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经过[编辑]
英国外务大臣巴麦尊勋爵认为英侨缴出鸦片，无异于被迫纳赎命金，因此要求中国与英国订立贸易条约，以平等地位通商，或割让一个小岛给英国，使英侨能在其国家荫庇下，安居乐业[81]:319。为争取上述要求，英国显示实力，派遣远征军于1840年6月（道光二十年）开抵中国，遂爆发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至1842年）[81]:319。海军少将懿律（George Elliott）被任命为全权公使，其堂弟义律则被任命为副帅[13]:181。双方且谈且战，直至1841年1月20日义律与琦善达成协议[81]:319。
第一阶段[编辑]
英军北上[编辑]
1840年6月，懿律率领英国远征军抵达广州海面[13]:181，包括军舰16艘、武装轮船4艘、运输舰28舰、陆军4,000人[2]:61。英国的预定战略是将压力施于北方，迫使清政府早日屈服，因此英舰未攻广州，只封锁了口岸[2]:61，随即北上前往浙江[62]:66。英军此举被中国人解读为畏惧林则徐的设防[4]:13，但实为奉行英国政府的北上训令[62]:66。
7月2日，英船以白旗前往厦门递送英国外相巴麦尊的译文公函，请求转呈道光帝，守将拒绝[62]:66，英方更遭到射击，显然中国人未能理解白旗的含义[13]:181；双方遂起冲突，中国的炮台和军营多处被毁，兵丁伤亡20余人，英方亦有损失[2]:61。闽浙总督邓廷桢上奏道光帝指清兵战胜，夸称“所获夷尸，……当场脔割，悬首炮台，共见共闻”[62]:66。
英舰继续北上，于7月4日驶达舟山群岛[62]:66；英国海军司令伯麦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投降，不果[44]:158。7月5日下午2时，英军开始进攻，仅用9分钟便完全摧毁了清军的兵船和岸炮，并登陆占领舟山群岛上的定海，清军总兵张朝发中弹落水，伤重不治；次日清晨，英军再攻，发现清军早已逃散，定海知县姚怀祥投水自杀[44]:158-159。
7月20日，道光皇帝得知定海失陷后大为震怒[44]:165，他指责林则徐未能堵塞鸦片之弊却又节外生枝[13]:182。道光帝命令沿海各省“加意防堵”，加强防务[44]:165；又将浙江巡抚乌尔恭额革职，留营效力，先后调派邓廷桢和两江总督伊里布前往浙江主持军务，前者兼任浙江巡抚[44]:166-167。
攻陷定海后，英军在宁波、镇海再度尝试投送巴麦尊的公函，但都被拒绝或退回，清朝官员声称不敢将该公函上呈，结果英方迟迟无法将公函交到清廷手中[13]:182[44]:160。英军于是按原计划封锁了厦门、宁波、长江等重要出海口，继续北上[44]:159。
8月9日，道光帝终于从琦善的奏折得知天津防务之严峻，破例地命令琦善[44]:167：“如该夷船驶至海口，果无桀骜情形，不必遽行开枪开炮。倘有投递廪帖情事，无论夷字汉字，即将原禀进呈。[82]”8月11日，英军直逼天津大沽口（白河口），道光帝批准直隶总督琦善收下了那封公函[44]:168-169。该照会（即外交公函）的中文译本节录如下：
兹因（广州）官宪扰害本国在中国之人民，及该官宪亵渎大英国家威仪，是以英国主调派水陆军师，前往中国海境，求讨皇帝昭雪伸冤。——《巴麦尊子爵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83]
巴麦尊照会的前半部分是对林则徐广州禁烟运动的指控，后面才提出五项要求，包括赔偿焚毁鸦片的货价、中英平等外交、割让岛屿、赔偿商欠及赔偿军费[44]:173。琦善在接收英方照会时，亲眼看见了英军的实力[44]:169，他将照会转呈北京的同时，随函描述英国的兵船之大、大炮之多，形容其“无风无潮，顺水逆水，皆能飞渡”[2]:62,78。
8月19日，道光帝阅读了巴麦尊的照会，此后完全改变了旨意，即由“主剿”变为“主抚”[44]:172。道光帝认为“衅端”无法即时消弭，国家财富经不起消耗，并认为英方旨在通商与诉冤，故只需替换林则徐等人并恢复贸易，即可了事[44]:176-179。翌日，道光帝发给琦善两道谕旨，其中一道谕旨命令琦善转告英方，其中一道谕旨指示琦善如何“驾驭外夷”，包括答应逐一访查英人的“冤抑”，但拒绝割让海岛、赔偿商欠以及鸦片货价，而对于中英平等外交、赔偿军费两项要求则未有指示[44]:173-174；另一道谕旨是吩咐琦善向英人宣布以下内容：
| “ | 大皇帝统驭寰瀛，薄海内外，无不一视同仁。凡外藩之来中国贸易者，稍有冤抑，立即查明惩办。上年林则徐等查禁烟土，未能仰体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朦，措置失当。兹所求昭雪之冤，大皇帝早有所闻，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现已派钦差大臣驰至广东，秉公查办，定能代伸冤抑。该统帅懿律等，著即返棹南还，听候办理可也。[44]:174 | ” |
琦善根据道光帝给他的两道谕旨，与义律在大沽口会谈[2]:63。对于中英平等外交、割让海岛的要求，琦善表示日后均可协商；对于赔偿烟价，琦善则“隐约其词”地称必会细查缴烟细节[2]:62-63。义律和懿律以为琦善原则上已答应英方的要求，加上当时北方气候渐寒，定海英军多病，于是答应折返广东、交还定海，以待后续谈判[2]:63。9月15日，英舰离开白河南下[13]:183。道光帝对琦善的外交手腕大为赞赏，遂任命他为钦差大臣[13]:183，将林则徐、邓廷桢革职，并下令沿海各省不得开炮[84]。
广州和谈[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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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道光二十年）9月中旬，道光帝任命直隶总督琦善为钦差大臣时，命令他“将应撤应留各兵分别核办”，琦善遵旨将大沽口的防兵分别撤留[4]:129-130。此后半个月内，道光帝为“节省靡费”起见，已下令沿海七省裁撤军队[4]:130。11月29日，琦善到达广州接替林则徐[44]:179-180。当时，由于懿律患病，义律已经代之成为首席全权代表[13]:183。
1840年12月初，琦善与义律展开谈判。义律态度强硬，要求及早接受英方的全部条件，否则开战，琦善答应赔偿部分烟价以及中英官方文书平行，但拒绝割让海岛。义律又表示，如果加开厦门、定海为通商口岸，便放弃割让海岛的要求[2]:63。琦善有意答允，但朝廷不肯，当时道光帝有鉴于英军未完全撤出定海，认为英人“凶心未已，诡诈多端”，遂决定调兵赴粤增援，准备大伸挞伐[2]:63-64。琦善不敢轻易答应，又不敢轻易拒绝，便使用拖延战术周旋。经过一个月的和谈，未取得任何结果，义律失去耐心，决定“战后再商”[85]。
1841年1月7日（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五日），英军向虎门炮台第一重门户——大角、沙角炮台同时发起进攻，以舰炮猛轰炮台，摧毁胸墙、炮洞、围墙多处。炮台守军开炮对抗，但效力有限，守军在英军猛烈的炮火下“无法驻足”。与此同时，英军乘坐小船从穿鼻岛南北两侧同时登陆，抄袭沙角炮台侧后，抢占制高点，抵达脊巅，向下猛攻，守军被迫将大炮推入海内，突围撤退[86]。守军欲发动“预埋地雷”，但未能奏效。激战中陈连升父子先后阵亡[87]。英军占领大角炮台后放火烧毁营房，拆毁炮台，然后全部撤回舰上[86] 。林则徐描述：“此次爬沙角后山之人，大半皆汉奸，或冒官兵号衣，或穿夷服[88]。”但史家茅海建指出，是清军误认英军为“汉奸”，原因不明[44]:226。
在大角、沙角之战，清军死伤700余人，英军38人受伤、无人死亡[44]:227。在陆上战事即结束时，英国海军的复仇女神号、加略普号、“硫磺号”等五艘军舰联合向停泊在附近的清军水师发起进攻，清军战船火力无法抗衡英军战舰，水师师船、拖船沉毁11艘[89]。大角、沙角之战后，清军士气受挫，纷纷四散，琦善为此拨银1.1万元发给清兵，以激励士气[44]:228。
此后，英国军舰溯江而上，进逼虎门第二重门户——横档岛，形势危急[44]:227。1月8日，英国海军司令伯麦释放战俘，并让战俘将一份照会交给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称如果清方有“顺理讲和之议”，英方便同意停战；关天培将照会转交琦善，并请英人等待回复、退兵和谈，英方随即停止军事行动。不久后，义律与琦善便展开和谈，英军撤出虎门[44]:227-228。
1月20日，琦善拟定《穿鼻草约》，包括割让香港（但仍由清廷征收该处商税）、赔偿洋银600万元、中英官员平等外交、重开广州商务。琦善没有在草约上盖官印，但同意将其上奏道光帝以求批准[13]:185。1月26日，英国海军在水坑口登陆升旗，香港正式成为英国属土[81]:319。翌日，琦善与义律会晤，请求将香港改为借居，赔偿私下了结，草约不必由道光帝批准，义律拒绝。2月10日，双方再次会晤，约定在十天后签字，此时琦善已接到大伸挞伐的上谕，十天后（2月20日）琦善只好称病，不再与义律会面[2]:64。
广州和谈后，1月23日，定海英军陆续调往广州。2月24日，英军主动撤离舟山，撤往广州一带。伊里布释放安突德等十八名英俘，2月27日，裕谦率兵进抵镇海，派遣总兵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带兵由镇海进驻定海，重建防务。[90]
第二阶段[编辑]
双方且谈且战，直至1841年1月20日义律与琦善达成协议[81]:319。英国海军于1841年1月26日在水坑口登陆升旗，香港正式成为英国属土[81]:319。同年6月，义律分段出售土地，香港开始有移民居留[81]:319。中英两国政府均不承认《穿鼻草约》；清廷认为割地是奇耻大辱，举朝震怒，遂将琦善撤职，押至北京查办；英国方面，巴麦尊勋爵也大表不满，认为香港是“一个杳无人烟的荒芜小岛”，不足以代替通商条约[81]:319。
清朝宣战[编辑]
1841年1月27日，广东大角、沙角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道光皇帝闻讯震怒，下旨对英宣战，命令琦善与两江总督伊里布分别进兵[2]:64。三日后，道光帝得知香港已被割让给英国，痛斥琦善无能不堪，下令将其革职锁拿进京[2]:64，并处以抄没家产以及斩监侯的处罚[13]:183；同时补授原刑部尚书祁贡为两广总督，未到任前由广东巡抚怡良署理[91]。道光帝亦加派他的侄子、御前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任命户部尚书隆文和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继续向广东增兵，并且否认《穿鼻草约》。后又以伊里布“游疑畏葸”，改任积极主战的裕泰为钦差大臣[2]:64[92]。并从内地各省抽调精兵，开赴广东。[93]:712
经过两次会晤，义律对琦善的态度逐渐生疑，加上清军增兵治防也被英军所洞悉，义律决定先发制人[2]:64。2月26日，英军向虎门发起总攻，炮台尽毁，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战死；翌日英军占领虎门口内的乌涌炮台，清守军被俘和伤亡者各千余人，其他大多不战而逃，英船驶入黄埔[2]:64-65。3月2日，英军攻克琶洲炮台，3月3日，再克琵州炮台，兵锋距离广州只有数公里[44]:259。
第一次广州之战[编辑]
自1839年3月林则徐封锁商馆以来，中英贸易整整停顿了两年，对中、英、印等地的英国商人以及英国政府都带来极惨重的损失，虎门口外始终有数十艘商船徘徊。因此，驻华商务总督义律自从与琦善在广州和谈开始便谋求早日恢复贸易。义律尤其不希望战火吓走广州的富商，故未有选择直接攻下广州城，而是再三要求停战谈判。[44]:264-265
1841年3月3日，琦善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前往英舰，要求义律停战，理由是“琦爵即将罢黜”，义律开出休战条件，包括赔款增至1200万两、割地增加尖沙咀（即九龙）、片面最惠国待遇等，明确要求广东将军阿精阿、广东巡抚怡良、前两广总督林则徐和邓廷桢在3天内共同当面盖印[44]:259。3天期限届满的前一天，3月5日，参赞大臣杨芳抵达广东，百姓“欢呼不绝”，“官亦群倚为长城”。由于奕山、隆文尚未到任，杨芳暂领广东军务[39]。
3月6日，停战期满，英军再度开战，攻陷猎德、二沙尾炮台，清军大溃，该处距离广州城只有3公里。同日，义律表示愿意停战，事缘中方再派余保纯前往谈判时表示，广东当局希望停战，但皇帝绝不会批准。此后战事又暂停了几天[44]:259。翌日，杨芳上奏道光帝，隐匿了东路炮台接连失陷之事，大谈自己如何布防，道光帝阅后称“览奏稍纾忧念”[44]:267。3月10日，广东当局向美国商船发出准许入港贸易的红牌，以离间英、美两国，意图“以夷制夷”。义律闻讯，于当日宣布封锁广州[44]:262。
3月12日，杨芳再上奏，谎称乌涌之战中清军“斩毙逆夷多于官兵”，又建议“暂时羁縻”，理由是怕英军逃窜而不能全歼。道光帝对杨芳“不趋小利而误大局”的做法十分满意，称赞他“晓畅军务”，表示“期盼捷音之至”[44]:267-268。然而，杨芳在停战期间不务正业，据《粤东纪事》记载，杨芳到广州后“终日唯购钟表洋货为事，夜则买俏童取乐，甚而姚巡捕等将女子剃发，并跟班送进……[44]:261”；又提到杨芳手下的官兵在外嫖妓，两个月内许多官兵因此感染麻风，服药亦不能愈，当中还包括杨芳之子[94]。该记录又称：
3月13日，琦善因早前与英方议和，被押往北京查办，此时战事再起，英军攻陷大黄滘炮台。当时义律还未得悉琦善北上，于3月16日再向琦善发出一份要求停战谈判的照会，由一艘打着白旗的小船北上送往广州城，但小船途经凤凰岗时竟被清兵炮击，被迫返回[44]:262。3月17日，杨芳上奏道光帝，将凤凰岗击退白旗小船之事夸饰成一场大胜仗，道光帝于4月1日收到此奏后大喜，翌日（4月2日）向正在赶赴广州的靖逆将军奕山谕称“省城自可无虞”[44]:268-269。
对于白旗小船被炮击一事，义律决定报复，发兵大肆进攻广州。自3月18日上午起，英舰由大黄滘北上，连克凤凰岗、永靖炮台、西炮台、海珠炮台以及河南岛的一座沙包炮台。同日下午4时，英军占领广州十三行的商馆，在时隔两年后重新升起英国国旗[44]:262。至此，广州城全无屏障，完全暴露在英军的炮火下，成为一座危城[44]:263。
在3月18日前20天的广州内河战斗中，林则徐、琦善、怡良、杨芳均拨兵拨炮，并阻塞河道，以防英军直逼广州。但过程中清兵屡屡对英军进逼坐视不顾、一无所为，一经交战便溃散，大黄滘炮台的守军甚至在临战前夕与英军商议“假战”，这些都使英军轻而易举地长驱直入[44]:263-264。杨芳亦作战不力，用“阴门阵”抵敌，结果清军一败涂地[39]。
英军于3月18日重新占领广州商馆后，义律向广州当局发布照会，要求举行停战会谈。翌日（19日），中方派广州知府余保纯与义律在商馆中谈判，义律提出只要发告示优待英国人、恢复通商，英军将会撤退休战[44]:265。杨芳、怡良、林则徐三人共同商量后，于3月20日派余保纯送去照会，同意了义律的两个条件，并出具告示，允许各国商人一同入港贸易[44]:265。双方遂达成临时休战协议，规定广州贸易复常；省政府不得强迫英人签保证书；中国应照常征税；应查禁没收鸦片及其它走私货物，禁止将人拘留或施以各种惩罚[95]。此后，广州的和平维持了两个月[94]。
第二次广州之战[编辑]
广州停战议和两天后，3月22日，杨芳的上奏仍旧粉饰太平。其奏折隐瞒了英军攻入广州占领商馆的事实，反称是清军防守严密逼退英军；也完全未提与英方谈判议和、恢复通商之事，将既成的事实作为尚待请旨的议案，声称美国副领事与行商代英人呈请恢复对英通商；为使道光帝同意恢复通商，杨芳还诡称如此将有利于将来的“剿办”。道光帝阅后未得要领，称杨芳“所办尚好”，指出英人请求通商是“该逆奸谋”，但因大军未到，命杨芳“设法羁縻”，待奕山等人到达后，“断其后路，四面兜捦，克复香港”[44]:269-270。
杨芳意图诱使道光帝尽早批准恢复中英贸易，再于3月31日上奏谎称，美国商船入港引起英商歆羡，义律等人抱有一丝希望，故“旬日间无一动静”。但道光帝发现了其中的漏洞：若美商代英商销售，岂非放纵英人得逞？于是，他一面下令杨芳严查有无朦胧影射等弊，一面明确宣布禁止英国通商。[44]:271
4月14日，奕山一行抵达广州，历时57天[44]:275。义律立即照会杨芳，询问有关奕山对于停战通商的态度，广州知府余保纯于4月16日带去杨芳的覆照，内容反映出奕山似乎同意停战通商，答应等待圣旨；此时道光帝对英贸易的禁令尚未到达广州。余保纯向义律提到，若道光帝不同意通商、执意开战，广州官吏建议在广州以外开战，通商不必中断。义律对杨芳的答复很满意，于4月17日宣布英军不会进攻广州城，可继续通商。[44]:278
5月初，各省开赴广东的1.7万援军亦陆续抵达，加上原驻之兵，广州清军达到2.5万人[44]:269-270。5月2日，道光帝批驳杨芳、怡良准许英国贸易的谕旨到达广州，催促奕山等人率军围剿英人。义律得悉各省援军开到、炮台加强武备的消息，于5月11日与余保纯会谈，要求中方裁撤各省军备，并要求奕山等人覆照。翌日，义律离开广州去澳门，他认定奕山等人必定开战，决定先发制人。17日，他未收到奕山等人的答复，英军开始行动，向广州开进[44]:278-279。18日，义律抵达广州商馆，快速部署结束通商以及撤离侨民的工作[44]:281。
按奕山的奏折所称，他原定于5月10日发兵，因天雨关系而延期，但其真实性存疑。5月20日，奕山得悉义律下令进攻广州，未与杨芳商量，于翌日仓卒下令进攻，杨芳闻讯大惊失色，直言败局已定。自5月21日深夜至22日的战事，中英双方的记载有很大的差别[44]:280-281：
- 英方记载：5月21日晚，多艘英舰停泊在商馆水域，百余只用铁链相连的火船从上游放下，后方有载着清军的兵船，准备登舰与英军厮杀。第一批火船直逼英舰，西炮台的清军亦开炮轰击英舰，但英舰避开了这些火船，并开炮还击西炮台；第二批火船的攻击也未能得手，反被冲往河岸，引发岸上大火，后方清军见势逃散。英舰为安全起见，向凤凰岗一带水域转移。当晚交战中，清军的火攻完全无效，西炮台的火炮则击中数艘英舰，造成一些损伤。22日，英舰彻底摧毁了西炮台，并溯江而上，击毁清军的保障炮台和其他战船数十艘。[44]:281-282
- 清方记载：奕山奏称，5月21日晚，清军分路同时进攻，“弁勇伏身水下，直扑其船底，以长钩钩住船只，抛掷火弹火球火箭喷筒”，英舰被烧得火焰冲天，“逆夷号呼之声远闻数里”。当晚清军在商馆和猎德一带水域烧毁多艘英国大兵船、三板船，“逆夷被击及溺水死者不计其数”。22日，英军进攻西炮台，清军固守，“未被攻坏”；英舰上溯窥伺，清军击沉一艘英船，迫其返回。清军只有零星几只兵船被烧，其余均未受损。[44]:282-283
尽管双方文献记载分歧，但据史家茅海建考证，奕山不但夸大了战绩，也隐匿了西炮台被摧毁的实情，其所称击毁英国“大兵船”之事，实属子虚乌有。道光帝收到奕山的“捷报”，虽未满足其全歼来敌、擒获“夷酋”的期望，他仍然朱批“甚属可嘉”，将奕山、隆文、杨芳、祁贡交部优叙。[44]:283
5月23日，英军舰分别集结于广州西南的凤凰岗以及广州以东的黄埔，形成东西对攻态势。24日下午2时起，英军开始进攻，凤凰岗一带的英舰由西向东分别炮击广州城以西的沙面、西炮台、商馆、海珠炮台；在黄埔一带的英舰则越过猎德、二沙尾，由东向西攻击。下午3时，英国海军基本击垮广州以西的清军抵抗能力，英船载送英国陆军右翼纵队3百余人于5时占领商馆。下午4时，英船载送陆军左翼纵队约2,400人驶入广州西侧水道，进至缯步。24日晚，英军开始在缯步登陆。至25日晨，左翼舰队全部登陆完毕，向广州城北高地推进，扫除沿途障碍，当日占领城北越秀山上的四方炮台，连同广州城南省河上的英舰，已对广州城形成背腹夹击之态势[44]:283-285。英军在高处炮轰城内，击毁两个火药库[16]:19。清军三路兵丁，一哄而溃退[2]:65。
四天之内，广州附近要地全失，城外大火，奕山指挥1.8万人尽退城内，秩序大乱，期间更有部分广州平民附和英军[2]:65。自5月21至25日，英军以死9人、伤68人的代价，击败2万清兵，如此态势之下，奕山只能求和[44]:286。5月26日上午，广州竖起白旗，奕山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向英军求和[16]:19。
5月26日广州求和后，奕山上奏道光帝，历数清军过往数天频频“胜仗”，宣称击沉英国军舰与轮船，并在奏折最后叱骂“汉奸”助虐，预留地步。道光帝收到这份捷报，阅后大喜。[44]:287-288
广州和约[编辑]
1841年5月27日，奕山、隆文、杨芳、阿精阿、祁贡、怡良联衔公文，授权广州知府余保纯与义律订立停战协定《广州和约》[44]:287，规定：
- 奕山、隆文、杨芳在6天内率兵出城，退至广州城外200里驻扎；
- 7天内缴出赎城费600万元；
- 赔偿商馆被劫焚和先前林则徐误烧西班牙船的损失；
- 清方如期付款后，英军退出虎门口外[44]:286-287。
奕山率部撤离广州的同时，还勒索广州商家向英军支付600万银元的赎城费，仅怡和行行主伍崇曜就出资80万银元[96]。5月31日，中方已将赔款全部付清，随后英军全部撤走[44]:287。
广州和约订立翌日，奕山已下令禁止官兵、乡勇和水勇妄生事端、拘拿外商[44]:298。5月29日至31日，即英军占领广州城北越秀山时期，发生了一起以三元里为中心的民众抗英事件[44]:293。中英双方对此事件的记载有很大出入，各有夸大、含混或矛盾之处，但仍有一些共通点。总括而言，英军确有“开棺暴骨”、劫掠财物、强奸或调戏妇女的行为，不过是由民众方面的率先集结引发英军的进犯；搏斗中，天雨令英军的燧发枪失效，加上英军不谙地形，民众诱敌深入、围困英军，对其造成了一定的伤亡；5月31日，获胜的民众包围城北的四方炮台；广州知府余保纯前往劝谕，民众方散去[44]:293-313。广东百姓继而发布“誓灭英逆”文告，情绪高涨，自信至强，各种反英组织跟着成立[2]:65。
《广州和约》如同完全投降，奕山惟有捏造谎言，对朝廷交代[2]:65。6月4日，即和约达成第9天，奕山上奏道光帝称，汉奸帮助英军占领广州城北炮台后，城内居民投书清方请求保全民命[44]:288；然后编造故事：英人“免冠作礼、兵杖投地”前来诉苦，声称其因省河两岸清军炮击以致无法传话，因此“求大将军转恳大皇帝开恩，追完商欠，俯准通商，（英人）立即退出虎门、交还各炮台，不敢滋事”[44]:288；接着奕山又称，考虑到虎门藩篱尽失，不如先同意英人的请求，使其退出虎门口外，再加强防守[44]:289；奕山还挑明了准许通商一事，至于600万赎城费，则改称是行商的“商欠”，称广东当局只是为行商们暂行垫付部分款项[44]:289；此外，对于退驻广州城外，声称是为了弹压土匪，且天热雨多，亦不得不择地安营[2]:66。为了不被皇帝惩罚，奕山虚报战功，甚至将该战役的惨败说成大胜[97]。6月18日，道光帝收到这份奏折，在上谕中称：“该夷性等犬羊，不值与之计较，况既经惩创，已示兵威”，现又“免冠作礼，吁求转奏乞恩”“朕谅汝等不得已之苦衷”；他批准了通商、垫付商欠两件事[44]:289。道光帝意欲罢手，不再追求“尽歼丑类”[44]:290。
6月30日，奕山收到了道光帝的这一谕旨，他于7月14日再上奏，声称英商得知准许通商的圣恩后“额庆欢忭，免冠感伏，声言永不敢在广东滋事”，并奏称“粤省夷务大定”，要求撤退外省援军，以节省粮饷[44]:290。道光帝收到奏折后，以为战争已结束，于7月28日下令各省裁撤调防军兵[44]:291。
第三阶段[编辑]
璞鼎查抵华[编辑]
1841年4月21日，巴麦尊勋爵针对英国驻华全权代表义律与清朝钦差大臣琦善在同年1月20日拟定的《穿鼻草约》，严厉谴责义律藐视训令，认为《穿鼻草约》所带来的利益太少[13]:183-184。4月30日，英国内阁决定将义律撤职，并否认《穿鼻草约》，另派东印度公司陆军少将璞鼎查（Henry Pottinger）爵士为新任驻华全权代表[13]:184。璞鼎查在6月5日离开伦敦，于8月10日抵达澳门，义律则返回英国[13]:185；与璞鼎查同行的还有新任远征军海军司令巴加（William Parker）[44]:328。
8月10日，即璞鼎查抵华当天，他向两广总督祁贡发出两道照会，表明自己的身份，要求与中方全权大使根据《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的内容展开停战谈判，谈判结束前将持续北上进攻[44]:329-330。但奕山等人未有按英方要求如实禀报此情况，于8月23日上奏，谎称英方仅更换“领事”，隐瞒了璞鼎查的真正使命[44]:330-331。
8月21日，璞鼎查和海军司令巴加和陆军司令卧乌古，率领10艘军舰、4艘轮船、22艘运输船搭载英国陆军第18皇家爱尔兰团、第26卡梅拉尼亚步兵团、第49威尔士步兵团、第55威斯特摩兰郡步兵团、第62旁遮普印度步兵团、第66旁遮普印度步兵团开始第二次北上。[98]
闽浙之役[编辑]
早在1841年3月，新任闽越总督颜伯焘抵达福建厦门，他认为未来厦门必有一战，故亲自大规模部署防务[44]:333-337。同年6月初，英军离开广州后，道光帝以为战事结束，在7月28日下令沿海各省酌情裁撤军兵[44]:291。8月中旬，颜伯焘收到道光帝命令裁撤防兵的谕令，但他坚信布防的必要，于8月25日覆奏，以言语拖延时间，始终未有撤防；就在当晚，英舰开至厦门海面[44]:340。
8月25日，英舰驶入厦门南水道。26日，英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让出“厦门城邑炮台”，颜伯焘不予理睬；下午，英军发起进攻，厦门岛南岸全部失守，颜伯焘率官员仓皇逃往同安，剩余清军大溃散。27日，英军攻陷厦门城，英军战死1人、伤16人；清军战死三百余人，伤者无数[44]:341-343。英军将炮台破坏后，留兵鼓浪屿，继续向定海前进[2]:66。后来道光帝阅读了厦门失陷的奏折，才得知原来英军也能陆战[44]:345。
早在1841年初，时任钦差大臣伊里布已和平收复定海，至同年2月道光任命极力“主剿”的裕谦为钦差大臣，替代伊里布主持浙江军务[44]:348,350。数月以来，裕谦在定海积极设防，兵力近7000人[2]:66。9月25日，英舰与2000陆军陆续抵达镇海，但因天气恶劣难以调兵定海，英军决定侦察定海防务[44]:357。对于9月26日至30日的战事，中英双方的记载差异颇大，总括而言，英军进行了侦察、建立阵地等战前准备，但定海清军视之为进攻，高度紧张，一连五日开炮，未造成很大伤害，徒费铅药[44]:356-359。
10月1日，英军正式进攻定海，依旧采用战舰正面轰击、陆军侧翼抄袭的战术，并再获极大成功[44]:359-361；当日清军三名总兵郑国鸿、葛云飞、王锡朋相继阵亡，清军死者千人，英军伤亡约30人，定海第二次失陷[2]:66-67。定海陷落后，当地人民仍旧不屈，英军仅能控制县城周围10里[2]:67。
为便于过冬，等候援军，英军于10月10日进攻镇海[2]:67。英舰以炮火轰击，陆军则登陆并从侧翼抄袭，总兵谢朝恩战死，清守军溃逃，金鸡山、招宝山相继失陷；裕谦发现无路可退，投池自尽，被救起，昏迷的裕谦被护送往宁波，县城守军和部分官员借此逃跑，裕谦途中气绝[44]:365-367。其后，英军包抄攻下威远城，转攻东岳宫，浙江提督余步云自东岳宫退至镇海县城，英军占领县城[44]:372-373；下午2时战息，英军死伤十余人，清军死者数以百计[44]:367。12日，余步云眼见无兵可战、无险可守，要求英方和谈不果，弃城而逃[44]:373-374。13日，英军唾手而得宁波，大肆掳掠、奸淫，乡民继续抵抗，俘40余名英国人[2]:67。
1841年10月18日，正当道光帝满怀希望地期盼浙江的捷报时，他收到杭州上奏，告知镇海失守、裕谦殉难的消息，并请求调兵增援浙江[44]:377。道光帝随即任命另一皇室成员奕经（雍正帝之四世孙）为扬威将军，并从八省调兵1.2万人组成大军，征讨“逆夷”[44]:377-378；又鼓励沿海团练乡勇，修筑土堡，坚壁清海，厚赏捐资助饷绅民[2]:67。翌日，道光帝下旨赦免此前被判斩监侯的琦善，发往浙江军营，让他效力赎罪；但最终琦善被改发到张家口军台，充当苦差[44]:379。
台湾之役[编辑]
1841至1842年，两艘英船先后因风候不佳而在台湾（时西方称福尔摩沙）海面搁浅，台湾清军先后俘虏了百余名船员并加以杀戮。但中英双方对这两起事件的记载有很大不同，各有隐晦扭曲之处。[99]:摘要
1841年9月27日，英国运输船“纳尔不达”号（Nerbudda，又译作“呐尔不哒”号）正载运着在舟山群岛定海参战的英军返回[100]:85，在台湾鸡笼（今基隆）附近海面遇风沉船[44]:548。台湾地方政府认为他们是敌军的进攻部队[100]:85，船上274人中133人被俘虏[44]:548。
1842年3月，英国双桅商船“阿呐”号（Brig Ann，又译作“阿恩”或“安妮”号）自舟山携带财货起锚南驶，目的地为澳门。该船载有57人，包括34名印度人、14名欧洲或美国人、5名华人及4名马来亚或新加坡人[101]。该船在台湾淡水一带海面遇险，两名船员被杀，其余船员被清军俘虏[100]:85[102]。
两次海难事件中，台湾镇总兵达洪阿、台湾道姚莹均奏报“胜仗”[44]:548。不过，据英方文献及生还俘虏所述，运输船“纳尔不达”号和双桅商船“阿呐”号都是因为遇风触礁而漂流至台湾海域。据战后钦差大臣闽浙总督怡良调查，此皆为台湾地方官员谎报战功，双方实未交战，英船亦非战斗人员。[来源请求]
1842年5月14日，道光帝因浙江战败，下令对商船阿呐号上的英俘“取供之后，除逆夷头目暂行禁锢候旨办理外，其余各逆夷与上年所获一百三十余名，均署即行正法，以纾积忿而快人心”[103][44]:548。1842年8月，两船共187名俘虏中，除了早前在押送过程中或狱中死亡者，大部分在台南被斩首，只有11人幸存[99]:摘要,134,136。道光帝最初将此事件视为振奋人心的一大胜利，对于相关的台湾功臣从优议叙，但随着战局的演变和谈判的进行，清廷不得不屈从于英方抗议，严惩有关官员。[99]:摘要
浙东之战[编辑]
1841年10月底，扬威将军奕经离京南下，据奕经的幕客贝青乔称，奕经离京之初“或战或抚，游移两可”[44]:378。11月下旬，奕经抵达江苏，但在苏州一带逗留足足两个月[44]:378；期间奕经与部下颐指气使、生活奢靡，后来引起非议，遂于1842年1月进至浙江嘉兴[44]:382。1842年2月中旬，川陕劲旅抵达浙江，奕经再无理由观望不前，于2月27日赶至浙江绍兴曹娥江前线，自其南下以来已有四个多月[44]:382。
英军于1841年10月占据定海、镇海、宁波后，璞鼎查曾数次向清方表示愿意谈判，但未有回音；另一方面，英方军力分据沿海各城，难以集结大军进攻，加上气候严寒不利于英军作战，故英军占据宁波后，除了数次短暂的扰边，进入长达数月的间歇期[44]:381。璞鼎查亦于1842年1月返回香港，将驻华商务总督的办事机构由澳门迁至香港，并宣布香港与舟山成为自由港[44]:381。
1842年3月6日，奕经上奏，自信地大谈其反攻浙江宁波、定海、镇海三城的作战计划，道光帝深受打动[44]:384-385。然而，根据奕经与参赞大臣文蔚的布兵方式，合计浙江原驻军、外省援军，可用的清兵不到三千名，其余都是素质参差的雇佣壮勇[44]:382-384；此外，奕经以迷信指导战事，如吉利数码、神签灵验、托梦言事等[44]:384。3月10日，奕经率大军，定于虎年虎月虎日虎时以生肖属虎的宁夏镇总兵段永福为指挥官，以五虎灭羊（洋）之计，分宁、定、镇三路反攻英军[104][105]。这是清军在鸦片战争中唯一发动的反攻，然而这一历经4个多月准备的反攻，不到4小时便全部瓦解[44]:385-386。
宁波方向，3月10日凌晨3时，清军向英国轮船施放4艘火船，被英方小艇导至岸边；与此同时，清军一面以小型火器向宁波城外的英舰开火，但未奏效；一面进攻宁波城的南门和西门。负责进攻宁波城的四川兵（部分为西藏土兵）相当勇猛，在内应的配合下一度攻入城内，英军连忙调集火炮进行轰击，而城内街道狭窄令清军无处退散和躲藏，惨遭屠杀[44]:386。首批攻入城内的一百余名藏兵全部战死[106]。天亮后，清军见大势已去，便仓卒退至城外[44]:386。
镇海方向，同在10日凌晨3时，清军在该处施放十只火船，企图焚烧港内英舰，但被英军小船拖至河岸；同时，清军施放小型火器，进扑镇海西门，驻守该处的英军主动开门出城迎战，清军由于担任主攻的朱贵部因黑夜迷途而未到达，结果相战不支而败退[44]:386。天亮后，英船沿宁波西南、西北的河流搜索前进，共击毁37只火船[44]:386。清军在进攻宁波、镇海两城时均未有使用火炮，交战时火力悬殊，未能对英军造成伤害[44]:386[107]。据英方记载，宁波之战时英军仅战死1人、受伤数人，而在镇海之战则无人伤亡[44]:386。
定海方向，早在3月8日，驻守岱山一带准备进攻定海的水勇已被英船驱散，未能发动进攻；尽管郑鼎臣后来在4月14日率领水勇在定海有着毫无战果的一搏，还被奕经粉饰为一场大胜仗[44]:387。
此时正在舟山的英国海军、陆军司令闻讯赶至宁波，英军由防御转为进攻[44]:387。3月13日，英国陆军司令郭富听闻驻余姚的清军余步云部将进攻宁波，便向奉化进军，不久却发现余步云已于前夜溃逃[44]:387。15日，英国海军司令巴加与陆军司令郭富听闻慈谿是清军的前进基地，便率领海、陆军士兵1200余人于上午8时向慈谿进军，于当日中午抵达并占领县城，又向城外大宝山的清军营地进攻[44]:387；双方发生交战，清军副将朱贵以下死伤近千人，英军死伤20余人[2]:67。
此时在慈谿西北约20里的长溪岭驻守的参赞大臣文蔚得悉慈谿和大宝山的战事，未有率兵增援，反而率兵逃跑。3月16日，英军占领长溪岭，焚毁文蔚的空营，翌日返回宁波[44]:387。而远在绍兴曹娥江以西东关镇驻守的奕经听闻前方军报后大惊，于16日率军连夜西逃，渡过钱塘江，一直退至杭州[44]:387。奕经驻杭州、清朝大军驻绍兴、英军驻宁波形成相持局面，当时有谚语：“杭州娼妓最堪夸，明年养出小钦差；绍兴娼家亦有名，明年养出小兵丁；唯有宁波娼家哭不止，明年养出小鬼子。[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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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清军三路反攻全部失败，英军趁势反攻，清军大败，退往绍兴、杭州[108]。经历浙东三城在1841年10月与1842年3月两次惨败后，原本积极筹备军务、极力“主剿”的浙江巡抚刘韵珂受到极大冲击，逐渐转为“主抚”，他终于认清了中英武力悬殊的事实，遂冒着触犯圣怒的风险，于1842年3月21日上了一道有名的“十可虑”奏折，道出了当时清朝主战的十大弊端，是当时少有的能着眼于现实的意见[44]:410-423。3月28日，已得知浙东失守的道光帝收到刘韵珂的奏折，朱批：“所奏不为无见，另有旨，钦此。[44]:427”晚间，广州将军耆英进京请训，获道光接见，两人密谈；道光当晚发出上谕，命令耆英赴浙署理杭州将军，并将伊里布改发浙江军营效力，又命令扬威将军奕经和浙江巡抚刘韵珂“设法羁縻”[44]:427-428。4月3日，获释的伊里布抵京，得到上谕赏他七品衔、命他跟随耆英赴浙差遣；4月7日，道光帝再任命耆英为钦差大臣，此后又与他多次密谈，明令他“先剿后抚”[44]:427-428。
1842年4月15日，钦差大臣耆英、七品衔伊里布离京南下，并于5月9日到达杭州[44]:429-431。按道光帝“先剿后抚”的计划，应先由奕经主持“剿”，战胜后由耆英主持“抚”。然而耆英到浙后，奕经接连向道光帝奏报一连串“捷报”，使道光帝振奋；但耆英上奏时悲观失望，令道光帝不悦，加上耆英未有遵旨“先剿后抚”，而是每当英军稍有动作便立即“羁縻”，令道光帝甚为不满[44]:431。结果，道光帝在5月25日下旨停止了耆英和伊里布的使命，浙江的大权仍归奕经。但就在道光帝幡然改计之时，英军发动了规模空前的新一轮攻势——扬子江（即长江）战役[44]:431。
长江战役[编辑]
经过浙江战役后，英军获得了一些增援。但由于华北气候严寒，故英军不再北上大沽口，改向气候温暖而富庶的长江下游进兵，不仅有利长期作战，又可截断南北交通；清廷也顾虑到这一点，故而阻断漕运。[2]:67[109]
1842年5月7日，英军撤离宁波，于13日集结在黄牛礁海域，并于17日抵达乍浦海面[44]:432。这只部队共有战舰7艘、轮船4艘、陆军2,000余人，是英军在浙江地区的大部分兵力[44]:432。清军方面，乍浦一直是清军的海防重点，是浙江驻兵最多的地区，共计约7,000人[44]:432。5月18日，英军对乍浦发动进攻，依然采用海军正面炮击、陆军侧翼包抄的老战法；清军武备和防御落后，加上未料到英军从高地进攻，作战时指挥十分混乱[44]:433。尽管如此，英军在此战付出了较大的代价，共9人死亡、55人受伤，包括在天尊庙战斗中被清军击毙的英国陆军中校汤林森[44]:433。虽然大部分清军在战斗中逃跑，但驻防乍浦的八旗官兵拼死作战，令英军震惊[44]:434。此役，清军死伤1500余人，平民死难1500余人；副都统长喜身负重伤，撤退至嘉兴，不久不治而亡。英军占领乍浦后，在乍浦逗留休整十天，期间几乎将该城焚掠一空。[114]
耆英在乍浦被占后立即向清廷奏报乍浦失陷经过，力陈“舍羁縻之外无他策”，主张求和。不久清廷又重新起用主张议和的伊里布，并送还乍浦之战中俘获的黑白洋兵16名，以示和谈诚意[115]。5月28日，即英军攻占乍浦的第10天，英军全体撤离，继续北上，其下一个目标是江苏省宝山县的吴淞（今属上海市）[44]:434。吴淞是长江防御的第一道屏障，其防御工事和武器装备在过去两年中大为加强，但新任两江总督牛鉴毫未觉察当地的防务并不能抵挡英军，自信地制定了作战计划[44]:434-435。
1842年6月初，英国军舰抵吴淞口外，清守军约一万人[2]:67。6月16日晨，战斗开始，两小时后，两江总督牛鉴仓皇逃走[2]:67，“所督诸军皆尾而溃走”。英军遂乘势大进，占领吴淞炮台[39]，江南提督陈化成阵亡[2]:67[116]。午后，英军不费一弹占领宝山县城。此战，英军2人死亡、25人受伤，清军陈化成以下88人死亡[44]:435-436。吴淞和宝山失陷后，上海官兵弃城而逃[2]:67。
英军攻陷吴淞、宝山的当晚，英国援军抵达吴淞口外，英军的海陆总兵力达到2万名，规模空前[44]:438-439。6月19日，英军沿黄浦江水陆并进，占领了已被清方放弃的上海[44]:440。6月27日，英军退出上海，留军舰封锁吴淞口，主力军队于7月5日驶入长江，直逼镇江[44]:440。
1842年7月15日，英国军舰抵达镇江江面，至20日英全军抵达；同时清军也在行动，参赞大臣齐慎、两江总督牛鉴从各省率兵驰援镇江，镇江城内外驻军约7,000人[44]:441。当英军于7月15日初到镇江江面时，时任京口（即镇江）副都统海龄下令紧闭城门，造成市集停运，百姓无处买食，海龄纵兵枪杀街巷的行人，以“汉奸”罪名在城内大肆捕杀百姓，如是者六天，民怨沸腾[44]:440[117]。尽管海龄是在后来的镇江之战中投火自杀，但由于他的暴戾举止，民间盛传他被愤民暗杀[118]。
1842年7月21日，英军出动陆军6,905人与数百名海军向镇江发起进攻[44]:441。英军登岸后直薄城下冒着清军的炮火爬梯登城，遭守城的八旗兵顽抗[119]。英军用炸药轰开城门，从城北、城西、城南三方向突入城内，守城的八旗兵并未溃逃，而是坚持巷战[44]:442-443，许多旗兵战前杀死自己的妻儿，然后才参加战斗[47]。此役，英军遭受了开战以来最大的损失，共39人战死、130人受伤、3人失踪[44]:443；而据耆英在战后调查，清军共有570多人战死，其中镇江、青州八旗的伤亡达30%，远超外省绿营援军的1.6%[44]:444。
事后英军“毁城垣，焚衙署，纵黑鬼奸淫妇女，道路死伤枕藉[120]”。英国参战军人回忆“只要是真实的回忆，就可觉得这颗心很难说是有人道的了。但即使是心肠最硬、资格最老，以杀人越货为生的人，看到这种悲惨景象也不能无动于衷的。[121]”镇江对岸的扬州绅商，惶恐万状，接受了英军50万元的勒索，作为不占领的交换条件[2]:68。
英军在镇江的军事行动，切断清朝经济命脉京杭大运河的漕运。7月16日，道光帝就密谕耆英，只要英国息战退兵，便同意割让香港，并增开通商口岸。镇江失守后，道光帝决心专意“议抚”，并授权耆英、伊里布“便宜行事，务须妥速办理，不可稍涉游移”，并令奕经所率援军暂缓由浙赴苏，“以免该逆疑虑”[122]。然而，璞鼎查对清朝方面的“羁縻”毫不理睬，命令英军继续向江宁推进[44]:455-456。
8月3日，英国远征军留下一部分兵力守卫镇江，主力舰队开始向江宁开进，9日抵达江宁江面。11日，英国陆军登陆，“于紫金山之上，安设大炮[123]，军舰摆开了攻城的架势。同日，耆英自无锡赶到江宁，在英国军队的炮口威慑下，开始与英方议和。[124]
和约签订[编辑]
1842年8月，清军节节败退，英军抵达南京，两江总督牛鉴乞和，璞鼎查答以倘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如能所请，可不攻城[2]:69。耆英到后，璞鼎查限8月14日定议，否则开炮攻城[2]:69。8月22日，道光皇帝全部允准[2]:69。耆英、伊里布、牛鉴曾应璞鼎查之邀，登英国舰只拜访，璞鼎查亦上岸答拜[2]:69。清政府被迫在南京的静海寺与英国政府议约，双方共在寺内议约四次。清政府全部接受英国提出的议和条款，在英军旗舰“汗华”（亦译康华丽）号上正式签订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江宁条约》。
双方终于在1842年8月29日（清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订立《南京条约》，战事始告平息[81]:320。条约正式签字，通称为《南京条约》，中国名之为“《万年和约》”[2]:69。
其时英国维新党政府下台，新上任的保守党外务大臣阿巴甸勋爵于1841年修改给璞鼎查爵士发出新训令，撤回割地要求；璞鼎查爵士于冬天停战时返抵香港，对香港发展甚为满意，在订立《南京条约》时，违背英廷训令，不仅订立通商条约，还要求割让香港[81]:320。最终1842年8月29日签订《南京条约》写道：“因大英商船远路涉洋，往往有损坏须修补者，自应给予沿海一处，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今大皇帝准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帝国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据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125]:9-10清政府并须开放广州等5个地点为通商口岸；该通商条约其后并入1843年10月缔订之《虎门善后条约》内，容许华人自由到香港经商[81]:320。
主要事项为：准英国人携眷居住；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港口贸易；香港岛给予英国；赔偿烟价600万元、商欠300万元、兵费1200万元，共2100万元[126]，先付600万元，余于4年内交清；准英国人在港口自由贸易，不经行商；释放被禁英国人，宽免与英国人有来往之中国人；进出口税饷秉公议定则例；英国货物按例纳税后，中国商人可遍运内地，不得加重税例；两国官员用照会往来；中国允准和约施行，英兵退出长江；定海、鼓浪屿须俟赔款全数付讫，港口开辟后方撤[2]:69。条约签订后英军舰船陆续撤往定海一带，历时长达两年三个月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结束[127]。
影响[编辑]
政治外交[编辑]
开不平等条约先例[编辑]
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开端，打开中国的闭关大门，[16]:36此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纷至沓来。1843年10月8日（道光二十三年八月十五日）中英又订一通商附黏善后条款，一称《虎门条约》，订明五口英国商人不得至乡间内地，可于五口租赁房屋，或租地自建，如有新恩施及他国，英人“一体均沾”[2]:70。英国享有最惠国待遇和领事裁判权，各国纷纷要求享有同一待遇，与中国签订更多不平等条约，被要求割地赔款对清朝来说也是第一次[128]。这些不平等条约要到一个世纪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43年才得以正式废除，而在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割让给英国的香港岛则要到150年后的1997年7月1日才得以收回。
1844年7月3日，中美五口贸易与章程在澳门附近望厦村签字，通称《望厦条约》[2]:71。除无割地赔款等外，所有中英条约之事项，应有尽有，且有为英约所无而更为精详者：如领事裁判权适用范围之明确而扩大，不惟中美人间之争执，美人由美领事审讯，即美人与其他外人在华之争执，亦由美领事处理；关税例则须与美国议允；中国港口官员须负责接待美国兵船；准美人在五口自建教堂、墓地；条约十二年一修；美国享有最惠国待遇[2]:71-72。
法国在华并无重大商业利益，所重视为传教[2]:72。1844年8月，法国代表剌萼尼至澳门，复有军舰8艘同来，使他在谈判中更处于有利地位[2]:72。10月24日，中法五口贸易章程在黄埔签字，通称《黄埔条约》，内容与美约无大出入，不同之点是中国地方官须负责保护教堂墓地[2]:72。条约中对于天主教弛禁并无明文，仅由耆英宣布[2]:72。
国家主权[编辑]
在列强要求无条件最惠国待遇影响下，清朝对某一国失去某一特权，就等于对所有列强失去该特权，这使清朝在外交上处于不利弱势。军舰停泊口岸等特权，使英国可在五个通商口岸各驻兵舰一艘，以后商港越开越多，深入内地，以致在后来战争中被外国夺去更多领土[128]。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割裂中国领土，破坏主权之完整，中国丧失独立自主地位[16]:35。领事裁判权使清朝失去司法主权，外国人犯法不受清朝法律制裁，清朝无法管制外国人在华违法行为[128]。就政治方面之影响来看，战后政府大失威信，弱点暴露，会党以反清为职志自不会放过时机[2]:86。
社会经济[编辑]
鸦片输入[编辑]
作为这次战争的肇因，鸦片却并没有在《南京条约》中被提及，鸦片进口处于一种理论上仍然非法但实际上被默认的状态，国内的禁烟名存实亡，一直到1858年11月8日中英两国代表签署《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正式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英国通过一系列外交图谋，花费18年时间实现了这个图谋[129]。在1839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鸦片进口是每年2553吨[130]:94，吸食人数约人口的1%[131]，到1863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的时候，鸦片进口4235吨，增加了65%。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鸦片进口合法化了，数量进一步增加，到1880年达到顶峰6500吨，是1839年的2.5倍。此后受价格低廉的本土鸦片竞争，进口量开始迅速减少。1907年中英签署《中英禁烟条约》，到了民国以后洋药已经很少了。
本土的罂粟种植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开始迅速扩大，1870年土药（本土鸦片）产量已与洋药（进口鸦片）持平，在1906年土药产量达到3.5万吨，是进口鸦片最高峰的5倍，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前进口量的12倍[130]:100。1880年代后期吸食人数估计为人口的10%，烟瘾很大者估计3%-5%[131]。
民生经济[编辑]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经济开始重要变化[16]:36。鸦片贸易泛滥，中国的公共财政和货币流通因为鸦片大量输入而陷于严重的破坏状态[132][133]。由于西方资本在五口经营工业，这些工厂里诞生了中国最初的工人阶级[134]。英国资产阶级把大批商品运来中国[16]:37。中国自给自足之传统经济遭受冲击，对外国商品仍顽强抵抗[16]:37。1840年代，外国商品虽然在中国滞销，但在遭受外国商品冲击最为严重之五口通商地区，传统经济已开始解体[16]:39[135]。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生产的破坏，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就造成了两个后果：旧税捐更重更难负担，此外又加上新税捐[136]。一般的人贫穷到达极点，各地破产的流民最终汇聚成太平天国[137]。
与此同时，亦有不少沿岸华人因在战争时为英军补给，故在战争完结后获得优待，部分更因此而身世显赫[138]:28[139]:50-51。此外香港由于在是次战争后割让给英国，宣布成为自由港，故为广东一带的人民提供了致富机会，不过由于最初营商环境不安全、广东当局阻碍商人到香港贸易等因素，令当地贸易情况一直到太平天国起义，大量富商来港，才有了显著改善[138]:30-34、43。
口岸贸易[编辑]
《南京条约》改变了广州一口通商的情况，开设广州、上海、福州、厦门、宁波五口通商，更加靠近茶叶的产地，关税明确，灰色苛捐杂税消失，这对茶叶贸易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总量从1839年的380千担增加到1855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夕的818千担，增加了115%。到1863年，茶叶出口为1945千担，是1839年的5.12倍[140]:228-232。茶叶出口的增加超过鸦片进口的增加，所以，到1850年代中叶，中国对英国的贸易就已经转为顺差，这种状况要持续到1880年代中叶，那时中国茶叶出口受到印度的竞争而减少，鸦片进口虽然也减少但棉布进口增加，中国对英国的贸易重新回到逆差[140]:250。
上海的茶叶贸易量很快超过广州，成为中国最大城市[2]:73[141]。福州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开通的汉口也很快成为茶叶出口的枢纽。广州充斥着排外的情绪，对开放通商的条例想方设法进行阻碍，通商的功能相对下降，并且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一个诱因[142]。
思想文化[编辑]
社会文化变革[编辑]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并没有惊醒中国社会，清政府无法理解英国开战仅以谋得通商、外交、法律优惠为目的，反而因为英国并未以摧毁其统治为目标，而将之视为一场突发性、短暂的事件。不过，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使得小部分进步思想家的思想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开始意识到了社会和民族的危机[143]。他们在倡导兴利除弊、变革社会的同时，开始放眼观察世界，寻求御辱图强之道[143]。
史家蒋廷黻指出，林则徐是当时“觉悟的少数人”中的其中一个，但他怕清议的指摘，默而不言，不敢公开提倡[4]:16-17。事实上，林则徐羁留广东后，已了解到中国的军器不如西洋，所以他竭力买外国的船和炮，同时派人翻译外国刊物[4]:17，例如英国人慕瑞(Hugh Murray)所著《世界地理大全》集成《四洲志》，未及出版[144]。1841年7月，林则徐前往新疆伊犁戍边前夕，他将书稿全部交给好友魏源，希望他编撰《海国图志》，魏源接受嘱托，搜罗更多世界地理资料，于1843年1月刻印初版于扬州[144]，又几经扩编，补成一百卷，于1852年（咸丰二年）刊行于世[4]:18。此后，林则徐被清廷谪戍伊犁，途中他曾向友人致私函，痛陈中国对自身枪炮落伍的事实置之不理，但林则徐却请友人将他的这封信保密[4]:18。
| “ | 是书何以作？曰：……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 | ” |
| ——魏源《海国图志》，1843 | ||
《海国图志》在它的祖国和邻国有着完全不同的命运[144]。该书详细叙述了世界各国的历史政制、风土人情[4]:18，主旨是开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些已是开风气之先的改革思想，而如何造西洋炮和西洋船等近代军事科技资料，但凡能搜集到手，无不汇聚书中，但这一切都被国人弃之如敝屣[144]。事缘战前，林则徐被士大夫视为百战百胜的“主剿”派官员，但他因琦善受英人贿赂而被革职和驱逐，故此士大夫认为中国的失败不是因为中国古法不效，而是因为“奸臣误国”[4]:16-17；在主导当时中国命运的传统守旧势力中，大多数传统士大夫对这部著作和“师夷长技”的思想主张未有重视甚至予以否定，例如梁廷枏则将其斥为“失体孰甚”“反求胜夷之道于夷也，古今无是理也”[143]。
相反地，日本的文人把《海国图志》翻译成日文[4]:16-17，于1851年流传到日本，随即在日本文化界掀起了刊印、翻译、训解、评论该书的热潮，数年间日本出版的《海国图志》选本就已多达22种，令“幕末”时代的日本人大开眼界，通晓了世界各国的史地知识[143]。这对于日本明治维新具有莫大的刺激[2]:77。
错失改革良机[编辑]
战败没有促使清政府认识到自己的落后。1845年，俄国政府因清政府赠送藏文《大藏经》，回赠各类图书355种共计800余册，另有天文、地理仪器和工具[145]:581。但理藩院收到这批图书后，仅译出书名，便束之高阁[145]:581。直到十三年后的1858年，日后的首位中国驻外使节郭嵩焘到北京，看到这些书大为感慨：“若能译其书而为之备，必有以济海疆之用者矣”[145]:581。
| “ | 鸦片战争的失败的根本理由是我们的落伍。我们的军器和军队是中古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们的人民，连士大夫阶级在内，是中古的人民。我们虽拼命抵抗终归失败，那是自然的，逃不脱的。从民族的历史看，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倘使同治光绪年间的改革移到道光咸丰年间，我们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十年。远东的近代史就要完全变更面目。可惜道光咸丰年间的人没有领受军事失败的教训，战后与战前完全一样，麻木不仁，妄自尊大。直到咸丰未年英法联军攻进了北京，然后有少数人觉悟了，知道非学西洋不可。所以我们说，中华民族丧失了二十年的宝贵光阴。 | ” |
|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1938 | ||
直到二十年后战败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才开始推行洋务运动学习西方技术，成就其实不小，但比不过日本的明治维新，在甲午战争中再次战败。然后才试图改革政治，有了戊戌变法，却半途而废。后来有了义和团事件和八国联军入侵，然后才有了比较认真的政治改革——清末新政。但那已经不能挽回清政府灭亡的命运了。
文化遗产[编辑]
中国大陆[编辑]
- 鸦片战争博物馆：位于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口村南面的林则徐销烟池旧址内，东依牛背脊山，西傍珠江口，1985年建立，总面积为20多万平方米。管理虎门炮台旧址──沙角炮台、威远炮台、靖远炮台、镇远炮台、南山炮台、蛇头湾炮台、九宰炮台、广东水师提督署寨墙等战争遗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46]
- 林则徐销烟池：广东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东莞太平镇口的两个水池，为销毁鸦片而建，后于1957年重建。[147]
- 胡里山炮台：福建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厦门岛东南端，清道光21年（1841年），闽浙总督颜伯涛在白石头至沙坡尾一带，建了一条全长1667米，高3.3米，厚2.6米的花岗岩石壁，并安装100门火炮，称为“石壁炮台”，英国人称为“长列炮台”，鸦片战争期间被英军攻陷炮台被毁。现存炮台是清朝洋务运动时期建造，光绪20-22年（1894-1896年）兴建完成。炮台结构为半地堡半城垣式，兼具欧洲和明清的建筑风格，总面积7万多平方米。胡里山炮台三面环海，向东可支援距离约4500米的白石炮台，南面与漳州龙海屿“仔尾炮台”隔海相对，向西协助距离5000米的“磐石炮台”。
- 镇海口海防遗址：浙江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宁波市镇海区和北仑区，分为甬江口南、北两处。甬江北岸（镇海区）包括：威远城、招宝山明清碑刻、月城、安远炮台、吴公纪功碑亭、俞大猷生祠碑记、泮池（裕谦殉难处）、吴杰故居；甬江南岸（北仑区）包括：戚家山营垒、金鸡山瞭台、靖远、平远、宏远、镇远炮台。[148]
- 乍浦炮台：浙江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平湖市乍浦镇。其中天妃宫炮台位于汤山公园南端，建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南湾炮台位于九龙山，建于光绪二十年（1894）[149]。
- 焦山炮台遗址：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位于镇江市润州区，焦山系“京口三山”名胜之一，位于于扬子江心，与对岸象山夹江对峙，山高71米，周长2000余米，因东汉焦光隐居而得名，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七月，英军侵入长江遭到副都统海龄率领镇守焦山的青州兵抵抗。[150]
- 鸦片战争战争遗址公园：位于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城西，占地12公顷，1997年6月建成，鸦片战争遗址，浙江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840年7月5日英军炮轰定海城，园内建有舟山鸦片战争纪念馆、“三总兵”（定海镇总兵葛云飞、寿春镇总兵王锡朋、处州镇总兵郑国鸿）纪念广场、百将题碑、傲骨亭、三忠祠、英阵亡将士墓群。三忠祠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151]
- 吴淞炮台遗址：位于上海市宝山区吴淞街道海江新村居委会塘后支路27号内，1842年6月，英军进犯吴淞口，江南水师提督陈化成在吴淞西炮台抵抗。现存残丘一方，长11.8米，宽9.8米，高2.85米。1992年6月1日，被公布为上海市纪念地点。2014年4月4日，被调整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152]现临江公园存有当年使用的“平夷靖寇将军”复合金属大炮。[153]
台湾[编辑]
二沙湾炮台[154]、四草炮台、安平小炮台皆是在此战争期间由清军所建[155]，大武仑炮台亦是，但现址为日军为防御美军所改建[156]。
英国[编辑]
大英帝国对于参战的海军与陆军人员授与中国战争勋章[157][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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