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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8月17日 星期四

西征战役

 

第一次国共内战的一部分

日期 1936年5月19日－7月底

地点

陕西、甘肃、宁夏

结果 创建了陕甘宁交界处的新苏区，为红军三大方面军长征会师做好准备

参战方

 中国工农红军

红一军团

红十五军团

中华民国 国民革命军

中央军

马鸿宾部

马鸿逵部

指挥官与领导者

 彭德怀

 左权

 徐海东 †

中华民国 蒋介石

中华民国张学良

马鸿宾

马鸿逵

西征战役，又称红军西征，是1936年5月19日至7月底，中国工农红军红一方面军针对国民革命军宁夏地方军阀马鸿宾、马鸿逵部，在陕甘宁三省交界地区的战略进攻战役。[1]

战役背景与部署[编辑]

1936年5月5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实际上随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联名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当时，中共中央考虑到全国政治、军事形势的发展和陕甘苏区面临的情况，为争取时间，争取空间，争取力量，为发动全国抗战和发展革命力量创造条件，确定陕甘苏区党组织和红军的任务是：[2]

造成广大的陕甘宁抗日根据地，进而向北打通与苏联、外蒙古的联系，向南策应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北上；

争取东北军及其他可以联合的友军；

坚决地进行陕甘苏区的游击战争。

1936年5月18日，为迎接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长征北上，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和彭德怀签发《西征战役计划》红一方面军主力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和红八十一师、骑兵团共1.3万余人组成西方野战军开始西征，开辟新区，建立革命政权。以部分红军和地方武装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指挥，在东线坚持游击战争，保卫陕甘苏区，策应西征作战。西方野战军编成：

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

红一军团 代军团长左权，政委聂荣臻

第一师

第二师 师长杨得志、政委萧华

第四师

红十五军团 军团长徐海东 政委程子华

第七十三师 师长张绍东、政委陈漫远

第七十五师 师长陈锦绣、政委赵凌波

第七十八师 师长韩先楚、政委崔田民

第八十一师

骑兵团

红二十八军军长宋时轮 政委宋任穷

红二十九军军长肖劲光 政委朱理治，副军长谢嵩

为此撤销陕甘省，成立陕甘宁省，并成立陕甘宁省委和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省委书记李富春，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马锡五，准备把西征战役开辟的新区建设成巩固的苏区。[3]

蒋介石坚持彻底剿灭陕北苏区和红军，调集16个师另3个旅重兵围堵、准备进剿：[4]:789

阎锡山的晋绥军沿黄河布防

汤恩伯第十三军、晋绥军第72师、高桂滋第84师驻绥德、吴堡

陕北镇守使高双城第86师盘踞北线，东起米脂、榆林，中据横山、石湾，西控柠条梁、安边堡。

宁夏军阀、第15路军司令马鸿逵的新编第7师主力驻黄河以西的后套地区银川、灵武、金积、石空堡一带，一部前出驻守定边、盐池、韦州等地

马鸿宾第35师驻守庆阳、曲子、环县、镇原地区。师部在西峰镇。

第103旅旅长马玉麟

第104旅步兵

第105旅旅长冶成章

东北军骑兵军的2个骑兵师、第五十一军的2个师驻固原、平凉

东北军第106师、第108师、第120师驻庆阳、西峰镇、合水

东北军骑兵第3师驻镇原

东北军第五十七军驻直罗镇一带的跨子午岭的甘陕大道

东北军第六十七军、第105师驻延安、甘泉、富县

杨虎城陕军第17师、第42师主力驻宜川、韩城

战役经过[编辑]

5月19日，彭德怀率领西方野战军分左右两路由永坪、延长出发，开始西征战役。分别到达吴起镇、新城堡地域集结。野战军直属队和红八十一师、骑兵团随红十五军团跟进。彭德怀依据宁夏军阀部队布防情况，决心以右路军向西北方向发起进攻，伪装夺取宁夏，调动环县、庆阳的第35师回援宁夏；左路军向西南方向行动，求歼回援之敌于运动中。

5月27日，红十五军团分左右翼2队西进。5月28日，右翼红73师袭占宁条梁，左翼红75师进攻安边未克。改以红78师围困安边，主力转向定边以南地区。

5月28日左路军向曲子、环县方向急进。30日前陆续到达元城镇。6月1日，红二师在曲子歼灭第35师骑兵团一部及第105旅2个骑兵连，第105旅旅长冶成章和特务连150余人投降。红四师在马岭附近击溃第35师1个营。6月3日，左路军集中主力在阜城（今庆城县卅铺镇阜城村）全歼驰援曲子的第35师6个步兵营，击溃2个骑兵营，俘1000余人；至5日，乘胜占领环县、洪德城、三岔及其间的大片地区。红二十九军配合红一军团，进至元城、曲子、合水之间地区。红二十八军与第81师等部组成中路军（亦称北路军），接替右路军围攻安边、堆子梁、城川等地。6月4日红十五军团进占宁陕省界红柳沟。

1936年6月6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彭德怀:“庆阳、洪德城线及其东西地区是西方根据地的重心，是镇原以北人口经济条件较好地带，应与一军团一个师及军团政治部一半及陕甘宁红军主力全力担负，亦限七月半完成初步赤化。”根据这一指示，西方野战军加紧军事行动，陕甘宁省的范围不断扩大。

至6月11日，右路军先头部队占领同心城，主力进到王家团庄附近。王家团庄为同心县城东南最大的一个村庄，分南北两个堡子，围墙高厚，为回民聚居。6月12日，红73师一部和回民独立师到达附近。6月21日红军攻占北堡子，回民独立师师长马青年到南堡子谈判实现和平进驻。

6月11日，红十五军团直属队和红75师包围了豫旺县城下马关城。守军为新7师骑兵第2团孔庆福第一营的2个连及豫旺县民团近千人。红75师多次进攻未能奏效。十多天后，守军粮食和用水恐慌。围城16天后，6月27日晨发起进攻战斗，11时攻进城堡，俘280余人，缴获枪械180余支（挺）、战马150余匹。红军伤亡不到20人。此即下马关进攻战斗，亦称豫旺城进攻战斗。

至6月13日，红一军团主力经毛居井进到七营附近。6月20日红二师攻占七营。

6月14日，红二十八军编入西方野战军序列，与红八十一师等部组成中路军（又称北路军），接替右路军围攻安边，夺取定边，堆子梁等城寨的任务。在此期间，红二十九军第2团、保安县独立团、关中3团等也进至元城、曲子、阜城地区，配合左路军行动。至此，红军控制清水河两岸，切断了第三十五师北上道路，迫敌退回固原的黑城镇地区。

6月16-27日，右路军红78师在中路军配合下，在北路单独作战，相继攻占定边、盐池、豫旺县城，歼新编第7师骑兵1个营又4个连，击溃3个团又2个营及当地民团，缴获战马七百余匹以及大量军需物资，受到红军总部表彰。

1936年6月17日，攻克定边县城。

1936年6月20日白天，红38师对盐池县城围而不打，勘察地形、分析敌情、研究攻城办法，当夜再次发起攻城战斗：第232团从城北主攻，第233团从城东助攻，第234团从城南助攻，三面夹击，6月21日凌晨3时攻克盐池县城，歼灭骑兵第二团孙兆祥黑马营、1个保安团及民团、商团千余人，俘敌（含县政府武装警察）200多人，缴获各种枪械200多支、战马200多匹、50瓦电台1部，还有大批弹药等军需物资。所获战马随同在定边缴获的战马全部上交组建了红十五军团骑兵团。红军随后攻占了盐池县的大部分地区。[5]

左路军攻占豫旺堡。成立回民独立师，由回族干部马青年任师长，欧阳武任政治委员，李铁民任参谋长，辖1个步兵连和1个骑兵排，共100多人，枪100多支、战马50多匹，在同心、韦州、高崖、关桥堡、大小罗山一带配合主力红军作战，参加了王家团庄、下马关和红城水等战斗。这是共产党历史上建立的第一支回族武装力量，师政委欧阳武、参谋长李铁民等在同心县一带剿匪时牺牲。[6]

7月，陕甘宁省党政机关从陕西靖边县吴起镇刘家渠村迁至环县北的河连湾，辖区增加到13个县。

由于西征作战地区多为回民聚居区，西方野战军向回族群众大力宣传反内战和团结抗日的主张，帮助回民建立群众组织和武装，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严禁住清真寺，不吃猪肉，不提“猪”字，不在回民区筹款，不打回民的土豪，同时进行同结回民、发动群众和扩大抗日力量的工作。[7] 因惠安堡的红军已于7月4日东撤，马鸿逵部队随即占领惠安堡。红城水战斗，红军毙伤俘敌200多人。马鸿逵在惠安堡设盐池县政府，与中共在花马池的盐池县抗日政府划界分治对抗，“一县两治”延续到1949年宁夏解放。[8]

马鸿宾为打开固原至中宁、银川的通道，7月8日拂晓，马鸿宾部与东北军骑兵白凤翔部向红军发起进攻，第35师主力正面攻击，东北军骑兵第10师为右翼，东北军骑兵第6师为左翼。遭到红军主力的猛烈反击，战斗非常激烈。七营附近有一条大沟叫阎家沟，沟深坡陡，地形复杂，是进入七营的必经之路。红二师在沟内预先设伏，骑6师先头团一头钻了进来，陷入三面包围之中。待敌人进入沟底之后，红军猛烈开火，敌乱作一团，经一小时激战，先头团死伤300多人，其余全部被俘，红军缴获大批枪械及骡马。战后，红一军团又主动退出七营到清水河东岸。为了争取东北军抗日，红军将所俘人员、马匹、枪支全部送还白凤翔骑6师，连他们丢失的5000发子弹和马鞍子也都找到一并送回。此即七营阻击战斗。[9]

7月在安边县城也打退马鸿逵部袭击。

1936年7月14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建议对敌2个团以上兵力作战应集结更大兵力优势，在作战 条件不具备时不妨在更大退却诱敌至有利条件下一举歼灭之，这里要有更多忍耐性；对何柱国指挥的东北军宜歼灭一部分这样不会妨碍大局反而有利于大局。[10]红一军图在七营等地击退了东北军的数次反扑和袭扰。

1936年7月17日在环县曲子镇花旗（今双城村花旗队）组建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陕甘独立师，以陕甘苏区地方红军武装主要有富县独立营、中宜独立营、新正独立营、新宁独立营、淳耀独立营、甘肃华池独立营、庆环游击队、庆合游击队等地方武装为基础组建，辖4个团，每团3个连，全师共有1300多人。师长姚喆(红十五军团第78师参谋长)，政委黎林(中央军委动员武装部新兵训练处处长兼补充师政委)，参谋长尹国赤(红一师一团三营营长，直罗镇战役中身负重伤，一直在后方医院治疗休息），政治部主任周芝光（红九军团政治部巡视团主任）。由陕甘宁省委军事部领导。其中第二团直属陕甘宁省委军事部；1937年8月陕甘独立师所属部队编为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工兵营，1937年11月改编为八路军留守兵团三八五旅警备第七团（团长尹国赤，1940年伤势复发牺牲，政委周芝光）。

红一军团6月初经环县进入宁夏，占领宁夏东部要镇豫旺堡，接着继续西进，于6月中旬，相继占领清水河沿岸的七营、黑城诸要点并向固原、杨郎庄逼进。

红军占据清水河东岸的七营后，几经败退的马鸿宾心里象搁了块大石头，耿耿于怀，忧心忡忡。

7月底，西方野战军主力集结在豫旺地区休整，战役胜利结束。

结果与影响[编辑]

至1936年7月下旬，西方野战军的西征战役历时两个多月，沉重打击了宁夏军阀马鸿逵、马鸿宾部，歼敌7个营，击溃3个团又5个营，俘旅长冶成章以下2000余人，缴获各种枪2000余支，战马500余匹，解放了环县、定边、盐池、豫旺四座县城，占领城镇10余座，陕甘苏区向西推进约200公里扩大为陕甘宁省苏区。为策应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11]

1936年8月，西方野战军在豫旺地区驻地以战备姿态开展军事政治训练，准备南下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实现长征大会师。[12]

参见[编辑]

东征战役

1936年宁夏战役

参考来源[编辑]

^ 《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军事历史研究部 编，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ISBN 7-80137-315-4，卷“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战斗总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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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2月18日 星期六

南京事件——国共分裂的重要前奏之一


南京事件是国民革命军北伐期间发生的一宗事件：国民革命军于1927年3月攻占南京之时，有军人作出暴力排外行为，最终导致英美军舰炮击南京；事件中中外双方均各有死伤。

背景[编辑]

南京事件发生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北伐战争期间。1927年1月4日，数十万中国民众冲入汉口英租界，英国军警被迫撤出租界。1月6日，九江英租界发生同样的冲突。英国开始将这两起事件视为国民政府有预谋的对英国挑衅，因此号召其他各国出兵上海公共租界以表达维护租界的决心。1月6日、7日，各国达成决议：除原先租界兵力外，英国增派3,300名兵力，美国出兵1,400名，日本增派300名[1]。

经过[编辑]

1927年3月23日，参加北伐战争的国民革命军中央军所属的江右军部队抵达南京，张宗昌指挥的北洋军阀直鲁军退入南京城内，随即在下关渡江北逃。当晚，未过江的部分直鲁军溃兵在南京城内进行抢劫活动，但除两名正在街上行走的外国人及两座已撤空的外侨住宅外，直鲁军并未袭击其他外国目标。

3月24日凌晨，江右军先头部队开入南京城，沿途鸣枪搜索，并向驻南京的各国领事馆询问有无战犯藏匿其中。得到否定答复后，这些部队即平静离开外国领事馆[2]。3月24日晨7时许，江右军所属的第2、第6、第40军主力部队未经抵抗即顺利占领南京城及下关。

从上午9时许起，北伐军（国民革命军）第2、第6军进入南京，有民众和士兵开始劫掠英美日领事署及外人商店住家[3]，一直持续到下午5时。南京城内和下关的外国领事馆、教堂、学校、商社、医院、外侨住宅均遭到侵犯和洗劫。金陵大学副校长美国人文怀恩和震旦大学预科校长意大利人遇害，此外英国侨民死亡2人，日本侨民死亡1人，法国侨民死亡1人。在袭击中，英国和日本领事馆成为袭击的首要目标，英国驻南京领事翟比南被枪击伤，日本武官根本博被人以刺刀刺伤，正在生病卧床的日本领事森冈正平也遭到枪击，但是没有受伤[4]。

下午3时，被围在下关一座小山上的美国领事戴维斯向停泊在长江上的英国和美国军舰发出开火援救的信号，英美军舰开始炮轰南京。江右军司令程潜一方面制止抢劫，一方面委托红十字会代表同英美军舰联络，请其停止炮击。英美军舰炮击持续约1小时后结束，抢劫风潮于下午5时左右逐渐平息。

在南京事件中，外国侨民死亡人数为英国2人，美、法、日、意各1人。美国受伤3人，英、日各2人受伤，另有英舰“绿宝石”号上的一名英国水兵在江右军发炮还击时阵亡。外国领事馆和侨民财产损失难以计数。中方死伤人数，根据各方面的调查[5]，为死亡36至39人，伤数十人，一说伤数百人。

3月29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发出电报称：“此次南京抢劫事件为第2军、第6军、第40军（鲁涤平、程潜、贺耀组）中的党代表、基层的共产党派遣军官及南京地区中国共产党党员合谋设计的组织行为。袭击时有当地的共产党党员专为向导，执行对象与场所都有事先规划。前者只限外国人；后者则选定领事馆、教会、学校等洋人集中处[6]。”

1927年4月6日，日本原外相指令其驻华公使，通过外交谈判解决南京事件。4月11日，大日本帝国、美国、英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和意大利王国5国驻武汉领事批评北伐军造成南京事件，要求处分肇事者，被武汉政府拒绝。

1927年4月14日，武汉政府就南京事件向英、美、日、法、意驻汉口领事递交答复照会，承认“屠杀友邦人民，为国际公法及文明各国之通例所严禁，而对友邦人民在己国领土内者施屠杀之行为，其情形尤为重大；而轰击友邦城市之行为，亦为严禁……”，并列举五卅惨案和沙面惨案中英法等国水兵枪杀中国人民之事，以示抗议。在照会的其余部分中，武汉国民政府提出由国际调查委员会调查南京事件元凶，若出于国民革命军之过失，则对侵害外国侨民的行为进行道歉。此外照会还允诺保护外人生命财产，并提议取消不平等条约。

起因争议[编辑]

有关起因有不同的观点说法。

北伐军江右军首领程潜和张辉瓒在南京事件发生后次日发出的报告中称，抢劫风潮是残留城内的“逆军余孽”和“地方流氓”在“反动分子的煽动”下干的，蒋介石抵达上海后也宣称南京事件祸首是北洋军阀直鲁军宣传队的何海鸣等人“乔装南军”所为。但南京事件遭到抢劫的外侨指，抢劫者是身穿国民革命军制服、讲湖南、广东、江西等地方言的军人。英、美、日领事的报告认为抢劫领事馆的是江右军士兵和下级军官。[7]

在抢劫过程中，北伐军江右军长官和政工干部曾赶到日本领事馆和美孚油行，命令和劝告抢劫者离去，从他们采取的制止方式判断，抢劫者属于友军或本军，而不是“逆军”。程潜在报告中也承认“此次克复南京，不图有反动分子，勾结地方流痞及逆军溃兵，并煽动少数不肖士兵，有掠夺危害外侨生命财产之事”，承认有江右军的“不肖士兵”参加了抢劫。中国记者事后调查报告也称江右军士兵是肇事祸首，《国闻周报》第4卷第22期《轰传世界之南京案调查纪实》中称，“有湖南口音兵手舞枪支大声言‘有要发洋财者统随我去抢’，于是车夫流氓等，千百成群，附之而入外人之教堂学校医院者”。此外，江右军一些部队，如第40军贺耀组部，在1927年1月收回九江英租界时，就已有抢劫外侨的先例。

蒋介石得知南京事件的消息后，下令追查抢劫者的责任。3月25日下午2时，程潜携第6军第17师师长杨杰会见前来交涉的日本第24驱逐舰队指挥官时，指责共产党是煽动南京事件的幕后主使。第40军军长贺耀组也派人到日本领事馆，通报江右军各部的标志。

南京事件发生后不到两周，奉系军阀张作霖在4月6日得到外国公使团的同意，派遣军警突袭了北京的苏联大使馆、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公处，逮捕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称搜出了共产国际发来的大量指示、训令、文件材料（与冯玉祥的合作文件、红枪会等农民组织的纪录、中共文件等；次年编成《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和武器弹药，特别提到其中一份“苏联《致驻华武官训令》”内称：“必须设定一切办法，激动国民群众排斥外国人”，“不惜任何办法，甚至抢劫及多数惨杀亦可实行”[8]，据此指责苏联全面指挥颠覆北洋政府的暴力运动、排外运动。此所谓“苏联《致驻华武官训令》”多年后经考证系伪造假文件（详见有关下文）[9]。

日本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认为中国共产党设计南京事件，目的在吸引列强介入北伐来打击蒋中正，若蒋中正对列强妥协、道歉，亲共势力就可借题发挥整肃国民党右派；若不妥协，更能让蒋中正嫡系部队与列强兵戎相见，达成消灭蒋中正的目的[10]。郭廷以和日本方面的一些观点倾向于或认为此事件是由中国共产党所发纵指使[3][6][10][8]。对于南京政府所说的此事是中共煽动的说法，美、英等列强方面有人认可，但也有人不以为然[11]。《字林西报》撰文评论：“蒋介石本拟将南京作为彼之军事中心，以与武汉对抗，是以共产党强迫行事，使蒋不得到南京”，并认为“蒋介石去上海设法阻止共产党有同样之行动”。[12]

当时苏联与中国共产党则强烈谴责北洋政府粗暴侵犯苏联使馆尊严，并认为此事件乃帝国主义的挑拨，北洋政府已沦为帝国主义者的工具。1927年4月19日，苏联召回北京驻华代办及大使馆职员[13]。

中国大陆官方媒体对该事件的描述是“1927年3月24日，日、美、英、法、意等国军舰炮轰北伐军业已占领的南京，死伤两千多人，造成南京事件”，将南京事件视为帝国主义反对中国革命的一桩暴行[14]。

198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一些历史学者对南京事件的起因和背景进行了考证研究分析，认为南京事件是帝国主义“践踏中国领土主权、屠杀中国人民的一般暴行”，与万县惨案的性质类似，而与五卅事件、沙基惨案不同[15]。北京大学历史系牛大勇、陈长伟综合其他人考证中外历史档案和报刊、回忆录等资料，指出此事件有北洋军阀直鲁溃军和流氓乱民等参加，但主要责任者是北伐军的第2、第6、第40军部分违纪士兵和下级军官，而当时中国共产党有关人士、政工人员和当地工人组织曾尽各种努力制止抢劫；杨杰、贺耀祖等人向日本领馆告抢劫是中共谋划系诬告[16]。针对当时控制北京的奉系军阀1927年4月查抄苏联使馆及所属旧俄兵营后公布的“苏联《致驻华武官训令》”（被郭廷以和日本等方面认为是共产党策动该事件的佐证），习五一考证，称该所谓《训令》系张作霖授意、其部下外交官张国忱和白俄记者米塔列夫斯基等伪造的一份假文件，张国忱向考证这段历史的习五一忆述了当时奉张作霖之命伪造该假“训令”的详细经过，习五一评价该假文件影响极为恶劣[9]。

后续处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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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后不久的1927年4月12日，与张作霖达成默契的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清党行动，6月5日，武汉政府辞退鲍罗廷、加伦等苏联顾问。7月15日，召开国民党中执会，做出取缔共产党驱逐苏联顾问之决议，最终导致国共分裂。南京事件激化了国民党内左右派之间的矛盾，被视为国共分裂的重要前奏之一。

1928年2月，黄郛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开始和英美协商“宁案”善后。英国因此时中国局势并不明朗，不急于善后，而美国则态度积极。

南京政府首先答应美方提出的“惩凶”和“保障美人在华安全”的要求，并在3月26日，下令处决宁案“肇事士兵及流氓”33人。关于赔偿一事，美方索赔甚巨。因英美炮击也造成了中方百姓的重大伤亡和财产损失，南京政府希望美国能表示些许歉意做做样子，但美方态度强硬，只同意为考虑南京政府面子，不把赔偿写入任何正式文件，秘密进行。3月底，中美“宁案”交涉结束。4月4日，南京、华盛顿同时发表《宁案中美协定》全文。由于美方在交涉中没有让步，美国国内认为此事是外交上的一项胜利，而中国国内舆论则对此表示了普遍的不满。

之后，英、法、意纷纷效仿美方的“接受国民政府道歉和赔偿”和“开炮系正当防卫”的立场。8月，中英达成善后。

而日本由于若槻礼次郎首相坚持“不干涉中国内战、支持蒋介石统一运动”的政策，也就没有追究责任。但隔年发生的济南惨案令情况趋于复杂，于是“宁案”的善后又和“济案”的交涉连在一起，迟至29年5月才了结。

“宁案”善后中，国民政府付出了大笔赔款，本身并无绩效可言，但这确是在国民政府建立之际打破外交孤立的一次努力。通过妥协，换来了列强的承认，实现了南京国民政府和欧美列强邦交正常化。

参考文献[编辑]

  1. ^ 吕芳上，北伐时期英国增兵上海对华外交的演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7期
  2. ^ 《矢田致币原函》、1927年4月5日，《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PVM26；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27, VO.III.P.153.
  3. ^ 跳转至：3.0 3.1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年
  4. ^ 《昭和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南京事件南军暴行情况》，《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PVM26。
  5. ^ 有关南京事件里中方人员死伤人数统计，见《南京市总工会关于南京事件的调查报告》，1927年4月，南京市档案馆藏；《申报》，1924年4月7日；《革命文献》第14辑，罗家伦著，606-607页、612-615页。
  6. ^ 跳转至：6.0 6.1 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昭和2年，第一部第一卷，第527页
  7. ^ 美国国务院档案，U.S. Dept of State: Records of Depaitment of states Reatl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 1919-1929. M.329; H.G.Woodhead: the China Yearbook, 1928, pp 723-726.
  8. ^ 跳转至：8.0 8.1 Keiji Furaya, Chiang Kai-Shek His Life and Times, translated by Chun-Ming Chang, (St.John’s Universtity 1981)p.189
  9. ^ 跳转至：9.0 9.1 习五一. 苏联“阴谋”文证《 致驻华武官训令 》辨伪. 历史研究. 1985, (02): 181–192 [2020-02-03]. ISSN 0459-190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8-04）.
  10. ^ 跳转至：10.0 10.1 卫藤沈吉，卫藤沈吉著作集，第3卷，东方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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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2月3日 星期五

安平事件：中共與美帝第一次動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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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平事件是1946年7月26日，河北省香河縣安平鎮發生的中共冀東八路軍與美國海軍陸戰隊駐天津部隊交火事件，雙方各有傷亡。

背景[編輯]

1945年10月25日上午，美軍一部夥同國軍一部，乘美軍汽車，闖入山海關共軍陣地。被擊斃美軍1名，擊傷2名，俘虜4名。12月4日，駐秦皇島美軍炮擊解放區村鎮。

1946年7月13日，駐秦皇島留守營美國海軍第7艦隊第1分隊黑爾登等7名士兵，攜自動步槍6支，分乘2輛汽車，侵入西河南村（今屬撫寧縣）奪占窖藏冰塊，向制止的村民開槍射擊。八路軍冀東軍區第16軍分區部隊聞訊後，立即趕赴現場，解除7名美軍的武裝，並將其扣留，此即「西河南事件」。

1946年7月14日，駐秦皇島美軍以尋找「失蹤」的7名士兵為由，派出150人海軍陸戰隊在4架飛機配合下，攻入留守營東南解放區15公里。1946年7月15日，又有50名美軍乘兩艘汽艇在昌黎縣赤洋口附近海岸登陸，爾後在飛機掩護下，攻入昌黎縣城東南解放區15公里。此為「昌黎事件」。

1946年7月24日，軍事調處執行部特別小組到昌黎縣赤崖村與冀東軍區第16軍分區談判。美方被迫認錯並道歉，軍保證不再發生類似事件後，第16軍分區將扣留的7名美軍士兵釋放。

7月25日，冀東第十四軍分區進抵安平一帶的部隊，專門召集民眾，舉行抗議美軍干涉中國內政的群眾大會。

1946年7月31日《中央日報》第2版刊出社論《小沙河事件的本質》：「今春以來，（共軍）射擊美機美艦拘留美人襲擊少數美軍之事已報不絕書」。

事件經過[編輯]

共方觀點[編輯]

1946年7月29日當天，八路軍冀東軍區司令員詹才芳、政委李楚離、副司令員畢占雲聯名《關於美頑進攻我五三團致中央軍委並轉執行部電》：[1]

七月廿九日十二時半，由天津出來之頑美各七十餘，乘汽車到我安平鎮一帶掃蕩搶糧，當即發覺我通縣大隊，該敵以猛烈火力向我射擊，並將該大隊駐地侵佔，後又向我七支隊五連駐地攻擊。我傷七亡一，當即自衛，對該頑美軍以嚴重殺傷，美傷十亡廿九，頑傷六亡四，繳自動步槍二，汽車二，美小型電台一，打壞汽車六。對峙至下午四時，天津又來汽車十輛，步兵三百餘，飛機四，炮三助戰，我即撤出安平。在戰鬥中才發覺有美軍。

7月29日，冀熱遼軍區司令員蕭克和副司令員程世才（此時程世才任遼東軍區司令員兼東野三縱司令員，此處應為冀熱遼軍區政委程子華）電文：

七月廿九日中午，香河縣西南之安平鎮地區有我駐大小沙河之通州大隊突受由天津方面用十七輛軍用車開來之美軍約六十餘名攻擊，同時有政府軍八十餘人參加作戰。首先向我通州大隊以猛烈火力進攻該大隊陣地，佔領後繼續向我五十三團第五連駐地攻擊。激戰至午後四時許，美軍三百餘人，攜炮三門，乘軍車十三輛，配合飛機四架，由天津方向前來增援。我為避免事態擴大，主動撤出戰鬥。此次戰鬥結果雙方均有傷亡，美軍死傷二十名，頑軍死傷十餘。

7月31日中共中央電令軍調部的葉劍英等立即向美方提出抗議（《中共中央關於向美方提出抗議冀東事件的指示》），一方面電令冀東軍區務必立即進駐與美軍衝突地點，以利調查取證和向美頑抗議與交涉(《中共中央關於與美軍衝突撤退地點應即進駐給詹李並葉李電》)。

8月2日，南京中共代表團發言人公開發表談話，說明他們了解到的情況：「（一）中共軍確曾與美軍發生衝突，並雙方均有死傷。（二）安平在中共解放區內，並為駐兵區。（三）與中共軍隊衝突之美軍，乃一武裝巡邏隊。中共代表周恩來已電平執行部中共代表葉劍英，要求派遣執行小組赴出事地點調查，以確定責任。」[2]

8月4日，國軍第92軍（從湖南調來）出動兩個師五個團進攻香河縣。冀東第十四軍分區司令員曾雍雅部署第53團主力在團長李梅溪率領下防守中路的王家擺（今屬安平鎮北運河西），第53團副團長彭光率2個連增援通縣縣大隊防守北面的西集，南面的紅廟渡口（今屬鉗屯鄉青龍灣河東）由香河縣大隊與民兵掩護。至8月6日上午，在中線的王家擺打退了敵兩個團的十數次進攻；8月6日下午敵停止了在此處進攻。曾雍雅判斷敵在中線不能突破，轉兵進攻南側，立即抽調第53團預備隊1個連與軍分區特務連增援紅廟，正趕上敵426團支援425團搶渡青龍灣河。冀東軍區支援的第29團與第59團第3營趕到香河縣後，第十四軍分區指揮下又打了起河屯包圍戰、茅草店攻擊戰、百家灣殲滅戰，直至安平事件調處停火。九十二軍五十六師、一四二師、二十一師共2萬餘人,採取中間突破,兩翼配合的戰術,向香河縣城發起攻擊。9月5日，按上級部署，第十四軍分區撤出香河縣，撤往盤山，結束了歷時35天的香河保衛戰，累積殲敵1300人。

1946年8月6日詹才芳、畢占雲《詹畢關於安事事件情形致中央電》稱：「安平在日本投降後即被我解放，今年五月二十六日曾一度被偽香河保安隊侵佔，六月三日即收復，後即有我軍部隊及地方政權人員駐紮。安平有平津公路通過該處，我設有檢查站，美軍美商時常通過，有幾次向我無理射擊。這次衝突確係美頑向我攻擊，並占我通縣大隊防地，繼向我五三團五連攻擊（安平西南公路上），我即起自衛。此衝突確有頑軍參加，我們繳有馬四匹，步槍一支，我方傷十五，亡四。」

8月10日，冀東軍區司令員詹才芳、政委李楚離根據十四軍分區的報告，發出《詹李關於安平事件調查致中央電》，訂正了此前的說法：

　　我駐香河之第五十三團五連，由該團參謀長【實際為副團長】彭光率領，於七月二十六日進到王家板【擺】一帶，二十八日與馬頭出擾之敵二百餘在大曹莊大柳樹一帶激戰。二十九日一個排（約三十餘人）於十一時將由河西務開來一商人汽車擋住，據稱後邊有美軍汽車十餘輛，滿載彈藥。此時適遇通縣游擊隊長【實際為回民連長】馬子聰率領通縣大隊二排（三五十人），游擊隊十餘人，及區級幹部二十餘人過平津公路以西去堅持工作，到達安平。彭、馬乃商量伏擊開來汽車。五三團一個排位於安平南約三公里之汽車站附近，通縣大隊一個排（三十餘人）位於汽車站南半里多之西側田野，並以大車二輛放置汽車站附近之公路上攔路。十一時由河西務方向來汽車十七輛（車上無美軍旗幟標記）至攔路大車時，發現我部隊，先行開槍，向我射擊，我還擊，被我通縣大隊擊退，我五三團部隊向前衝去，繳獲汽車二。對峙四小時後，由天津北平各開來汽車二十餘輛，載美頑軍各二百餘人，並由北平飛來四架飛機助戰。此時我即退出戰鬥……傷十八，亡六，繳獲裝有無線電台之吉普車一輛，大吉普一輛，重自動步槍兩支，輕自動步槍兩支，七九馬步槍一支，美國子彈五百餘發，鋼盔一個，估計美方傷卅餘人，頑軍四十餘人。依以上情況判斷：（1）實際上頑美系由津向平押送軍火或移防，並非向我進攻；（2）內中確有一部頑軍；（3）我部隊開往安平係為了打擊頑軍，但聞美軍開來時，我即準備謀毀其汽車進行佈置，未預料到頑偽（美）兵力多大及戰鬥力如何。

1946年8月11日《中共中央關於安平事件究系何因務必確實報告致詹畢李電》嚴令冀東軍區要據實查報事件詳情。同日《中央對處理安平事件給葉劍英並周恩來的指示》：「美巡邏隊武裝開入我解放區，既未事先通知我方及車上未懸美旗（這是美方沒有否認的），先向我軍開槍進攻，事後國美雙方將安平地區武裝佔領……這是對美方不利，對我方有利之處。」「你們應強調上述事實，提出要求國美雙方武裝立即退出安平地區，並恢復午廿九日以前原狀，否則一切調查已由國方擺佈，必無公正結果。」同日，中共中央宣傳部連同新華社和解放日報社負責人《陸定一、胡喬木、余光生致恩來同志電》，承認對安平事件，因「無任何詳細情報，僅據冀東來電發表」，「新華社發表消息時亦未能詳細研究，亦未向中央詳細報告，遂造成此次之前後不符」的情況；中央明令「各地此後報告軍事與外交消息時，特別注重迅速準確，如不能判斷絕對準確，必須註明」。[3]

1946年9月9日，軍事調處執行部中共代表團在北平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中方委員葉劍英發表了《關於安平事件調查結果的聲明》，軍調部第二十五特別小組中共代表黃逸峰公佈了《軍調部第二十五特別小組中共代表關於安平事件的調查報告書》。聲明和報告書說：「安平是解放區的一部分，向來為中共軍隊所控制。7月29日11時許，我地方部隊三個遊動哨在安平車站票房處，發現一支由天津方面向安平鎮開來的武裝車隊，車上沒有任何旗幟標誌。我方哨兵一再搖手命其停車，不料，車上士兵突然開火，我方一名哨兵當場犧牲。雙方部隊交火後，該武裝車隊的官兵紛紛下車，擺開陣勢，向安平鎮進攻。我通縣大隊一個排及五十三團一個排共58人，看到國民黨軍隊又來進攻，乃倉促起而抵抗。繳獲一輛美國吉普車，一台美式報話機。當發現一具美軍軍官屍體時，才知道有美軍參加。為了顧全大局，我方駐軍指揮員即下令退出戰鬥，我方傷亡達18人之多。」

美、蔣軍隊並不以我軍的忍讓為滿足，繼續調兵遣將，國民黨從通縣調來兩批約300人，美方由天津增援400餘人，戰鬥持續到下午4時，我方被迫退出安平，國民黨軍隊和美國軍隊佔領了該鎮。最後葉劍英強調指出，安平的不幸事件，並非美蔣方面所捏造的所謂中共「預謀」的伏擊，而是美國海軍陸戰隊在冀東若干地區，不斷配合國民黨軍隊向解放區進攻導致的必然結果。針對此種情況，中共方向美方提出四點要求：1.美軍應向我正式道歉，並保證不再發生類似事件；2.立即把安平鎮交還我方；3.駐華美軍全部撤出中國；4.美國政府必須停止向國民黨政府和軍隊提供援助，以維持中美人民之間的傳統友誼。

發生衝突地點在日軍投降後為冀東八路軍控制。1946年5月26日一度被香河保安隊進佔，6月3日即被冀東八路軍第十四軍分區部隊收復，並有部隊及地方政權人員駐紮。安平的平津公路上共方設有檢查站。[4]8月1日，中央電令冀東軍區務必立即進駐與美軍衝突地點，以利調查取證和向美、頑抗議與交涉。[5]

戰鬥經過為7月29日武裝車隊先向駐軍通縣大隊開槍，縣大隊以為是國軍又來進攻，遂自衛還擊。及至反衝鋒繳獲吉普車，才發現有美軍參戰，指揮員立即下令吹號撤退，在撤退中受對方猛烈火力攻擊，中共方傷亡達18人之多。下午四時左右，由通縣方向開來20多輛卡車載國軍兩批，由天津方向開來20多輛卡車載美軍400餘人，4架飛機臨空掃射轟炸，向安平進攻。當晚，美軍、國軍佔領安平。[6][7][8]參戰人員有通縣大隊回民連連長馬子聰率領二排（排長王振東）、香河縣三區區長何澤然。

1945年11月由冀東第14分區的「通（縣）三（河）香（河）支隊」改編為冀東軍區第11旅第53團。1946年8月該團調回第14軍分區。1947年7月編入冀東獨9旅。1947年8月改稱東北野戰軍第九縱隊第27師第80團。1948年11月改編為第46軍第138師第413團。

美方觀點[編輯]

7月26日軍調部美方的傅瑞慈少校從北平至天津的行車途中，在安平就已經遭到過十餘發步槍子彈的射擊。（《調查安平事件》，《大公報》，1946年8月17日，第2版。 ）

7月28日去天津辦事的軍調部美方的甘迺迪幾人開車路過安平鎮附近公路時，就已經遭到過一次槍擊。但當時他們只有一輛車，公路上沒有設置障礙物，加大油門就沖了過去。

7月29日十二時十五分，美國海軍陸戰隊第1師（司令官駱基（Lodge）中將駐天津）第11團在平津公路近安平鎮大小沙河村河西務北之田野，與中共部隊發生衝突。《美方代表向三委員之工作經過報告》（原件無日期，判斷應在8月7日以後至11日之間），《關於安平事件一般備忘錄》，影印件，第47—48頁。該巡邏隊共有官長一人，士兵四十一人，分乘設有無線電通訊裝備之吉普車二輛、吉普車一輛、一噸重巡邏卡車二輛、二噸半重貨車三輛。該輸送隊包括軍調部指揮車一輛，內坐美陸軍官長三人，海軍陸戰隊二噸半卡車六輛，內裝食物及軍用品，均由美海軍陸戰隊士兵駕駛，及行總卡車一輛，由中國人駕駛。

車隊組成，共計24輛汽車：

  • 前衛：吉普車兩輛（裝備.50口徑機關槍一挺、無線電一部）、一噸級的卡車兩輛。
  • 陸戰隊巡邏隊隊長考文（Douglas·A·Cowin）中尉乘坐的吉普車，後跟隨巡邏隊一噸級的卡車兩輛各有數名巡邏隊員，配有勃朗寧輕機槍兩支和多支M-1型步槍及手槍。
  • 陸戰隊巡邏隊副隊長弗蘭克軍士長指揮的巡邏隊乘坐六輛兩噸半卡車，配有輕機槍一挺、迫擊炮一門。卡車內裝食物及軍用品，均由美海軍陸戰隊士兵駕駛。
  • 被護送的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物資的中國海關的七輛運輸卡車及中國押運人員。以及軍調部美方人員乘坐或駕駛的三輛汽車：
    • 傅瑞慈少校（Freese）少校、考奈爾（Connell）中尉、威斯特（West）中士和一中國司機，
    • 美軍參謀甘迺迪（Kennedy）中尉、憲兵丟克（I·M·Duke）和一中國司機，戰鬥發生後由甘迺迪（Kennedy）中尉指揮參戰。
    • 一位屬於第七特務團的美軍少尉
  • 後衛：吉普車兩輛（裝備機關槍一挺和60mm迫擊炮一門、無線電一部）、一噸級的卡車兩輛。

肇事地點之地形極適於埋伏戰。該處公路兩旁為深溝，溝外植有甚高之玉蜀黍。公路之西某村莊對面有小樹林一片，該村莊之外圍有短牆。大小沙河村距公路約為五百米。襲擊者預先在樹林與村莊之間公路上置放兩輛無輪牛車，作為障礙物，村南角則置一機關槍，恰對公路。襲擊發生時，前車與後車相距有一公里遠。首先是前衛車被公路上兩輛無輪牛車所阻，考文中尉下車察看，當即被襲擊者投擲過來的手榴彈炸死，瞬間十一枚同樣的手榴彈分別飛落在前衛的幾輛汽車上下炸開，同時車隊左前方樹叢中有步槍開火，右前方村莊土牆上亦有機關槍射擊，車隊前衛的美軍死傷嚴重，幾乎失去了抵抗力。

迨巡邏隊及運輸隊集中停當，對方火力又從路右三百米處另一叢林及左右兩面後翼射來。排長弗蘭克軍士長（傅蘭納幹上士）當即執行指揮官職務，令眾人掩蔽於路旁深溝中。因為美軍在公路上被切隔成兩段，後面的美軍和中國司機在甘迺迪中尉的指揮下將車輛集中在一起，以為防護的屏障；甘迺迪中尉設置迫擊炮及重機槍陣地，並指揮射擊。由於美軍暴露在高出莊稼地的裸露的路面上，他們看不到隱藏在有一人多高的玉米地里向他們射擊的中國人，因此，他們只能憑藉機關槍、自動步槍和迫擊炮壓制襲擊者因射擊而暴露的火力點。 雙方攻擊直至下午四時許，路右叢林中中國部隊陣地突鳴號聲，火力加強，兩分鐘之後遂止。不久該村牆上掛出白旗。一陸戰隊員帶同二譯員乃試向前進，腿部竟中一槍，此即該役中最後之一發子彈。隨後，中國襲擊者的一次號聲過後，所有的射擊完全停止了。意識到戰鬥終止後，弗蘭克馬上指揮搶救傷員，並發動車輛，駛離了衝突地點。

襲擊者組織極佳，埋伏亦經事先充分準備。無警告之射擊極為猛烈。彼等均着藍灰色與黃色之制服，亦有着農民服裝者。中國襲擊者多戴着「日本式的勞動帽」，制服不齊，有着淺褐色者，有着淺灰色者，也有着標準的農民服裝者。襲擊者最初的攻擊極有組織，非常兇狠，但火力較弱，無迫擊炮，美軍主要的傷亡都是襲擊者投擲的手榴彈造成的。全部過程中僅有二人為子彈所傷。（《海軍陸戰隊第一師司令部關於安平事件之報告》，1946年8月；《I?M?丟克關於美海軍陸戰隊護送隊在平津公路上被襲之報告》，1946年8月2日；《甘迺迪中尉的報告》，1946年8月；《傅瑞慈少校的報告》，1946年8月，《關於安平事件一般備忘錄》，影印件，第28—30、119—120、121—122頁。 ）

　　因當日天氣情狀不佳，聯絡中斷，陸戰隊司令部得訊甚遲，派出有力巡邏部隊及飛機至出事地點搜索時，攻擊者已無蹤影。當將不能發動之卡車修整，攜陣亡官兵屍體前往北平。次日該隊及飛機復返該處，但所見者僅一平靜之村落，僅有着灰軍裝紮裹腿之中國人死屍二具。 </blockqutoe>

襲擊者火力較弱，無迫擊炮，美軍大部死傷均系戰鬥對方突然攻擊開始時所擲之手榴彈所炸死或炸傷，全部過程中僅有二人為步槍所傷。[9]

美方調查報告稱：「共產黨軍隊伏擊美國海軍陸戰隊護送的軍調部汽車大隊和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物資，結果死海軍陸戰隊死一官長、二士兵，四士兵重傷、八士兵輕傷。另有軍官士兵各一人因受襲擊汽車失事而受傷，當時並無國民政府軍隊在場或捲入此事件。」[10]

國民政府觀點[編輯]

安平事件發生時，第十一戰區司令長官孫連仲聞訊後立飭通縣馬頭鎮駐軍一營出動支援，尚未到達，美車隊已衝過，於當晚抵平。

安平事件發生後，國軍九十二軍於午卅派出四個團開始攻打冀東軍區八路軍第十四軍分區司令部所在地香河縣城。為此，國軍代表拒絕軍調第25小組前往正在作戰中的香河縣城聽取中共冀東第十四軍分區的報告，拒絕共方企圖將香河戰鬥與安平事件混為一談。[11]

北平行營派十一戰區副參謀長高松元、冀東五區專員黃任材、香河縣長班長儒等於8月2日晨開始在事發地點實地向附近駐軍和當地鄉民多方調查，結論為當地大小沙河6月2日前曾有國方香河鎮警一中隊駐紮，因調防至馬頭鎮西南三華里之石槽駐防，該地未再駐有政府武力。共軍第五三團李敏溪（李梅溪）部於7月25日附近村落剛剛召集鄉民舉行過反美運動大會，27日至28日已發現有封鎖交通的活動，29日上午七時許即在平津公路上用破牛車設置障礙，並派兵埋伏於公路兩側。美車隊到達時，即發生槍戰。[12]

由於6月26日空軍第八飛行大隊上尉飛行參謀劉善本等駕B-24轟炸機起義投奔延安，並帶去一批無線電器材；為此，空軍司令周至柔未經上峰授權，擅自指揮空軍於8月2日對延安機場進行轟炸。險些誤炸在延安機場的軍調部美軍飛機。

事後調處[編輯]

1946年8月1日軍事調處執行部國、共、美三委員鄭介民、葉劍英、饒伯森通過《給第二十五小組的指令》，「特命第二十五小組前往調查」安平事件「進攻之部隊」和「發令及實施攻擊應負責之指揮者及人員」。

軍調部三人委員會幾經會議，終於在8月7日同意了中共代表的意見，「成立一分組調查共方報告之香河衝突」，並於8月9日成立。8月14日上午，三人委員會又基本上通過了第二十五小組及分組調查程序之協議，並派出一個三方先遣小組前往現場，先遣小組中共代表張蘊鈺上校，副代表辛毅少校（電影《停戰以後》的編劇，解放後曾任北京市委副秘書長）；國民黨代表王其昌上校；美方代表米尼芝少校等。。會議結束後，軍調部美方委員饒伯森和中共委員葉劍英即於十二時同機飛往南京，分別向馬歇爾和周恩來報告調查程序討論取得之進展，並取得雙方的批准。行前，張蘊鈺對葉劍英說對冀東幹部不熟悉，是否換一位比較熟悉冀東的同志作為先遣小組代表去安平？ 葉劍英問同行人員楊尚德中校是否熟悉冀東情況。楊尚德回答說沒去過冀東，但是認識幾個人。葉劍英決定對換二人工作，張蘊鈺隨同去南京。

葉劍英飛走後，陳士榘指示楊尚德不要從平津公路直接去安平，要走通縣、三河縣到香河縣（冀東14軍分區駐地）。經軍調部三方參謀長羅瑞卿、海斯凱、蔡文治磋商同意了通縣路線。當天晚上先遣小組住在三河縣城，第二天到香河縣城，住在了放暑假的香河女子中學。楊尚德讓副代表辛毅陪同美方、國方代表，自己去了軍分區司令部，見到副司令王智濤與一位地委副書記，修改了一份擬好的稿子，檢查佈置的人證和物證，忙活了一通宵。[13]第三天出發去安平鎮，在離安平15華里的北運河邊，河對岸是國軍第92軍第56師作戰展開的一個營。進安平鎮時，國方的香河縣長向先遣小組遞交控訴共軍游擊隊埋雷炸人搶糧的「萬民折」。

8月16日上午，葉劍英、饒伯森從南京返回北平，再度舉行三人委員會第二十二次會議，有關小組調查程序的協議才告正式通過和生效。執行小組調查工作從8月17日才正式開始。軍調部派加強小組（共方代表陳士榘）赴安平。8月17日第二十五小組開始按照三方議定之程序，聽取證人證言。首先從8月17日開始、至20日才結束的聆訊美方證人傅瑞慈、丟克、甘迺迪和美陸戰隊駐津第一營營長貝爾查中校（Chales·Bell）的證言。美方證人在質詢中陳述的大都是親身經歷，因此只有因當事人不同，看到的戰場情況略有差別，整個事件的起因、過程和車隊整體的情況，沒有編造的痕跡。

8月19日召開聯絡小組會議，出席的有第14軍分區司令員曾雍雅、副司令員王智濤，國方米陰庭上校、王其昌，美方不詳，討論了第25小組在香河縣的開會時間、地點。

8月21日下午，軍調第二十五小組及隨員三十餘人抵達香河縣城，成員有中共代表黃逸峰少將，副代表雷任民。國方代表張叔衡。美方代表戴維斯。8月22日在香河中學召開聽證會，聽取了共方五個證人第十四軍分區副司令員王智濤、第五十三團副團長彭光、該團五連連長李慶春、通縣大隊2連5班長王恩潭、安平哨兵馬德明、何卓然（香河縣第三區區長）、王槐鄰（村民）、高玉成（小商人）、曹汝明（農民）的證詞。 。

8月23日下午軍調第二十五小組分組抵達香河，從24日開始調查。組成人員為：

  • 美方的沙文（Chauvin）上校等五人
  • 國方吳能定中校、譯員張義、聯絡官史子鈞少校三人
  • 共方武可久上校、參謀金子谷少校和譯員楊誠。

第二十五小組分組在24、25日兩天聽取共方報告，26、27日兩天聽取國軍第142師劉師長報告及證人班長儒（國民黨香河縣縣長）、曹玉亭（商民）、謝廣山（牛車主）的證詞。曹玉亭在報告時聲稱看到共軍繳獲兩輛美國軍用吉普車，並由共軍捉走的兩個美國兵幫着開走的。此說一出，全場譁然，在場的中外記者紛紛拍照，競相詢問細節。因為事件發生後，美海軍陸戰隊從未提到過有兩名美國士兵被俘或失蹤的情況。美方代表反覆詢問曹，曹卻一口咬定，堅不改口。最後美方代表憤憤地要求休會。中共代表則抓住這一虛假證詞，反對休會，直言這樣將使該證人有充分時間篡改證詞。美、國兩方藉口共方不信任證人，強令休會。28、29兩天分析對比國共報告的異同。30、31、1日三天在雙方地區調查證人。9月2日該分組調查工作結束。

8月31日，美中簽訂了《中美剩餘戰時財產出售協定》，原值8億多美元的美國在西太平洋的剩餘物資，如大批卡車、交通器材及軍用被服等，以1.75億美元的廉價轉讓給了國民黨政府。最終三方聯合調查破裂。1946年9月4日，軍調部國方單獨公佈了其調查報告。隨後美方也單獨公佈了自己的調查報告。9月9日共方也單獨公佈了調查報告。

1946年9月中旬，馬歇爾下令撤走駐秦皇島和塘沽之間的美國海軍陸戰隊。

文化影響[編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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