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有所思 - 老軍人之死

日有所思 - 老軍人之死 
fuck off nigeria 2006-09-06 

今年十一月和平紀念碑前的儀式，大家都會深感少了一人，就是老軍人艾華士Jack Edwards。他原是威爾斯人，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自願入伍，戰後長期住在香港，任英國皇家退伍軍人協會（香港及中國）分會主席，為戰俘、軍人及他們的遺孀爭取權益。我認識他的時候是九七前幾年，那時我們正極力為香港人爭取居英權，認為英國政府有責任給香港人一個選擇，而在香港居民之中，英軍的遺孀的理據更加有力，人數又少，實在毫無拒絕之理，但英政府仍是十分冷漠，到了差不多最後一分鐘，艾華士才取得成功。 

正如我們當年所說，絕大多數香港居民無意離開，而艾華士本人及很多退伍軍人和他們的家人，九七年後仍然留居香港。那時，艾華士又要爭取回歸後繼續在和平紀念日，在和平紀念碑前舉行儀式，悼念在第一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為保衞香港而陣亡的軍人，但特區當局認為這個儀式是大不列顛的傳統，政治不正確而決定取消，後來又另立了一個政治正確的儀式，每年重陽節在大會堂舉行。和平紀念碑前的儀式，只能以私人形式延續，由香港退伍軍人聯會主辦邀請，血紅的罌粟花圈，就由艾華士那個分會負責供應，得到的款項用作退伍軍人及家人的福利。向陣亡軍人致敬也受這麼複雜的政治因素影響，每年的儀式，也就倍感滄桑，而白髮盈頭的艾華士，已成了這段歷史的象徵。前幾年，他中風之後行動不便，仍由舊同袍扶着步上階前，然後傲然立正敬禮。我們每年都特地上前跟他寒暄一番。儀式一年比一年蕭條，政府禮賓部的安排越來越不可理喻。如今最後的號角為艾華士吹徹初秋的陽光，誰都不知道下一年怎樣了。 

黨史學者：假若沒有朱德 毛澤東有可能變成土匪（2）

    給毛的評語之所以下的這樣刻薄，是由於毛本人在8月下旬至9月上旬的4個星期內，對革命局勢的認識發生了激變。8月間，毛曾斷言中國將會發生自己的十月革命，可在武裝進攻長沙失敗後，他轉而相信，“從城市觀點來看，這個運動好像是註定要失敗的”。他看錯了時機。

　　毫無疑問，毛以前過分誇大了農民起義的真實潛力。一個當時曾參與起義的同志後來説“毛向瞿秋白保證湖南至少可以發動10萬的武裝農民參加暴動，而瞿電告莫斯科的數字增到20萬，結果最後僅有5000人”。

　　在11月14日共産黨政治局會議上，把長沙失敗的不幸歸之於毛：“湖南省委所作的錯誤，毛同志應負嚴重的責任，應予開除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他被指控為軍事投機，不充分發動農民，收編土匪和公然違背中央委員會的指示。

　　毛使用多少有些譏諷的口吻為他的失寵辯解：瞿秋白的人偶爾發現了我在湖南的一本小冊子，其中包含我的“槍桿子裏面出政權”的論點。這激怒了他們。槍桿子裏面怎麼可能出政權呢？因此，他們撤了我的職……他毫不後悔地説：“儘管這樣，我們仍然在井岡山把軍隊團結起來了，深信我們執行的是正確的路線……”

　　其實，毛和中央委員會並沒有實質上的分歧。雙方都贊同這樣的目標：即通過組織農民的革命力量（革命的主要力量），從農村包圍城市，配合軍隊和城市的暴動（革命的輔助力量）。

　　但是，與中央委員會不同的是，毛不相信分散的暴動會擴散到廣大的地區。並且，他把從湖南帶出來的隊伍整編成為正規軍，這樣，他們被作為“客軍過境”來對待，也就毫不奇怪了。中央委員會批評毛“只與土匪和雜色軍隊接頭，不引起極大農民群眾起來暴動”，有些地方是符合事實真相的。

　　王明：毛在進入井岡山一年後，使用“鴻門宴”手法處決了兩個土匪首領

　　毛所發現的得以躲避國民黨和軍閥追擊的聖地，縱深30英里，方圓180英里，滿目荒蕪，人煙稀少。只有六七條狹窄的山間小路，穿過茂密的松杉樹林和枝繁藤繞的竹林，通向井岡山的心臟，它的直插雲霄的峰頂，終年雲霧繚繞。毛在給共産黨領導的第一份報告中，這樣描述井岡山：山上大井、小井、上井、中井、下井、茨坪、下莊、行州、草坪、白泥湖、羅浮各地，均有水田和村莊，為自來土匪、散軍窟宅之所，現在作了我們的根據地。但人口不滿兩千，産谷不滿萬擔，軍糧全靠寧岡、永新、遂川三縣輸送。山上要隘，都築了工事。醫院、被服廠、軍械處、各團留守處，均在這裡。現在正從寧岡搬運糧食上山。若有充足的給養，敵人是打不進來的。但對毛的“團”來説，井岡山並不是一個休養所。許多戰士只穿著薄棉衣，來抵禦冬天的霜雪，南瓜是他們的日常主食。

他們一到井岡山，便與兩個秘密會社的土匪首領發生了衝突，後者屬哥老會，有六百餘人，一百二十余條步槍。顯然，毛的小部隊是沒有希望消滅他們的，於是毛採用了結交聯合的策略，以為在共産黨的領導下，他們是能夠在相處中得到改造的。

　　“我在井岡山期間”，毛後來説：“他們是忠實的共産黨人，是執行黨的命令的。”後來，在他們獨自留守井岡山時，又恢復了土匪的習氣。終為農民殺死，當時農民已經組織起來，建立了蘇維埃，有能力抵抗他們。

　　結果，黨內毛的批評者們斥責他，竟聯合這樣明顯的落後分子。但是，毛已經清楚地表明瞭自己的觀點，所謂遊民問題絕不僅是在井岡山求生存的問題。

　　毛的批評者之一王明聲稱，毛在30年代末曾告訴他，在進入井岡山一年後，使用“鴻門宴”的手法，處決了兩個土匪首領，由於當時已有幾支共産黨軍隊與他會合，安全有了保證。隨後，他解除了土匪部隊的武裝。

　　為了得到糧食和其他補給 毛不得不征服四週的農莊

　　1928年間，毛開始和賀子珍一起生活，賀是一個漂亮的、舉止羞澀溫柔的嬌小婦女，18歲，只有毛35歲的一半多。她是一個地主的女兒，曾在湖南師範學校讀書，後當了教員，1927年加入共産黨。南昌起義時，她曾領導一支婦女隊伍，對於流亡中的毛來説，她是一個十分般配的佳偶。

　　她的惟一不足是，由於出身富裕家庭，從未做過體力勞動，因而不願負擔日常的家務瑣事。可另一方面，她又被其他女共産黨人當做熱心家務的模範，因為在選擇自己的工作時，她情願去照顧毛個人。

　　類似情形也發生在後來的井岡山上的戰友朱德將軍身上，他是這樣解釋當時自己的婚姻的：“這不是常規的婚姻。我在四川有妻子，自從1922年以來沒有見過面。我們有時通信，她早就明白我的生命是屬於革命的，我不可能再回到家裏去了。伍若蘭和她的家庭對此是全部知道的，但他們並不受傳統禮教的束縛。當然，像其他婦女一樣，她還保持自己的姓名，在政治部做自己的工作，她大部分時間是在村子裏。”

毛以井岡山為中心謀求擴大他的影響，並逐步壯大他的400人的部隊，以控制更多的地區，這表明他是一個中國式的羅賓漢。為了得到糧食和其他補給，他不得不征服四週的農莊。但是，為糾正單一的流寇式遊擊，他建立了他的第一個獨立政權，中心設在茶陵，中國共産黨稱這樣的政權為蘇維埃。人民委員會是執行機關，而由工人、農民和士兵代表組成立法機關。毛從他前一時期的狂熱後果中吸取了教訓，因而茶陵的土地政策是溫和的，既不是沒收也不是重新分配土地。他領導的針對這一地區地主豪紳的遊擊暴動，旨在得到糧食和武器。因此，他並未取得當地農民的合作，他們對待他就像對待其他“客軍”一樣，是冷淡的。

　　黨史學者：假若沒有朱德毛在以後的生涯中有可能變成一個土匪

　　不久，正式代表政治局的湖南省委和著名的湖南特委，派遣了另一位共産黨官員，侵入毛的領地，把他們的權力擴大到這個偏遠的邊界地區。毛到達井岡山5個月後，湖南特委代表到達井岡山，取消了毛前委書記的職務，改組了他的地方政府，毛僅成了一名部隊的指揮員。當時，毛被指責為對地主過於溫和：而在一兩年前，同樣是毛卻被看成是一個極端主義者，可是此時，他已經學會了在農民之中促使社會轉變的更合適的方式。

　　領導變更的結果是暫時丟掉了井岡山根據地，可毛卻在湘南與偉大的南昌起義英雄朱德會師了。朱德率領一支暴動殘存的雜色部隊，已經到了湘南的桂東，隊伍中有在前一年秋天被擊潰的大量軍隊和農軍。朱德已按自己的計劃舉行了湘南暴動，毛派他的弟弟毛澤覃與他聯絡。然而，朱沒有成功，被迫再次由湘南城鎮往東向井岡山退卻。5月，兩人在酃縣會面。

　　朱德的傳記中寫道：他“曾經見過毛澤東一次，不過是在秘密會議的昏暗大廳中遠遠相對而坐，沒有真正見過面”。這是毛一生中最有意義的一次會面，從此，他就和這個率直剛毅的戰士結成了親密的關係，這種關係確保了中國共産黨隊伍中最強有力的團結。一個共産黨歷史學家略有些誇張的説：假若沒有朱德，毛在以後的生涯中有可能變成一個土匪……然而，更為確切的假設應是，如果沒有這種團結，毛的最好結局是當一個不受信任的省級領導人。

黨史學者：假若沒有朱德 毛澤東有可能變成土匪（1）

核心提示：朱德的傳記中寫道：他“曾經見過毛澤東一次，不過是在秘密會議的昏暗大廳中遠遠相對而坐，沒有真正見過面”。這是毛一生中最有意義的一次會面。一個共産黨歷史學家略有些誇張的説：假若沒有朱德，毛在以後的生涯中有可能變成一個土匪……然而，更為確切的假設應是，如果沒有這種團結，毛的最好結局是當一個不受信任的省級領導人。

                                      

　　在突遭國民黨左派的排擠之後，1927年8月初，毛和他的共産黨同伴在九江舉行緊急會議，商討他們的前途。由於使用了巧妙的手腕，陳獨秀未能出席會議，他被從中央領導中驅除出去，當了黨和俄國顧問們（或按一些説法是俄國主子們）失敗的替罪羊。瞿秋白接任黨的總書記，他是個受過俄國訓練的新聞記者。毛再度進入中央委員會。在會上，他向他的同志們指出了武裝鬥爭的必要性，會議接受了他的意見。在此之前周恩來、賀龍和朱德已在南昌發動了秋季暴動，後來，這一天被作為紅軍的正式建軍日來慶祝。

　　會後，毛立即秘密地乘坐一列貨車前往長沙，受命去組織湖南省的秋收暴動。他必須使省黨的組織從國民黨中脫離出來，在那裏創建一支農工革命軍。在重組的共産黨湖南省委第一次會議上，自信的毛提出了他激進的暴動計劃，這個計劃比中央委員會所指示的建立農村根據地和沒收地主財産走得更遠。

　　毛在寫給中央委員會的信中主張，應高高地打出共産黨的旗子，建立工農根據地。他寫道，我在調查中：“知道湖南的農民對於土地問題一定要全盤解決。”他建議沒收一切土地，“包括小地主自耕農在內”，按共同的標準，公平分配給願意得到土地的一切鄉村人民。中央委員會警告毛這些是不對的，但毛拒絕服從黨的政治決議案，在秋收暴動中摻入了自己的主張。

國民黨方面稱：毛的賄賂起了作用

　　9月9日起義爆發，毛將參加暴動的安源煤礦工人、地方農民自衛軍，以及脫離了國民黨的持不同政見的軍隊編成四個“團”。可是，毛本人卻不能對這支部隊行使有效指揮。當他在整頓這四個團時，被國民黨民團抓到並解往民團總部，準備與其他共産黨嫌疑分子一起處決。他後來回憶道：“我從一個同志那裏借了幾十塊錢，打算賄賂押送的人釋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傭兵，我遭到槍決，于他們並沒有特別的好處，他們同意釋放我，可是負責的隊長不允許。於是我決定逃跑。但是直到離民團總部大約200碼的地方，我才得到了機會。我在那地方掙脫出來，跑到田野裏去。”

　　毛跑到一個高地，下面是一個水塘，周圍長了很高的草，他在那裏躲到太陽落山。士兵們追捕他，還強迫一些農民幫助他們搜尋。“有好多次他們走得很近，有一兩次我幾乎可以碰他們。雖然有五六次我已經放棄希望，覺得我一定會再被抓到，可是我還是沒有被發現。

　　“最後，天黑了，他們放棄了搜尋。我馬上翻山越嶺，連夜趕路。我沒有鞋，我的腳損傷得很厲害。路上我遇到一個農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給我地方住，又領我到了下一鄉。我身邊有七塊錢，買了一雙鞋、一把傘和一些吃的。當我最後安全地走到農民赤衛隊那裏的時候，我的口袋裏只剩下兩個銅板了。”

　　毛的農軍中埋伏 400余人構成紅軍的開端

　　最初幾天起義進行得很順利，許多重要城鎮落到了起義軍手裏。然而，長沙的工人並沒有像毛所期望的那樣，起來支援農民。當兩支已脫離國民黨的部隊決定在他們之間開戰後，力量單薄的起義軍就面臨內部火並的危險，於是，安源礦工差不多都被消滅了，毛的農軍也中了埋伏。

在起義爆發後的一個星期內，毛不得不放棄毫無希望的整個行動。正如他所承認的，“部隊的紀律差，政治訓練水準低，指戰員中有許多動搖分子。開小差的很多”。在起義中，共産黨殺掉了許多國民黨人，並燒了他們的房屋，而這些人在統一戰線時期被稱之為同志，所以，湖南當時流行著這樣一支諷刺歌：

　　砍，砍，砍！同志砍下同志的頭！

　　燒，燒，燒！同志燒掉同志的屋！

　　在瀏陽縣的文家市，毛集合了起義軍的殘部，前敵委員會舉行了一次會議，9月20日毛率領他們向井岡山進軍──沿途趁勢釋放了被監禁的共産黨人，並打開公倉，把糧食分配給農民。

　　儘管他的部隊在蘆溪突遭襲擊，但毛在9月底還是把他們重新集合起來，並在永新縣三灣村重整旗鼓。那天晚上，毛將殘存的400余人整編成一個團，在部隊中實行民主，由黨掌握軍隊，廢止打罵，士兵有開會説話的自由，在另一種意義上説，這才是紅軍的開端。

　　從文家市經三百多英里的行軍，10月，毛和他最得力的團到達了湘贛邊界上的井岡山，這個地方對於他來説，不僅僅是以後幾年中時斷時續的一個山區根據地，而且也是他此後全部事業靈感的源泉。

　　毛被免職中央委員會批評毛“只與土匪和雜色軍隊接頭”

　　後來，毛斷然把1927年的悲劇歸罪于陳獨秀（中國人）和兩個共産國際顧問羅易（印度人）和鮑羅廷（俄國人）。陳獨秀的“動搖的機會主義”應負最大的責任，而鮑羅廷“隨時準備盡力去討好資産階級，甚至於準備解除工人的武裝，最後他也下令這樣做了”，共産國際的印度代表羅易“站在陳獨秀和鮑羅廷兩人左邊一點點，可是他只是站著而已”。羅易是個蠢貨，鮑羅廷是個冒失鬼，陳獨秀是個不自覺的叛徒。而羅易則指責毛是一個頑固和有意阻礙我們的革命計劃的、完完全全的動搖分子，因此將他免職。

称雄广东的南天王陈济棠（5）挣扎的荣辱

挣扎的荣辱

　　1945年8月，在抗日战争胜利的背景之下，蒋介石积极部署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的行动、并以“宣慰”名义、派遣闲散高级官员分赴原敌战区了解情况，宣告政令，以巩固那里的国民党统治。为此，陈济棠与李文范一起，受命为“两广及台湾宣慰使”。12月13日，陈济棠离开重庆，南下两广，执行宣慰任务。在离开重庆前，他向蒋介石建议，不可与共产党和谈，认为国民党完全有力量消灭共产党军队。陈济棠首先到广西桂林、柳州、梧州等地进行宣慰，然后他于1946年初与李文范分道宣慰海南与台湾。宣慰结束后，陈济棠与李文范联名汇报中央，宣布宣慰工作结束，但没有解决任何实际问题。是年8月，陈济棠回到广州，与旧部创办了珠海大学（后迁往香港，更名为珠海学院），他亲自担任学校的董事长。+ j3 S0 F8 w- w- T( e  _
　　1949年4月，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溃败而又不甘心失败的背景下，为把海南岛建成重要的反共基地，国民政府决定把海南划为特别行政区，委任陈济棠为海南特别行政区长官兼筹委会主任委员和警备司令等职。陈济棠上任后，提出“军事新生”、“政治新生”、“社会新生”、“经济新生”四大口号，企图在“新生”的旗帜下把海南岛建成反共的基地。他极力支持国民党政府在广州负隅顽抗，并计划在海南岛编练三旅军队，还两次派兵大举“进剿”五指山区冯白驹等领导的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均遭失败。5 v4 D0 M3 ^$ N3 L
　　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国民党广东当局向海南岛溃退，薛岳、余汉谋分任海南防卫总司令、副总司令，统一指挥海南的陆、海、空三军，而陈济棠则受排挤，下令他专门负责民政。尽管陈济棠及部将对此人事安排十分不满，但也无可奈何。接着，陈济棠派李敬扬携带他向薛岳、余汉谋移交军权的亲笔函赴重庆面见国民党政权首要蒋介石和阎锡山，并由余汉谋亲往台湾行政院办理权力交割手续。陈济棠在国民党政权覆灭的时刻，仍以“党国”利益为重，服从命令，和平移交军队和地盘，甚得蒋介石和阎锡山的赞赏。
　　1950年春，人民解放军发起解放海南战役，在解放军渡海成功，国民党在海南的统治覆灭之时，陈济棠为争取台湾援助，扭转败局，电请蒋介石准许他去台湾面报情况。4月24日，陈济棠与王叔铭同往台湾，向主子蒋介石报告了海南军事紧急情形，并请求增援，但蒋介石不同意。第二天，陈济棠受命返回海南，将6万多国民党军政人员接到台湾。! x, x" N) G/ s- {1 V
　　陈济棠逃往台湾后，历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总统府资政、战略顾问、国民大会代表等职，而且享受了蒋介石登门拜年的“殊荣”。但位尊而无实权，成为国民党高级赋闲官僚。1954年11月3日，陈济棠因脑血栓病死于台北，终年64岁。9 g8 o& F5 Q,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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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福桑梓3 |* z5 {" H0 e6 Z

　　陈济棠和莫秀英（茂名人）是一对闻名国民党军界的恩爱夫妻，彼此都十分热爱家乡，共同为各自的桑梓建设事业做出了令家乡父老难以忘却的贡献。
　　一是围海造田，发展农业。1922年，陈济棠出任粤军第一师第四团团长之时，家乡父老请他帮助解决生活困难。根据家乡人民的要求和愿望，陈济棠认为防城县面临北部湾，海湾滩涂辽阔，可以筑基围田，以缓解农民无地、少地的问题。于是，他与胞兄陈维周商定，筹集资金，在防城沿海地区围海造田，从1922年至1947年的20年间，先后在江山乡的马栏基、两头龙、三木湾，附城乡的沙潭江，茅岭乡的大坝等处。。。。。

浅论兵变

三国时期蜀相诸葛孔明曾云，“治军之政，谓治边境之事，匡救大乱之道，以威武为政，诛暴讨逆，所以存国家安社稷之计。”也就是说，治边境保国土、匡救大乱、诛杀暴逆、存国家、安社稷是军人真正的天职。 

但是在中共国寨统治下，军人却成了中共残害人民的爪牙，从文革到六四屠杀，从屠杀藏民到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军人都充当了刽子手，在中共的统治下，军人成了中共策动社会祸乱的源头，已经彻底变异为马列魔族的爪牙。徒有“人民解放军”之名，而行“党卫军”之实。 

江鬼出卖国土军人缄默，六四屠城中华应难，屠杀法轮功冲锋在前，是中共国寨军人职业者洗不去的三大耻辱，也是中共国寨军人完全蜕变为共产邪灵恶奴的象征。 

然而，在中共军队内，也不乏正义之士，或怀宝而不得重位，或高才卓绝而不达其道，或身居高位而明哲保身，或有胆有识而待机行变。尤其在三退大潮的冲击下，越来越多的军人深刻的认识到了中共邪灵的本质，开始从内心否定中共邪党，主动加入三退和退军勇士，这无疑是给中共邪党敲响了丧钟。兵变，这种军人在特殊情况、特殊时期下的特殊职能，开始慢慢浮出水面。 

中共体制内的军官自己看的最清楚，胡锦涛已经彻底丧失了改革的主动权，彻底放弃了“军委主席”的身份动兵逮江、解体中共的先天优势，他还放弃了中国过渡政府给予他的最后自救机会，并且他还在逐步的丧失着执政能力和对军队的控制力，做着带领中国重返毛时代的荒诞梦。 

那么，是时代在逼迫军中义士发动兵变，洗刷耻辱，用实际行动解体中共执政躯体、以最小成本让中国社会平稳过渡的方式向中国人民赎罪，除此之外，别无第二条路可走。所以，个人认为作为一个有志军人，首先对下述几个问题要有一个明确的认识： 

1、兵变的对象是马列魔族政治机器 

需要认识明确的是，国寨之现状，是被马列魔族已经彻底亡国的现状。相比历史上汉族王朝南宋、明之亡，程度尤甚。南宋、明之亡，实乃失土，而中共不仅出卖国土、分裂祖国，而且诛灭我华夏文明，以流氓政治机构，视百姓为兽，亡国之惨烈，古未有之。中共也害怕军人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对军人实施强制洗脑，以党代国，教育军人的时候让军人要先忠于党，党永远掌握枪。那么，认清自己是中华儿女而非马列子孙，是兵变成功的认识基础。兵变的对象只能是马列魔族统治中国的政治机器。 

2、兵变的目地不是为了杀人，而是不让中共再屠杀中国人。 

兵变，总有一个目地，作为兵变的发动者，最起码也有一个自己的一个理想，或大同的，或自私的。说实话，虽然作为军人，确实没有军人热爱战争，因为战争就会流血，就会有死亡。所以，兵变的目地一定是为了和平，看当前中共国寨现状，兵变就是彻底停止共产党屠杀我中国人。 

每时每刻，百姓房屋被强拆、退伍军人被逼绝路、农民失去土地、工人失业、访民被关黑监狱遭受折磨、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罪行在不停上演，每一秒中共都在杀人，每一秒中共在向中华民族犯罪。 

毫无疑问，凭借哪个人的个人力量，凭借中国社会哪个团体的力量，无法迅速结束中共邪灵统治机器的屠杀惯性，这也是绝大数人看到的事实；担心军人大开杀戒，伤及无辜，或造成中国军阀割据、军事独裁，这也是大多数人所担心的；到底该不该发动军事政变，胜算如何？这也是军中义士所犹豫的。 

所幸的是，泰国军事政变已经完全回答了上述三个疑虑，活生生摆放了一个可行性样板给中国参考：无一人伤亡的、快速的结束非法政治强制力并且迅速实现政权过渡，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所以，以彻底解体中共、彻底停止中共屠杀中国人为目标的兵变，顺天意，得民心，必将获得成功。 

3、兵变策划者一定要主动三退 

中共是“邪灵”，不是随随便便杜撰出来贬斥中共的名词，而是中共自己的所作所为除了让人觉得用“邪灵”来呈现它的本质之外，再没有更好的词。以前搞民运的人，写了很多文章骂中共，都骂不到点子上，他们自己也觉得无力。无非是“暴政”、“独裁”、“专制”这样的词语。越反共中共越强，直到《九评共产党》的出现彻底扭转了这种被动局面。 

那么，作为欲谋兵变的军中勇士，试想一下，在中共是邪灵的前提下，你背着一个邪灵去发动兵变解体邪灵政权，那不是闹笑话吗？难道不觉得危险吗？而且，三退是做中华儿女、不做马列子孙的第一步，所以，为了自己的安全，为了不影响解体中共的事业，三退是必要的。 

以滚石之势解体中共魔族的统治惯性，以菩萨心肠匡救中华子民于危难，盖世奇功，万古未有，谁来鸣这第一枪？祝你成功！ 

未来中国大学研究生部 燕云 

称雄广东的南天王陈济棠（4）发动“两广事变”

发动“两广事变”# x; g3 ?& N: h/ U$ Q7 S

　　1936年5月13日，西南两部委的精神领袖、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胡汉民在广州病亡，两广实力派失去了一面大旗。蒋介石决心乘胡汉民去世之机，解决西南的分裂行为。而胡汉民至死不忘抗日、反蒋、反共，正合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西南实力派头面人物的需要，他们的反蒋之情溢于言表，于是在西南掀起了新一轮反蒋高潮。
　　就在胡汉民逝世后不久，蒋介石电令陈济棠，请其四哥陈维周去南京，直截了当地要陈维周向陈济棠转达三条意见：先协助广东出兵解决广西桂军，然后驱逐萧佛成等反蒋的元老离粤，广东维持原状。接着，蒋介石派孙科等人去广州，以给胡汉民吊丧为名，向陈济棠提出取消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改组广东省政府，将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改为第四路军总指挥，各军、师长由中央重黝任命，取消广东货币毫洋，统一使用中央银行法币等要求。这无异于要陈济棠交出广东和西南的权力，使两广完全受蒋介石中央的控制，这当然是陈济棠不能容忍和不能接受的。, o( c$ J- e% i
　　正当陈济棠焦虑不安时，对蒋介石早已积怨甚深的白崇禧也以奔丧名义抵达广州。他竭力怂恿陈济棠举兵反蒋抗日。白崇禧大谈蒋介石如何不得人心，内部如何互相猜忌，财政如何困难，以加强陈济棠的反蒋信心和决心。接着又讲蒋的军队绝大部分部署在黄河流域，既要防备日军进攻，又要防止山东韩复榘、山西阎锡山、陕西张学良和杨虎城发生异动；更要抽调大军对付陕北红军，蒋介石无力进犯广东。如果陈济棠有意向外发展，广西方面愿全力支持。而且，白崇禧还说，湖南何键同他们有联系，只要举起抗日大旗，挥师北上，湖南决无障碍，舆论也会支持，蒋介石没有理由和能力阻击我们，我们的大军到武汉后，采取昔日大革命战略，移师东下，攻占南京，夺取中央政权，并可争取日本的同情和帮助。白崇禧的这一番话，使陈济棠听罢心里直痒痒，他决心大干一场。
　　陈济棠的四哥陈维周及阴阳术士翁半玄、詹天眼等曾向他说过蒋介石气数将尽，此时扶况又得“机不可失”签言，认为昭示大事可行。一向迷信相术的陈济棠乃决心先发制人，他以请缨抗日为名，联合桂系力量实行反蒋。' F  X" A6 K; ?+ M
　　5月16日晚，陈济案约在广州的高级将领余汉谋、张达、缪培南、黄任寰、黄延桢等到梅花村公馆商量反蒋大计，向他们灌输白崇禧的反蒋计谋，要他们先研究，后作详谈，但要暂时严守秘密。此后两天，各高级将领分别去见陈济棠，然而有人表示赞成，有人表示反对，有人表示怀疑，也有人主张要提防被“小诸葛”白崇禧暗算。5月19日晚，陈济棠召开近20人参加的军事长官扩大会议，专门研究反蒋大计，并请白崇禧与各将领见面，以作反蒋思想动员。白崇禧向与会者打气说：“我们在这个时间进行反蒋抗日，在政治、军事、外交上都是绝对有利的。广西方面决心以全力支持。”陈济棠也强调：抗日反蒋是我们的一贯主张，这是救国要道，舍此别无选择，而环顾国内，只有我们可以担当这一重任。陈维周接着介绍了自己与日本驻粤领事接洽情况，并说我们采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策略，必将取胜。
　　陈济棠原以为，他的以抗日为旗号的反蒋大计，会获得两广部将的积极响应与支持。但是，他没料想到，他的部将们听了他们的话以后，居然都很惊讶，默不作声，尤其是陈济棠的手下大将余汉谋在沉默片刻后还起面劝阻说：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居于绝对优势，又有平汉、粤汉、津浦等铁路和海上可以迅速运兵南下，和蒋介石较量没有必胜把握，需要详加考虑。会后，有些将领甚至表现出要推翻陈济棠的倾向，要请资望较深的第一军军长余汉谋出来领导反对陈济棠。! `/ A% A) ]4 u8 K0 |1 a  B
　　5月26日，陈济棠不知受了何人的劝告，忽然改变态度，要余汉谋、张达、黄延桢等转告各师、旅长，将反蒋一事取消。但正当这些将领们如释重负，准备返回驻地正常指挥部队训练和防务时，30日晚上陈济棠却又变了卦，他来到正在举行饯别国防将领宴会的余汉谋公馆，出乎意料地大谈抗日反蒋的计划，强调抗日反蒋的一贯主张。陈济案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抗日反蒋大有前途。他还告诉各将领，此次反蒋，不但有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的精诚合作，而且湖南的何键也同意一起出兵合攻武汉，如此有利时机，不干何待！为此，陈济棠还作出了大体的军事部署，命令各师、旅长回防地做切实准备，而各军长则留广州作进一步的军事谋划和部署。! b9 b7 ?2 B* p" f
　　经过近半个月的策划，陈济棠于6月1日指使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开会决议呈请南京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领导全国出兵抗日，并任命陈济棠、李宗仁为中华民国抗日救国军西南联军总司令、副总司令。6月2日，在陈济棠的授意下，西南两部委对南京发电，指出在日本加紧侵华的“生死关头，惟抵抗足以图存”，否则民族“别无出路”，呼请全国督促南京当局领导全国从事抗日。6月4日，陈济棠、李宗仁以第一、四集团军总司令的名义，率粤桂将领30多人发电，拥护西南两部委的决议，请西南两部委明令派兵北上抗日收复失地。接着，粤、桂军分途向湘、赣边进发。这就是“两广事变”。该事变的发生，反映出两广实力派与蒋介石集团的矛盾斗争尖锐化、白热化，而发生在民族危亡之秋，以抗日救国为号召，在客观上起到了逼蒋抗日的作用，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H% p$ i% V) U* u
　　事变发生后，陈济棠一面派人联络各省军阀，一面扩充实力。但第一集团军内对反蒋态度不一，各军将领各有自己的打算，有些人不愿意参加这次行动，有的甚至密谋推翻陈济棠，广东空军对陈济棠聘请日本顾问颇为愤慨，这预示着陈济棠这次反蒋的前途大为不妙。0 ]5 |  s5 [2 M( c
　　“两广事变”爆发后，蒋介石一面故作镇定，致电陈济棠并发表谈话，强调“救国必先团结”，提出召集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请西南派人出席共同商决一切，以作缓兵之计；另一方面则紧急秘密调兵遣将向两广进逼，同时派人设法拉拢余汉谋等部将，收买广东空军，进行分化瓦解。6月初，陈济棠的部将莫希德、李煦寰、李洁之、李汉魂、邓龙光等，准备请余汉谋由广州返回赣南的第一军驻地，对陈济棠实行兵谏。后由莫希德、罗梓材取得副军长李振球的同意，秘密向各级军官进行反陈济棠实行兵谏的思想动员。7月4日，余汉谋以接到参谋长罗种材电请回赣主持第一军军士教导队毕业典礼及准备抗日反蒋的军事行动为词，取得陈济棠许可，由广州回到大余。余汉谋一到大余，立即召集第一军将领开会。会议决定，一面打电报给南京政府，向蒋介石报告请示；一面将兵力向南雄、韶关推进，对陈济棠实行兵谏。- \4 z7 x! W5 {" A* X3 {& w
　　7月6日，余汉谋等人北飞南京，出席五届二中全会，并向蒋介石效忠。蒋即委任余汉谋为第四路军总司令兼广东绥靖公署主任，并发给活动费2000万元，令钱大钧、李诚等协助余汉谋回粤收拾残局。12日，余汉谋飞回大余后，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于13日决定免去陈济棠本兼各职，并发表对余汉谋的委任令，以取代陈济棠的地位，同时下令撤销了西南两部委和第一、四两个集团军。14日，余汉谋宣布就职，发表通电，限陈济棠24小时离职下野。在此前后，第二军副军长兼广东东区绥靖委员李汉魂也挂印离职赴香港；李洁之、董涛等也到香港联名通电反对陈济棠；而西南两部委的萧佛成、林云陔等显要亦纷纷走避以示决绝。此外，陈济棠苦心经营起来的被认为是王牌、国内无敌的空军，由于蒋介石的分化瓦解，6月底已有一个中队北飞南昌投蒋，飞行员走了十余人。至7月18日，空军司令黄光锐、参谋长陈卓林等分乘教练机三架飞抵香港机场降落，各大、中队飞机72架先后北飞至韶关、南雄机场降落。蒋介石闻讯电促北上，20日便全部飞到了南昌。) G& \: ]5 x9 M3 j/ p" f; P
　　陈济棠见众叛亲离，大势已去，于7月18日被迫宣布下野，他将所剩全部军事力量和从意大利订购的价值700万港元的飞机、从法国订购的全部军火以及300余万元的公积金、补发官兵所有军饷与另发半个月伙食费的款项等，托付给林翼中和李敬扬负责，向即将进入广州的余汉谋等人移交，然后携款2600万元，乘坐英国军舰“蛾号”悄然离开广州前往香港。出走时，陈济棠给余汉谋拍了一个电报说：“济棠诚信未妥，救国主张无方贯彻，现决摆脱仔肩。此后对于救国责任、广东治安、袍泽维系，偏劳吾兄负其责，望善为之，以补吾过。”4 G& v" ]: F# _7 p7 Y. M% F
　　7月24日，余汉谋率军进入广州，开始接管广东权力。他撤销了五个绥靖委员公署和五个军司令部，将部队整编为十个师和一个教导旅，保留了所有特种部队，将燕塘军校、石井兵器制造厂、潖江制炮厂等交由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接办，这些部队后来在抗日战场上起过一定的作用。南京方面，以还政中央厉行统一为名，任命黄慕松为广东省政府主席、黄养甫为广州市长，并改组了广东省党部，蒋介石还于8月亲自到广州坐镇一个月，设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营。这样，“南天王”陈济棠掌握的广东大权重新落入蒋介石的手中，广东的统治者由国民党的地方军阀变为中央军阀。陈济棠从“南天王”的顶峰上跌落下来，这是他个人由盛转衰的转折点。随着陈济棠的下野，西南半独立的局面从此告终。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蒋介石政府奉行不抵抗、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其实质是对内剿共灭共，镇压异己势力，对外向日妥协退让。因此，抗日反蒋对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来讲，几乎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日本是中国人民的仇敌，蒋介石卖国可恨。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抗日是必须的，反蒋也是应该的。陈济棠等人发动的“两广事变”客观上起到了逼蒋抗日，促使蒋介石转变态度的作用。蒋介石看到对日妥协退让政策不但会遭到中共、国内外进步势力的反对，而且也会遭到内部力量的反对，对自己的统治不利。“两广事变”结束后，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张群对日提出了取消《塘沽协定》和《上海停战协定》，停止日本飞机在华北自由飞行，取消冀东防共伪政府，反对在华北建立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权组织等要求，南京政府对日态度由一味妥协退让转向较为强硬，这些同陈济棠发动的“两广事变”不无关系。% Y; e( Q( ~$ _! V3 f, `
　　中共中央对“两广事变”予以高度重视。毛泽东指出：“西南抗日反蒋的军事行动，客观上是革命的与进步的活动”，是值得称道的壮举。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还专门讨论了“两广事变”，决定支持两广的北上抗日和反对蒋介石派兵南下对两广北上部队的阻击，并发表《为两广出师北上抗日宣言》。12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等在为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中，把“两广事变”的领导人列入了国民党中“决然揭出正义之旗”的“抗日救国之贤豪”行列，称“两广事变”为反对蒋介石降日卖国的三大事件之一。由此可见，陈济棠在两广事变中是失败者，但他所进行的反蒋斗争，对于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标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做出了一定的贡献。9 l. H/ o& e1 U3 \: H
　　
　
　抗战情怀( w1 m- Y* b) `1 v; {/ Y#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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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汉谋入主广东后，担心陈济棠寻机回粤召集旧部，复辟“南天王”统治，因而想方设法促他出洋，消除后患。识事务的陈济棠主动派人到南京，表示愿赴欧考察。蒋介石非常高兴，不但同意他出洋休养，而且嘱咐外交部为陈济棠办好出国护照等事宜。1936年8月30日，陈济棠在林翼中等人的陪同下，从香港出发赴欧洲进行历时一年的考察，访问了意大利、瑞士、法国、英国、德国、捷克、保加利亚、希腊和土耳其等九国。欧洲之行，陈济棠达到了休闲颐养的目的，也增长了不少见识。陈济棠在欧洲考察期间，国民党政府于1936年10月发动了为蒋介石祝寿的“献机”运动。陈济棠获悉后，为与蒋修好，他将价值200多万元的军火、机器订单和现金1000万银元献给蒋介石。蒋介石也因此去电嘉奖。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原本接受美洲华侨邀请，去北欧和美洲访问的陈济棠取消了访问的打算，从瑞士赴巴黎，协助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请法国人演讲，控诉日本罪行，并催促法国商人迅速交付他以前订购的军需品，以应国内抗日之急需。途经意大利时，他请中国驻意大使刘文岛以700万港元向意大利洽购飞机。陈济棠虽身在异国他乡，但心系中华的爱国之心、爱国之情令人起敬。  D' h. v8 C% i
　　是年9月初，陈济棠从欧洲返回香港，受到广东当局代表的热烈欢迎，继而他进入广州。此时，南京政府电催他赴南京共商抗战大计。不久，陈济棠便飞赴南京，向蒋介石表示共赴国难之诚意，并请蒋介石原谅以往的错误。蒋介石表示要齐心协力，共御外侮。在南京期间，陈济棠在白崇禧等高级官员的陪同下，视察了南京市郊的防御工事，他认为工事不合时代需要，南京不可守，得到了何应钦、白崇禧的赞同。这些表现说明，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陈济棠已经消除了同蒋介石的隔阂。+ F( ^' h) F4 l, D! Q0 @/ L
　　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后，陈济棠于武汉会战前夕建议蒋介石派孙科、宋子文、王宠惠分别前往苏联、美国和英、法，以加强同这些国家的外交关系，有利于中国抗战。这期间，陈济棠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1939年11月，在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上，经蒋介石提名，陈济棠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最高国防委员会委员。1940年3月，陈济棠又被任命为农林部部长，7月22日正式就职。以后，他主持拟订了《中国农业施政计划》，筹划发展后方农业、林业、渔业、牧业和垦殖业等等。他效法外国的成功经验，将农林部迁往离陪都重庆30余里的新发乡，办公室设在庙宇和新盖的几间茅屋中。为适应抗日战争和人民日常生活的需要，陈济棠在农林部内设置粮食增产委员会，他兼任主任委员，亲自抓增加粮食生产大事。在农林部，他任人唯贤，破除任人唯亲的陋习，确定农林部的领导人选。
　　但是，由于日本占领武汉、广州后，中国大片领土已遭日寇蹂躏，全国一片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农林生产一片萧条。陈济棠虽有一片热情，但也难有作为。为此，他任职刚满两年，便无心眷恋农林部长职位。1941年7月，他请假赴港探望病妻。当日本侵略军于12月进攻香港之时，他被迫化装逃离香港，辗转回至重庆，不久正式辞去农林部长职务。6 f3 N* n' h3 B# J/ P2 F1 c1 [& G
　　此后，陈济棠追随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在会见旧部将香翰屏时，他要他们向新四军和抗日游击队施加压力。在1945年5月召开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上，陈济棠又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称雄广东的南天王陈济棠（3）创南天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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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济棠执掌广东后，采取各种措施，以巩固和扩展自己的统治地位。9 Y6 D3 N$ d; i# v' {
　　首先是扩充军事力量，发展广东地方实力。陈济棠一方面尽力招兵买马，网罗将才；另一方面则扩充编制，改第八路军总指挥部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部，使其陆军突破15万大关。1934年红军长征后，陈济棠为了日后与蒋介石较量，暗中再次整训部队，他将独二师、独三师、独四师分别改编为第一军的第三师、第二军的第六师、第三军的第九师，把李振球、黄延桢、莫希德、谭朗星分别提升为第一军副军长、第三军副军长和第一师师长、第七师师长，警卫旅也由琼崖调到从化。命令所有部队就地整训，大量补充新式武器，使粤军战斗力明显增强。9 h! i+ @" g6 [) K& S5 Z
　　在建立和充实第一集团军的同时，陈济棠为了维持地方治安，加强自己的统治，于1932年在各绥靖区设立了政务处、军事处、军法处和总务处，以军统政，使之成为军政合一的机构，且命令各县成立警卫队，作为正规军的补充力量。1933年初，更在广州绥靖公署内增设主管全省各县市警卫队的权力机关警务处，专责监督、检查各县市编练处警卫队的整编训练工作。据1936年初统计，广东全省的警卫队共有一个大队、8847个中队、2785个独立小队、33个独立分队，拥有官兵106万多人。这是陈济棠对付省内各种地方异己势力，巩固后方的一支庞大武装力量。
　　陈济棠明白，要想稳住广东地盘，进而同蒋介石抗衡，仅有陆军第一集团军和警卫警察部队，是很不够的。于是他又注意建立广东的海军和空军。# f$ [  R5 P/ q, J! W. O* S
　　宁粤分裂之初，陈济棠为拉拢各派共同反蒋，曾将由陆军首脑节制指挥的广东海军、空军划出来，成为一个独立体系。由陈策成立海军总司令部，接管各种舰艇、海军学校、修船厂、仓库等，并成立一个团的陆战队驻守琼崖；由张惠长成立空军总司令部，接管两个飞行大队及空军学校、一个团的地勤部队、飞机场、修械厂和仓库。宁粤复合后，陈济棠为了重新掌握广东的陆海空军大权，对海、空军进行兼并。) X0 b4 H: Q. _; L9 j3 |- k% _1 @6 T) G
　　1932年4月30日，陈济棠乘张惠长离穗赴宁之机，下令撤销其空军总司令职务，任命黄光锐为空军总司令，直属于第一集团军。5月3日，又通过西南政务委员会会议决定将广东海军第一舰队总司令部归入第一集团军，相继任命冯悼勋、邓龙光、张之英为海军总司令，海军副总司令兼虎门要塞司令则由张达、李洁之担任。由于空军早已为黄光锐所控制，加上张惠长远在南京，陈济棠对空军的接管比较顺利，但海军则不然。陈策、陈庆云和多数较大舰只的军官反对陈济棠的兼并政策。为此，陈策命令“中山”、“坚如”等数十舰集中于虎门外的唐家湾和伶仃洋一带，“飞鹰”等舰逃往琼崖海口，并在那里成立海军行营，任命陈庆云为海军第一舰队总司令部总参议，与参谋长陈鼎一起，固守海口，作为反对陈济棠的一个基地。陈济棠在取得蒋介石的同意后，乃派了纪徐率领空善学校教学条件与环境。: i( ~  P' S% e" L/ `
　　三年计划的重点在于建设方面，主要包括政治、交通、经济、教育四大类别。政治建设包括安定社会，安顿百姓，各县市成立地方自治机关，建立并完善城乡救济机构和救济事业。经济建设包括农林、桑蚕、渔业、矿业、工商五大类。交通建设涉及公路、铁路、航运、通讯、航空五个方面，教育建设事业包括六项任务：推广义务教育、扩充中等教育、为提高就业素质发展职业教育、推广师范教育、增加高等学校、推行社会教育等等。
　　陈济棠利用广东较安定的环境，制定和实施三年施政计划，这与只知争权夺利抢地盘，而不知搞建设的其他军阀相比，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还是难能可贵的。
　　进行三年施政计划建设需巨额资金，而就当时广东实际财政情况来说，确实无法承受陈济棠这三年计划的沉重压力。据统计，从民国元年到1929年的18年中，年平均财政赤字为1514．5万元，1930年和1931年为443．9万元。到1932年5月，积欠军饷已达六个月而无力清发。" y' G% Y. s- d2 w. i
　　为扩大财源，陈济棠进行财政改革，借以打开财政新局面。1932年5月，他撤换了蒋介石安插的省财政厅长冯祝万，改命心腹区芳浦为财政厅长。区芳浦走马上任后，随即整顿税务机关，逐渐撤销承商收回自办，并严追欠缴税款。同时整顿烟、酒、地税和赌捐等税收，开征进口农产品、杂项专税等新捐款，推行捐税承投制度；同时，走私洋糖和化肥，控制金融，广收白银，利用侨资侨汇，举借债务和发行金库券，推行合作社及义仓制度，秘密向苏区输出食盐以牟取暴利，以工养工，即用工业赢利兴办工业。这些措施拓宽了财路，增加了省库收入，使投入建设事业的经费逐年增长，为三年施政计划的实施奠定了财政基础。
　　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地区进行地方性的实业建设，人才和设备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陈济棠重视知识，重用知识分子，引进设备和人才，努力培养自身的技术力量，从而使他的实业计划得以实施。+ e3 `4 B4 C- [% O" }/ [( s1 L: J
　　陈济棠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体现在对知识分子的信任、重用和给予优厚的生活待遇方面。只要是专家或有一技之长的都被提拔重用，让他们掌握工业部门的经营管理大权，使他们有职有权，充分发挥才干。如冯锐，于1931年由古应芬推荐入仕途，兼任农业局局长职务，与陈济棠接近。1933年，冯锐建议开征进口农产品、杂项专税，以取代洋米进口税，为陈济棠争得大量税收而深受陈济棠赏识。随后，冯锐又根据广东适宜种甘蔗的自然条件，建议陈济棠从办糖厂入手，发展实业，令陈叹服，使广东的制糖业有了较大地发展。冯锐与陈济棠之间由于建设广东方面的合作，建立了亲密关系，陈济棠从中大获其利，冯锐也成为陈济棠集团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除了积极引进现成科技人才之外，陈济棠还努力培养人才。为此，他开办有大中小学和技术训练班。如在省营糖厂开办糖业人员训练班或训练所，培养了60多名技术人员。
　　由于当时中国技术落后，陈济棠还从外国引进了大批先进的生产设备、原材料和工程技术人员。据说，陈济棠当时所办工厂的设备是中国最现代的，也是世界一流的，但这些设备都购自外国。根据生产需要，陈济棠还引进一些工业原料，如化工原料、澳州羊毛和菲律宾、瓜哇、台湾等地的优质蔗种。引进技术人员方面，陈济棠惟洋人是崇，盲目引进外国技术人员，而对本国技术干部重视不够，以致创办的新式工业弊端丛生。这给致力于发展民族工业的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如潖江兵工厂由于设计有问题，炮厂厂房尚未交付使用便倒塌了。$ {# Z% d1 F: u- F
　　陈济棠在他统治广东的时间里，一直把广东的经济建设置于重要地位，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h# K2 t7 S: _- N
　　第一，建立了一批民用和军事企业，初步形成广东独立的经济体系。属民用的企业有西村士敏土厂、西村电厂、西村电解厂、西村新电力厂、河南纺织厂、南石头造纸厂、新造精厂、市桥糖厂、顺德糖厂、揭阳糖厂；属军垦系统的有东莞糖厂、惠阳糖厂、辞城发电厂、增涉自来水厂等；属军事工业的有潖江兵工厂、手榴弹厂、防毒器具厂。这些企业，门类广泛，但其重心是制糖工业。8 R$ l6 L' [) h8 B; D
　　第二，发展交通运输事业，初步建立起广东的交通网络。在公路运输方面，1934年广东的公路增加到1．3万公里，比陈济棠统治前的1928年公路总长度增长248％，形成以广州为中心的公路干线网，贯通与邻省湘、赣、闽、桂的公路交通。在航运方面，1933年耗资300万元建成贯通广州南北的海珠桥，又设立全省港务管理局主持内河航运，并建立广东造船厂。铁路方面，不仅加强对粤汉、广九、广三、新宁等铁路的管理，同时拟修广柳、广梅、江钦等铁路。航空运输方面，1933年与广西合作成立西南航空公司，开辟了三条广州与两广地区的国内航线和两条广州至越南河内的国际航线，从而开创了广东的民用航空事业。
　　第三，通讯事业迅速发展。设立了广东无线电台，架设了全省长途电话网。
　　第四，文教卫生事业有了发展。不仅拨款资助广州中山图书馆的建设，还下令军政人员捐资支援中山大学新校舍建设，建成了广州中山纪念堂、陆军总医院等项目，创办了襄勤大学和省立国医学院等等。在他任期内，广州共开办了19所中学，而且教师工资略有提高。
　　第五，内外贸易初步繁荣，物价较为稳定。以广州为例，1933年民营商业银号达498家，出现了超出香港繁荣景观的早、午、晚三市的金融交易场面，经营方式上也出现了分类购销的新格局。现在的中山四、五、六路一带，当时就已经是广州有名的商业区。广东的进出口贸易亦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其中出口值在1929年到1932年之间年平均增长率为61．8％，进口值平均年增21．2％。此外，广东的财政收入明显增长，农林水利渔业均有所发展。
　　陈济棠在30年代取得的建设新广东的成就，至今仍为人所传颂。5 p' O3 O: z8 H0 n& P'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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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共防蒋9 E/ t& h' \5 d9 o- l8 ^" Q

　　陈济棠独揽广东军政大权，成为权倾一时并对中国政局颇具影响的“南天王”。但他面临着共产党红军与国民党蒋介石势力的双重压力，处于反共与防蒋的夹缝之中。当然，反共是第一位的，防蒋反蒋是第二位的，但当蒋介石集团对他构成的威胁严重之时，陈济棠也会适当调整同共产党的关系，集中力量去反蒋，借以巩固自己的势力，提高自身的地位。& h7 S1 s2 c7 p5 g! v
　　“剿共”是陈济棠的根本利益之所在。1932年3月，陈济棠命令张瑞贵率独二师7000人“围剿”大南山革命根据地。张瑞贵奉命行动，他先派兵包围，然后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对根据地内的红军和人民群众发动凶猛的军事进攻和大规模烧杀，经两年的血洗之后，大南山的红军由近2000人锐减到不足200人，共产党员由500多人减至72名，还有2000多名群众被杀害。1934年4月，邓龙光奉陈济棠之命继续以同样残忍的手段“围剿”大南山根据地。到同年夏天，在陈济棠的血腥镇压下，大南山和整个粤东地区的革命根据地几乎丧失殆尽。

　配合蒋介石“围剿”赣闽中央红军也是陈济棠反共的突出表现。1932年，陈济棠奉蒋介石之命派范德星独立第一旅的两个团赴大余，奔赴反共前线。4月，在与江西绥靖主任朱绍良商定“剿共”计划之后，陈济棠又从广东抽调两个空军飞行大队共20架飞机赴赣助战。5月，陈济棠又奉南京之命，在广州召开八省“剿共”会议，部署“剿共”。当范德星旅被红军打败后，陈济棠又派余汉谋率第一军入赣参战。为消灭红军，余汉谋采取经济封锁，军事上步步为营及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推行保甲制度和清乡反共运动等措施对付共产党和红军。由于陈济棠“剿共”卖力，在第四五次“围剿”时被蒋介石分别授予江西省“剿共”副总司令。粤赣闽湘鄂五省“剿匪军”南路总指挥等职。陈济棠就职后，颁布“剿共”计划，派余汉谋、香翰屏、黄任寰分任第一、二、三纵队司令官，率部先行占领长汀、寻乌、安远各属，并拟向瑞金、会昌“进剿”，获得蒋介石增拨粤军协饷60万元。1933年10月，蒋介石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陈济棠于1934年夏组织了两个纵队向赣南苏区进攻，占据会昌南部咽喉要地筠门岭。事后，陈济棠大肆夸张这一胜利，向蒋介石虚报战功，获得“嘉奖”和大洋5万元，真是滑稽至极。
　　作为军阀的陈济棠，十分明白蒋介石之所以调他的力量“围剿”红军，当然第一目标是消灭红军，但又要削弱陈济棠的势力，企图一箭双雕。因此，在第五次“围剿”中，陈济案虽然派兵入赣，对蒋介石拨给他的军费、武器、弹药照收不误，但态度消极，大多应付而已。他一面虚张声势，做出攻打会昌的架势，并对李济深等发动“闽变”联合红军表示反对，声言愿出兵闽南。一面则密电苏区政府，并派代表到中央革命根据地，表示愿意进行和谈。周恩来、朱德等对陈济棠外打内通、明战暗和的做法表示欢迎，派何长工、潘汉年与陈济棠的代表杨幼敏等在寻乌县罗塘镇谈判了三昼夜，达成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协商、必要时互相借道等五项协议。不久，红军突围长征。陈济棠在红军突破第二、三道封锁线时，基本上执行了给红军借路的协议。调独立警卫旅、第三师等驻守粤北韶关、仁化、南雄、阳山、连县一线，防止红军进入广东腹地。同时，下令各将领约束所部做到“敌不向我射击，不准开枪；敌不向我袭击，不准出击”，以“保境安民”。这使红军在较短的时间内得以经粤北向湘南挺进。
　　红军西行远去，“南天王”安然无恙。双方有利，各得其所。不过，蒋介石则对陈济棠强烈不满，电责陈济棠“贻我国民革命军以千秋万世莫大之污点”。陈济棠背着蒋介石给红军“借路”，拆了蒋介石的封锁线，有利于红军突围长征西进，客观上为中央红军突围长征帮了一个大忙。但他这样做，是为了保存广东实力，稳固“南天王”宝座。因此，红军经粤北上后，陈济棠又派第二军追击红军。红军入黔后，他又四次派粤军入黔参加围堵。因此，1935年3月，陈济棠被国民党蒋介石授予一级陆军上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