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勇 空军老兵吴崇银
【编者按】
1959年后的3年是中国空军大扩展的几年，但受到国家经济和中苏关系影响，几千名跃跃欲试的飞行学员只能“停飞改学”。
羊年春节，我受挚友及其家人之邀去他们家过春节。偶然中翻看了他们的家庭相册，为挚友父亲吴崇银从军生涯中所经历的时代变迁和世事的无常，生出无数唏嘘感叹。
因为最终，历史必将是通过每个个体或激昂、或平淡的人生故事被铭记。
今天，“我的父老乡亲”的主角是一位60年代的空军老兵，来听听他的私家记忆。
这是我60年4月拍的，19岁了，在邻水中学上初三。没得法，这个年纪在那个年代上初中好正常哦，有书读就安逸得很了。这张照片是为了纪念离开母校而拍的，花了一角钱的哦，那个时候鸡蛋才一分几厘钱一个。没有吹风，头发是自己用水抹了几哈就这样子了。
哎呀，照片上的班级都打错了，应该是初60级四班。他们5个没毕业就当兵了，从邻水走路近200公里到重庆新兵集合。我们当时羡慕得很啊，好想也去当兵却没机会。
但到了5月，全国又招飞，严格体检、层层政治审查：因为这里地处华蓥山，解放前很多土匪，一不小心哪个亲戚当过土匪就没得搞了。
说起来双枪老太婆都是我们这里出的。
这次招飞，整个邻水县只招了两个空勤学员志愿兵，我是其中一个。我们比前面5个同学运气要好，我被河北保定中国人民空军空勤第二预备学校征收（以下简称二预校）。义务兵是服兵役，我们是军官养成学员，算军官编制。
一家人高兴得不得了，学校也为我们骄傲。但当时集合走得急爆爆的，居然照片都没拍一张，遗憾得很啊！
照相馆是二预校内的军营服务社的，当时要出学校困难得很，即使是星期天出校也有3%-5%的比例控制，算下来一年出校也就一两次。
我领了三号军服，蓝色大沿帽、八一帽徽，黄绿色四个口袋的军官上装、蓝色学员空白肩章、领章上有个小飞机、蓝色军裤、黑色牛皮军官皮鞋。我还没完全长开，又瘦，袖子长了点。
当时军队规定空勤人员必须下放到陆军部队熟悉陆军步兵团的作战规律。
1960年10月过后，经2个月入伍教育后，我们这批人先后下放到陆军69军28师83团步兵团1营1连（代号9456部队）、69军107师320团（代号9308部队），以及广州军区陆军42军全国战备值班部队步兵团进行野战训练。
这个时候的着装，上衣以前是四个兜的空勤学员服改为陆军两个兜的绿色战士服，但裤子和上装领章却是蓝色空军服。因此，穿军服出部队时总被民众像猴子一样围观。心头既骄傲又觉得怪兮兮的。
1959年后的三年是我国空军大扩展的几年，两个预校加起来几千人。但因为当时中苏关系破裂，国家经济困难，汽油和飞机极度缺乏，无法支撑大量空勤人员。
1962 年8月，我们被告知不能转到飞行学校。该批几千学员经周总理批准“停飞改学”，也就是说我们这批空勤人员将改为地勤人员。于是，军队分配给59、60年入伍学员四个志愿：空军通讯学校、空军雷达学校、会计学校、英文侦听（分散到很多学校接收）。61年入伍的学员只能学习英文侦听。
本有机会成为飞行员但现在再也不能上蓝天了！心里那种失落简直不摆了，不说了，哎……
由于还未选择专业，服装还是飞行学员服，领章还是飞鹰带八一，而正式通讯学员服领章是一个地球仪。前排左一是59年的空勤9期学员耿万如，1960年为建国大庆到北京参加天安门方队阅兵训练，但受到中苏关系和国家困难影响，这一年阅兵仪式取消。
我选择了无线电专业。三年里学习了高等数学、物理、无线电原理、电工、内燃机等相关专业，毕业颁发中专文凭，到83年时，空军政治部又下文，说我们实际应为大专文凭。
当时二预校四个区队有几百人选择去通讯学校，学习到65年5月毕业。
毕业后学员就被统一分配到各大军区空军部队。我和另7个学员要求到前线，其中3人就被分配到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通讯站发射台，5人到军用机场和雷达站。
那时全国发信台只有5台15千瓦的发射机，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大机房有2台，主要用于总理以上国家领导专机通讯联络用。
1965年6月，第二次亚非首脑会议将在阿尔及利亚举行，周恩来专机在阿尔及利亚的上空还未降落，通讯台获知阿国前夜发生军事政变，昆明指挥所及时通报总理专机此消息，专机及时返航埃及，避免了一场大的政治事故，因此指挥所受到中央嘉奖。
期间还保证了刘少奇、宋庆龄、陈毅、乔光华、谢富治等专机飞行通讯的畅通和安全。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周恩来给昆明两派造反派头子下死命令绝不冲击空军指挥所，所以并未丢失一把枪一颗子弹。其间全年24小时不间断保持军事通讯绝对顺畅。67年指挥所协助昆明空军二炮在昆明上空击落美国无人机。但“9.13事件”后，我所在部队所谓的二梯队还差点被冤枉成反革命部队。那段时间心里真是极为愤懑和无力。
越战时，我们也是参战部队，空军和陆军成立了前线指挥所，控制了越南领空，让他们没一架战机能起飞。
当然，除了为国家领导服务，我们还为当地老百姓处理了一些好玩的事情。比如村民猪被偷，找到通讯台求助，接待人员对村民说：你回去告诉大家，我们的雷达这个区域啥都能监测到，他把猪儿送回来就不追究了。淳朴的村民回去这么一说，第二天他家的后院树旁就拴着他家丢失的那头猪儿了。
由于是见习学员身份毕业和分配到部队，加上65年取消军衔以及“文化大革命”动乱，我们几个空军养成学员一直没明确军衔，名义上享受干部待遇，穿四个口袋的军官服，但经济上未享受干部待遇，67年才定级公资为23级每月54元，以前每月一直拿26级26元。
认识一年多，手都没牵一下哦！
1967年部队组织革命集体婚礼，我两个到昆明市龙潭街注册，拿了张薄薄的结婚证。这场两对新人的集体婚礼，共花了28块钱购置烟糖茶，在毛主席像下宣誓唱歌，唱的是“我爱祖国的蓝天”后就搞成了。收到的彩礼：毛主席像章无数，毛主席像镜框无数。太遗憾当时没有拍摄结婚照哦。
在这之后的15年，我们聚少离多，生了三个娃儿，全是男娃儿。
当时，老婆在县医院当总护士长，一个人带三个娃儿，差不多一年来探一次亲。
为了娃儿教育和婆娘的工作，我回到邻水县，到五金公司当经理，85年调动到劳动局的劳动服务公司任经理（后改为就业局）。 86年成立社会保险处，当主任。87年改为社保局，当局长。
当时社保局为劳动局的二级局，属于新部门毫无经验和油水，没人愿来搞这个工作。
那时候找企业交社保，哦呀，一些直接关门不见，有说上厕所闪人的，还有不理不睬装看不见的。
一句话，在地方做点事真是比在部队艰难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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