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T编者按：该文转自文森博客。原文按语为“海外时评人士蔡慎坤在X推荐一篇国内未曾公开的文章，也算是帮助外界更客观更真实了解李克强。”
没有人会想到，中堂竟然会离开得这么突然，在世的三位前总理，他是最年轻的。朱总理95岁，温总理81岁，他才68岁。
2023年8月30日，他游览敦煌，现场民众高喊“总理好”！那时他面容气色甚佳，走路步姿敏捷，谁能想到，还不到两个月，他就走了。
前几天，我差点要去一趟合肥，遗憾没有去成，看到红星路80号摆满鲜花和字条，合肥人民排着队鞠躬，很受触动。要是我在合肥，我肯定会去献花，而且会把现场发生的细节都记录下来。很可惜，我错过了一个历史的瞬间。
这两天我的心情很低落，上一次如此郁闷，还是李文亮病逝，我知道很多人跟我一样对中堂的离世感到震惊和悲伤！
这十年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痛苦的，对中堂尤其痛苦。
2007年，美国驻华大使雷德来到辽宁。彼时的省委书记正是中堂，意气风发，雷德有深厚的汉文功底，中堂则有不错的英文功底，两人相谈甚欢。中堂告诉雷德，他不太相信国内的统计数据，有水分，他观察经济增长有自己的指标，就是“用电量+铁路货运量+银行放贷量”，他认为这三个指标不容易造假。
雷德很吃惊，他知道这个人将来是要上天庭的。就是没想到他会这么坦诚，而且有那么深的经济学造诣。回去后，他将两人谈话的过程写了下来。2010年，他们的谈话内容遭维基解密曝光，《经济学人》杂志运用克强指数梳理中国经济，发现相当科学，于是该指标被称为克强指数，这是中堂在国际经济学界享有声誉的开始。
中堂及其同学，是中国恢复高考后第一批考入北大的学生，是有真才实学的。跟别的高官不太一样，中堂的学位是有含金量的，他的博士论文获得了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奖”，有几个人能做到？
文革时学校停课，同时代的人基本都是去造反，中堂却遇到了被打倒在家的李诚，李诚被誉为桐城牌最后一代学者，从此中堂接受李诚悉心的教导。
中堂曾回忆这段私塾教育时光，他说，“从李先生的眼神中，我隐约预感到，这个乱世年代行将结束，中华文化繁荣的时代即将开始”。1977年，就在中堂进入北大法律系的同一年，李诚病逝。
中堂的预感没有错，随着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一个繁荣与复兴的时期终于降临，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中兴的40年，他没想到的是，他会亲眼看到中兴走向终结。
北大七七级，曾经寄托了一个世代中国人的希望，这批人经历了文革的摧残，却开眼看世界。在中国最高学府求学时，他们遇到的老师，正好是文革后平反的那批民国大学者，这种传承是独一无二的。很多人曾希望，等他们接班了，会带领中国成为一个文明的、开放的、正常的国家。
（中共20大上的一幕）
很长时间里，中堂都是接棒第一人，胡总看中的人，就是他。如果不出意外，2013年会是他。可意外还是发生了，如果未来有一天，中国变正常了，我相信历史会在承认江泽民对中国现代化做出重大贡献的同时，对他很不客气。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遗产，之所以会被彻底毁掉，就来自于江泽民的自私，正是2007年和2012年江泽民带头杯葛，又在曾庆红的极力游说下，做掉了中堂接手的可能性。
本来还有补救机会，可上帝就偏偏爱跟中国开玩笑。令公子2012年的车祸让一切都摊牌了，胡锦涛大败，再没有了一丝挽救的可能。所以国运的转折点不是2018年，而是2012年。令是一个祸国殃民的人，他的废柴儿子之死引发官场巨大的风暴，摧毁了胡锦涛的信誉与布局，之后的历史，我们就都看到了。
2015年股灾后，《经济学人》就注意到，中堂已经被边缘化，中国的经济决策大权，不再由总理掌握。《经济学人》是国外最早注意到这一变化的顶级媒体，也代表了这家百年媒体的水准，可它依然错了。错的原因在于，他毕竟不是中国人，无法深谙中国社会的徽妙。
真实情况是，中堂掌握类似于温总权力的时间只有短短八个月。2013年3月，中堂上任，2013年11月，习近平宣布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并自认组长，这意味着国务院的权力开始被分化，中堂开始被边缘化，只不过边缘化的过程还需要时间。因此前三年，中堂还有一点权力，很快就被架空了。
被架空后，中堂并不是什么都不做，他毕竟名义上还是总理，虽然没能改变结果，还是在努力做事，这是理解中堂十年的关键钥匙，不明白这一点，就不可能客观评价中堂。
我可以这么说，中堂是一个好人，一个非常好的老实人。倒霉的是，上帝不爱老实人，上帝喜欢辜负的，恰恰是老实人。
中堂是共和国历史上最弱势的总理，也是共和国历史上最短命的总理，还是后毛时代以来寿命最短的正国级领导人。
中堂出生平民，你可能会说，他父亲当过官，是的，当过凤阳县县长，退休前混了个副厅级的安徽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可这又算什么呢?在红色出身面前，副厅就是党内农民工。
中堂在党内没有背景，是靠读书改变命运的，这一切都源自于老邓作出的改革开放决定。这就是为什么中堂毕生忠诚于老邓路线，即便是后来被彻底架空。他依然心心念念改革开放，正如他上任之初所说的，改开是中国最大的红利，
中堂的底子是读书人，他原本想做一个学者，从政反而是一场意外。胡总是中堂伯乐，胡总会看上中堂，我觉得是因为他们两人很相似。中堂为人老实，性格柔软，遇事不争，这真的太像胡总了。
如果中堂成为一把手，可以确定，中国会延续不折腾年代，中国会继续改开路线，中国绝不会开倒车，而他本人，更绝不会到站不下车。
偏偏他成为了二把手，这个性格就太要命了，在强势进逼下，他只会不断让步，不断后退。一个人的出身是什么，在党内很多时候是决定性的。
与中堂截然相反的，就是Bo（薄熙来）。B是有傲气的，他属于那类老子就算输了也要输得轰轰烈烈的人，因此哪怕明知机会渺茫，他依然会不顾一切争到底。平民出身的中堂，就做不到。假如中堂是B一样的出身、气场及胆魄，两强制衡，党内平衡是有可能实现的，那任期制和七上八下就不会消失。
中堂上任之初是想大干一场的，直到有一天他发现，自己只能背锅。他背了很多锅，有些是应该背的，更多的是强制他背。
他曾力推上海自贸区，希望将上海建设成大陆的香港，并且以上海自贸区为窗口，在中国各地建自贸区，推动中国跟国际进一步接轨，结果失败了。
他曾实施棚改货币化安置，是因为棚户区民众生活艰苦，就像贫民窟，他想改造棚户区，让这些人能享受城市化红利，这本是好事。结果遇到了“涨价去库存”，引发房地产暴涨，让中国更加深陷房地产泥潭。不仅棚改实践失败了，还遭受骂名。
那么，涨价去库存是谁搞的呢?是鹤总。鹤总是上面首席经济顾问，直接听命上面，骂名则由中堂背。
他普力推互联网金融。本意是中国银行贷款严重偏向央企国企，对民企不公平，互联网金融可以帮助解决中小民企贷款无人问津的局面，结果因为国务院缺乏监管权力，变成了 P2P骗局烂大街。这部分责任，他应该承担。
他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互联网+，很多创业失败的人后来破口大骂，但创业本来就有成败，起码那时的创业环境就是比现在好得多。互联网+，则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必然选择，无论什么行业，最终都必须互联网+，难道你现在能离开移动互联?
他力推简政放权和施政透明，他说对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对人民，法无禁止即可为。这是“克强经济学”的根本，其核心就是向民间让利，即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政府的归政府，政府要服务，不要瞎管。结果还是失败了。
在中国进入极权后，再没有人提透明施政了，更没有人觉得政府应该放权。相反，民间权利被剥夺殆尽。
他力推 RCER资到他力推RCEP 谈判，并签下了RCEP自贸协议，希望中国经济与世界更加融合，减缓倒车速度，结果还是于事无补。
他曾以法律人的思考，希望香港保持一国两制及普通法优势，结果香港的这些优势就在他眼皮底下被摧毁。他希望中国跟发达国家保持友好关系，结果却只能眼睁睁看着中国跟发达国家关系搞砸，新冷战爆发。
他力推医保药品集中采购，让医保局拥有跟药企谈判的权力，这是正确的，也是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做法，目的是以尽可能低的价格拿到尽可能优质的药品，让百姓受益。结果在中国又变质了，最后进医保的都是便宜又无效的垃圾国产药，真正有效的进口药被逆淘汰了，他再次挨骂无数。
他反对做大做强国企，希望国退民进，结果改开后民企被收拾最惨，最疯狂的国进民退，就发生在他任内。他做不了太多，只能尽力刹车，疫情前发生过一波针对民企的杀鸡取卵潮，抓了很多人，罚了很多钱，尤其是珠三角长三角的外贸企业，多多少少都有点税务问题，结果还是中堂出来喊停。当然效果并不大，之后又发生了针对民企的整顿风暴，很多企业家不是消声就是逃亡，国家经济到了改开以来最萧条，无论他如何呼喊保护民企，都无济于事。
三年清零，万民失业。他力推地摊经济，希望能给民众一点喘息，结果刚提出来，就被公开打脸。北京日报说地摊经济不适合北京，央视评论说地摊经济不能一哄而起。等到他卸任后，地摊经济才搞起来，却变成了别人的功劳。
想起来，上任时他想做的事，基本都失败了，他是一个失败的总理。但他还是在努力做一些事，他力推电信行业提速降费，以前宽带是又贵又慢，是中堂介入后才变成不贵还挺快。
他佩服乔布斯，曾力保微信，力推移动互联网服务。微信是2011年出来。
2013-2014正是发展关键期，当时海里很多人要求禁了微信。是他顶住压力，让微信壮大起来，之后就是微信成为中国人生活首选。
淘宝的送货上门颠覆了传统物流行业，触动太多人利益，海里又有人想禁，又是他顶住压力，让它发展了起来，之后就是村村通驿站成为中国社会日常。如果不是中堂，我们今天可能没有微信用，也没有快递上门。
他不支持清零运动却又改变不了，于是他去云南视察时，就公开不戴口罩。
当全民高呼厉害了我的国，他说中国月均收入不到一千的还有六亿人。新冠疫情爆发时，他第一个到武汉，那时病毒还在肆虐，而且没有特效药，这是需要勇气的。
但凡有什么天灾人祸，他总是会去现场，让灾民知道，还有人在关心着他们。讽刺的是，他到灾区的视频，总是被删，似乎有人特别不喜欢他亲民。他离开后，我们再也看不到有人愿意去灾区了。
2015年1月，他来到深圳，向老邓铜像献花。他说：「不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2022年8月，他又来到深圳，向老邓献花，他深情地说，黄河长江不会倒流，不管国际层面如何变化，不管有什么样的复杂情况，中国开放还是要继续往前推进。
他想做很多事，但最终什么都做不了，就连他在深圳高喊坚持改开的视频，都被全网封杀了。
卸任前几天，他寄语发改委工作人员，希望大家牢牢记住，发展还是我们第一要务，发展动力在于改革。之后，他去跟国办工作人员告别，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人在干，天在看。
他是一个悲情总理，却收获了民心，他离世后民间悼念，是自发的。一来是因为他很清廉，二来是因为他让人同情。他像极了我们普通人，被绝对的权威欺辱，却只能一忍再忍，并希望尽力而为。
他没有什么野心，也没有什么权欲。他总是说：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他还很开明，不折腾不斗争，这样的人，能够共情人民的疼痛与酸楚，是最适合做仁宗的。
那些说这个国家的制度就是这样，谁来都一样的人，都是智商不及格的，大概率是打鸡血的蠢货。历史当然没有如果，但如果2013年是中堂上来，中国肯定会比现在好很多很多。
也许还要数十年，中国才能变成一个相对正常的国家，那时已经没有多少人记得中堂了，但我知道历史会记住他。因为他代表了国运的另一种可能性，他是现代中国最需要的那类仁宗，只是没想到会迎来武帝。
2022年10月，年仅67岁的他裸退，比他年纪更大的人，却留了下来。
2023年10月27日，他意外离世，结果还是上不了新闻联播头条。在严厉的审查下，人民的哀悼竟悲壮如冲塔。他说长江黄河不会倒流，其实，早在十几年前，当他被杯葛掉时，长江黄河，就已经在倒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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