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5日 星期二

朝鲜战争相持与谈判（1951年6月–1953年7月）

 

相持与谈判（1951年6月–1953年7月）[编辑]

第一次停战谈判[编辑]

双方举行第一次停战谈判

经历一年的大规模冲突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通过顾问、前美国驻苏联大使乔治·凯南以私人身份单独会见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119]:103，于1951年5月31日与6月5日两次秘密会面，双方都表示希望停火[173][174][175]。1951年6月23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建议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主张交战双方谈判停火与休战，军队撤离三八线[117]:160。6月23日，马立克在联合国新闻部举办之《和平的代价》广播节目里发表演说，建议朝鲜战争交战双方停火谈判，双方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119]:103：

6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几乎同时发表声明表示赞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当日《人民日报》中发表社论表示“我们中国人民完全赞同这个建议”，而美国总统杜鲁门则在田纳西州参加航空工程研究中心落成典礼上发表演说表示美国“愿意参加朝鲜半岛和平解决的谈判”。

美国官方文件显示，美国政府方面的反应相对谨慎但很迅速[176]，在确认马立克是代表苏联官方立场，并得知参加联合国军的各国大使均一致同意谈判后，28日，召开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JCS）和国务院联席会议，会上，助理国务卿迪安·鲁斯克建议由李奇微通过广播向对方发出派代表参加和谈的邀请，除空军参谋长霍伊特·范登堡上将表示反对外，这一提议得到JCS其他成员的支持，第二次JCS-国务院会议很快批准广播稿并发给李奇微，29日，修改后的广播稿被总统批准后，立即被发给李奇微。美国政府授权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将军在当邀请朝鲜与中国大陆代表磋商停战谈判之可能[119]:103。6月30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奉美国政府之命发表声明，表示愿意同人民军和志愿军举行停战谈判；还提出在停泊元山港之一艘丹麦伤兵船上会谈[117]:160。6月30日早8点整（东京时间），李奇微向志愿军与人民军发表广播声明：

7月1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联名覆电李奇微，声明同意举行停战谈判，并建议谈判地点为三八线以南之开城[117]:160。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于7月1日通过电台答复道[177]：

美国政府授权李奇微，在停战谈判期间，可以陆地、两栖、空中、空降和海上作战，以支持谈判[117]:160。毛泽东和周恩来准备谈判，决定由邓华、解方为彭德怀代表出席谈判会议；同时决定派出由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率领、包括乔冠华等停战谈判工作组立即赴朝鲜[117]:160。7月2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军队在三八线部署：一方面加强正面防御阵地第一线兵力，防止敌军大规模进攻；另一方面，加强侧后方兵力，防止敌人从朝鲜半岛蜂腰部东西两岸突然登陆[117]:160。7月5日，李克农率领停战谈判工作组从北京前赴朝鲜，行前李、乔冠华与毛泽东长谈；7月7日，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停战谈判代表团到达开城[117]:161。毛泽东几乎投入全部精力指导谈判准备工作，亲自起草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致李奇微多次覆函，亲自审阅修改准备谈判接洽之新闻稿，草拟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关于停战协定之草案，并征询金日成、彭德怀和斯大林；并关照准备谈判会议场所、双方代表宿舍布置、各种用具、设备和食品，中方代表团成员到达谈判地点具体时间等[117]:161。

7月8日，双方提出正式代表名单：韩美方面为首席代表、美国远东海军司令官特纳·乔伊中将（美），远东空军副司令官劳伦斯·卡迪·克雷吉空军少将（美），第八集团军副参谋长霍迪斯（亨利·霍治）陆军少将（美），参谋长阿利·伯克海军少将（美）和韩国国军第一军军长白善烨少将（韩）；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代表为首席代表、朝鲜人民军第二集团军长南日大将（朝），人民军李相朝少将（朝）、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中）、志愿军参谋长解方（中）和张平山（朝）[119]:103-104。7月10日11时，在朝鲜开城，停战谈判正式开始[119]:104。会议开始后，双方就议题交换意见，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一、以三八线作为军事分界线，在此线南北各十公里以内建立非军事区；二、协商战俘遣返问题；三、在短期内撤走朝鲜境内的全部外国军队[119]:104。韩美并没有接受这一建议，要求将停火分界线放置在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控制的地区，并要求其将军队撤至当时的实际控制线以北的金城、金化、市边里、伊川、洗浦里、淮阳、通川一线，给予联合国军方面1.2万余平方千米的土地作为“海空优势补偿”，遭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拒绝[178]。第一次谈判破裂[177]。7月26日，双方通过谈判议程：一、通过议程；二、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地区；三、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四、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五、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117]:168。

双方妥协[编辑]

联合国军在1951年1月9日至1951年2月23日的进攻和双方僵持阶段形势，黑线为最终双方军事分界线
战争中的韩国国民

为获得停战谈判的有利条件，联合国军和韩国国军于1951年8月18日－9月18日和9月29日－10月22日分别发动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分别进攻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方西线和东线防线。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转入防御，同时还遭到洪水灾害，很多防御工事被毁。经过两个月的激战，联合国军占领646平方千米土地，平均每个月推进约2公里。10月25日，联合国军代表同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重开谈判，地点改在位于开城东南8公里之板门店[117]:171。10月30日至11月下旬间，志愿军发起局部反击战，占领280平方公里土地，并巩固开城地区的防御。11月27日，双方就军事分界线及非军事区问题达成协议：“以双方现有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各自由此线后退两公里以建立停战期间的非军事地区。如军事停战协议在本协议批准后30天之后签字，则应按将来双方实际接触线的变化修正上述军事分界线与非军事区。”[177]12月11日，开始谈判战俘问题，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主张依照日内瓦公约规定遣返全部战俘，美国则称“自愿遣返原则”，拒绝全部遣返[117]:173。12月12日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代表提出全部遣返双方战俘之方案，但联合国军方面3个星期不予答复；1952年2月，朝鲜和中国大陆方面又建议全部战俘被遣返后不再参加朝鲜战争，以便让他们回家过和平生活[119]:115。

由于双方的条件悬殊，停战谈判整整进行两年。1952年5月7日，格洛克将军在随从参谋白纳特中校陪同下，飞抵日本东京羽田机场，准备接替李奇微将军担任美国远东军司令官、联合国军司令官[119]:138。5月12日，李奇微将指挥权移交给格洛克将军[119]:149。王树增提到：“在这两年中，在双方的防御线上，密集地部署着200多万人的大军，构筑世界战争史上最漫长的、最复杂的、最坚固的防御工事。联合国军的防线由部署严密的火炮阵地、坦克群以及步兵组成，数层阵地使其纵深达300公里，每一层防线都构筑永久性的工事和堑壕，每一层防线都制定周密的空军支援预案，形成一个火力强大的立体防御网络，这条防线被称做‘一道不可逾越的死亡深渊’。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防线上，数十万官兵开始建设世界上最浩大的地下防御工程，其土石方总量能开凿数条苏伊士运河、沿着对峙线自西向东，数百公里的防线上，深埋在地下的永久式坑道和交通壕蛛网般四通八达，由于武器装备上的差距，在联合国军拥有空中优势及火炮优势的情况下，中国人民志愿军采用广泛的地下工事群保存了部队，并有效的阻止了联合国军尝试北进的企图。[179]5月，朝鲜停战谈判取得重要进展，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双方达成协定；至此，只剩下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没有解决[117]:173。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为谋求战俘问题解决，两次提出折中调整方案，都遭联合国军代表拒绝；7月13日，联合国军代表提出一个遣返方案，其中遣返人民军战俘占应被遣返总数80%左右，遣返志愿军战俘只占应被遣返总数32%[117]:174。10月8日，朝鲜停战谈判联合国军首席代表哈里森单方面宣布无限期中断板门店会谈[119]:208。

喋血岭与伤心岭[编辑]

主条目：朝鲜战争1951年夏秋季战役

在1951年8月18日－9月18日的夏季攻势中，为了确保休战后获得更为有利的阵地线，自8月18日起，韩国国军第1军对丁字峰、美军第10军对喋血岭和昭阳江东岸地区同时开始攻击，这是夏季攻势的前期作战。进攻比雅里西南方的983高地和773高地的韩国国军第1军第5师第36团（临时配属美军第10军第2师指挥），遇到朝鲜人民军将领方虎山的坚决抵抗。朝鲜人民军与大韩民国国军在983、773高地的反斜面上展开一场短兵相接的血战，几天下来，整个山顶都被鲜血染红了，看到这种凄惨战况的美军记者，不由得喊出“Bloody Ridge”（喋血岭）这个名字。到8月27日，韩军被迫撤退，所夺取的各个山顶又被朝鲜人民军占领。联合国军改由美军第2师第9团接替韩国国军第36团攻击喋血岭，该团于8月31日和9月1日从正面攻击，仍然没有成功。朝鲜人民军躲在反斜面的坑道内，在美军将要前进到山顶阵地时，突然予以猛烈射击，因此每次美军都遭到重大损失。9月5日喋血岭终被美韩联军攻下，在从8月18日到9月5日攻击喋血岭的3周时间内，联合国军所受的损失是战死326人、负伤2,032人、失踪414人，共计2,772人。依美军第二师估计，中国大陆、朝鲜共伤亡15,000人[180]。

范弗里特上将在喋血岭的攻击开始陷于僵局之时，就设想在中、东部战线进行一次大规模的作战，以求停火后有一条更加坚固的防线。但是喋血岭的损失报告却给了他很大震动，如果按照原来的计划实施，将会遭到的损失和物资消耗是无法承受的，于是美第10军转为夺取喋血岭正北方的851—931—894高地群，此高地群从主脉向东西延伸出的无数支脉会使人想起鱼的背骨而感到毛骨悚然。目击这个山峰战斗的美军记者喊出“Heartbreak Ridge”（伤心岭）这个名字。美军的攻击从9月13日凌晨5时30分开始，先进行30分钟的攻击准备射击，然后美军第2师第23团开始前进。中午时分，美国人发现他们“闯进黄蜂的窝巢里”，朝鲜人民军在之前一直静静的山背上同时喷射出交叉炮火，美军第23团突击连受到机枪交叉射击和手榴弹攻击，还受到火炮和迫击炮的集中射击。第23团两个营除退到山谷间避开直射火力，挖战壕防身外，别无他法。直到黄昏，第23团也没有发现一个朝鲜人，只是被打的抬不起头来，官兵们直言是“重蹈喋血岭的覆辙”。9月16日，美军第23团詹姆斯·Y·亚当斯团长派出预备队从两翼同时攻击，以减轻正面部队的压力，但这次攻击也被朝鲜人民军“像铁桶那样的火网”所阻，一步也未进展。9月20日新任第2师师长罗伯特·N·扬格少将下令参加过喋血岭作战的第9团夺取位于伤心岭两侧的1024和867两个高地。1024高地被夺下，但因其距离伤心岭有7公里远，因而对朝鲜人民军反斜面的坑道战术的压制效果不大，而且新换上来的朝鲜人民军第15团顽强守住867高地。扬格师长仔细地研究这次攻击，作出结论报告说“这是一个大失败”，并于9月27日决定中止这次攻击，待10月初在新的构想之下再攻击，自联合国军于1月转入反攻以来，困难的攻击是不少，可是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也没能夺取阵地，以致停止攻击，还是第一次。此时朝鲜人民军也受损过度、疲累不堪，匆匆将阵地移交给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便撤走休息。中国人民志愿军一向采取灵活、多变的运动战，反对死打硬拼，后来为了迂回作战，主动放弃这片高地。此役美军第2师伤亡3,700多人，美方估计中国大陆、朝鲜此役伤亡25,000人[181]。中国大陆估计整个朝鲜战争1951年夏秋季战役作战中，中国大陆与朝鲜共毙伤俘联合国军16.8万余人，自身则伤亡3.3万余人。这次作战，迫使美方不得不恢复停战谈判，并放弃其原来的要求。志愿军战士在战斗中创造的马蹄形工事是坑道工事的雏形，为以后建成以坑道为骨干的防御体系提供了重要经验[182]。

上甘岭战役[编辑]

主条目：上甘岭战役
中国人民志愿军，1952年

1952年10月14日凌晨，联合国军第8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发动金化以北的上甘岭之战。美国在上甘岭地区发动空前激烈之“金化攻势”；金化，位于三八线中段，是从汉城地区进攻平康平原必经之铁路枢纽，因而是攻势中必争之地[117]:175。双方在表面阵地上进行拉锯战。多次反复争夺的结果，两方面皆死伤惨重。前后历时43天，在3.7平方公里的地区，共发射炮弹超过230万发，岭上泥土平均被炸翻出至少3米。中国人民志愿军军队伤亡情况遽增，不过仍倚靠有系统建设的坑道工事阻止美军的攻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统计，志愿军阵亡4,838人，伤6,691人[183]。根据联合国军方面统计，联合国军阵亡1,461人，伤4,700余人[184][185]（另一说是伤亡9,000余人）[186]:318。

夏季进攻战役[编辑]

参见：朝鲜战争1953年夏季战役和金城战役

1953年2月22日，联合国军司令格洛克致信金日成与彭德怀，建议双方交换伤病战俘[119]:211。3月22日，周恩来致毛泽东电：“苏方提议的中心思想，即是准备在战俘问题上求得妥协，以掌握和平的主动权。解决方案，是利用格洛克的文件，由金、彭出面答以同意根据日内瓦公约一〇九条，双方先行交换重伤病战俘，其不愿回者暂交中立国，并恢复板门店谈判解决具体问题。然后即由中朝双方当局分别发表声明，主张战俘按分类办法实行遣返，要求遣返者立即遣返，其余则交由指定的中立国（如印度或其他国，视情况再定），保证其得到公正解决。苏联外长跟着发表赞助声明，然后苏联在联合国代表即作同样活动。”[117]:1813月28日，金日成、彭德怀覆函格洛克，同意交换病伤战俘，并建议立即恢复谈判[117]:182。3月30日，周恩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声明》，提出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政府共同研究之建议：“谈判双方应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的战俘转交中立国，以保证对他们的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117]:182-1834月6日，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方面联络官朝鲜人民军李相朝少将与联合国军方面联络官美国约翰·C·丹尼尔海军少将就双方遣返伤病战俘问题举行会谈，4月7日双方交换伤病战俘估计人数，4月11日完全达成协议[119]:212[187]。4月中旬，毛泽东向邓华提出：“争取停、准备拖。而军队方面则应作拖的打算，只管打，不管谈，不要松劲，一切仍按原计划进行”[117]:183。4月23日，毛泽东对邓华关于举行夏季战役反击之几点意见批语：“至于停战得早，或不要打以利谈判，则可于五月间适当时机再行决定。”[117]:1834月24日，李承晚转告艾森豪威尔，如果达成允许志愿军继续留在鸭绿江以南之任何协议，他就决定将韩国军队退出联合国军，在必要时将继续单方面作战[117]:184。4月26日，朝鲜停战谈判恢复，南日将军之提案遭到联合国军首席谈判代表哈里森拒绝；5月7日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再次提出解决遣俘问题之八项提案：一切坚持遣返之战俘，予以直接遣返，其余不直接遣返之战俘，全部交给印度、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典五国组成之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接管[119]:215。双方因战俘问题再次在谈判桌上陷入僵局。5月13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发动夏季进攻战役，目的是“消灭敌人，配合谈判，吸取经验，改善阵地。”[119]:216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动20兵团第19兵团和第9兵团在火炮掩护下从西线、中线、东线、三路出击，从正面突破联合国军地下坑道防御工事，经激战，除个别支撑点内的联合国军守突围外，其余均为志愿军消灭，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声称先后毙伤俘联合国军4,133人，志愿军伤亡1,608人。志愿军提前发起夏季反击作战，迫使美国在5月25日基本接受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之提案，夏季反击作战第一阶段结束[117]:184。

5月27日起，志愿军发起夏季反击作战第二阶段攻势，原定打击美军为主，改为打击韩国国军为主[117]:184。志愿军第19兵团、第9兵团、第20兵团及朝鲜人民军先后对韩国军团以下兵力防守的51个支撑点进攻作战65次，共歼灭联合国军41,203人，志愿军伤亡19,354人。志愿军突破联军阵地正面达12公里，纵深达6公里，为第三次进攻创造有利条件。至6月中旬志愿军共毙、伤、俘敌军4.5万多名，突破敌阵地正面达12公里，纵深达6公里[119]:216。

6月6日，艾森豪威尔致信李承晚，敦促他接受停战协议，并提醒他，武力统一朝鲜，只是一个“梦想”[117]:184。6月8日，美方接受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关于战俘遣返问题之方案，朝鲜停战谈判之最后一项问题，终于达成协议，并公布于世[119]:216。6月15日，停战谈判各项议程全部达成协议，按照双方实际控制线划分军事分界线工作即将完成[117]:184。志愿军和人民军发布命令：“从六月十六日起，各部队一律停止主动向敌人攻击，但对敌人向我发动的任何进攻，则应坚决地给以打击。”[117]:1856月16日，李承晚覆函艾森豪威尔，拒绝接受停战协议[117]:185。6月19日，韩国扣留2.7万名朝鲜人民军战俘[119]:216。6月21日，毛泽东致彭德怀电：“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适宜，要看情况发展方能作决定。再歼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117]:1857月13日至27日展开第三次进攻，即金城战役，这次进攻以打击韩国国军为主。志愿军和人民军于7月13日发动金城战役，几天内歼敌5万人[119]:216。志愿军在朝鲜金城以南地区，对韩国国军防守的坚固阵地实施的进攻战役。此役志愿军第9、第19、第20兵团及人民军对韩国国军作战45次。在7月13日展开进攻至16日转入防御，仅3天时间便将战线从正面向前推进192.6公里。联合国军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出动8个师兵力反击1000余次，但在付出巨大代价的情况下，至27日金城战役结束前仅占领巨里室北山一个阵地。中国大陆宣称志愿军在金城战役中予韩军汉城师以歼灭性打击，重创联合国军3个师，共歼灭联合国军52783人，志愿军伤亡2.3万人。7月19日，美方发表声明，保证实施停战，并向韩国施压；随后韩国政府被迫发表声明，接受停战协议[117]:185。7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1953年7月25日祝贺志愿军夏季反击作战胜利电报稿上加写：“希望全军指战员防止骄傲，在停战协定签字并生效以后，仍应提高警愓，一面自己严格遵守协定，一面防止敌人可能作出破坏的挑衅。”[117]:186

通过夏季战役，向南扩展阵地240公里，将战线拉直。整个夏季进攻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声称志愿军伤亡5.3万余人，志愿军毙伤俘联合国军12.3万余人[188]。联合国军声称在七月联合国军伤亡29,629人，志愿军伤亡72,112人[189]。

空战[编辑]

主条目：朝鲜战争空战

1950年朝鲜战争初期，美国空军动用远东地区44个中队共657架飞机参战。朝鲜人民军仅有20架战机，很快就失去作战能力[190]。当时中国大陆空军和海军初创，无法与美军抗衡，美军完全控制制空权和制海权[119]:8。8月，斯大林派遣苏联空军138架飞机进驻沈阳，如此可以迅速飞往朝鲜，出现失利也可以飞回中国大陆境内躲避追击[191]。

苏联秘密介入[编辑]

主条目：米格走廊
涂装朝鲜空军标志的米格-15比斯战斗机。亚利桑那州空军纪念博物馆收藏。[192]
美军F-86A战斗机

1950年11月1日，先期进驻沈阳的苏联空军米格-15战斗机在鸭绿江上空朝鲜境内与美空军首次交战。苏联空军歼击航空兵独立第64军，辖2至3个歼击航空兵师、1个独立夜航歼击机团、2个高炮师、3个探照灯团以及1个航空工程兵师、其它保障部队和分队。每个部队自抵达战区后平均8至12个月换防一次。该军的平均人数为26000人。有不少来自总参、各军兵种机关的军官因在此军工作积累经验。自1950年至1953年，第64军总共轮换了空军和苏联国土防空军的12个歼击机师（26个团）、2个独立夜航歼击机团、4个高炮师（10个团）、2个航空工程兵师、3个高射探照灯团和2个海军航空兵歼击机团，以及部分保障部队。受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顾问斯捷潘·阿基莫维奇·克拉索夫斯基空军上将指挥，1952年7月。第64军承担保卫鸭绿江和中国大陆与朝鲜边境线以南75公里以内战略目标和交通线的任务。在这一阶段，美军参战的飞机（含作战飞机及非作战飞机如运输机、联络机等）已经达到14个大队、1100余架飞机，机数虽多，但大部分为螺旋桨式飞机，喷气式战斗机仅有平直翼的F-80，性能上远远不如苏联空军的米格-15。11月8日，美国空军司令范登堡下令派遣F-84E和F-86A各一联队至朝鲜半岛参战。第4战斗机联队的F-86经海上运输，大部分进驻日本，仅以一中队进驻汉城附近金浦机场，在12月15日第一次执行任务[193]:246-248。以双方需要飞行的距离来看，美军的F-86在米格走廊平均停留时间在20分钟左右。12月，新组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进驻丹东，直到1951年1月首次参加空战[194]。

在1950年末至1951年初，在朝鲜半岛的西北部，从鸭绿江以南至清川江之间的空域，苏联空军的米格机对联军飞机造成相当威胁。美国飞行员开始以“Mig Alley”称呼这个区域（此名为中文媒体翻译成米格走廊），认为进入这个空域就要展开宛如后巷（英语：back alley）中的混战[195]。米格走廊中最神秘的力量是苏联飞行员，斯大林命令国防部长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负责向中国大陆派遣航空兵师，苏军参战人员一律身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服[196] 。 尽管斯大林要求严格保密，要求飞行员在无线电交谈中避免使用俄语，但作战时并不实际，联军其实自苏联加入空战的行列之后，很快自监听无线电通讯当中知道苏联的介入，不过整个朝鲜战争期间联军方面也选择缄默的态度，以免战事扩大。当时美国空军参谋长霍伊特·范登堡从远东视察回国后公开宣称：“共产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主要空军力量之一”，将空中对手名义限制在志愿军空军内，以免暴露苏联飞行员大批参战的真相[197]。

苏联空军认为米格-15初战对美军轰炸机的威胁使1950年11月美空军炸毁6座鸭绿江战略桥梁和10座朝鲜城市的目标未能实现[190]。美空军认为是由于地缘政治的限制，让轰炸机不能飞入中国大陆境内以及攻击来自中国大陆境内的防空炮火，造成执行任务的困扰。但在后来的持续轰炸中仍陆续将大部分桥梁炸毁[193]:220-230，并对修复的桥梁重复轰炸。米格走廊的有限区域以及大多数空战都集中在这个范围之内，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南下建立前进机场的意愿也不高，主要目的是阻止联合国军轰炸。中苏并不想用有限的战机资源与联合国军战机拼消耗，而是以联合国军在朝鲜的轰炸机主力B29为首要目标，击落或迫使其放弃任务提前投下炸弹返航，同时又必须分出一部分力量掩护攻击战机。从战果上来看，美军无法确保朝鲜半岛制空权，1951年4月12日，3-4个中队36至48架B29在近100架F80与F84掩护下，试图轰炸位于安东的鸭绿江桥梁，遭遇30架米格15攻击，3架被当场击落，7架严重受损，轰炸任务中断。经此“黑色星期四”，美国空军暂停了近3个月的大型轰炸机轰炸。1951年10月23日“黑色星期二”，联合国军再次组织了21架B29分2队在约200架F80、F84、F86和英制流星喷气式战斗机掩护下，试图轰炸朝鲜北部新建的野战机场，遭遇近150架米格15拦截，约50架米格突破护航战机防线；其中一中队9架B29因护航战斗机迟到4分钟，在米格15围攻下，6架被击落或坠毁；另一中队12架B29尽管有战机护卫，亦有损失。22日至27日6天之内，5架B29被当场击落，6架严重受损，返航中坠毁或降落后报废，另有10余架受弹。10月22日至27日的大规模空战影响到其后数十年的美空军战略布局，10月28日，美空军司令部越过各级指挥系统直接向前线的B29飞行员下令，停止大型轰炸机集群日间战略性轰炸，部分机组是在朝鲜时间凌晨于跑道上等待起飞时接到空军司令部的直接命令：后将轰炸机使用改为夜间小批量战术支援，将战略攻击力量的重心由轰炸机集群转向核武器威慑，并开始重视载弹量较少但更灵活的对地攻击机和多用途战机的作用。在朝鲜，美军试图以轰炸切断中国人民志愿军运输线的战略企图，最终未能实现。[来源请求]

中苏空军自1951年起配合作战，最初由有经验的苏联飞行员与美战机缠斗，掩护志愿军飞行员攻击轰炸机和对地攻击机。200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前司令员王海在其自传《我的战斗生涯》中写道：“朝鲜战争初期，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还相当年轻、弱小，空战主要是苏联空军打的。”[198] 随着经验积累，志愿军空军在朝鲜战场有效发挥自己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统计，志愿军空军在战争中共出动起飞2457批26491架次，有212名飞行员击落击伤过联合国军飞机。整个志愿军空军宣称共击落联合国军飞机330架，志愿军空军被击落231架飞机，116名飞行员阵亡[199]。 据苏军总参谋部统计，第64航空兵军战斗出动共64300架次，参加空战1872次（有6462名飞行员对敌射击），击落飞机1106架，其中“佩刀”651架；另外还有153架飞机，其中40架“佩刀”被地面炮火击落。苏方军官亡142人（其中飞行员126人）、士官和列兵亡133人，飞机被击落335架，被击毁火炮6门、探照灯1部，在朝鲜战争中参与轮战的苏联军人为40,000人。 美国方面的资料宣称一共布署647架F-86到韩国战区[200]，总共损失231架，其中有飞行员本人或编队其他成员证实于空战中当场坠落的确定空战损失73架，不明原因34架，以及其他包括故障等原因的损失。考虑在作战中受损而未能回到基地的情况，如重伤后迫降损毁记作损失，重伤后于机场迫降损毁记作技术故障，因而空战损失的数字必会高于73架[201]。 F-80美国流星式总共损失277架，占参战总数的约1/3，其中确定空战损失14架，确定空战战果17架。 F-84雷电战斗轰炸机亦承担了战术攻击任务，总共损失335架，确定空战战果8架。

美方最初称在朝鲜空战中击落484架MiG-15，被击落48架F-86，近代重新统计后改为确认空战被击落103架F-86，其中92架是被MiG-15击落，确认空战击落379架MiG-15；MiG-15:F-86空战交换比在60年代媒体中一度宣称为14:1，后在数十年中定为10:1，后改为7:1，近代改为约4:1。[202][203][204]因联合国军机群通常处于数量优势，且MiG-15以拦截轰炸机为首要目标，主要战术以较少的MiG-15冲入联合国军机群，扰乱其队形，迫使其放弃轰炸任务。极少出现规模接近的MiG-15与F-86机群纯粹消耗性空战。战后美方成立海军战斗机武器学校（通称Top Gun），专门加强缠斗训练。

由于苏联空军受到的命令是不可以南下远离鸭绿江的地区作战，因此苏联空军绝少有战术性对地任务。志愿军后来还是用刚刚创建不久的空军和海军掩护陆军攻占朝鲜西海岸的大和岛、小和岛等十多个岛屿，并在这一过程中三次轰炸大和岛，其中第二次是人民解放军空军首次夜间轰炸。这是志愿军空军规模较大的战术性对地任务[205]。

核武威胁[编辑]

1950年7月下旬，朝鲜战局对美极为不利，美国为防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参战，派遣10架未带核武器的B-29轰炸机到关岛，并将消息通过《纽约时报》广泛传播开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核威胁，但最后美国因国内外压力将B-29轰炸机调回国[206][207]。

1950年10月19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正式建议着手研究对朝鲜、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核打击的目标问题。11月30日，杜鲁门总统在记者会上答问，美国会采取一切步骤围堵共产党在朝鲜半岛的扩张，包括使用原子弹[208][209]。12月初，美国飞机模拟核袭击朝鲜首都平壤。1951年4月，9架B-29轰炸机携带核弹头派往关岛，继而飞至冲绳岛，并举行公开的核战演习。6月初，美军侦察机侵入中国东北和山东上空，收集关于空袭目标的情报[207]。

1952年12月2日至5日，刚当选美国总统之艾森豪威尔到朝鲜前线视察，回国后称，要以行动，而不是言语，来打破僵局[117]:176-177。12月，毛泽东对志愿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邓华1952年12月4日报送之关于朝鲜战局形势与明年之方针任务报告之批语：㈠“应肯定敌以五至七个师在汉川鸭绿江线大举登陆，并在我后方空降，时间应准备在春季，也可能更早些，我应十分加强地堡和坑道，部署五个军于这一线，其中要有四个有经验的军，划定防区，坚决阻敌登陆，不可有误。”㈡“第二个登陆危险区是通川元山线，第三个危险区是镇南浦汉川线。”㈢“决不能许敌在西海岸登陆，尤其不能许其在汉川鸭绿江线登陆。”[117]:17712月20日，毛泽东任命邓华兼任西海岸指挥部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梁兴初为副司令员[117]:178。1953年1月20日，艾森豪威尔又一次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核威胁，声称为结束战争，不惜扩大战争和使用核武器[207]。

1953年2月2日，艾森豪威尔发表国情咨文，宣布台湾海峡中立化，第二天同参加联合国军各国代表会谈，说服他们支持封锁中国；4月底，在毛泽东指导下，反登陆作战准备工作全部完成，从三八线到东西海岸，直到中国东北，构成纵深防御[117]:179。2月11日，美国开始计划对朝鲜开城地区使用战术核武器。最终由于战争结束而未实施[207][210]。

停战[编辑]

板门店

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119]:217。同日22时生效[63]:5210。主要内容：划定军事分界线，双方各由此线后退2公里，以建立非军事区；双方停止一切敌对行为，并从规定地区撤出一切军事力量；停止自朝鲜半岛[注 37]境外进入增援的军事人员、武器和弹药；协定生效60天内，双方直接遣返坚决要求遣返的战俘，其余战俘交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处理；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在协定生效后3个月内召开高一级的政治会议，协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等事项[63]:5210。双方签署《关于停战协定的临时补充协议》的停火协议[211][212]。协定附有“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附件[63]:5210。谈判的最终结果是在三八线附近以1953年7月27日22点整双方实际控制线南北各2公里宽设立非军事区，由于参战双方签署的是停战协定而非和平条约，因此从国际法上来讲，当时这场战争尚未结束。

2009年5月27日朝鲜军方发表声明，宣布朝鲜退出朝鲜停战协定，将不再受军事停战协定约束[213]。2013年3月5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发言人于声明中宣布，朝鲜将不承认《朝鲜停战协定》[214]。

2018年9月18日，大韩民国总统文在寅和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签订《平壤共同宣言》，事实上宣布战争状态结束[215]。

2020年6月，朝鲜炸毁朝韩联络办公室，原因是朝鲜不满脱北者组织在朝韩非军事区通过大型气球气球向朝鲜发送传单，认为是违反《板门店宣言》的敌对行为，随后平壤宣布切断和首尔的所有通信管道，并于几个小时后派遣朝鲜人民军炸毁办公室建筑，此举被指造成韩朝双方关系恶化[216]。

伤亡情况[编辑]

A large ship resting on the ocean, with smoke visible from the back of the vessel.
艾奥瓦号于朝鲜战争中
1953年3月23日，第一批遣返的被俘美国军人

朝鲜战争期间中国人民志愿军伤亡早期的统计50万余人次，阵亡、病故171,687人[217]，2010年10月26日，中国抗美援朝纪念馆经过10多年全国走访查实，朝鲜战争期间全国志愿军战士阵亡共183,108人[218]。2010年6月26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少将在“朝鲜战争六十年暨半岛形势研讨会”上表示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战场阵亡114,084人，负伤383,218人（因包含两次以上负伤而存在重复统计）；患病后送入院治疗455,199人（因包含多次住院同样存在重复统计）；战场失踪25,621人。加上参战人员中伤病和其他原因的死亡，中国人民志愿军方面在战争中共死亡183,108人[219]。2014年10月29日，中国大陆民政部、总政治部清查确认，将尽可能多的士兵列入烈士后，得到抗美援朝烈士为197,653名，卫生勤务保障战线共救治伤病员838,417名，其中伤员383,218名，治愈归队217,149名。[48]

空军方面，参战的苏联空军10个航空兵师共损失米格15和La-11战斗机335架飞机和120名飞行员。苏联4个高射炮兵师和2个探照灯团共68人牺牲、165人受伤、损失高射炮6门和探照灯1台。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共损失231架飞机和126名飞行员。[来源请求]

联合国军方面，美军伤亡约14万人次。其中阵亡美军36,570人，负伤10万余人次，扣除多次负伤后的负伤人数不详。“美国战役纪念碑委员会”在美国华盛顿“朝鲜战争老兵纪念碑”上刻有54,246的总死亡数字，包含因车祸等原因死亡的1万余人，现在这组数字依旧刻在纪念碑上。联合国军总共死亡628,833人，受伤1,064,453人，失踪470,267人。其中美军死亡54,246人，受伤103,284人，失踪8,177人[220][注 38][注 39]据1955年美国国防部报告，美军7,190人被俘，其中93%（6,656人）是陆军。[221]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数据，运动战时期志愿军毙伤美军91,503人，俘6，319，降149人；其它联合国军6,136人，俘1,238人；韩国国军50,654人，俘29,278人。阵地战时期志愿军毙伤美军198,352人，俘749人，降1人；其它联合国军20,343人，俘250人，降2人；韩国国军304,966人，俘8,254人，降283人[222]。志愿军共击毁击伤坦克2,006辆，汽车3,165辆，装甲车44辆，飞机10,629架，各种炮583门。缴获坦克245辆，汽车5,256辆，装甲车51辆，飞机11架，各种炮4,037门，各种枪73,262支（挺）[222]。

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的战争成就宣传海报

战俘处理[编辑]

主条目：朝鲜战争的战俘遣返问题

朝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被俘人员[编辑]

一群被俘的志愿军士兵

至1951年6月，联合国军共俘虏朝鲜战俘152,500人、志愿军战俘21,300人。共产党将战俘仍然看作战斗人员，在战俘营中成立了严密的组织，与联合国军进行斗争。[223]战俘最初一起被送往釜山收容所混合关押，后来由于两方之间发生矛盾，联合国军就将战俘按照国籍分开[4]。釜山战俘收容所是美军1950年下半年动工修建，主要关押伤病战俘，共有9个战俘收容所和2个战俘监狱及水牢，每个收容所可以关押1,500名左右战俘；居住环境比1951年4月和1952年5月修建之巨济岛战俘营和济州岛战俘营好[119]:27。

1951年5月30日，大批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战俘开始被移往巨济岛战俘营[4]。中国人民志愿军有21,400人被俘，被俘人员中连排级军官有600人左右、营级30余人、团级5人、师级1人，主要被关押在巨济岛等地。[224]在朝鲜战争中，志愿军2万多人被俘，有6,673人返回中国大陆，有1.4万多人到台湾[119]:3。战俘主要被关押在巨济岛、釜山，后来又大批转运到济州岛。在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战俘的营地内，普遍爆发反共和亲共战俘之间的要求遣返和拒绝遣返的血腥斗争，得到美军以及韩国、中华民国政府支持的反共战俘首领最终占得上风。1952年4月8日，美军对战俘的去向进行“甄别”。在甄别前夜，反共的战俘首领以挖心等方式残暴杀害多名倾向于遣返的战俘，大多数战俘在暴力威胁下没有在甄别时选择遣返。[225][226]1952年5月7日[119]:139，，亲共战俘发动巨济岛事件，绑架战俘营长官杜德并迫使他承认虐待战俘后加以释放。美军战斗部队随即镇压这些营地，造成大批战俘死伤的惨案。亲共战俘在战俘营内也建立组织，使用包括活埋在内的手段处决妨碍斗争的战俘。[227]1953年4月20日，朝鲜战争交战双方开始交换伤病战俘，至4月27日美方共遣返志愿军伤病战俘1,030人，人民军伤病战俘5,640人；朝鲜、中共方面共遣返美军、英军和韩国国军等伤病战俘684人[119]:213。除了战俘之间的血腥斗争，另有数千名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战俘死于传染病。从1953年8月5日至9月6日，联合国军共遣返志愿军战俘5,640名[119]:225。

联合国与韩国的被俘人员[编辑]

参见：大韩民国国军战俘

1950年底，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靠近中国边境的碧潼选址建立战俘营。碧潼战俘营位于位于鸭绿江和支流形成的一个半岛上，三面环水。开始只收容管理韩国国军以外的联合国军战俘，1951年3月之后，鉴于朝鲜人力物力的困难，韩国国军战俘也由志愿军管理。4月，志愿军政治部成立志愿军战俘管理处，下设4个俘管团和2个俘管大队，其中2个俘管团收容管理韩国国军战俘，另2个俘管团和2个俘管大队收容管理美、英、法、土耳其、菲律宾等10个国家的联合国军战俘[228]。至1951年6月，碧潼战俘营共有美军战俘2000余人，英军战俘800余人，土耳其战俘200余人[229]。由于严寒、极度的物质匮乏以及美军战俘中普遍的心理崩溃，在1950年至1951年的冬季和春季，战俘营内的美军战俘死亡一千余人，而其他国家战俘则少有死亡[229]。随着志愿军空军开始保卫后方交通以及停战谈判的开始，战俘营的物质条件得到很大改善，志愿军纪录大规模的战俘死亡在1951年夏得到遏制。1952年11月15日至27日，中国人民志愿军于碧潼战俘营举办了一场模拟奥运会，参赛运动员皆为联合国军战俘，之后对此进行了宣传。

战俘遣返[编辑]

1953年，交战双方达成《停战协定》。7月成立战俘遣返委员会。8月5日，交战双方开始交换战俘[119]:217。至1953年9月，人民军和志愿军方面向联合国军交还重伤病战俘684人、直接遣返的战俘12773人（其中韩国战俘7862人、美英法等国战俘4911人）；联合国军向人民军和志愿军方面交还重伤病战俘6670人（其中志愿军战俘1030人、朝鲜战俘5640人）、直接遣返的战俘75,823人（其中朝鲜战俘70,183人、志愿军战俘5,640人）。9月9日，由印度、捷克斯洛伐克、瑞典、波兰、瑞士五国组成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正式成立，印度中将蒂迈雅中将当天到达朝鲜半岛任主席[119]:225-226。按照朝鲜停战协定，在停战协定生效后60天内交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在朝鲜设立之“中立区”中看守，然后由战俘所属国家派人向战俘进行90天解释工作[119]:226。余下的不直接遣返的22,604名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战俘（其中志愿军战俘14,704人、朝鲜战俘7,900人）与359名联合国军及韩国战俘（其中美军战俘23人、英军战俘1人、韩国战俘335人）被转交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在中立国监督下，战争双方派出代表对战俘解释，由战俘自己选择去向[186]:514。

解释期间，朝鲜、中华人民共和国战俘被送往北营。在战俘转移到中立区的第一天，反对共产党战俘就当着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印军主席蒂迈雅（K. S. Thimayya）中将的面，几乎把两名向印军寻求遣返的战俘活活打死。被彻底震惊的蒂迈雅意识到，这些战俘首领将以严酷的纪律阻止任何人在解释期间遣返[230]:122。反共的战俘首领通过暴力恐怖严密控制绝大多数战俘，成功抵制解释工作。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直到10月10日才正式开始对战俘之解释工作[119]:229。到90天解释期结束的1953年12月23日，仅有10天时间被用于解释。22000余名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战俘中经过解释的只有3166人，这3166人中仅136人要求遣返，但同期却有数百名战俘冒着生命危险逃出营地要求遣返，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因此认为，“战俘在表达愿望时所必须采取的这种不正常方式，使人们很自然地怀疑到全体战俘都不是自由的个人。”[231][230]:199反共的战俘首领们从韩国和中华民国政府获得指令，设法“肃清潜伏匪谍，提防分化阴谋”[232]。在印度军队看管期间共有38名战俘死亡，其中多数因为被怀疑有遣返倾向而被反共战俘杀害，其中最著名的是谋杀张子龙案。据遣返的战俘控诉，反对共产党战俘挖出张子龙的心脏以恐吓希望回国的战俘[233]。美国记者极力否认此事，称其为共产党的污蔑[234]。在解释期满后，中立国委员会又为战俘摆脱反对共产党首领的控制提供两次机会：1953年12月31日，印军对战俘“点名”，131名战俘趁机提出遣返；1954年1月20日至21日，在印军向美军移交战俘时，又有104名战俘抓住最后的机会逃脱战俘首领的控制。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在其提交的报告中认为，未寻求遣返的战俘并不都是出于自愿，而是因为他们被在战俘营内长期灌输的恐惧所控制。蒂迈雅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毫无疑问将会有更多的战俘要求遣返[230]:205。而那些要求遣返的战俘，毫不意外地被美、台的宣传机构贴上“共谍”的标签[235][234]。

1953年12月23日，联合国军单方面终止对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战俘的解释工作。尽管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强烈要求延长解释期限，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印度主席也认为延长解释期限是合法和必要的，并承认绝大多数战俘尚未经过解释程序，但由于联合国军拒绝协商，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投票决定对战俘的解释工作结束，并将剩余战俘移交给联合国军[236]。联合国军方面战俘经过解释后，有224人拒绝遣返[228]。1954年初双方不直接遣返的战俘的命运分别为：志愿军战俘440人返回中华人民共和国，14,235人前往中华民国，12人前往印度；朝鲜战俘188人返回朝鲜，7,604人前往韩国，74人前往印度；美军战俘2人返回美国，21人前往中国；英国战俘1人前往中国；韩国战俘8人返回韩国，325人前往朝鲜，2人前往印度[186]。

返回中国大陆的7000多名志愿军战俘中有6064人被集中到位于昌图县金家镇的归国者管理处。至1954年3月，92%的战俘被开除中共党籍、共青团团籍、解放军军籍，其中约4600余人只被承认被俘前的解放军军籍，30多名干部和少数伤残人员转业，其他战俘则全部复员，复员的战俘的档案中被注明“控制使用”[237]。[来源可靠？] 1980年，在返回中国大陆的志愿军战俘向全国人大申诉后，中共中央下发“中发（1980）74号”文件即《关于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问题的复查处理意见》，中国大陆官方开始对志愿军战俘重新审查、正确处理，如战俘张泽石得以平反、恢复党籍军籍，还成为2011年感动中国候选人[238][239]。

抵达台湾的志愿军战俘在台湾被称为“反共义士”受到隆重的欢迎[240]，中华民国政府专门划出“义士村”供他们居住，政府还将1月23日定为“自由日”进行纪念。欢迎之后，由蒋经国主持、谷正纲办理，对来台战俘进行思想改造和审查，包括自我清查反省，刺血字、写血书、举行向蒋中正宣誓效忠仪式等。[241]被清查及自首的4410名曾加入中共党团的战俘被注记档案后交接编单位，其中被认为情节严重的15人被移送“感训”。[4]在战俘营时，中华民国方面曾向战俘承诺去台后可以自由选择职业，不肯去台湾的则可以选择前往中立国，但这一承诺并没有兑现[242]。战俘们被逐个审查后，补入国民党军基层。[243]据去台战俘赵英魁回忆，到台湾之初，有的战俘因不愿意当兵而遭到干部的不断纠缠而自杀，还有的战俘抱怨“国民党不守信用”，遭“政治战士”检举，被捕后以“从事非法组织意图叛乱”的罪名被判死刑或徒刑[244]。1958年8月28日，金门炮战爆发，有前志愿军战俘带枪浮水游到厦门。冉宏图也想逃跑，但由于企图早被发现而未果。频繁出现的逃跑事件，使国民党当局又针对战俘开始了新的政治攻势。冉宏图就曾被要求参加国民党，但他拒绝了。[243]

除去返回大陆和前往台湾的志愿军战俘以外，在中立区解释结束后，有12名志愿军战俘选择前往中立国印度，其中2人后来返回中国大陆。[245]

战争罪行[编辑]

对朝鲜平民的屠杀[编辑]

韩国学者金荣范认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是唯一没有屠杀平民的队伍，而朝鲜战争中其他参战方，朝鲜、韩国和美国都有针对平民的大规模屠杀行为。根据屠杀者的身份，对平民屠杀可分为三类：右翼（韩国国军、警察、右翼团体）对本国平民的屠杀、左翼（朝鲜人民军、游击队及左翼团体）对本国平民的屠杀，以及美军对朝鲜半岛平民的屠杀[246]。

“据报有大批的平民要么全部是朝鲜人民军，要么由朝军控制，正试图渗透我军阵地，军队已经要求对所有难民人群扫射”。

韩国及原南朝鲜军政厅[编辑]

1950年，保导联盟事件
参见：保导联盟事件、济州四·三事件和江华岛屠杀事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朝鲜半岛的南方和北方被美苏分别占领。南方在处于美国军政的时期，出于政治对立原因的大规模屠杀已经开始。如美军犯下的南原屠杀，1946年10月数千民众遭到屠杀。1948年4月，南朝鲜劳动党在济州岛发起的起义遭到南方军警镇压（济州四·三事件），韩国国军在全岛的大屠杀一直持续到朝鲜战争结束，美军也卷入其中，至少3万无辜平民遭杀害。韩国国军以“讨伐共匪”的名义，对劳动党的支持者和被怀疑为“通匪分子”的平民展开屠杀，而被左翼游击队认为反共的平民也会受到报复。双方的对立在战争爆发后进一步升级[246]。

战争初期，韩国在战场上节节失利的情况下，对被认为“通匪”的人士展开屠杀，对象主要是保导联盟成员和政治犯，目的是预防他们加入朝鲜。韩国国军在保导联盟事件中屠杀10万人以上，其中绝大多数实际与共党关系极浅甚至毫无关系，保导联盟事件是韩国当代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事件[246][247]。

仁川登陆后，韩国国军在收复的本国领土以及随后占领的朝鲜城乡组织“治安队”、“灭共团”等组织，对朝鲜劳动党党员和被怀疑为亲共人士的平民进行大规模的清查和处决。在智异山一带，人民军残留部队与韩国国军之间作战时，很多居民被双方以“反动份子”或“通匪份子”的名义杀死。尤其是韩国国军在“坚壁清野”计划下的“敌性部落”焦土化计划，为屠杀平民提供借口[246]。

战后韩国政府一直试图掩盖其屠杀行为，直到1980年代及90年代其政府结束军事统治，才开始承认在战争犯下屠杀平民的暴行[248]。

朝鲜及原北朝鲜人委[编辑]

朝鲜人民军在战争初期的两三个月占领朝鲜半岛南部大部分地区期间，在各地甄别，对韩国政府官员、军官、警察、宪兵、资本家、商人及相关人士侦察和审判，屠杀了12万9千名右翼人士、军警家属、公务员等。被屠杀者中很多人是被认为是右翼人士而被杀害[246]。朝鲜人民军在1950年6月28日攻陷汉城（中文今译作首尔）当日，即发生了韩国平民、伤兵及医生遭到人民军部队集体虐杀的汉城国立大学附设医院屠杀事件，700至900人遇害[249][250]。

美军仁川登陆后，朝鲜人民军在撤离的过程中也多次犯下集体屠杀的罪行。例如，朝鲜人民军撤离大田时，曾大肆屠杀平民[注 40][251]。

朝鲜人民军还绑架了43,000名韩国平民，其中大部分受过良好教育，其目的是利用他们在战后从事建设以及消除反共份子[252]。

美军[编辑]

参见：老斤里事件、信川郡大屠杀和朝鲜战争细菌战

韩国学者金荣范将美军在韩国地区内的屠杀事件分为三类：在交战地区对平民枪杀、炮击；将正有平民通行的桥梁炸毁或放毒；对平民的轰炸和扫射；交战中的机枪乱扫[246]。

1950年朝鲜战争中遇难的朝鲜妇女

美军屠杀行为中最为人知的是老斤里事件，美国陆军第1骑兵师部队在老斤里屠杀近300名难民（韩国政府在2005年发表的数字是163人），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不久后又在倭馆和马山真北面先后杀害数十名难民。美军的解释是，为了防止难民群中可能混有人民军，上级下达“可疑的避难民，无条件射杀”的命令。美军为了防止人民军坦克部队跨渡洛东江，炸毁倭馆桥，当时桥上的数百名难民大部分被炸死或被淹死，幸存的难民在游向河岸时遭岸上美军机枪扫射，很多人丧生。美军炸毁庆尚北道高灵郡的德胜桥后，军机立刻对洛东江边和村庄里的避难人群展开轰炸和扫射。美军步兵和战机多次扫射平民，造成无辜的死亡。例如在昌宁郡的草幕村，在马山的一个村庄，在马山的珍北面梨木里，都有大量平民被杀。[246]

2001年韩国有议员展示40年前国会调查报告显示，美军曾在朝鲜战争初期屠杀大批无辜平民。[253]美军在韩国境内盲目的空中轰炸与机枪扫射，造成平民的大规模死亡。金荣范认为，虽然有的轰炸可能属于误判，但根据后来公开的资料，有些轰炸是有意为之，因为发现有人民军潜伏在百姓当中。朝鲜政府指控仅1950年7月，美军在韩国的13个市、道共屠杀42008人。[246]2008年，韩国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经过两年的初步调查，要求对美军1950年至1951年期间在韩国制造的超过200起屠杀平民事件展开调查。[254]“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成员说，委员会成立2年多来，已收到数百人提供的线索，要求对美军1950年至1951年期间制造的超过200起屠杀平民事件展开调查。韩国“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又译“追求真相和解历史整理委员会”）历时2年半，根据解密档案文件资料和目击者讲述，完成针对美军在朝鲜战争初期多次屠杀无辜平民的首轮调查，揭开历史真相。美国军方在压力之下对此展开16个月的调查。五角大楼最终承认大屠杀事件，称“老斤里事件”是“一桩悲剧”美联社3日公布部分调查结果。“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成员说，委员会将敦促韩国政府代表受害者向美国索赔。[255]

1950年9月10日，美军仁川前向月尾岛用凝固汽油弹轰炸。[256]

朝鲜方面报道，美军在1950年10月中旬到12月底的“北进期”，共屠杀17万多名平民。[246]例如黄海道信川郡的屠杀。朝鲜指控这个郡里美军屠杀三万五千余人并说美第八军司令向士兵号召“朝鲜人，哪怕是个幼儿，老人，你们的手也不要打颤，杀呀！”。[257][258][259]

1949年的《日内瓦第四公约》[260][261]规定：处于冲突一方权力下的敌方平民应受到保护和人道待遇，禁止破坏城镇、乡村（第五十三条指出：但为军事行动所绝对必要者则为例外）、杀戮、胁迫、虐待和驱逐平民[261]。战后1977年《日内瓦公约》的《附加议定书》[262]，首次明确禁止大规模轰炸平民[263]。美军在朝鲜大规模空军轰炸和海军炮击[246]。据朝鲜的不完全统计，截止1952年5月，有18000名14岁以下的儿童死于联合国军的轰炸[264]。1952年夏，为了迫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屈服，美军从7月11日起发动朝鲜战争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除了军事设施，城市和乡村也成为轰炸目标[228]:250。7月11日，联合国军出动战斗轰炸机1200架次、B-29轰炸机52架次轰炸平壤，平壤电台称轰炸造成1500座建筑被毁、6000余居民死伤[265]。到8月中旬，持续的轰炸已造成1万多平壤平民死伤[264]。8月29日，联合国军又对平壤发动更大规模的轰炸，出动飞机1403架次[265]。除了平壤，其他77座朝鲜城市也遭到轰炸。朝鲜方面说：“从平壤到农村，所有的城镇都变成废墟”，“任何还能被破坏的东西都没有了”，“每天伤亡的人数比争议中的遣返人数还要大”[266]。朝鲜、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等国政府多次谴责美军对朝鲜无辜平民的轰炸，称其为“违反国际法与人类道德常规的罪行”[267]。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方指责美军在两国边境地区进行细菌战，说细菌战致使大量的平民死亡。[268][269][270][271][272][273][274][275][276]。中外历史学者对细菌战是否属实，看法并不一致[277][278][279][280][281][282]。美国则全盘否认细菌战的指控。苏联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多次否决由国际红十字会或世界卫生组织调查的提案[283]，而世界和平理事会及受到中朝邀请的六位六国科学家组成的“国际科学委员会”进入北朝鲜和中国大陆调查，则认定美军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284][285]。

对战俘的罪行[编辑]

美军[编辑]

中国大陆、朝鲜战俘指控美军拿战俘进行化学毒气和细菌原子武器试验，后来爆发著名的“巨济岛事件”。[286][页码请求][287][288][289]。联合国军声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军官控制了部分战俘营，制造暴动，据联合国军称仅使用催泪气体。[186][290][291]。

中国大陆声称的美方罪行还包括威胁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两国红十字会代表的人身安全，如用枪撞击和殴打他们。最终国际红十字会代表奈德林宣布解散联合红十字会小组协调组，终止联合访问[292][页码请求][293][294]。

美国是1941年《日内瓦公约》的签字国，但美国国会直到朝鲜战争结束后才批准此公约，因此战争期间公约对美国并没有法律约束力[295][296]。朝鲜声称美军在朝鲜战场上从未履行过日内瓦公约。

中方声称美军曾对女性志愿军战俘强迫脱光检查、脱光衣服电刑、性骚扰。[297]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声称归国战俘还描述美军派出台湾特务潜入战俘营，在战俘营内成立准武装性质的“战俘警备队”。据称对战俘刺字，用罚爬、罚跪、吊打等方式虐待不愿接受“转化”的志愿军战俘。在甄别前夜，72号战俘营的战俘林学逋号召回国并高呼“毛主席万岁”，被李大安割下刺字处的皮肉后又被剖心而死。第71号战俘营在巨济岛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遭到美军开枪。美方禁止志愿军战俘在1952年8月1日解放军建军节和8月15日抗战胜利纪念日举行升旗仪式，还枪决不服从管理的部分战俘。10月1日清晨6时，巨济岛战俘营中同时升起10面五星红旗。美军用包括坦克在内的武器向战俘营进攻。最终志愿军战俘死亡56人，负伤109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一致谴责美军虐待战俘[286][298][299][页码请求]。美国记者引用国际红十字会报告，宣称：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弗雷德里克·贝里（Frederick Bieri）在战争期间多次访问联合国军战俘营，有时没有事先宣布，以监察联合国军是否遵守日内瓦公约。他询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战俘对战俘营待遇是否满意，并察看战俘饮食与在医院接受的医疗。国际红十字会将他的报告送往朝鲜政府，声明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战俘抱怨受到任何虐待[300]。国际红十字会表示：从1950年7月到1953年8月，国际红十字会共访问韩国的联合国军战俘营160余次；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宣称会遵守日内瓦公约，而国际红十字会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多次请求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仍然拒绝依日内瓦公约，让国际红十字会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的战俘营[301][302]。

1950年绞杀战期间，美军飞机将防护薄弱的战俘营作军事打击目标。多次轰炸位于中国大陆与朝鲜边境通往中国人民志愿军关押联军的战俘营补给车，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报道造成80%以上的补给毁于联军轰炸，甚至直接空袭战俘营[303]，将炸弹投入战俘营内，造成伤亡。[303][304]美方指出这是由于朝鲜拒绝明显标识战俘营，或是给出战俘营的准确经纬度，所以无法避免[305]。

朝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编辑]

联军战俘被遣返后报告大量虐俘案例。联合国大会于1953年12月3日通过804号决议，称：

  • 对于朝鲜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军队多次使用非人道手段对待联合国军及朝鲜平民之行为之报告与消息深表关切。
  • 对于谋杀、残害及虐待战俘与平民或犯其他暴行之政府当局一律予以谴责，因此种行为破坏国际法之原则，违反人类品德之基本标准，有损人权及人格尊严与价值。[306][307]

朝鲜人民军有屠杀美军战俘的记录。包括1950年7月的斗满屠杀事件和8月17日的303高地屠杀，45名美军战俘双手被反绑后，被朝鲜人民军用机枪射杀[308]。1950年的顺天隧道屠杀是在平壤将失守前，朝鲜人民军将180名美军战俘用火车向北运送，其中68人于10月30日在顺天隧道被朝鲜人民军分批射杀，其余战俘则死于疾病与营养不良[309]。

1950年冬至1951年期间，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营中43%的美军士兵死于饥荒和疾病[310]，有联合国军战俘则认为，“战俘营都在鸭绿江旁，很易取得补给，管理方是故意少发粮食造成饥荒以为共产主义宣传作准备”[310]。麦克劳林少校第一个冬天在战俘营体重减了66磅，他估计那一年有1700名战俘死亡[311]。有英国战俘指其煮食野草，全身浮肿得“站起来时脸是瘦的，手和下身都肥肿起来”[312]。《韩国暴行！：被遗忘的战争罪行1950-1953》（Korean Atrocity!: Forgotten War Crimes 1950-1953）一书则指控美军战俘在战俘营中被饿饭和殴打的事例。美方《敌军工作史料》中指出，美军战俘“在碧潼每天死亡三人”、“晚上没有被子盖”。据费席尔的回忆，他被人夜以继日地拷打，以强迫获得细菌战的供词[313]。

美国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对朝鲜战争中美国战俘遭遇到的暴行举行听证会，美国战争罪行调查组长陶德中校作证称，在1953年11月底之前，依保守计算，美军战俘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战争罪行而死亡的人数是5639人。美方埃伯特（Abbott）中校作证称，“军医将美军战俘受伤的手臂缝入鸡肝，再缝合伤口，声称这会帮助伤口愈合。而他看到的是多数战俘因此伤口溃烂，痛苦不堪”。听证会的报告，列举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犯下的战争罪行与危害人类罪，指出对于美国战俘遭遇到的暴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朝鲜政府同样有罪，应该负责[314]。英国战俘德里克·肯声称因在战俘营多次越狱逃跑，被捕获他的志愿军军官殴打，单独禁闭，威胁要杀他。直到停战协定签订前一天，因为他要求与访问战俘营的国际红十字代表见面，被威胁不遣返他回国。英国女王因为他对敌人坚决不屈而授勋给他[315][316]。美国记者威尔弗雷德·贝却敌曾前往看管美军的战俘营采访，作报道称“比得上瑞士度假村”[317]。有回国的联军战俘批评威尔弗雷德·贝却敌的言论，并且有战俘声称贝却敌直接协助对战俘的审讯[317]。有西方学者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战俘进行洗脑”，到1953年时，7190名美军战俘中有70%批评美国参战，而不合作的战俘则遭到殴打、被迫跑步、跪在雪地里被泼冷水等惩罚[252]。

时任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的回忆录《朝鲜战争》正面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军队善待俘虏，和朝鲜人民军虐待甚至射杀俘虏完全不同[318]。停战后的1953年8月，双方互访战俘营，据中国大陆报导，国际红十字会联合国军代表参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战俘营后表示：“超乎预想，提不出太多的疑问”[319][320]。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方认为在志愿军战俘营中的美军战俘死亡是因为美军在朝鲜与中国大陆边境进行细菌战，致使战俘营瘟疫爆发；空袭战俘营，导致物资短缺造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认为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指责，是试图将美军袭击战俘营和细菌战造成的后果，栽赃到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头上[321][322]。此外，美国总检察长小赫伯特·布劳内尔曾经公开说过：“美国战俘在朝鲜囚禁期间，如与共产党合作，将面临可能执行死刑的叛国罪的指控。”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资深参议员小理查德·罗素写了一份声明称：“那些与共产分子合作的、在假口供上面签字的人，应该迅速被清除出军队，而不是给他们以荣誉。”除了美国政府和军方制造的威胁与压力外，战俘还要承受使其家人蒙羞的巨大心理压力。这被认为是许多美国战俘指控“中国虐待战俘”，或者回国后推翻其此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利说法的原因。[323][324]

影响与纪念[编辑]

朝鲜半岛[编辑]

 韩国[编辑]

一个带有朝鲜战争开始时间的雕塑（1950年6月25日10点25分）
首尔的韩国战争纪念馆

韩国经济在战后遭到严重破坏，李承晚在战后仍然以统一为目标，不重视经济发展，不断计划随时再和朝鲜方面开战。四一九革命后，李承晚总统下台，局势依然并没有缓和。此后朴正熙总统执政期间更出现“实尾岛事件”，双方敌对的气氛并没有因领导人转换而改变。朝鲜和韩国的领导人进行过几次会面谈话，但碍于双方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方面的根本差异，并没有产生什么实际的进展。

韩国在1994年于汉城（现已改名首尔）开放韩国战争纪念馆，展出包括朝鲜战争在内的历次韩国战争史料。2009年的朝鲜战争纪念日，首尔清溪川广场悬挂联合国以及世界各个出兵参战国的国旗以感谢其在朝鲜战争时期对韩的大力援助，其中包括中华民国国旗，以感谢中华民国当时的援助（中华民国国军当时愿意派兵参战，被美拒绝[325]，转以非战斗方式援助）[326]。

2020年10月，韩国国防部长官徐旭表示“韩国战争分明是南侵战争”，“是（北韩）受到了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唆使后侵略南方的战争”，“联合国军在危急关头拯救了我国。”这是韩国高官就韩方所认为的中国大陆歪曲历史事实首次作出的表述[327][328][329][330]。韩国外交部则提及联合国安理会曾发布要求朝鲜立即将军队撤回38线以北的决议[331]。JTBC记者走访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办的纪念朝鲜战争爆发70周年展览时，注意并提出展览未提及金日成发动战争之事[332][来源可靠？]。

 朝鲜[编辑]

1958年11月22日，以金日成首相为首的朝鲜政治代表团访问中国大陆。

在这场战争中金日成得到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巨大帮助[198]，虽然朝鲜在战前希望达到的统一祖国和其他的目标并没有实现[333]，但正是由于这场战争，金日成得以继续统治朝鲜。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朝鲜政治稳定，外交上和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结盟，经济发展创造所谓“千里马速度”，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优于韩国。但由于朝鲜经济是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一环，结构单一，缺乏可持续性，故在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冷战宣告结束之后日益艰难，人民生活质量不升反降。1990年代朝鲜经济崩溃。在金日成死后，他的儿子金正日独裁权力巩固。朝鲜人民的生活条件依然十分艰苦。国际社会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韩国不断对朝鲜提供经济援助。

过去60年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双边关系虽然曾经出现过多次矛盾与纠纷，例如金日成在1956年同时肃清朝鲜劳动党内亲华的延安派与亲苏联的苏联派，而在1960年代，朝鲜在中苏交恶后在敌对的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左右逢源，来回摇摆，保证自身的最大利益[334]，但总体上两国关系仍然是较为稳定的友好关系[335]。同时尽管朝鲜与前苏联也有过多次矛盾，但双方关系总体上也较为稳定[336]，直到苏联解体前夕苏联与韩国建交导致苏朝断交[337]。

为了纪念这场战争中来自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帮助，朝鲜政府于1953年8月建立的祖国解放战争胜利纪念馆原在平壤市中心区解放山洞，后迁至西城区和普通江区交界的普通江畔，再迁至祖国解放战争胜利纪念塔园区。该馆有80多个陈列室，展示自抗日时期至朝鲜战争的有关文物及史料，1959年10月25日志愿军赴朝参战9周年纪念日朝鲜政府建成友谊塔。该塔坐落在平壤市区牡丹峰西北侧的山岗上。1984年10月25日扩建。塔高30米，占地面积12万平方米。塔身由1025块花岗岩和大理石砌成，象征着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纪念日。塔身正面嵌有“友谊塔”三个朝文镏金大字，每字重40公斤。塔顶有一铜坯镀金五角星，重500公斤。塔正面镌刻着纪念碑文，两侧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两国军民并肩战斗的石雕。

2013年7月25日，朝鲜劳动党中央军委委员长兼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正恩为建于平壤荷花池洞的参战烈士墓剪彩。27日，朝鲜政府在平壤金日成广场组织阅兵式和群众游行纪念停战60周年，中国大陆派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国家副主席李源潮为首的几名政府官员陪同朝鲜领导人观看，中国大陆和朝鲜双方还各自安排一些战争老兵参加。阅兵式上出现一些身穿朝鲜战争时期军装的方阵和战争老兵车队，后面的群众游行队伍还举出志愿军参战时的口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在2018年7月27日，根据朝鲜央行相关消息，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发布政令，宣布发行《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5周年》纪念币。《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5周年》纪念币分为金银铜镍币。纪念币正面是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纪念馆及纪念塔图案，外环郑重的刻着“1953-2018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5周年1953-2018”字样，以及防伪珠点等。背面中央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徽，上方写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中央银行”，下方写有“主体107（2018）年”字样，金银币左右两边和中间分别标有纪念币纯度、重量和面额。金币为999纯金制造，发行量65枚；银币质地为999纯银，发行量650枚。铜币发行量1000枚。镍币发行量1250枚。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韩民国 逃亡者[编辑]

主条目：脱北者和越北

自1950年代初朝鲜战争结束以来，朝鲜人民中不断有越境逃至韩国的难民。1990年代以来，由于朝鲜经济困难及迫害，形成北方逃南者的趋势。从朝鲜逃亡至韩国或其他地方的人又称为“脱北者”。自从1950年代初朝鲜战争结束以来，超过九千名朝鲜民众逃到韩国。2007年初，这个数字突破一万。韩国统一部的发言人表示，从1990年代以来，逃亡难民大批增加。仅2002年到2006年，就有七千名朝鲜民众逃到韩国。很多朝鲜人先是偷渡到中国或俄罗斯（少部分为蒙古），然后转到韩国或其他国家（少部分为日本）。

 美国[编辑]

在朝韩非军事区的美军军官

美方纪录美军在朝鲜战争中阵亡33,686人、受伤103,284人和被俘4,714人，共约14万人[32]。中国大陆方面声称美军在朝鲜战争中阵亡、受伤和被俘共397,543人[27]。美国虽然没有达成韩国统一的目标，但是达成捍卫日本和促成北约合作的目标。朝鲜战争鼓励美国采取冷战围堵政策，为美国进一步扩大亚洲防卫圈铺路。这些冷战政策最终导致美国企图阻止越南落入共产主义手中。战争也使改进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变得复杂，两国相互隔绝长达25年，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才得以改善[338][339]。

朝鲜战争期间担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五星上将布莱德雷说，假如按照麦克阿瑟的战略计划，把在朝鲜的战争延伸到轰炸中国东北和封锁中国海岸，那将会是在错误的时间与错误的地点，和错误的敌人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340][341][342]。

1995年华盛顿特区建立朝鲜战争纪念碑。经历越南战争洗礼之后的美国人，几乎已将这场战争遗忘，故此朝鲜战争又被称为“被遗忘的战争”（The Forgotten War）。

2013年7月27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朝鲜战争结束60周年之时发表演讲，他认为这场战争的最后赢家是联合国军：“那场战争并非平手，而是韩国赢了。当5000万韩国人生活在自由、强劲和民主与世界最蓬勃的经济体之一时，朝鲜的落后、镇压与贫穷与其形成鲜明而且强烈的对比[343]。这就是胜利，这就是前人留下的遗泽[344]。”[345]

此外，战争促进美军内部的民族融合，有超过10万名黑人士兵加入军队至朝鲜半岛作战，这是美军首次大规模地将黑人与白人士兵混编于同一单位[346]。

美国至今仍在韩国驻有两万八千人的军人。（参见：驻韩美军）

 苏联[编辑]

战争对苏联的影响十分复杂，一般认为苏联是最大赢家，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斯大林成功逼迫[来源请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兵对抗美国等盟军，也借此出售大量二战剩余军事设备赚取资金物资，中华人民共和国直到1965年才清偿完所有欠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战后又“用英语抱怨”苏联是“死亡贩售商”（merchants of death），在朝鲜战争期间出售大量劣质枪炮弹药给中华人民共和国[347]。 而对于整个冷战格局而言，苏联成功地将美国的注意力一定地吸引至远东地区，从而使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相对下降；同时也造成美国深陷战争泥潭，经济实力有所降低，为苏联实现两国之间的“平起平坐”提供契机。

 中华人民共和国[编辑]

它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今天的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都是可以依靠人民的力量击败的。它也雄辩地证明，一个觉醒的、敢于为祖国光荣、独立和安全而奋起战斗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
”
彭德怀：《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1953年9月12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183,108名中国人民志愿军军人阵亡于朝鲜半岛[348]（一说阵亡197,653人）。

苏联通过朝鲜战争看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资本主义阵营、尤其是美国战斗到底的决心[349]，打消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变成第二个南斯拉夫的顾虑[350][351]，从1952年起开始大规模援助中国大陆建设全面的工业基础，这些援建项目以及1954年定下的几十个工业项目被合称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援助中国大陆的156项重点工程，为中国大陆打下冶金、石油、矿山采掘、煤炭、发电、电力装备、机械制造、纺织、造纸、制糖、航空、航天、交通铁路、国防兵器制造等全面的科研生产基础，中国大陆从此开始独立自主门类齐全的工业化建设道路，并最终自主研发核武器。1954年，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来华谈到关于旅顺港交还中国事项，据赫鲁晓夫本人的回忆，毛泽东因刚刚停战，最初曾对苏军在当时要撤走表示犹豫，担心美国人可能会利用苏军撤出之际发动进攻。后得到赫鲁晓夫的若发生敌对性进攻行动，苏联会提供帮助的承诺后同意苏方撤军。同时在谈判后苏军对中方人员进行了大量培训并移交了大量海陆空三军设备[352]。

中华人民共和国辽宁省的抗美援朝纪念馆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与西方列强的战争中屡次陷入惨败或极其被动的局面，朝鲜战争使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大大增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就此形容：“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353]朝鲜战争也大大改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形象。英国的大卫·斯科特教授在其著作《中国站起来了：中国与国际体系》中援引众多发表于1950年代的评价。其中提到，约翰·G·斯托辛格称，“1950年以后，中国在美国的形象变成敌对的，威胁性的，始自朝鲜战争”；肯尼斯·杨格称，“几乎没有疑问的是，朝鲜战争提升了红色中国在整个东南亚的声望”；美国托派伊罗生总结道，朝鲜战争使人“震惊”，“带来中国作为战士与敌人的新形象”。理查德·L·沃克称，“朝鲜战争的重要结果之一，是红色中国作为一个军事强国的声望就此建立起来”[354][355][356][357][358]。同时，朝鲜战争期间，美军一线作战部队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斗意志亦曾赋予高度的评价[359]。

参加朝鲜战争对于朝鲜的意义在中国大陆包括志愿军老兵及其后代中在停战几十年后开始出现激烈争论，中国大陆和朝鲜两国对待此次战争认知方面的分歧在21世纪开始随着两国关系的恶化而逐渐凸显。2000年，一批志愿军老兵访问朝鲜，回来后表示看到“他们仍然在水深火热中，很痛心。”[360]曾经参加过朝鲜战争，经历过第五次战役的志愿军老兵、军事史作家刘家驹在结合自身经历和研究后认为朝鲜战争是“在斯大林的指导下，毛泽东的参与下，满足金日成吞并韩国的野心发动的战争”，是“一场为了金日成‘火中取栗’的‘侵略战争’”，“我们中国人给他挽救了半壁河山，也留下了祸根。”在围绕中国大陆因朝核问题而制裁朝鲜引发的两国论战中，中共官方媒体一改往日隐去朝鲜发动战争的做法，由《人民日报》海外版于2017年5月点明“如果不是金日成要统一半岛，半岛怎么会爆发战争？……中国承担了朝鲜当年‘任性’与妄动的大部分成本”[361]。新华社网站2020年10月刊登的署名文章陈述：“朝鲜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是两个有联系却有区别的概念；朝鲜战争是世界上对朝鲜半岛上发生的那场国际局部战争的称呼，抗美援朝战争则是中国对自身参加朝鲜战争的定义。对于中国来说，朝鲜战争本不应该打（这却不在中国控制能力之内），抗美援朝战争却不能不打；根据战争爆发前和战时苏、中、朝三方往来电报和一些内部文件，“深刻地说明了新中国入朝参战是反侵略和保家卫国的正义一方”。[362]

2020年10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金银纪念币1套，其中金质纪念币1枚，银质纪念币1枚[363]。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仍健在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老兵颁发“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364]。10月23日，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出席并发表了讲话。[365]。习近平表示，“抗美援朝战争”是为了抵抗“帝国主义侵略扩张”[366]。同时中国共青团和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也表示朝鲜战争是内战，是因为“美国的介入”而演变成国际战争。

 中华民国[编辑]

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初，中华民国总统蒋中正曾于6月29日致电给麦克阿瑟，表示愿意出兵三万三千人和三十架战斗机支援，但受到麦克阿瑟的拒绝，时任中央日报董事长董显光表示麦克阿瑟也曾有意接受中华民国的提议，但是因为英国及英联邦军队不愿与中华民国国军合作而被参谋部拒绝（英国已于更早之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在《麦帅回忆录》和《蓝钦使华回忆录》里则透露，麦克阿瑟于7月31日曾访台两天，并且发现中华民国军队多素质不高：陆军平均年龄超过四十岁、多用一次大战时期的武器、且大多是文盲，难以熟悉新装备的使用；空军有一半左右的飞机必须待料检修，油料和弹药大约也只够战时的一两个星期使用；海军舰艇有半数失去作用，基隆的码头甚至有一舰艇改为“水上招待所”对外营业。认为中华民国政府自顾不暇，遂打消此念头。[367]

对于当时迁移到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而言，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遣第七舰队巡逻台湾海峡，以防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海进攻台湾，或是中华民国国军反攻中国大陆，这也致使台湾地区分治至今。中华人民共和国参战直接导致中（共）美关系破裂，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被国际长期孤立；美国同时认识到当时仍在联合国并代表“中国”保有安理会席位的中华民国对牵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重要性，因此将台湾重新纳入防御体系。日后美国主张协防台湾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1955年台湾决议案》即是基于朝鲜战争的影响。美国也因此改变对中华民国政府的态度，继续承认中华民国政府为唯一合法的中国政府以及支持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直到七十年代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升温后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通过为止。

朝鲜战争期间，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曾多次提议派中华民国国军前往朝鲜半岛参战，亦曾获得麦克阿瑟支持[368][失效链接]，但遭到联合国、美国和韩国李承晚反对，然而中华民国仍有进行物资援助[369][370]，且因朝鲜战争的缘故获得美援。许多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俘在选择遣返目的地时选择台湾，鼓舞了国军士气，他们抵达台湾的那天也被定为一二三自由日[371]。

后来朝鲜战争被一些史学家称为“国民党的西安事变”，意思是西安事变救了共产党，朝鲜战争救了国民党[372]:770[373]:263。

 日本[编辑]

美国为了对抗共产主义的扩张，对日政策转变为将日本变成美国的强大盟友[374][375]。日本表面上并未参战，但在美国的强烈要求下秘密派遣扫雷舰参加战斗，而日本与朝鲜战争最明显的关系是战争期间美军在日本大量的物资采购，对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的经济复苏产生决定性的促进作用，奠定日本之后成为经济强国的基础[376]。驻日盟军总司令也中止原本支解日本财阀的计划[374][377][378]。同时，由于美国对日本战争期间的物资供应的依赖，不得不重新任用战前日本国内各行业的领导者。很多二战战犯都相继复出，重新扮演日本政商各界的重要角色[379]。

 英国[编辑]

2014年12月揭幕的伦敦朝鲜战争纪念碑

英国是反共阵营的重要国家，再加上身为美国的盟友，在若干议题上（例如马来亚爆发的反英运动）需要换取华府方面的支持，因此在外交及军事上都采取对抗朝鲜的行动。1950年7月，英军进入朝鲜半岛，此后赴朝鲜半岛服役的英国军人共计超过9万[380]。

10月之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介入朝鲜战争，这种政策受到挑战。对外，伦敦担忧与中国大陆的敌对会危及英国在华利益，甚至使共产阵营对香港等远东殖民地构成威胁；对内，二战后元气大伤的英国因为武装政策及军费开销而使国库吃紧，冲击民生及社会福利预算。而在韩国总统李承晚公开指责英国、加拿大、新西兰及澳大利亚等英联邦派兵国“影响麦克阿瑟遭到撤职”[381]，之后英国民众对李氏及韩国第一共和政权的腐败、专制产生极大反感，舆论立场也逐渐转向反战。

工党及艾德礼内阁的朝鲜战争政策失去民心，党内也因为舆论压力及预算问题爆发分裂，这些因素使得工党在1951年的国会大选中落败。而选前抨击工党将英国拖入朝鲜战争泥淖的保守党，则在丘吉尔的带领下取得执政权。丘吉尔重新上台后，迅速改变立场，推动停战政策，使英国得以从朝鲜半岛的难题抽身而出，同时在朝鲜战争问题上不再支持美国[382]。

战后的英国是联合国军组成诸国中最后一个于首都立碑纪念者，伦敦朝鲜战争纪念碑在2013年11月奠基，2014年12月3日进行揭幕典礼[383]。

撤军问题[编辑]

撤军问题其实从1951年7月双方开始谈判之前就提出。本来中共是想将撤军问题也纳入谈判议程，但是美国方面坚决反对。为了尽快停战，毛泽东经征求斯大林的意见后，同意将撤军问题留待停战实现后再谈判解决，而不将其作为停战的前提条件。但是1953年7月停战后，原定应在三个月内召开的高一级政治会议（解决撤军问题、统一问题、和平协议等重大问题）却未能召开。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朝鲜问题也是无果而终。1958年2月2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决定于当年年底前分批全部撤出朝鲜。3月15日，撤军开始。10月22日，司令员杨勇、政委王平率领志愿军总部官兵撤军回国。10月26日，志愿军已全部撤离朝鲜[384]。

美国对韩国的经济援助[编辑]

从1945年到1961年间，美国与联合国向韩国提供了31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在为韩国经济提供投资融资，保持国际收支逆差和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向世界各国提供了大量援助，以重建世界经济和防止共产主义扩张。美国对大韩民国的经济援助，最初是由朝鲜政府成立后不久于1948年12月10日签署的一项条约发起。

朝鲜战争爆发时，美国成立了一个名为联合国韩国重建局（UNKRA）的新组织，该组织于1950年12月1日成立，并通过美军采购了食品，向韩国平民提供了大量援助。到了1954年，援助金额已达到4.5亿美元。援助的物资和细节各不相同，包括旧衣服、面粉、毯子、床、米、盐、荞麦、卫生盒、橡胶鞋和焦糖。在美国的援助物资中的玉米面袋，背面都用韩文写着“美国人民捐赠”。这些援助由美国国防部于1953年7月1日至1955年6月30日成立的对外活动办公室（FOA）和1955年下半年接管的国务院国际合作办公室（ICA）监督。从1953年到1961年，该援助总额为17.4亿美元，占所有援助的最大份额。在首尔成立了由韩国和美国政府的一位代表组成的联合经济委员会后，该委员会就整个经济问题与韩国政府进行了磋商，而韩国政府有义务接受委员会的建议。

韩国经济得以在战争结束后很快复苏，主要得益于美国和联合国的免费援助。1953年，经济援助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达到10％。在1956年，这一比例上升到最高13％。当时，有90％的投资资金来自外国援助。战后至1960年代，韩国经济实现了4-5％的快速增长，主要是依靠援助力量，而韩国获得的援助比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多[385]。

其他

張貼者： 於
標籤：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

訂閱： 張貼留言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