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德的反对派和抵抗运动”一词指的是出于政治或宗教原因，反对德国民主共和国统一社会党独裁统治并开展反抗活动 的各种运动的总和。
东德的民权活动人士主要倡导政治体制改革，他们不得不忍受监视、所谓的颠覆活动以及国家安全部实施的监禁和剥夺国籍等镇压。东德也存在强大的教会反对力量，但在德国统一后迅速瓦解。[ 1 ]反对派的主要中心是东柏林、莱比锡和耶拿。
一般的
苏联特别集中营是东德抵抗与镇压历史的一部分。苏联占领区军事当局于1945年设立了这些集中营，并一直运作到1950年。据估计，共有16万名德国人被关押其中。近800人被处决，6.5万人死于饥饿、寒冷、疾病和虐待，近1.2万人被驱逐到苏联古拉格集中营，近7000人被转移到战俘营。[ 2 ]从东德成立到1955年，数千名德国公民——无论他们是东德政权的反对者还是被其视为反对者——被东德当局移交给苏联。约1000人在那里被处决，数千人被关押在古拉格集中营。大约三分之一的囚犯未能活着走出集中营。
胡贝图斯·克纳贝将反对运动分为 10 个阶段，从“抵抗”到“积极抵抗”和“起义”。[ 3 ]
反对和抵抗的形式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1945年政党重新获得合法地位后，反对派人士最初致力于组建政党并参与议会工作。社民党（SPD）是个例外；由于社民党和德国共产党（KPD）被强制合并为统一社会党（SED），社民党遭到取缔，失去了合法的活动途径，被迫进行非法活动。1947年至1950年间，随着各政党和群众组织逐渐被纳粹意识形态所同化，议会反对派活动的可能性也逐渐消失。
政治人物被迫噤声，流亡海外，或加入非法抵抗运动。20世纪50年代，抵抗运动的规模逐渐缩小。 1953年6月17日起义失败，以及国家对反对派成员的镇压，加剧了东德民众的外流，同时也削弱了通过政治抵抗推翻政权的希望。自柏林墙修建以来，公开抵抗逐渐让位于体制框架内的和平反对形式。东德反对派的松散组织虽然被容忍，但其中相当一部分已被东德秘密警察（斯塔西）渗透。
随着东德反对派结构的变化，对其的迫害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在 20 世纪 40 年代和 50 年代初，苏联占领当局以及后来的东德安全当局对反对派和抵抗运动的反应是清洗公共行政部门、大规模逮捕以及大量的谋杀和死刑；随着制度的稳定，政治犯的数量减少了，严厉的惩罚也变得不那么频繁，尽管对积极参与抵抗运动的人仍然判处长期监禁。
当时的联邦共和国的作用
在分裂的德国，东德的反对派处境特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模式可以作为东德反对派政治建立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典范。
最初，西德各组织在后勤、财政和组织上支持抵抗运动，将其视为争取自由的斗争。特别是，许多被迫流亡的反对派政治家在西方继续进行斗争。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来自西德的公众支持逐渐减弱：最迟到20世纪60年代末，一些人认为东德的反对派破坏了东西德之间的缓和进程。
另一方面，逃往西方的可能性导致东德反对派力量的削弱。每有一名反对派成员前往西方，东德就少了一名能够代表他们立场的人。东德也刻意利用了这种效应；沃尔夫·比尔曼的流亡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作为1964年开始的囚犯交换计划的一部分，西德共花费超过34亿德国马克，从东德赎回了33755名政治犯。法官于尔根·韦岑斯坦-奥伦施莱格在此过程中扮演了尤为重要的角色，他抬高了自己所判刑犯的释放价格，随后带着勒索来的数百万德国马克潜逃。
在20世纪80年代的示威活动中，西德电视台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西德记者经常亲临现场并拍摄东德反对派的行动，东德安全部队往往（尽管并非总是如此）避免对示威者使用过度武力。西方媒体有时也扮演着与东德官方宣传相抗衡的角色。例如，从西柏林播出的广播节目“Radio 100”就是这样一种反叙事。
抵抗运动的组织
20世纪40年代末，针对苏联占领区和东德政权，涌现出许多抵抗组织。除了自发形成的团体（其中一些组织较为松散，例如贝尔特集团）之外，也存在一些规模庞大、组织严密的抵抗组织。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各民主党派在东德的分支机构以及德国工会联合会（ DGB）。
1950年，魏玛的一个苏联军事法庭判处三名抵抗组织成员死刑并执行。该组织成员曾散发传单并干扰官方广播。[ 4 ]
新的批判团体层出不穷。例如，社会和平服务社（SoFd）于1980年在德累斯顿成立； 1981年成立了发起1982年2月13日呼吁的倡议小组；1985年在柏林成立了和平与人权倡议组织（IFM）；1986年在莱比锡成立了人权工作组（成员包括克里斯托夫·沃内贝格、斯特芬·格雷施、奥利弗·克洛斯等人）；1987年成立了莱比锡正义工作组（成员包括托马斯·鲁道夫、雷纳·穆勒等人），东德全国性的莱比锡周六圈正是由此发展而来。
1981年在西德出版的莫妮卡·马龙的小说《Flugasche》和1988年在西德拍摄的斯特凡·海姆的《施瓦岑贝格》（ Schwarzenberg，1984）被称为“东德反对派文学” ；鲁道夫·巴罗(Rudolf Bahro) 的政治文章《替代方案》( Die Alternative )（1978 年）和雷纳·昆泽 (Reiner Kunze)的故事集《世界奇迹》(Die wunderbaren Jahre)也是如此，后者由巴伐利亚广播电台 (Bayerischer Rundfunk)于 1979 年拍摄。
新论坛党在1989年和平革命的高峰期成为最突出的替代政党，但未能获得长期的支持。随着统一后的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权的垮台，这类公民社会团体再次失去了影响力 。
政治地下出版物
地下出版物（俄语： Самиздат）指的是作者自行出版的作品，由于其内容以及作者对政治体制的立场，这些作品不被允许印刷发行。国家对媒体的审查阻碍了正规出版。然而，像萨沙·安德森这样的作者，一方面参与反对派出版物，另一方面又以非官方身份为国家安全部工作。
在东德后期，最重要的政治地下出版物之一是柏林锡安教会环境图书馆出版的《环境报》（Umweltblätter）。1989年秋季，该刊更名为《电讯报》（Telegraph）杂志。撒玛利亚教会也分发一些地下出版物，例如弗里德里希斯海因和平、人权和公民运动在雷纳·埃佩尔曼和托马斯·韦尔茨领导下出版的《变革时代》（Wendezeit）、《平安》（ Schalom）和《道路指南》（Wegzehr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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