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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控制西域絲路貿易交通的諸印歐民族：月支人、粟特人（Sogdian）、吐火羅人、波斯人等，透過貿易，將「秦」之大名，以其語言：「Čīn、Čīna、 Činastan」等傳至印度，以及地中海彼岸的希臘。這就是「China」一詞之由來。
文：施雅仁（Allen Shih）
「China」之由來
今日的中文使用者習慣將「China」與「中國」互譯似乎已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而同屬漢字文化圈的越南、韓國，以及日本也是如此：今越南文翻譯「China」為Trung Quốc（發音ChongKuok）；韓文為중국（發音jung-guk）二者皆為「中國」之音譯；日文則使用漢字「中国」（發音Chū-goku）。
「China」是自古外國人稱呼華夏地區的地理名詞，英語、德語、西班牙、葡萄牙等語同為「China」、法語為「Chine」、義大利語為「Cina」，以上諸語皆源自拉丁語的「Sina」。而拉丁語「Sina」 則源於古希臘語「Činai」（羅馬字母轉譯）。以上諸語中的「i」皆發長母音/iː/，中古英語「China」的「i」原本也是發長母音/iː/，發音為/`tʃiːnә/，是到了14-15世紀發生了語音轉變 ：「元音大轉移」（Great Vowel Shift）【註1】，長母音的/iː/最終轉化成了現代英語的/ai/，因而英語才會將China發音為/`tʃainә/，與原音不符。
「China」之漢字取其音譯為「支那」或「脂那」、「至那」，另譯有「震旦 」、「振旦」、「真旦」等，（此與支那、脂那、至那為同詞源，見下文）近兩千年以來即見於佛經及史籍之中。
支那、脂那、至那，及震旦 、振旦等同源之音譯在西元三世紀的東漢末、西晉時期始見於佛教經典。如《釋迦方誌》（成書於西元650年）卷上「中邊」篇引「成光子」言：「中天竺國東至振旦國五萬八千里，（振旦即神州之號也，彼人目之。）⋯⋯」據云，成光子於漢獻帝建安十年（西元205年）奉命入印度；東晉帛尸梨密多羅（西元？～343年，西域龜茲國人）的《灌頂經》（卷六）說：「閻浮提界內，有震旦國，我遣三聖在中化導」；隋朝天竺法師那連提耶舍（西元490-589年）譯《佛說德護長者經》：「我鉢當至沙勒國，從爾次第至脂那國。」；唐玄奘法師（602-664 年）所著之《大唐西域記》中記載，戒日王問玄奘：「大唐國在何方？」玄奘對曰：「當此東北數萬餘里，印度所謂摩訶至那國（Mahachinasthana）是也。」（「摩訶」是大之意，即大至那國），又曰：「或作震旦、脂那，今作支那。」【註2】
China（支那）一詞源於西元前9世紀受周朝封於秦邑（今甘肅天水）之「秦國」
歐洲人開啓大航海時代之後，最早提出這個理論的歐洲學者，是天主教耶穌會義大利籍傳教士衛匡國（Martino Martini）。他於1655年出版的《中國新地圖》（Novus Atlas Sinensis），在序言中提出了此觀點。後世幾位歐洲著名的漢學家、語言學家亦支持此說，如：法國的鮑迪埃（Guillaume Pauthier，1801-1873）、伯希和（Paul Eugène Pelliot，1878-1945），以及德裔美籍的勞費爾（Berthold Laufer，1874-1934）等人。
通曉多種中亞語言的勞費爾提出以下考證：「China」的中古波斯語（轉譯為羅馬字母 , 以下諸語言同）是「Čīn」，梵語（Sankrit）為「Cīna」，亞美尼亞語為 「Čenk、Čenastan」，粟特語（Sogdian）為「Čynstn 、Činastan」（Čynstn發音為/dzinsdan/，Činastan為/dzinasdan/，「-stan」之後綴詞為「的土地」之意【註3】，佛經譯經師取其前後音，譯為震旦、振旦、真旦等），對應於古希臘語的「Činai」，而帶有Č的伊朗語形式對應在梵語成「Cīna 、Čina」。
漢語的首字「dž」在伊朗語中被硬顎音「Č」複製。秦的古語音值是/dzin/、/džin/，（為濁音），在伊朗語Čīn發音即是/džin/，而以上之梵語，古希臘語之名稱與語音亦皆一致。」【註4】
勞費爾等學者會以中亞及梵語諸語考證「支那」之詞源，良有以也，因為最早接觸華夏並傳播「China」之名的，就是這些透過早期的絲路與華夏貿易往來的中亞草原民族 。
印歐語系草原民族
大約始於西元前三千年左右，居住於裏海與黑海之間的高加索山脈的高加索民族（Caucasian），即白種人，語言學稱其為印歐語系民族，以輻射狀開始向四方遷徙。向西方與北方者形成日後的歐洲各民族；向東南方者部分停留在中亞的河中地區，形成粟特人、吐火羅人；部分繼續進入波斯以及天竺（印度），形成日後的雅利安人（Aryan）；另一支向東，進入哈薩克草原，形成薩迦人（Sake），也就是史記及漢書所稱的「塞種」。
另一部分越過帕米爾高原進入天山以南的塔里木盆地，塔克拉瑪干沙漠南北兩沿的綠洲定居，形成日後的城邦國家諸如鄯善、龜茲、樓蘭、疏勒、且末等，史記、漢書所稱的西域三十六國；一部分繼續向東進入今甘肅省河西走廊，日後秦漢所稱的月支、烏孫人；更遠者，進入了陝甘寧盆地（或稱鄂爾多斯盆地），即日後春秋時秦國以及晉國部分領域。【註5】
周王朝統稱西邊（指秦國以西）的這些印歐語系草原民族為西戎。《史記．秦本記》載：「（秦穆公）三十七年（西元前623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春秋時一里約等於416公尺，開地千里約只四百多公里，秦國疆域最西只達甘肅東部，直至秦始皇統一東方六國後，甘肅北部的河西走廊仍為印歐語系民族的月支人所有。
秦稱戎狄
西元前770年秦國因為助周平王東遷有功（由陝西之關中地區遷都至河南洛陽），周王封秦襄公為爵，正式成為周王朝之諸候國，然而秦的主要構成民族並非華夏（漢）族，而是上述被稱為「戎」的印歐語系白種人、其他部分有被稱為「狄」的北方蒙古人先民，以及周王朝遷都後，留居在關中的遺民。
秦人的外貌體形、習俗文化皆同西戎，如《左傳》襄公十四年（秦襄公，西元前777- 前766年在位）自語：「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為自詡為衣冠禮樂文明之族的東方華夏各諸候國所鄙視。諸夏各國視秦為夷狄。《公羊傳 · 僖公三十三年》：「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史記》卷五《秦本紀》：「視之為夷狄也。」中原人對秦人一向以 「夷翟（狄）遇之」。
秦人為騎馬的草原民族，善於牧馬騎射、剽悍勇猛。東方中原以農為主的華夏民族視秦如寇讎，儒者稱秦為「虎狼之國」，懷「虎狼之心 」，口出惡言：「不識禮義德行，若禽獸耳」【註6】。兩千多年後的十九世紀，當大清帝國敗戰於英法聯軍（英法也是印歐語系的高加索種人），簽訂天津條約，根據中英條約，兩國應「交派秉權大臣，分詣大清，大英京師」，即互派大使駐京。
英、法兩方提出：「欽差各等大員及各眷屬可在京師，或長行居住，或能隨時往來。」此事在清廷引起巨大震動，羣臣皆曰不可。吏部尚書周祖培等人上書咸豐皇帝，陳述公使駐京有「八大害」，其五即為「該夷之立夷館，則專為倡行天主教而設，京師首善之區，若遭蠱誘，則衣冠禮樂之族，夷為禽獸，其害五也。」【註7】每當中華敗於異族，則自詡為衣冠禮樂之族，詆辱戰勝方為夷狄禽獸，這似乎是中華自古以來獨有的精神勝利法。
秦國盛產絲綢又位處西域絲路之起點
絲路從上古時期（西元前15世紀）開始陸續形成。考古發現最遲不晚於西元前13世紀，中原與西域甚至更遠的西亞、地中海地區就已透過絲路進行絲綢的貿易往來 。華夏民族在西元前三千多年前發明了絲綢【註8】。因為絲綢貿易獲利驚人，中原歷朝皆嚴密控制絲綢的織造和養蠶技術的流傳，直至中世紀為止，幾乎壟斷了絲綢的生產製造。
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提及秦國一位官商在與戎王（應該是河西走廊的月支部落首領）的絲綢交易中，獲利十倍，換得的馬牛數量以山谷計算（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畜至用谷量馬牛）【註9】，可見其利益之鉅。西元前一世紀至三世紀，月支人建立了由多個印歐語系民族組成的大帝國 ：「貴霜帝國」（Kushan Empire），帝國鼎盛時期的疆域涵蓋今原俄屬中亞、阿富汗全境、伊朗東部，巴基斯坦的北半部，印度的旁遮普省。掌握了中華、波斯、印度三個文明之間的國際貿易。據今人研究，貴霜帝國的官僚組織和軍隊皆是為了維持和控制貿易活動而運作，政府的主要收入就是貿易。【註10】
陝西自古就是蠶桑之地。關中是古代華夏蠶桑絲織的主要發源地。詩經中之「豳（bīn）風 」為關中地區之詩歌，其中之《七月》描述了採桑及染絲：「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婦女提著籮筐，一路沿著小徑，採摘桑葉。）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七月伯勞鳴叫。八月絲事已畢、麻事開始，染好的絲綢有黑有黃。唯有我染的鮮亮紅色，當給貴人作衣裳。）」
秦國位處蠶桑絲綢生產之中心，其種族、語言、文化、習俗又近於西域民族，地利與人和的條件皆具，與河西走廊及塔里木盆地綠洲城市的月支人早在先秦時期就開始了大量的通商貿易。早期的絲綢貿易，西域民族以其聞名的良馬、崑崙玉石（和田玉）、寶石、黃金等物交易珍奇的絲綢。
印歐語系的草原民族，不僅善於騎射爭戰，亦善於經商。（《漢書 ．西域傳》形容這些民族是「善賈市，爭分銖。」）這些控制西域絲路貿易交通的諸印歐民族：月支人、粟特人（Sogdian）、吐火羅人、波斯人等，透過貿易，將「秦」之大名，以其語言：「Čīn、Čīna、Činastan」等傳至印度，以及地中海彼岸的希臘。這就是「China」一詞之由來。
「China」正確的譯名是「秦土」
漢語佛教經典從梵文譯出者始於鳩摩羅什（334-413年）。（見鳩摩羅什之弟子．僧叡的〈大品經序〉：「胡音失者，正以天竺。」）此前的譯經師多是來自西域的印歐語系民族。這些譯經師將佛經譯為漢語，依據的是其本國的犍陀羅語本或是吐火羅語本佛經，而非古印度語的「普拉克里特」（Prakrit）文之原本【註11】。這些譯經師如：西晉時的竺法護（233-310年）貴霜國月支人，西元266年至洛陽開始譯經。譯有《普曜經》，此經第七「現書品」的第二十書譯為「秦書」。
三百多年後來自天竺的僧人地婆訶羅（613年-687年）則是依據梵語本佛經翻譯同一部經，名為《方廣大莊嚴經》，其第四品則譯為「支那書」。 竺法護翻譯佛典依據的是犍陀羅語本【註12】；苻秦（338年-385年）時，也是來自西域的吐火羅僧人曇摩難提，也是依據犍陀羅語本、或吐火羅本翻譯佛經，所譯之《阿育王息壞目因緣經》也以直譯「秦土」譯中土 ，而不用「支那」。
將原文佛經譯為犍陀羅語本或土火羅語本的月支人、土火羅人等原始譯者，很清楚原文的「Cīna」或「Čina」指的就是「秦」及「秦土」，因為該詞的來源正是出自於這些民族的語言。
今「支那」一詞，已被嚴重誤導為帶有歧視之義，或許用「秦土」這個最正確的譯名取代「支那」，得以消解紛爭？
註釋
[1] 丹麥語言學家葉斯柏森（Otto Jespersen 1860年-1943年）提出之「Great Vowel Shift.」
[2]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支那條。
[3] 「-stan」 後綴詞為「-land」之意。仍見於今日多個中亞國家的國名，如吉爾吉斯（Kyrgyzstan）、巴基斯坦（Pakistan）、烏茲別克（Uzbekistan）、哈薩克（Kazakhstan）、土庫曼（Turkmenistan）等。
[4] Berthold Laufer “ Sino-Iranica: China and Ancient Iran“ 《中國伊朗編》（1919）。
[5]參考 劉學銚《唐代以來的邊疆策略》。
[6] 《史記．秦本紀》：「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戰國策 》西周二〈秦令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今秦者，虎狼之國 也。」；《史記．魏世家》：「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
[7] 《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 卷二十六。
[8] 西元前13世紀商代帝王武丁的配偶「婦好」墳塋中即發現了產自新疆崑崙山的玉器（和田玉）；考古在埃及的「帝王谷」（Valley of the Kings）發現一具公元前11世紀的木乃伊穿著華夏的絲綢。Wiki 絲綢之路；絲綢歷史。
[9] 《史記・貨殖列傳》：「烏氏（地名）倮（人名）畜牧，及眾，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畜至用谷量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
[10] 周伯戡《佛教初傳流佈中國考》，301頁。
[11] 佛陀傳法使用的語言，為印度-雅利安語之分支。周伯戡《佛教初傳流佈中國考》，309頁。
[12] 英國學者John Brough認為竺法護所譯的《普曜經》出於建陀羅語。周伯戡《佛教初傳流佈中國考》30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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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潘柏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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