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這是中國生死存亡的關鍵年頭。
是年，日軍在北方和蘇俄達成妥協，一面收拾在台兒莊會戰被重挫的士氣，一面動員、調集本土和關東軍兵力，加大投入了中國戰場。
7月，抗戰爆發一年後，日軍調整侵略主要方向。
為消化中國軍隊在花園口決堤形成黃泛區天險阻礙，日軍決定，以上海為戰略發起點，自東向西，長途奔襲武漢。
武漢，成為日軍的速戰決勝的侵華戰爭的最後戰略目標。
日軍認為：
攻占漢口，是早日結束戰爭的最大機會。
武漢，是年，國運所系。
武漢，位於長江中游江漢平原，扼控平漢、粵漢兩線陸路和長江、漢水等水路，既有九省通衢之稱，更是隨洋務運動而發展起來的少有的工業城市。
在當時，武漢是中國鋼鐵、機械、紡織等近代化工業重要基地。
漢陽造步槍、迫擊炮等武器，更是中國抗戰的根本性軍工資本。
何況，隨著東北、華北、京滬杭地區的淪陷，進入1938年，武漢已經是中國尚未淪陷的唯一的最大的工業基地。
此外，在淞滬會戰、南京會戰、徐州會戰期間，國民政府十萬火急由京滬杭、豫、皖、蘇、浙、鄂、湘等地匆忙撤出軍工、鋼鐵、煤炭、服裝等等工業設備、器材、原料等物資輾轉千里，積壓武漢，亟待轉運進入川渝大後方。
同時，由華北、華東、華中、華南等地轉移而來的中國工、農、兵、學、商等數以千萬計人口，自水路交通，不斷集中武漢。
這是中國最早的萌芽了家國意識的人口，他們在覺醒之後，以腳投票，既表達自己對日本暴虐侵略的反抗，更是中國持久抗戰的重要人口資源。
抗戰歷史上，極為悲壯的人口遷徙，在1938年的武漢，漸進高潮。
1932年，准備轉移到南京的故宮博物館藏品。抗戰爆發，這些藏品基本得以轉移重慶。
在中國持久抗戰的大戰略棋盤上，武漢，自然是中國最為重要的戰略要點。
囤積在武漢的僅有的可憐巴巴的工業設備、設施、資源，正是積貧積弱的中國能夠堅持持久抗戰的最後本錢。
在大片國土淪喪，人口損失情況下，當時能夠自願追隨政府西遷入川的遷徙民眾，無疑是中國堅持持久抗戰的最後血脈。
顯而易見，如果武漢在1938年無法轉運這些人口與物資，那麼，後來的持久抗戰，自然無從說起。
武漢背負的，正是抗戰中國奄奄一息的國脈。
日本人自然也明白這點。
於是，日軍集結陸、空、江現代化25萬餘重兵沿長江水道、大別山北麓向西分進，氣勢洶洶，企圖搶在中國大遷徙、大撤退尚未完成之前，在戰略上鉗擊、合圍武漢。
是年6月，武漢會戰爆發。
以武漢三鎮為核心，以長江中游水道為軸心，在鄂、湘、皖、贛、豫南廣袤國土上，抗戰史上最大規模的會戰就此打響。
日本在武漢會戰的戰略目標非常明確。
日本企圖通過會戰，快速占領武漢，以徹底摧毀中國抗戰人口、經濟基礎。同時，利用武漢作為中國心臟的九省通衢位置優勢，分割中國華北、華中、華東、華南和西南的聯繫，最終實現最大限度經濟掠奪，繼而壓迫中國無力再戰，只能屈服，實現速戰決勝的目標。
1938年，夏秋，武漢外圍激戰連綿。
武漢會戰的主戰場波及鄂、湘、皖、贛、豫南等遼闊土地。
彼時，中國以近代化步兵為主體的軍隊寸土寸血抵禦著日軍陸、江、空現代化軍隊的輪番攻擊。
這是無數人用性命掩護無數人進行空前大撤退的大決戰。
這更是在中國近現代史上，一場關係中國國脈存亡的苦難的行程。
於是，武漢會戰和武漢大撤退，便成為抗戰八年最具標示性和影響性的大事件。
列車上，沿粵漢線大撤退的國民。
早在抗戰爆發之前，為備戰抗戰，1935年10月，蔣介石即在成都發表講演，闡述了持久抗戰的基本戰略思路：
四川在天時、地利、人文各方面，實在不愧為中國的首省，天然是民族復興最好的根據地。
川渝雲貴地區，地勢複雜，山川險隔，素有蜀道難於上青天之說。
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川渝雲貴之地工商業基礎薄弱，經濟發展相對沿海地區落後很多，看似根本無法支持中國抗戰。
然而，大西南既有重慶一地稍具近代化工業規模，也有以成都為核心的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國。基本的工業、農業墊底之外，以川渝為起點，大西南既可借西北國際交通線尋求蘇聯援助，還可以由雲南經滇越線得到歐美盟國的援助。
以弱敵強，坐守易守難攻之地。
顯然，這確為當時積貧積弱的中國能夠堅持抗戰的根本戰略。
可想，中國一旦完成對武漢物資、人口的遷徙，完成川渝雲貴地區政治、軍事和經濟的重新布局，日軍再想戰略西進，純粹天方夜譚。
——構思何其宏大，實踐起來，一眼看去，卻又是釜底抽薪之無奈。
不過，就當時局勢而言，武漢一地懸系中國命運，確屬現實。
其實，武漢大撤退一直是抗戰中國的戰略選擇。
抗戰爆發，尚在南京會戰期間，1937年11月，中國國防會議即以《國府遷渝與抗戰前途》宣布：
決議將國民政府遷移到重慶。
日軍對武漢和長江航道的大轟炸。
11月26日，南京會戰前夜，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率國民政府主要機關抵達重慶。
中國中央政府入川，受到川渝大地政府、軍隊和民眾的熱烈歡迎。
12月1日，中國國民政府基本完成西遷，在重慶正式辦公。
1937年，繼七七事變、淞滬事變爆發，中國在華北以南口會戰、保定會戰、太原會戰，在京滬杭和華東、華中，以淞滬會戰、南京會戰及徐州一帶會戰，以百萬抗戰軍人正面抗戰犧牲，苦苦阻擋、滯緩、延遲日本攻勢。
淞滬會戰期間，正在撤退的工廠設備、器材車隊。
這些會戰，在抵禦外侮的戰役、戰術等軍事價值之外，最大的戰略價值有二：
其一，爭取扭轉日軍自北而南的戰略進攻軸線為自東向西軸線，粉碎日本速勝戰略企圖，實現己方持久抗戰戰略；
其二，為實現持久抗戰，主動在正面作戰，層層滯緩日軍攻勢，以求戰略上掩護中國抗戰的大遷徙、大撤退。
抗戰軍興，明知己方以近代化軍隊對抗現代化日軍，戰力對比極為懸殊，無數抗戰軍人以身許國，義無反顧走向了華北、華東、華中正面戰場。
他們向死血戰，不斷以性命抵抗、消耗著日軍的攻勢，付出了慘重的犧牲。
他們的犧牲，為中國抗戰的大遷徙、大撤退賺來了寶貴的空間和時間。
正是血戰、鏖戰期間，國民政府為激勵、保護中國有限的工業能夠投入抗戰，專門對上海、南京等各地公布了《遷徙須知》：
凡中國國民投資之工廠，均可一律遷徙。
遷徙轉移目的地為武漢。
政府給與相當津貼。
《遷徙須知》公示以後，華北、京滬杭等地的相關工廠紛紛報名登記，開始了抗戰最早期的緊張的大遷徙、大撤退。
由宜昌逆江上游的民生公司輪船。
家國意識萌芽，使得很多企業家為相應政府呼籲，主動停產、撤裝設備，裝備西遷。
當時，上海除卻上海煉鋼廠為政府重點項目之外，因為上海其他各家機械廠設備、設施、器材及產能規模較小，抵不過金陵兵工廠、鞏縣兵工分廠等企業，因而沒有劃入抗戰撤退的重點項目，得不到政府補貼。
淞滬會戰期間，杜月笙、黃炎培等上海名流、企業家組成上海市抗戰救援會，紛紛寫信抗議國民政府「歧視」。
抗議的同時，這些企業家們自掏腰包，先行一步，開始了工廠的搬遷。
——前線付出慘重傷亡多堅守一天，京滬杭地區大撤退就多了一天時間。
這也是淞滬會戰國軍犧牲慘烈而血戰不退的主要原因之一。
國難當頭，這些工廠甘冒日軍戰機轟炸西遷，他們每一次成功搬遷，即為後來抗戰保住了一分元氣。
平漢線向武漢遷徙、撤退的軍民。
淞滬會戰如此，其他會戰同樣如此。
也正是這些被很多人嘲笑、指責的官長無能，士兵懦弱，指揮無方，一潰千里的若干大會戰，在客觀上卻掩護著無數的國民、工廠設備、設施等在1937年的戰火中，一路顛沛流離，歷經艱險，在1938年輾轉撤退到達了武漢。
回望抗戰，如是系統、客觀地分析中國之所以能夠苦撐待變，苦撐取勝之前因，再看這些1937年至1938年初期看似潰不成軍的若干大會戰，以及由華北、華東、京滬杭等地往武漢匯集，再由武漢西撤大西南的武漢大撤退、大遷徙，自然又是另外一種結論。
1938年，武漢會戰前夜。
為保障武漢大撤退、大遷徙的高效進行，蔣介石、周恩來等中國精英們聯手制訂的《抗戰建國綱領》共32條在武漢發布。
《綱領》是涉及到抗戰時期各個軍政機關，以及關係平民、文教、醫藥、物資、孤兒、工業、經濟單位等等撤退、建設等等方面細則。
隨著《綱領》公布，中國抗戰史詩般的武漢大遷徙、大撤退拉開了序幕。
——當時，我的祖父和他的兄弟們正在武漢。
相傳，1938年春季，於戰亂中，他們等來了由山西祁縣、開封避難而來的我的曾祖母等婦孺家人。
全家在武漢團聚僅一天。
次日，我的祖父接到電報，匆匆忙忙往桂林、昆明而去。
在桂林、昆明，他將在負責抗戰軍用物資的貿易、採購，這是他為抗戰盡的義務。
我的伯祖父則隨國民政府財政部機關撤往重慶南泉。
我的祖父的弟弟，也就是我的叔祖父則報考了中央軍官軍校，離開了武漢，去往成都。
短暫相聚，他們在抗戰亂世留下了一張至今讓我貼身珍藏的照片。
每次看著照片的先輩，往事如此真切，總會使我情不自禁淚流滿面。
圖 1938年春，我的曾祖母（中坐者）、父親（懷抱者）和祖父渠川長（右二）、祖母（左二）、伯祖父渠川金（右一）、伯祖母（左一）、叔祖父渠川寧（右三）於戰亂中，在武漢團聚。
據說，當時的武漢危城，碼頭、車站忙而不亂，等待撤退的人們於悲憤、恐懼之間，秩序井然。
……
直到武漢淪陷當天，武漢大撤退幾乎沒有停歇。
那些由武漢搶運，冒著日軍飛機轟炸威脅，最終運抵宜昌的入川的物資，在抗戰八年，為在西南建立了體系化的新的工業區，尤其以重慶為中心的兵工、煉鋼等行業的綜合性工業區，構成抗戰時期中國的工業命脈。
由此，中國持久抗戰這才有了苦撐待變，苦撐取勝的本錢。
後記：
一晃，經年。如今重疫圍城武漢，再談往事，還望蒼天庇護，願我中國能夠再次突圍。
閉門避疫，隔網茶敘，祝好朋友們新春。
文章來源：流浪的橡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