式是：红底色、黑九角，内外两圈各9颗共18颗黄色圆星。红色与黑色象征“血”与“铁”，黄色象征与满清对立之汉族炎黄子孙，示关内18省汉族同胞抱铁血主义精神反清覆满。

　　1908年秋，在东京的共进会主要干部，如焦达峰、孙武、刘公等先后回国，分头在湖北、湖南、江西等地联络志士，筹建组织。随着共进会机构及人员全部离开日本，1909年4月间，共进会总部在湖北武汉成立，选举刘公为会长，孙武为都督，设总机关于汉口长清里98号，后迁往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又在武昌胭脂巷11号设分机关。

　　屡挫屡起再组文学社

　　文学社是土生土长在湖北的反清革命团体，且资历甚长，其前身依次为1904年夏的科学补习所、1906年初的日知会、1908年冬的群治学社、1910年秋的振武学社。虽然一次又一次遭清廷镇压，但志士仁人们再接再厉，只是屡次改名以掩人耳目。

　　群治学社遭破坏被迫停止活动后，人未尽散，于1910年9月中旬改名为振武学社。其时杨王鹏、李玉如等一批骨干已打入新军，他们利用这一有利条件，以“联络军界同胞讲求武学”为名，在新军中开展革命活动，不料被协统黎元洪察觉，加以“秘密结社，图谋不轨”的罪名，将杨王鹏、李六如等开除军籍。振武学社的会务，由未暴露身份的蒋翊武、刘复基等接替。为掩蔽活动，“故伎”再演，蒋翊武、刘复基、詹大悲等借欢度1911年元宵节的名义，召集同志共游洪山，议决将振武学社改组为文学社。

　　文学社设总部于武昌小朝街85号，并在汉口、汉阳等处设立联络机关，蒋翊武任社长，王宪章任副社长，詹大悲、刘复基分任文书和评议部长，蔡大辅、王守愚任文书员，邹毓琳任会计兼庶务，后增设总务部，张廷辅为部长。文学社遥戴孙中山为总理，以同盟会政纲“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

　　吸取了先前屡遭的教训，文学社特别严密组织，会员间采取单线联系；发展对象需经认真物色，严格考察，而且多为贫苦知识分子，及新军中最下层的士兵。

　　两个团体各自运动新军

　　共进会都督孙武、总理刘公等首脑人物，积极联络长江两岸会党，以会党中人为主体编为三镇军队，每镇设正副督统分别统率。然始料不及的是，1909至1910年间，湖北、湖南的几处会党不受约束，自行轻率起事，以致相继溃败。

孙武、刘公等感到会党散漫难制，单纯依靠他们起事，革命未必成功，遂将运动的目标转向武汉三镇的新军，指派会员以各种名义进入新军步、马、炮、工程、辎重各部，或当兵，或当差，在士兵中通过同乡结友，换贴拜把等方式，结之以恩，喻之以义，发展会员。
　　其时，湖北新军大都驻扎在武昌城内外，共进会于是在武昌黄土坡开设同兴酒楼作联络点，由邓玉麟任酒楼经理，专门接纳新军士兵秘密入会。经由邓玉麟的建议，让孙武冒充孙中山的兄弟，众多新军士兵出于对孙中山的崇拜信仰，纷纷加入共进会，新军会员与日俱增达1500余人，其中以后来率先发动武昌起义的工程八营最为先进。该营革命军大队长熊秉坤在《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中云：“百日之间，以全营兵数，计之入会者已将及半。”时新军步兵各营约500人。对于已入会的士兵，共进会总部以营为单位编为革命军大队，由总部指派的代表兼任大队长，下辖正队、支队。营代表都备有薄子，每有士兵入会，便记下“某某借大洋一元”，用来作为花名册，即使被当官的发现，也只当记的借账。
　　文学社也将运动对象放在新军，借“研究文学”为名，派会员潜入新军当兵，统一领导下各自为战开展活动，又创办《大江报》宣传鼓吹革命，免费赠送各营、队（连）一份，以致文学社的影响日益扩大，入会者源源不断，至辛亥革命爆发前夜，在新军中的会员已发展到3000人许。据文学社参谋王华国的《文学社事实》载，社员总数在万人以上，包括军政学商及长江流域的江湖游人。
　　文学社将新军中的会员统一编制：最高机关司令部，设正、副司令各一，由正、副社长蒋翊武、王宪章兼任。司令部设参议、参谋、副官、军需、军械、司书、书记。分布在各标（团）、营、队（连）的3000名会员，编成125个整队、480个支队，分属整队长、支队长领导，又在各标、营、队设代表，总管该标、营、队内会员的一切联络事宜，以及负责纯洁队伍，防止奸细混入。使人人谨记十六字宗旨：救我同胞，挽回民权，推倒满清，恢复中华。值得一提的是，文学社还已制定了“起义之计划”23条，该项计划由参谋拟订，参议认可，社长司令下达给各级代表知晓，供发难时遵照放行。
　　共进会与文学社运动新军结硕果，其成员几乎遍及武汉三镇特别是武昌新军各标、营、队，形成了既有人又有枪械的反清武装力量，名副其实“今日清廷之精兵，不日乃我党起义之劲旅”。
　　两团体合并共图大计
　　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共进会、文学社首脑均认为，应是在湖北发难的时候了。然相当时间以来，两个团体尽管同在武昌筹谋反清起义，却各行其是各自规划、准备，因都在新军中发展会员，不免存在竞争、猜疑乃至矛盾。
　　同盟会中部总会应时而生，于1911年7月在上海诞生，成立宣言中规定其任务为：取上海交通便利，联络长江流域各省同志，统筹办法，收揽人才，分担责任，推覆满清政府，建立民主立宪政体。他们寄共进会、文学社以厚望，指派总务五干事中的宋教仁、谭人凤，前往武汉居间斡旋。两大团体本是同根生，反清覆满目标一致，又都尊孙中山先生为领袖，经宋教仁、谭人凤晓以大义，通过多次联席会议协商，逐渐形成共识：合则两美，离则两伤；实行联合，以达胜利成功。
　　1911年9月14日的联席会议上，共进会与文学社首脑决定合并为一，携手共图大举。随即组建了湖北革命军总指挥部，推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为总司令，共进会会长刘公为总理，共进会都督孙武为参谋长，下设军事、政治、参谋、交通、财政各部，由两个团体的骨干分任部长。又以文学社机关武昌小朝街85号为总司令部，共进会机关汉口长清里98号为政治筹备处，并在武汉三镇设立多处秘密机关，各司其职准备起义各事，其中汉口宝善里14号由孙武主持，专门制作炸弹。
　　9月24日总部会议，定于10月6日起义。然由于突发意外事件，起义日期一改再改至10月9日晚上12点，以南湖炮队“放炮为号”。不料清军封锁城门，命令无法准时传到南湖炮队，也就未能按时发动。就在当天深夜，总部及各机关遭清军突袭，领导人有的被捕，有的遇害，有的逃走。清军全城大搜捕，分散在各营的革命军人人自危，统一组织指挥的起义流产。
　　工程八营的革命军总代表、大队长熊秉坤不甘坐守待毙，暗中鼓动本营同志奋起一搏，以死中求生，并联络附近营区同志策应。10日晚上，武昌起义第一枪打响，熊秉坤带领本营革命军，抢占了楚望台军械库，邻近各营的革命军听到枪声即作响应，纷纷赶来楚望台汇合。
　　革命军经过一夜奋战，占领了武昌全城，次日湖北军政府成立，第三日武汉三镇全部光复。捷报飞传，风起云涌，各省响应，辛亥革命烈火燎原全国。

巴东的两位英雄：邓玉麟；邓玉娇

 巴东的两位英雄：邓玉麟；邓玉娇

   

   齐彧

   

    巴东位于湖北西部，距三峡坝址64公里。可就是在这穷乡僻壤，一百年内出了两位英雄。

    这二邓并非兄妹，他们前后相差近一个世纪。

    邓玉麟是百年前武昌首义推翻清朝的首义功臣，1926年任北伐军左翼军第一路军司令，1940年回故里巴东，1951年中共镇反被“误杀”，1982年获得“平反”。

    那些杀害首义元勋的无知地痞流氓，实际上是在替清皇朝复仇，恢复的是中国几千年的帝制。当我们从韶山冲看到几百个身穿深棕色起大黑球马褂，戴著与时代格格不入的礼帽的北方农民，齐刷刷跪倒在毛皇帝铜像前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对邓玉麟等烈士们的英灵祭告：你們的血白留了。

    邓玉麟烈士绝不是被中共“误杀”的第一人，就在离巴东不远的四川，23岁当上四川副都督的夏之时被中共枪杀。其前妻董竹君是上海锦江饭店的创始人，依靠杜月笙，警备司令杨虎等社会关系救过不少中共党人的性命。

    类似这种恩将仇报并非偶然，据不完全统计，与他们同时被中共镇反杀害的名人还有近40位。其中包括血战台儿庄的抗日英雄王冠五将军。

    不知今日的大陆，还有多少人记得英烈们的名字？清明时节凄风惨雨笼罩在野草丛生的烈士坟头，还有多少人记得给他们烧几张纸钱？当二月河那些御用文人们编出一部又一部帝皇辫子戏，而统治者见了津津乐道，从中获得统治权术的精髓时，培养出的是一代不如一代的昏君。主子给奴才的犒赏是近千万的版税。

    下面引用一段信力建《忠党爱国第一人――二月河》中的一段：“与贾平凹一样，二月河的着装打扮、语言方式和生活习惯都非常农民化，他们以此来显示其"朴实"的一 面。实际上，这是他们最狡谲的伪装，正如当年的"农民总理"陈永贵一样，虽然陈永贵连字也认不得几个，其政治权谋却远远高于那些博学古今的笔杆子——"伴 君如伴虎"，田家英死于非命，陈伯达锒铛入狱，有汉奸劣迹的陈永贵却能平步青云。这就是鲁迅所说的"奴在心者"的典型。有谁比二月河更热爱皇帝呢？有谁比 二月河更拥戴党国领袖呢？作为党代表之一，二月河曾经在党代会上痛哭流涕地挽留江泽民继续留任，大声疾呼："没有了'江核心'，我们怎么活得下去呢？"作 为人大代表之一，二月河故意当着记者的面，将那只填写过选票的签字笔珍藏起来作为"传家宝"，并郑重其事地对记者说："党心民心共一心。有这样意气风发的 气概，任何艰难险阻也拦不住我们迎风疾行的步伐。"也不枉他通读数千万字的清宫密档，方练就此种刀枪不入、飞檐走壁的"大内武功"。

   　　 历史可以成为奴才向主子献媚时可资利用的佐料，也可以成为自由人反抗暴政时取之不尽的源泉。二月河曾经说过，他不能接受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我年 轻时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读了很多次，都没有读进去。"他反问说："这是为什么？"他没有给出答案。他也不能给出答案。因为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 平》才是真正的诗史，在这部诗史当中，主人公是那些热爱自由并为自由而献身的贵族与平民，沙皇反倒成了配角。在包括《战争与和平》在内的托尔斯泰的许多作 品之中，沙皇都是以小丑和暴徒的模样粉墨登场的，托翁对装腔作势的沙皇们从来都是鞭挞与嘲讽。虽然他本人也是贵族阶层中的一员，但借助深沉、坦诚、对自己 毫无遮蔽的文字，托尔斯泰传达着他高尚而坚定的信念："当一切人都实现了幸福的时候，尘世才能有幸福存在。"这样的信念显然超越了二月河所能理解的范畴。 奴才无法领略自由的滋味，正如夏虫不足以语冰。所以，二月河才会觉得《战争与和平》不忍卒读。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中国无托尔斯泰及《战争与和平》， 二月河及其帝王小说遂窃取了"诗史"的名份。而有什么样的读者群体，才孕育出什么样的作者，奴才与奴隶是互动的。只有奴隶普遍觉醒了，二月河式的奴才作家 才可能销声匿迹。”

    信力建一针见血的指出：“毛~zhe~东死去的时候，全国上下一片哭声，似乎时间都终结了。皇权意识不离开中国，民主自由便难以降临中国。作为"共和国"的公民，且还具有"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二月河却在作品中为皇帝们招魂，他的所有作品都在传达此信息：谁比我更爱皇帝？”

    今年巴东女杰邓玉娇杀贪官，一下子成了全国人民心目中的英雄，二月河之流们可能不知道，平民百姓是不畏皇权的，如果换作二月河，他一定乖乖地退下裤子，完事之后还要好好回味一番。

    再过两年，就是辛亥首义一百周年，笔者相信，不管他身上有毛没有毛，必然显出原型，帝皇思想最终必将从中国消除，中国人民需要的不是皇权，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共和政体国家。

北伐軍女子敢死隊

1911年，在各地的革命黨組織的北伐軍中都有女子北伐隊，或者女子北伐敢死隊。其中廣東的女子北伐隊，還真的隨廣東北伐軍來到了南京。從留下來的老照片看，各地的女子北伐隊，人數雖然不多，但個個全身披掛長短槍，身上掛上炸彈，威風凜凜。參加過女子北伐隊的人後來回憶說，各地的革命政府對女子北伐隊，都十分重視，要錢給錢，要槍給槍，要服裝給服裝。巾幗英雄，個個戎裝，精神得很。圖中為出現在日本畫冊上中國北伐軍女子敢死隊戰鬥的情景。

孙中山二次革命开启“不断革命”的不归路

孙中山二次革命开启“不断革命”的不归路

明鏡雜誌 (明鏡歷史網) 

“二次革命”师出无名 “二次革命”的原因及表象十分复杂，经过政治家的诠释和学者的研究，也就更加云遮雾障了。曾经担任袁世凯幕僚的张一麐在事隔二十多年后写道：“宋案之始，洪述祖自告奋勇谓能毁之。袁以为毁其名而已，洪即嗾武刺宋以索巨金，遂酿巨祸。袁亦无以自白。小人之不可与谋也，如是。”今天看来，当时所有针对袁世凯的怀疑都合乎情理，后来袁世凯复辟称帝的历史亦证明了孙中山革命倒袁的“正义性”。但这里有两个问题不应忽略：其一，所有认为袁世凯就是刺杀宋教仁“主谋”的判断迄今都还没有找到直接的具有法律效率的事实依据。其二，袁世凯具有帝制自为倾向，但毕竟上台不久，尚无充分政治表现，非比后来称帝败露之时，反对者可以取得师出有名的政治主动。

 在这种情况下，成熟的政治家一般不会轻举妄动，而是等待其政治敌手劣迹充分暴露后再行发难。相信“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是一种政治智慧。孙中山则反是，在没有找到袁世凯就是宋案“主谋”的直接证据、袁“帝制自为”的阴谋尚未充分暴露且自身力量不足以推倒袁氏的情况下贸然发动“二次革命”，无疑是其政治作为中的一大败笔。 汤化龙说：“今昔情形迥异，革专制之命，其名顺；革共和之命，其名逆。”本来，孙发动“二次革命”是希望维护自己参与手创的共和民主制度不被践踏，但在政治处境上，由于未能真正说服国人、甚至连身边的多数革命党人也还没有被说服就宣布武装倒袁，孙显然已经使自己... 更多 »

韩恢（1887-1922）

韩恢（1887-1922），字复炎，今泗阳县史集乡韩圩村人，少有大志，一心报国。在私塾读书时，先生教他《论语》、《孟子》等书，他虽能背诵，却不感兴趣。先生责问他，为什么不好好读书？

韩恢 - 事迹

类东西，能兴邦强国、利我中华吗？”
   1908年，21岁的韩恢获悉南洋征兵，遂约好友樊炎由泗阳南下，先到镇江，在清政府新军第九镇第三十三标入伍，不久，即随军开往南京驻防。
    当时，革命思潮激荡于军中，韩恢如鱼得水，高兴地说：“此真吾辈之事业也。”不久，韩恢升为下级军官－正目。由于他能体察下情，与士兵同甘共苦，常常助人为乐，很得士兵的拥护和爱戴。
    新军里有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成员赵声、柏文蔚、冷御秋、林之夏、倪映典、熊成基、林述庆等。在新军中，韩恢不拘小节，但气宇轩昂，胆识过人，勇于吃苦，深得赵声赏识，不久介绍他加入同盟会。为了宣传进步思想，同盟会在南京三牌楼标本部设立俱乐部，在珍珠桥营部设立书报社，秘密向士兵宣传革命道理，组织革命团体。韩恢在此受到熏陶，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不断提高。后来，他们的革命活动被上司发觉，赵声被撤销统带职务。被迫离开新军。赵声离去时，委托韩恢负责联络工作。韩恢受托不顾个人安危，经常深夜外出活动。一日，韩恢私出被队长发觉，训斥他为什么深夜外出？韩恢从容回答说；“为思想啊！”队长又问：“何为思想？”韩恢笑道：“队长为堂堂晋东学生，尚不知思想么？”弄得这位队长张口结舌。
    赵声离开军队后，冷御秋、柏文蔚、顾忠琛、倪映典、熊成基等同盟会会员也被迫先后离开了军队。韩恢听说赵声到了香港主持同盟会南方支部工作，与黄兴等人计划举行广州起义时，遂只身南下投奔赵声，以图大计。
    在赵声的引荐下，韩恢结识了当时革命首领之一的黄兴，并报名参加了黄兴率领的由同盟会会员组成的广州起义先锋突击队，又名“敢死队”。在著名的广州黄花岗起义中敢死队中有同盟会成员一百二十多人，他们直扑两广总督衙门。衙门卫队负隅顽抗，双方展开激战，卫队管带被打死。敢死队杀入后堂，总督张鸣岐越墙逃走。谁知，大队清军赶到，双方展开激烈拼搏，终因寡不敌众，敢死队支持不住。韩恢保护黄兴冲出重围，有72位同志壮烈牺牲，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韩恢回到南京。这时九镇新军仍驻在南京。不久武昌起义，全国响应，江苏巡抚程德全在苏州宣布独立，惟南京是两江总督衙门所在地，驻有重兵。
    两江总督张人俊、江宁将军铁良和江防营提督张勋，对新军第九镇统制徐绍桢很有戒心。苏州独立后，张人骏下令把第九镇调南京城南六十里的秣陵关驻扎。调张勋江防营部队入城警戒。辛亥年（1911）十一月，徐绍桢新军起义，与张勋军队在雨花台激战。
    韩恢得知秣陵新军起义，进攻南京，即率领党人组织敢死队，被推为队长，在城内作内应，攻下模范监狱，释放囚徒，并亲自出城接应新军到雨花台会合。韩恢在雨花台与张勋军队作战．他脱光上在与敌人肉搏，徒手夺得机枪二挺。但因联络中断，他只好随九镇新军退守镇江。是役伤亡惨重，韩恢的敢死队有47人英勇牺牲。
    新军第九镇失利后，上海同盟会总会召开紧急会议，策划江、浙各军联合进攻南京，推选徐绍桢为江浙联军总司令，统一指挥。参加战斗的联军有一万四千多人。
    总司令徐绍板下令攻击南京城，韩恢任敢死队队长，经过几天激战。于12月2日光复南京。南京光复后，韩恢接受北伐军总司令林述庆任命，任北伐军炸弹队司令，偕同臧再新等先行出发，挥戈北上，于徐淮之间连克数城，最后抵达山阳（今淮安）。而驻淮阴的旧官僚蒋雁行自称江北大都督，宣布独立。韩恢知蒋为革命障碍，欲推翻蒋雁行。不久，南北议和成功，韩恢停止进军。
    1913年，袁世凯大借外债，扩充其反革命武装。孙中山兴师讨袁，黄兴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此时袁军南来已至南京城下。韩被推为南京都督，他在南京兵临城下之际，召集全军官兵会议，慷慨陈词，历数袁军所犯下的罪行，声泪俱下，军心感奋，同仇敌汽，誓与袁军血战到底。
    袁军号称10万，来势汹汹。韩恢不畏强敌，镇定指挥，派兵分守南京各城门，并亲自镇守城外天堡城和雨花台要害之地。讨袁军士气高昂，奋勇杀敌，苦战三天三夜，终因寡不敌众，南京诸门失守。袁军攻人城内大肆烧、杀、淫、掠，韩恢易服脱险。
    二次革命失败，长江流域各省被袁军控制。袁世凯对孙中山、黄兴二人扣以“乱党”罪名，严令通缉。孙、黄被迫流亡日本，其他革命志士也相继去日本、南洋，唯独韩恢在上海不走。他约集革命同志以谋再举，得到各界人士支持赞助，韩恢被推举为讨袁军江北总司令。
    南通是苏北的大门，上海的军火要运到苏北各地，必须经过南通。韩恢为控制苏北大门，准备在南通起义。在上海的南通籍革命党人，纷纷绕道潜回原籍为起义作好准备。韩又令泰州的肖玉春，在通散、如、海、泰一带招兵买马，准备成立一个军。
    准备就绪。1913年8月18日清晨，韩偕同陈壮等人，从上海坐轮船到南通登陆。不料，韩恢行踪被县警备队发觉，警备队报告城里镇守使管云臣。管调集清乡营、工商团、城区警察计一千多人围攻韩恢。韩恢原来安排好的内应李公序又不慎被捕，失去联系。结果起义军连续作战三天，因力不能支，遂向四方退却，南通起义失败。
    南通起义失败后，韩恢在苏北又招募800多人准备再次举事。反动势力获悉，连忙抽调兵力，加强防卫。袁世凯悬赏10万元购买韩恢的人头。韩听之，若无其事。孙中山在日本闻讯，恐怕韩恢有误，急电召韩恢东渡日本。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党，韩恢立即加入组织，宣誓忠于革命，忠于孙中山。1915年底，袁世凯在北方称帝，全国各地纷纷讨袁，韩恢奉孙中山之命，回到上海，任讨袁军第三军军长。军部设在上海，先遣部队师长伏龙先赴南通，准备再次举行南通起义。
    “韩恢回来，又要打南通了！”社会上传言四起，搞得守军风声鹤唉、草木皆兵。江苏总督冯国璋连忙调集重兵，到南通防御。袁军在城内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先行潜入南通的伏龙师长不幸被捕，遭袁军杀害。
    韩恢在沪闻知伏师长遇难，痛心疾首，很想率军到南通为烈士报仇雪恨，但敌人早有防备，韩恢从全局考虑，暂时忍下心头之恨。
    1917年，孙中山率海军赴广州，建立元帅府，开展“护法”运动。军阀段祺瑞驱逐总统黎元洪，解散国会，宣布废除旧国会和临时约法。一个废法，一个要护法，双方发生矛盾。同年10月，段祺瑞派军入湖南与护法军作战。这时，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军阀混战的局面。要护法，就必须打倒军阀。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任非常时期大总统。同年12月，孙中山准备出师北伐，任命韩恢为江苏招讨使。部署北伐军事上的准备工作，便于北伐军到江苏时作为内应。
韩恢上任后，将指挥机构设于上海。为了开辟苏北根据地，他率领部队开赴家乡泗阳，决定先占据泗阳，再攻清江浦，以策应北伐军北上。但因临时组建的新军成份复杂，缺乏训练和教育，纪律松弛，在进驻众兴和南新集时，出现抢劫现象。当地群众对此不满，以“糜烂桑梓”相责。韩恢闻之感叹地说：“余欲化匪为兵以救省，事成，则化兵为工以救国。没想到，新兵不守纪律，遭到乡人埋怨。”他只好将军队撤回撤回上海。
    当时，孙中山正准备率军北伐，而留守广州的陈炯明，公开叛变，与湖南督军赵恒惕勾结，围攻总统府，炮击孙中山居住的粤秀楼。在危急之中，孙中山电召韩恢急至广东，授以讨贼军总司令之职。韩恢召之即来，亲自率领五百官兵与陈炯明激战于黄埔间，以少胜多，把陈军打得落花流水。陈贼胆寒被迫致函大总统：“请勿念旧恶，愿归服如初。”
    孙中山被韩恢救出，遂离广东赴上海，同行的还有蒋介石、汪精卫等人。
    韩恢随孙中山回到上海，奉命重新组织人马，以期打开江苏局面，重建苏北根据地。不料，韩恢的行踪被江苏督军齐燮元侦悉。齐燮元密令上海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梁，将韩恢诱捕，于1922年10月28日解送南京。同年11月1日，韩恢被齐燮元杀害于南京，年仅35岁。孙中山闻讯后异常痛惜，随即派人北上，将韩恢之妻许惠贤、幼子定国接到广州，亲自接见，给予慰勉、抚恤，并追任韩恢为陆军上将。

铁血监视团

刺 宋 案发 生后 ，应桂 馨 的真 实身 份很 快暴 露 ，中华 国 民共 进 会 的政 治声 誉 一 落千 丈 。该会 副会
长张尧卿联合青帮首领、中华民国工党重要于部韩恢于 4月 27日发起 “以铁血主义保障民权为宗
旨”的铁血 监视 团 ，决心 “铲 除 国逆 巩 固共 和 ”。①张尧 卿 等人 在 策 动反 袁起 事 的过程 中 曾以黄兴 、陈其 美的名义 联络无 业游 民、退伍军 人及驻 守上 海制造 局 的下级 官兵 。然 而主 张法律 解决 的黄兴 等人
“多不以铁血监视团为然”，②5月 23El他们甚至派人向江苏都督程德全密告张尧卿等人活动近况。
5月 28El陈其 美获悉 张尧 卿准 备攻 打上 海制造 局 的最新 消息后 即用 电话 向上 海制造 局督 理 陈幌作
了通 报 。由于 对方 事先作 了严 密 防范 ，因此次 日凌晨 攻打上 海制 造局 的 战斗很快 遭到 失败 。事 发之
后黄兴为了表明心迹还迭发函电要求程德全拿办在逃的张尧卿等人。黄兴、陈其美轻率地抛弃激进
的帮会同路人是放弃领导不负责任的表现 ，在政治上造成 了极坏的影响。然而黄兴、陈其美的退让
并没有使袁世凯停止进逼 。二次革命爆发后 陈其美于 7月 17El被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黄兴任命为上
海讨 袁军总 司令 ，陈鉴 于沪上 兵力 严重 不足 向南京方 面提 出将 刘福彪 的 福字 营调 回上海 。7月 22El
福字营返沪后 即于次 El作为突击队参加 了进攻上海制造局的战斗。战斗失利后撤守江湾，旋奉命增
援吴淞 。在随时 准备迎 击北 洋军进 攻 的关键 时刻 ，先前 声称 与都督 陈其 美“跬 步不 可相 离”的刘福彪
却接受了程德全的秘密策反。只是 由于吴淞要塞司令居正及时发现，于 8月 6El采取断然措施解除
了刘部的武装，刘福彪的内应 阴谋才未得逞。刘福彪部的叛变完全 出乎陈其美 的意料 ，使兵力本已
不足 的上海反 袁军 处境更 加艰 难 ，不久 即草草 收场 。
由此可见 ，帮会是一股既有巨大活动能量又最不安份的社会势力 。任何革命党及其领导人没有
极大的革命胆略不花极大的精力去研究它、团结它、改造它，要取得较为长久 的胜利是根本不可能
的。事实上，在革命党与帮会打交道的过程中始终存在谁影响谁、谁改造谁 的现实问题。帮会是 中国
近代 病态 社会 的产物 ，它的意 识形 态属 于 落后 的封建 文化 的范畴 ，具有 极大 的历史 惰性 。代 表 先进
文化前进方向的革命党究竟应当如何同帮会打交道 ，这个 问题在辛亥革命时期的上海没有解决好 ，
在全 国其 它地 方也没 有解 决好 。
(作 者 单位 ：上 海师 大历 史系)
① 《铁血监视团规约》，《北京档案史料》，1993年第 1期。
② 《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年 ，第 587页 。

民国初年鲜为人知的“女子铁血暗杀团”

民国初期，主张"武力讨袁"的革命家宋教仁在上海遭遇暗杀。血案发生后，国内外民众群情激愤。早期参加同盟会的民国侠女傅文幼和尹锐志、尹维峻两姐妹等巾帼英雄，组成了一支 "女子铁血暗杀团"，深入虎穴与特务头子赵秉钧等人展开了殊死较量......

    （一）

    1913年夏，在津门一所花园官邸里，几个老仆正在庭院里扫着地上的落叶。这所宅邸是同盟会会员傅飞雄的宅邸，傅飞雄在宋教仁被剌杀案中，同宋教仁一起在上海车站同时罹难。傅飞雄的遗孀尹绮梅也是一位投身革命的女性，早期参加同盟会。

    这天，尹绮梅正在客厅里静坐，仆人入报："夫人，内阁总理赵大人求见！"尹夫人一怔，感到有点儿突然。内阁总理赵秉钧原是丈夫傅飞雄的同僚，也是女儿傅文幼的同学，少年得志，后来中举出任清朝京官，青云直上。早年傅飞雄见他一表人才，有意想将女儿许配给他，只是他在外做官，未有机会提亲。后来，赵秉钧投入袁世凯的怀抱，出任内阁总理大臣兼内务部长。傅飞雄不能容忍其举动，也就不再提女儿的婚事了。

    尹绮梅将赵秉钧领进客厅。傅府客厅，摆设素雅。中堂的泥金墙上悬挂着一帧绢绘的古画《九骏图》。"夫人，袁总统得悉府上收藏有这幅名闻遐迩的《九骏图》，想在做寿时求借到殿前鉴赏，庆典过后，一定原壁归还，总统这点面子，老夫人大概是会给的吧？"尹夫人听了，知道是赵秉钧借故来索画，无奈只好命仆人取下画卷，"好说！好说！承蒙总统厚爱，老身就送这幅画给总统生日助兴。"赵秉钧接画在手，皮笑肉不笑地作揖道："我代袁总统谢夫人了，告辞！"说完，大步流星迈出客厅。

    尹绮梅被赵秉钧凭空敲诈去一幅名画，正气得说不出话来，仆人又来入报："夫人，尹府大小姐与二小姐从上海来了！"尹家姐妹俩是尹绮梅的侄女，姐姐叫尹锐志，妹妹叫尹维峻，姐妹俩早年追随孙中山，都是巾帼英雄，长年在外为革命奔走。尹绮梅的哥哥在世时，对两个女儿十分宠爱，请名师来教习诗书和武艺。因此尹家两小姐不但能吟诗作对，而且武功非常了得。尹家姐妹俩进门后，见姑母泪流满脸，忙问家里出了什么事了。老夫人告诉侄女："你们有所不知，这画虽不值什么钱，但是前天，你表姐文幼托人送来的那封信也写在这画卷轴上，我担心被赵秉钧看见，会搜捕你表姐！"

    原来，尹夫人的女儿傅文幼是大名鼎鼎的"女子铁暗杀团"的团长，目标就是剌杀袁世凯和赵秉钧。尹锐志听后，沉吟片刻，俯在姑妈耳畔说："姑妈！你放心好了，这封信是假的，表姐与表姐夫并没有回到天津，我们是故意用这封信做诱饵引赵秉钧上勾，除掉这个奸贼，为宋教仁和姑父报仇！"数月前，暗杀团就放出消息，故意让赵秉钧知道傅文幼等人将趁袁世凯做寿之际，实施刺杀计划。事关重大，赵秉钧一直在暗中秘密监视，得知傅文幼派人送回《九骏图》，便亲自前来索画。

    （二）

    夜晚，怡春楼的花厅里灯火摇晃，赵秉钧正同打得火热。一个丫环匆匆进来在门口禀报道："老爷！侦缉队长高仁求见！"赵秉钧恼怒地翻身起来，踱步到客厅。高仁在赵秉钧耳边小声报告说："据可靠的情报，傅文幼已转移！在狮子胡同13号！""好！你不要惊动她，先去将她盯住。"高仁得到命令后，来到铁狮子胡同进行监视。街上静悄悄的。高仁邀功心切，等了片刻，就走上前去察看。忽然，巷口转出一个黑衣女子，拿着手枪。高仁转身就跑，但前面也有一个同样装束的女子瞬间把手枪抵在他的心窝上，他吓得浑身发抖，"好汉！饶命啊！""要我饶你可以，告诉我赵秉钧在哪？""赵......赵秉钧在，在怡春楼......""这么说，就饶不得你了！"说完，静夜里响起了一声低沉的枪声。

    （三）

    第二天晚上，怡春院酒楼上生意兴隆。尹锐志西装革履，向着酒楼的走廊走去。此时，赵秉钧正从外面走进来，边走边得意地哼着小调。尹锐志迅速跟踪赵秉钧也上了二楼。老鸨见尹锐志一副"少爷"的模样，立即把她引入客厅，奉上姑娘的花名册和玉照。尹锐志掏出一大把银圆："我要三楼5号房的姑娘！"老鸨眉开眼笑："先生好眼力！只是别的客人已经包了，请你另点别个吧！"尹锐志傲慢地说："不成！叫他让出来，我给双倍的价钱！"老鸨陪着笑，压低嗓音："这是总理府的长官，小店可得罪不起！"

    尹锐志确定赵秉钧住在5号房后，就点了6号房。然后，她潜回到5号房的窗下，从窗帘的缝隙朝里窥视。透过半透明的罗帐，依稀可见两个人拥抱着齐头并宿。尹锐志推门进去，挑开罗帐一看，蓦地一惊：床上是用两床被子做的假人。她知道上当了，正想转身过去，但为时已晚，脊梁骨上被一个硬梆梆的家伙抵着："傅小姐！我在此恭候多时了！"显然对方以为她是傅文幼。尹锐志被一个彪形大汉推入房间。尹锐志佯装一个踉跄，高举的双手迅速从礼帽边缘取下柳叶飞刀，向后一甩。彪形大汉握着手枪的手就垂了下来，身体摇摇晃晃地向前跨了几步，立刻倒地。


    街上一辆辆警车鸣着警笛，一群军警拥入怡春园大厅。一大群嫖客和抱头鼠窜。混在人群中的尹维峻拔出手枪，打掉了走廊里的大吊灯。此时，赵秉钧掏出手枪向尹锐志开火，两人正在交火时，尹维峻也冲上楼来，两姐妹与赵秉钧及其团伙展开了激烈地枪战......尹氏姐妹俩见对方人多势众，不敢轻敌恋战，被迫突围。

    尽管这次暗杀赵秉钧的行动没能得手，却使袁世凯惶惶不可终日，后来，孙中山先生和黄兴都认为以这种冒险行动除奸不妥，力阻其行，傅文幼领导的"女子铁血暗杀团"才解散，尹氏两姐妹回到南洋，结束了这场风风火火的革命行动。且说赵秉钧虽几经逃脱，但国人惩办凶手的呼声强烈，袁世凯见事情难以掩盖，便派人将赵秉钧毒死。赵秉钧死时才明白，迫使宣统退位，为袁世凯尽忠卖命是多大的错误。

辛亥老人回忆辛亥革命

武昌起义前的二十四小时
　　刘心田 
　　武昌首义前，我是起义军总指挥部的交通员。主要任务是往各处送信传递文件，还有是跟随刘复基(先是革命团体文学社评议部总长、文学社与共进会合并后，担任起义军总指挥军事筹备员)进行秘密活动。因此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后，有一些亲身经历和亲见亲闻。
　　何时起义难决断 
　　一九一一年十月九日(旧历八月十八日)上午，我正在武昌小朝街起义军指挥部里、蒋翊武和刘复基在楼上研究起义时间问题。蒋翊武接到黄兴来信，说各省联系尚未打通，起义时间要推迟到下个月，与其他十一个省同时举事。刘复基认为武汉形势紧迫，事不宜迟，主张立即行动。两人争论之后，蒋翊武派人将新军各标营中革命党代表请来开会。代表们一致要求及早行动，因为外面谣言很多，一旦事机败露，必将束手就擒，前功尽弃。蒋翊武还是有些犹豫，刘复基激动万分，甚至说蒋“怕死”。蒋见群情如此，只好叫代表们各处先回军队准备，听候命令行事。
　　事机败露 
　　各营代表散去以后，人们正吃午饭。政治筹备处的邢伯谦气喘喘地从汉口赶来，惊慌地说：“不好了，汉口机关出事了!”接着，他把孙武在汉口宝善里装制炸弹失慎，受伤入院，俄国巡捕已将起义文件、同志名册全部搜去等等经过说了一遍。蒋翊武当场泪下。刘复基大声激愤地说：“事到如此，哭有何益!不如今夜起义!”话音未落，邓玉麟从汉口赶来，紧接刘的话尾，对蒋翊武说：“翊武，你是我们推举的总指挥，请你下命令吧!”于是，蒋翊武断然地说：“刚才我吩咐各标营准备，就下命令今晚起义吧!”这时已是下午五点钟。
　　下达起义命令 
　　当时下达的起义命令，对各标营的任务和时间，都作了详尽的指示，并规定起义时：“本军都以白布缠左膀为标识。”命令还有一条是“予(蒋翊武自称)于十二时前在机关部，十二时后在谘议局。”同时蒋翊武还对传送命令的人说：“上午主张缓进是谨慎，下午主张急进是时机紧迫，不得不动手，命令到达，期在必行。彼此是同志，是朋友，但军事命令是要重威信的。”嘱向各营代表口头传达。 
　　蒋翊武下达起义命令后，随即去找副总指挥王宪章，叫他同彭楚藩、杨洪胜分向各处赶送炸弹。刘复基和我仍留在指挥部里。天刚黑，刘复基去找龚霞初，一同从龚家出来，路上遇到张廷辅，三人正在交换情况，发现有人盯梢。刘、龚二人立即分途从小巷绕回指挥部。接着，王宪章来了，王问：“我去接他回来。”刘复基对他说：“留心!刚才我们发现有人盯梢。”王宪章说：“我穿的是军装，怕什么。”边说边走了。
　　这时刘复基打开留声机听唱片，我坐在他的身边，不久，彭楚藩、邢伯谦、蒋翊武、陈洪浩、王宪章等陆续进来。时间已是晚上九点了。蒋翊武对大家说：“一切都布置好了，只听炮声行事。”这时，大家都是一副严肃的坚定的神情，谁也没有吭声。不料突然有一人推门而入，神色仓皇的说：“坏了，杨洪胜出了乱子。他送炸弹去营盘，被旗兵盘查，炸弹炸开了!旗兵追捕，他边跑边丢炸弹，只怕很难跑脱。我看到工程营背后，有一排旗兵向十五协那边跑步过去!”
　　屋子里顿时紧张起来。彭楚藩镇定地说：“不要紧!快十一点了，马上就要动手，怕什么!”并对蒋翊武说：“翊武，你把攻守地图再看看，好马上指挥。”又回头对牟鸿勋说：“老牟，请你拿笔把我们的名字都写下来，我们战死了，也好留个名!”一边说一边从衣袋里掏出一包现洋放在桌上，说，“我身边还有几十块钱，大家平分，打起来了买点零食充饥。” 清军包围指挥部 
　　刘复基首先拿了一块钱，叫我去买香烟。我刚要出门，突然门口传来一阵急促杂乱的人声。蒋翊武听见了，在楼上喝问，“干什么的？”外面回答是：“会你老爷的!”蒋一听知道出了问题，转身对大家说：“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不要慌，准备炸弹。”刘复基紧接着说：“我打头阵，你们随我来。”边说边拿了两颗炸弹飞奔下楼，对着迎面来的敌人扔去。可是事出意外，炸弹不响，楼上又扔下几颗，仍然不响。原来是孙武装炸弹失慎的消息传来后，有人把存放的炸弹闩钉抽了。而这时匆匆应战，又忘记了装上，跟着敌人峰涌而来。清兵和警察首先捆住了刘复基，然后将彭楚藩、蒋翊武、牟鸿勋、龚霞初等一一逮捕。这时，街上人声鼎沸，老百姓纷纷涌来观看热闹。蒋翊武因为是一身农民打扮，一路大叫：“我是来看热闹的，你们捉我干啥!”到了巡警分署，蒋翊武乘警察打电话，一时疏忽，夹在人群中溜走。彭楚藩、牟鸿勋、龚霞初则被押送到湖广总督衙门。
　　清捕包围指挥部时，我正在楼上准备外出。因为年轻个子小，趁机躲在楼梯下装炭的破篓子中，簸箕、扫帚遮盖，未被发现。等到清兵走后，我就混杂在看热闹的人群中观察动静。 
　　双十夜军营造反 进攻督办衙门 
　　戴炳山 
　　辛亥年，我在湖北新军二十一标辎重工程十一营当兵。农历八月十九(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早晨，军营中不断传来情况紧急的消息；汉口、武昌的革命机关被破坏；瑞澂下令全城搜捕革命党；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烈士就义。因此，革命军人个个心急如焚，无不盼望及早发难，拚他个你死我活。
　　前一天，营中已奉令将子弹全部收缴，士兵一律不准外出。但我们的正目(正班长)李鹏升事先已通知大家，我们的任务是：听到南湖一声炮响，立即集合，并在营中放火，接应炮队进城。所以这天(八月十九日)晚上，我们几个人悄悄地溜到熊家炮一家糟坊楼上喝酒，大家约定听到炮声后，不要慌乱，要听从李鹏升的指挥。大约在晚上八点，排长查哨，见有多人不在房中，又见金兆龙和程正瀛二人正在擦枪，顿生疑惧，一面大专斥责，一面夺枪。这时，金兆龙大喊到：“弟兄们，还不赶快到手!”话音未落，程正瀛猛地在排长脑后一枪托，排长受伤逃跑，正在情况紧急之际，我们听到了工程营熊秉坤鸣放的枪声，立即赶回，正碰上测绘学堂代表方兴向营房院内投一炸弹，虽未伤人，但窗玻璃多被震碎。督队官阮荣发和队官黄坤荣起来弹压，被大家包围，当场杀死。随后搬出子弹分发，缠上白布条袖章，随同熊秉坤奔上楚望台。 
　　这时，首义各部大多到达楚望台集中，然后兵分三路，围攻总督衙门。第一路由紫阳路前进，第二路由水陆街，经过长街迂回；第三路由熊秉坤带领我们，由金水闸向保安街主攻衙门正面。沿途与少数旗兵遭遇，均被我们一一歼灭。这时，南湖炮队占领了凤凰山，向总督衙门开炮，因天黑有雨，炮弹多发未中。不久，忽见王府口火光冲天，总督衙门已被照得通红，炮弹接连命中。瑞澂由墙洞中钻出，逃上兵舰，张彪也逃往汉口。战至拂晓，敌教练队退守大堂顽抗，在我们的奋力围攻下，终于大部分歼灭，少数缴械投降。
　　第二天起义军领导人在阅马场谘议局开会，我们在街上巡逻放哨。当天下午，我们看到安民告示，知道军政府已经成立，黎元洪当了鄂军都督。 
　　首义前，武汉的新军，有的去直隶(即河北)打秋操(演习)未回；一部分随端方开往四川派往铁路沿线护路，所以实际起义部队人数并不很多。十月十三日、十四日两天，军政府公开在街上招募新兵，报名者极为踊跃。十月十六日，起义民军编为五个协，李鹏升在第五协当了营长，我也升了正目。南下的清军刚刚在汉口刘家庙下车，立脚未稳。随后与清军在三道桥打了一仗，歼灭敌军四、五百人。不料后来在对峙的几天里，民军出现了内奸，原标统张景良反正，参加起义民军后，又叛变投敌，民军枪弹后援断绝，加以清军兵舰助战，炮火猛烈，民军只得后退，汉口终于重落清军之手。 
　　汉口失陷后，我们又退守汉阳，在汉阳坚持了个把月，连续作战，伤亡颇重。后来我们转移到黄陂、孝感休整，营部驻在云梦。不久，南北停战议和，清朝政府覆灭；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先生当了临时大总统。我们这些首义南方老兵就奉命退伍，复员回家了。
　　进据楚望台 奋力战汉阳
　　傅希奕 
　　七十六年前，也就是我十八岁的那年。我带着讨厌的、盘在头顶上的辫子，补入湖北新军第八镇十五协二十九标后队当兵。两年后，清政府从各营挑选识字的青年送陆军测绘学堂，于是我被选入。毕业后，留在测绘学堂学员班当班长，每月有八两银子的薪饷。到了辛亥年，新军中的革命活动更加活跃，党员们经常三三两两私下议论，气氛显得很紧张，尤其在十月十日那天，彭、刘、杨三烈士英勇就义的消息传来，军营里一片哗然，好似弓在弦上，势在必发了。
　　十月十日午夜，工程八营打响了革命的第一枪。因为工程八营与我们学堂离得很近，听得非常清晰。我们“共进会”的总代表方兴、朱次璋立即赶去工八营联系，很快就返回学堂，集合队伍，每人扎上事先准备好的白袖章，快步抵达楚望台，占领军械库，随即以一部分同学占领中和门、通湘门、大东门，掩护蛇山的炮兵阵地。当晚通湘门和清军打了一仗，清军此时已如惊弓之鸟，一击即溃。第二天，武昌城即全部为革命军占领。
　　武昌首义爆发，清廷大震，极力图作最后挣扎，启动大批军队赶往汉口反扑。在敌众我寡的力量悬殊情况下，民军且战且退，但士气仍十分旺盛，在退守大智门后，几天的激烈战斗，依然悲壮激越，英勇不屈，民军伤亡近二千人。汉口失陷后，民兵一路退守汉阳，一路退守武昌。黄兴在阅马场将台就任总司令后，汉阳战事吃紧，当时援鄂湘军第一协统领王隆中在汉阳十里铺待命。因对地形不熟，且新兵约占半数，缺乏战斗经验，我因为在测绘学堂学过测绘，对汉阳地形较熟，所以军务部命我去向黄总司令报到。黄兴十分高兴，命令我立即带队前往前线支援。经我建议，黄总司令改变了部署，将伤员送往医院，未受伤的官兵重新编队，留下一百人听候调遣。经过调整后，虽然战事略有好转，但清军装备精、火力强、训练好，人又多，民军仍感难以支持。这时，军务部又派我和另外七人为督战官。黄总司令下令，如有不听命令，临阵退下者，就地正法。因此，战况才暂时稳定。但袁世凯倾注全力命王占元三天内攻下汉阳，战斗更为激烈，民军伤亡很重，总司令只好撤往武昌。我带着二百多人护送总司令绕道鹦鹉洲上游强度，到达武昌。沿途收容民军近三百人。随后军务部又命令我带少数人二次重返汉阳收容失散民兵，不料我被流弹击中腹部。半月后，我伤愈出院时恰逢江西援鄂军李烈钧总指挥向军务部要测量人员，因为我有那一段经历，军务部就派我去江西援鄂军总部当了参谋。
　　回首往事，记忆犹新。孙中山先生当年革命未竟之志，已有后人继续，最大的遗憾是，海峡两岸尚存人为藩蓠，同胞骨肉不得团聚。我已九十四岁，老伴和大女、小儿仍然浪迹台湾。一九八零年春节，我曾到厦门海滨，面对大海，遥望台湾，不觉泪下。我们全家何时才能团圆呢？
　　亲手绘战旗 首树武昌城
　　赵师梅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晚上发动的武昌起义，经过一夜的拼死战斗，一举攻占了湖广总督衙门。十月十一日上午刚过，突然汉阳门和钟鼓楼前欢声雷动，人如潮涌，原来是汉阳门城楼上和钟鼓楼顶，各竖起一面十八星大旗。
　　约在起义的半个月前辛亥革命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革命团体共进会的领导人刘公在昙花林住所，把我和陈磊(陈潭秋的哥哥)、赵学诗(我的胞弟)三个共进会成员邀去，要我们绘制革命战旗十八星旗，以备起义使用。我们三个当时就读于武昌中等工业学校，陈磊是机械系学生，学诗与我是电机系学生。我们都能绘图并有绘图仪器。刘公说明了尺寸要求，并向我们阐明了图案的含义；红地和黑九角星象征“铁血”，就是说革命必须使用武力，以热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在黑九角星内，外角上共有十八颗金黄色的圆星，代表关内十八个行省，意味着这是一次民族大团结的革命。同时，要求我们找一家可靠的裁缝店，秘密缝制二十面。三天之后，共做成了八面，但其中两面的旗杆尚未做好，所以我们先将六面大旗，送到武昌小朝街八十五号起义军总部。
　　十月九日，革命党领导人之一的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十四号共进会机关内装置炸弹，不慎爆炸。俄国巡捕闻声而来，大肆搜查，并将革命党的有关文件、书信、名单统统抄去 。同天晚上武昌小朝街总部被抄。十日凌晨，袁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烈士就义。消息传开，革命党人人人自危，就连缝制十八星旗的裁缝店老板，也弃店而逃。
　　武昌首义成功后，代表清朝封建统治的黄龙旗，从此在武昌绝迹。但是，革命党自己准备的十八星旗，已被抄去，一时赶制不及。于是，革命党领导人邓玉麟、蔡济民等找我，问有何办法。我说，尚有两面藏在裁缝店里。大家欢喜，急忙赶到裁缝店，但见该店门户深锁，人去店空。又派人多方寻找裁缝店老板，终于使这仅存的两面十八星战旗，很快地飘扬在武昌城的上空。
　　一九一四年，孙中山从湖北选拔二十四名青年分两批出国深造，我在首批，被分配到美国留学。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也是第一批，被分配到英国留学。我在美国读了一年小学、三年中学、四年大学。大学毕业后，又在工厂里做了一年工。一九二二年中山先生领导北伐，我急于参加革命斗争，回到了上海，见到中山先生。先生勉励我们，把所学的知识用于中国的建设，我被分配到武昌国立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教数学、物理。一九二四年，我在湖南大学工学院电机系任主任，并被授予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批“教授”职称。
　　辛亥首义，已九十周年，缅怀当年革命志士，抛头颅，洒热血，慷慨悲歌，令人崇敬。中山先生未竟的革命大业，已经继续发展，我虽年近九旬，仍愿竭尽余年，为祖国多作贡献。
　　参加学生军 占守官钱局
　　袁学斌
    辛亥武昌首义的第二天，一支青年队伍开到黄鹤楼附近的矿业学堂(现为黄鹤楼小学)。这支队伍，是陆军第三中学的学生军。他们的勃勃英姿，受到了沿途群众的啧啧称赞。特别对于当时的青年学生，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我当时在武昌武郡高等小学堂读书。在这以前，学生中间已经有了革命组织_日知会。刘家祺是日知会的活跃分子，常在同学中宣传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学说，鼓吹救国之道，必须推翻腐败卖国的满清政府，我就是在他的影响下，并且由他加入了日知会，投身革命活动。
　　十月十日晚上，起义的枪声一响，全体革命党人，抛头颅、洒热血，占领武昌城，成立了军政府。但是当时的革命武装力量还很薄弱，急需壮大队伍。因此，军政府决定，以原陆军第三中学学生为骨干，成立学生军。我也乘此时机。幸运地参加了学生军。 
　　我参加学生军后，先是编在第一队，后又调到第三队，奉命护守藩库(即金库)、官钱局(铸制钱币和发行钞票的机构)。当我队进驻藩库时，偌大的藩库已空无一人，满清官史与卫兵早已逃之夭夭。里面的金银财宝和银钞，都未运走。其中五十两一个的银元宝，每箱五十个，共装三四百箱，排列得整整齐齐，大洋、钞票、铜币不计其数。有人说，张之洞这个对清廷忠心耿耿的封疆大吏，在湖北兴办了汉阳兵工厂，武昌官钱局，恰恰是为辛亥革命做了两件大好事。革命党起义时兵力仅约一师，以后扩充到八个师，这些部队的枪枝弹药，全部由汉阳兵工厂供给；经费开支，全部由官钱局支付。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中旬，正当清军全力向汉口、汉阳反扑，双方激战之际，孙中山先生从福建送来一架飞机。飞机分装几个大木箱由火车运来，转放演武厅(即武昌南湖飞机场)，由我们这队学生军担任守卫。与飞机同来的还有两名驾驶员，其中一位是陈代表(名字忘记)，首义前曾到法国学习飞机驾驶，所以这架飞机由他负责组装。但多次试车，由于引擎有故障，飞机未能飞行，因而也就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一个上等兵的回忆 
　　——起义的枪声打响以后
     万业才 
　　我是一九零七年参加新军当兵的。那时十六岁。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前，我是武昌新军第八镇第三十一标二营后队的正兵(上等兵)。这年夏季，四川闹起铁路风潮，清廷任命端方为川汉铁路钦差大臣，率领鄂军第八镇三十一标、三十二标由汉入川，镇压。我则被留下看守营房。
　　新军士兵大多数是汉人，清廷对汉人不信任；所以在新军中安置一部份“旗”兵对汉兵进行监视，如第八镇的第三十标大部是旗兵，就是这个原因。如果一旦发现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一定立即“正法”。就是日常生活中，也尽量树立旗兵的尊严和威风。例如：汉满士兵二人相向走来，汉兵不能正视旗兵。否则，旗兵马上质问你：“你看什么？”“你吃谁的饭？”如果你不回答是“吃皇上的饭”，马上就会大祸临头。轻则禁闭，重则杀头。正是因为旗兵平日骑在汉兵头上作威作福，飞扬跋扈，蛮不讲理，新军中的汉人早已恨之入骨，也更易于接受革命党准备造反的主张。
　　十月十日晚上，工程八营响起了起义枪声。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峰拥而起，齐奔楚望台，打开军械库，装满枪弹，冲向总督署。 在杀声震天之际，有人喊到：“三十标的骑兵都跑光了!”我们并肩战斗的十几个人，马上沿着长湖搜索前进。当时，长湖芦苇杂草丛生，便于隐蔽不易发现。午夜过后，我们听见有一处芦苇沙沙作响，便大声喊到：“哪一个？快出来!”毫无反应。我们又喊：“再不出来就开枪了!”接着对准草动处开了一枪。果然草丛里爬出两个人来，遍体污泥，浑身颤抖。我们问他：“作什么的？为什么黑夜躲在这里？”一个不开腔，另一个吓得结结巴巴，好一会儿说不成一句话。从语音判别，显然是个旗兵。原来三十标的旗兵多半是从东北三省的满族人中征调而来，语音很容易判别辨别。天亮之后，将此两人送到了军政府。
　　在当时，革命党人并不懂得“优待俘虏”、“缴枪不杀”的政策。在捉到旗兵大多处死。有的旗兵被捉后不讲话，有的学“湖北腔”应付盘查。革命党人想出一个办法，凡是出入者，都要说“六百六十六”之后方能出进。不是武汉土生土长的人是不容易学好的。这样，旗兵们就无法混出城去。直到首义成功三天之后，军政府下了命令，捕杀才停止。
　　或许有人用现代的眼光来责备当年的革命党人，不分青红皂白地杀人。其实，这主要应该责备清朝统治者。汉兵和汉族老百姓长期受他们的压迫和民族歧视，积恨太深了，起义后进行报复是很难避免的。而且举事仓促，并无完善地组织领导和政策界限，事先也顾不上考虑这类问题，好在很快即被纠正。
　　占领兵工厂 汉阳得光复
　　祁楚材 
　　我十八岁开始当兵。一九一一年辛亥首义时，在湖北新军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二标一营前四棚当一名正兵。协统是黎元洪。我们一营驻在汉阳龙灯堤，守卫汉阳兵工厂和钢铁厂。
　　自从那年夏天起，营房之中，时常流传革命党人要起义的风声，局势日趋紧张。当汉口共进会的总部被破获的消息传到汉阳时，整个驻地，浸入一片大风暴来临前的寂静之中，革命党人屏息待命。
　　十月十一日晚上，我队革命党人李华堂通知我们说：“黎协统已在武昌起义，当了都督。我们全营晚上九点起事，以枪声为号，都到操场集合出发。我队的任务是攻占兵工厂。”大家得知后，一扫愁云，欣喜万分，准备恨不得立即行动。三声枪响之后，士兵们飞奔操场，人人摩拳擦掌，准备厮杀。我排排长翟焕明，此人一向反对革命，平时咒骂革命党大逆不道，无父无君，到处鼓噪革命党如何被杀等等，士兵们对他早已恨之入骨。正当我队冲向兵工厂时，翟向龟山方向逃去，我队士兵纷纷向他开枪射击。我不知从哪里来了一股神劲，亦举起步枪，枪声一落，翟踉跄倒下。我跑到他身旁，只见弹中太阳穴，鲜血迸出，确信真的死了，方跑步跟上队伍，向兵工厂方向奔去。午夜前后，汉阳兵工厂、钢铁厂，全部被起义军控制，汉阳得到了光复。
　　在川杀端方 回师援武汉
　　范志鹏 
　　我十六岁考入湖广总督张之洞办的新军，当了一年学兵，结业后分配到第十六协第三十一标二营左队当正兵。一九一一年夏季，四川闹起铁路风潮。满清政府为了镇压四川“保路”斗争，调派端方为川汉铁路钦差大臣，率领湖北新军第三十一标全标与第三十二标一营，约两千人入川，进行镇压。
　　我们在黄鹤楼江边乘铁驳船到沙市，乘木船到宜昌，穿三峡峡谷步行入川，虽然离开了湖北，我们与革命党总部仍然保持联系。当离开重庆转往成都时，陆续不断传来武昌起义的消息。只是端方为了防止我们“闹事”，扣压了我们私人信件，有些情况还不十分清楚。到到部队到达资中，武昌首义成功的确切消息才得到证实。于是全体革命党人决定部队停止前进，并急速反鄂支援武昌革命。
　　这时，四川的革命斗争正风起云涌，为了表明对革命的态度，消除四川各革命力量的猜疑，革命党人意识到，非将端方杀掉，不足以摆脱当时的困境。为什么各革命力量对我们由鄂入川的“新军”产生猜疑呢？这是有段历史根源的。清朝末年，在全国办了三十六镇的(相当于现在的师)新军，每年秋季演习，湖北新军的成绩总是最好，号称“飞虎军”。新兵入伍考试比较严格。当时，科举制度废除，参加新军成了知识青年最大的出路。教官多由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充任。张之洞在湖北办新军，为的是加强统治力量，不料，留目学生大多数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党，加以知识青年极易接受革命思想，所以，这两部分人在新军中一拍即合，反而成了满清王朝的心腹大患。四川铁路风潮一起，清廷又点名指调湖北新军两标入川，原意既可镇压四川革命，又能拆散湖北革命力量，一箭双雕。四川革命党人，只知道我们是张之洞精心培育的“新军”精锐，就把我们看成清廷的看家鹰犬，是镇压起义的刽子手，因而有意要消灭我们。当我们决定部队停止前进后，立即以陈镇藩为首领召集革命党人开会商议，会后马上行动。
　　这天是十月初三，黄昏时刻，首先是第三十一标一营的士兵，闯进资中县天后宫端方的驻所。端方一见、吓得面如死灰，浑身发抖。嘴唇颤动地问：“你们是不是要饷？”
　　士兵怒吼地回答：“要饷!”
　　端方赶紧说：“钱汇到了自流井，马上就到了，你们快回去吧!”
　　“还要你的命!”这一声霹雳吓得端方呆若木鸡。几个士兵一起上前，把端方架到院里，只见手起一刀，端方人头落地，同时，端方的弟弟端锦，也被杀掉。革命党人和起义士兵无不拍手称快。但也吓坏了一些胆小鬼，以及平时对革命观望不前的人。如三十一标标统(团长)曾广大，各营的管带(营长)、队官(连长)等，一夜间都悄悄溜走。第二天一早，大家推举一营督队官(副营长)为标统。经重庆、万县、宜昌回师武汉。
　　辛亥年年底，我们这两标被改编为教导团。陈镇藩为团长，全团官兵都受到提升。由于我年少时就酷爱养蜂，回汉不久，就请长假回家养蜂了。
　　第一次见到孙中山先生
　　喻育之 
　　从辛亥革命之后到中山先生一九二五年北上谈判，我很荣幸地曾多次见到中山先生，或听演讲、或当面接受教诲。距今虽已六、七十年，而先生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
　　我在辛亥起义前，考入武昌的湖北陆军测绘堂，并加入了共进会．当时测绘学堂加入共进会者，有方兴，李西屏、王经武、胡联侨、闵燮卿、李南星等共百余人。从那时起，我开始看到一些传播革命思想的书刊，如《杨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猛回头》、《警世钟》、《湖北学生界》等，从而萌发了反清革命思想，以后进一步阅读同盟会“驱除按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和孙中山先生的一些演讲记录和文章，开始树立了对中山革命学说的信仰。
　　辛亥首义那天，我和测绘学堂的革命同学一同进占楚望台，控制中和门，随后又参加了阳夏之战。军政府成立后；设立了湖北测绘局，朱次璋为局长，我和范义使、尚鸣鹤、李南星等为局员。 
　　一九一二年四月，孙中山先生辞去临时大总统，应黎元洪邀请来到武汉，据随行的胡汉民说：中山先生那次来武汉有三大感情：一是调查战绩，凭吊忠魂，即对于武汉革命军人的感情；二是伤痛瓦砾、督促建筑，即对于武汉商人的感情；三是哀念流离，抚卹疮痍，即对于一般国民的感情。
　　四月十日，湖北军政界在武昌黄土坡举行欢迎大会，参加大会的约三百人．我怀着万分崇敬和思慕之情，参加了这次大会。孙中山先生身着长袍马褂，神采奕奕地来到会场。随同的有章太炎、居正、庞青臣、谷镇秀、程明超等。
　　这天，我感到非常幸福，全神贯注地聆听中山先生的演说。先生首先说明这次革命是国民革命，是为国民大多数谋幸福，凡事应以国民为重。军人与政府官吏，不过是国家的一种机关，目的是为民众办事。
　　中山先生在讲述共和与自由的真谛时说：共和与自由。是为人民全体而讲；非为少数军人和官吏所讲．官吏与军人。是人民的公仆，受人民的供应。倘此类少数人借口共和与自由，破坏纪律，国家机关即不能统一、机关不能统一。＿必然事无专责，形成一盘散沙：又何能为国民办事？ 
　　先生在解释他辞去临时大总统职的原因时说。“这次解职，外间传说是功成身退，此实不然。身退诚有之，功成则未也。我之解职有两个原因：一在速享国民之自由；二是尽瘁于社会上的事业；我国种族革命和政治革命俱已成功，唯社会革命尚未着手。在未统一以前，政治军事皆极重要；而统一以后，重心应是社会问题，所以社会事业，在今日非常重要”。
　　最后，中山先生着重地阐述了“功不必自我成，名不为自我居。”这两句话对待个人功利问题，真是涵义无穷，发人深省。我记得很清楚，被誉为中国“国学大师”的章太炎先生几次用双手拍着大腿，称赞不已。这是在武汉我第一次见到中山先生的片断记忆，以后我曾在上海数次谒见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