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9日 星期六

刘亚洲:中国究竟有何资本对抗“美国的力量”!

空军上将 刘亚洲
  西方的历史是一部改恶从善的历史。中国的历史则是一部改善从恶的历史。古代西方什么都禁,就是不禁人的本能。中国什么都不禁,独独禁本能。西方人敢于展示自己,既敢于展示自己的思想,又敢于展示自己的裸体。中国就知道穿衣服。给思想穿衣服。穿衣服总比脱衣服容易。西方鞭挞自己的黑暗,所以得到了光明。它的思想在驰骋。我们歌颂自己的光明,结果带来千年的黑暗。
  老子,你说他是思想家吗?仅凭五千字的《道德经》能当思想家吗?且不说他的《道德经》有问题。孔子能算思想家吗?我们后人怎么审视他?怎么审视他的作品?他的作品从未为中国人内心提供一个可以对抗世俗权力的价值体系,提供的是一切围绕权力转。儒学如果是宗教的话,便是伪宗教;如果是信仰的话,便是伪信仰;如果是哲学的话,则是官场化社会的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学对中国人是有罪的。中国不可能有思想家,只有谋略家。
  中国社会是个兵法社会。我们民族只崇尚谋略家。一个事业上并不怎么成功的诸葛亮被人反复的纪念着。他心胸不开阔,用人也不当。有资料表明他也是弄权者。但恰恰是这么一个人,被抬到了吓人的高度,这也是我们民族心灵的一种写照。
  在这种社会形态下,有三种行为大行其道:
  ①诡辩术。我儿子今年考上了某大学新闻系,该大学新闻系是中国最好的新闻系之一。我对儿子说:拿教材来我看看。看过后我说,这不值得看。里面有这么一个论断:中国发明了火药。火药传到欧洲之后,冲破了欧洲中世纪封建的堡垒。真是笑话。你发明的火药冲破了人家的封建堡垒,你自己的堡垒怎么没被冲破?反而更加坚挺?
  ②对外怀柔,对内残忍。
  欧洲文明和中国文明几乎同时起步,但是欧洲形成了许多小国家,中国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大帝国。谈及此,我们往往沾沾自喜。其实,欧洲形成这么多国家正是它自由思想的一种体现。它虽然形成了这么多小国家,但是,多少与人类文明有关的东西是从这些分裂的小国中产生出来的,而我们为世界文明做些什么呢?
  统一江山肯定与统一思想有某种必然的联系。谋略社会是个内向性的社会。我曾经仔细研究过中美两国的差异:中国在国际事务方面基本是柔,在国内事物则是刚。美国正相反,在国际事物方面刚,在国内事务方面柔。我不记得我在哪本着作中提到过这个问题,可能是《对台作战,危险评估》,并做出这样的结论:这是由于文化不同所决定的。中国文化是封闭的,内敛的,内向的;美国文化就是开放的、外向的。大一统的理念也是个内向形的理念。
  这也是解释我们为什么在外国侵略者面前是羊,在自己同胞面前是狼的原因。近百个日本兵,就能够押着五万名国民党军俘虏到燕子矶去枪杀。不要说反抗,他们连逃跑的勇气都没有。解放战争中莱芜战役,仅三日,我军歼灭敌七个整师,五万六千人。战后,王耀武抱怨:“五万头猪,叫共军抓,三天也抓不完。”而中国人要自己打自己人,那才叫勇猛!
    ③鄙俗。精神鄙俗必然带来行为的鄙俗。精神高贵必然带来行为的高贵。
    大约二十年前吧,我住的小区发生这么一件事:一对夫妻闹离婚,丈夫把新欢带进家,大吵。妻子跑到楼顶,欲往下跳。围观的人很多。有的人兴灾乐祸地大叫:“快跳快跳!”后来警察把人救下来,围观者甚至感到遗憾。
  我长叹一声,回到家里,打开电视。正播着一个在欧洲刚发生的真实故事:某国,依稀记得是匈牙利,七十年前,一个年轻的矿工马上要和新娘举行婚礼,婚礼前最后一次下井,但发生了塌方,矿工永远没有回来。新娘子不相信她的爱人就此离她而去,苦苦等了七十年。前些日子重新整理矿井,在坑道深处一汪积水中发现一具尸体,正是七十年前被埋在井里的新郎。由于没有空气,又浸泡在饱含矿物质的水中,他仍如七十年前一般年轻。新娘子已成为白发苍苍的老妪。她扑在心爱的人身上痛哭。她做了一个决定,继续与爱人完成他们的婚礼。那一幕太动人了:八十多岁的新娘子一身盛装,洁白如雪。头发也如雪。她的爱人,依然那么年轻,闭着眼睛躺在一驾马车上。婚礼与葬礼同时举行。多少人都落泪了。
  当时我想,“9.11”死了这么多人,都是无辜的人。丧失的是人的生命,是世界上最有尊严的东西。这些生命本身与美国政府没有关系。我们以这种态度对待别人,别人却不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我们。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就是多佛惨案。去年,一批福建偷渡客乘闷罐车从多佛海峡进入英国的时候,由于在空气不畅的车里呆了几十个小时,人都闷死,只有两个活的。这个事件曝光后,中国大使馆的官员没有一个出面。最后是英国老百姓在多佛这个地方自发地举行追悼会和烛光晚会,悼念那些死去的人。很多孩子来参加,手里拿着玩具,中国制造的玩具。顺便说一句,现在世界上百分之九十的玩具是MADEINCHINA。记者问孩子:为什么来参加追悼会?孩子说,他们也是人嘛。我们现在手里拿的玩具,有可能就是他们当中的人生产的。在整个追悼会中,没有一个中国人在场。什么叫文明,什么叫不文明?我在思考。
  ①为恐怖叫好,很恐怖。
  中国文化教育出来的中国人。首先漠视和轻视自己的生命,才会对他人、他国的生命也视如儿戏。自己没有珍惜生命的权力,也不许别人有。鲁迅早年前批判过的“看客”心态就是这么炼成的。中国人看杀别人,无不兴高采烈。统治阶级故意把人放在大庭广众下去杀。被统治者就在大庭广众下享受了统治者的快感。特别在凌迟处死犯人时,连续三天,人山人海。连小摊贩都在那儿摆摊。刽子手还出售沾血的馒头。今天没有凌迟了,但当众审判也是这种习惯的延伸。当年如同过节一般去看杀谭嗣同六君子的国人,甲午之役中怎么能不丢掉台湾?他们的子孙——我们,如果还和他们一样,又如何解放台湾?公共汽车上一个歹徒逞凶,万马齐喑。就凭这样的人去解放台湾?就凭这样的人怎么去实现四个现代化?你实现了四个现代化又有什么用?
  我早上锻炼的时候看电视,《早间新闻》的广告节目,最畅销的产品是什么?防盗门。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哀。你看我们住的就像笼子一样。我在成都住的是前几任成空政委的房子。我进去一看,哎哟,我进监狱了。窗子上、阳台上到处都是防盗栅栏。我让拆掉。前些天有一本书叫《中国可以说不》。我说,你是可以说不,但你是在防盗门后面说不。这不是勇士,而是懦夫。乔良说的好:“连看见鸡鸣狗盗之徒都要躲着走的爱国者,偏偏胆气粗豪地对遥远的列强说不!”
    ②要客观、全面地看待美国。
  毛泽东说得好:“打还是要打,谈还是要谈,和还是要和。”人要机智。外交斗争更要机智。要牵着别人的鼻子走而不是被别人牵着走。赫鲁晓夫就是个机智的家伙。
  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在一次大会上,赫鲁晓夫大肆揭露并批判斯大林的暴政。有人递上纸条,质问赫鲁晓夫,赫氏本人在斯大林当政时期也是权力核心集团的一员,为什么他在当时不起而反对斯大林的独断?赫鲁晓夫把质问的纸条高声念一遍,随即当众大声道:这是谁递上的条子?站出来!站出来......下面轻轻骚动了片刻,但是没有人站出来。赫鲁晓夫道:“你们瞧,我们现在这样民主,这样无须恐惧的情况下,递条子的同志尚且不敢站出来;试想想,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的那种气氛中,有人胆敢站出来顶撞斯大林么?”全场鼓掌。
  我们对美斗争。应该具有赫鲁晓夫这种机智。我曾讲过,对屠杀了我几千万同胞并且没有认错的日本,我们经常说“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对帮助我们打败了日本的美国人民,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要仇视呢?
  ③美国真正的可怕之处在哪儿?美国虽然有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最先进的科技,但我认为这并不可怕。据说它的隐形飞机来去中国很自由,但这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它可怕的东西不是这些。
  1972年我在武汉大学读书,上政治课,一个政治老师讲:“美国是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我,工农兵大学生,一身军装,立即站起来,反驳:“老师,我觉得你说得不对。美国虽然不像中国一样,是早晨八、九点钟喷薄而出的太阳,但它也不是什么夕阳,而是正午的太阳。”老师气白了脸,结结巴巴地说:“你这个同学,怎么敢说这话?”他没有问我为什么要说这话,却用了一个“敢”字。其间心态,一眼看穿。就是这个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国家,却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领导了世界上最新的一场科技革命。
  我大学毕业后,正逢改革开放。我又有一个观点:美国是由千千万万不爱自己祖国的人组成的国家、但他们都很爱美国。那时很多领导人,一边骂美国,一边把子女往美国送。反差巨大!
  第一,美国的精英体制不可小觑。他的干部制度,他的竞选机制,能够确保决策者是一批精英。我们中国的悲剧,大到国家,小到一个单位,多数的情况是,有思想的人不决策,决策的人没有思想。有脑子就没位子,有位子就没脑子。
  美国正好相反,他的宝塔尖体制,正好把一批精英弄上去了。因此,第一,他不犯错误,第二,他少犯错误,第三,犯了错误他能很快改正错误。我们是犯错误,这是第一。第二,常犯错误。第三,犯了错误很难改正错误。
  美国用一个小小的台湾牵制了中国整整半个世纪。他把这个棋子走活了,走神了,一个台湾,改变了东亚的国际政治生态。我最担心的中国新世纪发展的战略框架因为台湾而扭曲。
  现在对强势民族来说,领土的重要性大大下降,已经变追求领土为追求国势。美国人对任何国家都没有领土要求。它不在乎领土,它在二十世纪的全部作为都是造势,什么叫造势?除了经济强大以外,民心啊!有了民心国家就有凝聚力,失去的领土可以回来;没有民心,你拥有的土地肯定会失去。有的国家领导只看一步。美国行事往往看十步。因为如此,所以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生的每一次重大的全球性事件都在加强美国的地位。如果我们被它牵着走,就可能丢掉所有的战略筹码。我一再讲,美国的战略重心不会移到亚洲来,但不意味着它不包围中国。很多同志只看到美国在军事上包围中国,就像很多人只看到中美双方在科技和武器装备方面的差距,而没有看到在大战略、尤其是外交层次上比装备落后更严重的失衡。
    第二,美国的大气与宽容。
  你要到欧洲去,再去美国,你会发现一个重大差异:欧洲早晨大街上没有什么人,而美国早晨大街小巷有很多健身的人,甚至全天如此。我有句言论:健身是一种品质。健身代表一种蓬勃向上的文化。一个国家有没有朝气,看看它有多少人健身就知道了。美国人可以把国旗当裤衩穿在身上。我在美国买过一条星条旗裤衩。我常穿。我穿它是为了蔑视它,是出气,是一种心理的渲泄和满足。美国人穿则是一种调侃。本质不同。美国人可以在大街上焚烧自己的国旗。
  戴旭(作者朋友,《空军军事学术》编辑)说:如果一个国家连自己的国旗都可以烧的话,你还有什么理由去焚烧它呢?
  第三,精神和道德的伟大力量。
  这是最可怕的。“9.11”是一场灾难。当灾难袭来时,最先倒下的是躯体,但站的是灵魂。有的民族逢灾难,躯体未倒,灵魂已缴械。“9.11”事件中发生了三件事,都可以让我们从中看到美国人的力量。
  第一件,世贸大楼顶部被飞机撞击之后,烈焰奔腾,形势千钧一发。楼上的人们通过EXIT向下逃生的时候,并不特别慌乱。人往下走,消防队员往上冲。互相让道,并不冲突。有妇女、小孩、盲人到时,人们都自动地让出一条道来,让他们先走。甚至还给一条宠物小狗让道。一个民族的精神不强悍到一定的程度,断然做不出这种举动。面对死亡,冷静如斯,恐怕不是圣人也接近圣人了吧。
  第二件事,“9.11”的第二天,世界就知道这是阿拉伯恐怖分子所为。很多阿拉伯商店、餐馆被愤怒的美国人砸了。一些阿拉伯商人也受到袭击。这个时刻,有相当一批美国人自发地组织起来,到阿拉伯人的商店、饭馆为他们站岗。到阿拉伯人居住区巡逻,阻止悲剧的进一步发生。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啊。我们自古就有报复的传统。我住在成都。邓艾破成都后,庞德的儿子把关羽一家老幼全杀光了。血腥报复,斑斑点点,不绝于史籍。
  第三件事,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坠毁的那架767客机,本来是要撞向白宫的。后来机上乘客与KB分子搏斗,才使飞机坠毁。因为当时他们已经知道世贸大楼、五角大楼被撞的消息,他们决定,不能无所作为,要和KB分子进行殊死斗争。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做了一件事:决定投票通过,是不是要和恐怖分子作斗争。在这么一个生死攸关的时刻,我都不把我的意志强加给别人。后来全体同意,才去与劫机者搏斗。什么叫民主,这就是民主。
  民主的理念已经深入到他们的生命中、血液里、骨髓中。这样的民族,他不兴盛谁兴盛;这样的民族,他不统治世界,谁能统治世界。
  我常作奇想:世界最尖端的武器、最新的科学技术、最强大的武装力量,掌握在这些人手中,还是挺合适的。总比掌握在日本人手中强吧,总比掌握在利比亚、伊拉克人手中强吧?就是掌握在我们手中,我们能做出些什么,也未必可知。
  美国这个国家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的借鉴。“9.11”事件后,美国没有成立“9.11”委员会,没有成立什么应急指挥部。我非常反对不实在的东西。
  譬如,前几天德国总理施罗德在竞选时,就因为一个小小的问题差点败北。什么问题?他染了头发。在我国,染头发算什么?爱美之心,人皆有嘛。爱年轻之心人皆有嘛!几乎没有领导不染发。但在西方则不行。因为你染头发,就是给人一假象,就是不真实的表现,就是欺骗。而政治家这样做,则被人打问号。你看,苛刻到任何地步!

2013年11月3日 星期日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八個曆史謎團(2)

第五:“朱德扁擔”故事的爭論
  朱德在井岡山和幹部戰士一起挑糧的故事,早在上個世紀20年代末就在革命根據地內廣為傳誦。1949年後,當年,朱德軍長的通信員朱良才在《星火燎原》上發表了一篇題目為《朱德的扁擔》的文章,這個故事從此傳遍了天下。隨後,根據朱良才的文章還改編成短文編入小學《語文》教材。中國革命博物館也展出了憑此文複製的革命文物。當年紅軍軍需處長範樹德看到朱良才發表的《朱德的扁擔》這篇文章後,他作為這個故事的經曆者和見證人,在《文史通訊》一九八二年第三、四期撰文指出,朱良才的回憶文章,以及根據此文所編寫的教科書和中國革命博物館展出的革命文物,同事實有不少出入。
  讓我們先看看這個故事的具體經過: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位於寧岡、遂川、永新等4縣交界處,方圓有550裏,“人口不滿兩千,產穀不到萬擔”,糧食很少,僅夠群眾自用,部隊要吃糧、儲糧,都得去山下挑,於是在1928年10月,掀起了一個挑糧上山的運動。當時紅四軍司令部及直屬機關、部隊駐在寧岡縣的桃寮村,幹部和戰士們聽到消息後,爭先恐後地報名參加。已經年過40的朱德軍長也興奮地提出要親自挑糧。大家考慮到他工作忙,都勸他不必去了,他卻說:“我身體好,軍事工作可以早晚安排時間處理,挑糧不能不去。”由於大家踴躍參加,一時挑運工具奇缺。朱德便讓軍需處長範樹德給他做一根扁擔,範樹德後來回憶說:“我當即帶名勤務兵到桃寮村張家祠附近找到一個姓張的老板娘(當時紅軍對當地中年以上婦女的稱呼),用一個銅板向她買了一根毛竹。削成兩根扁擔,一根送給朱德同誌,另一根我留著自用。在朱德同誌的那一根上,我用毛筆在一端寫上‘朱德扁擔’,另一端寫上‘不準亂拿’八個字。朱德笑著說:‘好啊,明天就用上了。’”
  第二天,朱德親自挑糧,這給廣大指戰員以極大的鼓舞。挑糧的路線,是由軍部駐地桃寮村,到山下寧岡縣以東的柏露村,往返六十華裏,都是彎曲不平的盤山小路,因此,紅軍戰士都是挑個三四十斤左右。朱德軍長年歲大了,更應少挑一點,可他“挑糧時,擔子一頭是行軍時背米的三個白布米袋,另一頭是一個用粗厚布縫的北方人叫做‘捎碼子’的米袋,兩頭共計裝40斤,再加上他經常佩帶的一支德造三號駁殼槍和一條裝有約百發子彈的皮子彈袋,總共約四十六七斤”。有的老戰士還編了快板:“朱軍長挑糧過黃洋 ,毛委員在茨坪晝夜操勞,全軍團結齊心革命,勝利在望必定牢靠。”
  範樹德提出朱良才的回憶中有三處與史實不符:1:朱德扁擔上的文字與事實不符,不是“朱德的扁擔”、“朱德記”這幾個字,而是扁擔的一端寫的是‘朱德扁擔’,另一端寫的是‘不準亂拿’,共八個字;2:朱德挑糧的路線與實事不符,朱良才說是從井岡山上各村到茅坪,而實際上,是從柏露村到桃寮村;3:挑糧重量與事實不符,朱良才說是挑了“滿滿的一擔米”(當時一擔通常為一百斤),而實際上,是四十斤左右(當時範樹德20來歲,也才挑了三十斤左右)。
  2001年6月4日,《解放軍報》發表了朱良才口述的《常想起藏朱德扁擔的日子》的文章,更正了他自己過去回憶中的一些錯誤,文中說:“小學課本有《朱德的扁擔》一文。文中說,戰友們怕朱德下山挑糧累壞了身體,就把他的扁擔藏了起來,這個藏朱德扁擔的人就是我。那時,朱總司令常常晚上和毛主席研究敵情,白天和戰士們下山挑糧。我是他的通信員,擔心他累壞身體,就和其他戰友勸阻他,但誰也勸不住。後來,我出了個‘鬼點子’,幹脆把朱總司令用的扁擔藏了起來。可他仍不罷休,找到軍需處長範樹德,讓他花一個銅板買了一根毛竹,為自己做了一根扁擔,還特地寫上了‘朱德扁擔,不準亂拿’八個字,又高高興興地下山挑糧去了。”
  第六:“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的代表人物是林彪嗎?
  懷疑“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的代表人物是否是林彪,史學界有兩種意見:一種說不是;一種說是。
  說不是這種意見者認為:林彪在井岡山時期對革命前途有過右傾悲觀的情緒,但他不是懷疑“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的代表。理由很簡單,就是:毛澤東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兩篇文章中講過,早在1927年冬至1928年春,在井岡山的同誌們中就有人提出過“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的問題。那時林彪根本就不在井岡山,文章顯然不是針對林彪寫的,因為林彪是1928年4月28日才隨朱德、陳毅上井岡山的。
  說是這種意見者認為:毛澤東第一次指出“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的問題確實與林彪無關,但毛澤東指出這種思潮不止一次而是有五次。第一次是1927年冬,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部隊5000餘人開赴井岡山,很多人對革命持悲觀情緒,他們在問“紅旗到底能打多久”?行軍途中有不少人逃跑、叛變,這裏麵有戰士、連排長、團長,還有師長;第二次是1928年3月,“左傾”盲動主義排斥毛澤東的正確意見,讓毛澤東率領工農革命軍離開井岡山開赴湘南進行年關暴動,最後年關暴動、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同時遭受失敗,這時又有許多人對革命缺乏信心,提出“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第三次是1928年8月,因為中共湖南省委的錯誤指導,紅軍二十八、二十九團冒進湘南,敵人趁機進攻井岡山,導致井岡山的八月失敗,當時,黨內、軍內有不少人又重提“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第四次是1928年冬,湘贛敵軍調動重兵圍攻井岡山,井岡山上糧食艱難,軍民以紅米、南瓜、野菜充饑,而且身穿茅草、稻草禦寒,一些人又提“紅旗到底能打多久”這一悲觀論調。第五次是1929年春,湘贛敵軍重兵第三次“會剿”井岡山,有人又提“紅旗到底能打多久”這一悲觀論調。
  從上麵分析可以看出,第一、二次確與林彪無關,但後麵三次可能與林彪有關。當時林彪也隻有21歲,對革命有悲觀情緒也是在情理之中的。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飛機外逃,飛機在蒙古人民共和國爆炸後,一些書籍上突然說,林彪在井岡山時期常說,“一個井岡山,十個井岡山也是空的”“天天吃南瓜,能打得下天下嗎?”為此,毛澤東專門給林彪寫了《中國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一信,是有所指的。另外,在林彪叛國投敵摔死後,陳毅、肖克、曾山等在揭發批判林彪時指出,“早在土地革命時期,林彪對中國革命前途悲觀失望”。根據這些情況,可以分析出,盡管“紅旗到底能打多久”這句話最初不是出自林彪之口,但林彪可能是其中的一個代表。
  第七:紅五軍與紅四軍會師的時間、地點?
  紅五軍與紅四軍的勝利會師是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一個重大事件,但對紅五軍與紅四軍會師的時間與地點,在曆史文獻和回憶資料中有三種不同的說法,至今仍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一:1928年11月初,在寧岡會師。依據是,1929年9月1日,陳毅在《關於朱毛軍的曆史及其狀況的報告》中說:“彭德懷部紅軍第五軍於11月初由平江遊擊寧岡附近與四軍會合”。彭德懷在《往事回憶》說:“我和代遠同誌帶五個大隊,遵照湖南省委指示,在11月初同紅四軍在寧岡會師了。”
  二:1928年12月1日,在井岡山會師。1929年2月25日,中共湖南省委派往湘贛邊界巡視的楊克敏在《關於湘贛邊蘇區情況的綜合報告》說:“在平銅修的第五軍大部於1928年12月1號到達井岡,人數約一千上下,分五個大隊,由彭德懷同誌統率,兵士多係平江農民,作戰頗勇敢。”
  三:1928年12月10日,在寧岡會師。1929年1月12日,紅五軍黨代表滕代遠《給湖南省委的報告》中說:“12月10日,到寧岡與前委CP、CY特委,四、五軍軍委開了一個聯席會議。”
  翻閱彭德懷1970年寫的《彭德懷自述》一書,彭德懷是這樣說的:“到達該地是廣暴紀念前幾日。”(《彭德懷自述》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116頁)廣暴也就是廣州起義(又稱廣州暴動),時間是1928年12月11日,所以會師時間不會是11月初,為何彭德懷在《往事回憶》說“我和代遠同誌帶五個大隊,遵照湖南省委指示,在11月初同紅四軍在寧岡會師了”呢?我認為彭德懷在這裏使用的是農曆的日子。會師的具體地點應該是寧岡的新城,因為李聚奎、李壽軒、李克如、何長工、黃克誠等許許多多的老同誌在回憶此事時都認為是在寧岡新城會師的。謝良玉、謝宣福、謝毅珠、謝開炎等當地許多老同誌回憶紅五軍與紅四軍會師時,也都認為是在寧岡新城會師的。
  由此可以推斷,紅四軍與紅五軍是1928年12月10日在寧岡的新城會師的。
  第八:王佐、袁文才被殺責任之謎
  1930年2月24日,王佐、袁文才在永新縣城被紅軍槍殺,死時都隻有32歲。
  關於王佐、袁文才被誰殺死的問題,過去史學界有三種意見:第一種意見認為,當時毛澤東、朱德麵對國民黨軍隊的“圍剿”,采取“圍魏救趙”的策略,率領紅四軍離開了井岡山。彭德懷率領的紅五軍留守井岡山,殺害袁文才的是彭德懷,而且在事發後第3天,也就是2月27日,長沙《大公報》發出一則信息:“彭德懷槍斃袁、王兩匪”,後來,普遍認為是彭德懷殺死了他們。林彪、四人幫曾將此作為彭德懷的一大罪狀;第二種意見認為,殺害袁文才、王佐的是中央派去解決袁、王問題的彭清泉和中共贛西南特委(又被稱為邊界特委)書記朱昌偕;第三種意見認為,是由中央巡視員彭清泉和中共贛西南特委書記朱昌偕策劃,彭德懷“輕聽輕信”,沒有冷靜思考,當然主要應該由中央巡視員彭清泉和中共贛西南特委書記朱昌偕負責。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會議通過了《蘇維埃政權的組織問題決議案》,其中“(十)對土匪的關係”這一部分明確規定“暴動前可以同他們聯盟,暴動後則應解除其武裝並消滅其領袖。與土匪或類似的團體聯盟,僅在暴動前可以適用。暴動之後,宜解除其武裝並嚴厲地鎮壓他們。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免遭革命死灰複燃之必要的先決的前提。他們的首領應當作反革命的首領看待,即令他們幫助暴動亦應如此。這類首領均應完全殲除。土匪若浸入革命軍隊或政府中,便危險異常。這些分子必須從革命軍隊和政府機關中驅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隻能利用他們在敵人後方工作,絕不能置他們於蘇維埃政府範圍之內”。(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28),中共中央黨史出版社1989年8月第1版,第399-400頁)而王佐、袁文才二人在加入中國共產黨之前就是井岡山地區的兩大土匪組織頭目。
  最主要的原因還是井岡山當地土客籍矛盾所致。客籍,也就是客家人,王佐、袁文才的祖輩都是為了躲避北方的戰亂,背井離鄉從北方遷移到此地的。因為當地的“土著人”占據著適合農耕的平坦地區,所以客家人隻能居住在土著人不願意居住的山區,而且還要受到當地土籍豪紳地主的壓迫和剝削。對此,毛澤東在《井岡山的鬥爭》一文中講得十分清楚:“客籍占領山地,為占領平地的土籍所壓迫,素無政治權利。前年和去年的國民革命,客籍表示歡迎,以為出頭有日。不料革命失敗,客家被土籍壓迫如故。我們的區域內,寧岡、遂川、酃縣、茶陵,都有土客籍問題,而以寧岡的問題最為嚴重。前年至去年,寧岡的土籍革命派和客籍結合,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推翻了土籍豪紳的政權,掌握了全縣。去年六月,江西朱培德政府反革命,九月,豪紳帶領朱培德軍隊‘進剿’寧岡,重新挑起土客籍人民之間的鬥爭。”
  1929年,土客籍之間的矛盾已到了非常尖銳地步,1929年1月,毛澤東率領紅四軍主力下井岡山,前委隨之而去,邊界特委成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最高的行政機關。宛希先是惟一的外籍幹部,時年24歲,是追隨毛澤東上的井岡山,他原本為土、客籍雙方都能接受的人物,尤其與袁文才、王佐過從甚密。自朱、毛率紅四軍離開井岡山後,他更成了袁、王在邊界特委內惟一的依靠。不久,宛希先就被特委以逃跑罪名處死。1929年5月,重新選舉的特委裏,鄧乾元、朱昌偕先後任書記,副書記、常委、執行委員幾乎都是土籍人士。當時,在寧岡有“土籍的黨,客籍的槍”之稱,這形象地說明了特委與袁文才、王佐之間的現狀。客籍的袁文才、王佐與土籍的王懷、朱昌偕、劉珍、龍超清、鄧乾元等之間已出現互不買帳的現象。袁文才、王佐不大聽從特委的領導,特委則認為袁、王鬧獨立,想占山為王當土匪,所以視他們為潛在的敵人。1929年5月至8月,湘贛邊特委負責人鄧乾元在《湘贛邊界工作報告》則竟然把袁、王當成不可救藥的“匪首”,報告中說:“危害邊界的第一個勢力就是土匪,本來邊界的政權並不是真正的共產黨所領導的政權,而是與土匪合作的聯合政權。現在土匪問題更加嚴重,袁、王現在對我們處處懷疑,袁有另找出路脫離我們的象征,王在袁的影響下,亦與我們關係日趨惡化,過去對土匪的緩衝政策已是不能再用了。”可見,鄧乾元不僅把袁、王當成敵人,甚至對邊界政權也予以否定。
  在土籍王懷、朱昌偕、劉珍、龍超清、鄧乾元等人苦苦尋找機會對付袁文才、王佐時,機會終於來了。1930年初,王佐、袁文才活捉了茶陵靖衛團團長羅克紹,還俘獲了20多個造槍工人和部分造槍機器。在沒有請示特委的情況下,他們自作主張,勸降羅克紹,計劃用他們辦一個兵工廠,但特委認定是袁、王與敵勾結,這件事也就成為殺害袁文才、王佐的導火線。
  恰在這時,中央巡視員彭清泉悄然來到了邊界,他帶著中共“六大”對土匪處置的教條,準備以非常手段解決王、袁問題,這一想法與邊界特委的想法不謀而合。但是袁、王掌控的紅四軍三十二團,擁有1000餘兵員,700餘支槍,還有一座兵工廠,他們又無力對付。於是,他們就打算將袁、王二人誘騙至永新縣城,然後借助正遊弋在安福、永新邊界的彭德懷的紅五軍,再行下手。他們知道袁文才、王佐最聽毛澤東的話,他們就盜用毛澤東的名義,給王佐、袁文才修書一封,約王佐、袁文才率部於2月22日在永新縣城合編,然後配合紅五軍共同攻打吉安。他們還派出特委負責人朱昌偕、王懷等人,前往彭德懷紅五軍軍部,對彭德懷說“袁文才、王佐要叛變”“在永新縣城聯席會議上,強迫特委決定把邊區地方武裝歸他們改編統率”等等。最後,彭德懷信以為真,就答應派張純清率紅五軍第四縱隊300餘人隨朱昌偕趕往永新縣城,同時,特委又將寧岡、茶陵、遂川等五縣赤衛隊調往永新縣城。
  就這樣,王佐、袁文才被害。可見,上述第三種意見,即彭德懷偏聽偏信朱昌偕、王懷等人之言,錯殺了王、袁較為可靠。(苗體君 竇春芳)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八個曆史謎團


  核心提示:1928年4月,毛澤東率領的秋收起義部隊與朱德、陳毅領導的部分南昌起義部隊在井岡山勝利會師。井岡山成為第一個革命根據地,中國革命從此掀開了新的一頁。讓我們重溫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短短3年的曆史,解開這3年留給我們的一係列的曆史謎團。
  第一:毛澤東是何時選定井岡山為根據地的?
  關於毛澤東何時選定井岡山為革命根據地的說法,理論界有三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是,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史稱“八七會議”。毛澤東出席會議,並在會議上提出了“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的重要論斷。8月30日,中共湖南省委決定成立秋收起義暴動委員會,由毛澤東任黨的前敵委員會書記,盧德銘任總指揮,領導湘贛邊秋收暴動。9月9日,暴動開始,參加起義的部隊共5000餘人,被稱為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在攻打長沙遭到嚴重挫折後,9月19日,各路部隊彙集文家市,毛澤東提出了上井岡山的建議,並被采納。
  第二種觀點是,9月19日,各路起義部隊彙集湖南文家市,毛澤東並沒有提出上井岡山的建議,他否定了師長餘灑度“取瀏陽直攻長沙”的建議,主張“向江西萍鄉退卻”。24日,工農革命軍突然遭到敵人襲擊,激戰中,總指揮盧德銘不幸犧牲。29日,工農革命軍到達江西永新縣三灣村,毛澤東在“泰和祥”雜貨鋪召開中共前敵委員會擴大會議,原本5000多人的隊伍,這時隻剩下不足千人。毛澤東就把部隊由一個師縮編為一個團,稱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下轄兩個營,共有700多支槍,毛澤東決定,在各級部隊分別建立黨的組織:班、排建立黨小組,連隊建立黨支部,營、團建立黨的委員會;連以上各級設黨代表,由同級黨組織的書記擔任;全軍由黨的前敵委員會統一領導。
  1927年10月3日,毛澤東率領工農革命軍從三灣來到江西寧岡縣古城鎮,當天在古城文昌宮召開了前委擴大會議,即“古城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前委委員、工農革命軍營以上幹部、黨的活動分子以及寧岡縣黨組織負責人等共60餘人。會議上,決定了上井岡山建立革命根據地,會後,毛澤東率領部隊進駐井岡山的茅坪、大隴一帶。
  第三種觀點是,選定井岡山為根據地是一個逐步實踐的過程,在行軍中邊走、邊調查,到了1927年10月23日,工農革命軍經黃坳到達荊竹山,接著上了井岡山之後才把井岡山選定為根據地。
  我認為第三種說法比較符合實際。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6月下旬,中央農委書記毛澤東在武昌農講所召集逃亡武漢的湖南同誌開會,號召大家“回到原來的崗位,恢複工作,拿起武器,山區的上山,濱湖的上船,堅決與敵人作鬥爭,武裝保衛革命”。隨後,毛澤東受命擔任新的湖南省委書記,1927年7月15日,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國民政府”宣布“分共”。毛澤東於7月初奉命返回武漢後,受黨中央委托,於7月底起草了《湘南運動大綱》,提出以汝城為中心在湘南開展武裝鬥爭、實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權的設想。汝城縣在湖南南部,與江西、廣東交界。毛澤東提出割據以汝城為中心,目的就是要搞湖南割據,以策應南昌起義部隊南下廣州。
  到了1927年8月中旬以後,情況發生變化,毛澤東留在長沙原來打算以長沙為中心在全省開展秋收起義,後來因為力量不夠,就縮小了範圍。秋收起義後,工農革命軍在文家市會師,當時爭論要不要繼續打長沙,會議最後決定為保存實力,應退居萍鄉。工農革命軍到了古城後,寧岡縣當地黨組織負責人龍超清、龍國恩等參加了“古城會議”。後來在他們的幫助下,工農革命軍爭取了井岡山上的王佐、袁文才,得以進駐茅坪、茨坪,安置部隊傷病員,設立了留守處。但當時部隊並未立刻上山,而是兵分二路:一路由宛希先率領到湘東榮陵、安仁一帶;一路由毛澤東親率,經酃縣十都,一直到汝城、桂東的水口鐫。此去的目的在於探聽南昌起義部隊的消息和考慮能否在湖南立足,後來聽說南昌起義餘部在廣東東江失敗,湖南也無法立足之後,於是率部經黃坳,於10月23日到達荊竹山,隨後上井岡山。就此,毛澤東在《井岡山的鬥爭》中說:“整個羅霄山脈我們都走遍了,各部分比較起來,以寧岡為中心的羅霄山脈的中段,最利於我們的軍事割據。”
  第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是何時形成、頒布的?
  根據國人熟悉的《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9月第1版,第1137-1138頁)的注釋,認為:1928年春,毛澤東在井岡山為工農革命軍規定了“三項紀律”;1928年夏,又提出了“六項注意”。到了1929年以後,發展成為“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我翻閱了相關資料,發現這種說法在時間上有誤。
  “三項紀律”頒布的時間應是1927年10月23日,而不是“1928年春”。我分析有關資料認為具體情況應是:毛澤東聽說南昌起義餘部在廣東東江失敗,湖南又無法立足之後,於1927年10月23日到達荊竹山。也就是在這一天,毛澤東決定把井岡山作為革命根據地。為了能使工農革命軍上山後與王佐的部隊搞好關係,防止違反群眾紀律的事情發生,在部隊出發前,毛澤東在荊竹山村前“雷打石”處向部隊講話,第一次提出了工農革命軍的“三大紀律”。
  當年在場的老戰士陳士?,後來在《三大紀律、六項注意的由來》一文中回憶說:“在荊竹山,毛委員首先給我們介紹了身邊一個穿便衣的人,他是王佐派來的代表,歡迎我們上山的。接著,毛委員簡略地介紹了井岡山的情況,又說:今天,我們就要上井岡山了,要在那裏建立根據地。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眾搞好關係。要和王佐的部隊搞好關係,做好群眾工作。”“於是,他正式宣布了三項紀律:第一、行動聽指揮;第二、籌款要歸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個紅薯。”這是工農革命軍最初頒布的“三大紀律”。
  “六項注意”頒布的時間應是1928年1月25日,而不是“1928年夏”,據我分析具體情況應是:井岡山的冬天異常寒冷,為了解決部隊的冬衣、糧食和拓寬根據地的麵積,毛澤東決定攻打敵人守備薄弱的遂川縣。1928年1月4日,毛澤東率領兩個營的兵力占領遂川城。遂川的地主豪紳、反動派對工農革命軍造謠誹謗,使遂川城的市民一度信以為真,在工農革命軍的宣傳鼓動之下,很快就扭轉了這種局麵。但部隊分散活動,出現了有的戰士借了老百姓的門板和稻草沒有主動歸還,在借來的許多同樣的門板中,又往往弄錯,睡過的地方也沒打掃幹淨等。
  毛澤東了解到上麵的情況後,1928年1月25日,在遂川縣城李家坪召開了全體工農革命軍指戰員大會,並宣布了工農革命軍的“六項注意”,就是:“上門板;捆鋪草;說話和氣;買賣公平;不拉夫,請來夫子要給錢;不打人罵人。”時任遂川縣委書記的陳正人,後來在《毛澤東同誌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偉大實踐》中回憶說:“1928年1月,我在遂川城已經聽到六項注意了……那時也聽到三大紀律。主席很強調六項注意,部隊每到一地,都要嚴格檢查六項注意的執行情況。六項注意的每句話,都是老百姓的話,非常通俗、易懂。”
  1928年3月28日,毛澤東率領部隊到達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南部的湖南桂東縣沙田所,受到了當地群眾的歡迎。但由於疏忽,打土豪時,竟然錯把老百姓娶媳婦的新嫁奩當作土豪財產予以沒收等。為此,1928年4月3日上午,毛澤東把部隊集中在桂東縣沙田圩後的老虎衝三十六擔丘的田中,對工農革命軍全體指戰員,桂東縣沙田一帶的赤衛隊員、少先隊員,正式頒布了“三大紀律、六項注意”。李自仁在《紅軍在沙田》一文中有記載,當時,毛澤東說:“現在要頒布幾條紀律。第一條,一切行動聽指揮;第二條,不拿工農一點東西;第三條,一切繳獲要歸公。六項注意:一、上門板;二、捆鋪草;三、說話和氣;四、買賣公平;五、借東西要還;六、損壞東西要賠。”這也是毛澤東創建井岡山根據地以來第一次比較係統、完整地頒布工農革命軍的“三大紀律、六項注意”。這次他還將原來的“不拿老百姓一個紅薯”改為“不拿工農一點東西”。
  1929年,紅軍向贛南閩西進軍後,經過贛粵邊界地區。由於這些地方比較閉塞,紅軍到後,還是按照過去的習慣,到野外大便,隨便到溝裏、河裏洗澡,結果引起了當地群眾的強烈不滿。毛澤東知道後,立即把原來的“六項注意”改為“八項注意”,新加的兩項是:“洗澡避女人和大便找廁所”,後來覺得不夠文雅,就改為“院子打掃幹淨,挖衛生坑(廁所)。”
  1930年9月25日,紅一方麵軍總政治部印發的《紅軍士兵會章程》正式有“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除原來的六項之外,另外加上的是“不得隨便屙屎和不搜敵兵腰包”兩條。1947年10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又重新頒布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第三:井岡山會師的時間?會師後的部隊的名稱及編製情況?
  1:1928年4月的井岡山會師,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發展史上的一個極其重大的曆史事件,但關於會師的時間問題,至今就有三種說法:4月上旬;4月中旬;4月28日。
  “4月上旬”說是張國琦在《黨史研究》1981年第4期撰文《井岡山會師時間考》提出的,這一說法因為與曆史文獻不相符,早已被史學界所否認。
  “4月中旬”說是陳夥成在《黨史研究》1981年第6期撰文《井岡山會師可能是4月中旬》提出的,依據是:1928年4月25日,《江西省委致中共中央的信》中有“據吉安來人報告,毛澤東部確與朱德部會合”的話。1928年5月2日,紅四軍成立後,第一次占領永新城時,毛澤東就給中央寫了一份報告,報告說:“追擊毛部之楊如軒師,結果反被毛部趕至贛邊。其八十一團部擊潰於遂川之五鬥江,七十九團前被毛繳械,三營現在亦被朱部擊潰於永新。”有人認為:從成立四軍,經黃蜘戰鬥、五鬥江戰鬥,到占領永新,大約需要半個月時間,因而,得出會師時間應該在4月中旬。
  “4月28日”說是依據當年許許多多老紅軍的回憶得出的。1962年,朱德元帥在《從南昌起義到井岡山》一文中說:“1928年4月28日,我們南昌起義保留下來的這部分隊伍和湖南地方武裝,在寧岡縣的礱市同毛主席直接領導的工農革命軍勝利會師。”另外,何長工、肖克、龍開富、唐天際、賴毅等老同誌的回憶都是“4月28日”,其中,何長工說得十分肯定。
  綜上所述,我認為“4月28日”較為真實可信,因為是當事人的口述,而且不止是一個人。
  2:關於井岡山會師後,部隊的名稱問題有兩種說法:第一種說法認為朱、毛會師後,就成立了“工農紅軍第四軍”;而韓泰華在《黨史研究資料》1981年第11期,撰文認為,會師最初定名為“工農革命軍第四軍”,後來才改稱“工農紅軍第四軍”。
  查閱資料後,我認為韓泰華的說法比較正確。因為,1928年5月2日,毛澤東就是以“工農革命軍第四軍軍委書記”的名義給中央寫信的。同年5月13日,中共江西省委就目前軍事情況給黨中央的報告也稱井岡山部隊為“工農革命軍第四軍”。1928年5月25日,在中共中央發布的《中央通告第五十一號——軍事工作大綱》中提出:“在割據區所屬之軍隊,可正式定名為紅軍,以取消以前工農革命(軍)的名義。”同年6月4日,黨中央給朱、毛並轉前敵委員會的信中說:“關於你們的軍隊,你們可以正式改稱紅軍。”此後,部隊才正式稱為“工農紅軍第四軍”的。
  3:關於會師時的編製序列問題,就是“工農革命軍第四軍”下設幾個師、幾個團,至今也有三種說法:“三師九團說”;“二師六團一教導大隊說”;“三師六團說”。
  “兩師六團一教導大隊”說,依據是:1928年5月2日,毛澤東在永新寫給中央的信中說:“前湘特委決定朱毛兩部合編為第四軍,指定朱任軍長,毛任黨代表。朱部編為第十師,毛部編為第十一師。湘南各縣農軍編入兩師中,朱兼第十師師長,宛希先任黨代表;毛兼第十一師師長(本為張子清,因他受傷毛兼代),何挺穎任黨代表。另一教導大隊,陳毅任大隊長。”1928年7月,任湘南特委書記的杜修經向湖南省委的報告說有六個團。“兩師六團一教導大隊”說是指第四軍下轄第十師、第十一師和教導大隊,第十師下轄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團,第十一師轄第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團,陳毅任教導大隊大隊長。
  “三師九團”說,主要依據是:1928年5月13日,《中共江西省委向中央的報告》中說:“據一吉安被俘而放回的一連指導員講,工農革命軍第四軍(即朱毛的部隊)有槍4500多支,共十、十一、十二3個師,軍長朱德,黨代表毛澤東(宛希先代),軍委書記宛希先。十師長朱兼,為第二十五師餘部所編,為全軍精銳;十一師長毛兼,為江西工農革命軍編,十二師長陳毅,為平、醴、耒一帶農軍所組成。”文中說到有3個師,但沒有講有幾個團。1933年8月1日,何長工在《紅色中華》發表的《井岡山鬥爭與中國工農紅軍的創造》一文中說:“至1928年3月末(引者注——用的應該是陰曆)朱德同誌領導‘八一’與湘南暴動的遺產帶入井岡,與毛部會合,在寧岡礱市始正式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朱德軍長兼十師師長,毛黨代表兼十一師師長,王爾琢任參謀長,陳毅任十二師師長,共編九團。……二十八團團長王爾琢,黨代表何長工,二十九團團長胡少海,黨代表龔楚,三十一團團長張子清,黨代表何挺穎,三十二團團長袁文才,黨代表陳東日,三十三團團長戴成本,黨代表黃克誠,三十四團團長李奇中,黨代表黃義藻,三十五、三十六團不詳。特務營長宋喬生。”何長工是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時期的重要人物之一,他明確了當時是“三師九團”。此外,當年的老紅軍黃克誠、肖克、李奇中、李克如、朱良才等均回憶是3個師、9個團,並明確指出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3個團,還說出了第三十四團團長為鄺郎,黨代表鄧宗海;第三十五團團長黃克誠,黨代表李一鼎;三十六團團長李奇中,黨代表黃義藻。
  “三師六團”說,主要依據是:1928年9月1日,陳毅的《關於朱毛軍的曆史及其狀況的報告》中說:“到了4月朱部2000餘人,湘南農軍8000餘人,毛部千餘人,袁、王各300人,如此龐大軍隊有統一指揮訓練的必要,乃決定成立紅軍第四軍,以朱為軍長,毛為黨代表,改編為三師,率(卒)以槍械不足乃改編為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6個團,取消師部由軍部直接指揮全軍約萬餘人,槍僅2000餘。”
  為何會出現不一致的三種記載呢?這主要是因為從4月28日會師後到5月底,編製上有過兩次變化:5月2日前,毛澤東在連以上幹部會上決定四軍下轄第十師、第十一師、教導大隊,兩師下轄6個團。5月4日,會師大會時,又建立了一個十二師,原因是把湘南各縣農軍編入第十師、十一師有困難,所以就補建了一個農師,也就是十二師,十二師師長由陳毅兼任。
  第四:紅軍遊擊戰術“十六字訣”是誰創造的?
  關於紅軍遊擊戰術十六字訣:“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這十六字訣是誰創造的問題,史學界有三種不同的看法:一是朱德具體概括總結的;二是集體創造的經驗;三是毛澤東在作戰實踐中形成和提出來的。
  一、是朱德具體概括總結的。1928年4月,朱德率領部隊來到井岡山,剛好趕上江西敵軍前來“進剿”。5月間,朱德連續取得了五鬥江、高隴、草市蛔、龍源口等戰鬥的勝利。在這些戰鬥中,朱德有的用的是突擊戰,有的用的是伏擊戰,實際上就是“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戰術。1944年,朱德在《在編寫紅一軍團史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說:“過去從1911年辛亥革命開始,在川、滇同北洋軍閥等打仗,打了十年,總是以少勝多。在軍事上的主要經驗,就是采取了遊擊戰爭的戰法。記得在莫斯科學習軍事時,教官測驗我,問我回國後怎樣打仗,我回答:戰法是‘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必要時拖隊伍上山’,當時還受了批評。其實,這就是遊擊戰爭的思想。所以,在這一點上,我起了一點帶頭作用。”在《西行漫記》中,朱德曾經說過“我用以攻擊敵軍而獲得絕大勝利的戰術是流動的遊擊戰術,這種戰術是我從駐在中法邊界時跟蠻子牙和匪徒作戰的經驗中得到的。”在劉白羽的《朱德將軍傳》說到十六字訣時說:“朱德同誌是這發明者與執行者。”美國女作家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在《偉大的道路》中說:“朱德把軍事戰術歸納為這樣幾個要點:(一)敵進我退;(二)敵駐我擾;(三)敵疲我打;(四)敵退我追。”據當時任二團黨代表的龔楚回憶,在一次會議上毛澤東作戰略性的報告時說,朱德對遊擊戰術,提出一、敵進我退:……保存實力,待機轉移攻勢。二、敵退我進:……打擊其士氣,積小勝為大勝。三、敵駐我擾:……以疲憊敵人,造成對我有利之形勢。三、敵疲我打:……應集中兵力,主動進攻,以殲滅敵人。
  二、是集體創造的經驗。因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這十六字訣不僅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有,其它革命根據地也有這一經驗,如,當時在湘鄂西革命根據地的洪湖地區,在遊擊活動中,曾采用“你來我飛,你去我歸,人多則跑,人少則搞”的遊擊戰術。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在遊擊戰中,曾采用“集中作戰,分散遊擊”;“敵進我退,敵退我進”;“對敵采取跑圈的形式”等等。
  三、是毛澤東在作戰實踐中形成和提出來的。毛澤東率領湘贛邊秋收起義部隊來到井岡山後,他對井岡山上綠林頭子朱孔陽(朱聾子)對付官軍的“打圈子戰術”法子進行了改造。1928年1月,毛澤東率部攻克遂川縣城,並在遂川縣城召開了遂川、萬安兩縣縣委聯席會議,會上毛澤東提出了“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退我追”的“十二字訣”。當年的遂川縣委書記陳正人後來在《毛澤東同誌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偉大實踐》一文中回憶說:“在遂川時(即1928年1月)就聽到毛主席提出的遊擊戰爭的十六個字原則了,特別是這年的上半年,聽得就更具體了。”當年參加會議的萬安縣委委員、縣蘇秘書長許大權也回憶說:“1928年古曆正月初,毛主席在遂召開贛西南農民暴動聯席會議,由張世熙、劉興漢、郭定元等人參加,會後在羅塘的沙窩裏召開了會議(名稱忘了),討論了毛主席在遂川的指示:1、十二字密訣。……”當年參加會議的萬安縣委委員曾華英也回憶說:“毛主席在遂川聯席會議上,教導我們對付敵人的辦法,要看敵人多少,了解敵人的情況,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敵人來了我們就退,敵人退,我們就後麵追。”
  朱、毛會師井岡山,經過遊擊戰爭的實踐,使“十二字訣”發展成“十六字訣”。1929年4月5日,毛澤東在瑞金起草的《前委致中央的信》,信中說:“我們三年來從鬥爭中所得的戰術,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戰術都不同。用我們的戰術,群眾鬥爭的發動是一天比一天廣大的,任何強大的敵人是奈何我們不得的。我們的戰術就是遊擊的戰術。大要說來是:‘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應付敵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固定區域的割據,用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強敵跟蹤,用盤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時間,很好的方法,發動很大的群眾’。這種戰術正如打網,要隨時打開,又要隨時收攏。打開以爭取群眾,收攏以應付敵人。三年以來,都是用的這種戰術。”這封信第一次完整地記載了“十六字訣”,也是“十六字訣”第一次見諸於曆史文獻中。1930年12月,紅一方麵軍在小布開了一個動員大會,會前,毛澤東曾親筆寫了一幅對聯:“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遊擊戰裏操勝算;大步進退,誘敵深入,集中兵力,各個擊破,運動戰裏殲敵人。”
  上麵的三種說法,哪一種最合理呢?最有發言權的理應是當年參加井岡山鬥爭的黨和紅軍最主要的領導人,特別是朱德、陳毅、彭德懷三人,他們都認為“十六字訣”是毛澤東概括的。1962年6月,朱德在《從南昌起義到井岡山》一文中說:“關於遊擊戰術以至整個戰略問題,還是後來由毛主席係統、完善地解決的。”1937年,彭德懷在《八路軍怎樣作戰》一文中說:“毛澤東同誌曾經發明了一個有名的十六字的遊擊戰術原則,即‘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1939年,陳毅在《論遊擊戰爭》一文中說,紅軍遊擊戰爭“其戰術特點包括在‘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毛澤東的十六字訣內,又可包括在黃公略的‘化零為整,化整為零’的兩個戰術口號之內”。還有當年參加井岡山鬥爭的肖克、何長工等老同誌,他們也在回憶中認為“十六字訣”是毛澤東在井岡山時期提出和概括的。

2013年10月31日 星期四

我爷爷还不是抗日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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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柏辉章,号健儒,贵州遵义人,贵州讲武堂第二期毕业。后跟随周西成累升至旅长,王家烈主政贵州时任25军第2师师长,是逼王家烈下台的高级将领之一。第2师改编为102师后,柏辉章被国民政府委任为第102师中将师长,抗战期间在正面战场的几次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右图为柏辉章较为稀见的军装留影。 (梁茂林/图)

--作者:陈军吉
柏梅的爷爷叫柏辉章,抗战期间是国民党师长,现在的遵义会议旧址就是她家以前的老宅。这些年她一直在设法了解爷爷抗战的经历。
小时候,爷爷的名字在柏梅家是个敏感词,父母只说过“你爷爷是个好人”,其他只字不提。但柏梅隐隐约约听说爷爷是国民党军阀。
改革开放后,柏梅才知道,自己的爷爷可能应该是抗日英雄。
“最重要的是给爷爷正名——要让我们家的子孙后代都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让他们世世代代记住他抗日的这段历史,这就足够了。”

“实话告诉你,当年,国民党是打过日本鬼子的。”一位曾经的国民党老兵望望四周,确定周围没人,在康振贤耳边小声说了这句话。
这是发生在1980年代初期贵州独山的场景,独山被称作贵州的南大门,也是西南的交通要道。那时候康振贤二十出头,在当地织绣厂搞设计,他喜欢和一帮老头子在一起聊天。这些老头子全都是当年的国民党老兵,1949年留在大陆,此后历经磨难。直到改革开放了,他们才开始敢谨小慎微地和周围的年轻人悄声“炫耀”一下自己当年在战场上的故事,而那个年纪的康振贤很喜欢听打仗的故事。于是,他和这群老兵成了忘年交。
如今,这群老兵几乎都已不在人世。而康振贤十五年前搬到了广东中山,做广告生意,业余时间开始研究国民党老兵抗战的历史。
今年中秋节前,康振贤回了趟独山老家,和他同行的人叫柏梅,柏梅的爷爷柏辉章是抗战期间国民党102师的师长,这个师在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南昌保卫战、长沙会战中战况惨烈,伤亡惨重,同属102师的柏辉章的胞弟在运送弹药赴前线时阵亡开封,团长陈蕴瑜战死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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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抗战期间,柏辉章带领102师先后参加了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南昌保卫战、长沙会战等。团长陈蕴瑜阵亡,国民政府予以表彰,蒋介石送挽词“忠烈可风”、挽联“裹革痛无尸,一夕苇楼埋碧血;报功原有典,千秋青史表丹心”。 (梁茂林/图)
2010年,康振贤写了一篇关于柏辉章之死的文章,贴到了自己的博客上。而此时,柏梅正在想尽办法搜集当年爷爷抗战的资料,她偶然搜到了康振贤的博客,留了言,两人取得了联系,发现竟然是十几年前的邻居,曾住在一条街上,柏梅的家在这头,康振贤的家在另一头。
于是,他们相约中秋节前回一趟贵州,他们找到了柏辉章102师参谋长杜肇华的外孙女,一起去了遵义和独山,探访柏梅的一些亲戚,这些亲戚可能掌握更多爷爷当年抗战的资料。
应该算是英雄吧
今年54岁的柏梅在广州生活,退休后她一直致力于寻找爷爷的历史踪迹。柏梅说她很后悔怎么不早些做这件事,她出生时,爷爷不在人世已经四年。到了懂事的年纪,隐隐约约听说爷爷是国民党军阀、地主,1949年留在大陆,1952年“镇反”时被枪毙了。
小时候,“爷爷”这两个字是柏梅家敏感词。父母很少提及,偶尔说起,只是说“你爷爷是好人”。直到改革开放后,柏梅才逐渐清楚,自己的爷爷曾经担任国民党军队的师长。
她对爷爷充满好奇,但可惜渠道并不多。曾被打成右派的父亲身体一直不大好,1995年就去世了。1980年代她的父亲曾和弟弟聊起过爷爷的故事,有时候,爷俩从早聊到晚。
后来,弟弟会把父亲讲的一些内容转述给柏梅,但也都是碎片式的,接不到一起。
但随着年纪越来越大,柏梅愈发觉得应该做点什么。她想让更多人知道,自己的爷爷是抗日英雄,不是大军阀,而且在解放时曾带部队起义。于是,她开始搜集资料及实地寻访。
1972年,我15岁,参加工作到了药材公司。那时是“文革”后期,在单位、街上,我说话都小心翼翼。一次我偶然听别人说起爷爷曾经打过红军(注:娄山关战役另一方即为黔军柏辉章部,在黔北阻击红军,后蒋介石将其改编为国民党第102师),心里很难受,想他后来怎么会被处决,但一直没问父母--怕伤害他们。姐姐和哥哥那时在农场当知青。有一次奶奶跟姐姐说,曾经跟我爷爷去过北京玩,刚说到这里就被我父亲制止了--父母对我爷爷的事情讳莫如深。
1981年国庆,叶剑英发表了 “叶九条”,是对台政策的较大转变。现在的遵义会议遗址就是我们家的旧宅;爷爷在赣南师管区任司令时,蒋经国任副司令,爷爷有些旧部去了台湾,应有些影响力……父亲就以国民党将士子女的身份写了一封信,为统一提了一些建议。
信寄出后,叶剑英批示柏辉章的事要慎重处理。独山只有这么大的地方,大家都在说我爷爷要平反了。但后来,听说批示到贵州省委,省委转到遵义地委,遵义地委又转到地区法院,法院维持原判。政法委一个离休干部说,平反牵涉到家产,遵义会址肯定不可能还你们的,那就得补偿,会带来一系列后遗症,就撂下来了。
那时父亲模糊地告诉过我,何应钦曾在解放前请爷爷去香港,但他没去:一是不可能全家人一起走;二是他乡土观念很浓,说留下来,才可以在解放时把遵义城完整地交出去。
1983年,我到遵义看我二姑婆(爷爷的妹妹),二姑婆说当年爷爷被处决后,家里人不敢去收尸。到了晚上,专门收尸的人把爷爷的尸体就地埋了。一个星期以后家里人才大着胆子把尸体挖出来,洗干净,带去了换的衣服,但又不敢换,二姑婆买了白布裹着,装上个小木匣重新埋了。后来我们去找他在凤凰山的埋葬地点,没有找到。
那时家里的亲戚都在埋怨我五爷爷柏民章,说是他害了我爷爷。听说在法庭上对质是否“通匪”时,是他指认爷爷的,听说爷爷当时都流泪了。但五爷爷特赦出来后我们才了解到,他是被强迫盖的手印,东西是事先写好的。
1985年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时,彭真发表讲话,公开承认抗战时期国民党在正面战场对日作战。之前在我们接受的教育当中,都是说国民党不抗日。当时我们欢欣鼓舞,觉得那在正面战场抗战的人,解放时又起义投诚,应该就算是英雄了吧。父母都很兴奋,开始对我们说得多一点了,但细节也没讲多少。
拆不掉的纪念塔
让柏梅知道爷爷是怎么带着整个师打日本人的,是去年出版的一本书《贵州草鞋兵》,由贵州文史工作者齐赤军、梁茂林编撰。书里记载,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会战开始,102师负责防御长沙外围的新墙河阵地,抵御日军数倍于我的优势兵力,伤亡惨重。部下数次告急,柏辉章都以“采取近战肉搏,你如后退,就提头来见”顶回。“102师是杂牌军里的中央嫡系、中央嫡系里的杂牌军。中央嫡系不是陆兵大学就是黄埔军校出身,柏辉章不是,但又一直在国民党最中坚的部队里。”因国民党军队内部的派系之争,前身为黔军的102师一直处于尴尬的状态,所属军团变动频仍,在抗战中“到处找婆婆”。康振贤认为,这是102师从未显赫的重要原因。3.jpg
右图:1938年,柏辉章率部队奔赴徐州。 (梁茂林/图)
抗战开始后,102师先在第17军团归胡宗南指挥,后归第8军黄杰部。孙立人淞沪会战打得精彩,有102师的功劳,虽然是主攻,但由于打助战,功劳被忽略了。1938年的武汉会战万家岭战役,102师的乌石门大捷是核心中的核心,但功劳记在了当时102师所属的第4军头上--记功时,102师已退出第4军……“102师是整个抗战的独立师。冲锋打仗在前头,撤退作后卫,劳而无功的事全部做完了,而且都是在关键的战役上。”康振贤感慨地说。
万家岭一役,是抗战中最完整地歼灭日军整个师团的一次战役,时任日军第11军司令官的冈村宁次日后也承认,日军“遭受了中国军队覆灭性的打击”。而这段历史、这一场战役,柏梅直到看了《贵州草鞋兵》才知道。
我一度知道有很多写爷爷的文章,但没有特别留意,直到去年《贵州草鞋兵》问世。
贵州文化老人陈福桐,是当年地下党派来做我爷爷起义工作的人之一。他过世前留下遗言:一是让他认识的《贵州草鞋兵》作者梁茂林把书寄几本给我们;二是他很内疚,他觉得我爷爷被杀是冤案。
收到书,我看到了爷爷从1937年开始在上海、徐州、武汉、南昌、长沙一路大战役打过来的状况,真正被震撼,第一次较深入地了解了他是怎么打仗的。原来只知道战争很惨烈,但惨烈到什么程度,完全不清楚。
书里说,第二次长沙会战,新墙河是整个战场的最前沿,102师一个师面对2万日军,爷爷把指挥权交给他的参谋长熊钦桓,自己拿枪上阵督战,没有援兵,他的将士一个个牺牲在他身边。战斗结束清点人数,军官不足百人,士兵仅存540人,102师死伤九成,爷爷失声痛哭。这部分,我看一次哭一次。
也因为这本书,我才了解贵阳102师纪念塔的来龙去脉。1970年代我去贵阳亲戚家,亲戚说纪念塔是我爷爷修的,我没有追问--过多的话不去说,也不去问。现在才知道塔是第二次长沙会战后爷爷为悼念102师阵亡将士而建,刻有他们的姓名、年龄、籍贯、职务,1952年被拆掉了。但塔的名字保留了下来,今天公交车到那里就是一个站--“纪念塔”。
万家岭大捷,我也是看书才知道。这战他“力排众议”,将进攻重点放在乌石门一带,一仗即歼敌千人,而102师和友军共消灭了日军一个师团约2万人,阵地上还出现了友军立的“向102师看齐”标语,时任武汉卫戍总司令部总司令兼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的陈诚,还上报蒋介石,表彰102师。
爷爷的一只耳朵抗战时被战场上的炮弹震聋了,但具体是哪一次战役不知道。看到书里徐州会战中的砀山战役,我这才对上号,他的耳朵就是在这次战役中被震聋的。有一段时间我特别脆弱,看电视剧《滇西1944》的松山之战、滇缅之战,看央视10套的《中国远征军》,都不由自主泪流满面。4.jpg
左图:1948年,柏辉章与妻子王氏及孩子在上海寓所。 (梁茂林/图)
再后来,我上网看了抗战纪实文章《国殇》、纪录片《同仇敌忾》,看了一些关于爷爷之死的文章。今年龙炘成在《文史天地》刊发的《遵义会址的“房东”柏辉章》,更触动了我。这些文章让我感动,还有这么多人在关心102师,在关心柏辉章。
没把赔偿看得很重要
康振贤还记得独山有个参与淮海起义的国民党老兵,当过团长,起义后在城关二小当教导主任,没当两年变成敲钟的了,敲了几年钟去菜场卖菜,“反右”开始后,菜也没法再卖了。一天,老兵被通知去当地中学开会,一去即被软禁了十几天,随后被送进监狱,很多年后才被释放。
在织绣厂时,老兵们找康振贤,不是来诉苦,是来写书法,这些人中有基层兵,也有干部兵,写字都非常漂亮。1949年以后,他们留在大陆,却都历尽劫难。1980年代平反后,一些生活无着的老兵一度比较颓废。后来独山政协成立了一个黄埔同学会,这些人都名列其中,现在几乎都不在了。
康振贤这次回独山,发现这批人里惟一剩下的一个老兵--蒋介石最后提拔的一批将军中的一个,已经快100岁,瘦骨嶙峋,在床上动不了了。康振贤去看他,他已经不能说话了。“讲一句良心话,我接触的这些老兵后来有一个共同点,只是为正名,没有一个把赔偿看得很重要的。”康振贤回忆。“他们是中国军人,是为了国家利益走上战场的,他们要求恢复名誉,更多的就是要他们的儿子以后有一个祭奠的理由,你不认为我是英雄,至少不能说我是狗熊吧?”康振贤说,老兵们都有这样的心结。
9月12日,康振贤和想知道更多爷爷往事的柏梅来到贵阳,跟柏辉章当年的参谋长杜肇华的外孙女见了面--她也在搜寻她外祖父的资料。几人一起来到柏辉章部下陈蕴瑜老家平坝天龙镇祭拜。陈蕴瑜在徐州会战砀山战役中牺牲,这一役,浴血奋战七天,“全师进入战斗时有官兵8000余人,战斗结束,仅剩3000人了。”(《贵州草鞋兵》)战后,柏辉章曾派数名便衣人员去找陈蕴瑜遗体,但没有找到。陈蕴瑜的尸骨永远留在了战场。
现在的墓,是陈蕴瑜的衣冠冢。
陈蕴瑜墓爬满青草,还有一块大青石,上面刻着我爷爷手写的祭文。从街面转入小巷,在巷口远远看见墓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是,起码陈团长还有墓可扫,我爷爷连具体埋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心里百感交集,当时就哭了。我抚摸爷爷手写的石碑,拍照,也哭。我们还通过守墓的陈蕴瑜侄子,联系上了陈蕴瑜的孙女,通电话时,我们都痛哭失声。
9月13日,我到遵义姑妈家,她是我三爷爷柏宪章的女儿(注:徐州会战,柏辉章三弟、102师兵站站长柏宪章在开封阵亡)。姑妈90岁,姑父93岁了。两个老人非常激动,跟我说了很多过去的事。1929年爷爷在务川当县长,离开时百姓都带着镜子和水碗来送他,爷爷当年非常清廉,也是一个儒将--蒋介石开师级干部会,与会者发言只给3分钟,爷爷被允许说下去,一直说了7分钟;爷爷重视学问,旧学也好,他在遵义捐资办了中学和小学
现在成为遵义会址的那栋房子当年是爷爷出钱、我大爷爷修的。1983年,我第一次回遵义,在门口照了一张黑白照。2008年,两个进修的同事到贵州,想顺便去看遵义会议旧址,我也去了。去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这里以前就是我家,我也没有告诉他们。我们是买门票进去的,40块钱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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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位于遵义琵琶桥(后改名子尹路,又改称红旗路)东侧87号的遵义会议旧址,是柏辉章当年出资请人精心设计建筑的私宅,他也因此被称为“遵义会议”的房东。 (梁茂林/图)
1935年,爷爷的军队曾和红军打过一仗,遵义家里的人全下乡去了,红军进来,找到我爷爷的房子开了遵义会议。家人回来时,红军已经走了
我们从来没有想着平反了以后要拿家产怎么分,就是最穷的时候也没有这么想过。如果这样想,是在亵渎长辈。最重要的,是给爷爷正名--要让我们家的子孙后代都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让他们世世代代记住他抗日的这段历史,这就足够了。

2013年10月29日 星期二

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第一個敵後抗日根據地

1937年11月7日,中共中央決定成立晉察冀軍區,聶榮臻任司令員兼政委。
  這是八路軍創建的第一個敵後抗日根據地。
  “太原失守後,晉察冀三省聯結地區的多數縣城都空了。”晉察冀日報史研究會會長陳春森說,早在1937年10月,聶榮臻就帶領約3000人的隊伍開始創建根據地了。
  到曲陽縣不久,八路軍騎兵營就打了一個漂亮仗。他們一舉搗毀日軍的一個兵站。這一仗給了老百姓極大的信心。
  “這不僅是軍事上的勝利,更是鼓舞人民信心的一仗。”陳春森說,當地很快掀起參加八路軍的熱潮。僅一個多月,曲陽縣就組建起一個1000多人的武裝大隊,根據地各縣的人員規模和武裝力量也迅速發展起來。
  今年91歲高齡的陳春森,在根據地創建之初就在曲陽縣抗日救國動員會工作,後來一直戰斗在根據地,曾親身經歷了晉察冀邊區建設的全過程。
  “當時各縣流行這樣一句話︰‘母親送兒上戰場,妻子送郎打東洋’。”劉長明談起當年根據地參軍熱潮時說。
  那時,年僅14歲的劉長明在晉察冀《抗敵報》工作。新中國成立後,劉長明曾擔任聶榮臻元帥辦公室主任。
  劉長明介紹說,黨的各級領導機構,統一的抗日民主政權也相繼成立,邊區數十個縣1000多萬人民的抗戰積極性被充分調動起來。
  “到敵人後方去,把鬼子消滅盡”。紛紛挺進敵後的八路軍、新四軍,如同四散的火星,落在被日寇佔據欺凌而積壓著萬重抗日怒火的神州大地上,很快就形成了燎原之勢……在正面戰場節節推進的日軍突然發現,他們佔領了土地,卻並沒有成為這些土地的主人。
  “敵後戰場的開闢,使日軍一下子兩面受敵,處境一落千丈。”軍事科學院研究員羅煥章說,這是中國戰場一個非常特別的地方——在歐洲戰場,第二戰場的開闢還要等到1944年。
  而這,正是中國的反法西斯戰爭能堅持不敗,使日軍深陷中國戰場而不能自拔的戰略前提。
  至1938年底,八路軍在華北敵後已經基本完成了戰略展開,依托根據地的游擊戰不時奏捷。日本方面“迅速解決支那事變”的企圖完全落空。

2013年10月28日 星期一

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軍事鬥爭

紅軍傳人
劉誌丹,陝甘紅軍和根據地主要創建人之一。
謝子長,陝甘紅軍和根據地主要創建人之一。
習仲勳,兩當起義主要領導人之一,1934年11月任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主席。
  核心提示: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以劉誌丹、謝子長、習仲勳等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創造性運用實踐毛澤東“工農武裝割據”思想,先後以陝甘邊界的正寧寺村塬、耀縣(今耀州)照金、華池南梁為中心區域開展武裝鬥爭,創建了西北第一支正規番號紅軍——中國工農紅軍第26軍,最終建立了以劉誌丹為主席的陝甘邊區革命軍事委員會和以習仲勳為主席的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以南梁為中心的陝甘邊根據地在第二次反“圍剿”鬥爭中,與陝北根據地連成一片,形成陝甘根據地,成為土地革命戰爭後期全國“碩果僅存”的紅色根據地,是黨中央和紅軍長征的落腳點,也是主力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後奔赴抗日前線的出發點,為中國革命的勝利做出了重大貢獻。

  一、“三色”創軍鬥爭和紅軍陝甘遊擊隊的成立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陝西省委根據黨的“八七”決議精神,先後組織發動了清澗、渭華、旬邑等武裝起義,這些起義相繼失敗後,共產黨人在血的教訓中認識到“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的極端重要性。1929年4月,陝北特委在榆林紅石峽召開會議,決定通過“白色”、“灰色”、“紅色”三種方式,創建黨獨立領導的革命武裝。
  根據中央關於加強兵運工作的指示,陝西省委先後派劉誌丹、謝子長等一批共產黨員打入陝、甘、寧軍閥部隊,采用“白色”兵運方式積蓄力量,創建革命武裝。1930年10月,劉誌丹巧襲合水太白鎮,消滅國民黨隴東民團軍譚世麟部第24營,初建南梁遊擊隊,揭開了陝甘邊武裝鬥爭的序幕。後按照陝西省委“借水養魚”的指示,劉誌丹又多次打入國民黨陝、甘部隊,卻在邠縣(今彬縣)、寧縣早勝鎮等地數次遇險,兵運鬥爭屢次受挫。
  1931年9月,劉誌丹等來到南梁,集合當地3支農民武裝,采取“灰色”改造方式在合水倒水灣重建南梁遊擊隊。後在二將川殲敵張廷芝部1個連,擊潰合水民團,到南梁、東華池一帶組織發動群眾進行抗糧抗捐鬥爭。
  10月下旬,南梁遊擊隊與楊仲遠、閻紅彥等率領的陝北遊擊支隊在合水林錦廟(今屬華池)會師,革命武裝發展到700多人。根據陝西省委指示,1932年1月初,會師部隊在正寧北柴橋子村改編為西北反帝同盟軍,總指揮謝子長,副總指揮劉誌丹。
  1932年2月12日,西北反帝同盟軍在正寧錦章村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遊擊隊,下轄2個大隊,1個騎兵隊,1個警衛隊。謝子長任總指揮,李傑夫任政委。陝甘遊擊隊的成立,第一次在西北地區公開打出了中國工農紅軍的旗幟。
  二、寺村塬遊擊根據地的創建與紅二十六軍成立
  紅軍陝甘遊擊隊成立後,先後轉戰旬邑、耀縣、同官(今印台、王益)、宜君、中部(今黃陵)等地,3月中旬回師隴東,以正寧寺村塬為活動中心開辟根據地。
  1932年3月19日,陝甘遊擊隊首次攻打正寧縣城山河鎮未克,退到西坡。20日,部隊開到寺村塬,建立赤衛軍總指揮部。3月下旬,陝甘遊擊隊在寺村塬新莊子召開了有72個村鎮五六百農民代表參加的大會,選舉產生了陝甘邊區革命委員會(亦稱正寧寺村塬革命委員會)領導成員,李傑夫兼任主席。陝甘邊第一個紅色政權由此誕生。
  4月中旬,陝甘遊擊隊南下奇襲旬邑縣城,取得了首次攻克國民黨縣城的勝利。4月下旬,“左”傾錯誤執行者、陝西省委書記杜衡來到陝甘遊擊隊旬邑駐地,撤銷陝甘遊擊隊總指揮部及謝子長總指揮的職務,將部隊改編為第3、第5兩個支隊,劉誌丹、閻紅彥分別擔任支隊長。5月10日,陝甘遊擊隊總指揮部恢複,劉誌丹任總指揮。隨後,陝甘遊擊隊轉戰於鄜縣(今富縣)、洛川、中部、宜君等地,經9次苦戰,至5月底粉碎了敵人的“圍剿”,部隊發展到1500人。
  正當寺村塬遊擊根據地初建之際,杜衡卻命令部隊東進陝西韓城等平原地區創建根據地,致使部隊遭敵重兵圍攻損失嚴重,隻得翻越子午嶺再回隴東。6月下旬,陝甘遊擊隊隊委會先後在寧縣麻子掌和梁掌堡召開會議,決定依托橋山山脈開展遊擊戰爭。會議推選閻紅彥接替劉誌丹任陝甘遊擊隊總指揮,並將部隊改編為2個步兵大隊和1個騎兵大隊。會後李傑夫回省委彙報工作。
  在此前後,陝西省委領導打入國民黨軍隊裏的秘密中共組織,先後發動了10餘次武裝起義,其中主要有:習仲勳、劉林圃於1932年4月組織發動甘肅第一次打出紅旗的武裝起義——兩當起義,建立了陝甘遊擊隊第5支隊;謝子長、焦維熾於1932年5月、7月組織發動兩次靖遠起義,建立了陝甘遊擊隊第4,第1、2、3支隊;高鵬飛、楊林等於1932年7月成功組織發動西華池起義並順利到達寺村塬根據地。
  7月中旬,陝甘遊擊隊開赴正寧湫頭、南邑一帶休整,並將西華池起義到達部隊改編為第3大隊,部隊擴大到500餘人。23日,陝西省委派李艮擔任遊擊隊政委。麵對敵人的重兵“圍剿”,李艮先是延誤戰機,後又死守硬拚,結果部隊3戰皆敗,傷亡嚴重,突圍撤至旬邑馬欄時,隻剩200餘人,寺村塬遊擊根據地由此喪失。8月30日,陝西省委決定由謝子長任總指揮,劉誌丹任副總指揮。9月中旬,謝子長率部奔襲保安(今誌丹)縣城失利。10月,陝甘遊擊隊退入子午嶺山區,因冬季到來給養困難,遂兵分4路到合水、南梁、三原、耀縣等地分散活動。
  1932年8月25日,陝西省委根據黨中央指示,決定創建紅26軍。12月上旬,陝甘遊擊隊各部在合水黑木塬彙合。12月24日,陝甘遊擊隊在宜君轉角鎮(今屬旬邑)正式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26軍第2團,杜衡任紅26軍政委兼紅2團政委,王世泰任團長,劉誌丹任政治處處長。下轄騎兵連、步兵連和少年先鋒隊、政治保衛隊,共200餘人。紅26軍第2團的誕生,標誌著西北地區第一支正規番號紅軍的建立,陝甘邊軍事鬥爭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三、照金革命根據地的創建與紅二團南下受挫
  紅26軍成立後,根據陝西省委指示,在陝甘邊山區開展遊擊戰爭,創建以照金為中心的陝甘邊根據地。
  1933年3月8日,陝甘邊區特委在照金兔兒梁成立,金理科任特委書記,習仲勳任特委軍委書記。3月中旬,陝甘邊區遊擊隊總指揮部成立,李妙齋任總指揮,習仲勳任政委,統一領導照金地區各地方遊擊隊和赤衛軍。4月初,陝甘邊區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在照金召開,選舉產生了邊區新的革命委員會,周冬至當選為主席,習仲勳為副主席。
  4月下旬,國民黨調集4個正規團及6個縣民團兵力,分4路“圍剿”照金。陝甘邊區特委、革委會、遊擊隊總指揮部及紅26軍內外線配合作戰,於6月中旬取得了反“圍剿”鬥爭階段性勝利。此時,杜衡從省委返回紅26軍,於6月17日在照金北梁召開邊區黨、政、軍領導人聯席會議,杜不顧劉誌丹等領導人反對,強令紅26軍放棄照金,南下渭華平原地區建立根據地。部隊南下途中,杜衡又借口向省委彙報離開部隊,後在西安被捕叛變。紅26軍第2團渡過渭河後陷入敵軍重圍,終敗終南山,黨在陝甘邊地區千辛萬苦創建起來的這支正規紅軍武裝,被杜衡的“左”傾錯誤所斷送。
  在紅軍主力南下,敵軍“圍剿”照金根據地的危難時刻,7月21日,駐防耀縣的陝軍騎兵團團長王泰吉率部起義,起義部隊遭敵重兵圍攻受挫後,王泰吉遂率餘部100餘人退入照金,被改編為西北民眾抗日義勇軍大隊。在此前後,耀縣第3支隊和由渭北遊擊第1大隊改編的紅26軍第4團也進入照金。
  8月14日,陝甘邊區特委在照金陳家坡召開黨、政、軍聯席會議,決定成立陝甘邊區紅軍臨時總指揮部,由王泰吉任總指揮。10月前後,劉誌丹等20餘人從終南山脫險輾轉歸來,劉誌丹被任命為臨時總指揮部參謀長。
  10月中旬,敵急調4個正規團和6個縣民團共6000餘人,再次發起對照金根據地的“圍剿”。16日薛家寨陷落。陝甘邊區革命委員會主席周冬至等幹部、戰士和群眾被敵殺害。
  四、南梁革命根據地的形成與一、二次反“圍剿”鬥爭勝利
  1933年10月18日,劉誌丹率陝甘邊紅軍主力北上隴東深夜攻克合水縣城。19日,在寧縣盤克塬與退出照金根據地的陝甘邊區特委後方機關及遊擊隊會合後,先後在慶陽(今慶城)三十裏鋪、城壕川、毛家溝門三戰三捷,殲敵250餘人,粉碎敵人“追剿”。
  11月3日至5日,陝甘邊黨政軍領導人在合水包家寨召開聯席會議,會議決定撤銷陝甘邊區紅軍臨時總指揮部,恢複紅26軍,新組建第42師;建立三路遊擊區及遊擊總指揮部,第一路遊擊區以安定為中心,第二路遊擊區以南梁為中心,第三路遊擊區以照金為中心,三路遊擊區又共同以南梁為中心,紅26軍居中策應,並沿橋山子午嶺山脈向南北發展,建立以南梁為中心的陝甘邊根據地。包家寨會議成為陝甘邊武裝鬥爭由失敗走向勝利的轉折點。
  11月8日,紅26軍在合水蓮花寺重建,新成立第42師。王泰吉任師長,劉誌丹任參謀長。下轄第3團、騎兵團,共500餘人,戰馬200餘匹。不久王泰吉離任,劉誌丹接任師長。紅26軍42師成立後,兵分東、西兩路出擊掃蕩南梁地區反動地主武裝,為建立根據地掃清了障礙。至1934年2月,第二、第三路遊擊總指揮部相繼成立。
  1934年2月25日,陝甘邊區第二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在南梁小河溝四合台村召開,選舉成立了習仲勳任主席的陝甘邊區革命委員會。5月28日陝甘邊區特委重新恢複,同時成立了陝甘邊區革命軍事委員會,劉誌丹任主席。7月,陝甘邊區特委做出《七月決議》,對根據地黨的建設、政權建設、紅軍建設、土地革命、群眾工作、遊擊戰爭等各個方麵提出了新任務,以南梁為中心的陝甘邊根據地進入了大發展時期。
  11月1日至7日,陝甘邊區工農兵代表大會在南梁荔園堡召開,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成立,習仲勳當選為主席,下設土地、勞動、財政、糧食、肅反、工農監察、文化、婦女等委員會。同時,還選舉成立了陝甘邊區革命軍事委員會和赤衛軍總指揮部,劉誌丹任軍委主席,朱誌清任赤衛軍總指揮。會議還通過了關於政治、軍事、土地、財政、糧食等一係列文件法令。
  以南梁為中心的陝甘邊根據地形成之際,1934年2月,國民黨調集8個團的正規軍及各地方民團,總兵力達1萬餘人,對根據地發動了第一次“圍剿”。劉誌丹等決定率紅42師出擊外線尋機殲敵,地方遊擊隊、赤衛軍堅守內線,牽製敵人。至5月底,陝甘邊主力紅軍經過大小30多次戰鬥,殲敵3000餘人,勝利地粉碎了敵人的第一次“圍剿”。1934年冬,紅26軍42師第1團、第2團以及西北抗日義勇軍相繼建立。到1935年初,陝甘邊根據地區域東至宜川、西到定邊、南接耀縣、北迄靖邊,縱橫數百裏。以南梁為中心,在陝西保安、安塞、甘泉、鄜縣、宜川、中部、宜君、旬邑、淳化、耀縣和甘肅慶陽、合水、寧縣、正寧等縣的部分農村建立了工農政權。
  1935年2月初,國民黨調集陝、甘、寧、晉、豫5省軍閥部隊20多個團共4萬餘人,對陝甘邊、陝北革命根據地同時發動了第二次“圍剿”。2月5日,陝甘邊區特委和陝北特委在安定周家召開聯席會議,決定成立西北工委和西北軍委,由劉誌丹任軍委主席(一說謝子長),統一指揮兩塊根據地反“圍剿”鬥爭。就在反“圍剿”鬥爭即將開始之際,陝甘紅軍和根據地的創始人之一謝子長,因在此前的清澗河口鎮戰鬥中負傷後惡化,於2月21日在安定燈盞灣不幸犧牲。
  2月18日,劉誌丹起草並發布西北軍委反“圍剿”動員令和作戰命令。5月1日,紅26軍42師第3團、西北抗日義勇軍與紅27軍84師在安定白廟岔村會師,組成西北紅軍主力兵團。同時,西北軍委前敵總指揮部成立,劉誌丹兼任總指揮。經過5個多月的反“圍剿”鬥爭,殲敵正規軍5000餘人,解放了安定、延長、延川、安塞、靖邊、保安等6座縣城,打通了陝甘邊、陝北兩塊根據地聯係,勝利地粉碎了敵人的第二次“圍剿”。陝甘紅軍發展到5000餘人,遊擊隊擴大到4000餘人,根據地發展到有30餘縣的廣大紅色區域,陝甘根據地由此形成。
  五、第三次反“圍剿”鬥爭勝利及革命大本營的形成
  1935年7月,蔣介石再次調集總兵力達15萬人的國民黨軍,對陝甘根據地發動了第三次“圍剿”。劉誌丹指揮西北紅軍主力兵團先後取得了三皇峁、老君殿、高家塌、慕家塬、定仙、橫山戰鬥的勝利。
  9月16日,西北紅軍主力兵團與長征到達延川永坪鎮的紅25軍會師,17日組建紅15軍團,徐海東任軍團長,程子華任政委,劉誌丹任副軍團長兼參謀長。紅25、26、27軍依次改編為75、78、81師,全軍團共7000餘人。紅15軍團成立後,在劉誌丹、徐海東指揮下,先後取得了勞山、榆林橋戰鬥的勝利。然而南線東北軍又重新組織6個師的兵力發起進攻,陝甘根據地敵情依然嚴峻。恰在此時,黨中央和毛澤東率中央紅軍於10月19日到達陝甘根據地吳起鎮。11月20日至24日,紅一方麵軍第1、第15軍團發起直羅鎮戰役,全殲滅東北軍1個師又1個團。11月30日,毛澤東在兩軍團營以上幹部會上指出:“直羅鎮一仗,中央紅軍和西北紅軍兄弟般的團結,粉碎了賣國賊蔣介石向陝甘邊區的‘圍剿’,給黨中央把全國革命大本營放在西北的任務,舉行了一個奠基禮。”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瓦窯堡會議,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策略。隨後,紅一方麵主力以“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的名義,於1936年2月中旬至5月初進行了東征。1936年4月14日,陝甘紅軍和根據地的創始人之一劉誌丹在山西中陽三交鎮戰鬥中不幸犧牲。5月,紅一方麵軍組成西方野戰軍進行西征,陝甘根據地擴展為陝甘寧根據地。10月,紅一、二、四方麵軍在會寧、靜寧地區勝利會師後抵達陝甘寧根據地。
  “盧溝橋事變”後抗戰全麵爆發,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1937年8月25日,中央軍委發布紅軍改編為八路軍的命令,隨後八路軍主力從陝甘寧根據地出發奔赴抗日前線。9月6日陝甘寧邊區政府成立。
  以紅26軍戰鬥曆程為主線的陝甘邊根據地創建發展史,是一部波瀾壯闊的革命史、艱苦卓絕的鬥爭史、可歌可泣的英雄史。在如火如荼的鬥爭歲月中,陝甘邊黨政軍民用鮮血和生命培育和鑄就了偉大的“南梁精神”,彪炳史冊,光耀千秋。

2013年10月27日 星期日

冀熱遼抗日根據地


    冀熱遼抗日根據地是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晉察冀抗日民主根據地的組成部分,是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在抗日戰爭時期所創建的19個重要解放區之一。
  抗日戰爭爆發後,1937年10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派李運昌到冀東,與中共京東特委負責人胡錫奎等配合,開辦遊擊戰訓練班,培養軍事幹部,組建抗日遊擊隊,在遷安、遵化等地開展遊擊戰爭。1938年初,晉察冀軍區按照中央要求派出鄧華支隊向北平以西地區發展,活動在晉西北的宋時輪支隊也轉調平西,同鄧華支隊合併,組成八路軍第四縱隊,並從平西向冀東挺進。7月,在中共冀熱邊特委領導下,包括開灤煤礦工人在內的冀東人民舉行抗日武裝大起義,組建冀東抗日聯軍。八路軍第四縱隊與冀東抗日聯軍會合後,10月,冀東抗聯在西撤平西整訓途中遭日偽軍重兵圍攻,受重大挫折,李運昌率領2000余人突圍返回豐潤、灤縣、遷安等地,與原留守部隊一起,繼續堅持冀東的抗日遊擊戰。他們依靠群眾,艱苦奮戰,頑強抗擊了日偽軍的連續“掃蕩”、“清鄉”,恢復和發展地方黨組織,度過最困難時期,為開闢冀熱遼根據地奠定了基礎。
  1939年1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會同晉察冀軍區,組建中共冀熱察區委員會和肖克任司令員的八路軍冀熱察挺進軍,任務是鞏固平西,堅持冀東,開闢平北,創建冀熱察抗日根據地。在1940年的“百團大戰”中,冀東軍民向北寧路沿線各地日偽軍據點展開全線出擊,使冀東遊擊根據地連成一片。
  日偽軍為摧毀冀東抗日根據地,連續進行了“治安強化運動”,以重兵實行“治安肅正”,反覆“掃蕩”,推行“集家並村”,製造“無人區”和所謂“絕緣地帶”,妄圖阻止八路軍和抗日武裝的發展。1941年1月下旬,日軍在“掃蕩”豐潤縣潘家峪時,殘酷屠殺村民1230余人,燒燬房屋千余間,製造了駭人聽聞的潘家峪慘案。1942年8月,日偽軍4.6萬餘兵力,對冀東抗日根據地進行分區“清剿”。冀東軍民利用群眾條件好,群眾武裝多等有利條件,對日偽軍作戰20余次,先後殲滅日偽軍5000余人,攻克、逼退敵據點20余處,根據地和抗日武裝得到發展壯大,軍民士氣大大提高。隨後,在反日偽軍第四次“治安強化運動”中作戰70余次,共殲滅日偽軍4900余人,俘偽軍991人。其中,擊斃日軍田蒲少將、偽治安軍總署顧問高宇麻大佐、綠川中治大佐、製造潘家峪慘案的佐佐木大佐等日軍2000余人。
  到1943年夏,冀東抗日根據地人口達到363萬,地域擴展到長城以北、熱河邊境地區。7月,中共晉察冀邊區第十三(冀東)地委改建為中共冀熱邊特別委員會,同時建立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冀熱邊特別區行署、晉察冀軍區第十三軍分區,實行一元化領導,由李運昌任特委書記、行署主任、軍分區司令員兼政委。1944年9月以後,冀熱邊抗日根據地和遊擊區已經發展到南抵渤海,北達朝陽、赤峰,西臨潮河,東到遼寧西部的廣大地區。
  1943年夏,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進入反攻階段,中國的抗戰形勢也發生了新的變化。按照黨中央和北方局的要求,冀熱邊特委領導冀東軍民舉行了多次大規模的反“掃蕩”作戰和反攻作戰,使冀熱邊根據地有了很大發展。到1944年底,東至山海關和秦皇島,西抵平津近郊,南達唐山周圍,抗日縣政權發展到25個,轄10800個行政村、559萬人口、主力部隊發展到近2萬餘人、民兵28萬。1945年1月,中共冀熱遼區委員會、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冀熱遼行署、冀熱遼軍區成立。從5月開始,冀熱遼軍區奉命以主力向外線出擊,解放錦承路以南廣大地區,擴大了解放區,直通北平和天津近郊區,並相機深入錦承路北開闢熱河、遼西地區。到7月,冀熱遼區的抗日縣政權發展到31個,武裝部隊發展到3萬餘人,為大反攻創造了條件。
  1945年8月9日,毛澤東發表《對日寇的最後一戰》的聲明,朱德總司令向我抗日軍民連續發佈七道進軍命令。冀熱遼軍區按照黨中央、中央軍委的命令和晉察冀軍區的部署,派主力部隊和地方幹部1.3萬餘人出關,分三路挺進東北。留在冀東的部隊,繼續猛烈地向日偽軍作戰,解放了冀東除鐵路線外的18座縣城,殲敵3萬餘人,繳槍2萬餘支,把冀中同平北根據地連成了一片。冀熱遼抗日根據地,成為收復東北的前進基地,又為以後部隊進軍東北開闢出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