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鸦片战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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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鸦片战争的一部分 | |||||||||
 鸦片战争形势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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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战方 | |||||||||
| 大清 | |||||||||
| 指挥官与领导者 | |||||||||
| 关天培 † |
 休·郭富 | ||||||||
| 兵力 | |||||||||
| 八旗、绿营：200,000人 | 东方远征军：19,000人 | ||||||||
| 伤亡与损失 | |||||||||
| 阵亡：3100余人 受伤：4000余人[1] | 阵亡：69人 受伤：451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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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英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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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清 |
| 中华民国大陆时期 |
| 中华人民共和国 |
| 相关 |
第一次鸦片战争（英语：First Opium War），又称鸦片战争[2]:275、中英战争（英语：The Anglo-Chinese War）[3]:52、通商战争[4]:11，是公元1840年至1842年（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二年）期间，大清帝国和大英帝国之间的一系列军事冲突。战争的远因是中国奉行闭关政策与朝贡制度导致中英两国发生外交冲突和贸易失衡，近因是清政府贸然以一系列强硬手段禁绝鸦片贸易触动了英使的外交底线和英商的根本利益[5]:100。战争以英国对华出兵为全面爆发，最后以清朝战败、签订《南京条约》告终[6]。此场战争是近代西方国家对中国发起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船坚炮利迫使清政府打开闭关锁国的大门，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背景[编辑]
外交冲突[编辑]
中国对外政策[编辑]
公元十九世纪以前，中西没有邦交，其原因有二[4]:2。首先，在经济层面，中国地大物博，国内市场以自给自足的小农自然经济为主，而中央政府对于国际贸易更是极为轻视[7]:19，对外通商只是“嘉惠远人”、用以羁縻怀柔的政策[8]；而在西方，由于十五世纪中叶的地缘政治变动，阻断了以往通过阿拉伯半岛的陆路贸易路线[7]:6，此后中西贸易必须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从伦敦到广州最快也需三个月，因此商业发展不大[4]:2。其次，在政治层面，中国自视为天朝上国（宗主国），视外国为蛮夷（藩属国），认为洋人到来都是倾心慕化和纳贡称臣[8]；其时中国不承认他国的平等地位，把来华的西洋人当作琉球人、高丽人看待，外人到来必须尊中国为上国并以藩属自居。当时中国认为没有联络外邦的必要，并无“外交”的观念，对外只有“剿夷”和“抚夷”两种政策，这个体统和仪式问题就成为邦交的大阻碍[4]:2。
中西陆路关系，唐末以至南宋，不复存在[2]:5。明代“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一语，充分表露出狭隘的汉族至上意识，延边遍置关隘，显然不是进取之象[2]:5。明朝对于南海诸国，虽曾加招谕，但只求其不为中国之患，继以倭寇之故，下令禁海，禁止对外贸易[2]:5。直到公元1567年（隆庆元年），福建巡抚涂泽民请求开放海禁，实施“船引”制度获准，但明政府只开放福建漳州的月港一处通商口岸[9]。千余年来，中国视海上互市为财源，到了明朝则视为祸患，“终明一代，通倭之禁甚严”，亦即海禁甚严，中国遂真正进入闭关时代，认为与外族接触害多于利，甚至有害无利[2]:6。
自明朝中叶（十五世纪末）起，欧洲的航海技术日渐昌明，各国政府大多奖励航海事业，以葡萄牙政府最为尽力；自1514年（正德九年）起，葡人屡次前往广东屯门（今广东宝安县南）经商，获利颇厚[10]:694。三年后，葡印度总督遣使至广东，要求缔约通商，明政府拒绝，但葡人盘据屯门不去，曾一度被明政府武力驱逐；其后葡人来者日增，多居于澳门、泉州、宁波等地，但泉州、宁波的葡商后来被官民驱逐，令澳门成为葡人远东贸易的要港[10]:694-695。1557年（嘉靖三十六年），葡萄牙政府在澳门设官置戎，视之为殖民地，明政府亦不拒绝，仅收其地税；明朝后期，西班牙人也东来经营贸易[10]:695。
清初为了削弱郑成功等海上抗清力量，迫令沿岸居民内迁，不许船只出海，再度实行海禁封锁大陆[2]:12。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郑成功之孙郑克塽投降，清军占领台湾。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清朝正式开海，准许百姓对外贸易[11]，并在粤东的澳门（一说广州）、福建的漳州府、浙江的宁波府和江南的云台山分别设立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和江海关。江、浙、闽、粤四大海关总领各自所在省的所有海关口岸，通常下辖十几至几十个海关口岸[12]。
清朝开放“四口通商”后，广州是最繁荣的口岸，但当地有诸多陈规陋习和腐败横行、敲诈勒索的现象，加上因位处亚热带而对英国纺织品的需求量小，促使英国东印度公司寻求在较偏北的口岸开展商务[13]:137-138，尤其注意宁波[2]:36。1755年（乾隆二十年），通晓华语的洪任辉（James Flint）奉命前往宁波，地方官员因为当地久未有商船到访，优待洪任辉一行人，诸事进展顺利[2]:36。但是，贸易转向宁波后，前往广州的英国商船数量随之减少，两广总督担心贸易会偏向北方，损害部分广州商民的生计，故于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吁请朝廷将宁波的关税提升至100%；再者，朝廷亦担心外国商船频频到访会令宁波变成另一个澳门，助长外人与内地奸民勾结[13]:138。故此，清廷同意大幅提高宁波和其他北方口岸的关税，以断绝外商北上的念头[13]:138。但这一措施仍未能阻止英船前往宁波[2]:36，乾隆帝遂在同年以海防重地规范外商活动为理由，通知洋商：“嗣后口岸定于广东，不得再赴浙省”[14]，称为“一口通商”。
洪任辉明知有“一口通商”禁令，于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随英船收泊浙江定海，被地方官拒绝，随即携同预先准备好的呈文，直接前往大沽，上北京申诉[2]:36。洪任辉通过直隶总督向乾隆皇帝递交诉状，希望清朝开放多个通商口岸，并指控广州海关勒索陋规、行商拖欠货银、保商制度多弊[2]:36-37。乾隆皇帝以洪任辉“勾串内地奸民，代为列款，希冀违例，别通海口”罪名，圈禁澳门三年[15][2]:37。
洪任辉事件发生后，清政府对贸易采取更严格的限制，把对海外贸易城市限于广州一口，并且规定外国商人销售商品和购买土货都必须通过广州十三行的“行商”之手[16]:6。广州贸易体系的主要特征，是朝廷授权十三家称为“行”的商号，开办这些行的主人称为“行商”，作为唯一的对外贸易代理人，透过向朝廷捐财以保证其垄断特权[13]:140。所谓“十三行”并非只有十三家，多时可达四五十家[4]:3。十三行对岸设有十三个外国商馆，租自行商，一概被中国人称为“夷馆”[13]:140。
自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起，广州是唯一通商口岸，对于外商的限制更严，勒索更重，令外商更为不满[2]:37。以往广州有“稽查管束夷人条例”，至此两广总督再订立《防范外夷规条》五事，主要用意在于制止外人与人民往来[2]:37，内容包括：
- 严禁外商在广州过冬，如属必要，可去澳门，次年必须返国；
- 外商必须居于商馆，不得携带武器，商馆由行丁把守，夜晚禁锢，出入由通事随行，买卖货物经由行商；
- 禁止行商领借外商资本以及外商雇用汉人役使；
- 禁止内地人民为外商传递书信；
- 加派要员稽查商船停泊之处[2]:37。
此后清政府对规条进行了多次增补，如规定外人不得坐轿、不得学习中文，外国妇女不得进入广州等[13]:148。除来华贸易外，规定武器、米粮、硝磺、铁锅、废铁和各种铁器都不准出口，蚕丝、绸缎也有出口数量规定。
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清政府恢复公行制度[17]。公行是行商在官府的支持下成立的贸易垄断组织，起源于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13]:140。公行专办对外贸易，对外商严加限制，不准外商与清朝官员直接接触，指定须由公行与外商联系，使公行成为外商与中国官府联系的中介[17]。
此外，行商税吏巧立名目，额外费用多达60多种，引起外商不满，并助长了走私风气[18]。原本清政府所定的海关税则只有不过4%，但是官吏所加的陋规极其繁重，连同正税要征收货价的20%左右，加上官吏违法将税则保密以便随意上下其手，导致外人每次纳税都要经过漫长的交涉[4]:4。加上“一口通商”令原本产于江苏、浙江、福建等地的生丝和茶叶全须运往广州，造成运输费用剧增和茶叶变质的问题，这都让外商更为不满[19]。
英国外交挫败[编辑]
当时欧洲人视乾隆皇帝为一个模范的开明君主；英国人以为，在华通商所遇到的困难都只是广州地方官吏所致，如果能让乾隆皇帝知道，他必定愿意改革[4]:5。1787年，英国派出以查尔斯·艾伦·卡斯卡特为正使的使团访华，是英国政府第一次遣使来华，目的是扩大对华贸易，增开通商口岸。此次出使因卡斯卡特在来华途中病逝而夭折[20]。
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英国续派曾出使俄国并担任过印度孟加拉长官的乔治·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为特命全权大使，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副之，随员80余人，包括天文数学家、艺术家、医生，和95名卫兵，由兵船护送，费用归东印度公司负担[2]:39。所携“贡品”，约值1万5千余英镑，内有天文、地理仪器、图书、毯毡、军用品、车辆、船式，总计600箱，俱为用心选购，以表示英国之文明[2]:39。英国政府给马戛尔尼的训令要他竭力迁就中国的礼俗，惟必须表示中英的平等[4]:5。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8月，马戛尔尼一行抵达北京[2]:39。清朝以为英使是为向乾隆帝贺寿而来，称使团带来的礼物是贡物。乾隆皇帝要马戛尔尼跪拜，他只肯行英式一膝一跪之礼，坚持不肯行三跪九叩之礼，乾隆皇帝大为不怿[2]:39；后来英国使团有条件地答应，条件为将来中国派使团到伦敦时亦须向英王行跪拜礼，或是中国官员向使团所带来的英王画像行跪拜礼，但清廷官员拒绝接受[4]:5。直到见到国书，才知道英使之来，并非专为贺寿，实际上别有请求，决定要他早日离去[2]:39。驾返北京后，军机大臣和珅将乾隆皇帝致英王乔治三世(King George III)的敕书和礼物发给马戛尔尼，含有逐客之意[2]:39。敕谕的措辞全是上国口吻[2]:39：
乾隆皇帝在敕谕中宣称，虽然中国甚为嘉许英国“倾心向化”、遣使前来的恭顺之诚，但无法满足英方派代表来北京居住的请求，理由是“与天朝礼制不合”；马戛尔尼又以书面列举请求，包括增开通商口岸、减免和订明关税等，但全部都在乾隆皇帝的敕谕中被驳回[13]:157-159。
马戛尔尼沮丧之余，先后由军机大臣和两广总督护送，自北京取道运河南下，经杭州、广州返回英国；马戛尔尼在中国五个多月，接触不少中央、地方官员，见闻了不少政治、军事、社会实情，深感中国人的知识浅陋，官吏贪污，人民困苦，武备废弛，一切虚有其表；两年后，英王乔治三世来书，希望“相依相交，公平恩待”，乾隆皇帝的回答是要他“益利尽诚，永承恩眷”；可见，中英双方在外交观念上南辕北辙。[2]:40
英国政府再应东印度公司之请，决定再派大使来华，人选为阿美士德（Lord Amherst），主要使命为确定公司在广州权益，中国不得任意停止贸易，英人得自由与华商买卖，推广口岸[2]:41。1816年（嘉庆二十一年），阿美士德抵达天津，跪叩礼节问题随之而来[21]:20。嘉庆皇帝认为英使拒行此礼，是存心违抗，必须预行演习，否则不准瞻觐[21]:20。阿美士德被带至圆明园宫门附近，仍拒行三跪九叩之礼；嘉庆皇帝以“中国为天下共主，岂能如此侮慢倨傲？”；立予驱逐出国[2]:39。
英国与葡萄牙在第二次反法同盟结盟对抗法国的拿破仑。英国以帮助葡萄牙捍卫其远东殖民地的名义，两次出兵葡属澳门，企图借机占领澳门，澳门则向清廷求助[22][23]。1801年，葡萄牙在橘子战争失利，英国派出六艘载有数百名士兵的英国战舰于1802年（嘉庆七年）3月18日抵达澳门氹仔附近海域，试图登陆澳门，两广总督觉罗吉庆劝阻无效而采取断粮手段。7月，英军得知英、法签订《亚眠和约》而离去[24]。1808年（嘉庆十三年），清朝水师击退13艘侵扰清朝东南沿海、闯入虎门的英国兵船[16]:3。英军在嘉庆帝调兵威胁下放弃占领澳门的企图[24][25]。1825年（道光五年），英国爆发第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16]:3。为摆脱经济危机，英国资产阶级在国内加紧压榨工人，在国外掠夺殖民地，鼓吹战争[16]:3。1827年（道光七年），马地臣在澳门创办《广州记事报》，公开鼓吹侵略[16]:3。
“夷”是中国历代对异族或外族的一种贱称，对这种夷夏观念较早提出挑战的，是英国商人胡夏米[26]:9。他英文名为林德赛（Hugh Hamilton Lindsay），是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商馆职员，通晓汉语，易华名胡夏米[26]:9。1832年2月（道光十二年一月），他与德国传教士郭士立奉命率领英国商船“阿美士德”号到中国沿海试航，试图在广州以外的口岸另辟市场，并搜集中国沿海的情报，历时1年又7个月[26]:9。期间两人又散发文告，申述英商在广东所受的欺侮，说明英国的国势不可敌视轻蔑；不少地方官吏私下与其勾结、开放贸易[2]:42。胡、郭认为，中国北方人民乐意与外人贸易，官府既无实力、亦不严格执法，加上中国武备废弛，如要发展对华贸易，非口舌所可达成，势须诉诸武力[2]:42。
中英关系紧张[编辑]
1832年（道光十二年）发生了一件意义深远的事件，使得中英关系大大恶化——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被取消[13]:170。次年，英国国王任命上议院议员、海军将官律劳卑（William J. Napier）为驻华商务总监，左右副总监各一人[2]:44。这个事件标志着中英关系已发生根本性变化，“英国政府”替代了“东印度公司”与中国交往，官方关系替代了非官方关系；然而，中国人丝毫未能理解这一变化的政治含义，也没有做任何准备来应付这一新形势[13]:171。
1834年7月15日（道光十四年六月九日），律劳卑抵达澳门；7月21日（六月十五日），两广总督卢坤命行商转告律劳卑“如欲来省，须待先行奏明请旨”，但律劳卑不待奏明，率先于7月25日（六月十九日）到达广州商馆[2]:45。律劳卑发了一封平行公函给卢坤，要求建立平等的中英外交关系[27]:531。卢坤视此举为大逆不道，认为即使是英国官员“亦不能与天朝疆吏书信平行”[28]:24，并称“天朝大臣，例不准与外夷私通书信”[2]:45。卢坤拒绝接受信函和直接会面，呼吁律劳卑遵守旧制，并要求他立即返回澳门[27]:531；但律劳卑不服，坚持要求平等待遇[28]:24。这令中英双方就公函“平行款式”问题僵持不下[2]:45。
1834年8月26日（七月二十二日），律劳卑发出布告，指摘卢坤“固执不明”，嘱咐英国商人不必以封舱为顾虑；十日之前，中英贸易实际上已经停止[2]:45。9月2日，卢坤亦发出布告，斥责律劳卑“妄自尊大”“自绝天朝”，正式封舱；卢坤下令全面终止与英国贸易，并派兵包围英国商馆，撤走所有清朝佣工，严禁人民向英人提供任何食物、水和药物。律劳卑立即召集兵船驶入内河，炮轰虎门炮台，卢坤亦调兵增防[2]:45-46。后来英商不愿贸易长久停止，与公行达成和解；9月21日（八月十九日），律劳卑及兵船离开黄埔，中英贸易随之恢复，双方争执暂告一段落[2]:46。
律劳卑在广州时已染重病，回到澳门后病逝；此后两年，继任驻华商务正监督的德庇时(John F. Davis)和乔治·罗宾逊(George Robinson)都采取消极的静默政策；当时英国内阁改组，亦主张以和协的方式改进对华关系；广州的英商不满，联名上书，请求派遣全权代表率领船舰，要求撤惩卢坤，赔偿损失，加开口岸[2]:46。1836年（道光十六年），英国商人成立“伦敦东印度和中国协会”向英国政府提供情报[16]:4，并与曼切斯特商会多次向英国政府请求帮助打开中国市场[29]。
1836年（道光十六年），巴麦尊重掌外部，副监督查理·义律(Charles Elliot)力请积极行动，巴麦尊随即派他为正监督，一称领事[2]:46-47。义律试图与广州当局接触，放弃过去两年的静默政策，照旧经过行商，具禀两广总督邓廷桢，请求前往省城，管治英国商贾、船夫；经邓廷桢奏准，1837年（道光十七年）4月，义律到达广州，邓廷桢拒绝与他直接往来，巴麦尊又训令他不准提禀，不许由行商代转，他只好返回澳门；此时鸦片停运问题渐趋严重，次年英国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他伦(Sir F. Maitland)奉命前往广东，义律再到广州，改向邓廷桢投递书信，请他与马他伦互相以“平行格式”致函，但遭邓廷桢原封驳回[2]:47。
同年，有十多名中国水手在新加坡海面遇险，被英人救起，义律希望借此促进与中国的关系，便通知邓廷桢，称这可促进“两国间”既存的“和平与友好的关系”；邓廷桢甚为震惊，认为“蕞尔小邦”不可与“天朝上国”相提并论，如何能有“和平与友好的关系”[31]？至此，中英两国就彼此外交观念的分歧，相持不下[2]:47。
贸易失衡[编辑]
对华贸易逆差[编辑]
十八世纪，贸易顺差的有利地位严重偏向中国一边[13]:165，在1830年（道光十年）以前中国人在对外贸易上经常是出超，白银不断地从印度、英国和美国流入中国[32]:2。当时中国对英国的输出首为茶叶，次为丝绸、土布、瓷器[2]:47。十八世纪，饮茶成为英国的一种国民风尚，英国人对茶叶的需求非常大[13]:146。英国从中国输入茶叶量在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不超过16,167,331磅，到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便达到50,714,657磅，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是57,584,561磅，需求量增长非常迅速[32]:4。随着茶叶销量的增长，英国对茶叶的进口税一度高达100%，甚至引发了走私茶叶的现象；为了打击茶叶走私，英国政府在1784年将茶叶进口税降至12.5%，但中国茶叶仍为英国提供了十分之一的国库收入[13]:146。
英国纺织业重镇曼彻斯特的一个工厂主曾经说：
英国完成工业革命后，需要一个广大的市场作为货品出口地，而中国刚好符合此条件[34]:282。英国早期对华输出的货物，包括毛织品、金属、钟表、玻璃，以及来自印度的棉花、棉织品；然而，在男耕女织的中国农村经济自给的情况下，英国商品在中国缺乏市场[2]:47。1827年（道光七年）以前，英国多次在广州试售英国印花布、剪绒及天鹅绒，亏本达60%以上；1826年（道光六年）输入棉布，也亏本10%左右[16]:6。故此，英商要交易茶叶唯有用白银购买[2]:47。东印度公司驶往中国的船舶经常装载90%至98%的黄金，只有10%的货物是商品；1781-1790年（乾隆四十六年至五十五年）间，流入中国的白银达1,640万两，1800-1810年（嘉庆五年至十五年）则达2,600万两[13]:165。十八世纪前期，英国输入中国的货值，经常不及进口白银的十分之一；在欧洲盛行重商主义、重视现金的时代，英人认为这是国家的巨大损失[2]:47。
| 年份 | 华输英货值 （银元） | 英输华货值 （银元） | 英国入超（即贸易赤字）情况 |
|---|---|---|---|
| 1790-1799 | 11,563,686 | 10,380,706 | 1,182,980（平均每年约118,298） |
| 1817-1819 | 8,060,271 | 7,646,777 | 413,494（平均每年约137,831） |
| 1820-1829 | 20,031,631 | 14,116,591 | 5,915,040（平均每年约591,504） |
| 1830-1833 | 9,950,286 | 7,335,023 | 2,615,263（平均每年约653,816） |
十九世纪前，英国对华贸易一直有大量逆差（即“入超”）[34]:282。英国在18世纪开始实行金本位货币政策，而中国则以白银作为货币，由于与中国的所有贸易需以银两折算，令英国需要从欧洲大陆购入白银作贸易用途，金银一买一卖，英国利润受损巨大；税率方面，中国对英国进口货物需要抽20%的税率，同时由于海关官僚腐败和贪婪，使得除税率之外还产生许多不可预估的费用，英国为此大为不满[34]:282。此外，十八世纪中叶起，为了扩大对华贸易，外商开始向中国行商放高利贷，部分行商借贷过多而无力偿还，令“商欠”事件频频发生，欠款数额越来越大，引起英商强烈不满而发生纠纷，令中英矛盾更为尖锐[27]:530-531。
鸦片与中国[编辑]
由于十八世纪的广州贸易顺差严重偏向中国一边，大量白银流入中国[13]:165。当时不论中外的经济学家都认为金银的输出对国家有害，各国都想方设法增加货物的出口和金银的进口；在中国的外商经过多年的实验，发现鸦片是种上等的商品[4]:7。
鸦片在明朝时称为乌香、鸦片或阿芙蓉，南洋诸国以其为贡品，市镇亦有货卖，价值与黄金相等，葡萄牙人自印度来广东后，输入渐渐增加[2]:47。16世纪晚年（明中叶），海关开始征税，列入药材项下，与自菲律宾传入之烟草混合吸食[2]:47。主要用来做止痛安神的药；为求享受而吸食鸦片的情况很少[13]:165。
1620年（万历四十八年），中国开始出现吸食鸦片的记载，据称当时在台湾一些人将鸦片与烟草混在一起吸食，这种做法在17世纪60年代传到福建和广东，在那里，吸食的方式得到改进——吸食者就着灯火烧化鸦片，并用一根竹管来吸。吸食鸦片迅速成为有闲阶层的一种时尚，不久后甚至连穷人也沾上这种习惯。对鸦片的需求导致外国进口的鸦片增加，也导致在四川、云南、福建、浙江和广东种植罂粟[13]:165-166[36]。
清初其法益精，“煮土成膏，镶竹为管，就灯吸食其烟，不数年流行各省，甚至开馆卖烟”；1729年（雍正七年），雍正帝以鸦片淫荡伤人，予以禁止，但所指为烟草与鸦片合制之鸦片烟，并非鸦片本身[2]:47。
十八世纪，英国商人发现鸦片在中国大有销路，遂全力以赴[2]:47。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英国人取代葡萄牙人成为鸦片贸易的领头羊，同年，东印度公司在印度获得种植鸦片的垄断权——由孟加拉国掌管从播种到在加尔各答出卖成品的一切事宜[13]:166。东印度公司获得印度鸦片的专卖权后，鼓励栽种，管辖鸦片的运输和销售；当时中国每年进口鸦片四千余箱，渐增至六千余箱，每箱售价自140银两上涨至350银两[2]:48。鸦片贸易的丰厚利润吸引了几乎所有的外国商人，当中英国私家商号“怡和洋行”是最主要的鸦片贸易商[13]:168。
1796年（嘉庆元年），嘉庆皇帝明令取缔鸦片的进口和种植[13]:166，中国裁停鸦片烟税，视为禁品[2]:48。东印度公司在得知中国禁烟之后，转而将鸦片的销售权让给持该公司执照经营航运的港脚船[13]:166，进口有增无减[2]:48。1809-1817年（嘉庆十四年至二十二年）又有五次禁令，但仍归无效，走私者与地方文武官员勾结分肥，港脚商船大量贩运，于澳门、黄埔公开交易[2]:48。1834年（道光十四年），在英国本地商人的压力下，东印度公司对中国贸易的垄断专利被撤销，销售鸦片的商人增加，令流入中国的鸦片数量顿时大增[37]。鸦片商人泰勒说：“鸦片像黄金一样，我能在任何时候卖掉它。”[38]鸦片走私日益扩大，据不完全统计，1800年至1820年平均每年4,000余箱，到1838年至1839年间猛增至近40,000箱[16]:7。
鸦片输入的迅速成长自然与中国对其需求的增长联系在一起[13]:168。“嘉庆初食者甚少，不二十年，蔓衍天下，自士大夫以致贩夫走卒，群而趋之，靡而不返”[39]。十九世纪初叶的烟民主要是一些富家子弟，但这种陋习逐渐扩散到政府官吏、商人、文人、妇女、仆役、兵丁，乃至僧尼与道士等；在1838年时，广东和福建的烟馆比比皆是[13]:168。
吸食鸦片亦严重影响中国经济[13]:169。清代的法定货币是铜钱，为民间所通用，国家的收支则以白银为准，人民纳税需按照银价以铜钱缴抵；中国的白银产量不多，供不应求，银价有涨无回；加上鸦片进口激增，白银逐年外漏，无异于火上浇油，银荒日益加剧[2]:49。19世纪30年代中后期，白银外流的情况最为严重，亦影响了中国市面上白银与铜钱之间的兑换率；1740年时，1两银换800文铜钱，而到1828年时，1两银值2,500至2,600文铜钱，清政府为此增加了铸造铜钱的数量[13]:169。结果，银价上扬，钱价贬值，物价升高，人民纳税的负担加重[2]:49。
| 年份 | 鸦片输入 （箱） | 白银输出 （银元） |
|---|---|---|
| 1800-1809 | 39,691 | 51,339,100 |
| 1810-1819 | 74,135 | 95,288,153 |
| 1820-1829 | 180,169 | 211,089,961 |
| 1830-1839 | 344,124 | 243,958,005 |
由于鸦片输入激增，中英贸易逐渐变化，英国由入超变为出超，中国亦随之变为入超[40][41]。从1796年到1820年，清朝政府需要大量白银来支持镇压白莲教以及嘉庆道光时期的其他人民起义，但期间中英贸易的白银流向已经逆转[7]:29。十九世纪初，中西的正规贸易，中国大致尚为出超；根据行商的贸易出入货簿，1812年（嘉庆十七年），中国进口货价约为1,270万两，出口约1,510万两；1813年（嘉庆十八年）的进口货价约1260万两，出口约1290万两；但鸦片是违禁品，不入货簿，如将鸦片合计，出入已不能平衡，成为入超[2]:48。英国人在1836年（道光十六年）向中国卖出了价值1,800万元的鸦片，并从中国买入了价值1,700万元的茶叶和生丝——显然，如果没有鸦片贸易，英国将承受巨额的贸易逆差[13]:170。
鸦片贸易不仅扭转了英国对华贸易逆差的不利局面，还为英国的毛织品找到了海外销售市场[42]。自英国占领鸦片出产大国——印度后，英国把大量毛织品倾销到印度，再把垄断经营的印度鸦片出口至中国，又从中国进口茶叶卖回英国，如此形成了中、英、印“三角贸易”关系[43]。在1833年（道光十三年）取消东印度公司贸易垄断权以前，英国对中国年输出总值只有60万英镑，而1836年（道光十六年）达到1,326,388英镑[32]:4。东印度公司从鸦片生产中获取的利润从1832年（道光十二年）的1千万卢比上升至1838年（道光十八年）的3千万卢比，成为东印度公司的大宗收入[13]:170。及至十九世纪初，鸦片已成为三角贸易中最重要的商品，为英国赚取大量白银，因此学者认为，当日后中国进行“反鸦片战争(anti-opium war)”时，英国亦只好进行“反‘反鸦片战争’(anti-anti-opium war)”[42]。
中英军力差距[编辑]
鸦片战争的本质是中英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抗。当时，中英双方在武器装备和兵力上存在巨大差距。[44]:33
鸦片战争时期的英军已处于初步发展的火器时代，而清军仍处于冷热兵器混用的时代。英军方面配备了当时世界上较先进的两种军用枪——燧发枪与雷管枪。清军方面，其使用的冷兵器包括刀矛弓箭之类；而清军使用的火器则是根据明代引进的“鸟铳”等西洋火器样式所仿造，其型制样式比英军落后了200余年。由于中英的制造工艺差距导致的品质差距，清军的鸟枪存在诸多致命缺陷，包括枪身过长、射速慢、射程近、精确度低、炮弹威力弱等；加上清军使用粗劣的火药，使其原本已落后的枪炮在实战中的效能更差。[44]:33-39
中英武器装备中差距最大者莫过于舰船。英国海军为当时世界之最，拥有各类船舰400余艘，其军舰抗风、抗沉性能优良，用料防蛀防火，又能利用各种风向航行，排水量大，安炮较多；其轮船亦具备航速快、吃水浅、机动性能强等特点[44]:39-40。清朝方面，当时清军的海军称为“水师”，主要分为福建水师和广东水师两支，职务非出洋作战，而是近海巡防，仅以海盗为对手[44]:39-40；因此，清军的小型军船只适合在江河中的近距离交战，航速与灵活度远不及英国军舰，亦无法有效施展火力[45]；加上清朝嘉庆年间花费大量钱银物资以镇压国内的平民叛乱，已逐渐不再投资水师[7]，导致其军力涣散、人力物力匮乏、缺乏训练和协调机制[46]。闽浙总督邓廷桢曾如此评价：“船炮之力实不相敌”[44]:40。
在武备全无优势的情况下，清朝的城、炮台等防御工事同样相当落后，受到西方学者的极低评价。惟当时清军仅以防备海盗为己任，认为他们的防御“固若金汤”。[44]:41-43
鸦片战争时期，清朝总兵力达80万，是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一支常备军；英国派往中国的海陆军合计只有约7千至2万人。故许多学者指出，清朝在鸦片战争中处于兵力上的优势；然而这只是理论上的正确，在现实中恰恰相反，问题的关键在于清军的编制[44]:48-49。绿营军作为清军的主要军事力量，并无固定编制，而且分散驻防，战时难以集中，削弱了战斗力；此外，清军并非纯粹的国防军，他们以维护社会治安和政治秩序为主要职责（类似现代的警察）。因此，清军的编制有利于分散“治民”，而不利于集中御外。[44]:49-53
另一方面，中英双方军队的调兵速度差距甚大。当时英国军舰经水路交通驶往中国，效率颇高，而蒸汽机的出现和轮船的使用亦大大加快了英国海军的航速[7]:66；清朝方面，落后的交通条件延长了清军增援的路程，使得清军的兵力部署跟不上英军的军事行动。[44]:58-59
此外，清军的腐败问题也令其作战能力降低。士兵方面，由于粮饷收入低下，往往依靠第二职业以维持家计，时而雇人顶替本职工作，甚至敲诈勒索和受贿；军官方面，由于清朝武举的弊端，选出的军官大多“不学无术”，军人受到社会鄙视，并导致了“重文轻武”的人才流向；加上清朝官场的奢华风气，低人一等的军官也竭力搜刮民脂民膏，手段包括吃空额、克兵饷、贪赃枉法等；不幸的是，清代军人兼具警察的社会职能，形成监盗两便的陋规。[44]:64-71
导火线[编辑]
清朝禁烟运动[编辑]
早在1729年（雍正七年），雍正帝就颁布过禁烟令，禁止贩卖和吸食鸦片，但并没有禁绝。中国的烟民从富家子弟逐渐扩展到各色人等，加上吸食鸦片会导致成瘾，故烟民不惜一切代价购买鸦片。由于中国人对鸦片的需求日益增长，鸦片贸易的丰厚利润吸引了几乎所有的外国商人[13]:168。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取得印度鸦片专卖权，中国的鸦片走私数量渐长[2]:47-48。结果，鸦片的持续流入引发了白银的不断外流[13]:169。当时中国实行白银与铜钱两种货币，官府税额以银两计算，而百姓多以铜钱缴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由于银价上涨、铜钱贬值，意味着农民赋税加重，但国家收入却毫未增加，引起道光帝的关注，命令官员寻找原因，始发现是鸦片走私引起了大量白银外流，鸦片贸易至此引起清政府的严重关切[28]:36。
道光年间，朝廷几乎每年都下令禁止贩运鸦片，但这反而激起了空前活跃的走私活动[28]:36。实践证明，严厉执法并不能遏制鸦片走私[47]，因为贪官污吏凭借禁烟的法令来收受洋商贿赂，“立法愈峻，则索贿愈多，其包庇如故，护送如故，贩与食者卒如故也”[4]:7[48]:99。有见及此，广州著名书院学海堂有班读书人主张取消烟禁，一面加重关税，一面提倡种植，以国货抵抗洋货，杜绝鸦片走私[4]:7-8[13]:174。至此，清廷内部出现了“弛禁”与“严禁”的争论[27]:528。
弛禁派的理论在道光十四、十五年时颇为得势，但一直没有官员敢公开提倡此法[4]:8。直到1836年6月10日（道光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上奏主张弛禁，指出鸦片禁令愈严、流弊愈大[27]:528。他表示，白银外流问题是禁烟令抬高烟价、刺激走私活动所致，而腐败的吏治与暴利的诱惑使得走私活动无法禁止[28]:37。故此他主张：
- 允许鸦片合法进口并按药材价格征收关税，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白银购买，借此降低烟价并防止白银外流；
- 禁止官吏、兵丁和读书人吸食鸦片，其他平民则不禁止；
- 允许中国内地种植鸦片，令外商无利可图，不再贩运鸦片来华。[28]:38
对于许乃济的奏议，官员看法各异，如两广总督邓廷桢表示支持弛禁，礼部侍郎朱嶟则反对[27]:529。1836年11月12日（道光十六年十月四日），江南道御史袁玉麟上奏反对弛禁派的主张，其奏折节录如下：
1838年6月（道光十八年闰四月），鸿胪寺卿黄爵滋上书道光帝[16]:9。奏折节录如下：
黄爵滋提出“重治吸食”的严禁政策，内容包括：给予烟民一年时间戒烟，逾期不戒烟者处死；本人处死以外，其子孙不得参加科举，剥夺政治权利；并发动百姓互相监督和举报，知情不报者法办[51]。这封奏折上奏以后，道光帝命令各省督抚讨论，他们虽然未公开地反对黄爵滋，但都觉得他的办法太过激烈，认为吸食者尚只害自己，贩卖者则害许多人，故此贩卖之罪重于吸食之罪[4]:9。唯独湖广总督林则徐完全赞成黄爵滋的主张，他进言道光帝：
林则徐提出了六点方案，包括销毁烟枪烟具、在限期内改造烟民、惩治本国鸦片商贩和吸食者等。他在自己的湖北和湖南辖区成功实施了这项方案，查没了5,500杆烟枪和12,000两鸦片；道光皇帝对林则徐的言辞和成就印象深刻[13]:176，于是在1838年12月底（道光十八年十一月）颁布《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在当月的8天之内召见林则徐8次[52]，赐予林则徐紫禁城骑马之殊荣，授以钦差大臣，查办广东海口事件，节制水师，清查鸦片来源的重任[2]:52。林则徐前往广州负责执行，史称虎门销烟。
1839年3月10日（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林则徐抵达广州，他与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两人合作，加紧暗访密查，严拿烟贩[53]。初到广州之时，林则徐写了两则给维多利亚女王的书信，词句近乎威胁，旨在说明通商应该互利，而非加害于人[2]:57[13]:177。但这两封信最终并未交到女王手中[13]:177。其节录如下：
3月18日，林则徐向外商发出收缴鸦片的命令，限3天之内将其趸船上所有鸦片全部交出，到期不缴则封舱封港，又要求外商出具保证书，承诺今后不再贩运鸦片来华，否则“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53]，他声称法在必行；另一道系给行商，责令三日内缴烟和出具保证书[2]:53-54。林则徐同时提出，每箱呈缴的鸦片将获五斤茶叶的奖励，但他从未提及金钱赔偿[13]:178。
洋商起初以为，林则徐只是普通官吏，表面上大讲礼义廉耻，实际上只是为了讲价[4]:11，认为只需略事敷衍，即可了结[2]:54。3月21日（二月七日）缴烟期限届满，外商同意交出鸦片1,037箱，但林则徐认为太少，拒不接受[2]:54，并逮捕了两名公行总商[13]:178。3月22日（二月八日），林则徐下令逮捕英国大鸦片商人颠地[53]，威胁颠地向官府自首，否则将两名公行总商斩首[13]:178。英国政府代表、驻华商务总督义律得知消息，于3月23日（二月九日）自澳门启程赶往广州商馆[13]:178。3月24日（二月十日），林则徐下令中断贸易，撤走英国商馆中的华人买办和仆役，并下令“和洋人交通者即汉奸”；当日义律抵达广州商馆，当晚林则徐派兵封馆，义律与350名洋商被困在商馆里，与外界交通隔绝[2]:54。此后，软禁长达六个星期，因行商偷送粮食而未有断粮[13]:178。
3月27日，义律屈服，直接向林则徐具禀，愿将英国人经手鸦片悉数清缴，担保将交出鸦片共20,283箱[2]:54。同日，义律以英国政府的身份发布了一条布告，让所有英商将鸦片交给他转缴林则徐，宣布英国政府会赔偿他们的损失[54]。由于义律的这份宣言，鸦片的所有权易手了——从商人的私有财产变成英国政府的公有财产。对此，马地臣(Matheson)形容：“中国人已落入了使他们自己直接面对女王陛下的圈套。”[13]:179
义律命副领事庄士敦赶赴伶仃洋召集英国烟商，与4月12日开始收缴鸦片[2]:54。5月18日时，义律实际已交出了21,306箱鸦片[13]:179。其中，怡和洋行上缴鸦片7,000箱，宝顺洋行上缴鸦片1,700箱，旗昌洋行上缴鸦片1,540箱[55]。林则徐请示过道光帝之后，在虎门挖了三个大坑（每个长150英尺、宽75英尺、深7英尺）。6月3日（四月二十二日），实行销毁，历时22日。在销毁期间，美国船长、商人、教士亦到场参观，道光帝说是“大快人心”[2]:54。美国汉学传教士卫三畏指“在世界历史中，一个非基督教的君主宁愿销毁损害他的臣民的东西，而不愿出售它来装满自己的腰包，这是唯一的一个实例。”[56]
1839年6月虎门销烟后，清廷欲将林则徐调任两江总督，但林则徐拒绝，他认为虽然销毁了已到的鸦片，但今后仍可陆续有来[4]:12。林则徐坚持要求英商出具“甘结”（即保证书）承诺以后不再走私鸦片来华，违者“货尽没官，人即正法”[13]:178-180。他坚持具结要求是因为他知道洋人讲求信义和契约精神，正如他早前向洋商发出的缴烟谕帖所指：
但是，义律和英商则坚决抵制这一要求，认为清政府“人即正法”不经审讯即处死违约者与国际法相悖，不可接受[57]；加上由于走私鸦片的趸船根本无须进口，故义律向林则徐指出，具结的死刑威胁无法震慑在外洋卖货的趸船主，应设法根除此弊；林则徐的友人魏源认为义律的建议合理，是和平解决双方分歧的契机[28]:51。但林则徐“严驳不许”，僵局至此形成[28]:51-52。5月24日，结束软禁的义律和全体英国人前往澳门，没有接受林则徐的具结要求。义律敦促英国政府对中国采取“迅速而有力的措施”，商人们也呼吁国会采取步骤，以兑现义律对被收缴鸦片作出赔偿的保证[13]:179。
林维喜案[编辑]
1839年7月，发生英国水兵在九龙殴毙华人林维喜之事[2]:55。7月7日，英国商船卡纳特克号及曼加勒号的水手上岸酗酒，和尖沙咀村的村民发生冲突，引发斗殴，村民林维喜伤重不治。林则徐要求义律交出主凶[28]:53，称“杀人偿命，中外所同”[13]:180。义律拒绝将英国臣民交由中国法律处置，并在威廉要塞号（Fort William）上审讯了六名案犯。义律判处其中5人参与骚乱罪，处以苦役或监禁3至6个月及罚款数十英镑，押送回国服刑，另1人无罪释放[13]:180，但审讯未能证明谁是主凶[28]:54。林则徐称义律为英国职官，“明明查有凶夷，私押在船，若违抗不交，是始终庇匿罪人，即与罪人同罪。”义律置之不理[2]:55。魏源则如此描述：“义律拘讯黑夷五人，未获正犯，悬赏购告犯之人，亦非故意违抗也。[58]”后来，这些水手回到英国后即被释放，因英国法律人员不确定义律是否可以判处这些水手于英国服刑[59]；但根据英国议会法案，义律确实有权在距中国海岸线100海里内的公海上做此类审判，故此案至今仍具争议性[60]。
8月15日，林则徐采取进一步行动，封锁澳门[2]:55，禁止向英国人提供食物，并下令中国仆人离开英国雇主[61]。8月17日，林则徐在澳门下驱逐令[61]，不准英国人逗留[2]:55。8月下旬，义律与英国人转往香港及附近海面之英国船只上居住。9月4日，义律带领新到兵船一只，至九龙，要求购买食物未果，实行开炮，中国水师船炮台猛烈还击，各有伤亡[2]:55。9月下旬，义律返回澳门[2]:56，与澳门同知蒋立昂会商[62]:63，义律称英国的趸船现无鸦片，自愿请人前往搜查，如经查出，货物没收，烟商驱逐，由在粤英商共行出结，领事盖印连签[2]:56。对于蒋立昂和义律的会商，道光帝批曰：“既有此番举动，若再示以柔弱，则大不可。”[62]:64
前哨战[编辑]
英船“Thomas Coutts”对义律拒绝代表英商具结的命令置之不理，于10月15日驶入黄埔具结贸易，商船“当啷”(Royal Saxon)亦将入港；林则徐以为英商就范，改采强硬态度，于10月25日命令停泊在外海的船只于三日内入港，或者驶返本国，否则纵火烧毁[62]:63。11月2日，窝拉疑号舰长亨利·史密斯与义律率两艘军舰[62]:63，驶至虎门口外的穿鼻岛进行封锁，准备制止英国船只再次进口，并投书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要求不得火烧英国船只，准许英国人上岸居住[2]:58。11月3日上午，关天培率领29只兵船驶向英舰，斯密氏命令清兵船后退无果，开炮击之；但林则徐方面奏称，当啷入口，而英国兵船追令折回，关天培闻而诧异，率兵船阻止，英船开炮[62]:63。广东虎门发生穿鼻之战，清水师4艘船被击沉，令珠江口一带气氛紧张[2]:58[63]。
其后，11月4日、8日、10日，林则徐奏报清兵与英船小战六次，均为清兵全胜，依英军记录则英军并未参战。[44]:127
1840年1月5日，道光皇帝调林则徐为两广总督，以便贯彻对英国政策[2]:58。林则徐专门断绝英国贸易，严格执行经济封锁，根绝英国船只一切接济，而以食物、饮水为主[2]:59。1月5日（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初一），道光帝下旨断绝与英格兰的贸易，禁止一切英国船只进口，并将其尽行驱逐出口，复严禁他国商人，不许私代英商带运货物。
英国决议出兵[编辑]
中国镇压鸦片贸易后，人们讨论英国将如何回应，因此前美国和英国民众都对英国支持鸦片贸易感到愤怒[64]。许多英国公民同情中国人，并希望停止鸦片的销售，而另一些人则想遏制或管制国际麻醉品贸易。然而，人们对英国外交官受到的对待，以及清朝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都极为愤怒。辉格党控制的政府特别提倡与中国开战，亲辉格党的媒体则刊登了有关中国“专制与残酷”的故事[65]。
1839年8月初，中国禁烟消息传到英国[16]:13。9月30日，英国纺织业城市曼彻斯特39家公司和厂商联合致函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称中国禁烟是对英国之“侵略行为”，“希望政府能利用这个机会，将对华贸易置于安全的、稳固的、永久的基础之上。”[66]“威灵顿公爵、德比伯爵、斯当东、山登勋爵、约瑟夫·休谟以及其他许多人，都是支持战争的[67]。”10月1日，英国政府召开内阁会议，讨论出兵中国问题[16]:13。内阁会议经过讨论后，决定派遣一支舰队到中国海去[68]。内阁会议以商务受阻及大英子民生命受到威胁为理由派遣舰队。由于贩运鸦片由始至终只是民间走私行为，并非英国国策。英国政府始终未正式宣战，认为军事行动只是一种报复（reprisal），而非战争[2]:61。
1839年11月4日，巴麦尊正式向英国海军提交《致海军部书》：“据对中国有丰富知识的人说，有这样的海军力就能完成，即双层甲板的主力舰两艘，巡洋舰三艘，其中至少有一舰是大型的；轮船两艘或三艘[69]:59。”
1840年2月，在给查理·义律的信中，巴麦尊指示，封锁珠江出海口；并把写给中国政府的信件正式递交给中国。而且，他还指示，要继续北上，占领舟山岛，封锁长江出海口；然后开始与中国政府谈判；最后，英国舰队要行驶到渤海湾，并在这里再次把写给道光皇帝的信件的抄本，正式递交给中国政府。他还详细列出了英国政府想要达成的目标[70]。其中包括：——
“要求中国政府以应有的尊敬态度对待英国政府与海军；
“要求英国驻华总监义律对于英国臣民有司法审判的权利；
“要求中国政府赔偿英国商人所遭受的损害；
“要求英国能够得到尽可能好的贸易地位待遇；
“要求外国人能够有在中国安全居住以及拥有财产的权利；
“如果按照中国法律，违禁商品遭到查禁和没收，那么，应当确保英国臣民的人身安全不受到损害；
“取消一口通商的贸易限制政策，英国商人应当有权利在不限于广州的地区，与中国进行商品贸易；
“要求外国人能够在广州、厦门、上海、宁波、以及台湾北部，与中国进行自由贸易；
“最后，在中国海岸线，获取可以容易防守、容易进行物资供给保障的岛屿；或是用所占领的岛屿来换取中国给英国的有利贸易待遇。”[70]
巴麦尊让查理义律自行酌情决定，怎样努力地、最好程度地实现上述目标；但是，他向义律指出，虽然他希望能够通过谈判与中国达成理想结果，然而，他不相信仅凭外交手段能够获得成功。他在信中最后写道：“简而言之，根据我在上文中对你的指示，英国政府所期望的，就是要求中国对过去之事做出了结与赔偿，对于未来之事做出稳妥安排；我们不相信谈判能够达成上述结果；因而，我们为此派遣出了海军部队，以达成上述目标。”[7]:49 [70]
1840年1月16日，维多利亚女王在国会演说[2]:60：“在中国发生的事件，已经引起我国臣民与该国通商关系中断，朕已极严重注意，并将继续注意这一影响我国臣民利益与王室尊严的事件。”英国政府决定命令印度舰队增援；2月，组织东方远征军，以英国开普殖民地好望角海军提督，义律堂兄懿律任海军统帅兼正全权，义律为副全权[2]:60。时英国政执党地位不稳。反对派托利党/保守党早于1月31日在下议院提出对政府的不信任动议，但仅以21票之差遭到否决[71]。他们再于4月7日在下议院动议谴责政府。但动议并非关于与大清一触即发的战争或备受争议的鸦片贸易，而是抨击政府在对华关系上缺乏远见及思虑不周，亦忽视了应该给予驻广州商务总监相关的训令及权力，用以对付非法鸦片贸易[72]。这动议特意回避了战争及鸦片两项敏感议题，借此争取托利党内最大的支持以通过议案[73]。当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向英国国会报告英国政府对华用兵目的及军费案时，支持政府议员随声附和，谓中国污辱英国国旗，妨害英国商务，劫夺英国财产，危及英人生命，须加讨伐；反对派抨击政府不早日取缔鸦片贸易，国旗应保护公正与荣誉，不得保护毒品；4月初，英国国会终于以极微的多数同意政府政策[2]:61。经过三日激辩，下议院最终以271票对262票否决动议。下议院的反对派托利党因此未能阻止英国舰队继续前往中国及战争的爆发。上议院一项类似的动议[74]亦未能于5月12日会议中通过。下议院最终在战事早已爆发后的1840年7月27日通过拨款173,442英镑作为中国远征军的开支[75]。
清朝备战情况[编辑]
战前，清朝全国上下对于国防形势过分乐观，认为英军的实力远逊于清军[4]:12-13。钦差大臣林则徐在1839年（道光十九年）上奏道光帝称，据他仔细观察外情，认为英国“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76]，其节录如下：
林则徐亦曾上奏道光帝称“内地茶叶大黄，禁不出洋，已能立制诸夷之命”[62]:63；林则徐心中既有成见，以为外人不敢启衅，故在1839年6月虎门销烟和7月林维喜案时，对英人采取强硬姿态[62]:64。同年11月穿鼻海战后，林则徐奏称清军战胜，但实际上英舰损失极微，《中国文库》记载有4艘清军兵船被击沉或破裂，其余大多受伤逃入虎门；林则徐则称，英舰败逃，不值追剿，夷兵落海，获帽三十一顶[62]:63。其后数天的官涌之战后，林则徐报告朝廷，中国大胜，因此全国都感到乐观[4]:13。
东南沿海诸省为清朝税收的重要来源，为清朝重点布防地区，其广东驻军7万，福建6万，浙江4万，江苏5万。1800年（嘉庆五年），清政府查禁鸦片，英国的武装走私商船活跃于广东沿海。1830年（道光十年）以后，英国派遣军舰兵船前来中国沿海，保护鸦片走私，引起清廷的警惕，但未能采取有效的战备措施。1834年9月（道光十四年八月），发生两艘英国军舰强行闯入珠江、击毁虎门炮台的严重事件。事后清朝任命关天培为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到任后，查勘要塞，整顿水师，加筑炮台，添铸大炮，使广东海防尤其是虎门的防务，得到巩固[78]:13-17。
林则徐抵达广州后，在严厉禁烟的同时，与邓廷桢、关天培一道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海防。这些措施包括：整顿水师，严肃军纪，演练枪炮，在虎门添置购买西洋大炮300余门；在尖沙嘴、官涌等处新建炮台；购置西洋大船，改装民船，招募团练，又抽调广东内地营汛防兵进驻虎门要塞，使得东南沿海防务大为增强[79]。
战前，清朝防御重点主要集中于东南沿海一带，对于北部沿海却未能采取有效的防范[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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