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28日 星期四

黎蜗藤:“中国”的防空識別區不符合國際法

黎蜗藤:“中国”的防空識別區不符合國際法
“中国”的防空识别区不符合国际法中国在日前突然宣布设立防空识别区,范围覆盖日本韩国的争议领土,与日韩的识别区大面积重叠。“中国”还规定凡是进入防空识别区的飞机都要向中国申请备案。“中国”单方面的宣布不出意外地掀起了轩然大波。美国、日本和韩国甚至台湾都反应剧烈。美国宣布不承认“中国”单方面设立的防空识别区,并派出了B52轰炸机在东海 上空飞行。美国军方强硬地提出三不政策,不会提交飞行计划,不会预先无线电通告,不会对频段注册。东海局势骤然升温,三十年来战争的危机从来没有离东亚人 民如此之近。“中国”指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持双重标准,理由是美国日本和韩国早在几十年前已经开始设立防空识别区了。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美国这么“蛮横”。不得不说,这个说法并不成立。不要被“防空识别区”这个表面看上去一样的名词所混淆,其实在这个名词下中美之间却对应着不同的概念。美国的防空识别区是一个对内的命令。它规定了美军在飞行器(包括本国和外国)飞越这个空域的时候应该如何去做,以及本国的飞机在这个空域应该如何去做。但是美国的防空识别区并没有要求外国飞机飞越识别区的时候要如何做。比如美军司令员手册中写明:美国不承认沿岸国把防空识别区的程序应用于不准备进入本国领空的飞行器之上的权利,美国也不会把这个程序应用于不准备进入美国的飞行器之上。同时,美国的 军事飞行器在不准备进入他国领空的情况下,也不应该向对方表明身份,也不应该遵守他国所制定的关于防空识别区的程序,除非美国特别同意这么做。(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recognize the right of a coastal nation to apply its ADIZ procedures to foreign aircraft not intending to enter national airspace nor does the United States apply its ADIZ procedures to foreign aircraft not intending to enter U.S. airspace. Accordingly, U.S. military aircraft not intending to enter national airspace should not identify themselves or otherwise comply with ADIZ procedures established by other nations, unless the United States has specifically agreed to do so.)同时,美国在实践中,也不要求只是飞越防空识别区的外国飞机遵从其为本国飞机制定的程序。美国尽管空军实力强大,也会对进入防空识别区的外国飞行器进行监控,但从来没有试图在法律上去管理一块不属于自己的空域。美国帮助日本设立的防空识别区也是如此。反观中国,尽管套用了“防空识别区”的名头,实际上却大大扩充了美国的防空识别区的内涵。我们不妨来分析一下这个规定。一、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东海防空识别区(以下简称东海防空识别区)飞行的航空器,必须遵守本规则。注:所有飞机,不管外国和本国飞机都必须遵守该规则二、位于东海防空识别区飞行的航空器,必须提供以下识别方式:(一)飞行计划识别。位于东海防空识别区飞行的航空器,应当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或民用航空局通报飞行计划。(二)无线电识别。位于东海防空识别区飞行的航空器,必须开启并保持双向无线电通信联系,及时准确回答东海防空识别区管理机构或其授权单位的识别询问。(三)应答机识别。位于东海防空识别区飞行的航空器,配有二次雷达应答机的应当全程开启。(四)标志识别。位于东海防空识别区飞行的航空器,必须按照有关国际公约规定,明晰标示国籍和登记识别标志。注:外国的飞行器“必须”遵守”中国”单方面划定的规则,不论是有意进入”中国”领空的飞机还是仅仅穿越“防空识别区”的飞机,都要事先递交飞行计划。三、位于东海防空识别区飞行的航空器,应当服从东海防空识别区管理机构或其授权单位的指令。对不配合识别或者拒不服从指令的航空器,”中国”武装力量将采取防御性紧急处置措施。注:外国飞行器在飞越这个区域时,应当服从”中国”武装力量的管理和指令。可见,中国所设立的防空识别区,尽管试图通过一个名字让国际相信她是依从了国际惯例,但实际上却违反国际法,单方面地扩大了”中国”的空中管制范围,企图在法律上把大片公共空域变成受”中国”管理的空域。在公共空域,”中国”最多可以说自己在这个区域会监视别国飞机(这是对自己的要求),但无权要求别国飞机受”中国”的管理。试问,其他国家如何能接受这个单方面的措施?所以,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剧烈的反应是正常的,从国际法的角度看也是正当的。要是他们默认了中国的防空识别区,就等于默认了中国对东海上空这个公共空域的 管理权,这当然是他们不能接受的。在东亚,日本和韩国都是美国最坚固的盟友,美国自己也一直是航海航空自由的最主要倡导者,于情于理,美国首先出头是再正 常不过了。”中国”要设立防空识别区是可以理解的,也有国际惯例可循(尽管在几天之前中国还一直不承认这个国际惯例),如果按照国际惯例在适合的时间设立也断然不会招致如此大的反应。但这次贸然设立这样的防空识别区显然是一种外交冒进:第一不符合国际法,第二时机也不恰当,第三触动了美国的核心权益(航海自由)。”中国”军方这样的做法只会徒然加剧钓鱼岛发生危机的可能,更成功地亲手把美国推向日本的一方,甚至还把美国推到了东海对抗的第一线。可以预见的是,美国以后会高调而经常性地在东海进行这种不通告的穿越飞行。”中国”军方将不得不面对尴尬的情形。要制止美国这种“违法”的行为,既于理无据,又实力不足;听而任之,又会遭到被豪言所鼓动起来的民意的反噬,真是一种得不偿失的做法。防空识别区压缩了”中”日之间的缓冲空间前天中国单方面宣布设立防空识别区,把东海一大片海域都划入了该区域,距离日本的最近处仅仅130公里,距离韩国最近处也仅仅为100公里左右,不仅钓鱼 岛在此区域内,就连”中”韩之间的领土争议地苏岩礁也被包括在内。中国单方面的行动不出意外地引起周边国家的反应,日本提出抗议,而美国呼吁中国要冷静。注重立场的”中国”的专家是最无奈的,前一阵子还费尽脑汁地论证(美日)防空识别区在国际法上是非法和无效的,现在又要重新论证防空识别区符合国际法。有些专家甚至还论证,可以对进入防空识别区的飞行器进行击落。在国际法上可以对进入防空识别区的外国飞行器进行击落吗?当然不可以。在国际法上,除非这个飞行器进入了领空,该国才有权进行击落。所谓领空,就是领土+ 领海的上空。而领海,仅仅只是基线以外12海里的海域。因此,对仅仅进入防空识别区的外国飞行器击落是违法国际法的。事实上,美国和日本设立防空识别区几 十年,进入这个识别器的外国飞行器无数,从来没有因此而击落别国飞机的记录。”中国”在过去几年,闯入日本的防空识别区多次,也从来没有被日本击落。对于进入 防空识别区的飞机最多只能采取警示和伴飞的行为。伴飞,也就是拦截,其实是相当危险的一种猫鼠游戏。一旦撞机,就会机毁人亡。因此,说白了,所谓防空识别区,只是一个国家制定的一条线。对于未经协商的其他国家完全没有约束力。对于这点例外的只有盟国之间,比如澳洲和新西兰,台湾 (大陆和美建交前)和日本,它们之间互相承认防空识别区,并协调防卫。美国随即声明,不承认”中国”单方面设立的防空识别区。这点除了和日本有关之外,还和韩 国有关,这个地区是公海,美韩之间的军演也多处于这个区域。可见,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在法理上并不能起到阻止日本飞机进入这个区域的作用。”中国”对此只能采取紧急升空等应对措施。当然最关键还是在钓鱼岛空域。”中国”宣布了这个识别区,就等于单方面部分地宣布了对钓鱼岛空域的管制。此后日本会不会按照几十年来一样的做法在实际控制的钓 鱼岛巡航将是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无论从哪个意义来说,这个防空识别区的设立,都大大压缩”中”日之间的缓冲区间,一下子测试三方的底线,极大地加剧”中”日美三 国之间冲突的危险。在日本而言,如果因为”中国”的宣布防空标识区就废除实行几十年的常规巡航是不可想象的。而美国刚刚再次重申美国承认钓鱼岛是在日本的实际控制之下,也看不到 立场退后的可能。而在”中国”,如果日本继续巡航,那么按照中国专家的说法,中国空军将有责任把它击落,如果不击落,就是自打嘴巴。如果击落,就会导致”中”日美 之间直接的军事冲突。幸亏,我们知道”中国”的专家说的话都是不能做准的。在军方的正式文件中,仅仅看到“对不配合识别或者拒不服从指令的航空器,‘中国’武装力量将采取防御性紧急处置措施。”而没有明确说出这个措施是什么。这说明在”中国”政府方面还预留了一定的缓冲空间。最近,”中”日局势出现一定程度的缓和,”中国”派密使访日,而日本企业家代表团受到”副总理”汪洋的接见。这些都向着良好的方面发展(尽管缓慢)。在这个氛围之下, ”中国”单方面突然提出这个防空识别区,只能再次加剧而不是缓和”中”日之间的矛盾,而且无助于钓鱼岛问题的解决。这是令人遗憾的。从历史的角度看钓鱼岛默契之破坏钓鱼岛争议是”中”日现阶段的主要矛盾,而矛盾的焦点之一是中国要求日本承认“钓鱼岛主权存在争议”,而日本坚决否认。”中国”因此指责日本破坏了中日老一辈领导 人之间的默契,因为“钓鱼岛存在主权争议”是当年默契的内容。此外,”中国”又认为日本“钓鱼岛国有化”是破坏这个默契的开始。因此,日本是”中”日矛盾激化的唯 一责任方。从现实的角度来说,“钓鱼岛主权不存在争议”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我在多次论证过,钓鱼岛存在主权争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正如苏岩礁、黄岩岛、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都存在主权一样。无视这个现实而硬要说钓鱼岛不存在主权争议,就像”中国”说黄岩岛不存在主权争议一样只是鸵鸟政策。但本文的重点不在于此,而是希望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回答几个问题。第一,为什么日本认为钓鱼岛不存在主权争议?第二,到底在历史上,”中”日达成过什么默契?第三,在后来几十年中,这种默契是如何被打破的?(一)”中”日有没有钓鱼岛存在主权争议的默契?关于”中国”和日本在70年代有关钓鱼岛的谈判问题,我在《日本到底有没有说过搁置争议》一文中已经讨论过了。通过对史料的分析,我得出了三点的结论:第一,在中日谈判中,”中国”是主动回避钓鱼岛问题的一方。第二,“搁置争议”是”中国”单方面提出的政策。日本确实既没有这种说法,也未明确承认这种说法。第三,日本和”中国”确实有默契。但是双方对默契的内容认识并不一致。”中”方认为默契的内容是“对钓鱼岛主权问题搁置争议”,但是日方认为默契的内容是“不涉及钓鱼岛的问题”。这两点存在微小但明确的差别。既然是默契,也就是说没有明文,也就是说很难确证到底默契的是什么。关于第三点的逻辑,我认为日本人的逻辑是“要搁置争议,首先就要涉及问题并承认存在争议,既然问题还没有涉及,那就不存在承认‘存在争议’这个命题了。”有的读者表示难以理解这个逻辑。其实要理解这个逻辑并不难。钱钟书在《围城》中举了一个例子。有个叫褚慎明的哲学家在回答方鸿渐的提问时说:“哲学家碰见问题,第一步研究问题:这成不成 问题,不成问题的是假问题pesudoquestion,不用解决,也不可解决。假使成问题呢,第二步研究解决,相传的解决正确不正确,要不要修正。你的 意思恐怕不是问我研究什么问题,而是问我研究什么问题的解决。”日本的逻辑基本上与此一致。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当年领导人在会谈时用词一直是很审慎的,完全避开了“钓鱼岛主权问题”这个提法。比如田中和周恩来会谈,中方材料是这样的。田中问:“借这个机会我想问一下贵方对尖阁列岛的态度。”在周恩来提出不想谈之后,田中又说:“好,不需要再谈 了,以后再说。”而日方材料的表述是这样的。田中说:“您对尖阁列岛怎么看?不少人向我提到这个问题。”可见两个记载都没有出现“钓鱼岛主权问题”或者 “钓鱼岛存在主权争议”的表述。而在田园直会见邓小平的时候,田园直的描述为:“我向邓小平’副总理‘提出的并非再发生上次之类(指’中国‘渔船进入钓鱼岛海域,笔者)的事件就麻烦,而是以尖阁 列岛之归属问题为前提,主张日本之立场后,才提出今后在发生类似事件就麻烦,并强烈要求不要再发生那种事。”邓小平的回答为“依现况即可,不会在发生那种 侵犯领海的事”。从这两次会谈来看,日方领导人都没有在字面上提出钓鱼岛主权存在争议,田中的表述是要询问中国对钓鱼岛的态度,而园田直提出的是”中国”渔船进入钓鱼岛海域所引发的外交问题。因此,在”中”日一系列的和谈中,日本领导人都没有在口头上明确承认过钓鱼岛存在主权争议一事,也没有说过“搁置主权争议”,更不要说以白纸黑字的形式写下来。这也是为什么日本官方现在对“钓鱼岛主权存在争议”能够疾口否认之故。当然,没有明确承认主权争议一事并不等于没有主权争议。日本在口头上自然可以依据文档说自己没有达成这个默契。但如果我们不纠结于在外交上用于斤斤计较的精细表述,而着眼于中日默契的实质的时候,我们还是有把握地说,日本当时知道钓鱼岛存在主权争议,也愿意把它放在一边不理会。这和”中国”达成了默契。至于这算不算大家达成了搁置争议的共识,那就是花开两朵的事了。(二)默契的内容是什么?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当时所达成的默契,并不是只有“搁置争议”一事,而是还有其他内容。除了钓鱼岛存在争议的问题外,我认为还包括至少以下两点:第一,”中国”大陆渔船和公务船只不驶入钓鱼岛海域,”中国”政府阻止中国公民登岛。这个态度可以用会谈期间的实例说明。在1978年,”中国”大陆渔船靠近钓鱼岛,引发了第一次中日之间的钓鱼岛外交事件。在日方抗议之下,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 承志在访日商谈时说:“’中国‘不打算再争论这个问题,’中国‘的渔船不再进入这个地区。”,同时国务院副总理耿飚表示:“此事并非故意,系偶然发生之事件。”而 邓小平和园田直会谈讨论到这个事件时说:“依现况即可,不会再发生那种侵犯领海的事。”事实上,由于领导人的表态非常清晰,我们甚至不能认为这是“默契”,而是一种公开的“承诺”。因此,大陆渔船和公务船不驶入钓鱼岛海域这个当时”中国”的承诺,非常清楚地属于当时”中”日协议的一部分。”中国”政府是否承诺过阻止公民登岛没有明确记录。但是如果”中国”承诺了渔船不接近钓鱼岛,那么不让大陆公民登岛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事实上,在2003年之前, 保钓运动的组织和参加者都是台湾和香港人。在1996年之前,”中国”都不允许大陆有保钓团体。直到2003年,大陆才有第一次的保钓行动。因此,”中国”政府阻 止”中国”公民登岛很可能也是中日默契的一部分。第二,日本不派公务员登岛,对钓鱼岛不开发。同样也没有任何文字可以证明在1978年签订和平条约之前日本对中国作过如此承诺。在1979年,日本在钓鱼岛修建直升飞机停机坪,引发了”中国”的抗议。当 时中国外交部亚洲局局长沈平提出抗议,他说:“关于钓鱼岛问题’中‘日两国同意留待将来解决,日本的行为明显违反‘中’日之间‘同意事项’,希望日本以大局为重, 不要损害两国关系”。对此,日本外务省否认有此“同意事项”。不过日本随后中止了对钓鱼岛进行进一步的由政府主导的开发。因此,也可以认为,在1979年 ”中”日之间也很可能建立了日本政府不开发的默契。事实上,日本政府一直到现在还是遵守这个默契。尽管”中国”一直认为日本为了钓鱼岛下的石油才争夺钓鱼岛,但事 实上日本在1972年之后从来没有在钓鱼岛海域进行石油探测。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当时并没有做出日本公民不登岛的默契。在1978年到2002年间,日本人登岛次数颇多,还多次在岛上建立灯塔。这表明,在日本政府 理解中,日本人登岛是”中”日默契范围以外的事。但是,由于后来每次日本人登岛都会引起中国的抗议,日本政府为了避免外交纷争,于是开始对日本人登岛持反对态 度。在1997年,日本石垣市议员和一名记者登岛,日本海上保安厅曾经对他们劝告,理由是他们没有得到岛主(栗原家族)的允许,但是由于保安厅也没有岛主 的授权禁止他人登岛,最后也无法阻止议员和记者的登岛行动。这表明,在当时的产权结构和法律框架下,日本政府无法阻止公民登岛。日本政府最终在2002年 租借钓鱼岛,并在2004年以租客的身份规定,没有日本政府允许,日本人不得登岛。有了这样的法律和产权保障,日本在其后多年间没有发生一起公民登岛事件 (除了登岛逮捕来自中国的登岛者)。由此可见,日本后来在事实上对”中国”做出“默契”之外的让步。综上所述,客观说来,当时”中日”之间达成的默契大概有三点:第一,搁置钓鱼岛问题。”中国”理解为搁置主权争议,日本理解为搁置钓鱼岛外交纷争。各自表述。第二,”中国”承诺公务船和渔船不进入钓鱼岛海域,并阻止”中国”大陆公民登上钓鱼岛。第三,日本不在钓鱼岛上开发,也不派公务员驻守钓鱼岛。”中国”方面对中日之间达成的默契通常只强调了“搁置争议”这一项,而对其他的默契避而不谈。这和日本不承认钓鱼岛主权存在争议一样,都是片面地解读了历史,无助于对历史事实的客观认识。(三)默契是如何被打破的?在1979年之后,这些默契一直都被双方老一辈的政治家所遵守,”中”(大陆)日在钓鱼岛海域也相安无事。在70年代和80年代,香港和台湾都有声势浩大的保 钓运动。在此期间,日本有多次显示主权的行动,比如:日本人多次登岛并建立灯塔,栗原家族从古贺家族购买钓鱼岛,日本政府把部分岛屿续租给美军,驱逐台湾渔船等,但是大陆都没有什么动静。这表明,日本人的这些行动都在默契范围许可之内,而这些默契直到90年代初都被很好地遵守。”中”日钓鱼岛问题再次出现争议在1992年,中国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宣布的海岸基线包括钓鱼岛。日本提出抗议。这是70年代后”中”日之间第一次在钓鱼岛问题上出现激烈交锋。如果这属于打嘴仗的话,那么1996年就是一个新的开端。日本在该年也通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在颁布的专属经济区图中把钓鱼岛视为日本领土的一部 分。此事激发起第三次保钓运动,香港保钓人士陈毓祥在企图登岛时不幸溺水而死,激化了大规模的保钓浪潮。这成为了”中国”大陆在钓鱼岛问题上改变态度的契机。 在一向没有保钓运动的大陆也出现第一个官方许可的保钓组织。官方《人民日报》在10月18日刊登以“钟严”为笔名写成的《论钓鱼岛主权归属》的文章,第一 次系统叙述了”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法理依据。同时从1996年开始中国调查船较为频密地出现在日本海域(日方所认定的),而其中有少数驶入了钓鱼岛毗连 区。这三件事成为了钓鱼岛问题开始全面影响”中”日关系的标志。由于日本人登岛的问题一直对”中”日关系造成困扰,日本政府于是在2002年租借钓鱼岛以禁止日本人登岛。这在日本看来其实是一个对”中国”的让步,但却被”中国”视为一种冒犯。于是在2003年,”中国”政府第一次允许中国大陆所组织的前往钓鱼岛的保钓运动。在2004年第一次中国大陆公民成功登岛。如果说中日双方什么时候第一次在行动上打破默契,那么默契就是在此时开始打破的。接下来的事就众所周知了。2008年,”中国”公务船第一次开入钓鱼岛海域,明确打破了”中”日之间的默契。2010年,”中国”渔船不但开入钓鱼岛海域,更与日本公 务船碰撞,引发詹其雄事件。2012年,日本提出购岛,”中国”则再有人登上钓鱼岛。最后日本通过购岛案,”中国”则对钓鱼岛进行“常规性”的巡航。现在”中”日都声称对方是破坏默契的始作俑者。从以上分析看来,要说谁是谁非,其实还相当不容易。当然,事到如今,再指责谁是谁非意义已经不太大了。两个政府应该向前望,共同找出和平解决钓鱼岛危机的方法。

中共制度致民老无所养 3800万人无奈弃保

近千亿元。中共的制度导致民众陷入无奈境地,官方数据显示,今年累计中断缴社保的人已有3,800万。(网络图片)
中共制度致民老无所养3800万人无奈弃保 
【2013年11月28日讯】(纪元记者任义报导),虽然中共人社部极力想证明养老金不缺钱,但中共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若剔除财政补贴,养老保险已经陷入收不抵支的境地,缺口近千亿元。中共的制度导致民众陷入无奈境地,官方数据显示,今年累计中断缴社保的人已有3,800万。

制度顽疾暴露养老金亏空千亿

中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11月26日对外披露了2003-2012年中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情况。此次人社部对近10年中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相关数据进行了汇总。官方信息显示,10年间职工养老保险参保总人数年均增长

8.2%,抚养比,即参保职工人数/离退休人数,在2012年达到3.09,年均增长0.7%;到2012年底,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22,968亿元,比2003年增加21,204亿元,年均增长33%。虽然中共人社部试图力证养老金不缺钱,并且3.09名在

职职工养一个退休职工,看起来似乎绰绰有余。但从中共财政部27日公布的2012年中国社会保险基金决算看,已经出现养老金资金趋紧的迹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2012年收入18,300亿元,其中,基本养老保险费收入15,027亿元,本年支出13,948亿元。保险费收入与支出相减余额为1,079亿元,而在2011年,这一余额尚达1,317亿元。

并且,从年初公布的2013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看,情况更加不乐观:2013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18,791亿元,其中保险费收入15,501亿元,财政补贴收入2,669亿元。与此同时,支出达到16,460亿元,也就是说,若剔除财政补贴,养老保险已经陷入收不抵支的境地,缺口近千亿。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褚福灵表示,对养老保险的财政补贴过去十几年基本维持在总收入的13% - 14%左右。人社部靓丽的数字无法掩盖现行养老保险制度的顽疾:财政补贴所占比例仍然偏高,制度自身的不可持续性被不断的征缴扩面和大规模的财政补贴掩盖了。

中共制度致民众放弃社保

日前有中国民众在网络上发出“每月定存500元,养老不再靠国家“的提议,代表着民众现下的情绪。现在的确有越来越多的人在选择中断缴纳社保。官方数据显示,今年累计中断缴社保的人有3,800万。一边在担心未来养老,一边又抛弃中共的社保制度,成了民众无奈的选择。

10月底,中共总理李克强在中国工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表示,中国大概有3亿多人参加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今年有累计3,800万人中断缴保险。而9月份,在2013中国养老金国际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珍也曾提出,在人社部做的一项调查中,有23%的工作人口中断了缴费。据中共官媒11月28日报导,来自湖南的胡女士今年55

岁,在广州打工19年,其间一共买了10年的社保,本想着明年就退休回老家,但经过多方打听后发现,她根本无法在广州退休。胡女士无奈地表示,现在一是中断社保,仅保留个人帐户内

缴纳的资金和利息回老家;二是根据老家的政策,把现有的保险关系转移过去,但社会统筹部份无法转移,只能转移个人帐户的资金,则需重新在当地购买社会保险。因缴纳的社会保险年限比较长,所以还在犹豫是否中断,但自己认识的很多外来务工人员回老家,大都选择了中断社保。

按照中共的社保制度,社保一旦中断,也就意味着已达退休年龄的民众将因参保年限不够而无法领取退休金。并且根据各地方政府的不同政策,买房买车都将受到很大的影响。更重要的是,由于中断期间的个人帐户未有资金进入,计算养老金时会有亏损。

个人帐户空帐已超2万亿

在职人员的社会统筹部份资金用于当期支付已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个人帐户的资金用于积累,用来保证参保人退休时使用。表面上来看,中断社保属个人行为,但实际因中共的制度而影响到整个社保体系。

目前很多地方每年的养老保险金支出远远大于收入的额度,而地方政府的主要解决方法除了增加财政补贴外,就是挤用个人帐户资金应对当期发放,从而造成个人帐户空帐。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此前发布的《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2“显示,截至2011年12月底,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帐户记帐金额约为2.5万亿元,但实际上帐户里做实的仅有2,703亿元,个人帐户空帐已超两万亿。当期支付的部份已经支付,应当积累的部份却未能实现积累

,这样的结果就是,个人帐户资金如不能弥补,现在正在交付个人帐户养老金的职工,在未来退休领取养老金时将会因缺口巨大而无养老金可领取。

日有所思 - 老軍人之死

日有所思 - 老軍人之死 
fuck off nigeria 2006-09-06 

今年十一月和平紀念碑前的儀式,大家都會深感少了一人,就是老軍人艾華士Jack Edwards。他原是威爾斯人,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自願入伍,戰後長期住在香港,任英國皇家退伍軍人協會(香港及中國)分會主席,為戰俘、軍人及他們的遺孀爭取權益。我認識他的時候是九七前幾年,那時我們正極力為香港人爭取居英權,認為英國政府有責任給香港人一個選擇,而在香港居民之中,英軍的遺孀的理據更加有力,人數又少,實在毫無拒絕之理,但英政府仍是十分冷漠,到了差不多最後一分鐘,艾華士才取得成功。 

正如我們當年所說,絕大多數香港居民無意離開,而艾華士本人及很多退伍軍人和他們的家人,九七年後仍然留居香港。那時,艾華士又要爭取回歸後繼續在和平紀念日,在和平紀念碑前舉行儀式,悼念在第一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為保衞香港而陣亡的軍人,但特區當局認為這個儀式是大不列顛的傳統,政治不正確而決定取消,後來又另立了一個政治正確的儀式,每年重陽節在大會堂舉行。和平紀念碑前的儀式,只能以私人形式延續,由香港退伍軍人聯會主辦邀請,血紅的罌粟花圈,就由艾華士那個分會負責供應,得到的款項用作退伍軍人及家人的福利。向陣亡軍人致敬也受這麼複雜的政治因素影響,每年的儀式,也就倍感滄桑,而白髮盈頭的艾華士,已成了這段歷史的象徵。前幾年,他中風之後行動不便,仍由舊同袍扶着步上階前,然後傲然立正敬禮。我們每年都特地上前跟他寒暄一番。儀式一年比一年蕭條,政府禮賓部的安排越來越不可理喻。如今最後的號角為艾華士吹徹初秋的陽光,誰都不知道下一年怎樣了。 

2013年11月27日 星期三

黨史學者:假若沒有朱德 毛澤東有可能變成土匪(2)

    給毛的評語之所以下的這樣刻薄,是由於毛本人在8月下旬至9月上旬的4個星期內,對革命局勢的認識發生了激變。8月間,毛曾斷言中國將會發生自己的十月革命,可在武裝進攻長沙失敗後,他轉而相信,“從城市觀點來看,這個運動好像是註定要失敗的”。他看錯了時機。
  毫無疑問,毛以前過分誇大了農民起義的真實潛力。一個當時曾參與起義的同志後來説“毛向瞿秋白保證湖南至少可以發動10萬的武裝農民參加暴動,而瞿電告莫斯科的數字增到20萬,結果最後僅有5000人”。
  在11月14日共産黨政治局會議上,把長沙失敗的不幸歸之於毛:“湖南省委所作的錯誤,毛同志應負嚴重的責任,應予開除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他被指控為軍事投機,不充分發動農民,收編土匪和公然違背中央委員會的指示。
  毛使用多少有些譏諷的口吻為他的失寵辯解:瞿秋白的人偶爾發現了我在湖南的一本小冊子,其中包含我的“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論點。這激怒了他們。槍桿子裏面怎麼可能出政權呢?因此,他們撤了我的職……他毫不後悔地説:“儘管這樣,我們仍然在井岡山把軍隊團結起來了,深信我們執行的是正確的路線……”
  其實,毛和中央委員會並沒有實質上的分歧。雙方都贊同這樣的目標:即通過組織農民的革命力量(革命的主要力量),從農村包圍城市,配合軍隊和城市的暴動(革命的輔助力量)。
  但是,與中央委員會不同的是,毛不相信分散的暴動會擴散到廣大的地區。並且,他把從湖南帶出來的隊伍整編成為正規軍,這樣,他們被作為“客軍過境”來對待,也就毫不奇怪了。中央委員會批評毛“只與土匪和雜色軍隊接頭,不引起極大農民群眾起來暴動”,有些地方是符合事實真相的。
  王明:毛在進入井岡山一年後,使用“鴻門宴”手法處決了兩個土匪首領
  毛所發現的得以躲避國民黨和軍閥追擊的聖地,縱深30英里,方圓180英里,滿目荒蕪,人煙稀少。只有六七條狹窄的山間小路,穿過茂密的松杉樹林和枝繁藤繞的竹林,通向井岡山的心臟,它的直插雲霄的峰頂,終年雲霧繚繞。毛在給共産黨領導的第一份報告中,這樣描述井岡山:山上大井、小井、上井、中井、下井、茨坪、下莊、行州、草坪、白泥湖、羅浮各地,均有水田和村莊,為自來土匪、散軍窟宅之所,現在作了我們的根據地。但人口不滿兩千,産谷不滿萬擔,軍糧全靠寧岡、永新、遂川三縣輸送。山上要隘,都築了工事。醫院、被服廠、軍械處、各團留守處,均在這裡。現在正從寧岡搬運糧食上山。若有充足的給養,敵人是打不進來的。但對毛的“團”來説,井岡山並不是一個休養所。許多戰士只穿著薄棉衣,來抵禦冬天的霜雪,南瓜是他們的日常主食。
他們一到井岡山,便與兩個秘密會社的土匪首領發生了衝突,後者屬哥老會,有六百餘人,一百二十余條步槍。顯然,毛的小部隊是沒有希望消滅他們的,於是毛採用了結交聯合的策略,以為在共産黨的領導下,他們是能夠在相處中得到改造的。
  “我在井岡山期間”,毛後來説:“他們是忠實的共産黨人,是執行黨的命令的。”後來,在他們獨自留守井岡山時,又恢復了土匪的習氣。終為農民殺死,當時農民已經組織起來,建立了蘇維埃,有能力抵抗他們。
  結果,黨內毛的批評者們斥責他,竟聯合這樣明顯的落後分子。但是,毛已經清楚地表明瞭自己的觀點,所謂遊民問題絕不僅是在井岡山求生存的問題。
  毛的批評者之一王明聲稱,毛在30年代末曾告訴他,在進入井岡山一年後,使用“鴻門宴”的手法,處決了兩個土匪首領,由於當時已有幾支共産黨軍隊與他會合,安全有了保證。隨後,他解除了土匪部隊的武裝。
  為了得到糧食和其他補給 毛不得不征服四週的農莊
  1928年間,毛開始和賀子珍一起生活,賀是一個漂亮的、舉止羞澀溫柔的嬌小婦女,18歲,只有毛35歲的一半多。她是一個地主的女兒,曾在湖南師範學校讀書,後當了教員,1927年加入共産黨。南昌起義時,她曾領導一支婦女隊伍,對於流亡中的毛來説,她是一個十分般配的佳偶。
  她的惟一不足是,由於出身富裕家庭,從未做過體力勞動,因而不願負擔日常的家務瑣事。可另一方面,她又被其他女共産黨人當做熱心家務的模範,因為在選擇自己的工作時,她情願去照顧毛個人。
  類似情形也發生在後來的井岡山上的戰友朱德將軍身上,他是這樣解釋當時自己的婚姻的:“這不是常規的婚姻。我在四川有妻子,自從1922年以來沒有見過面。我們有時通信,她早就明白我的生命是屬於革命的,我不可能再回到家裏去了。伍若蘭和她的家庭對此是全部知道的,但他們並不受傳統禮教的束縛。當然,像其他婦女一樣,她還保持自己的姓名,在政治部做自己的工作,她大部分時間是在村子裏。”
毛以井岡山為中心謀求擴大他的影響,並逐步壯大他的400人的部隊,以控制更多的地區,這表明他是一個中國式的羅賓漢。為了得到糧食和其他補給,他不得不征服四週的農莊。但是,為糾正單一的流寇式遊擊,他建立了他的第一個獨立政權,中心設在茶陵,中國共産黨稱這樣的政權為蘇維埃。人民委員會是執行機關,而由工人、農民和士兵代表組成立法機關。毛從他前一時期的狂熱後果中吸取了教訓,因而茶陵的土地政策是溫和的,既不是沒收也不是重新分配土地。他領導的針對這一地區地主豪紳的遊擊暴動,旨在得到糧食和武器。因此,他並未取得當地農民的合作,他們對待他就像對待其他“客軍”一樣,是冷淡的。
  黨史學者:假若沒有朱德毛在以後的生涯中有可能變成一個土匪
  不久,正式代表政治局的湖南省委和著名的湖南特委,派遣了另一位共産黨官員,侵入毛的領地,把他們的權力擴大到這個偏遠的邊界地區。毛到達井岡山5個月後,湖南特委代表到達井岡山,取消了毛前委書記的職務,改組了他的地方政府,毛僅成了一名部隊的指揮員。當時,毛被指責為對地主過於溫和:而在一兩年前,同樣是毛卻被看成是一個極端主義者,可是此時,他已經學會了在農民之中促使社會轉變的更合適的方式。
  領導變更的結果是暫時丟掉了井岡山根據地,可毛卻在湘南與偉大的南昌起義英雄朱德會師了。朱德率領一支暴動殘存的雜色部隊,已經到了湘南的桂東,隊伍中有在前一年秋天被擊潰的大量軍隊和農軍。朱德已按自己的計劃舉行了湘南暴動,毛派他的弟弟毛澤覃與他聯絡。然而,朱沒有成功,被迫再次由湘南城鎮往東向井岡山退卻。5月,兩人在酃縣會面。
  朱德的傳記中寫道:他“曾經見過毛澤東一次,不過是在秘密會議的昏暗大廳中遠遠相對而坐,沒有真正見過面”。這是毛一生中最有意義的一次會面,從此,他就和這個率直剛毅的戰士結成了親密的關係,這種關係確保了中國共産黨隊伍中最強有力的團結。一個共産黨歷史學家略有些誇張的説:假若沒有朱德,毛在以後的生涯中有可能變成一個土匪……然而,更為確切的假設應是,如果沒有這種團結,毛的最好結局是當一個不受信任的省級領導人。

黨史學者:假若沒有朱德 毛澤東有可能變成土匪(1)

核心提示:朱德的傳記中寫道:他“曾經見過毛澤東一次,不過是在秘密會議的昏暗大廳中遠遠相對而坐,沒有真正見過面”。這是毛一生中最有意義的一次會面。一個共産黨歷史學家略有些誇張的説:假若沒有朱德,毛在以後的生涯中有可能變成一個土匪……然而,更為確切的假設應是,如果沒有這種團結,毛的最好結局是當一個不受信任的省級領導人。
                                      
  在突遭國民黨左派的排擠之後,1927年8月初,毛和他的共産黨同伴在九江舉行緊急會議,商討他們的前途。由於使用了巧妙的手腕,陳獨秀未能出席會議,他被從中央領導中驅除出去,當了黨和俄國顧問們(或按一些説法是俄國主子們)失敗的替罪羊。瞿秋白接任黨的總書記,他是個受過俄國訓練的新聞記者。毛再度進入中央委員會。在會上,他向他的同志們指出了武裝鬥爭的必要性,會議接受了他的意見。在此之前周恩來、賀龍和朱德已在南昌發動了秋季暴動,後來,這一天被作為紅軍的正式建軍日來慶祝。
  會後,毛立即秘密地乘坐一列貨車前往長沙,受命去組織湖南省的秋收暴動。他必須使省黨的組織從國民黨中脫離出來,在那裏創建一支農工革命軍。在重組的共産黨湖南省委第一次會議上,自信的毛提出了他激進的暴動計劃,這個計劃比中央委員會所指示的建立農村根據地和沒收地主財産走得更遠。
  毛在寫給中央委員會的信中主張,應高高地打出共産黨的旗子,建立工農根據地。他寫道,我在調查中:“知道湖南的農民對於土地問題一定要全盤解決。”他建議沒收一切土地,“包括小地主自耕農在內”,按共同的標準,公平分配給願意得到土地的一切鄉村人民。中央委員會警告毛這些是不對的,但毛拒絕服從黨的政治決議案,在秋收暴動中摻入了自己的主張。
國民黨方面稱:毛的賄賂起了作用
  9月9日起義爆發,毛將參加暴動的安源煤礦工人、地方農民自衛軍,以及脫離了國民黨的持不同政見的軍隊編成四個“團”。可是,毛本人卻不能對這支部隊行使有效指揮。當他在整頓這四個團時,被國民黨民團抓到並解往民團總部,準備與其他共産黨嫌疑分子一起處決。他後來回憶道:“我從一個同志那裏借了幾十塊錢,打算賄賂押送的人釋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傭兵,我遭到槍決,于他們並沒有特別的好處,他們同意釋放我,可是負責的隊長不允許。於是我決定逃跑。但是直到離民團總部大約200碼的地方,我才得到了機會。我在那地方掙脫出來,跑到田野裏去。”
  毛跑到一個高地,下面是一個水塘,周圍長了很高的草,他在那裏躲到太陽落山。士兵們追捕他,還強迫一些農民幫助他們搜尋。“有好多次他們走得很近,有一兩次我幾乎可以碰他們。雖然有五六次我已經放棄希望,覺得我一定會再被抓到,可是我還是沒有被發現。
  “最後,天黑了,他們放棄了搜尋。我馬上翻山越嶺,連夜趕路。我沒有鞋,我的腳損傷得很厲害。路上我遇到一個農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給我地方住,又領我到了下一鄉。我身邊有七塊錢,買了一雙鞋、一把傘和一些吃的。當我最後安全地走到農民赤衛隊那裏的時候,我的口袋裏只剩下兩個銅板了。”
  毛的農軍中埋伏 400余人構成紅軍的開端
  最初幾天起義進行得很順利,許多重要城鎮落到了起義軍手裏。然而,長沙的工人並沒有像毛所期望的那樣,起來支援農民。當兩支已脫離國民黨的部隊決定在他們之間開戰後,力量單薄的起義軍就面臨內部火並的危險,於是,安源礦工差不多都被消滅了,毛的農軍也中了埋伏。
在起義爆發後的一個星期內,毛不得不放棄毫無希望的整個行動。正如他所承認的,“部隊的紀律差,政治訓練水準低,指戰員中有許多動搖分子。開小差的很多”。在起義中,共産黨殺掉了許多國民黨人,並燒了他們的房屋,而這些人在統一戰線時期被稱之為同志,所以,湖南當時流行著這樣一支諷刺歌:
  砍,砍,砍!同志砍下同志的頭!
  燒,燒,燒!同志燒掉同志的屋!
  在瀏陽縣的文家市,毛集合了起義軍的殘部,前敵委員會舉行了一次會議,9月20日毛率領他們向井岡山進軍──沿途趁勢釋放了被監禁的共産黨人,並打開公倉,把糧食分配給農民。
  儘管他的部隊在蘆溪突遭襲擊,但毛在9月底還是把他們重新集合起來,並在永新縣三灣村重整旗鼓。那天晚上,毛將殘存的400余人整編成一個團,在部隊中實行民主,由黨掌握軍隊,廢止打罵,士兵有開會説話的自由,在另一種意義上説,這才是紅軍的開端。
  從文家市經三百多英里的行軍,10月,毛和他最得力的團到達了湘贛邊界上的井岡山,這個地方對於他來説,不僅僅是以後幾年中時斷時續的一個山區根據地,而且也是他此後全部事業靈感的源泉。
  毛被免職中央委員會批評毛“只與土匪和雜色軍隊接頭”
  後來,毛斷然把1927年的悲劇歸罪于陳獨秀(中國人)和兩個共産國際顧問羅易(印度人)和鮑羅廷(俄國人)。陳獨秀的“動搖的機會主義”應負最大的責任,而鮑羅廷“隨時準備盡力去討好資産階級,甚至於準備解除工人的武裝,最後他也下令這樣做了”,共産國際的印度代表羅易“站在陳獨秀和鮑羅廷兩人左邊一點點,可是他只是站著而已”。羅易是個蠢貨,鮑羅廷是個冒失鬼,陳獨秀是個不自覺的叛徒。而羅易則指責毛是一個頑固和有意阻礙我們的革命計劃的、完完全全的動搖分子,因此將他免職。

2013年11月25日 星期一

称雄广东的南天王陈济棠(5)挣扎的荣辱

挣扎的荣辱

  1945年8月,在抗日战争胜利的背景之下,蒋介石积极部署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的行动、并以“宣慰”名义、派遣闲散高级官员分赴原敌战区了解情况,宣告政令,以巩固那里的国民党统治。为此,陈济棠与李文范一起,受命为“两广及台湾宣慰使”。12月13日,陈济棠离开重庆,南下两广,执行宣慰任务。在离开重庆前,他向蒋介石建议,不可与共产党和谈,认为国民党完全有力量消灭共产党军队。陈济棠首先到广西桂林、柳州、梧州等地进行宣慰,然后他于1946年初与李文范分道宣慰海南与台湾。宣慰结束后,陈济棠与李文范联名汇报中央,宣布宣慰工作结束,但没有解决任何实际问题。是年8月,陈济棠回到广州,与旧部创办了珠海大学(后迁往香港,更名为珠海学院),他亲自担任学校的董事长。+ j3 S0 F8 w- w- T( e  _
  1949年4月,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溃败而又不甘心失败的背景下,为把海南岛建成重要的反共基地,国民政府决定把海南划为特别行政区,委任陈济棠为海南特别行政区长官兼筹委会主任委员和警备司令等职。陈济棠上任后,提出“军事新生”、“政治新生”、“社会新生”、“经济新生”四大口号,企图在“新生”的旗帜下把海南岛建成反共的基地。他极力支持国民党政府在广州负隅顽抗,并计划在海南岛编练三旅军队,还两次派兵大举“进剿”五指山区冯白驹等领导的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均遭失败。5 v4 D0 M3 ^$ N3 L
  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国民党广东当局向海南岛溃退,薛岳、余汉谋分任海南防卫总司令、副总司令,统一指挥海南的陆、海、空三军,而陈济棠则受排挤,下令他专门负责民政。尽管陈济棠及部将对此人事安排十分不满,但也无可奈何。接着,陈济棠派李敬扬携带他向薛岳、余汉谋移交军权的亲笔函赴重庆面见国民党政权首要蒋介石和阎锡山,并由余汉谋亲往台湾行政院办理权力交割手续。陈济棠在国民党政权覆灭的时刻,仍以“党国”利益为重,服从命令,和平移交军队和地盘,甚得蒋介石和阎锡山的赞赏。
  1950年春,人民解放军发起解放海南战役,在解放军渡海成功,国民党在海南的统治覆灭之时,陈济棠为争取台湾援助,扭转败局,电请蒋介石准许他去台湾面报情况。4月24日,陈济棠与王叔铭同往台湾,向主子蒋介石报告了海南军事紧急情形,并请求增援,但蒋介石不同意。第二天,陈济棠受命返回海南,将6万多国民党军政人员接到台湾。! x, x" N) G/ s- {1 V
  陈济棠逃往台湾后,历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总统府资政、战略顾问、国民大会代表等职,而且享受了蒋介石登门拜年的“殊荣”。但位尊而无实权,成为国民党高级赋闲官僚。1954年11月3日,陈济棠因脑血栓病死于台北,终年64岁。9 g8 o& F5 Q,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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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福桑梓3 |* z5 {" H0 e6 Z

  陈济棠和莫秀英(茂名人)是一对闻名国民党军界的恩爱夫妻,彼此都十分热爱家乡,共同为各自的桑梓建设事业做出了令家乡父老难以忘却的贡献。
  一是围海造田,发展农业。1922年,陈济棠出任粤军第一师第四团团长之时,家乡父老请他帮助解决生活困难。根据家乡人民的要求和愿望,陈济棠认为防城县面临北部湾,海湾滩涂辽阔,可以筑基围田,以缓解农民无地、少地的问题。于是,他与胞兄陈维周商定,筹集资金,在防城沿海地区围海造田,从1922年至1947年的20年间,先后在江山乡的马栏基、两头龙、三木湾,附城乡的沙潭江,茅岭乡的大坝等处。。。。。

浅论兵变

三国时期蜀相诸葛孔明曾云,“治军之政,谓治边境之事,匡救大乱之道,以威武为政,诛暴讨逆,所以存国家安社稷之计。”也就是说,治边境保国土、匡救大乱、诛杀暴逆、存国家、安社稷是军人真正的天职。 

但是在中共国寨统治下,军人却成了中共残害人民的爪牙,从文革到六四屠杀,从屠杀藏民到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军人都充当了刽子手,在中共的统治下,军人成了中共策动社会祸乱的源头,已经彻底变异为马列魔族的爪牙。徒有“人民解放军”之名,而行“党卫军”之实。 

江鬼出卖国土军人缄默,六四屠城中华应难,屠杀法轮功冲锋在前,是中共国寨军人职业者洗不去的三大耻辱,也是中共国寨军人完全蜕变为共产邪灵恶奴的象征。 

然而,在中共军队内,也不乏正义之士,或怀宝而不得重位,或高才卓绝而不达其道,或身居高位而明哲保身,或有胆有识而待机行变。尤其在三退大潮的冲击下,越来越多的军人深刻的认识到了中共邪灵的本质,开始从内心否定中共邪党,主动加入三退和退军勇士,这无疑是给中共邪党敲响了丧钟。兵变,这种军人在特殊情况、特殊时期下的特殊职能,开始慢慢浮出水面。 

中共体制内的军官自己看的最清楚,胡锦涛已经彻底丧失了改革的主动权,彻底放弃了“军委主席”的身份动兵逮江、解体中共的先天优势,他还放弃了中国过渡政府给予他的最后自救机会,并且他还在逐步的丧失着执政能力和对军队的控制力,做着带领中国重返毛时代的荒诞梦。 

那么,是时代在逼迫军中义士发动兵变,洗刷耻辱,用实际行动解体中共执政躯体、以最小成本让中国社会平稳过渡的方式向中国人民赎罪,除此之外,别无第二条路可走。所以,个人认为作为一个有志军人,首先对下述几个问题要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1、兵变的对象是马列魔族政治机器 

需要认识明确的是,国寨之现状,是被马列魔族已经彻底亡国的现状。相比历史上汉族王朝南宋、明之亡,程度尤甚。南宋、明之亡,实乃失土,而中共不仅出卖国土、分裂祖国,而且诛灭我华夏文明,以流氓政治机构,视百姓为兽,亡国之惨烈,古未有之。中共也害怕军人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对军人实施强制洗脑,以党代国,教育军人的时候让军人要先忠于党,党永远掌握枪。那么,认清自己是中华儿女而非马列子孙,是兵变成功的认识基础。兵变的对象只能是马列魔族统治中国的政治机器。 

2、兵变的目地不是为了杀人,而是不让中共再屠杀中国人。 

兵变,总有一个目地,作为兵变的发动者,最起码也有一个自己的一个理想,或大同的,或自私的。说实话,虽然作为军人,确实没有军人热爱战争,因为战争就会流血,就会有死亡。所以,兵变的目地一定是为了和平,看当前中共国寨现状,兵变就是彻底停止共产党屠杀我中国人。 

每时每刻,百姓房屋被强拆、退伍军人被逼绝路、农民失去土地、工人失业、访民被关黑监狱遭受折磨、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罪行在不停上演,每一秒中共都在杀人,每一秒中共在向中华民族犯罪。 

毫无疑问,凭借哪个人的个人力量,凭借中国社会哪个团体的力量,无法迅速结束中共邪灵统治机器的屠杀惯性,这也是绝大数人看到的事实;担心军人大开杀戒,伤及无辜,或造成中国军阀割据、军事独裁,这也是大多数人所担心的;到底该不该发动军事政变,胜算如何?这也是军中义士所犹豫的。 

所幸的是,泰国军事政变已经完全回答了上述三个疑虑,活生生摆放了一个可行性样板给中国参考:无一人伤亡的、快速的结束非法政治强制力并且迅速实现政权过渡,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所以,以彻底解体中共、彻底停止中共屠杀中国人为目标的兵变,顺天意,得民心,必将获得成功。 

3、兵变策划者一定要主动三退 

中共是“邪灵”,不是随随便便杜撰出来贬斥中共的名词,而是中共自己的所作所为除了让人觉得用“邪灵”来呈现它的本质之外,再没有更好的词。以前搞民运的人,写了很多文章骂中共,都骂不到点子上,他们自己也觉得无力。无非是“暴政”、“独裁”、“专制”这样的词语。越反共中共越强,直到《九评共产党》的出现彻底扭转了这种被动局面。 

那么,作为欲谋兵变的军中勇士,试想一下,在中共是邪灵的前提下,你背着一个邪灵去发动兵变解体邪灵政权,那不是闹笑话吗?难道不觉得危险吗?而且,三退是做中华儿女、不做马列子孙的第一步,所以,为了自己的安全,为了不影响解体中共的事业,三退是必要的。 

以滚石之势解体中共魔族的统治惯性,以菩萨心肠匡救中华子民于危难,盖世奇功,万古未有,谁来鸣这第一枪?祝你成功! 

未来中国大学研究生部 燕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