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退役軍人協會: "大清国"等同于"中国"吗？

2023年11月13日星期一

"大清国"等同于"中国"吗？

但是，超越"三者皆同"的"一统"所带给清帝国的那种族裔、文化和政治合法化论证上的多样性，也使我们在认识清代国家属性方面发生了某些困扰。新清史对清朝能否与"中国"相等同的见解，于是成为最容易触及中国读者敏感的一个问题。

新清史研究中有些（并不是全部）学者认为，清朝的疆域包括"中国"在内，但还要大于"中国"，它是一个大于"中国"的帝国。所以不能把清朝和"中国"相提并论。

"中国"这个名词在历史上有过很多含义。它从最初用指登封、洛阳一带的"土中"（此其一），以后演变为对中原，后来又扩大到对包括关中在内的全部华北地区的指称（此其二、三）。还不止如此，自秦统一以后，"中国"又可以指将首都设在华北、或从华北搬迁到南部中国的中央王朝所辖的全部版图，虽然最初生存于南部中国的土著主体并不是汉语人群。这可以说是它的第四层含义。最后，即它的第五层意思，还可特指在含有非汉语人群地域的国家疆域之内的汉语人群和汉文化地区。

如万斯同叙述明代云南非汉各族群的习俗时就说："大抵诸夷风俗，与中国大异。"（《明史稿》卷四百十一）关于"中国"的后两层含义，一直使用到很晚近的时代。英语里的Chinese兼有"中国的"和"汉语的"两种意思，就与"中国"一词在汉语里的两项不同词义有关。新清史研究仅在上述第五项意义上使用"中国"一词，而问题就出在这里：他们未经考察清朝人，尤其是满洲人自己如何使用"中国"的名称，便硬要根据自己选定的那项语义来界定清朝和"中国"的关系。

《回应新清史》一书里写得最言赅意明的是吾友甘德星的文章。康熙帝在满文遗诏中自称"皇帝"，尚可解释为他欲强调的是自己在面对汉人臣民时的中华皇帝身份。但他在对西洋传教士的训喻中说他们"在中国年久"，便显然是在使用上述第四层意义上的"中国"之名称，这个"中国"毫无疑问乃是"大清国"（daiqinggurun）的等义语。满文里有dulimba-igurun，译言TheMiddleKingdom，是即汉语"中国"的满文对译词，已见于罗杰瑞的《简明满英字典》（66页）。

出版于1849年的科瓦列夫斯基《蒙俄法辞典》第三卷收入了蒙古语的dumdatuulus（1865页），译言"中国"。我猜想它应该是从满语的dulimba-igurun转译过去的。中见立夫认为该词的出现是在辛亥革命之后（见氏著《"满蒙问题"的历史背景》第7页），不确。甘文更揭出《中俄尼布楚条约》的满文本已使用dulimda-igurun的译名。

在外交场合使用"中国"以自称最能说明问题。因为在面对作为"他者"的别国时，它更加确凿无疑地可以被看成是满人皇帝和清政府对国家的自我命名。雍正在《大义觉迷录》里也说，清朝"并蒙古极边诸部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此处的"中国"，也只能是大清国的等义语。由此可知，说"中国"在清代亦可用指前文分析中的"小中国"，这并不能算错。但若说它只能指"小中国"而言，因而只能被看作是"大清国"的一个组成部分，那就不符合事实了。

（本文刊于2015年4月5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原题为《不再说"汉化"的旧故事——可以从"新清史"学习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