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 年 11 月 20 日
日前美中兩國元首「拜習會」在舊金山登場，依據白宮的新聞稿，美國一貫重申反對台海任一方片面改變現狀，期待以和平方式解決歧見，而台海的和平穩定符合全球利益，並且呼籲中國克制在台海周邊的軍事行動。儘管並未見諸新聞稿或聲明文件，但在拜習會前後，資深官員與多家媒體都提到了拜登呼籲習近平不得干預台灣選舉。
台海衝突固然並非此次拜習會主要議題，然而拜登提及台灣「內政問題」並不尋常，一方面，當前的狀況不若當年李登輝拋出「特殊國與國關係」，台灣一方引起「片面改變現狀」疑慮的狀況；另一方面，中國對台灣的「介選」已是常態，差別只是手法粗細，過去也只有在中國公開激烈反應時，美方才有所回應。如今，拜登「主動」提及、呼籲或警告中國介選，所欲傳遞的訊息顯然並不是過去的老調重彈。
例外，而非孤立
1823年，面對歐洲大陸「神聖同盟」有可能影響列強海外權力平衡的情勢，在英國的斡旋下，美國總統門羅在國情咨文中表明美國的態度，這個被稱為「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的立場，在往後直到今天的兩百年間，可以說奠定了美國外交政策的基調。門羅主義的主張主要有三：第一，反對歐洲列強在美洲建立新的殖民地；第二，反對歐洲列強干涉已經獨立的美洲國家；第三，聲明美國不干涉歐洲國家內部事務。
表面上看來，門羅主義是美國「孤立」主義的體現，它劃分出孤立於歐洲的西半球空間，並表明不受歐洲列強的干預。對美國建國元勳來說，歐洲列強對美洲的干預是新生美國至關重要的國家利益，漢彌爾頓的建軍計畫建立在「法軍可能登陸美洲」的前提，儘管被視為無稽，但對他來說，預防與阻止歐洲對美洲的干預，應該是美國領導人的目標。起初美國並沒有執行門羅主義的實力，約束神聖同盟干預美洲的並不是門羅的聲明，而是英國的海軍，以及列強的相互制衡，在當時的時空脈絡中，門羅主義的意涵首先在於響應英國制衡歐陸的地緣政治訴求，隨著全球權力格局的變化，門羅主義並沒有伴隨美國國力的增強，在幾乎沒有其他強權有能力干預美洲的狀況下被捨棄，相反，門羅主義成為美國干預世界政治的根本理由，即便不以門羅主義之名。
關鍵在於門羅主義對於歐洲與新大陸的空間區分，並不單單只是純粹的地理空間，門羅主義表面上的「孤立」主要是當時國力有限，實際上門羅主義的精神是美國國家認同的「例外」，在地緣政治考量背後，門羅主義隱含了美國國家認同所獨有的政治理念：新生的美國是一個沒有舊世界封建與腐敗包袱的國家，美國的獨立象徵一個全新的建國原則，捍衛自由的人民，打造出一個永久享有自由憲制的政治體制。舊歐洲的治國方略是在和平與戰爭之間縱橫捭闔，在美國人看來，這完全違反常識，建國的經驗讓美國堅信，和平是國際社會的初始狀態，只有裹挾人民的暴君，才會毫無道理與充滿惡意的發動戰爭。
歐洲舊大陸的憲制、外交體系以及國際秩序，都是王權與暴君任性無常的產物，其所謂的和平猶如海灘上的沙堡，歐洲因此戰事頻繁的舊事不應該在新世界重新上演，作為美洲第一個自由的憲制國家，美國有將歐洲腐敗遺風阻擋在美洲大陸之外的使命。
美國的誕生不因王權的承襲，也不是列強權力平衡的考量，美國如此「例外」的建國經驗應當向外推廣，建國元勳如傑佛遜與漢彌爾頓都對此深信不疑，儘管他們的想像藍圖不同，漢彌爾頓的建軍計畫不只是出於消極防衛美國的現實主義考量，他心中的偉大宏景是讓美國的陸軍挺進墨西哥與秘魯，解救被法國人與西班牙奴役的美洲人民。
自由的利維坦
門羅主義並不是一個孤立、被動的防衛性主張，如果在美國國力允許，以及不危及主要國家利益的前提下，門羅主義隨時都可以轉變為積極，甚至是直接干預的外交主張，南北內戰結束後，美國以門羅主義為名推翻拿破崙三世扶持的墨西哥皇帝，隨後在1870年，格蘭特總統提出門羅主義的「格蘭特推論」（the Grant Corollary），其中強調「此後這片大陸上的任何領土都不能被轉讓給歐洲國家」。
美國對墨西哥的干預看似違背門羅主義，事實上門羅主義所排除的是歐洲列強對美洲的干預，並不涉及美國對於美洲國家的干預，對美國來說，美國的干預有別於歐洲列強的干預，其立論依然是基於門羅主義的根本精神：在美洲新大陸，沒有歐洲舊憲制的空間，美國有使命讓自由的憲制不受歐洲干預而成長。早在美國干預墨西哥之前，1845年紐約市記者歐蘇利文（John L. O’Sullivan）就提出了知名美國的「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說法，主張「吾等盡取神賜之洲以納年年倍增之萬民自由發展之昭昭天命」，扶持自由的憲制與民族，是美國的天命所在，而美國人相信，自由的憲制原則具有普世性。門羅主義背後的昭昭天命精神，是美國在進入20世紀後介入全球事務的根本依據，它的暗示是不實行民主原則的政府，就不是完全合法的政府，而這樣的政府是和平的威脅，甚至會是美國的威脅。
迪奧多．羅斯福總統是讓門羅主義退去孤立色彩的關鍵人物，出於對美國昭昭天命的信念，他堅信如果美國放棄主動積極的國際社會角色，等於讓更好戰的國家蹂躪這個世界，最後的結果將會是破壞美國繁榮的根基。迪奧多．羅斯福沒有建國元勳一代人遺留的避世思想，對於「大國」角色的承擔極有自知之明，「世界警察」即出自他的表述。
迪奧多．羅斯福的世界觀接近於霍布斯的自然狀態，他眼中的國際社會是一個如果誠實的人放下武器，就會讓陌生野蠻的人暴力相向，因此不僅愚蠢而且有違道德，伊肯伯理（John Ikenberry）是戰後最堅定支持「自由國際秩序」的策士，他主張美國應該成為具有自由風格的領導國家，而非霸權的帝國，美國領導的自由國際秩序的基礎應該立基於參與各方的協商，而其成名作《自由的利維坦》（Liberal Leviathan）實際上借鏡於迪奧多．羅斯福。
迪奧多．羅斯福的美國積極調停日俄戰爭，既著眼於防堵俄羅斯將勢力範圍擴張到中國東北，也提前遏止日本在太平洋的擴張，美國的區域干預或許有其現實主義考量，迪奧多．羅斯福並不諱言他對日本擴張的戒心，為此他不惜安排「大白艦隊」巡遊世界，只為向日本展示其海軍實力，其太平洋經略與美洲本地無關，但背後的邏輯仍是門羅主義的精神，也就是避免好戰的強權壟斷特定區域。
「讓民主在這個世界安全」
迪奧多．羅斯福在1904年為門羅主義提出了知名的「羅斯福推論」，其中指出，如果區域的文明社會紐帶因為好戰國家的為非作歹，以及有能力國家的懦弱無能而接近崩解時，「為了恪守門羅主義，也不得不勉強施行國際警察力量」。但門羅主義的積極干預只限於區域和平秩序可預期的崩解，美國不會主動改變特定國家的憲制，迪奧多．羅斯福對亞太的干預並不尋求改變帝俄與明治日本的政體，伊肯伯理等人正是出於此批評小布希的中東軍事行動。
門羅主義自始就不是一個防衛性立場的宣示，其防衛性是單純是偶然環境造就的結果，國力之所不及，或者境外勢力已經可預期的威脅本土，它的核心精神始終都是自由憲制的推廣，以及如今稱之為集體安全的普世性適用，甚至，考量門羅主義實出自於漢彌爾頓受惠於孟德斯鳩的建國方略，某種程度上，門羅主義其實與資本主義相輔相成，因為自由市場的推廣有助於創造文明交往的條件。
美國的干預不同於列強出於殖民利益或現實權力考量，而是出於推廣自由憲制的昭昭天命，而片面改變和平現狀，導致文明秩序的崩解則是門羅主義的底線與紅線，門羅主義的一體兩面貫穿美國在二十世紀的全球干預。早在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初，迪奧多．羅斯福就呼籲美國增加軍事開支，防止威脅蔓延，他警告，如果讓德國粉碎了英國艦隊、摧毀大英，不出一兩年，它就會染指中南美洲，迪奧多．羅斯福的警告固然著眼的是現實主義考量，但也預示了美國在成為大國之後，任何區域現狀的變動，最終都可能會危及美國國家利益。
一戰期間，威爾遜指出，美國對歐洲的干預不是為了挫敗德國，也不是為了重建歐洲的權力平衡，而是為了改變歐洲的政治生態，他強調「對德國人民最為不利的事情是，戰爭結束後，如果他們依然不得不生活在破壞世界和平的野心家與陰謀家的統治之下」，如此「世人將無法接納他們融入今後保障世界和平的各國伙伴關係」。
易言之，德皇的退位與打造德國的民主政體是美國干預的主要緣由，而更長遠的目標是「讓民主在這個世界安全」。1917年，威爾遜總統在「沒有勝利的和平」演講中，重新解釋了門羅主義，強調「每一個民族都有自由決定自身政治體制，有不受阻礙、不被威脅、不必恐懼決定自身發展道路的自由」。
當然，這個說法的預設是讓人民自決的話，必然會選擇民主體制。理解兩百年來從迪奧多．羅斯福到威爾遜，奠定美國干預全球基調的門羅主義精神，才能理解拜登拜登警示中國介選的意涵。美國所傳遞的訊息是：中國介選會是美國干預台海的正當理由。
外交辭令都有顯隱兩面，就顯明的一面，由於中國一定介選，只要看看前任總統的賣力就清楚中國介選的力道，表面上拜登希望中國尊重台灣選舉結果，實際上是在暗示，中國的介選活動，已有影響台灣民主運作之嫌，而台灣民主政體的正常與否，已經是美國的底線。
至於隱微的一面，由於中國介選在多大程度上危及美國地緣政治利益是由美國判斷，與人民實際上是不是「自決」並沒有關係，墨西哥人是否真心擁載法國人扶持的皇帝無關緊要，而自由憲制中的人民原則上也不會做出屈服不自由強權的決斷，因此，美國選擇以什麼樣的方式干預台海，選擇什麼國家作為地緣政治對手，台灣人民自己看著辦。
作者興趣是政治思想與歐陸當代思想、被深刻思索過的一切，以及一切可以更有深度的物事，留心閾界、間隙與極限成癖，深信自由起於文字的繼受、交鋒、碎裂、誤讀與訛傳。蕭育和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