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群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中共掌管“刀把子”的最重要的专政机器——公安部，成了重灾区，九名公安部部长副部长被打倒。
其中，一人被逼自杀（未遂），一人被认定“畏罪自杀”，两人被“保护审查”，五人被关进秦城监狱。一，罗瑞卿被逼跳楼自杀（未遂）。
罗瑞卿是中共建政后的第一任公安部长，任职长达十年（1949-1959）。
罗当公安部长的首要任务，是保证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绝对安全。十年间，经常是，毛走到哪里，罗就陪同到哪里，尽心竭力，确保毛的安全万无一失。
罗身高1.82米，比毛高1厘米。毛曾讲：“天塌下来，有罗长子顶着。”还说：“罗长子往我身边一站，我就感到十分放心。”
因护驾有功，从1959年起，罗被毛提拔重用为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兼秘书长，中央书记处书记，成为中共党的、国家的、军队的领导人之一。
但是，毛发动文革打倒的第一个高官，就是罗瑞卿。
文革爆发前夕，1965年12月，毛在上海召开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突然发动对罗的大批判，把罗打了个措手不及。会议决定，撤销罗的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职务。
1966年3-4月，毛委托中共元帅叶剑英等在北京继续开会批判罗。会场火药味很浓，充满敌意。
1966年3月18日深夜，罗感到万分委屈，无法排解，从他住所的三楼跳下，企图一死了之；结果，摔断了腿，没死成。
毛冷冷地说：“罗瑞卿自杀由他自己负责，罗的事还没有完。”“罗向中央要挟没有用，会议继续开。”
这次批判会持续35天，最后决定：撤销罗的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
1966年5月16日，文革正式爆发，罗瑞卿被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成员。
此后，毛制造了一个“以罗瑞卿为首的地下黑公安部反革命集团”，称罗在公安系统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1966年12月20日深夜，一群红卫兵闯入罗的病房，将他连拉带拖，塞到一辆汽车里，拉到北京郊外的一个部队驻地，关进一间有士兵看守的房子里。从此，罗开始了长达7年的被批斗和被监禁的生活。
罗瑞卿后来在自传中写道：“一切人世间的侮辱都受过了，受够了。”
二，李震被认定“畏罪自杀”。
第二任公安部长谢富治1972年病死后，李震成为第三任公安部长。
1966年至1973年，在文革极左年代，李震在公安部工作七年。期间，他“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积极追随毛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
1969年4月，中共九大上，李震“当选”中央委员；1973年8月，中共十大上，李震再次“当选”中央委员。
但是，到了1973年10月22日，李震却被发现吊死在公安部机关大院地下室的热力管道上，双膝跪地，身体向后仰着，上衣口袋里有几十片安眠药，地上还撒了若干片安眠药。
就在李震死的当天晚上，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秘书给李震打过电话。据周的秘书讲，李震在电话里谈笑风生。
一个谈笑风生的人，怎么可能一转眼就自杀了呢？
从“李震自杀”的现场看，但凡有常识的人都会认为，李震不是死于自杀，很可能是他杀后伪造的现场。
1973年12月的一天，毛听了周恩来关于李震可能死于他杀的汇报后，反问道：“为什么要杀人呢？”毛的意思是说，为什么是“他杀”呢？
毛发话后，从周恩来到破案组，所有参与办案的人，思想立即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将“他杀”的可能性一一排除，最后得出结论：李震是“畏罪自杀”。
三，徐子荣被整死。
1949年7月6日，中共军委公安部成立时，薄一波推荐61军政委徐子荣到公安部工作，徐子荣被任命为公安部办公厅主任兼人事局局长。
1952年2月7日，在第一任公安部长罗瑞卿的举荐下，徐子荣被任命为公安部副部长。同年9月，被任命为公安部党组副书记。此后，徐子荣成为公安部常务副部长。
文革爆发后，罗瑞卿首先被打倒。之后，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也被打倒。紧接着，徐子荣被打倒。
1967年1月5日晚，红卫兵抄了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徐子荣的家，并把徐子荣绑架走了。此后两年半，徐子荣仿佛人间蒸发，音信全无，实际是被关进秦城监狱。
直到1969年6月18日，有人突然通知徐子荣的妻子孟松涛：徐子荣病了，经上级批准，同意家属探望，接着，宣布三条纪律：第一，徐子荣罪行严重，你们必须和他划清界限；第二，看到徐子荣，不许动感情；第三，你们看到的一切，包括在哪个医院，都要严格保密。否则，不准探望。
第二天上午，孟松涛在医院的“隔离室”里见到了徐子荣：穿着囚衣，胡须很长，两眼深陷，骨瘦如柴，躺在水泥地的一块木板上，口说不出话来，眼睛睁不开。
1969年6月20日下午，办案人员通知说：“徐子荣今天中午12点20分死了。”
次日，徐子荣的遗体被当作“无名尸体”火化。
四，杨奇清被关秦城监狱五年。
杨奇清长期从事中共领导人的保卫工作，曾经救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的命。
1949年中共建政后，杨奇清历任公安部副部长兼政治保卫局局长，中共军队总政治部保卫部部长，中南行政委员会公安部部长，公安部副部长。
杨奇清参加过中共“开国大典”的安保，毛泽东首次出访苏联的安保，周恩来参加万隆亚非会议的安保，以及一系列特大案件的侦破。
但是，到了文革时期，杨奇清也在劫难逃。
1968年3月12日深夜，杨奇清被当成“原公安部长罗瑞卿的黑干将”、“公安部的黑班底”、“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走资派”抓走，关进秦城监狱。
他的罪名包括“里通外国”、“资敌通敌”、“盗窃中央档案馆档案”、“搞反革命黑调查”、“包庇刘少奇被捕叛变”等。
在被关押审查期间，他遭受过残酷的折磨，肺部被打成严重内伤，经常咳血。
五，汪金祥被打成“奸逆特嫌”。
汪金祥从上世纪30年代起就开始从事政治保卫工作。
1945年至1954年，他当过中共东北局社会部第一任部长兼沈阳市委锄奸委员会主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保卫部部长，长春市公安总局局长，东北公安总处处长，东北公安部部长。
1954年，汪金祥从东北局调到公安部，任公安部党组成员、副部长。1966年6月兼任中共中央监察委驻公安部监察组组长。
文革中，汪金祥也被关进秦城监狱。
他被说成是“反党集团”头目高岗的亲信。高岗曾任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1950年代被打倒，后自杀。他还被批在东北公安机关搞“独立王国”，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帮高岗整人等。
有人还揭发他向苏联情报机关格伯乌（即苏联政治保安局）提供情报；毛泽东访问苏联途径东北时，通过逆用电台，向台湾的蒋介石报告毛的行踪。
中共中央在罗瑞卿专案组下面成立了三个专案组，第二个就是汪金祥专案组。汪被当成“奸逆特嫌”拘捕彻查。
六，于桑、刘复之被抓捕、审查。
第三任公安部长李震死亡的当天，周恩来召开会议，决定由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直接领导查案工作，公安部副部长于桑任破案组组长，刘复之等参加。
于桑、刘复之等经过3天的调查，得出的结论是：李震是在服用大量安眠药后上吊自杀身亡的。
这个结论，很多人不认同，并认为于桑、刘复之有问题。
于桑、刘复之文革前就是公安部副部长。文革爆发后，两人都受到冲击，被批斗、审查、下放到黑龙江省“五七”干校劳动改造。1970年，两人回到北京，再任公安部副部长。他们在不同场合对公安部造反派的一些做法表达过不满。
1973年10月26日深夜，于桑、刘复之等公安部核心小组成员接到通知，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参加周恩来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
于桑、刘复之等从北大门进去后，被引导往西拐。走了没多远，突然，从大帷幕后走出两个身材高大的8341部队的士兵，一左一右把于桑架走了。刘复之还没缓过神来，也被两个士兵架走了。
然后，8341部队政委杨德中来到福建厅，请示周恩来怎么向于、刘二人宣布。周恩来说：宣布“保护审查”吧。杨德中出去宣布后回来，周恩来问他俩有什么反应，杨德中说：“于桑问为什么，刘复之讲：‘好’”。周恩来说：“这完全反映了这两人的性格，一个像恶霸，一个像军师”。
接着，周恩来讲：“李部长是被害……李震在政治上中央是信任的，工作上中央是支持的，家庭生活是和睦的，没有自杀因素。李震死后，于桑、刘复之表现不好，破坏现场，幸灾乐祸。公安部长被害，建国以来是没有的，比谭甫仁案子还严重。”
据时任公安部政治部主任施义之讲，对于桑、刘复之的审查，是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李震案情时经毛同意的。
1974年1月破案组认定“李震是自杀的”之后，于桑被解除“保护审查”，但刘复之没有立即释放。因为刘复之是华侨，当时，有海外关系就是特嫌，立即放刘复之，阻力很大。
刘复之被关在安定门外交通干校的北京卫戍区监护所单人牢房里，5个月不准放风，不准洗澡，不准换衣服，不准关灯睡觉，不准脸朝墙，不准自由上厕所等，身心受到极大折磨、刺激和摧残。
他后来回忆说：“1975年，我释放出来以后，经北京医院检查，认定我是高度的神经衰弱，有假性幻听。在我一生里，这是受刺激最大的一次，长时间关进单人牢房，无处说话，是一种难以想像的折磨！”
1974年底，在一次破案组会议上，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提出，应解除对刘复之的审查，隔离久了对他的身体不利。华国锋表示同意。刘复之被关押16个月后获释。
七，凌云被关秦城监狱七年。
上世纪40年代，毛发动的延安整风运动时，凌云在社会部部长康生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后来担任康生的贴身秘书；中共建政后，任济南市公安局长；1952年调任公安部政保局局长；1965年升任公安部副部长。
凌云也是公安部的四大笔杆子之一。
文革爆发后，凌云的老领导康生成了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毛泽东整人最重要的政治打手。
据凌云自己讲，他曾经得罪过康生。康生在文革中得势后，制造了一个所谓“彭真、罗瑞卿、徐子荣、凌云内奸集团”。
1968年3月，凌云被打成“叛徒”、“特务”，关进秦城监狱。
八，严佑民被关秦城监狱四年。
1949年中共建政后，严佑民先后任公安部交通保卫局局长，公安部副部长，国务院内务办公室副主任。
1968年3月12日，严佑民被关进秦城监狱。
起因是：1967年10月，有关中央领导为了保护内务部部长曾山，经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谢富治，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国务院内务办公室副主任严佑民批准，派国务院内务办公室官员孙宇亭、赵雪瀛，到中央档案馆查档案，摘抄毛泽东、周恩来等圈阅过的电报。
后来，这件事被说成是“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
1967年11月的一天深夜，孙宇亭突然被通知到人民大会堂开会，要他交代“盗窃中央档案馆核心机密”之事。参加会议的有吴法宪、谢富治、汪东兴、严佑民、赵雪瀛、中央档案馆的军代表。
孙宇亭说，这件事和盗窃机密根本沾不上边。我去中央档案馆的起因、目的，以及对档案资料的处理，谢副总理、汪主任和严副主任完全清楚。查档报告是我起草的，但你们都同意了，批准了。如果没有你们的派遣，我不可能去中央档案馆，即使去了，人家也不会接待我。
汪东兴看了报告后，对谢富治说：“你看，这个报告，是用宽边稿纸写的，我们批的字都靠在稿纸的右边的空白处，如果把我们的批字剪下来，对这个报告也不会有损伤。”谢说：“这倒是个办法。”
于是，汪东兴让记录人员找来剪刀和火柴，把他们批的字剪下来，当场烧掉。他们对此事负有领导责任的证据就这样被销毁了。
孙宇亭、严佑民、赵雪瀛、中央档案馆军代表亲眼目睹了这诡异的一幕。吴法宪双目紧闭，像睡熟了一般。
之后，谢富治说：到中央档案馆查档案这件事，你应该承担责任。
孙宇亭还没有开口，坐在一旁的严佑民把话接了过去。他说：“这件事，没有什么不对。前前后后的情况我都知道。事情是他和赵雪瀛办的，是经过我批准的，责任由我一人承担。”
谢富治说：“你承担得了吗？”严佑民说：“应该承担。”
就这样，严佑民被关进秦城监狱四年。
九位公安部部长副部长为何倒大霉？
第一，毛泽东担心他们搞政变。
自从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后，毛泽东一直担心他的身边也睡着个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担心有人搞政变取毛而代之。
1962年中共“七千人大会”后，毛发现他选定的第一个接班人刘少奇，很像赫鲁晓夫。之后，毛发现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兼秘书长罗瑞卿，都是刘少奇一伙的。
刘少奇是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分管政法的，彭真是中央政法小组组长，罗瑞卿当过十年公安部长。
毛发动文革要打倒的最重要政敌是刘少奇。毛要搬倒刘少奇，就必须打倒彭真、罗瑞卿。毛要彻底打倒刘、彭、罗，就必须将他们在公安部的干将清洗掉。
为此，文革爆发后，毛在打倒刘、彭、罗的同时，对公安部进行了大清洗。
1967年7日22日，公安部长谢富治对副部长李震、政治部主任施义之说：“毛主席说，‘听到砸烂公、检、法这句话我就高兴’。你们要把这句话捅出去。我当面听主席讲砸烂公、检、法没有十次也有七八次。”
当晚，李震、施义之通过公安部造反派报纸《红旗》把毛的这句话真的捅出去了。随后全国掀起砸烂公、检、法，主要是公安机关的高潮。
在砸烂公安机关的两年多里，全国有3.4万公安干警受到打击迫害，其中被打死1200多人，伤残3600多人，被捕判刑1300多人。
第一任公安部长罗瑞卿被逼自杀（未遂）；第三任公安部长李震“被自杀”；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徐子荣被整死，公安部五位副部长被逮捕，两位副部长被“保护审查”，副部长级的政治部主任被隔离审查；49个公安部的正副司、局长中，43人被打成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第二，毛的妻子江青担心他们毁了她的政治前途。
江青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当演员时，有很多风流韵事，当时的报纸、杂志对此有大量报道。作为中共地下党员，江青在被国民政府抓捕后叛变过。这在当年留下来的档案中可能也有记载。
1954年、1959年，曾有人给江青寄匿名信，揭露她在30年代的丑闻。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副部长徐子荣，以及上海市公安局、浙江省公安厅的一些领导，参与了这两起匿名信案件的侦破，由此形成了一批案卷。有的保存在公安部，有的保存在上海市公安局。
文革爆发后，江青成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实际上，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当家人”，处毛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红得发紫。
1968年春，上海造反派发现江青30年代在上海的丑事，并编成小册子散发。江青看到后吓坏了，担心她的丑闻被广传，影响她中共第一夫人的地位，影响她的政治前途。
江青哭哭啼啼地对周恩来说：“这么搞怎么得了？看来是上海市公安局搞的。”这是在蓄意整她的“黑材料”，表面上是针对她，实际上是反对毛主席。
江青一通折腾，周恩来不敢怠慢，立即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会上，由周恩来、陈伯达、江青、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等与会人员，集体签名，授权空军司令吴法宪，立即到上海去收缴有关江青的传单、材料。
吴法宪到上海后，在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上海市革委会主任张春桥的操办下，收缴了大量传单、小册子，并逮捕了搜集、编印的人，连同原上海市公安局长黄赤波、浙江省公安厅长王芳等，一起用专机押解到北京。
所有这些材料封好后，全部交给江青处理（被烧毁），被抓来的人全部被关押在北京。
第一任公安部长罗瑞卿、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徐子荣挨整，这是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还有一个深层原因，他们都追随毛制造了许多重大冤假错案。
中共建政后，毛发动了一系列血腥残暴的政治运动，包括土改、“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反“胡风反革命集团”、反“饶潘扬反革命集团”、反右派运动、大跃进运动、反彭德怀反党集团、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反习仲勋反党集团、四清运动、文革等。
在这些政治运动中，公安部部长副部长都跟着毛干了很多“黑活”，许多人被他们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结语
罗瑞卿为什么跳楼自杀？因为他实在想不通，他对毛忠心耿耿，全心全意，毛为什么把他往死里整。上述其他八位公安部官员挨整时，可能都想不通。
2004年11月大纪元发表的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将导致上述悲剧的谜底揭示出来了：中共从根上就是邪的；中共是一个假、恶、斗、反天、反地、反人类、反神佛的邪党；只要中共存在一天，中共就会内斗不止，直至中共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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