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19日 星期六

略论《木兰诗》产生的时代

《木兰诗》产生的时代,一向有不同说法,归纳起来有汉魏、南北朝、隋唐三说。众所周知,南朝陈代僧人智匠曾编《古今乐录》一书,《木兰诗》被收录其中。这说明《木兰诗》不可能产生于南朝陈代以后。

《木兰诗》在南朝陈代被收入《古今乐录》,这不能说明木兰就是南北朝人,更不能说明《木兰诗》就产生在南北朝时代。这里有一个过程的问题:木兰----歌颂木兰的民歌《木兰词》----经文人整理润色的《木兰辞》----收入《古今乐录》。这个过程不会太短,不能拿今天的信息社会来衡量古代。较普遍的一种说法:言木兰是北魏人,《木兰诗》也产生于北魏,接着传到南朝,于是被僧人智匠收入《古今乐录》。这纯属今人推测,没有什么根据,与事实完全不符。

生活在东晋末、南北朝初期的著名学者兼天文学家何承天(370—447)曾编纂《姓苑》一书,内中已提到木兰了,言“木兰,任城人”。何承天认为木兰姓木,乃端木赐之后。端木赐字子贡,是孔子的著名弟子。查《姓氏考略》云:“木(姓):端木赐之后,避仇改为木。”端木赐原籍卫国,后移居鲁国,即今曲阜一带。曲阜晋代称鲁郡,北齐改为任城。何承天认为木兰姓木,是当时的任城人,也是推测之说,学术界也并不认可。但何承天赫然提到木兰这件事却非常重要。何承天比南朝陈代僧人智匠早100余年。这就是说,在《木兰诗》问世之前100余年前就有人提到木兰了。何承天能把木兰写进《姓苑》,说明木兰当时已经是扬名四海的巾帼英雄了,她决不是何承天那时的人物,她比何承天要早得多。同时也说明,木兰不单是文学作品中人物,而是实有其人。那么,木兰究竟是什么时候的人,《木兰诗》又产生于什么时代呢?

木兰曾戍边燕山,在燕山南麓的河北完县(今顺平县),自古以来都有祭祀木兰的庙宇。那里至今尚珍存着一块汉孝烈将军庙元代碑刻,题目是《汉孝烈将军记》。碑文开头说:

“神姓魏,字木兰,亳州人。汉文帝时,单于侵境,大括天下民以御,神父当行戍,父极痛无一男子可代己者,哀叹良久,竟行。神自闺中悯其父老,即洗铅粉,脱梳珥,变戎服,贯甲胄,趋赴军中。搴旗斩将,攻城略地,所向辄克捷,莫有当其锋者。在军凡十二年,屡立殊勋,论功上首,辞弗受赏,愿归乡里,奉事父母。文帝嘉焉,特从其志。汉世尝作《木兰词》,阐扬于前,唐杜牧之也歌其事,发挥于后。至今亳州犹有庙貌如社者存焉。”(《花木兰考》,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3页)

《汉孝烈将军记》碑立于元宁宗至顺三年(公元1332年),是目前发现的记载木兰事迹最早的碑刻。明代御史何出光曾为完县木兰祠作《木兰祠赛神曲》十二首并序,勒碑嵌于木兰祠大殿西墙。他在序文中说:“将军,亳人,魏氏女。汉文帝时,老上(匈奴单于名)寇边,帝亲征,大括民兵,殆可空国。将军因父老,不任受甲,身伪其子以行,转战燕山。完(县)为古曲逆,当燕山之麓,将军百战收其地,土人庙祀之。”(《花木兰考》第4页)也说木兰是汉朝文帝时人,从军的背景是汉和匈奴的战争。

明代保定知府石麟,在《重修汉孝烈将军庙》碑文中说:“汉孝烈将军,唐时追封也。文帝时建首功,载书史,而孝烈颠末,且复见于汉之词、唐之歌、元之记焉。”(《花木兰考》第4页)石麟的话是有所指的。“元之记”即指元碑《汉孝烈将军记》,“唐之歌”是指唐代诗人韦元甫之《木兰歌》,此《歌》凡44句,诗中说:“驰马赴军漠,慷慨携干将。朝屯雪山下,暮宿青海旁。夜袭燕支氐,更攫于阗羌。”所说的燕支,即燕支山,在匈奴境内,印证了木兰从军背景是汉与匈奴的战争。“汉之词”即汉代人所编的歌颂木兰的民歌,这是《木兰诗》的雏形。

再看汉初兵制:

“汉调兵之制,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为卫士,二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骑驰战阵。年六十五衰老,乃得免为庶民,就田里。汉民凡在官三十二年,自二十三以上为正卒,每岁当给郡县官一月之役。其不役者,为钱二千入于官,以雇庸者。”(《中国通史参考资料》,中华书局,1979年版,222页)由此可知,当时木兰父虽年迈,但未超过六十五岁,所以不能免征。

再看汉的孝道:

整个汉朝,尤其是汉文帝时,特别提倡孝道,这对木兰代父从军有着相当影响。所谓孝廉,就是汉初选举官吏的两种科目名。孝,指孝子;廉,指廉洁之士。直到汉武帝时,方合称孝廉。汉文帝本身就是一位孝子,他任用孔武为博士,提倡以孝治天下。之后,孔武的儿子孔安国还编了一部《孝经》。在元代郭守敬编的《二十四孝》中,汉代人就占了一半,除汉文帝外,较有名的如郭巨、王祥、黄香、董永、丁兰、王褒等都是。提倡孝道虽然贯穿于整个汉代,甚至延至三国、两晋,但仍以汉文帝时为最。在那样“以孝为先”的社会风气里,出现了诸如“缇萦救父”、“木兰从军”那样的孝事也就不难理解了。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木兰是汉朝文帝时人,有根有据,不是推测。

木兰的事迹感动了广大人民,人们把她的感人事迹,编成歌曲来颂扬她,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最初,歌颂木兰的民歌叫《木兰词》,也就是明代保定知府石麟所说的“汉之词”。“汉之词”经过后代文人的润色,称之为《木兰辞》,现在多称之为《木兰诗》。

汉代民歌《木兰词》之原形,现在很难见到了,但从历代文人修改的痕迹中从民间历代物质或非物质文化遗存中,从侧面透过迷雾可窥其大略,如《木兰诗》首句就至少有四个版本的四种不同说法: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梁鼓角横吹曲》作“唧唧复唧唧”,又句末小注曰:“一作‘促织何唧唧’。”唐代韦元甫得之民间的《木兰辞》首句作“促织许唧唧”,河北省完县(今顺平县)木兰祠宋代碑刻作“即足何历历”。这里的促织是促机织布的意思,不是蟋蟀。“即足”是“足登脚踏板”之意。(脚踏板即织布机上双脚所踏的两个部件)这里“唧唧”、“历历”都是织机声。上面四句,哪一句是《木兰词》原作,恐怕说不清,但可以肯定的是至少有三句(甚至四句)是后人修改的句子。

再举一例,《木兰诗》中有“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装”两句,而完县(今顺平县)木兰祠宋代碑刻中作“小妹闻姊来,对镜理红装”。词语不同,意思迥别。这里也肯定有两句(甚至四句)是后人的修改句。这种情况说明一个问题,现在世传的《木兰诗》,不是一成不变的原作,其中的修改成分很大。我们不能一见它有唐人印记,就认为它是唐代作品;一见它有南北朝痕迹,就认为它是南北朝作品;也不能一见它有汉代成分,就认为整体都是汉代人制作。

即使是同一时期,不同地区、不同版本、不同人物所存之《木兰辞》也不相同。由于《古今乐录》一书已经失传,我们所见之《木兰诗》大都取自宋代郭茂倩所编的《乐府诗集》。《乐府诗集》之《木兰诗》被称为世传之《木兰诗》。下面介绍两篇同是宋代“版本”的《木兰诗》:

一篇是完县(今顺平县)木兰祠宋代卧碑上所刻之《木兰辞》。宋刻《木兰辞》与世传之《木兰辞》大同小异。今全文不录,仅将不同之处分记于后:

碑刻:即足何历历     世传:唧唧复唧唧

碑刻:无“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二句

碑刻:无“明驼”二字

碑刻:出迎相扶将     世传:出郭相扶将

碑刻:小妹闻姊来     世传:阿姊闻妹来

碑刻:对镜理红装     世传:当户理红装

碑刻:着我旧衣裳     世传:着我旧时裳

碑刻:相随十二年     世传:同行十二年

碑刻:两兔傍地走     世传:双兔傍地走

         (《花木兰考》第17页)

一篇是宋代吕祖谦所编《古诗.梁乐府》中的《木兰诗》,亦全文不录,仅将不同之处分记于后:

吕编:暮至黑水头      世传:暮至黑山头

吕编:赏赐百千彊      世传:赏赐百千强

    (吕编:彊下有注曰:“一作强,疑作繦。”《辞源》:繦,穿钱的绳索,引申为钱贯。)

吕编:愿借明驼千里足  世传:愿驰千里足

吕编:坐我西间床      世传:坐我西阁床

《木兰诗》又名《木兰辞》,最初叫《木兰词》,为民歌,属民间文学。而民间文学的变异性很大。从同见于宋代的上述两篇《木兰辞》可以具体的看到。看来,完县(今顺平县)木兰祠宋代碑刻所宗之《木兰辞》比较古远,比较接近《木兰词》。内中无“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二句,说明“可汗”一词也是后世人在修改过程中加进去的。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如鲜卑、蠕蠕、突厥、回纥、蒙古等族的最高统治者叫可汗,其妻叫可敦。《木兰辞》在被收入南朝陈代僧人智匠所编的《古今乐录》之前,主要流行在北方。当时的北方正处在北魏和东魏、西魏等的统治之下,他们的统治者是鲜卑人拓拔氏,其君主就称可汗。鲜卑人统治中国北方长达160多年,所以在当时传唱的《木兰辞》中称君主为可汗是可以理解的。还有的人从《木兰诗》中挑出一些词语,如大儿、磨刀等,说是带有唐代痕迹,于是说木兰是唐朝人,《木兰诗》产生于唐代。考虑到民间文学的变异性,这种说法难以认可。

鉴于以上情况,关于《木兰诗》产生的时代,我认为可以这么说:木兰是汉朝文帝时人,时匈奴犯境,汉廷大征天下民以御,木兰女代父从军。时人感其忠孝,“汉世尝作《木兰词》”。(《花木兰考》第3页)以后“逐渐扩充成大篇,修改成精品”。(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册,第662页)

                                           (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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