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東有義士，興兵討羣凶。
初期會盟津，乃心在咸陽。
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雁行。
勢利使人爭，嗣還自相戕。
淮南弟稱號，刻璽於北方。
鎧甲生蟣蝨，萬姓以死亡。
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
生民百遺一，念之斷[1]人腸！〈《樂府詩集》卷二十七。〉
- ↑ 《宋書‧樂志》「斷」作「絕」。
2021年11月4日 星期四
2021年8月19日 星期四
Academi：黑水国际（Blackwater Worldwide）
| Academi | |
|---|---|
 | |
| 公司类型 | 私人公司 |
| 成立 | 1997年 美国北卡罗莱纳州 |
| 创办人 | 艾瑞克·普林斯 Al Clark |
| 代表人物 | Craig Nixon |
| 总部 | 美国维吉尼亚州里斯顿12018 Sunrise Valley Drive Suite 140 38.948389°N 77.361806°W坐标：38.948389°N 77.361806°W |
| 业务范围 | 军事，安全顾问 |
| 产业 | 军事承包商，安全顾问 |
| 主要部门 | 黑水训练中心 黑水安全顾问 黑水警犬 黑水装甲与标靶 黑水后勤 黑水飞艇 渡鸦开发 北方黑水 黑水伞兵小组（BWPT） |
| 母公司 | Constellis |
| 主要子公司 | 黑水载具，灰石有限 |
| 网站 | www.academi.com |
Academi，[1][2] 原称：黑水国际（Blackwater Worldwide）、Xe Services LLC、美国黑水（Blackwater USA），是美国一家私人军事、安全顾问公司。由前海豹部队军官艾瑞克·普林斯与Al Clark于1997年创立，公司总部位于美国的维吉尼亚州的里斯顿。[3] 公司成立时只有6个人，911事件后，业务突飞猛进，从2002年到2005年，营业额增长了600倍。该公司在推广市场时自称是“全球最全面的专业军事、执法、安全、维持和平与稳定行动的公司”。它是美国在伊拉克与阿富汗的主要军事任务承包商（Military Contractor），负责建立与训练伊拉克新陆军、警察。该公司在2007年变得恶名昭彰，原因是当时公司雇员在巴格达的尼苏尔广场杀害了14名伊拉克平民而被定罪，其中有4名护卫在美国法院被判有罪。[4][5]
美国黑水公司在虐囚门事件中所扮演的幕后角色曝光后，它的业务与营运方式就成为舆论争议与指责的焦点，黑水国际因一连串违规事件，在2009年1月被停止在伊拉克运作的牌照[6]，之前的合约执行至2009年9月为止[7]。
公司结构[编辑]
Academi由下列子公司与独立部门组成如下：
黑水训练中心[编辑]
对军队、政府和执法机构提供战术和武器训练。黑水训练中心每年也会不定期举办些对外开放的短期训练课程，例如徒手战斗课程、狙击手训练课程等。在这里受过训练的有5万多人。新进招募人员在经过严格的背景调查、犯罪纪录调查以及通过体能测验与临床心理学测验后可进入黑水学院（Blackwater Academy）接受训练，并于结训后进入公司服务。
黑水标靶系统[编辑]
此部门提供与维修靶场标靶与“shoothouse”系统。[8]
黑水安全顾问[编辑]
黑水安全顾问（BSC）成立于2002年。它是伊拉克战争中受雇负责保护政府官员，建立与训练伊拉克新陆军、警察的60多家私营保安公司之一。[9]
黑水安全顾问有非常好的装备，目前已知的有：
- MD-530F直升机，配属于快速反应小组。
- 西科斯基S-92直升机。
- AB 412直升机，使用于伊拉克。
- RG-31人员运输装甲车，主要使用于伊拉克巴格达机场与绿区间的爱尔兰路径。
- Force Protection Industries的Cougar H装甲车。[10]
黑水飞艇公司[编辑]
黑水飞艇公司成立于2006年1月，主要业务是建造及提供遥控飞艇（RPAV）监控服务。
黑水载具[编辑]
黑水最近宣布自制的人员运输装甲车熊式装甲人员运输车。[11]
黑水海事[编辑]
黑水海事提供海事保安单位的战术训练。
渡鸦开发群[编辑]
为设计与建造Academi于北卡罗来纳州的训练中心于1997年成立。
环球航空服务[编辑]
飞机维修与策略性运输，拥有“Presidential Airways”与 “STI Aviation”两家航空公司。Presidential Airways声称获得美国国防部的机密设施使用许可。[12]
黑水伞兵小组（BWPT）[编辑]
灰石有限[编辑]
灰石有限注册于加勒比海与大西洋边界上的巴巴多斯，负责招募非美国籍的工作人员以执行美国境外的安全服务业务。
人事[编辑]
黑水的创建人Erik Prince[13]、总裁Gary Jackson、执行副总裁Bill Mathews和各个部门的负责人都是退役海豹部队队员。
设施[编辑]
黑水在北卡罗来纳州的设施占地超过7,000 英亩（28 km²），其中有数个室内、室外靶场、城市摸拟环境靶场。黑水拥有目前全世界最大的武器训练设施，并在公司简介上宣称其为“全国最大的私营武器训练设施”。
2006年11月，美国黑水宣布取得位于芝加哥西边的一处占地80英亩的设施。该设施目前以“北方黑水”的名称营运。
黑水同时也试图[14]于加州建立军事武器训练中心。[15][16][17]
主件[编辑]
- 2003年4月虐囚门事件。
- 2004年3月31日，4名美国黑水的雇佣兵在伊拉克费卢杰遭到伏击全部死亡，之后他们的尸体被伊拉克武装分子和当地人焚烧，还拖着烧焦的尸体游街。[18][19]
- 2005年4月一架美国黑水的Mi-8直升机在伊拉克被击落，机上6名美籍佣兵、3名保加利亚籍机师以及2名斐济枪手全部死亡，乘员都是美国黑水的雇员[20]。
- 2007年1月23日，5名美国黑水的雇佣兵，所搭乘的H-6直升机在伊拉克被击落，全部死亡。[21][22]
- 2007年9月17日，伊拉克内政部宣布，由于黑水的警卫在16日保护美国国务院的一队车队时，涉嫌开枪杀死八名平民，另击伤十三人，其在伊拉克的经营牌照一度被吊销[23][24]。
- 2007年9月22日，两名前黑水雇员于北卡罗来纳州法院承认，走私军火到伊拉克黑市，并表示会合作以换取减刑。不过黑水公司随即发表声明，否认公司有走私军火到伊拉克，亦不清楚其员工是否走私军火的行为。之前，有美国媒体报导，黑水涉嫌走私军火到伊拉克，给一个同时被美国、欧盟、北约列为恐怖份子的库尔德人武装组织。土耳其亦声称从库尔德工人党手中缴获了一批美国制造的武器。
- 2007年9月30日，美国的“新闻周刊”报导，伊拉克警方掌握的证据，包括多位目击证人的证词，以及一卷录像带显示美国黑水的雇员，于9月16日在巴格达的枪击事件中，在没有受到挑衅的情形下开枪滥射。
- 2008年11月9日，黑水因未经授权向伊拉克和约旦运输军火，可能面临商务部的刑事指控，和数百万美元的罚款。
外部链接
2021年8月18日 星期三
读司马璐《斗争十八年》：司马璐为何脱离共产党
胡平分析评述文章：著名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先生3月28日于纽约逝世，享年102岁。司马璐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这里我谈谈他那本《斗争十八年》。
有句名言（这句名言有好几种版本）说：20岁以前不信共产主义是没良心，30岁以后还信共产主义是没头脑。
那么，司马璐是怎样完成这个转变的呢？司马璐为何早早地就脱离了共产党呢？他的《斗争十八年》给出了最好的答案。
司马璐出生于1919年，1935年加入共青团，1937年加入共产党，1942年脱离中共，1949年离开大陆去香港。1952年，司马璐在香港出版了《斗争十八年》。在序言里，司马璐写到：“从1935年我参加中共的工作开始、到现在为止，我整整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斗争了十八年！”
在《斗争十八年》里，司马璐告诉了我们一个真实的延安：表面上标榜平等，实际上等级森严；共产党号称为人民服务，自称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实际上延安的老乡们一提起共产党就很反感，如此等等。《斗争十八年》讲到很多故事，令人感慨，启人深思。这里我只讲三件事。
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
1、残酷的清洗
斯大林说过：党是靠清洗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来的。
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司马璐奉组织之命到安徽展开地下工作。他的顶头上司叫柳英，人称“老头子”。有一次，“老头子”向司马璐讲述了当年江西苏区屠杀AB团（是一个接近社会民主党性质的组织，江西苏区时代，在中共党内有极大影响）的故事：
“那时候，我自己的眼睛也看花了，今天看着一批同志审判别人，明天又看到那些昨天审判别人的人，又在被另一批同志审判，一批批一批批绑出去杀了。我敢说这中间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冤枉的，但是我也敢保证党的政策是绝对正确的。”
这就怪了，既然明知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冤枉的，怎么还说党的政策是绝对正确的呢？“老头子”居然有他的一套说法。
“老头子”说，假如你不是反党份子，当党指你是AB团的时候，党对你说，你一经承认就可以无事了，一个意志薄弱的共产党员，往往因为受不了刑，立刻屈服下来，那么你这种人就该杀，因为这说明你意志薄弱，容易动摇，要是给敌人抓去，一定当叛徒，所以该杀。而另一些人，则因为党寃屈了他，激起他的不满，对党抱怨。也该杀。这说明你对党的忠诚不够，你这种人很容易叛党，所以也该杀。这两种人都随时易于成为叛党份子，杀了干净。“老头子”补充说，另外还有一些乱用AB团的罪名杀人的干部，当然党也是一并杀了……。
“老头子”满口杀杀杀，说得满不在乎，唾沫好几次喷到司马璐的脸上，他也毫不觉得，又继续说下去：“同志，这次清洗我们的党，是十分必要的呀，假如不是那一次杀掉那些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机会主义者，我们的党，今天还成个什么样子呀！”
最后，“老头子”得意忘形的用了一句话算是作了结论：“至于我，自然也是从那次斗争中考验过来的。”“老头子”讲起自己被审查的情景：“赤卫队先把我绑起来，主持审判我的一个干部不断的灌我辣椒水，一定要我在一张承认自己是AB团员的自白书上签字，我至死也不承认这回事。然而我却不断呼号着说：‘党对于反革命份子的严峻处置是对的，我始终忠实于党忠实于共产主义的信仰，我的生命早巳贡献于党，你们怎样处置我，我都没有话说。’几天以后，另一个党的高级干部，来处理我们的问题，我就被释放了。而那个灌我辣椒水的干部，却以AB团的罪名被杀了。”
“老头子”讲得眉飞色舞，司马璐听得毛骨悚然。司马璐写到，说实话，我对这样的组织生活已经厌倦了。经过自己的耳闻目睹和亲身经历，原来那份圣洁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已经吹去大半。
2、卑鄙的杀人灭口
《斗争十八年》还讲到一件事。那时，司马璐已经脱离了共产党，来到重庆。一天下午，司马璐坐在茶室饮茶，巧遇在延安枣园“敌工培训班”的同学陈健民。陈健民知道司马璐已经脱党后，告诉了他一个骇人的故事。
陈健民来自昆明，本是昆明国府后勤机关工作人员，中共地下党员。一天，党命令他逮捕某人并立即处决，事后再向政府公布此人为图谋不轨的共党分子。当陈健民遵命将此人逮捕，一看，原来也是枣园同学——身体结实、会唱山歌的矮个子李毓兹。经过交谈才知道，原来是昆明中共组织经费十分困难，李毓兹奉命抢劫昆明大商号源昌公司。殊不知这家公司有“云南王”龙云的三公子的股份，龙云闻讯大怒，追缉甚力，限期破案。昆明中共地下组织这下慌了神，因为中共在西南的活动全靠龙云掩护，现在抢了人家公子的公司，一旦破获，如何得了？到这时，陈健民才恍然大悟，党命令他杀李毓兹，原来是为了灭口！陈健民把自己的“任务”告诉老同学，两人相拥而泣。最后，陈健民送了一点路费给李毓兹，嘱他走得越远越好。陈健民自己则提了一只小箱，悄悄逃至重庆。
陈健民对司马璐说：“我现在真的对政治完全灰心了。”“这一行真不是我们这种人干的，妈的，什么革命。”
这就是共产党。这就是共产党革命。一个标榜高调的理想主义，并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理想主义者的共产党，怎么能搞成这个样子？
问题恰恰就在这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是一种极其高调的理想主义，共产党立志要一劳永逸地结束世上一切苦难与罪恶，在人间建成天堂。因此共产党就认为，既然他们的目的是如此崇高美好，还有什么手段是不可以采用的呢？因此，共产党可以一方面对所谓旧社会旧制度发动极其苛刻的道义讨伐，另一方面又在自己的行为中罔顾最起码的道德约束。在最美好的旗帜下，共产党就做起了最恶劣的坏事；在建立人间天堂的名义下，把人间变成了地狱。
3、不完美的社会与言论自由
想当年，有不少国统区的青年，因不满国民党的腐败而投奔延安。他们之中的很多人也在延安遭受到种种猜疑与迫害，也对共产党产生了这样那样的反感。但是脱离延安的人却并不多。一个原因是他们仍然无法挣脱共产主义理念那个精神牢笼的束缚，另一个原因是他们不能给自己脱离延安，重新回到他们曾经与之决裂的国统区找到一个充足的理由。那么，司马璐是怎样解释他的回归呢？
司马璐写到：“我收拾起我的破碎的心，按着我的遍体鳞伤的身躯，终于勇敢的，不顾一叨的，从这个囚笼中挣扎出来”。“刚从一个共产党人的牢笼中飞出，我发现到，在这地球上，除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小天地之外，还有一个广大辽阔的世界，我惭愧和讥笑自己过去是多么无知和浅薄，我们过去被关在那样一个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小天地中，对于这个真实的世界，竟是这么茫然。我们在共产党内，受的是偏见、武断和仇恨的训练，他们把这个世界说得如何的丑恶，但是却把我们带入一个更丑恶的行为范畴中去”。
司马璐记叙了他和一位国民党的朋友郭春涛的对话。
司马璐说：“无疑的，这个现实的世界也是丑恶的，但在两种丑恶之间，我倒觉得这个现实的世界还可爱得多了，因为它至少还有一半的光明面。”
“你说的光明面指的是什么?”郭春涛问。
司马璐说：“至少，我觉得在这个现实的世界上，空气是不必化钱买的。而在另一个共产党的小天地中，连空气也被专有和统制起来了。”
郭春涛沉着脸，半天没有回答司马璐的话。
“你不要误会，我绝不是为这个不合理的社会辩护。”司马璐接上去说：“我继续在寻找革命的道路，中国和世界都要换个样子的，但是总要先集中力量打走日本人。中国今天需要怎样的政府呢？第一要肃清贪污无能的官僚，第二要顾念民生疾苦，第三要有百年之计的打算，第四要有世界眼光，第五要给人民以更多的自由……。”
“什么，更多的自由，这个政府一点自由也没有给我们，这完全是个独裁的政府。”郭春涛激怒的说。
“郭先生，我以为你不必这样动肝火，意气用事，你有很久的革命素养，当然看问题要比我深刻得多。”司马璐用高帽子先把郭春涛的气平了下来，又继续说下去：“但是，我要提醒你注意一件事，你身为一个国民党员，还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可以高谈阔论的大骂国民党，你能说国民党独裁吗？如果国民党真有一套独裁的本领，你的脑袋早就搬家了。”
郭春涛微笑的点了点头，好像还同意司马璐的说法，又听司马璐继续说下去：
“其实我呢，我个人与国民党只有怨，没有一点缘分，但是，我们说一句话总得对国家对人民负责，那么我可以说，如果你指责国民党的政府人员无能则是天公地道，要说他们独裁，他们就太不够资格了。”
这段对话很值得玩味。正如司马璐在序言里所说：“在本书中，我反复的说，我绝不为这个不合理的旧社会辩护。但是，我要公道的说一句，一个人当在一个比较自由的社会，往往并不觉得自由的可贵，等到连这一点自由也丧失以后，才发现到自由的价值。”
这使人想起储安平那句名言——”老实说，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与‘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有’与‘无’的问题了。”
南斯拉夫的吉拉斯在出版了那本《新阶级》之后，还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叫《不完美的社会》。在我看来，这部《不完美的社会》更重要。吉拉斯在书中指出，以为社会可以实现完美这种观念是共产主义者犯的最大错误。追求完美的制度、完美的社会反而会误导人们。吉拉斯强调，人类社会是不可能完美的，但尽管如此，人类还是可以有梦想有理想，这样社会才会有改革有进步。我们要接受社会是不完美的现实，同时不断地思考，不断地改进，而不要沉溺于完美社会的观念。
其实，亚里士多德早就指出，要把制度的问题和人的问题区分开来，人类社会的种种弊病，有的是制度造成的，有的是人造成的。由于人性本身的不完美，因此，不论什么制度都不可能使人类社会达到完美。波兰的米奇尼克说，民主就是“永远的不完美，民主就是恶棍小人加正人君子加唱猴戏的大杂烩”。米奇尼克说，只有民主制才具有自我怀疑、自我批判的能力，专制是禁止对自身怀疑和批判的。这就是说，我们必须学会接受社会的不完美，最重要的是，一个社会必须允许自我怀疑、自我批判，简言之，必须要有言论自由。
这就是我们阅读司马璐《斗争十八年》的体会。
2021年3月9日 星期二
晋察冀军区荣臻学校、北京军区（华北军区）八一学校家长及学生情况一揽
八一学校家长和学生概况 [原创 2012-2-14 17:10:43]
晋察冀军区荣臻学校、北京军区（华北军区）八一学校家长及学生情况一揽剑胆琴心
前 言
1947年3月1日，中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国共双方厮杀得难解难分，蒋介石把对解放区由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的时刻。在晋察冀边区阜平县穷山僻壤的一个小山村沟槽村，诞生了一座举世无双的小学——“荣臻小学”。这所以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名字命名的学校，是我军自己开办的第一所集中住宿的干部子弟学校。在此之前，在延安的中共中央直属机关曾办过类似的学校“延安保小”。而人民军队自己办子弟学校可数破天荒。
办学的初衷，从官样文章上讲是“适应战争的形势，把随军的妇女、儿童组织起来。”但直白来说，就是将我党我军干部的子女收拢保护起来，使他们能有一个安全健康的成长条件和环境。更长远的目标是“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输送人才”。 从建党开始，中国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哪一个不是把头栓在裤腰带上。为了崇高的信仰，他们可以放弃自己的一切。包括家小和儿女情长。共产党人的心就是铁打的？就没有七情六欲？当然不是！但是在白色恐怖血雨腥风的年代，在炮火连天辗转征战的岁月。没有条件，也不可能让革命前辈们去顾虑许多，留给他们对子女表示眷恋的唯一方式，几乎就是在就义和牺牲前写给子女的诀别信！战争年代，前辈们有了孩子，大多数就地托付给老乡，最好的情况是受到根据地群众的精心哺育，甚至舍生忘死的保护，例如八一学校以后的学生滕代远将军、杨成武将军的子女。但更多的孩子或者被敌人“斩草除根”，或者从此杳无音信。同为八一学校家长的毛泽东同志与贺子珍的孩子就是在长征途中忍痛留在了当地，此一别成为诀别。
抗日战争时期，不少晋察冀军区干部的妻子，怀抱着幼小的孩子，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坚持在对敌斗争的最前线。八一学校家长高存信将军夫人白竟凡是她们中的代表，大女儿1942年在冀中平原出生，产后第二天被日被鬼子堵在老乡家中，满屋扑鼻的血腥气吓得鬼子掩鼻而退。之后孩子曾被寄放在深山的农家，老乡家中无人，孩子脸上常常爬满苍蝇，山中野狼出没，时刻威胁着幼小的生命。母亲实在割舍不下，只好自己背着孩子行军打仗，在反“扫荡”的战斗中与敌人周旋。一个年轻的女战士，背着孩子在山岭沟壑攀爬，在平原的交通壕奔跑，在地道中隐蔽。枪子在身边和头顶划过，似懂事非懂事的孩子在妈妈的鼓励下紧紧搂着妈妈的脖子，小脸紧贴妈妈胸膛，勇敢的孩子早已不知什么是恐惧。
同样做为八一学校家长的前冀中军区9分区司令员魏洪亮将军的夫人肖哲就没有那样幸运，1944年冀中平原任丘县，日寇发现美军观察团杜伦上尉的行踪，
突然将冀中军区第9军分区机关所在的村庄包围，杜伦上尉和军分区领导紧急转入地道。鬼子在村里四处挖掘，寻找地道口。突然肖哲怀中的襁褓婴儿开始啼哭，英雄的母亲强忍着悲痛把孩子口鼻死死捂住。同志们安全脱险，孩子却为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短暂的生命。
“八一学校”家长余光文将军的妻儿则更加悲壮。将军的妻子张立，曾毕业于安徽合肥女子师范学校。1937年跋涉千里远赴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干事。1943年秋季反扫荡中不幸被日寇包围，同行的五位战士先后牺牲，马夫抱着将军的小女儿（后荣臻小学学生）冲出重围。张立怀抱未满周岁的儿子落入敌手，丧尽人性的日寇夺过孩子扔到滚开的大锅里，并用刺刀杀害了母亲。
“八一学校”另一位“八一学校”家长孟庆山将军的大女儿也是在1940年鬼子扫荡时，被亲属带着从冀中平原躲避到山区，藏在河北完县的山洞中，却仍然被紧紧追杀的鬼子搜出，摔死在山石上。这样的事例在晋察冀军区不胜枚举。 还有许多革命战士为保护革命的后代，不惜牺牲自己宝贵的生命。1943年河北阜平县坡山村，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遭到鬼子汉奸突袭。东北抗日联军赵尚志将军的弟弟赵尚武同志，背起剧社社长刘佳的小儿子（后取名刘思尚，荣臻小学学生）冲出村去。敌人的子弹击中了赵尚武，他为保护了战友的孩子、革命的后代，赵尚武烈士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这一一桩桩一件件哪一件不沉重地牵挂在军区领导的心上？
据说建立“荣臻小学”最早是由一件事导引出来，曾给白求恩医生做翻译的董越千同志（后任国务院外交部副部长）的大女儿董前（八一学校学生），抗日战争初期出生后，交给了一家农民。抗战胜利后，董越千被派往北平军调处工作，夫妇俩想把女儿接回身边。孩子在老乡家生活了近八年，不可能说领走孩子就领走。最后由组织出面，花二百块大洋、十麻袋粮食及布疋将孩子领回来。事后组织部门议论此事，类似情况在晋察冀军区不在少数，今后还会更普遍。根据地巩固了，条件允许了，应该有我们自己的子弟学校，才能解干部后顾之忧。战争年代，八路军实行“二五八团”的政策。是指干部结婚标准，要求年龄25岁以上、八年斗争历史、团级职务。三条齐备，缺一不可。如此严格的标准，导致了作战部队几乎清一色的和尚兵。抗日战争胜利后，该标准有所宽宥，沾上两条也可以批准结婚，此时众多营团干部开始成家，组织部门这一动议确实顺应了当时的形势发展。 方案提交军区党委，引起充分重视，很快于1947年2月8日作出办校决议。聂荣臻同志对此深表赞同，提出要变“藏子于民”为“育孩有校”。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的聂荣臻与张瑞华同志，进入中央苏区前在白区工作时，生下唯一的女儿聂力。出生后就托付给上海的一位地下党员，以后这位地下党员也离家出走，聂力小小年纪在旧上海孤苦伶仃，吃尽了苦头。十几年后（1946年）刚刚由组织秘密从敌占区送到父母身边。在两万五千里长征、八年抗战驰骋疆场的将军夫妇，此时见到身体瘦弱、怯生生的、对生身父母没有丝毫印象，心中暗含的只是一丝幽怨的女儿。难以想象他们的心情多么复杂。不能让自己的悲剧在部下们身上重演！聂荣臻同志掷地有声地指示：“不办就别办，要办就办好。”政治部主任罗瑞卿亲自召开会议布置，司政后机关分头落实。战争年代我军的办事效率还是非常高的。
刚开学时“荣臻小学”设有小学部和幼稚园，计有工作人员24名，小学生32名，幼稚生18名。以后陆续有新学生入学，晋察冀军区机关、部队、晋察冀边区政府、中共中央直属机关，附近军政单位纷纷将子女往学校送。新生入学统一由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开具介绍信。聂荣臻的女儿聂力是 “荣臻小学”第一届小学毕业生，同期毕业的还有周扬的女儿周密。第二届小学毕业生中殷子烈的父亲是保定著名的留日博士、医学教授殷锡彭（55年共和国将军），抗日战争初期义无反顾地参加了八路军，自己两个成年的儿子也参加八路军，并捐躯沙场。日寇汉奸在家乡搜捕其家小，妻子带着年幼的殷子烈曾四处讨饭流浪。战火纷飞的年代，他做为岁数大一些的男孩子既是学生，又是教职工的重要帮手。当时为躲避敌机轰炸，他负责带两个岁数小的孩子。发生紧急情况疏散转移时，一手拉着大一些的是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另一只手抱着跑不动路的小不点，是任白戈的儿子任加因。这可不是在搞演习，更不是玩游戏。国民党的飞机把当时“荣臻小学”自己盖的礼堂和一部分校舍全都炸毁了。孩子们在河边玩耍时，敌机的子弹撒在河面，激起片片水花。对这些无知的天真儿童，老蒋还真敢下狠手。对革命后代斩草除根是日寇和国民党的一贯方针。刘伯承的女儿不就是在延安保育院里被特务残酷杀害了吗。1947年3月胡宗南进犯延安，刘太行从延安来到相对安全的晋察冀“荣臻小学”。任白戈当时是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夫人李柯，1936年参加左联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戏剧才女。不幸于1946年7月患盲肠癌去世，留下一男一女两个没娘的孩子，被“荣臻小学”收留。谁让这是我军第一所子弟小学呢。第三届小学毕业生阎笑武则是时任第一（西北）野战军参谋长阎揆要的女儿，同期的曾惠娟则是两广纵队曾生将军的妻妹。看来建校初期“荣臻小学”的学生也是来自“五湖四海”的。
建校初期，各级领导干部的夫人也都曾在“荣臻小学”工作和战斗过。最早有罗瑞卿的夫人郝治平、王宗槐将军夫人范景新、还有晋察冀军区宣传部部长张致祥的夫人、曾保堂将军夫人、严庆提将军夫人、陈褔初将军夫人等，其中很多都是带着自己年幼的子女来学校工作的。这也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建校初期，“把随军的妇女儿童组织起来”的初衷。
随着解放大军节节胜利的脚步，“荣臻小学”开入刚刚解放的北平。百废待兴的共和国开始了步履满跚的建设恢复过程。正式更名的“华北军区八一学校”， 也在华北军区各级领导呕心沥血地关怀下，在八一学校辛勤的教职员工努力下，在北京市政府、国家各级机关的全力支持下，迅速地择址、购地、筹集建材设施、大兴土木。以原清王朝礼亲王府，后为同仁堂乐松生花园的旧址为基础，一座现代化的新式学校很快落成。此时的“华北军区八一学校”在年轻的共和国首都可以说风声鹊起。与同期随解放大军迁入北京的其他寥寥几个子弟小学相比，建校早、规模大、条件好。在实行供给制的年代，据说唯有八一学校的学生是享受正排级供给标准。因此想要到“八一学校”入学的干部子女，突然成倍地增加。你想，各路解放大军，在新中国胜利后开赴祖国各地，有南下的、有西征的，有开赴祖国边疆的。大批干部年幼的孩子，带在身边是拖累。不用寄放到老乡家了，放到军队自己办的子弟学校，绝对是最佳选择。还有各路将领调入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机关上任的。子女也都需要妥善安排，反正是供给制，交给放心的子弟学校比啥都省事。
“荣臻小学”建校初期，是考虑解决晋察冀军区机关和部队子女的入学、入托问题。最初学生入学没有硬性标准，原则是领导干部和炊事员的子女一视同仁。同时也包括干部供养（随军）的弟妹、侄辈、孙辈。基本上是只要有随军的适龄子女都能全部满足。建校之初，绝对没有想到进城后，“荣臻小学”会迅速会变成全党、全军的子弟小学。虽然以后各单位开始陆续建设子弟小学，但终归还要有个过程。在生源迅速膨胀，而又无法全部满足的情况下，华北军区在五十年代初，曾明确了“八一学校”招生重点照顾对象。
第一、革命烈士子弟。陆续被送来的孩子中有如叶挺将军、左权将军、王若飞、马本斋，等一大批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牺牲的革命烈士的后代。也有在建国初期逝世的杨立三将军（总后勤部部长）、杨耕田（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省委书记）、边章武将军（第23兵团副司令员）等一大批革命烈士的后代。以后又有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一批革命烈士的后代。烈士子弟的名单里还包括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柯隶华的儿子，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的女儿。之后陆续英年早逝的干部的子女也一直做为优先入学的对象。
第二、边远军区的领导干部子女。比如新疆军区司令员王震将军的子女、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将军的子女、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员孔飞将军的子女等等。 第三、入朝作战的志愿军指挥员的子女。太多了，无法一一列举。
第四、出国的领导干部子女。比如王稼祥、伍修权、李一氓、耿飚、姬鹏飞、曾涌泉、许建国、徐以新等早期驻外使节。还有刘华清等一批出国进修的我军将领。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后代更成为“八一学校”生源中的一大亮点。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陈云、邓小平、彭真、董必武、李富春、习仲勋、张闻天、薄一波、刘澜涛、滕代远、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等人的子女亲属均有在八一学校上学。军队高级干部的子女更是趋之若鹜，包括彭德怀、贺龙、徐向前、叶剑英、粟裕、黄克诚、罗瑞卿、谭政、肖劲光、王树声、许光达等的子女亲属，更包括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的领导干部的子女，还有国务院各部委、北京市、地方省委的领导干部子女全往里挤。使得“八一学校”在华北军区内部招生的标准开始逐步抬高。
五十年代初期，规定为军区机关团以上干部子女可以入学。六十年代初改为军区机关二级部领导（师级）。军区所属各野战军、省军区都有了自己办的子弟学校，因此只照顾军一级机关领导的子女进入“八一学校”。
几乎每年都有从外地子弟小学转学来的新学生，其中或者父亲由省军区、野战军调入军区机关，或者父亲由师里提升到军的领导职务，再有就是原军区机关团级干部晋升为二级部领导。这些孩子原先在天津的“红光小学”、太原的“育英小学”、石家庄的“七一小学”等子弟学校入学。职务变动后，孩子有条件可以转入“八一学校”。于是乎，孩子进入“八一学校”似乎已经成为一种“福利待遇”，理所当然成为家长们争取的目标。
当然这些标准始终没有很严格地掌握。历年来有相当一部分营以下干部子女入学，当然要靠机遇。比如某个二级部今年部领导没有适龄子女入学，那参谋、干事、助理员的子女同样有机会占有一个入学名额。孩子只要进了“八一学校”，除
从荣臻子弟学校到北京市八一学校
苏严
导语：一个学校的历史，就是一面镜子，不仅反映了一所学校诞生、成长、发展的历程，也承载了一所学校的人文精神、光荣传统。八一学校校史亦是如此，但与众学校不同之处在于，她有着一段特殊经历和姓“军”的历史。你可能不知道，今天坐落在北京市海淀区的八一学校，是由1947年聂荣臻元帅亲手创办的荣臻子弟学校发展而来的。建校以来，八一学校培养了一大批共和国的精英：其中有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有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聂力、徐小岩等，还有许多的科学家、企业家、艺术家，及在各行各业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本文讲述了八一学校在解放战争时期，师生如何度过难关，并确保师生安全、提高教学质量，后来又如何成为北京市最早的寄宿制学校的艰难历史。
1947年2月8日，晋察冀军区党委作出决定：为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把随军的妇女、儿童组织起来，在后方成立子弟学校。司令员聂荣臻指示：不办就别办，要办就办好。军区政治部主任罗瑞卿亲自召集会议布置，由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王宗槐负责筹备组建工作。校址确定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之北的沟槽村（原军区抗敌剧社驻地），命名为晋察冀军区荣臻子弟学校。3月1日，举行了开学典礼，当时学校设有小学部和幼稚园，有工作人员24名，小学生32名，幼稚园小朋友18名。军区子弟学校就这样在炮火连天的战争环境中诞生了。一开始由易茵主任主管教学工作，后来调入曾在燕京大学上过学的边振瀛担任了校长。
一所战地子弟学校
荣臻学校开学后，先与沟槽村小学合用3间破房作教室，天气暖和时就在沙滩上上课。第一批入学的孩子，有的经受过战争的洗礼，有的经历过地下斗争的考验，有的在行军的马背上长大，有的从农民家里接来刚会走路，有的在失散中当过流浪儿，更有的已尝过失去亲人的痛苦。
随着学生日渐增多，很快沟槽村的校舍就住不下了，于是又搬到易家庄的较大的村子，那里有近百间房，原是气象局驻地。气象局随军到前方，这些房子就交给学校用了。
学校成立之初，教职员和学生的生活待遇都是部队供给制。由于前线还被敌人占领，边区人民生活十分困难。学生们享受到最好的待遇，也只能是每天吃两顿小米饭，菜是萝卜干，一个月吃一顿细粮，吃盐很困难，烧的是毛柴和劈柴。教职员穿的是供给部发的军衣，孩子们的衣服是领来布，学校自己做。由于大家经常上山打柴割草，鞋子不够穿，破得常露着脚指头，唯一的解决办法是自己打草鞋补充。
教学设备一无所有，到了易家庄后，借了老乡几块棺材板当桌子，石头当凳子，在土墙上用锅烟子刷黑当黑板，用白土当粉笔。在屋里上课还得提高警惕，经常有敌机轰炸，所以春夏秋冬常在沙滩上、树林里、防空洞口上课。这样上课也有好处，直观教具多，自然条件可以利用，山崖地层的矿石多种多样，林中的鸟兽形形色色，远山出现的奇峰，洞旁一丛丛的绿草野花，美丽的大自然，在教学上很有价值。
教材很困难，边区小学课本出版很少，找本样本都不容易。张秀阶同志骑着毛驴到边区教育处去一次，才找了一本课本。教员们给学生们抄写好了，再交给孩子们去学习。
1947年11月21日，解放军收复华北重镇石家庄。庶务主任钟景星到石家庄把学校用得着的战利品带回来，40头毛驴驮着物品浩浩荡荡进入易家庄，学生走出大老远迎接。这些战利品在生活用品、办公用品和教学用品方面给了学校最大的一次补给，解决了不少困难。
一所名副其实的“国际学校”
1948年3月10日，白求恩卫生学校派三辆马车，把在白求恩卫生学校和国际和平医院工作的日本专家的几个孩子送到荣臻小学读书，其中有内科主任津泽胜的女儿田子和（日本名津池田子鹤）、外科主任安达仁（日本名安达次郎）的儿子安达勇、安达猛以及高纪子（日本名久野纪子）和吉田进等。田子和嗓音好，会唱歌，不仅教同学们唱歌，还去晋察冀新华广播电台录制歌曲给北平的小朋友们听。4月初，徐特立在一间农屋的会客厅接见了他们，鼓励他们努力学习。
在农村，一旦与农民的孩子吵架，这些孩子就被骂“小日本鬼子”，而在荣臻小学内，此类事情极少发生。有一次，六年级学生张业凡，与同班同学吉田进吵架，吵急了，骂吉田进是“日本鬼子”。吉田进哭着告诉班主任，班主任批评了张业凡，给他讲道理。张业凡接受了批评，并向吉田进认错，双方握手和好如初。张秀阶老师根据这件事和领导指示，对全校师生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教育，使中国学生都知道日本帝国主义是罪恶之源，日本军阀使中国人民蒙受痛苦，而日本人民是无辜的，要把日本法西斯与日本人民区别开来，这样，几个日本孩子成了“国际友人”，他们在学校里过着和中国学生一样的生活，既没有特别待遇，也不受同学歧视，骂“日本鬼子”的事再未发生。
印度共产党柯棣华大夫的子女，美国医学专家马海德的子女都是在荣臻学校培养长大的，甚至学校还为加拿大、苏联、朝鲜、老挝代培学生。
第一次欢度儿童节
1948年4月4日，军区直属队在学校召开庆祝儿童节大会。为了开好这个会，学校作了充分的准备，举办了学习成绩展览、体育运动会和学生文艺演出，还请来军乐队联欢。
这是对学校教育成果的一次检阅，政治部副主任蔡树藩和领导晋察冀边区宣传教育工作的老革命家徐特立参加大会，发表了演讲，大家很受鼓舞。徐老说：“我们的生活艰苦而又紧张，我们的革命热情却日益高涨。谁说我们没有课堂，我们有世界上最大的课堂，蓝天是我们的屋顶，高山是我们的围墙。谁说我们没有教具，自创的教具更加漂亮。谁说土包子不能办大学堂，我们的信心比泰山还要稳固，我们的意志比钢铁还要坚强。为了祖国的新生，为了民族的解放，任何困难也不能把我们阻挡。”徐老在参观学习成绩展览时，给学校很多宝贵的指示，强调知识的重要性和学习的计划性。他还要来同学们的作文，逐一批改。
家长们看了孩子们的成绩非常满意，认为有深刻的思想性和现实性。展览作品中，有图画、范文和诗歌，有反映大生产的《解放军开荒图》和《背粮淘米》，有反映学校生活的《姐姐给我补衣裳》《打柴晚归》，有反映土地改革的《地主交了地农民分了牛》，有的用胜利捷报编写成诗歌，有的用歼敌数字和解放军前进速度编写四则运算题，有的编写帮助农民推碾子、拔麦子、送牛粪、摘棉花等义务劳动的儿歌。手工劳动作业反映了学生学习和生产劳动相结合及学以致用的精神，展品有用旧布条打的草鞋、羊毛织的毛衣、棉花捻的线绳（打背包用）、碎布做的袜底、苇子编的芦席、荆条编的筐等等。在运动会上，同学们表现得健康活泼、精神饱满、动作迅速、整齐不乱。
儿童节庆祝会提高了学校的声誉，是学校历史上有纪念意义的一次大会。
难忘的勤工俭学活动
虽说军区政治部大力支持学校，经常送来生活用品，但由于师生人数不断增加，日用品仍然紧张，于是学校号召勤工俭学。
一是老师带领学生，上山割草砍柴，山草可以铺炕，铺上厚厚一层草，晚上睡觉就暖和多了；柴火可以做饭，也可以卖钱。有一次雁头村的驻军上山砍了1000斤柴火，送给学校，由于另有任务，没有时间送过来，要学校自己运。于是老师组织四、五、六年级的学生参加运柴，从老乡家里借来绳子，步行15里路，把柴火一根不落地全部运回。二是打草鞋，鞋破了，不能再穿了，就把破的鞋底再打成草鞋，小同学不会打，大同学帮助小同学打，仅两个星期就打了170双，穿上草鞋和小军装，上体育课时，就好像看见一群小红军在做操。三是参加生产劳动，利用课余时间，在房前屋后、山前河边种了共计23亩地的蔬菜、白薯、玉米、棉花等，既弥补物质上的不足，又改善了生活，同学们吃着自己种的白薯，觉得格外香甜。四是垒炕，每到一个新地方住下时，由于睡觉的地方不够，同学们自己动手，用石头和炭砖垒成一个方池子，里面填上沙土，上面铺上茅草或麦秸，就可以当床睡了。五是外出背粮食，当时边区供应困难，有时供给学校的粮食不能及时到位，学校组织师生一起组成长长的运输队，步行背粮食。没有麻袋，就脱下裤子，把两个裤腿口扎紧，装满粮食。往脖子上一挂，一路上有说有笑，一早出发，来回80多里路，天黑才能回校，没有一个人叫苦。六是女同学学织毛衣，捻棉线，纳袜底，男同学用芦苇编席子，用荆条编筐，同学们一边干活，一边唱歌，气氛非常欢乐。产品除去自用，还可卖钱。孩子们在学校里，学到了科学知识，增长了生活本领，也培养了深厚的感情。
生活艰苦，心中不苦
学校里的饭菜比较简单，主食以小米和玉米面为主，每个月吃一次细粮。菜是大白菜、萝卜、土豆和野菜，盐很少，油很少，肉极少。只有逢年过节，菜里多点儿油和多点儿肉。8个学生分成一组，组长用瓦盆打回全组饭菜，再分给每一个人。分完菜还有一点儿剩汤，就再分一次，每人一份，没有人争抢，都很自觉。
在沟漕村时只有一个炊事员，名即薛鸣皋。到了易家庄，师生数量过了百，炊事员增加到3个，但仍然很辛苦。于是学校规定，炊事员星期天休息，饭菜由高年级的女同学轮流做，高年级的男同学则负责上山砍柴。学生生病，还有病号饭。军区首长议定，奶牛由荣臻小学代为饲养，饲养员是余德海、彭树才、宁德胜和朱英杰，共养两头奶牛和一头公牛。牛奶供军区首长和幼稚部孩子食用。所以，那时幼稚部的伙食相对较好，每天三顿饭，一菜一汤，另加一碗牛奶、一份水果。
总的来说，师生们在阜平时期伙食还是相当普通的。为了孩子们健康成长，军区政治部总务处竭尽全力保障师生的基本给养。司令员聂荣臻的妻子张瑞华十分关心孩子们的伙食，中午常到学校与孩子们一起吃饭，全校师生非常感动。
1947年8月3日，解放军收复平汉线上的重镇定州城，缴获大批物资，政治部给学校送来1000斤大米和200斤食盐。孩子们吃着从敌人手里夺回来的大米，边吃边唱：“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10月，青沧大捷和保北大捷的胜利喜讯极大地鼓舞了孩子们，都高兴得睡不着觉，自发地组织起来，在学校石墙东边的小空地上扭秧歌，边扭边唱：“平保铁路已不通，我军解放定州城。捷报佳音来重重，大家扭个秧歌舞，场地就在小墙东，给咱前方庆大功。”
再困难也重视卫生和健康问题
学校规定学生每周洗一次外衣衬衣，每周洗一次头，洗两次澡，剪一次指甲，每两天洗一次脚。在沟漕村洗澡，用的是从老乡家借来的三四个大水缸，晚饭后烧几大锅热水，放满水缸，男女分两处，学生排好队，一个个脱下衣服，放进水缸，洗干净后，再一个一个捞出来，大家都很高兴。学校迁到易家庄后，每逢星期天，师生步行8里路，到温塘村洗一次热水澡。温塘水内含硫磺，常洗可以治愈某些皮肤病。由老师带领去洗澡，要过一条河，河上架一个独木桥。人一走上去，桥就晃动，太小的学生由老师背过去，拂晓出发，赶得上回来吃早饭。边振瀛校长写了一首《温塘晨浴》的诗，记下了孩子们当时的情景：
一群小朋友，温塘去洗澡，进入八里沟，晨鸡才报晓。小班走得慢，大班向前跑，坡路险又滑，坠崖不得了。学校像家庭，团结互助好，姐姐抱妹妹，哥哥背小小。防止路上饿，老师背着枣，泉水清又温，不必用火烧。纵有皮肤病，洗洗也能好，师生沐浴完，回校有点早。校长带着队，石室访徐老，儿童见徐老，问早又问好。徐老爱儿童，儿童爱徐老，歌唱《东方红》，下周再见了。
医务主任范景明在50多年以后回忆，当时的荣臻小学里，确实不乏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英雄教师，因为有了他们，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环境那样艰苦危险，硬是没有死过一个孩子。有的孩子发烧到40℃，卫生所只有阿司匹林等最简单的药品，医生便整夜守在孩子身边，用各种土方法给他们退烧，凭一腔爱的真情守护着每个孩子。那时候，前方将士们有了孩子，都是放手交给荣臻小学、交给组织，就好像交给了家人一样。给范景明印象最深的是，张秀阶从一名普通老师到后来担任教导处主任，为办好学校奋斗了一生。
学校有了自己的缝纫小工厂
刚入学时，学生服装不一，学校要求统一着装。开始，师生都要自己缝，小孩子的衣服由老师和大点的孩子帮助缝。两年发一身棉衣，拆洗时，学校发给针线，都是自己缝。棉衣不好做，尤其是上袖子，常常上歪了。经老乡和老师多次指教，孩子们慢慢学会了做单衣和棉衣。
小同学的衣服由老师洗，稍大的学生自己洗小件，大的学生完全自己洗。没有肥皂，把麦秸秆烧成灰，用水过滤一下，叫草木灰水，就用这种水洗衣服。孩子们手持小木棒，在河边的石头上敲打洗衣服。
棉被是三年换一次被面和被里，发给每个人1/4块肥皂和6条线，用来清洗被里、被面和缝纫。1947年12月，学校成立了缝纫小工厂，军区政治部拨给两台美国缝纫机，后勤部拨给两台四四牌缝纫机和一台三一五式缝纫机，同时调曹瑞芝、徐根才、崔长江、王学德、宋宝谦等同志到工厂工作。由于军区下发的军衣和棉衣太大，孩子们不能穿，便改发布料，由小工厂统一缝制，衣服大小，用料多少，统一调剂。从此，衣服、鞋袜和被褥都由小工厂联系购买布料和负责包制。
进北平最早的寄宿制学校
1949年初，荣臻子弟学校改为“华北军区八一小学”，全校师生怀着北平解放的满心喜悦辞别古贤村，迁至北京西城府右街李阁老胡同二十号，成为老区进北平最早的寄宿制学校，叶一峰任校长，学校规模不断扩大。1950年， 乐家将自家花园（原是清代礼亲王花园）捐献给国家，随后这里便作为华北军区八一小学新校址。同年，华北军区拨款对该园全面整修，并在此园南购地百余亩，历时两年，建成新校舍。1952年8月9日，八一小学由西城区府右街李阁老胡同迁入新校址，并成为全军较为正规的寄宿制学校，师资水平和教学质量都处于北京市先进行列。
过去只收华北部队的烈士子女和干部子女，随着大军南下解放全中国和抗美援朝的形势发展，党中央、政务院、各大军区和各兵种的干部子女也纷纷来八一学校上学。军区指示学校：为了支援战争和干部子弟教养问题，不仅要收学生，而且要为全军开展保教工作打下基础。
1958年8月25日，北京军区党委决议，八一小学设立初中部，八一小学改为八一学校，揭开了学校校史的新篇章。而就在1965年积极筹建高中的时候，“文革”开始了，八一学校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直到1979年，《人民日报》刊登了记者纪希晨的署名文章《一场捍卫党的原则的伟大斗争》，为具有光荣传统的八一学校恢复了名誉，八一学校由此重获新生。■
（作者单位：北京中创印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樊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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