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早年有过一段鲜花着锦的艺术岁月，却因不幸卷入红色漩涡做了坠楼人。
她曾因接近毛泽东而免遭“右派”厄运，却也为自己画了一道文革的催命符。
她本是红遍上海滩的电影明星，身后却只能在平反大会上挂一张电影厂翻拍的资料照……
在故去多年以后，她仅仅得到一个“中国电影世纪奖”的虚名，而光环背后的血泪故事，伴随着“反右”“文革”等真相被封锁逐渐为人所遗忘。你可以叫她韦均荦或韦亚君，但她还有一个熠熠闪光的名字——上官云珠。
兼具美貌与演技的传奇影星
1937年抗战爆发，16岁的上官云珠随夫家移居上海避难。一个初到大都市的乡村姑娘，为生计在照相馆做开票员，却凭借美貌被老板选为模特，把她的照片放在橱窗里展览。上海作为战时的“孤岛”，电影事业繁荣，成就了一大批电影明星，青春娇美的上官云珠也在充满机遇的城市，踏上演艺生涯。
1940年，上官云珠先后在华光戏剧学校、新华影业公司演员训练班学习表演。因一部擦身而过的电影《王老虎抢亲》，她被导演卜万苍更名为“上官云珠”，是她步入演艺界的起点。之后，上官云珠几乎走遍上海所有演出团，塑造一系列经典形象，凭借不着痕迹而又风格多变的表演天赋逐渐蜚声影坛。曾有导演赞她，一上台就能把台子压住。
在话剧舞台上，她在《日出》《上海屋檐下》等剧中担纲重要角色，更在《雷雨》中饰演繁漪而驰名申城。而通过《一江春水向东流》《太太万岁》等电影，她成为大银幕前的常客，将妩媚虚荣的交际花、刻薄势利的阔太太或饱受欺凌的工厂女工等性格迥异的角色诠释得惟妙惟肖。
中共建政之初，上官云珠年方三十，正值一名女星大有所为的年华，却遭遇演艺道路的瓶颈。由於戏路、形象与气质，都不适合表现中共重点宣扬的“工农兵”，她一度处于无戏可演的尴尬境地。为此延续艺术生命，她主动对自己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希望从“旧上海明星”，改头换面变成“新中国的文艺工作者”。
《太太万岁》里，上官云珠有句台词：“我的一生真是太不幸了，要是拍成电影，谁看了都会哭的。”都说“人生如戏”，戏里的她多以悲剧收场；在最后一部影片《舞台姐妹》里，她更是饰演了从大红大紫走向自杀结局的越剧皇后，仿佛就是她命运的昭示。真实生活中的她，遭遇的魔难更甚于剧中人，一生经历数次失败的婚姻与凶险的癌症。然而，给予她致命一击的，是在中共专制体制下寻找出路的必然毁灭。
为迎合中共而自我“改造”
为洗刷“资产阶级情调”，上官云珠参与一系列赈灾筹款与劳军义演，演出反映工人革命的话剧。大陆期刊《大众电影》记载，1950年过年前后，她吃住都在剧场里，以每天两、三场的频率，连续演出131场，终于因劳累过度，患上急性肺炎而昏倒在舞台上。在中共发起的“文艺大整风”运动中，她经常带病参加“人人过关”的会议，声泪俱下地“主动反省和检讨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
“三反”运动中，有人污蔑上官云珠的第三任丈夫程述尧贪污剧院钱款。程述尧为小事化了而揽下罪名，上官云珠也拿出800美元和首饰作为“赃款”送到剧院。然而，她的丈夫被划为“贪污分子”，解除剧院经理的职务，并在剧院接受“劳动管制”。这对上官云珠来说，不啻为“进步”道路上的巨大阻碍，因而她狠心地提出离婚。
她还十分努力参演一系列为中共涂脂抹粉的电影，以纺织女工、工程师妻子等新形象走近观众，但那些作品毫无艺术性可言，她的电影地位也飘摇不定。1955年，她所在的单位上海电影制片厂筹划开拍歌颂中共领导抗日游击队的影片《南岛风云》。导演白沉力排众议，起用上官云珠饰演女主角——游击队的女看护长。她一改往日风情，神情坚毅地演绎充满党性的歪曲历史的影片，终于实现银幕角色的“脱胎换骨”，也由此事业的巨大“成功”。
此外，上官云珠与毛泽东的一段秘闻影响了她的命运。1956年1月 ，在上海市长陈毅的安排下，她在中苏友好大厦，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并陪同其跳舞。后来，上官云珠又与其神秘见面六次，关系暧昧。“反右运动”即将到来的时刻，上官云珠原本被电影厂划为“右派”，却因受到特殊照顾，右派指标被另一位演员顶替。
变换角色，依附当权者，上官云珠的未来看似一片坦途。殊不知，迎合中共无异于饮鸩止渴，她努力经营的一切，伴随着文革浩劫的到来化为乌有。
如花美眷萎落尘埃
在拍戏之余，上官云珠还参加“四清”工作队，深入农村、工厂演出，并参加劳动，因高强度工作而累得吐血。1966年，她在回上海休假期间查出患乳腺癌，并立即做切除手术。此时，她参演的《舞台姐妹》被定性为“美化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反面教材”，导演谢晋、角色原型袁雪芬等人都遭到批判。幸而有医生干预，她得以在医院养病而躲过一劫。
两个月后，她又患脑癌而不省人事。手术之后，上官云珠为快速重返银幕，坚持训练，克服因癌症导致的语言障碍。外面的环境更加险峻，她的电影《舞台姐妹》《早春二月》被批判为文艺界的“大毒草”。某天下午，尚未康复的上官云珠被一群造反派拉到电影厂批斗——文革运动开始了。
据上官云珠之子韦然回忆，那时家里已被破坏得不成样子：楼道的墙壁上全是母亲的名字，横七竖八打满了红叉；房门千疮百孔，被砸成了蜂窝。后面的两年，上官云珠被迫去电影厂“上班”，也就是每天去“牛棚”报到，“在那里学习、劳动、写交代、受批判”。
自中共打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上官云珠背负着“旧社会明星”“生活作风糜烂”“主演多部坏电影”等多项罪名，受到严酷的身心摧残。正如《大众电影》记载：“上官云珠时常被造反派们用包缠着布的粗大铁条往死里抽打，还有无休止的游街、批斗和人身侮辱。”1966年9月，上影厂召开批斗大会，她被造反派反剪胳膊作“喷气式”状，承受着辱骂和暴打。疯狂的看客为表“忠心”，也一齐冲上台对她拳打脚踢，直至她昏死过去。
或许上官云珠没有想到，中共的翻云覆雨手，能保她一时，最终还是会以残暴的方式将她迅速毁灭。
求生无路而坠楼自尽
1968年，文革运动从红卫兵造反的“红色恐怖”，转向毛泽东刮起的“清理阶级队伍”的“红色台风”。与毛泽东的特殊关系让上官云珠的境遇雪上加霜，她被诬陷为“国民党潜伏下来的战略特务”的罪名，接近毛是为了获取情报。9月开始，江青操纵的“上官云珠专案组”，及林彪秘密成立的“上官云珠特别专案组”，相继逼迫她写出与毛往来的细节材料。可是，上官云珠出于某种未知原因，死守秘密，自然也交不出专案组“满意”的材料。
11月22日，上影厂来了两位不速之客，“外调”之名提审上官云珠。在一间小屋子里，审讯人员围住她，逼迫她写出“对外不能透露、对内必须如实交待”的材料。上官云珠答不出来，他们先是拳打脚踢，后来用皮鞋底狠抽她的脸颊。两个多小时后，他们把奄奄一息的上官云珠踢出门外，并勒令她明天必须写清楚那段“历史”，否则后果自负。
韦然在受访文章中描述母亲被打后的惨状：“回到‘牛棚’时，母亲的脸被打肿，嘴角流着血，目光呆滞，身体不停地颤抖。”一同被关押的演员黄宗英、王丹凤马上端来热水，但是上官云珠什么话也没说。
当晚回到家，伤痕累累、万念俱灰的上官云珠实在写不出“组织”想要的材料。因无法面对无尽的羞辱与磨难，在次日——1968年11月23日凌晨3点，也就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她纵身一跃，从四楼的窗口跳了下去。韦然说，母亲坠楼后，身体重重地砸在楼下菜市场的大菜筐里，鲜血溅到了菜叶上。当时还有人闻声赶来抢救，她却在送医的路上停止了呼吸，年仅48岁。
后来，菜场的人用橡皮水管冲洗菜叶上的血迹，继续卖给消费者。韦然听说后毫不惊讶：“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这样的举动并不那么不容易理解；更何况，那时候的人们，对各种非正常的死亡似乎习以为常。”
她最灿烂的年华，绽放在战乱时期的孤岛里，却在所谓的“新中国”建立后，走向衰败和凋零。走过整风、反右、文革等步步升级的政治运动，上官云珠的电影梦想，终于在一次次的妥协退让与忍辱含垢中破碎。
她的自杀更是整个文艺界的悲剧缩影，仅在上影厂中，就有一大批导演、演员在文革中被含冤枉死。《文革受难者》记载，徐韬投钱塘江自杀，张友良跳楼身亡，顾而已在“五七干校”的一个工具棚门上自缢身亡。这些才华横溢的明星们，仅仅因为不符合西来“新社会”的意识形态，便遭到无情的打压与残害。
面对母亲的悲剧，作为人子的韦然更渴望的是，弄清楚让她遭此恶难的真正原因，以告慰她的冤魂。他可知道，逼死母亲的真正凶手，不是贴大字报、拳打脚踢又谩骂侮辱的造反派或专案员，而是强加在他们乃至所有中国人的头脑中、让他们失去道德与理性的共产邪灵？#
参考资料：
1. 刘澍，《上官云珠的生死劫》，《大众电影》，2004年第10期。
2. 韦然 口述、李菁采写，《不尽往事红尘里——我的母亲上官云珠》，《文史博览》，2007年第2期。
3. 王友琴，《文革受难者》，香港《开放》杂志出版社，2004年。
责任编辑：朱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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