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共和国的建立
革命后的伊朗应采用甚么国名成为了一个具争议性的话题，民主派及温和派倾向于“民主共和国”，而左派则想采用“人民民主共和国”，但霍梅尼指伊斯兰教本身已具民主概念，加上民主的前缀变成暗示伊斯兰教是不民主。霍梅尼亦借此警告那些对伊斯兰革命构成威胁的“西化知识分子”，表示民主是西方的概念，新的国名不会是“伊朗共和国”或“伊朗民主伊斯兰共和国”，只会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一字不少，只字不多”[229]。
公投
早在临时政府成立的时候，拉夫桑贾尼已提到这个政府的职责包括“举行公投以批示政权更迭”，因此霍梅尼在不足三个月后的3月30日及31日举行公投，正式成立伊斯兰共和国[230]。所有16岁以上的伊朗人都可决定这个议题：“把旧政权（巴列维王朝）变更为伊斯兰共和国，伊斯兰共和国的宪法将交由公众决定：是或否”其他党派要求公投的选择应更加公开，但霍梅尼予以拒绝，并指民众在反对沙阿的时候已经选择了“伊斯兰共和国”作为未来的政治体制。为了表达不满，民族民主阵线、人民敢死游击队组织等左翼党派杯葛了选举，而人民圣战者组织、人民党、自由运动、民族阵线及共和党及穆斯林人民共和党都反对霍梅尼强迫民众接受公投的选择，但都呼吁支持者投赞成票[231][232]。
民众担忧国内的局势不稳及外国可能策动政变，再加上霍梅尼在当时极受欢迎，使公投议题得到压倒性的98.2%赞成[232]。超过90%合资格选民参加了公投，约有2000万人[233][234]。霍梅尼宣布4月1日为“真主政府的第一天”[235]。
制宪
伊斯兰共和国的宪法起草早在1978年已经开始，当时仍然身处巴黎的霍梅尼指派律师哈桑·哈比比及法学家布鲁杰迪负责起草[236]。深受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影响，哈比比草拟的宪法参照了这部1958年的法国宪法，赋予伊朗总统绝对的行政权力，并设立宪法监护委员会，审视议会通过的法律是否符合伊斯兰教的教义。除此之外，草案未有给伊斯兰教士指定任何具体的角色[237]。在民主派的亚多拉·萨哈比的督导下，革命委员会进一步修改草稿，加入保障妇女权利的条文，包括容许她们出任公职，又平衡总统与总理的权力[238]。
霍梅尼倡议的“法基赫的监护”未有体现在这份草稿里，但他在这时似乎愿意与民主派合作。霍梅尼只修改了两项与妇女有关的条文，不允许妇女出任法官和总统。除此之外，宪法草案只需得到公投通过便可生效[239]。这份宪法草案在6月18日公布，但人民敢死游击队组织、人民圣战者组织表明反对宪法草案条文过于保守，其他世俗和革命党派亦盼望制宪议会最终可以通过一部达致真正民主的宪法[240]。霍梅尼意识到他并未掌控大局，革命有产生民主政制的可能性，令宗教难以影响政治，因此他迅速作出调整[241]。
他及支持者以国家处于“紧急、不稳、失序”状态为由，认为不适合对宪法草案作出冗长的讨论，并指这种局面需要迅速改变以保障“国家利益”，决定不设300名代表组成的制宪议会，转而设立约75人组成的专家会议。专家会议在8月开始审议宪法草案，霍梅尼向专家会议表示“共和国的宪法及其他法律必须完全体现伊斯兰教特色”[242]。
专家会议在11月15日通过草案，交付12月2日至3日举行全国公投。根据新宪法，霍梅尼会成为最高领袖，又增设12位教士组成宪法监督委员会，如认为议会通过的法案违背伊斯兰教法，该委员会可否决法案[243]。学者卡斯拉·阿拉比（Kasra Aarabi）分析称，“‘法基赫的监护’的概念把政治及宗教交托给什叶派教士，国家的所有重要决策都要接受最高宗教领袖的批核，这位最高领袖是监护国家的伊斯兰教法学家，对国家拥有监管权，确保了国家自上而下实现伊斯兰化”[244]。
12月的宪法公投遭到温和派的沙里亚特马达里及穆斯林人民共和党的杯葛，他们认为宪法引入的“法基赫的监护”制度抵触国家主权[245]。不过，公决仍获超过98%的支持得以通过[246]。
后续事件
伊斯兰革命营造出一种利于表达进取、咄咄逼人姿态的气候，令伊朗政治处处显露某种特定的言行模式。这种政治气候与1918年至1922年俄国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战时共产主义相似，革命活跃分子汲取了伊斯兰教的历史和法律，把讯息通过伊斯兰教信条和什叶派千禧年主义宣扬出去。受伊斯兰激进主义和反西方主义盛行的影响，伊朗自视为在全球掀起伊斯兰革命及抗衡西方文化侵略和美国霸权的先驱和堡垒，这种思想体现在后续的伊朗人质危机和两伊战争等事件里[247]。
人质危机
奉行民族主义的伊朗总理摩萨台在1953年遭英美的情报部门联手推翻，时至1979年，在伊朗激进分子的眼中，美国驻伊朗大使馆不是美国官员正当执行外交工作的场所，而是“间谍巢穴”。美国总统卡特在1979年10月23日批准被迫流亡的沙阿礼萨·巴列维到美国寻求庇护，那些激进分子认为美国“准许沙阿入境美国意味著美国针对革命策划了新的阴谋”，并指出如果不迅速作出行动，那就等于示弱，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将可以干预任何国家的内政。他们认为占领大使馆并胁持人质的行动是捍卫革命不受美国干涉的反应，阻止敌对情报人员策动妨碍伊朗民族自决的政变[248]。
于是在11月4日，约400位自称“伊玛目的门徒”的大学生攀越美国驻伊朗大使馆的围墙占领大使馆，开始为期444天的人质危机，胁持者称为“第二次伊斯兰革命”。为了抗议霍梅尼不下令那些激进分子释放人质，巴扎尔甘携内阁辞职，支持霍梅尼的派系承认他们借机赶走巴扎尔甘及民主派，因为“他们偏离了伊玛目（霍梅尼）的路线”[249]。霍梅尼亦承认他利用人质危机来获取政治利益，他向当时临时政府的外交部长巴尼萨德尔谈及支持胁迫人质的好处：
在人质危机期间，胁持者选择性地公开大使馆的文件，以便忠于霍梅尼的伊斯兰教派系清洗和恫吓政敌，他们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可对伊朗政府施加重大的影响力”，拉夫桑贾尼随即附和称“大使馆的文件揭露临时政府对伊玛目及革命派图谋不轨”。霍梅尼亦趁机为接下来的选举定调，他表示“如今面临一个想摧毁我国的撒旦国家，不要让伊斯兰教的敌人实现他们的梦想，动摇伊斯兰共和国的根基”。在抵御外敌的大旗下，伊朗成功透过公投通过了新宪法，又选出了伊斯兰共和党占多数的议会[251]。
正如霍梅尼所说，人质危机在伊斯兰教士除去了政敌后才得以结束，当时身为议员及伊玛目的门徒精神领袖的穆罕默德·穆萨维·霍伊尼哈表示：
压制反对派
巴尼萨德尔在1980年1月当选首任伊朗总统，他是霍梅尼的亲密盟友，但他发现当选总统并没有让他得到相应的权力，一些经精心挑选的原教旨主义教士、革命委员会及伊斯兰共和国才是真正的统治者。他觉得霍梅尼成为了独裁者，抛弃了革命的信念。巴尼萨德尔相信宗教学者应在政府里扮演间接的角色，让专家官员领导政府。他与哈梅内伊、拉夫桑贾尼、贝赫什提等教士的冲突持续不停，又未能取得霍梅尼的支持[253]。1981年6月21日，巴尼萨德尔受到议会弹劾而遭到罢免，他在其后逃到巴黎成立伊朗反抗力量全国议会，在海外发声反对伊朗政府[254]。
关闭报社
在革命后，霍梅尼背弃开放政治的承诺，并攻击传媒。他表示传媒应该宣扬伊斯兰教的理想，避免不一、不和、不满的内容，扬言要打断涉及叛国和协助外国人的笔杆。霍梅尼在1979年呼吁杯葛全国最大的日报《未来人民报》，指责该报的立场偏颇，激使一些立场强硬的宗教分子袭击《未来人民报》的分社，政府最终在8月初关闭了《未来人民报》。《世界报》的22位编辑在数天后遭到禁制，引发报章的大多数编辑罢工抗议，政府随即肃清《世界报》编辑，记者胡桑·阿萨迪指“《世界报》的传媒从业员在三个月内几乎全数被辞退，其中包括伊朗最出色的一些传媒人”[255]。
临时政府又在1979年8月7日公布新闻法，所有刊物都要事先获得政府部门的许可才可发行，两周内共有超过20个出版刊物被临时政府禁刊，许多报章和全部讽刺时弊的刊物都在1981年前后关闭，其中一些转到国外发行，如《小哥》（Asghar Agha）、《哈吉巴巴》（Haji Baba）及《暴君》（Taghut）[256][257]。巴尼萨德尔营办的《伊斯兰革命报》（Enqelabah Eslami）及亲自由运动和巴扎尔甘的《平衡报》亦相继关闭[258]。
一轮对新闻自由的压制触发民族民主阵线在8月12日发起支持新闻自由的大型示威，但真主党袭击示威者，造成多人受伤，民族民主阵线在翌日遭到取缔[259][260]。
穆斯林人民共和党
穆斯林人民共和党是沙里亚特马达里在大不里士成立的政党，立场较伊斯兰共和党温和[261]。该党批评革命委员会无法无天，要求政府与世俗党派合作，支持新闻自由[262]。在宪法公投前，沙里亚特马达里指出新宪法所指的宪法权力归于人民与“法基赫的监护”形成冲突，足以使他的许多支持者却步。电视台为了避免他的言论带来影响，在播出的电视片段上动了手脚，只播放沙里亚特马达里认为新宪法合乎伊斯兰教法的部分，隐去了他的批评。此举误导造成了沙里亚特马达里的一些支持者在公投里投赞成票的错举，他们要求收回选票[263]。
沙里亚特马达里深受阿疆拜疆人的支持，大量阿疆拜疆人杯葛宪法公投，导致在库姆的霍梅尼支持者袭击沙里亚特马达里。大感震怒的大不里士人在1979年12月攻占当地电台、电视台、政府办公室及空军基地，支持霍梅尼的军人与叛军爆发冲突。霍梅尼指责叛乱是“叛国贼”、“傀儡”及“在美国和其他地方接受外国指使的谋犯”所为[参 6]。战事在1980年平息，政府承诺给予阿塞拜疆人更大的自治权，但同时又重拳镇压，处死了一些叛军，软禁沙里亚特马达里，穆斯林人民共和党最终遭到取缔[264]。
文化革命
革命后的新政权为了建立一个伊斯兰教为主导的社会，开始向教育系统和大学施压。礼萨汗在20世纪初引入的新式教育体制一改过往由宗教学校把持的旧制，现代的大学成为了传统教育模式的威胁，新政权的掌权者不信任大学，认为它们是服务帝国主义者，是伊斯兰教的敌人。伊斯兰议会发言人吴拉姆-阿里·哈达德-阿德尔斥责西方人在伊朗建立大学的目的是“鼓吹政教分离，宣扬世俗主义”。此外，巴列维王朝的大学成为政治启蒙之地，使大学不仅是一个学习的场所，还成为引发政治讨论的中心，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革命后，伊斯兰共和国于是发动文化革命，确立政权在政治和文化上的领导地位[265]。
霍梅尼在1980年3月21日的纳吾肉孜节发动文化革命，他强调有必要“在伊朗的所有大学发起伊斯兰革命”，以“清洗受东方和西方文化影响的教师”，“在大学创造健康的环境，以供学生学习伊斯兰知识”。在霍梅尼的指令下，伊朗的大学在1980年春季开始关闭，又组成文化革命委员会。委员会负责训练和挑选在大学授课的教师、学生的取录及伊斯兰化大学的环境[266]。教职员和管理层须同意承担伊斯兰化的任务，否则面临解雇。教育机构里的伊斯兰学生组织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对教职员和学生施压[267]。
4月18日，革命委员会向左派发出最后通牒，勒令他们撤出大学，但除了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其他党派都没有如期撤出。巴尼萨德尔在数天后带领一些伊斯兰学生进驻德黑兰大学，在革命卫队的支持下，霍梅尼的支持者与大学里的左派学生爆发冲突，造成多人死伤[268]。大学在三年后重开，受到严密的监控。在革命后的五年内，全国有超过一半的教授失去了工作。学校要采用新的教科书，并采取性别隔离措施授课[269]。
两伊战争
霍梅尼的激进宗教思想不仅排斥中东政治秩序，还认为穆斯林受到国际大国的“压迫”。他的理想是建立以伊斯兰教为本的世界秩序，届时的穆斯林社群将会超越国界限制。伊朗是唯一建立了“真主政府”的国家，因此它作为穆斯林社群的核心自带神圣的使命，在全球宣扬伊斯兰教。霍梅尼提到他们会输出革命，直至“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的呼声传遍世界[270]。
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认为伊朗伊斯兰革命既是威胁又是契机。作为伊朗的邻国，伊拉克的人口以什叶派为主，但统治者却以逊尼派为主。萨达姆担忧伊朗什叶派的革命馀热不仅动摇他的统治，还会影响伊拉克作为逊尼派世俗国家的定位。与此同时，他又看到德黑兰的局势混乱，认为这是推翻伊朗神权政府和重夺旧领土的机会，特别是他早已有吞并胡齐斯坦省的打算[271][272]。此外，伊朗军方刚刚经历了清洗和剧变，加上人质危机令西方停止对伊朗军售，都加强了萨达姆的决心[273]。
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在1980年9月22日爆发，伊拉克挥军入侵伊朗[274]。萨达姆本以为可以轻易结束战事，但他发现自己掉进了战争泥沼，伊朗人似乎把他们的革命热情转移至战场前线[275]。德黑兰的伊斯兰教士利用两伊战争巩固政权，打压政敌[276]。霍梅尼认为这场战争巩固了革命的根基，向世界展示了革命的力量和伊朗“与西方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分野”[277]。
学者埃夫拉伊姆·卡什认为两伊战争是伊斯兰革命最直观的结果。他指出，尽管伊拉克是发动战争的一方，但战争的爆发和血腥的战事持续了八年都是伊朗革命政权一手造成。他又表示，这样的发展与法国和俄国革命相似，它们的意识形态都以颠覆原有的政府体制为宗旨，同时由于精锐的军事组织瓦解，装备落后、训练不足的民兵取而代之，令一些实力相近的势力看到机会的出现，诉诸武力解决外来的威胁，1792年至1793年的法国大革命战争及1918年至1920年的协约国武装干涉俄国内战都是如此[278]。
伤亡
革命的伤亡人数有争议性，伊斯兰共和国宪法声称有“超过60000名殉道者”、“100000人受伤”，但学者斯潘塞·C·塔克认为这是霍梅尼政权为了宣传作用而大幅夸大的数字[279][280]。殉道者和退伍军人事务基金会委托记者埃马迪丁·巴吉调查革命真正造成的人命伤亡，根据他的估算，有2781名示威者在1978至1979年被杀，约75%的伤亡都发生在德黑兰[281]。验尸官办公室及德黑兰主要的墓地贝赫什特-扎赫拉公墓分别识别到895位及768位殉道者，查尔斯·库兹曼指出这个估算可能偏低，但即使加大数倍，仍难以切合大量人群面对机枪火力所造成的死伤。据目击者所说，革命后期在贝赫什特-扎赫拉公墓的日常示威已欠缺真正的殉道者以作抗争，示威者只好利用死于意外或疾病的遗体。相对南非的反种族隔离运动，库兹曼认为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死伤人数显著较低[282]。
伊朗史学家阿巴斯·阿马纳特同样表示伊斯兰革命的暴力程度非常低，特别是在革命初期。他指出当时的革命派和目前的伊斯兰共和国大幅提高了数字，但他个人估计死亡人数不足1000人，原因是巴列维政权在使用武力时保持克制。不过，他同时认为革命政府在1983至1989年间在狱中秘密处决了数千名左翼人士及人民圣战者组织的成员，如果计算在内，截至1989年为止的总死亡人数接近10000人。鉴于什叶派对殉道和复仇圣战的强调，阿马纳特表示“暴力并没有广泛蔓延在革命法院、革命卫队及据复仇法例订罪以外的地方令人意外”[283]。
影响
伊朗在1979年的政权更迭和伊斯兰宪法的采用是政治和社会改革的一次大胆尝试。霍梅尼和他的支持者建立了神权国家，显著改变了伊朗的面貌[284]。革命的成功催生出一种政治思想，它认为未来世界将会按照伊斯兰教的规则来整治。伊斯兰分子展示出他们有能力推翻强而有力的现行秩序，建立以伊斯兰教为本的“真主政府”，伊斯兰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都受到了冲击[285]。塞缪尔·P·亨廷顿等学者认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在价值观和社会规范上的冲突会加剧，形成“文明冲突”[286]。
伊朗伊斯兰革命被视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对国际局势的平衡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冷战白热化之际，战略位罝重要的伊朗成为外国角力的要地，但伊斯兰革命响亮地向这些专横的外国势力提出异议，以“既不靠西，亦不倚东”的立场不向东方共产主义及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屈服，改变了伊朗原本消极的外交政策[287]。
国内政治局势
革命后建立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结合了神权统治与共和制度，是伊朗和什叶派历史上的创新政体。霍梅尼以教法学家的身份成为了监护者和国家最高领袖，是第一位拥有伊玛目头衔的政治人物，他在政治和宗教上的尊崇地位在伊朗和什叶派史上也是史无前例[288]。作为最终的决策者，最高领袖有权宣战、调动军队及罢免高级官员，包括司法部门、国家电台及电视台和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首长。宪法监护委员会、专家会议及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是具宗教色彩的国家监管机构，它们都是最高领袖的权柄。共和性质则主要体现在伊斯兰议会身上，它是国家的立法机关，享有紧急状态、贷款及年度预算的审批权，可以弹劾政府高官[289]。
在1989年，霍梅尼在逝世前下令修改1979年宪法，以解决最高领袖与其他教法学家、总统与总理、宪法监护委员会与伊斯兰议会的权力冲突和紧张关系，大幅增加最高领袖的宪政权力。这次修宪把总统解决权力纠纷的职能移交给最高领袖，又增加了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和宪法监护委员会的权力。阿努西拉万·埃特沙米等学者形容这些改动“在宪法及实质上把最高领袖置于共和国的权力核心，其他国家机构都以其为核心运转”[290]。
在这种新的政治体制下，革命后的政治秩序仍未稳固，各方争相竞逐政制第二梯队的权力。继温和派在1979年遭驱逐后，以拉夫桑贾尼为首的务实派在霍梅尼逝世后取代了激进派，后者在1990年代被当时冒起的强硬派赶走[291]。议会的情况亦相若，在1992年的第四届议会选举中，老革命派不是被宪法监护委员会取消资格，便是未能当选，迈赫迪·卡鲁比、阿里·阿克巴尔·穆哈沙米普尔等影响力较大的议员都失去了议席[292]。
什叶派政权执政后把歧视宗教少数族群合法化，迫害穆斯林以外的其他宗教信徒[293]。伊朗国内有大量巴哈伊信徒，尽管他们一直都受到迫害，但革命后大规模和全面的迫害却有详尽的文献纪录，他们屡遭骚扰、不公平的逮捕和监禁，公民权利受到限制[294]。曼达安教承办的学校不获教育部认受，学生难以升学[295]。
社会发展
尽管革命的主因是政治诉求，但经济诉求和谋求建立一个更平等的社会亦是不能忽视的原因。人们的这些诉求主要体现在伊斯兰共和国的宪法及伊朗在革命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政策当中。宪法的第三章提到教育和社会福利等个人权利，第29条提及卫生、失业和退休等社会保障措施应透过公帑或私人和公众集资来落实，而第30条则明确提到国家应提供免费至中等及高等程度的教育[296]。政府通过五年计划和年度预算拨款来实现宪法希望达致的社会公义，实现社会公义成为革命后各个政治党派的热议话题，以争取公众支持。在《伊斯兰共和国的2025年愿景》里，“妥善的收入分配”、“平等的机会”和“扶贫”依然是政府公共政策的重点[297]。
宗教领袖认为成家立业是伊斯兰教颂扬的德行，因此政府推行鼓励人们尽早结婚的措施，并把男女的适婚年龄分别调低至15岁及13岁[298]。伊斯兰政权致力改善农村基建，兴建了大量的桥梁、学校、清真寺、医院及公共浴场，取悦在革命当中发挥重大作用的低下阶层，许多农村获得洁净的水源和电力供应[299]。医疗及教育条件得到显著的改善，初生婴儿的死亡率大幅下跌，中学入学率由革命前的40%升至两伊战争后的74%[300][301]。
不过，政府同时又改变前朝的西式现代化政策，使伊朗转变成“社会各方面的裁决准则由伊斯兰教定断”的国家[302]。除了革命歌曲和宗教音乐以外的流行音乐和舞蹈遭到全面的禁制，新的文化审查制度禁止色情暴力和浪漫爱情电影播映[303][304]。可是，随著年轻一代的伊朗人通过互联网和卫星电视接触世界，他们倾向反抗政府的文化管制政策，采纳与之相违的服饰、发型，爱慕纹身、穿孔、地下派对及涂鸦。学者贾里德·科汉（Jared Cohan）形容派对不仅是伊朗年轻人的消遣娱乐活动，还是表达意见和反抗意志的场所，“他们喝的每滴酒、脱下的每件头巾、听的每个西方流行音乐节拍、沉醉其中的每分钟都是对政权的反对和社会抗争，这是他们消极的革命”[305]。
经济发展
石油产业工人参与罢工瘫痪了伊朗经济，引发第二次石油危机[306]。伊朗的石油出口在1979年12月停滞，令全球石油市场陷入恐慌，恐慌性的购买把现货价格推高150%至每桶34美元。第二次石油危机导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下跌了3%[307]。尽管新政府试图摆脱对石油的倚赖，但伊朗经济在革命后的十数年内依然与石油收入紧密相连[308]。因通胀导致政府的石油收入减少，革命后的伊朗陷入经济衰退，失业率高企，在750万非农业劳工当中，估计有200至300万人失业。根据伊朗工业和矿业部的数字，与革命前比较，1980年春季只有59%的工业机器仍然运作，而且只保持80%的产能[309]。
根据新宪法，以“不符合伊斯兰教法”取得的财产都是非法，国家充公了数千家企业和大量的财产。基于革命引发的不稳局势，数以十亿美元计的流动资金外逃。那些充公得来的资产拨归政府和慈善信托管理，国有化蚕食了原本的自由竞争和市场经济[310]。这些国营企业及慈善信托为了履行革命使命，向社会上有需要的群众和贫民提供低息贷款、养老金及其他形式的财政援助，革命卫队的一些分支亦以“捍卫共和国革命价值”为由参与经济活动[311]。在两伊战争后，尽管总统拉夫桑贾尼及继任的穆罕默德·哈塔米致力于去国有化，时至今天仍然有86％的国内生产总值是政府控制的企业产出，其馀14％在名义上是私有经济活动，但实际上许多都受到慈善信托控制[312]。
在1980年代末，伊朗的经济政策转趋务实。1989年至1999年的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都以长远的经济增长和削减财政赤字为目标，不再大谈打击物质主义、倡导节约消费的经济模型和建立无阶级的社会，重心转向对抗通胀、提振就业、鼓励与外资成立合资公司、加大电力供应、废止配给制和补贴措施等[313][314]。
妇女事务
伊斯兰革命是伊朗史上首个吸引到不同社会阶级、不同意识形态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妇女大规模参与的社会运动，证明了她们在社会和政治上的重要性。她们在示威活动里穿戴头巾和传统的黑袍，象征了什叶派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团结对抗沙阿政府，但这种刻板的形象无助于提升妇女地位[315]。
伊朗社会在革命后重归男性主导的秩序，伊斯兰教法采纳传统的法学观点解读女权和家庭法，导致性别不等制度化。赋予妇女权利的1967年家庭保护法被废止，妇女在公务和私人领域上的权利倒退。妇女须遵照伊斯兰教的著装要求，必须佩戴头巾，她们在离婚和子女监护权上受到限制，亦不得从事与司法相关的职业[316]。民众必须遵守性别隔离措施，教科书须反映性别的传统观点，又引导女学生修读适合其性别的专业[317]。对世俗妇女而言，霍梅尼激进的伊斯兰化政策背叛了她们的贡献，她们在参与革命的时候受到赞誉，但在随后却要求她们留待家中，一些妇女团体寻求捍卫女性权益而发起了抗议[318]。
虽然如此，新宪法在某程度上保障妇女和母亲的权利，为她们开辟了要求获得更大权利的途径。妇女有参选和投票权，参选伊斯兰议会的女性候选人比例由初期的不足4%上升至2004年选举的接近10%，前一届的议会选举有65%的女性投票[319]。妇女获得更多接受教育的机会，入学率在男女性别上的差距收窄，2015年获取录入读公立及私立大学的女学生占总数的42%[320]。大量在两伊战争期间义务劳动的女人在战后投入劳工市场，与革命前相比，1990年代初就业的伊朗妇女比例明显大增[321]。
输出革命
革命后的伊朗试图输出革命，并把它写进新宪法，明确表明“在国内外继续革命的必要根据”。宪法的序言提到“与其他伊斯兰和社会运动一起抗争，准备建立单一的世界共同体”，誓言会继续斗争，解放世上所有受到剥削和压迫的人民[322]。不过，研究伊朗外交政策的拉马扎尼却指出“输出革命的适当手段不明确”，学者大卫·曼纳希利亦在他的著作里提到霍梅尼的伊斯兰政府并没有统合穆斯林社群的蓝图。霍梅尼、哈梅内伊、米尔-侯赛因·穆萨维及拉夫桑贾尼主张动用软实力输出其革命政策和理念，侯赛因-阿里·蒙塔泽里则提倡强硬手段，包括动用政治和军事手段支持其他国家的革命派[323]。
黎巴嫩成为伊朗输出革命的第一个目标，它与伊朗一样在国内有大量什叶派穆斯林[324]。许多黎巴嫩什叶派穆斯林加入革命卫队设于贝卡谷地的训练基地，革命卫队在当地的主要目的是协助黎巴嫩人发起圣战，驱逐占领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以色列人，并在黎巴嫩建立伊斯兰国家[325]。受伊朗伊斯兰革命的鼓舞，一批伊斯兰极端分子在1979年劫持麦加大清真寺，南非的穆斯林亦投身参与反种族隔离运动[326][327]。与伊朗政权有联系的科威特什叶派宗教领袖在当地宏扬伊朗革命的缘由，呼吁科威特进行改革[328]。此外，伊朗亦被指在1981年支持巴林国内的伊斯兰派系策动政变推翻阿勒哈利法家族的统治[329]。
伊朗把真主党在黎巴嫩站稳阵脚并以之作为对抗以色列的前线视为是输出革命的重大成果[330]。受到影响的海湾国家扩阔了政治参与的门路，他们在文化上追根溯源，向伊斯兰教靠拢以抵抗西方的影响，司法系统亦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学者穆希丁·梅斯巴希（Mohiaddin Mesbahi）认为这些都是伊斯兰革命的创举[331]。不过，输出革命政策也严重损害了伊朗，不仅导致伊拉克在1980年入侵伊朗，还使地区和国际势力支持发动战争的伊拉克，进一步破坏伊朗与阿拉伯邻国的关系[332]。
外交关系
伊斯兰革命后，伊朗最高领袖根据“法基赫的监护”享有全面的国家监督权，除了内政，最高领袖还监督外交政策的所有进程和决策。即使国际社会只与总统打交道，而没有接触最高领袖，后者依然有最终的决定权。这在第二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领导下更加明显，学者吉纳维·阿卜杜指出“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长年处心积累削弱总统在外交事务上的权力”[333]。
霍梅尼的外交政策具浓厚的伊斯兰革命色彩，他支持激进分子占领美国大使馆，又试图把革命输出到其他海湾国家，支持当地的什叶派穆斯林制造不稳，这种政策在区内受到反制，导致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的成立及美国奉行“双重围堵”的外交策略。伊斯兰革命和国际对两伊战争的反应意味著“危机管理和边缘政策长期成为伊朗外交政策的元素”[334]。在霍梅尼逝世后，伊朗的外交政策转趋务实，停止了输出革命，并试图与邻国建立友好关系[335]。
与美国的关系
由于不满流亡的沙阿到美国就医，一些激进的穆斯林闯入美国大使馆引发人质危机。美国拒绝引渡沙阿回伊朗，霍梅尼认为美国收容压迫伊朗人的沙阿是暴行，忽视伊朗人的感受，因此支持胁持人质，事件导致双方的外交关系中断[336]。原本的伊朗是美国在中东的主要代理人，但事后却变成美国在区内的主要敌人，作为对人质危机的回应，美国冻结了伊朗的资产，并实施禁运等措施[337]。自1971年英国撤出后，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中东奉行双柱政策，即倚仗伊朗及沙特阿拉伯维护美国在波斯湾的利益，但人质危机丧送了这个政策，华盛顿转而提出名为卡特主义的外交政策，在必要时不惜用兵悍卫美国在波斯湾的核心利益[338]。
美国在随后的两伊战争支持萨达姆，提供外交、情报和物资上的支援，伊朗报复美国的干预，采取一系列的敌对措施，包括在黎巴嫩绑架美国人[339]。乔治·布什在总统就职演说上称“好意可报以善行”，令人对美伊关系改善抱有希望，伊朗亦释出善意，伸出援手协助解救在黎巴嫩被绑架的人质，又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保持中立，但这些举措没有换来布什政府的正面回应，反而遭受美国的打压，令伊朗对改善双边关系更消极和冷淡[340]。这种误解和不信任成为随后许多次双边交往的典型特征，包括伊朗核问题谈判[341]。
与苏联的关系
伊朗在历史上是俄国向南扩张与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之间的缓冲地带，其领土完整在很大程度上倚赖大国把它定位为缓冲区的共识。伊朗对苏联的扩张和威胁一直保持警惕，因此即使伊斯兰革命采取反美的立场，它亦没有与苏联走得太近。随著美国巩固它在波斯湾的权力及它与伊朗的关系在1980年代恶化，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符合伊朗的利益，伊朗寄望它正常发挥制衡美国的作用，同时表现出较低的侵略性[342]。从苏联的角度来看，它原本并不希望巴列维政权倒台，因为沙阿稳定的长期统治有利于苏联与伊朗保持有利的经贸关系，但当苏联发现沙阿无法维持他的统治后，它试图利用伊朗革命的不稳局势从中牟利，透过与其关系紧密的人民党重塑伊朗的政治格局，就像阿富汗的人民派和旗帜派一样[343]。
两伊战争大大影响了苏伊关系，苏联在初期支持伊朗，停止对伊拉克售武。不过，当伊朗在1982年春季反攻伊拉克后，不希望伊拉克遭逢重大军事失利的苏联恢复对伊拉克售武。在渐转敌对的环境下，伊朗下令削减苏联大使馆外交人员的数量，后来更指责苏联外交官从事间谍活动。人民党成为众矢之的，最终遭到取缔。莫斯科在1983年公开谴责伊朗未能与伊拉克和谈。直至停火后，两伊战争及其馀波继续成为苏联与伊朗争论的焦点[344]。
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伊朗人认为英国分别协助礼萨汗及美国中情局在1921年及1953年发动政变，因而声誉扫地，霍梅尼曾经把英国称为一头“帝国主义的老狼”[345]。由于英国大使馆遇袭，伦敦在1980年撤回了大部分驻伊朗的外交人员，并在人质危机后支持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但对美国倡导的对伊朗禁运则没有积极参与。双方的关系在随后一度缓和，英国在两伊战争里保持中立，又容许伊朗在英国的私人武器市场交易[346]。1989年，英国作家萨尔曼·鲁西迪的小说《撒旦诗篇》被指亵渎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霍梅尼下达了追杀鲁西迪的教令，英国拒绝伊朗要求撤回支持该书的要求，导致双方的外交关系中断，双方在1997年后才逐渐重建关系[347]。
至于西德、意大利、法国等其他欧洲国家，由于他们对伊朗政治和军事上的干涉不如英国密切，加上他们不以冷战思维看待伊斯兰革命，不认为革命成功意味著西方失去了伊朗，伊朗也意识到它不能同时对抗美国和欧洲，因此他们仍能与伊朗保持经济合作关系[348]。
亚洲及非洲方面，埃及总统穆罕默德·安瓦尔·萨达特欢迎流亡的沙阿入境埃及，加上他决定与以色列签订《以色列-埃及和平条约》及指责伊朗支持和训练非法的伊斯兰组织，导致伊朗与埃及交恶[349]。伊朗试图输出革命及影响海湾国家的内政，亦使它与阿拉伯邻国的关系恶化[350]。在美国的强压下，日本减少了从伊朗进口石油，并对伊朗实施了经济制裁，但仍竭力保持著与伊朗的经贸关系。由于同样顾忌苏联的威胁，伊朗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在难以从西方获取军备的情况下，促使伊朗与中国和北韩达成军售协议[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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