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維历史】佟麟閣是抗日戰爭爆发后為國捐軀的第一位高級將領。
佟麟閣：馬革裹尸埋忠骨
佟麟閣，字捷三，1892年出生在直隸(今河北省)高陽縣一個農民家庭。幼年讀過几年私塾。1912年3月，時任北洋備補軍左路前營管帶的馮玉祥到直隸景縣募兵，佟麟閣應募投軍，開始了戎馬生涯。
佟麟閣作戰勇敢，又勤于鑽研兵法，很受馮玉祥賞識。他由最低級的職位“棚目”(班長)做起，到1925年已晉升為國民軍第一軍第十一師師長。經過第一、第二次直奉戰爭中多次戰斗的历練和1923年在北京南苑陸軍檢閱使高級教導团的深造，佟麟閣日漸成長為一名成熟的高級指揮官。
1933年初，日軍侵犯山海关，長城抗戰爆发。5月26日，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在張家口成立，馮玉祥就任總司令，佟麟閣任第一軍軍長，代理察哈爾省主席兼民政廳長。他與北路前敵總指揮吉鴻昌、北路前敵總司令方振武等密切配合，猛烈攻擊張北一帶日偽軍，先后收复康保、寶昌、沽源、多倫四城，擊斃日軍茂木騎兵第四团及偽軍李華岑等部千余人，抗日同盟軍軍威大振。
1935年冬，在日本高壓之下，國民政府作出妥協，中央軍大部退出華北，冀察兩省中國軍隊僅留下第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兼任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佟麟閣應宋哲元之邀出任第二十九軍中將副軍長兼軍官教導团团長，駐守北平南苑，掌軍部事務。面對日軍咄咄逼人之勢，佟麟閣整軍修武，夙夜匪懈。他常對學員們說：“中央如下令抗日，麟閣若不身先士卒，君等可執往天安門前，挖我兩眼，割我兩耳。”
1937年7月7日夜，日軍駐丰台部隊在宛平城外盧溝橋一帶演習，借口一名士兵失蹤，無理要求入城搜查，遭到守軍拒絕。午夜，日軍強行向宛平城发起進攻，守軍奮起抵抗。事件发生后，一些上層軍官仍在和與戰之間猶豫不定。
佟麟閣力主戰議，在一次軍事會議上，他慷慨陳詞：“釁將不免，吾輩首当其冲。戰死者光榮，偷生者恥辱。榮辱系于一人者輕，而系于國家民族者重。國家多難，軍人應当馬革裹尸，以死報國。”当時，其父病重，家人多次催促他回北平城內寓所探視，他認為戰事瞬變，不能離開部隊，遂寫信告之家人：“大敵当前，此移孝作忠之時，我不能親奉湯藥，請代為之。”
7月28日凌晨，日軍由通縣、丰台調集陸空軍猛攻南苑。当時駐守南苑的兵力僅有二十九軍衛隊旅、軍官教導团約2000余人。佟麟閣與從任丘趕來增援的一三二師師長趙登禹指揮部隊頑強反擊，一部在內固守，一部在外圍與敵作戰。日軍集中火力，重炮猛轟，飛機狂炸。由拂曉至過午，雙方傷亡慘重。午后忽報大紅門发現敵人，佟麟閣恐敵切斷北路，率一部親往堵擊，因寡不敵眾，被敵四面包圍。在指揮突圍中，佟麟閣被敵機槍射中腿部。部下勸他退下包扎，他執意不肯，說：“情況緊急，抗敵事大，個人安危事小……”不久他頭部又受重傷，因失血過多，壯烈犧牲，時年45歲。
佟麟閣殉國后，國民政府于7月31日发布褒揚令，追授他為陸軍上將，將其生平事跡宣付史館，以彰忠烈。1946年3月29日，北平市政府及各界人士在八寶山忠烈祠為佟麟閣等抗戰殉國將領隆重舉行入祀大典，并將西城區一條街命名為“佟麟閣路”。1979年8月，中共北京市委統戰部報請中共中央統戰部批准，追認佟麟閣為抗日陣亡革命烈士。
趙登禹：戰死沙場是本分
趙登禹，字舜臣，1898年出生在山東菏澤一個農民家庭。讀過兩年私塾，因家貧輟學。12歲時拜名武師習武術，練就了施義行俠、疾惡如仇的品行。16歲時到陝西投奔馮玉祥部隊，由于他武藝精湛、品德淳朴，被馮玉祥相中，調到身邊当了六年貼身護兵。
他20歲時，部隊駐湖南常德。有一次在野外操練，偶遇猛虎，他與一同操練的官兵打死了這只猛虎。在虎尚未咽氣之前，他騎在虎背上拍了一張照片，馮玉祥后來在這張照片上親筆題字：“民國七年的打虎將軍。”
1922年趙登禹下到連隊，自排長干起，連續晉級，六年后已升任第四方面軍宋哲元部第二十七師師長，成為勇冠全軍的一員猛將。
1933年初長城抗戰爆发后，趙登禹奉命率二十九軍三十七師一O九旅(1930年中原大戰后，趙改任該旅旅長)接防喜峰口，出任喜峰口方面作戰軍前敵總指揮。3月9日至14日，他們发揮夜襲特長和近距離搏殺的優勢，連續激戰6日，以落后的裝備頂住了日軍的凶猛進攻，殲滅了敵人大量有生力量。喜峰口大捷成為“九·一八”以來中國軍隊取得的第一次大勝利。后來，作曲家麥新創作了著名的戰歌《大刀進行曲--獻給二十九軍大刀隊》，成為中華民族抗擊外侮历史上一座永恒的丰碑。
1935年12月，時任第二十九軍第一三二師師長的趙登禹，被授予陸軍中將軍銜。
1937年“七七事變”爆发之后，趙登禹奉命率一三二師赴北平增援，7月27日抵達南苑軍部。28日凌晨，日軍在數十架戰機支援下向南苑发起猛攻。趙登禹協助二十九軍副軍長佟麟閣指揮守軍頑強抵抗。在敵人炮火的猛烈轟擊下，守軍傷亡過半，但斗志不減。入暮時分，趙登禹右臂和腿部多處受傷，傳令兵要背他退下，他對傳令兵說：“不要管我，軍人戰死沙場原是本分，沒有什么值得悲傷的。北平城里還有我的老母，告訴她老人家，自古忠孝不能兩全，她的兒子為國死了，也對得起祖宗！”說罷繼續指揮部隊突圍。在突圍過程中，他又被日軍機槍射中胸部，当即殉國，時年39歲。
全國解放后，北京市政府將西城白塔寺東側一條街命名為“趙登禹路”，與民族文化宮南側的“佟麟閣路”相連，以表示對抗日烈士的永遠紀念。
郝夢齡：精忠報國得其所
忻口戰役是抗日戰爭初期中日之間一次大規模的正面交戰，郝夢齡是在此次戰役中中方殉國的最高級别將領。
郝夢齡，字錫九，1898年出生在直隸(今河北省)槁城縣一個農民家庭。1919年，郝夢齡畢業于保定軍官學校步兵科，因作戰勇敢，屢立戰功，七年間(1919--1926)已由排長升至旅長。1926年后历任國民革命軍第三十軍第二師師長，第九軍副軍長、軍長等職，為北伐戰爭做出了貢獻。1930年后，他奉命到湘鄂贛邊區和鄂豫皖邊區“剿共”，屢次受挫的經历使他厭惡內戰，曾兩次申請解甲歸田。
1935年，郝夢齡被授予陸軍中將銜，奉命調任貴陽綏靖區指揮官。1937年5月，他奉調到陸軍大學將官班深造，行至重慶，得悉盧溝橋事變发生，立即返回所部，并兩次請纓，要求率部北上抗日，得到國民政府軍委會批准。
9月15日，郝夢齡路經武漢，回寓所與家人話别。臨别時，他給兒女們留下遺囑，交給長女慧英，准她三天后開閱。遺囑寫道：
10月4日午夜，郝夢齡率部抵達太原以北80余公里的忻口前线。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戰區前敵總指揮衛立煌將部署在忻口陣地的中央軍、晉綏軍統一編成中央、左翼、右翼三個兵团，郝夢齡出任中央兵团總指揮，節制第九、十九、二十一、三十五共四個軍，在忻口正面主陣地阻擊日軍。
10月10日決戰前夜，他給妻子劇紉秋寫遺囑：
“抱定犧牲決心，不能成功即成仁。”“余犧牲亦有榮。為軍人者，對國際戰亡，死可謂得其所矣！書與紉秋賢內助，拙夫齡字。雙十節于忻口。”
10月13日，日軍第五師团等部出動五六万兵力，在飛機、坦克、大炮的配合下，向忻口发起猛攻，中方軍隊誓死抵抗。第九軍防守的南懷化高地被日軍攻占，防线出現了破口，爭奪拉鋸戰異常慘烈，有的团拚得只剩下百余人。郝夢齡在前沿陣地上對官兵訓話說：“先前我們一個团守這個陣地，現在剩下一百多人還是守這個陣地，就是剩下一個人，也要守這個陣地。我們一天不死，抗日的責任就不算完！我出发前已在家里寫下遺囑，不打敗日本決不生還，現在我和你們一起堅守這個陣地，決不后退。我若先退，你們不論是誰，都可以槍斃我！”一時士氣大陣，“誓與陣地共存亡”之聲響徹陣地上空。
為收复南懷化高地，郝夢齡指揮七個旅從正面攻擊日軍。16日凌晨2時至5時，前方几個山頭連續被我方攻克。天亮后，郝夢齡決定乘勝擴大戰果，到獨立第五旅的前沿陣地指揮作戰。部屬告訴他前方有一段路被日軍火力封鎖，通過十分危險，勸他寫個書面命令，派人送去，郝夢齡卻說：“瓦罐不離井口破，大將難免陣前亡！”說罷，毅然同第五十四師師長劉家麒一同前往。在穿越日軍火力封鎖路段時，兩位將軍同時中彈，雙雙殉國。郝夢齡時年39歲。当時流傳著這樣一句話：“西戰場上三英雄，精忠報國郝劉鄭。”(“鄭”指鄭廷珍，時任獨立第五旅長，同一天在南懷化高地中彈犧牲)
郝夢齡殉國后，10月24日，蔣介石发表祭文，盛贊他“寧惜一死，誓血國恥”的愛國精神。12月6日，國民政府頒发褒揚令，追授他為陸軍上將。人民音樂家冼星海譜寫了《郝夢齡將軍悼歌》。1983年9月1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追認郝夢齡為烈士。
饒國華：自戕殉國報國恩
饒國華是抗戰初期最早自戕殉國舍生取義的高級將領。
饒國華，字弼臣，號退思，1894年出生在四川省資陽縣一個農民家庭。他幼年在家鄉讀私塾，辛亥革命爆发后棄學從戎。入伍后，他先后在川軍第一師“頭目養成營”、“合川軍官傳習所”學習軍事，到1921年他已由一名普通士兵經排、連、營長升為团長。其間曾因軍隊內部的權力爭斗險些喪命，因而一度心灰意冷，皈依佛門，到河南嵩山落发為僧。1923年春，應川軍第三軍第四師師長藍世鉦之邀，他回到該師任上校參謀，翌年調任第四旅第十六团团長。1926年，饒國華以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一軍第七師副師長的身份，參加了北伐戰爭。此后數年間，為劉湘統一川政立下汗馬功勞，成為聞名一時的川軍名將。1933年，饒國華隨川軍參加了為時兩年多的圍攻紅四方面軍的作戰。面對民族危機日益加深的嚴峻局勢，他曾多次表示：“國難如此，實不願再見自相殘殺的內戰，損失國力，利于敵人”，“只要開始抗戰，我就要立在戰爭的最前线”。
1936年，國民政府軍委會任命饒國華為陸軍第二十一軍第一四五師中將師長，隸屬第二十三集团軍。
1937年9月初，饒國華率一四五師出川抗戰，11月抵達河南新鄉待命。11月12日，上海被日軍攻陷，首都南京危在旦夕。為牽制企圖由太湖沿线西侵南京之日軍，第二十三集团軍奉命南下到安徽布防，第一四五師奉令扼守軍事要冲廣德。
11月23日，日軍牛島貞雄師团突然自太湖分乘100余艘汽輪和橡皮艇進犯宜興、長興一帶，隨即兵分兩路占領泗安，直逼廣德。日軍在坦克、飛機的配合下對廣德发起猛烈攻擊。面對優勢敵人，鐃國華率部堅守城池，奮力拚殺，經過三晝夜激戰，予敵大量殺傷，自己傷亡也十分慘重。正在雙方戰爭呈膠著狀態之際，所部团長劉儒齋違背軍令，擅自后撤，導致我方全线潰退。到30日晚，廣德失守，饒國華率余部僅一營兵力被迫退守宣城縣十字鋪。
饒國華認為對廣德失守自己負有不可推卸之責，痛心之中，他寫下遺書，舉槍自戕，時年43歲。他在遺書中寫道：“廣德地處要冲，余不忍視陷于敵手，故決與城共存亡，上報國家培養之恩與各級長官愛護之意。今后深望我部官兵奮勇殺敵，驅寇出境，還我國魂，完成我未竟之志。”
1937年12月12日，國民政府追授饒國華為陸軍上將，并為其舉行了隆重的公祭儀式。蔣介石親自為饒國華撰寫兩幅挽聯：
“虜騎正披猖，聞鼓鼙而思良將；
都資扞衛，昌鋒鏑以建奇勳。”
秉節之來，扞國衛民方倚舁；
存仁而達，唁生吊死倍哀思。”
1940年，四川省政府在成都中山公園樹立饒國華銅像和饒國華紀念碑，以志永遠的紀念。1983年9月10日，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認饒國華為烈士。
王銘章：視死如歸守孤城
王銘章是抗日戰爭中為數不多的以孤守城池而揚名中外的高級將領之一。
王銘章，字之钟，1893年出生在四川新都縣一個小商人家庭。王銘章幼年時父母相繼病亡，他依靠叔祖父王心田資助才得以就讀小學。1909年后，他先后考入四川陸軍小學堂、四川陸軍軍官學校學習軍事，1914年畢業后到川軍劉存厚部任排長。由于他有勇有謀，頗得上司賞識，升遷很快。到1925年，他已晉升為川軍田頌堯部第三師師長。
1933年，王銘章隨川軍參與對川陝革命根据地的“三路圍攻”，任左縱隊總指揮，數度與紅四方面軍交戰。1936年，他晉升為四十一軍一二二師中將師長。1937年“七七”事變爆发后，9月，該師編入第二十二集团軍，奉命開赴晉東抗日前线，在平定縣與日軍數度交戰，由于缺乏與日作戰經驗，雖然予敵極大殺傷，一二二師亦傷亡近半。
1937年12月13日，首都南京失陷。日軍乘勢沿津浦路南北對攻，企圖攻取徐州，連通南北戰場，徐州會戰由此開始。津浦路南段日軍遭到中方軍隊頑強抵抗，雙方形成對峙局面；而津浦路北段由于韓复榘保存實力，在日軍面前不戰而退，濟南、泰安、曲阜等地相繼棄守。在此危急之時，第二十二集团軍奉命開赴魯南，增援北线作戰。
面對敵我力量懸殊的嚴峻形勢，王銘章抱定以死報國之決心，他對部下們說：“以川軍薄弱的兵力和窳敗的武器，擔当津浦线上保衛徐州第一线的重大任務，力量不夠是不言而喻的。我們身為軍人，犧牲原為天職，現在只有犧牲一切完成任務，雖不剩一兵一卒，亦無怨尤。不如此則無以對國家，更不足以贖川軍20年內戰之罪愆了！”
1938年3月上旬，日軍在鄒縣、兗州大量增兵，為大規模攻勢作准備。第二十二集团軍第四十一軍軍長孫震任命王銘章為第四十一軍前方總指揮，統一指揮一二二、一二四兩個師扼守滕縣。3月14日至15日，日軍第十師团在滕縣外圍界河一线多次強攻均被擊退的情況下，調集万余兵力直接攻擊滕縣縣城。当時第四十一軍、第四十五軍絕大部分兵力均與日軍膠著于津浦路外圍的第一线，滕縣城关的戰斗部隊包括地方保安部隊不足3000人，形勢万分危急。王銘章一面向集团軍總部請求援兵，一面沉著指揮部署。他命三六六旅一個營扼守縣城東关，三六四旅一個營擔負東西兩面城防，四十一軍特務營擔負南北兩面城防，他自率師部在西关指揮。
16日晨，日軍集中炮兵火力和十余架飛機向滕縣縣城狂轟濫炸兩個多小時，將東关城牆炸開了10余米寬的大缺口，日軍蜂擁而至，硬是被守軍連續三次擊退。翌日清晨，日軍又調集數十輛裝甲車、20余架飛機和大量炮兵，猛烈攻擊城區，整個縣城頓時陷入一片火海。隨后，日軍從東关城牆缺口和轟塌的東南角城牆缺口強行入城，守軍與日軍展開近距離殊死搏斗，戰斗場面異常慘烈，有的連拚得只剩10余人，有的連官兵全部陣亡。王銘章下定“城存與存，城亡與亡”之決心，命令城內各部與敵展開巷戰，自己到西关指揮守軍繼續戰斗。在行至西关電燈厂附近時，遭到日軍密集火力射擊，他連中數彈，当場犧牲，時年45歲。同時殉難的還有一一二師參謀長趙渭濱和一二四師參謀長鄒紹孟等人。王銘章犧牲后，守城官兵繼續與日軍搏斗，除少數突圍外，兩師大部分官兵壯烈殉國。
滕縣守衛戰，使日軍第十師团遭受重創，為徐州一帶中國軍隊的集結贏得了時間，為此后的台兒莊大捷創造了有利條件。徐州會戰最高指揮官、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后來曾高度評價說：“若無滕縣之苦守，焉有台兒莊大捷？台兒莊之戰果，實滕縣先烈所造成也！”
王銘章殉國后，國民政府追授他為陸軍上將，武漢、重慶、成都均為他舉行了公祭儀式。蔣介石親撰挽聯：
“執干戈以衛家邦壯志不還拚取忠忱垂宇宙；
聞鼓鼙而思將帥國殤同哭忍標遺像肅清高。”
“奮戰守孤城，視死如歸，是革命軍人本色；
決心殲強敵，以身殉國，為中華民族增光。”
張自忠：剖肝瀝膽顯忠貞
在抗日戰爭中犧牲的國民党高級將領中，以張自忠之殉職影響最為深遠。周恩來曾這樣說：“張上將是一方面的統帥，他的殉國，影響之大，決非他人可比。”蔣介石在張自忠殉國后曾這樣表達自己的心情：“今強敵未夷，大將先隕，摧我心膂，喪我股肱，豈唯中正一人之私痛，亦我三百万將士同胞之所同聲痛哭者也。”
張自忠，字藎忱，山東臨清縣人，1891年出生在一個低級官吏家庭。他早年曾先后就讀于天津法政學堂和濟南法政專門學校，因目睹國家內憂外患，深感非強兵無以救國，遂投筆從戎。從1914年入伍，历經10余年，到1927年，他已成為馮玉祥部第二十五師師長。他治軍嚴明，練兵有方，所部被譽為西北軍里的“模范師”；他作戰勇敢，身先士卒，對部下又極為关愛，在軍中頗孚聲望。
1933年初，長城抗戰爆发。時任第二十九軍三十八師師長的張自忠率部在喜峰口、羅文峪大敗服部、鈴木兩旅团，大挫日軍進犯关內的銳氣。
1935年12月，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宋哲元出任委員長，轄河北、察哈爾兩省和北平、天津二市，張自忠擔任該委員會委員、察哈爾省主席，后改任天津市市長。
1935年12月，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宋哲元出任委員長，轄河北、察哈爾兩省和北平、天津二市，張自忠擔任該委員會委員、察哈爾省主席，后改任天津市市長。
冀察政務委員會是國民政府對日妥協的產物，是一個半獨立于中央政府的地方政權。在這种特殊情勢下，包括張自忠在內的一些二十九軍高級將領，幻想通過與日方交涉穩住日軍，維持現狀，為此張自忠曾受命率团訪日，與日軍談判。在中日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氣氛中，張自忠的訪日之行被視為媚日之舉，引起國人責難。
尤其是1937年7月28日宋哲元率二十九軍撤出平津之時，指定張自忠暫留北平代理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兼任北平市長。消息傳出，外界不明真相，誤認為張自忠留平甘当漢奸。張自忠明知事不可為，且必遭國人辱罵，但為顧全大局，他不計個人毀譽，不為自己辯解，決心以日后的行動取信于天下。
7月29日，北平失陷，張自忠斷然拒絕了日軍讓他通電反蔣的要求。9月3日，在美國友人福開森、愛國商人趙子青的幫助下，張自忠化裝自北平出走，到天津乘英國輪船抵達煙台，然后轉赴南京。由于馮玉祥從中轉圜，蔣介石任命他代理由原三十八師擴成的第五十九軍軍長。
在平津事件中，張自忠的所作所為均是奉命行事、代人受過。面對國人的責難，他有口難辯，他知道，只有用今后的實際行動才能使國人真正地了解自己。1938年初，他由南京回到河南新鄉五十九軍駐地時，對全軍將士這樣表露心跡：“無論什么部隊都可以打敗仗，唯獨我張自忠的部隊不能打敗仗，我只有一拚與一死，拿真實的戰績，才能洗白干淨！”
在1938年3月的臨沂戰役中，五十九軍與號稱“鐵軍”的阪垣師团鏖戰7晝夜，日軍傷亡3000余人，阪垣羞于敗績，几欲自殺，五十九軍也付出巨大犧牲。蔣介石親自致電張自忠嘉勉臨沂告捷。李宗仁曾指出：“臨沂一役最大的收获，是將阪垣、磯谷兩師团擬在台兒莊會師的計划徹底粉碎，造成爾后台兒莊血戰時，磯谷師团孤軍深入，為我圍殲的契機。”
在隨后的徐州突圍、潢川會戰、武漢突圍、長壽店戰役、隨棗戰役、襄樊會戰等戰役中，張自忠率部屢克勁敵，捷報頻傳，多次受到國民政府通令嘉獎，張部被稱為“最優部隊”，其防區被譽為“模范戰場”。張自忠本人成為日軍聞名生畏的抗日名將，也成為國人爭相傳誦的民族英雄，当地百姓甚至把他稱為忠勇可嘉的“活关公”。由于戰功卓著，張自忠于1938年10月升任第三十三集团軍總司令，同年11月起被第五戰區任命為右翼兵团總司令，指揮第二十九、三十三兩個集团軍和一批“客軍”(雜牌軍)約20万兵力作戰，成為一方面的統帥。
1940年5月初，日軍糾集三個師团的兵力，在數十架飛機和大炮的配合下，分三路大舉進犯襄樊、宜昌地區。在奉命由宜城縣東渡襄河截擊敵人之前，張自忠又如往次大戰前一樣，出征前即寫下遺書，決心血戰到底。
5月7日凌晨，張自忠將自己身邊僅有的一支機動部隊七十四師兩個团和集团軍總部特務營共約2000兵力集中起來，東渡襄河與敵激戰。5月9日至13日，張自忠率部向北突進，戰況頗有進展。第五戰區司令長官部基于對戰場形勢的錯誤判斷，于13日錯誤地電令張自忠部由北折向南，以致陷入日軍四面包圍之中。
部隊經過十几天的疲勞作戰，傷亡很大，且彈藥及生活物資供應嚴重匱乏，形勢十分危急。5月14日夜，張自忠帶領部隊乘夜色突出重圍，奪回被敵占据的要隘罐子口。經過一晝夜激戰，雙方几度拉鋸，我方堅守山口，巋然不動。16日，敵人攻占了罐子口以北3華里的一個山頭，用大炮對山口猛烈轟擊。
張自忠命令部下：“一定要死守陣地！沒有子彈了，用刺刀刺，用大刀砍，用石頭投，最后用牙咬！要堅決與敵人拚個你死我活！”戰至下午2時，官兵僅剩數百人，張自忠右胸被敵彈洞穿，仍不下火线，從容指揮。下午3時左右，敵人冲上我方陣地，張自忠又身中數彈，壯烈犧牲，時年49歲。此役，張自忠所率兩千官兵几乎全部戰死，但予敵以極大殺傷，連日軍也不得不感佩“支那大將張自忠”的忠勇。
5月28日，張自忠的靈柩運抵重慶，蔣介石親率文武官員舉行了隆重的接靈儀式。隨后舉行了國葬，將忠骨盛葬于北碚梅花山，馮玉祥親書墓碑。7月7日，國民政府追授張自忠為陸軍上將，并將之列為入祀忠烈祠的首位。北平、天津、上海、武漢、濟南、徐州等城市均命名了“張自忠路”。張自忠殉國之地宜城縣，一度改名為“自忠縣”。1982年4月1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追認張自忠為革命烈士。
唐淮源：舍生取義挽河山
唐淮源是抗日戰爭相持階段爆发的中條山戰役中殉國的最高級别將領。
唐淮源，字佛川，生于1884年9月，云南江川縣人。早年在云南陸軍講武堂讀書期間，他深受反清革命思想影響，加入了同盟會，畢業后入云南新軍第十九鎮任排長。在軍閥混戰的形勢下，他總是追求進步，把握時代发展主流。1915年，他參加蔡鍔領導的護國軍，任第三支隊支隊長，入川與袁軍作戰；隨后參加過孫中山領導的護法戰爭和1926年爆发的反對北洋軍閥的北伐戰爭。北伐戰爭之后，他先后任中央軍校南昌分校教育長、第十二師副師長兼第三十五旅旅長、第十二師師長、第三軍副軍長等職。
1937年抗日戰爭爆发后，唐淮源率部北上，先后參加了高碑店、易水、滿城、娘子关、太原、屯留、新絳、聞喜等戰役，兩年間先后與日軍數百次交戰，擊退大規模“掃蕩”13次，給日軍以極大殺傷，被日軍視為“中國軍隊之精銳”。
因屢立戰功，唐淮源于1939年秋升任第一戰區第五集团軍第三軍中將軍長。恰在此時，其母病逝，在赴云南奔喪回到中條山駐地后，他對部下說：“吾向以老母在，故有所慮，今大事已了，此身当為國有，誓與中條山共存亡。”
1941年5月，日軍華北方面軍調集10余万兵力，配以第三飛行集团協同，對駐守黃河北岸中條山地區的衛立煌所部第一戰區部隊實施包圍作戰，发起中條山戰役。從5月7日開始，日軍以迅速突破、包圍切斷、反复掃蕩之戰法，分東、北、西三個方向向中條山发起圍攻，而以主力35個大隊配置在西正面。
此時，唐淮源率第三軍擔任西正面陣地防御，所駐陣地位于聞喜、夏縣交界處的結山、唐王山一线。雖然我軍頑強抵抗，陣地几易其手，但終因后援不繼，又與兩翼友軍失去聯系，第三軍司令部所在地夏縣唐回村被日軍突破。
經三晝夜激戰，由于敵我眾寡懸殊，我軍腹背受敵。唐淮源奉命率第三軍主力沿溫峪大道南進，在溫峪村東北高地，遭遇日軍東北西三面圍攻。在與長官部聯絡中斷的嚴峻形勢下，他果斷命令全軍分散，各師分别以团為單位實施突圍，爭取轉移到外线作戰。突圍開始前，他召集各師師長會議，激勵將士：“現在情況極險惡，吾人在事有可為之時，應竭尽心力，恢复原態勢，否則当為國家為民族保全人格，我已抱定不成功便成仁之決心。”
唐淮源親率一個团突圍，遭遇日軍層層堵截，被困于夏縣東部的懸山一帶。12日上午，他親自組織數次冲鋒，均未實現突圍目標。眼見傷亡慘重，彈尽糧絕，他自知無力挽回敗局，決定踐行不成功即成仁之誓言，于是屏去左右部屬，拔槍自戕于懸山之巔一座小廟內，慷慨殉國，時年57歲。
1942年2月2日，國民政府頒布褒揚令，追贈唐淮源為陸軍上將。蔣介石題寫挽聯：“百戰殊勳著河上，雙忠大節壯中原。”于右任撰寫挽聯：“國土未复失壯士，碧血千載染中條。”
1986年12月18日，在唐淮源百年誕辰之際，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追認唐淮源為革命烈士。
李家鈺：喋血成仁鑄國魂
李家鈺，字其相，出生于1890年5月，四川蒲江縣人。他早年先后就讀于四川陸軍小學堂、四川陸軍軍官學校、南京陸軍軍官預備學校，1915年后隨川軍鄧錫侯部參加了历次川軍混戰。因富謀略，更兼作戰勇猛，很快在川軍中脫穎而出，到1927年已經升任四川省邊防軍總司令，成為川軍“軍官系”首腦人物之一。
1933年后，李家鈺曾作為川軍第三路總指揮，參與進攻川陝苏區。1936年，他又升任陸軍四十七軍中將軍長，下轄一O四、一七八兩個師。
1937年“七七事變”爆发后，李家鈺于7月30日致電中央：“……竊維國難至此，已達最后存亡关頭，應懇鈞座立即下令全國，一致動員，揮師應戰，還我河山，嚴懲群奸，以雪公憤。職軍正事整頓，士氣激昂，倘蒙移調前方，誓当執芟赴難。迫切陳詞，佇候訓示！”蔣介石深恐無人牽制在西康的劉文輝，只答應四十七軍一個師出川，另一個師留駐西康。經李家鈺多次堅請，蔣才允准將四十七軍全部編入鄧錫侯第二十二集团軍出川抗戰。
1937年9月，李家鈺率部由西昌出发，沿川陝公路徒步北上，到寶雞后乘隴海路火車抵達鄭州。12月，四十七軍開抵山西長治，奉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兼前敵總指揮衛立煌令，守備晉東南地區的長治城及長子、潞城、平順、黎城諸縣。
1938年2月，日軍下元雄彌師团及偽軍万余人在飛機大炮掩護下，自邯鄲經涉縣，直逼黎城縣東陽关及長治城。14日，一七八師前哨部隊與敵軍接火。川軍趁敵立足未穩，发揮夜襲特長，敵軍猝不及防，被擊斃數十人。日軍惱羞成怒，集中火力、兵力猛攻東陽关陣地，雙方激戰三晝夜，雖然川軍予敵很大殺傷，遲滯了日軍進攻長治的行動，但終因傷亡過大，被迫放棄東陽关。
20日上午，日軍集中火力向長治城北門发起強攻，川軍冒著嚴寒，身著單衣草鞋，依托城垛奮力阻擊。午后，北城門被敵攻破，眾將士與敵展開巷戰。激戰兩晝夜，守軍彈尽糧絕，為保存有生力量，李家鈺命令部下撤出長治城。
1938年5月，第四十七軍奉命由太岳山區移駐中條山地區。駐同蒲鐵路南段的日軍牛島師团向四十七軍发起多次進攻，李家鈺率部避敵鋒芒，尋找戰機，殲敵千余人，并一度收复平陸、芮城、安邑等地。在川軍的英勇抗擊面前，日軍的多次“掃蕩”計划均告失敗。1939年复，李家鈺因戰功升任第四集团軍副總司令，同年冬又晉升為第三十六集团軍總司令。
在山西抗戰期間，李家鈺部曾多次與八路軍協同作戰，雙方建立了良好融洽的合作关系。1938年1月，八路軍一二九師師長劉伯承回部途中，曾在長治四十七軍軍部留住數日，李家鈺邀請劉伯承為全軍營以上軍官講授抗日游擊戰術。
1940年春，八路軍總司令朱德由武鄉赴洛陽參加軍事會議，途經三十六集团軍駐地時，李家鈺熱情款待，雙方就聯合抗日事宜交談至深夜。第二天，李家鈺派一個營護送朱德過日軍封鎖區，直送到黃河渡口。對八路軍的游擊戰術，李家鈺亦頗感興趣，曾多次派所部軍官到八路軍游擊訓練班學習。
1940年夏，第三十六集团軍奉命南渡黃河，擔負豫西地區河防任務。
1944年4月，日軍糾集4個師团和5個旅团約15万兵力，发起豫中戰役，企圖通過南北夾攻，打通平漢路，占領洛陽及平漢路以西廣大地區。為保存實力，時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的蔣鼎文決定向豫西撤退。李家鈺主動承擔后衛任務，掩護大部隊轉移。5月中旬，為阻擊日軍攻勢，李家鈺率部主動進攻日軍云夢山陣地，經過激戰，自己付出傷亡900余人的代價，為大部隊后撤贏得了寶貴的時間。
5月21日，李家鈺获悉追擊高樹勳部的日軍距三十六集团軍總部陝縣東姚院只有10余華里，遂命部隊迅速向西撤退。当李家鈺及其前隊行至秦家坡時，誤入了日軍主力的伏擊圈。李家鈺臨危不懼，沉著地指揮特務營搶占陣地頑強還擊。激戰中，李家鈺頭部和腹部連中數彈，因失血過多壯烈犧牲，時年54歲。隨同的總司令部少將參謀處長蕭孝澤、少將副官處長周鼎銘、少將步兵指揮官陳紹堂也在此役中遇難。
6月22日，國民政府追授李家鈺為陸軍上將，并為之舉行了國葬；7月10日，國民政府再下褒揚令，將李家鈺入祀忠烈祠，其“生平事跡存備宣付國史館，用旌壯烈，而勵來茲”。1945年蔣介石為李家鈺題寫了“勳烈常昭”四字。
1984年4月25日，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認李家鈺為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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