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争的历史事实早已告诉我们，在抵御外侮的抗日战争中起到中流砥柱作用的不是中共，而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军。毋庸置疑的是，在八年抗战中，当中共的将领们或安于陕北，或小打小闹的所谓“抗战”实则扩大自己地盘时，国军将领们却身先士卒，与实力装备远远强于自己的日军面对面打起了一个个大仗、硬仗。且不说有多少国军士兵捐躯沙场，单说当年国军高级将领就有200多人阵亡。与之相反的是，中共甚少有高级将领献身沙场。
在殉职的200多名高级将领中，有八人被追封为上将，他们是佟麟阁、赵登禹、郝梦龄、饶国华、王铭章、张自忠、唐淮源和李家钰。面对着保家卫国的重任，他们和其他国军将领那为民族大义慷慨赴死的精神，至今仍辉耀在中华大地上。
国军八位上将以身殉国
佟麟阁是抗战爆发后捐躯的第一位高级将领。在日军1937年7月进攻北平时，驻守北平的正是中将副军长兼军官教导团团长佟麟阁所辖的第二十九军。早在日军入侵前，他就对手下士兵常说：“中央如下令抗日，麟阁若不身先士卒，君等可执往天安门前，挖我两眼，割我两耳。”
当日军开始攻击北平时，正逢佟麟阁的父亲病重，家人多次催促他回北平城内寓所探视，但他认为战事瞬息万变，不能离开部队，是以写信告之家人：“大敌当前，此移孝作忠之时，我不能亲奉汤药，请代为之。”不久，在与日军的交战中，佟麟阁腿部和头部先后中弹，壮烈牺牲，时年45岁。
与佟麟阁同一天殉国的还有第二十九军一三二师中将师长赵登禹。面对日军的猛烈进攻，赵登禹率部顽强抵抗。当他受伤后传令兵要将其背下战场时，他却如此说道：“不要管我，军人战死沙场原是本分，没有什么值得悲伤的。北平城里还有我的老母，告诉她老人家，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她的儿子为国死了，也对得起祖宗！”说罢继续指挥部队。后在突围过程中，他再次被日军机枪射中胸部，当即殉国，时年39岁。
日军攻占北平后，继续南下。国军与日军在忻口展开了一次会战。国军陆军中将郝梦龄出任中央兵团总指挥，节制第九、十九、二十一、三十五共四个军，在忻口正面主阵地阻击日军。在开赴战场前，郝梦龄路经武汉，回家与家人话别。临别时，他给儿女们留下了遗嘱，遗嘱中写道：“此次北上抗日，抱定牺牲，万一阵亡，你们要听母亲的教调，孝顺汝祖母老大人。至于你等上学，我个人是没有钱，将来国家战胜，你等可进遗族学校。留予慧英、慧兰、荫楠、荫槐、荫森五儿云。”
在10月10日决战前，郝梦龄又给妻子写下了一份遗嘱，内中有这样的字句：“抱定牺牲决心，不能成功即成仁。”
在决战中，郝梦龄身先士卒，率领官兵与日军展开了血战。后在同第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麒前往某前沿阵地指挥作战时，双双中弹身亡。郝梦龄时年39岁。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西战场上三英雄，精忠报国郝刘郑。”（“郑”指郑廷珍，时任独立第五旅长，同一天在南怀化高地中弹牺牲）而郝梦龄是此次战役中，中方殉国的最高级别将领。
不久，历时三个月的淞沪大战也有了结果，日军攻陷上海，首都南京陷入危急状态。隶属第二十三集团军的陆军第二十一军第一四五师在中将师长饶国华的率领下，奉命在安徽军事要冲广德布防，牵制日军。面对优势敌军，饶国华率部坚守城池，奋力拚杀，经过三昼夜激战，予敌大量杀伤，自己伤亡也十分惨重。正在双方战争呈胶着状态之际，所部团长刘儒斋违背军令，擅自后撤，最终导致广德失守，饶国华率余部仅一营兵力被迫退守宣城县十字铺。
饶国华认为对广德失守自己负有不可推卸之责，他遂写下遗书，举枪自尽，时年43岁。遗书中这样写道：“广德地处要冲，余不忍视陷于敌手，故决与城共存亡，上报国家培养之恩与各级长官爱护之意。今后深望我部官兵奋勇杀敌，驱寇出境，还我国魂，完成我未竟之志。”
1937年12月至次年3月，国军军队与日军在山东邹县、兖州等地展开激战。扼守滕县的为四十一军一二二师中将师长王铭章。面对敌我力量悬殊的严峻形势，王铭章抱定以死报国之决心，他对部下们说：“我们身为军人，牺牲原为天职，现在只有牺牲一切完成任务，虽不剩一兵一卒，亦无怨尤。”
1938年3月16日，面对日军的狂轰滥炸，王铭章率守军三次击退其进攻，并在日军攻入后与其展开了巷战和近距离殊死搏斗，战斗场面异常惨烈，有的连拼得只剩10余人，有的连官兵全部阵亡，而王铭章也中弹殉国。
可以说，滕县守卫战使日军第十师团遭受重创，为徐州一带中国军队的集结赢得了时间，为此后的台儿庄大捷创造了有利条件。徐州会战最高指挥官、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后来曾高度评价说：“若无滕县之苦守，焉有台儿庄大捷？台儿庄之战果，实滕县先烈所造成也！”
而在国军殉国的高级将领中，以第五十九军军长张自忠的殉国影响最为深远。蒋介石曾在其殉国后如此表达自己的心情：“今强敌未夷，大将先陨，摧我心膂，丧我股肱，岂惟中正一人之私痛，亦我300万将士同胞之所同声痛哭者也。”
在1938年3月的临沂战役中，五十九军与号称“铁军”的日军坂垣师团鏖战7昼夜，日军伤亡3千余人，坂垣羞于败绩，几欲自杀，五十九军也付出了巨大牺牲。在随后的徐州突围、潢川会战、武汉突围、长寿店战役、随枣战役、襄樊会战等战役中，张自忠率部屡克劲敌，捷报频传，多次受到国民政府通令嘉奖，张部被称为“最优部队”，其防区被誉为“模范战场”，张自忠本人也成为日军闻名生畏的抗日名将。由于战功卓著，张自忠于1938年10月升任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同年11月起被第五战区任命为右翼兵团总司令，指挥第二十九、三十三两个集团军和一批杂牌军约20万兵力作战，成为一方统帅。
在1940年5月初，在湖北宜城县东渡襄河阻击日军时，张自忠部陷入日军重围，但他率领全体官兵战斗到了最后一人，给予敌军以极大的杀伤。张自忠身中数弹壮烈殉国。
在1941年5月的中条山战役中，担任西正面阵地防御的是中将军长唐淮源率领的第三军。战斗异常激烈，阵地几易其手，但终因后援不继，第三军被迫突围。唐淮源亲率一个团突围，但遭遇日军层层堵截，被困于夏县东部的悬山一带。眼见伤亡惨重，弹尽粮绝，唐淮源自尽殉国，实践了自己不成功即成仁的誓言。
1944年4月，日军纠集4个师团和5个旅团约15万兵力，发起豫中战役，企图通过南北夹攻，打通平汉路，占领洛阳及平汉路以西广大地区。时任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的李家钰主动承担后卫任务，掩护大部队转移。在与日军的交战中，身中数弹殉国。他是抗战期间继张自忠之后殉国的第二位集团军总司令级别的高级将领。
无疑，笔墨是无法写尽这些将军们以及没有在本篇展现的国民党以身殉国的将军们的壮烈，但他们那秉承军人天职、誓死保卫家国的光芒已永驻历史。
中共元帅和将军们的“悠闲”
中共建政后，曾授予了十大元帅和十大将军。十大元帅是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十大将军是：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庚、谭政、肖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按照中共一贯的说法，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中共领导的，“中共军队是击败日军的中流砥柱”。依此逻辑，中共的这十大元帅以及将军们必是在抗日战争中指挥军队“浴血奋战”，否则不会赢得如此殊荣。
然而，与国民党殉国的200多位将军相比，中共的十大元帅和十大将军在抗战中何曾有什么辉煌的战绩？本应保家卫国的他们的战绩不过是体现在随后的打国军身上罢了。
不妨先看看他们中一些主要人物当时的军衔。人称“朱老总”的朱德，在西安军事政变、国共联合抗日后，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以及由4万多中共军队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习惯称“八路军”）总司令，彭德怀任八路军副总指挥。八路军下辖三个师，林彪、聂荣臻任第一一五师师长和政委，后罗荣桓任第一一五师政委兼代师长，贺龙任第一二〇师师长，刘伯承、邓小平分别任第一二九师师长和政委，徐向前任第一二九师副师长、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叶剑英先后任八路军参谋长、中央军委参谋长，陈毅则先后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和苏北指挥部指挥、新四军代军长（注：新四军也是由中共军队改编的国民革命军）。
显而易见，中共建政后的十大元帅除了陈毅在新四军任职外，都在八路军担任军职，而十位将军也不例外，只不过那时的军衔较之低了一些。如张云逸、粟裕先后是新四军的副军长。
无可否认，不论是八路军还是新四军，在名义上都是隶属于国民政府军的，而且最初也是由国民政府提供粮饷的。基于此，在抗日战争中，它们理应是和国民党同心合作，抵御外侮，并在作战安排上听命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军事指挥。
然而，可叹的是，八路军唯一的一次与国民党合作抗战是在太原会战中的平型关战役，而且打的是日军的辎重部队，中共后来所谓的“平型关大捷”完全是其自吹自擂，其被国军将军看作是逃兵。而中共吹嘘的另一个战役“百团大战”，实际战果并非是如中共宣传的那样给予了日军沉重的打击，反而是日军损失较小，中共损失不小，还引起了日军的多次“扫荡”，使中共二、三年来艰苦建立的所谓“抗战根据地”几被扫平，致使许多无辜百姓为日军杀害。彭德怀后来因此遭到毛的批评，指其是“执行投降主义路线的一大罪恶”。（见《中共吹嘘的平型关大捷和百团大战真相》）
而在此后国民党的21次会战和重要战斗中，中共是连个影子也没有见到。当然，还有一点要提及的是：不抗日的八路军在平型关战役后，在朱德、彭德怀的指挥下，借国民党抗战之机在晋察冀鲁豫开始了扩张，建立了一个又一个根据地。而且更为可恶的是，不抗日的八路军、新四军还偷袭国军。
“百团大战”后，八路军部分单位退守延安，朱德亦回归延安，参加“大生产运动”。在朱德的命令下，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在旅长王震的率领下开赴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种植了大量鸦片，并卖到日统区和国统区，为中共的生存提供了资金保障。
身在延安的朱德开始关心文艺问题，不仅应邀到鲁艺作报告，而且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更是“发表了深刻的见解”，并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其观点就是“文”与“武”是革命战车的左右双轮，缺一不可，革命文艺要配合民族解放战争。此外，朱德还多次观看文艺演出，并颇有闲情逸致，创作了30多首诗歌，其中的《游南泥湾》更是充满了溢美之词。
在朱德回到延安后，彭德怀在山西代理北方局书记一职，后在整风运动中遭到了薄一波的批评，彭德怀和罗瑞卿拒绝接受批评，双方被调回延安整风。
而时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的林彪在1938年3月2日被国民党哨兵误伤脊神经而赴苏联疗伤，1942年2月才回到延安。一一五师政委聂荣臻则在1937年11月受八路军总部之命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3000人的武装在五台山区创建所谓的“抗日根据地”。1939年在与日军的黄土岭战斗中，击毙了阿部规秀中将，这再一次成为中共炫耀的资本。可是同国民党打死了126名日本将军相比，这又有何挂齿的呢？同国军一个又一个直面日军的大仗相比，这样的“游来游去”、打不过就跑的战略又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呢？
此后，取代林彪和聂荣臻任一一五师政委和代师长的罗荣桓继续率部在吕梁山地区建立根据地，为中共的扩张尽心尽力。
与此类似的是，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和政委邓小平在太行山一带建立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根据英国雷震远、雷鸣远神父所写一书《内在的敌人》披露，1940年3月，“皖南事变”前10个月，盘踞于河北河南交界地带的八路军施展阴谋诡计，突袭全歼了抗日国军三个军共6万多人，却没有动50英里外的日军。而蒋介石却为了在盟国面前保全中国人没有内哄的面子，对此事不予公布。据悉，袭击国军的正是刘伯承部。
书中还记载，雷鸣远神父曾被中共俘获，当蒋介石要求八路军放人时，中共却矢口否认，后来蒋威胁朱德说，如果不放人，他将派兵攻打刘伯承部，这样朱德才不得不下令让刘伯承释放了雷神父。因在被俘后遭受虐待，雷鸣远神父在被蒋介石专机接回重庆后不久去世。
至于一二〇师师长则在师长贺龙的带领下在山西西北、冀中平原一带建立根据地。1939年，在齐会战斗中，贺龙六千多兵力也没有击败只有八百多人的日军，反而自己伤亡近两千人，日军100多人逃出包围圈，贺龙本人也在战斗中了日军的毒气弹而负伤。由于其在战术上的拙劣和扩张的不得力，1942年，他被调回延安，担任了一个闲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
再看陈毅。在国民党第五次围剿、中共北上逃跑之际，他留在了南方打游击，并在皖南事变后被任命为代理军长。陈毅继续秉承中共不抗日的主张，致力于扩大发展，其1万多兵力在抗战结束时居然达到了30万。新四军在后期更成为中共与日军秘密谈判的中转站。
最后说说叶剑英。身为八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在抗战爆发后，成为中共驻南京办事处代表。他运用自己的口才说服了蒋介石将南方八省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1937年11月，随着日军的逼近，叶剑英撤离南京来到武汉，并同周恩来、王明等人一起鼓动青年前往延安，还利用各种时机策反国民党军队和将领。
1939年，叶剑英来到衡阳，游说国民党举办南岳游击培训班，并借机宣扬中共，使一些对中共并不了解的学员对中共充满了好感和幻想。对此，国民党将领汤恩伯在一次学员“朝会”上说：“蒋委员长对打败日本是完全有把握的，但各种迹象表明，共产党今后是否能服从国民政府的领导，令人产生怀疑。”叶剑英则称：中共对国共合作的诺言是“忠实履行”的，实践孙中山先生的救国主张是“矢志不渝”的。
在皖南事变后，叶剑英同样高声批评国民党。
1941年，叶剑英返回延安，担任中央军委参谋长。在其建议下，建立了中共各地的情报网。在整风运动中，他坚决支持毛，并批判王明。后来，他还向来访的西方记者团、美军观察组，宣扬中共，诋毁国民党。
结语
就在朱德尽显个人在文艺上的喜好时，就在聂荣臻、刘伯承等人努力在日军后方拓展据点时，就在叶剑英当面指责国民党、蒋介石时，国民党的抗日依旧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枣宜会战、随枣会战、三次长沙会战、衡阳保卫战、滇缅作战……国军将士谱写着一曲曲荡气回肠的悲歌！而那些以身殉国的国民党将军们的所言所行，足以让中共的什幺元帅、将军们汗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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