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专访「国光作业室」主任朱元琮将军
一九六０年九月，当时任职于国民党军台湾第一军团副司令的朱元琮将军，奉命担任那年「双十国庆」阅兵大典总指挥官。那年参与阅兵的单位，包括陆军第二军部直属部队、陆军第六十七师、三军官校学生队、政工干校女生大队、陆战队、蛙人部队、空军作战司令部和高炮部队……浩浩荡荡，不下两三万部队通过阅兵台前，站在台北「总统府」三楼阅兵台上的蒋介石，向受阅部队行举手军礼答礼，表情严肃，威仪棣棣。
一九六０年，恰值蒋介石退守台湾宣布「复职」后十年，这是国民党当局败退台湾十年后，一场最大规模的阅兵典礼，老先生满心想效法春秋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在他的思维里，直把台湾岛当成昔日北伐前夕的黄埔岛。因此，蒋介石不无利用这次阅兵，宣示「秣马厉兵」「誓师反攻」的意味。然而，蒋介石却轻忽了一个最重要的客观事实，黄埔岛时代，他面对的敌人是受到全中国老百姓唾弃、四分五裂、松散落伍的反动军阀。而台湾岛时代，他所面对的，是一个组织严密、兵强马壮，而且正在埋头研发原子弹，拥有四、五百万正规军（这批军队还曾经彻底打败过蒋介石），和数倍于此的民兵部队的新中国。明眼人心里有数，蒋介石此举，无异以卵击石，却没有人敢当面说破。
双十阅兵后隔不了数日，蒋介石下令调升朱元琮为「国防部作战次长室执行官」。
又过了一个月，朱元琮被急召至士林官邸，蒋介石开门见山的说：「元琮，我派你即日启程，代表我去一趟滇缅寮边区，去看看柳元麟的部队。」
柳元麟，黄埔军校第四期步科学生，浙江慈溪人。抗战时期曾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警卫团上校副团长，侍从室少将组长，曾是蒋介石嫡系中的嫡系。一九四七年「陆军大学」将官班毕业后，柳元麟被晋升为「总统」侍从室少将副侍卫长。国共内战末期，任第八军副军长。一九四九年底，第八军军长李弥与柳元麟等，率第八军残部败退至缅北、寮国、泰国交界处一个三不管的角落，负隅顽抗，国民党当局任命李弥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
稍后，柳元麟辗转从缅北回到台湾，蒋介石赋与他岛内的新职是国防部作战督察研究委员会委员。一九五四年，缅甸政府军对缅北国民党军残部发动猛攻，蒋介石命柳元麟从台湾兼程赶回缅北，重整队伍，集中四千五百多人，成立「云南人民反共救国军」。蒋介石一度希望借着柳元麟在缅北组织的这支游击武力，配合台湾的国民党军部队，分别从大陆的东南和西南两个方向，发动「钳形」攻势，两面夹攻，「反攻大陆」。
蒋介石交付给朱元琮的秘密任务，其实就是要为日后发动钳形「反攻」计划铺路。
朱元琮以「国防部作战次长室执行官」的身份，带着慰问金新台币二十万元，远赴迹近蛮荒之境的泰缅寮边区。那里和大陆云南省鸡犬相闻，是一大片被深不见底的亚热带丛林包围的化外之地。柳元麟带领的部队，对外号称是「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实则是仍拥有国民党军番号的云南反共游击队，他利用这块遍地是蚂蝗、疟蚊和鸦片烟的三不管的丛林山区，扎营垦荒打游击，扩大与巩固势力范围，随时听候台北的命令，俟机而动，对大陆发动攻势。
曾任蒋介石座机驾驶的国民党军将领衣复恩，在回忆录中，形容柳元麟游击队驻扎的地方「那里生活很苦，瘴气弥漫，我们稍停休息，即见无数蚂蝗掉在马身上吸血，当然也会掉在人身上，情形极为可怕！由柳总部，我们乘船沿澜沧江南下，到达一小村，那里有一些由大陆逃去的难民，也有几位我政府人员在那里工作，设有电台与台湾连络。」
朱元琮见到柳元麟，转交给他一封蒋介石的手令。朱元琮说，「总统」的意思，要你们坚守阵地，日后配合台湾从大陆东南沿海登陆，你们从西南攻进云南，两路并进，对共产党发动钳形攻势。遵照蒋介石的指示，在那个自古被视为西南瘴疠之地，到处是蚂蝗与疟蚊，各种疾病丛生的滇缅寮边区，朱元琮和柳元麟统率的游击队共同生活了一两个月。
朱元琮事后追忆，蒋介石对柳元麟在游击区的表现并不满意，一度有意以夏济平将军取代柳元麟，寄望夏济平整顿游击队，将云南边境变成「反攻大陆」的支战场。但在夏济平尚未进入情况时，不便阵前换将，只好先派夏济平去当游击区的「主任」，打算等夏熟悉当地情况，再把柳元麟调回台北。
一九六一年春节过后，朱元琮风尘仆仆回到台北，才刚回到家里，接获「副参谋总长」赖名汤紧急电话：「『总统』要召见我们，你赶紧准备一下吧，我们一起上桃园角板山。」（角板山距台北市区约五十公里路程）两人匆匆赶到角板山宾馆，侍卫长胡炘单独带领朱元琮走到宾馆后侧，一座名为「思恩亭」的八角亭，此处景致酷似奉化妙高台，故而蒋介石甚喜在此处远眺静思。朱元琮但见蒋介石身着一袭长袍，端坐亭中一张藤椅子上，若有所思。朱元琮双脚并拢，向蒋介石行了一个军礼，蒋介石点点头，招呼朱元琮坐在对面石凳。
「元琮，柳元麟那边的情况如何？」蒋介石急切地想清楚滇缅边境的近况。
朱元琮一五一十地把这趟泰缅竂之行，向老先生作了汇报。诸如泰缅竂边区的环境，官兵生活，部队士气，部队战力等等，都作了详尽说明。蒋介石听完朱元琮的汇报，又细部询问了边区部队内部情况，老先生最后告诉朱元琮：「好！好！很好！我有更重要的任务要派给你，你先回去休息吧。」
一九六一年四月一日，蒋介石下手令，成立一个名为「国光作业室」的新单位，指派朱元琮担任主任，并调派三十余名来自陆海空军各个兵种的将校级军官，即刻进驻位于台北郊区三峡镇大埔，一处原定作为「行政院战时疏散办公室」的营区里。「国光作业室」才成立不过三个礼拜，一九六一年四月底的一个早上，蒋介石就召集「国光作业室」核心参谋将校，在三峡大埔营区的地下兵棋室开会。
蒋老先生急切地要参谋取来一张又一张的大型地图，多半是福建、广东沿海的军事地图，他不断端详那些地图，不时陷入沉思。
「那年他七十五岁，年龄慢慢大了，心里急的不得了，大陆是从他手里丢掉的，责任沉重，再不反攻，来不及了！」朱元琮的记忆中，蒋介石当天急切之情溢于言表。
头一次开会，「副总统」陈诚在会议桌上说了关键性的一段话：「我们的力量只够支持初期的登陆作战，登陆成功以后，就要靠在大陆上以战养战。必须以三个月的战备，包含军需民用，打六个月的仗，以后的人力、物力只靠台湾是不够的，要从大陆就地补给。」
冲着陈诚这句「以三个月的战备，打六个月的仗」，国民党当局开始在台湾岛内征收「国防特别捐」，据估算，这项专门为实现蒋介石反攻梦想而征收的「国防特别捐」，总金额约为新台币二十亿元。这二十亿台币，就是蒋先生的「赌本」。
朱元琮回忆：「老先生认为，光是依靠台湾的力量是不够的，所以命令经国先生到美国去，希望能说服美国政府，支持我们『反攻大陆』的计划。」
「国光作业室」成立两年后，一九六三年九月六号，蒋介石命令蒋经国（时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到华盛顿密见美国总统肯尼迪。但是，由于一九六一年四月猪猡湾事件突袭古巴失败的教训，以及考虑与北京进一步改善关系的可能性（斯时中美两国早已密集展开于维也纳、日内瓦之秘密会谈），肯尼迪拒绝了蒋经国请求美国支持「反攻大陆」的构想，尽管蒋介石的意思仅止于「美国出枪炮，台湾出军队」，并未得到肯尼迪当局积极响应。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二号，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副总统约翰逊继位。
根据蒋介石的一份秘密谈话记录，蒋介石曾经亲口透露，一九六四年四月间，美国国务卿鲁斯克（David Dean Rusk）访问台湾时，曾经与蒋介石讨论越南问题，当时蒋介石曾经表示，要赢得越战，必须切断自中国大陆至北越之交通线。
这份秘密谈话记录显示，蒋介石当面向鲁斯克建议，使用国民党部队占领北越与云南、广西边境的若干军事据点，截断大陆与北越的连系。但是，鲁斯克并未采纳蒋介石的这项提议，显然，美国人清楚蒋介石的目的，是想借着「协助」越战之名，行「反攻大陆」之实。蒋介石事后表示，一九六四年七月以前，共军尚未在云南及广西地区加强兵力布署，他向美国建议，假使能以空降方式，将国民党军送入这一地区，将可有效控制这一带地方。由于美国不接受他的建议，老先生曾向人抱怨，一九六四年八月以后，整个局面为之改观，共军大量增兵云南、广西。
蒋介石在一次谈话中，透露了曾经向美国提出的另外一次「反攻大陆」计划：「有一时期，有些人主张攻取海南岛，认为此举可以牵制在华南共军，并可以支持越战，但是此一主张过去可能有利，目前已经失去意义。因为共０亦已经在海南岛增兵，并且进占海南岛。」
为此，蒋介石亦屡屡向美国方面抱怨：「『中华民国政府』虽然始终愿意协助越南及美国，解决越南问题，但始终无从获得提供援助之途径。」
国民党当局连续错失了好几次「反攻大陆」的机会，虽然接连遭美国方面拒绝，蒋介石并未就此放弃他的圆梦计划。事实上，蒋介石早有心理准备，他心知不能完全将赌注放在美国身上。
多年来，因惟恐美国强力阻挠他「反攻大陆」，蒋介石巧妙而慎重地布置着他的秘密计划。为求万无一失，并避免美国从中破坏，蒋介石采取一种两手策略，模仿韩信「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两面手法。蒋介石想借着这个两面手法，一方面大量争取美援，厚植军事实力，另方面是要掩护他真正的反攻计划。蒋介石的「明修栈道」，是由国防部负责「联五」的余伯泉将军，草拟一套蒋美联合「反攻大陆」的「巨光计划」。而其「暗渡陈仓」，则是委由朱元琮及其麾下众多将校参谋，日以继夜秘密从事的「国光计划」。（按：国民党军及今之台湾「国防部」实行美军分工制度，在「国防部」辖下，「联一」掌管人事、「联二」管情报、「联三」管作战、「联四」管后勤、「联五」负责作战计划）
简单地讲，「巨光计划」不过是一套诱骗美国人的幌子，蒋介石希望以「巨光计划」掩饰他真正的底牌「国光计划」。蒋介石想拿「巨光计划」来「掩其耳」，以「国光计划」来「盗其铃」。
以这套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的手法，从一九六一年四月，到一九六五年六月，蒋介石整整对美国人虚与委蛇了四年多时间。从一九四九年败退台湾以来，蒋介石酝酿「反攻」已经有十六年时间，蒋介石判断，一九六五年前后，大陆内部正忙于一连串的政治运动，对外防备松懈，是对大陆动武的大好时机。一九六五年六月十六号，蒋介石在主持纪念黄埔军校校庆时，在台湾凤山陆军官校的大校场上，对着全体国民党军高级将校，和受校阅的官校学生，慷慨激昂地向将校们训话：「大陆在我们手里丢掉，就要在我们的手里把它拿回来！」在这篇训话的尾声，老先生竟然出人意表地当众宣布：「我们在大陆上见！」
蒋介石在陆军官校宣布「我们在大陆上见！」，这无异等于半公开地揭开了自己的底牌。蒋介石长期以来始终以「巨光计划」混淆美国人，以掩护真正落实反攻行动的「国光计划」，这套师法韩信「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两面手法，俨然即将走入历史，蒋介石想玩真的了。「我们在大陆上再见！」意味着蒋介石吹起了「反攻号角」。
证诸史实，蒋介石这句「我们在大陆上再见！」其实决非造次之言，老先生已下定决心准备大干一场。
蒋介石在台湾凤山陆军官校，讲完：「我们在大陆上再见！」之后的一个半月，亦即一九六五年八月一日，一位神秘的访宾──克莱恩（Ray Steiner Cline），从美国悄悄来到台湾。克莱恩比蒋经国小十岁，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二战时期加入美国战略情报处（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抗战时期派驻中国工作。蒋介石败退台湾之后，克莱恩一度调回美国，复于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一年，调任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台湾代表。这段期间，蒋美双方相互依赖程度很深，克莱恩因工作关系，与蒋介石父子过从甚密。为示亲腻，蒋介石父子为他取了一个中国名字葛来英（或葛莱茵）先生，台北官方则译之为克莱因或克莱恩。一九六五年八月一日，蒋介石邀请克莱因到台湾访问时，克氏已于一九六二被调回美国，在中央情报局局本部担任掌理情报事务的代理主任。因此，克氏当时是以美国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的身份到访，负有工作任务。
以情报单位在美国政府决策上扮演的吃重角色，克氏之身份，仍具有举足轻重之份量。蒋老先生和克莱因会谈的地点，就选在台北阳明山蒋介石的夏季官邸（按：原址即二００七年遭民进党人纵火烧毁的「草山行馆」）。两人表面上是就越战和两方合作事宜为主题，接连密谈两天，然而，蒋介石邀请克莱因密谈的真正目的，是想借着越战升高的机会，假藉帮助美国打越战的理由，从大陆广东或福建实施其「反攻大陆」计划。
蒋介石希望假手克莱因，将此一重要讯息传达给美国当局。
就在蒋介石和克莱因在阳明山密谈的同时，一支负责到大陆东南沿海侦察共军防备实况的特遣部队，已经一切就绪，随时可以整装待发。照「国光作业室」的安排，这批特遣人员如果任务顺利，国民党军将多管齐下同时从金门、澎湖、台湾各个兵力集结地点，朝预定登陆地点进发──这个预定的反攻登陆地点，首要目标是广东沿海，其次是福建沿海。蒋先生的构想中，国民党军应该像一把刀，从广东插进越南的大后方，表面上为截断越南补给线，实际上是遂行其「反攻」计划，然后，他可以重演一九二五年的陈年剧目，循着北伐战争的路线，一路直逼北京。当然，这是蒋介石的如意算盘，真实的世界可不那么如意。
我们再把场景拉到阳明山，那场原本极具历史意义的蒋、克密会的实况。根据大溪档案记载，当天与会的人，除了蒋介石、克莱因两人，在场者还有宋美龄、「国防部长」蒋经国、「外交部长」沈昌焕、美国大使馆代办高立夫、「新闻局长」沈剑虹（担任会谈翻译）
会谈从亚洲局势和世界各国局势谈起，蒋介石和克莱因谈到末尾，将谈话重点从那时正打得如火如荼的越南战争，直接谈到大陆核子试爆与制造原子弹对台湾造成了严重威胁。蒋介石告诉克莱恩：「越战将无法在越南内部来求解决，而必须在越南以外地区来求得解决，这是我对美国朋友的忠告，去秋共０（按：蒋介石对大陆方面的轻蔑称呼）作第一次核子试爆后，我曾对你说明了亚洲局势之严重性，而今第二次试爆以后，更加上了一层阴影。第一次试爆后，共０说：不投降就要毁灭，现在第二次试爆以后，共０又说：不是统一就是灭亡。」
蒋介石接着说：「共０对于核子武器能力，倘以一月制造核弹一颗来论，一年就有十二颗；而事实上祗要三颗，一颗用在台北，一颗用在左高地区，一颗用在公馆机场，就可以毁灭台湾，因之我们不但不能再等一年，就是半年亦等不及了。共０对外宣传，说他现有核弹可以炸毁台湾，届时即是第七舰队要来保卫台湾，亦不可能了。自共０第二次核子试爆以后，我军民心理上都有空前的恐惧和忧虑，这是不容忽视的心理趋向。美国在目前祗注意越战而忽略中国情势，须知越南与中国是不可分开的问题的一体两面。」从蒋介石告诉克莱因的这段话，可以得知，他之所以选择一九六五年四月，成立「国光作业室」，积极搞所谓的「反攻大陆」计划，其目的和动机，有很大一部份原因，与大陆制造原子弹，造成蒋介石心理恐慌，有密不可分的关联。
所以，蒋介石说的「自共０第二次核子试爆以后，我军民心理上都有空前的恐惧和忧虑，这是不容忽视的心理趋向」是最最关键性的一句话。蒋介石时时刻刻担心大陆把原子弹「一颗用在台北，一颗用在左高地区，一颗用在公馆机场，就可以毁灭台湾」。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大陆第一枚原子弹试爆成功的消息，很快传到蒋介石耳里，大陆方面研制原子弹成功，蒋介石震惊之余，他一度希望以强烈的武装反制行动，摧毁大陆的核子弹相关设施。数日之后，蒋老先生在台北石牌对一群国民党军高级将领说：「我们只有战，才有生路；不战，只有死路一条，与其在共产党原子弹轰炸下而死，不如战死；与其死在台湾，不如死在大陆；与其被美国人出卖而死，不如战死在战场。」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号，蒋介石在金门对一群国民党军干部说：「我明年就是八十岁的人，我一定要在有生之年，带着你们打回大陆去。」
可以这么说，三个重要因素促使蒋介石急于在一九六五年，发动一场具有决定性的「反攻大陆」战争。这三个重要因素是：一、中共研制成功原子弹；二、越战的持续扩大；三、蒋介石担心自己年寿有限，他必须尽早发动反攻战争。
蒋介石与克莱因在一九六五年八月三号，进行第二场密谈。这场密谈的最高潮，无疑乃是「反攻大陆」问题，蒋介石希望透过克莱因，向华盛顿当局宣示国党当局的「反攻」军事行动，实际上是要对越南的美军部队施以援手，作援魏救赵之举。蒋介石希望以协助越南美军为出发点，能争取美国对其「反攻大陆」行动的认同。
蒋介石向克莱因提出他的「锦囊妙计」──实质上这套方案根本就是众多「反攻大陆」方案之一，蒋介石向克莱因娓娓道来：「…此种间接帮助美国解决越战之方式，可以将中国军队在沿海适当地点，及北越后方登陆，或着陆以牵制匪军并打击北越后方。因为吾人是独立作战，与美国及苏俄均无关，且距越战范围尚有一段距离，吾人之目标是为拯救大陆同胞，恢复中国人民之自由，自然不会牵连美国。」
蒋介石明确告知克莱因国民党军预备登岸地点：「吾人如在广东或福建，最好是在广东来攻打共０，即可切断共０接济北越交通线，因为共０接济北越之物资，都是自广东经由陆路及水路而运入北越。此一构想如能实现，则越南问题不解决也能解决，余之所以认为最好是在广东，是因为能占领广东，即可控制香港，断绝共０经济生命线百分之七十，且控制广东，亦可以切断共０通往北越之海陆交通线，断绝所有运往北越物资之来源，使越南问题容易解决。其次广东人民及社会团体反共情绪高涨，一旦国军反攻，必可群起响应，此种情绪与福建不同，因为在福建必须先能占领若干战略要点，并且初期作战能获顺利进展，才能使人民起而响应，其性质较为缓进，不如广东之反应迅速。余认为惟有采取此一办法，方能缩短越战之时间，帮助美国减轻负担，减少美国在越战中之危险性，既可使美国赢得和平，又可使中华民国恢复人民之自由，此对中美双方均属有利，余深信让中华民国国军独立对匪作战，决不会牵连越南、美国与苏俄，因为其性质纯粹是内战，是中国内部的问题。」
克莱因针对蒋介石提及有关越战及「反攻大陆」的各点说法，也作出了他的回应，克莱因说：「美方态度，是以美军在越南与共党作战，被消耗之程度为转移。如果美国认为共０确实对美国实施消耗战，且美军在越南被消耗之程度逐渐增大，则可能促使美国改变其对中华民国反攻大陆行动之态度。」
克莱因这段答复，已经间接且委婉告诉蒋介石，美国政府迄今仍反对国民党当局对大陆动武。
克莱因接着又说：「吾人必须能确实判明，亚洲发生全面战争时，苏俄不致于介入之情况，并且要培养美国人民心理，使其不以为此一战争是由『中华民国』政府所引起，而是由于中共，使此一战争不可避免者。在美国有许多对中华民国不友好人士，亦可能指责中华民国政府引起此一战争。故吾人必须特别谨慎，等待最好时机来发动对中国大陆之攻击，使世人将战争责任归罪于中共，此种时机之到来已日益接近，美国多数人亦已经觉悟，对美国之真正威胁是来自北平。」
其实克莱因这段答复蒋介石的话，重心是在这句：「吾人必须特别谨慎，等待最好时机来发动对中国大陆之攻击，使世人将战争责任归罪于中共，此种时机之到来已日益接近…。」
克莱因的这句话一方面明告蒋介石，所谓「反攻大陆」的「最好时机」尚未
降临。并举全美国一年车祸死亡人数，和过去一年越战死亡人数作比较，他说：「在过去一年中，美国在越战死亡不过五百人，而每年在美国因车祸而丧生者有五万人之多。也许在今后一年半载，美国人民会明白认识中共是在逼迫美国打消耗战，本人相信届时美国人民之反应一定很激烈，并且愿意拿出最大之力量，或者使用中华民国之军队在越南作战。本人认为在今后一年内，总统之卓见将会迅速为美国人所接受。」
蒋介石显然不以为然，他坚称现在是「反攻大陆」的最佳时机，而非一年之后，他所持的理由是：「余想再从共匪之立场，以说明共０对越战之阴谋：（一）拖延越战时间；（二）引发越南人民厌战及反美心理；（三）打击在越美军之士气；（四）引起美国人民厌战心理，并反对美国政府；（五）利用越南政府及军队内部之不稳，加强进行渗透颠覆，越战之拖延只有对共党有利，同时亦将使美国遭遇更大之困难，此点应特别注意，请你报告约翰逊总统，须知共匪绝不容许美国再有等待一年之时间，如果错过了时间，则越南问题益将不可收拾。」
在会谈接近尾声时，蒋介石仍再三强调：「越战之拖延，只有对共党有利，同时亦将使美国遭遇更大之困难，此点应特别注意，请你报告约翰逊总统，须知共匪绝不容许美国再有等待一年之时间，如果错过了时间，则越南问题益将不可收拾。」
总的说来，蒋介石借着和克莱因的密谈，原想「投石问路」，看看克莱因的态度和意见，同时，也等于透过克莱因向美国当局「打招呼」，暗示美国当局国民党当局准备动手了。因为，照蒋美之间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的规定，遇有重大军事行动，必须事前知会对方。
然而，克莱因恐怕做梦都想不到，这次的密会之后三天，就在蒋介石声称最适合「反攻大陆」地点的广东、福建交界的一处海岸，发生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海战，国民党海军在那场海战中吃了大败仗，此即所谓的「八六海战」，这场突发的海战，改变了蒋介石原定的「反攻大陆」大战略，甚至使得蒋介石的「反攻大陆」计划走入历史。
据国民党军海军中将徐学海说，这场突发的海战，导因是陆军总部要派十几个特种作战队员，到汕头外海的东山岛，实施侦察与袭扰。
据了解，这项行动主要是为尔后的「反攻大陆」作战预作准备，而非真正的反攻军事行动。徐学海在回忆中指出，海军为了慎重起见，特别成立了「海啸一号」督导小组，副总司令冯启聪中将率领了五位督战官，进驻台湾左营，专门督导这项作战计划。
陆军总部执行的任务，名为「点火行动」，多半是由情报局和陆军总部辖下的一个特种部队，负责联合执行。所谓「点火行动」，就是派遣「特种人员」──蛙兵、或者特务人员，到大陆沿海的特定地点执行破坏、袭扰、侦察、或者搜集情报等任务。
海军方面虽然由作战部门的助理参谋长室负责，派遣船只舰艇接送要到大陆执行任务的特种人员，但是，至于特种人员到大陆执行任务的内容，海军方面是从来不过问也无权过问的。所以，海军只管派船接送，不管人员的任务执行事宜，而陆军总部和情报局，也不过问海军的计划安排，只要海军安然把人接送到预定地点。
据徐学海回忆，最常执行的任务，就是把人送到金门、马祖，再由蛙人部队划着橡皮艇渗透到对岸去从事任务。这些特种人员通常会拿回厦门电影院的戏票、公车票等「证物」，证明他们曾经进入预定的地点活动。
前述「海啸一号」人员，即于一九六五年八月六日，按预定的计划，把十余名特种人员接上军舰，参加这次行动的军舰，是「剑门」和「章江」两条兵舰。海军总部因相当重视「海啸一号」行动，故而组成一个任务舰队，委派胡嘉恒少将担任舰队指挥官
「剑门」舰刚于一九六五年初，从美军手上接收过来，是一艘巡逻舰，船舰机械情况相当良好，舰长是王韫山上校。「章江」舰在国民党海军的分级标准上，属于「江」字号的舰艇，是一条小型驱潜舰，舰长名李准。
一九六五年八月五日，「剑门」和「章江」两舰从台湾高雄左营军港启航。为了混淆对岸大陆雷达系统，这两条军舰故意绕行到香港外海，再往北航驶，让大陆军方误以为两舰是前往香港的普通商船。两舰航行到广东、福建两省交界处的东山岛附近，将突击队人员放到海面，旋即驶离现场，在约定时间再冲进会合区的水域，把突击队人员接回舰上。
事实上，「剑门」和「章江」这两条军舰驶离高雄时，大陆的「观通系统」早已辨识出这是两条军舰，而不是商用船只。大陆方面的南海舰队根据情报判断，国民党军这两艘军舰可能在东山岛海进行偷袭，或对大陆渔民进行心战活动，于是预为布署，以逸待劳，组织了一支突击船队。广东汕头水警区护卫艇四十一大队派遣护卫艇四艘、快艇十一大队也派遣鱼雷艇四艘，在八月五日晚间九时至二十四时，配合人民解放军南海舰队的参战舰艇，分别编队起航，驶往预定海域等待「剑门」、「章江」。
南海舰队指挥员经共军总参谋部核准，将这次与「剑门」、「章江」接战的准则定为「放至近岸、协同突击、一一击破」。因为「剑门」、「章江」两舰的行踪与目的早已被识破，共军首先以高速炮艇数艘围攻「章江」。根据共军方面的说法，炮火炙烈之际，「剑门」一面还击，却一面往东撤离战场，留下「章江」在接战区，独力作战，以致被共军四艘护卫艇紧紧缠住，共军护卫艇从五百米逼近到一百米以内。「章江」舰被击中，舰身起火，企图往后方逃脱，共军两艘快艇加速冲击堵击。据徐学海将军的回忆称，「章江」舰的弹药库中弹，起火爆炸，艇身很快下沉。
徐学海将军指出，「剑门」舰发现「章江」舰遭共军舰艇包围，驰援参战，但「剑门」舰却由于舰舷较高，共军炮艇迫近时，「剑门」舰火炮形成死角，打不到位于舰舷下方，迫近「剑门」舰的共军舰艇。这时，共军舰艇趁势以机关枪猛烈射击「剑门」舰甲板上的国民党军官兵。徐学海说，「剑门」舰的舰面官兵几几乎悉数遭机关枪射杀，紧接着，在「剑门」舰官兵几乎已失去回击能力时，共军鱼雷快艇接近「剑门」舰，施放三枚鱼雷重创该舰。在「剑门」舰上的指挥官胡嘉恒少将，身负重伤，受震落海死亡，舰长王韫山上校头部重伤受震落海后，被共军俘获。
八月六日凌晨五时二十分，海战结束，「章江」、「剑门」相继葬身鱼腹。据徐学海将军回忆，清晨四、五点钟时，台北通信站按既定时间呼叫负责战术指挥的「剑门」舰，未获响应，随后不断呼叫，断断续续收到「剑门」舰无线电微弱的回复，徐学海怀疑这讯号是共军冒用频道出呼。到清晨时分，国民党军派出空军战斗机飞临汕头上空，飞行员回报指出，海面上发现有大批漂流物，该处海域并无「章江」、「剑门」两舰的踪迹，而共军的舰艇则编队返回汕头方向。
徐学海回忆：「这时我们心想，状况恶劣透了！」八月六日当天大清早，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黎玉玺，急电海军总司令刘广凯，称蒋介石在阳明山等他们上山出席「总统会报」，两人兼程赶赴阳明山官邸，赶到阳明山官邸，见老先生、蒋经国两人愁容满面，等刘广凯报告「章江」、「剑门」两舰遇袭沉没的经过，蒋介石脸色铁青，不发一语。
据当天在场的朱元琮将军形容，老先生听完刘广凯的报告之后，气得直跺脚。朱元琮将军事后回忆说，「八六海战」是为了登陆作战前夕对登陆目标进行巡弋侦察而造成的。这场海战的失败，严重影响了蒋老先生对国民党军反攻作战的信心和决心，一九六九年，蒋介石座车又不幸在阳明山遭逢车祸，老先生因病所累，年事日高，又无人能代替他作反攻决策。因此，所谓反攻大陆的计划，终于束诸高阁。
多年之后，蒋介石一位机要秘书接受笔者访谈时，回忆一幕相当令其感慨系之的亲身经历。那是一九六五、一九六六年间，某个秋末冬初的下午，夕阳火红，满目萧飒，蒋介石步出台北市重庆南路「总统府」，坐上凯迪拉克七人座总统座车。「总统车队」像往昔日一样，沿着台北市中山北路，往北朝「士林官邸」方向疾驶，中山北路是台北市南北走向的一条交通大动脉，也是当年台北整理得最整洁宽敞的一条大马路。
年近八旬的蒋介石，透过车窗，遥望天际夕阳，蓦地他猛然伸手用力拍打座车皮椅，「啪！」的一声，拍过椅子，老先生长长叹了一口气，最后还发出「哎呀！」感喟声。
上下班途中，机要秘书通常奉命随车坐在蒋介石左手边的座位上，随时听候使唤。那天机要秘书突见蒋介石猛然拍打座椅，误以为老先生要发脾气了，吓得直盯着蒋介石瞅，深怕是什么公务出了差错，触怒了老先生，观察了大半分钟，才晓得是蒋介石看着夕阳若有所思，不是发脾气。（按：若蒋介石偕宋美龄外出，机要秘书通常坐随从座车，宋美龄则坐在蒋介石同一部车的左后侧座位）
这位九旬长辈告诉笔者，据他推测，那段时间正是所谓「八六海战」吃败仗之后，老先生必定感慨国民党失去大陆政权，心心念念实现「反攻」迷梦，却又终难「圆梦」，千万愁绪涌上心头，才会突然拍座长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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