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革命的意識型態_02
登陸後隨之而來的是大敗，他們游擊隊力量的重新集結和組成，他們的軍隊幾乎被完全殲滅。少數僥倖的生還者，有意願戰鬥的生還者，因為他們對於整座島上所發起的暴動架構存有錯誤想像，同時勾勒出了一個特徵。他們也瞭解到這會是一場漫長的戰鬥，而這需要大多數的農民參與其中。也就在這一點上，首先有農民加入游擊隊。另外，兩次在攻擊人員的數字上並不重要，但是有很大的心理價值的衝突也造成了，因為它們抹去了那些由城市出身，對於農民懷有敵意的人所組成游擊隊核心。反過來，農民不信任團體，更害怕政府會對他們報復一些野蠻的掠奪舉動。兩件事在這個階段中被展示出來，對這些相互關聯的因素都是非常重要的：農民看見了軍隊的不人道，以及所有不足以打敗游擊隊，但只會徹徹底底毀滅農民的房舍、作物和家庭的迫害行逕。所以好的解決之道便是尋求游擊隊蔽護，確保他們性命安全。反過來，游擊隊隊員學習到贏得農民群眾的必要性。這明顯意味了我們必須提供一些他們所渴望的東西。而農民的欲望正是土地。接下來的是游牧階段，反叛軍到處延展其影響力到四處各地。它仍然沒辦法停留在這些地方很久，但敵軍也沒辦法，他們甚至沒辦法進入這些地方。大大小小的戰事在兩造之間建立了一個相當難以定義的模糊陣線。
一九五七年的五月二十八日刻劃下了一個里程碑。我們攻擊了艾優法洛，一個座落在海邊，而且又有可讓援軍不斷到來的機場設備，是個重兵屯鎮的要塞。反叛軍在這場戰役中的勝利，這場最血腥的戰鬥──百分之三十參與戰事的人員受了傷或是死亡──，完完全全改變了兩方原先爭持不下的均勢。現在我們有了一塊能供反叛軍往來自如的領土，有關於這支軍隊的消息不會再流到外面的軍隊手上，而它可以突襲平地上的敵軍，快速地，迅雷不及掩耳地在其敵人的位置造成打擊。
不久以後，軍隊的力量首次分撥為兩半，構成了兩個游擊隊軍團。為了欺敵之故，第二軍團改名成第四軍團。兩個軍團很快就表現了活動的跡象。七月廿六日，艾斯察達巴馬（Estrada Palma）遭到我方攻擊，五天之後，則是三十公里之外的布塞托（Bueycito）。在那時，這些軍隊的表現變得更為重要。在我方能夠聚養生息的土地上，我們整暇以待，靜候壓迫軍隊到來，勒死它們想攀上山脈的企圖。我們也在廣大的無人土地上建造起了綿密的戰線，雖然陣線基本上一直是沒有變化的，但它被雙邊的懲罰行動不斷貫穿入侵。
儘管如此，游擊隊藉由地區農民的實質物資幫助，不斷擴大他們的軍隊，並且從城市裏招募了一些參加七二六運動的成員。游擊隊變得更具攻擊性，而且其戰鬥精神也隨之增加。一九五八年的二月，在遭遇了一連串來自敵方，讓我們得到教訓的攻擊行動之後，璜．阿梅達（Juan Almeida）的第三軍團拿下了靠近桑地亞哥（Santiago）的位置，而在三月的前幾天，勞爾．卡斯楚的第六軍團──以我們的英雄法蘭克．派斯（Frank Pais）命名，他在幾個月前被殺害──，試著跨越中央公路。它到達了馬亞利（Mayari）附近的山丘，創造了奧利萬法蘭克．派斯第二陣線（Frank Pais Second Front）。
我們反叛軍節節勝利的消息開始突破檢查制度的封鎖，而人民也很快意識到革命活動的高潮。在這個時候，從哈瓦那，有人提出了透過革命的總攻擊行動攻佔整個國家的建議，也就是同時在所有的地點上破壞敵人的軍隊。
反叛軍此時的功能就像是加速反應的觸媒一樣，或者說是一把能夠發起運動的「燃燒著熊熊烈火的燄炬」。在那些日子裏，我們的游擊隊邁出了他們的腳步，而卡密洛．希恩費格開始創造他如英雄一般的傳奇事蹟，第一次在奧利萬的平原上戰鬥，第一次投入對組織的感情，並且回應了中央的領導人。
然而，革命的攻擊行動還沒有正確達成其目的，因為工人階級統一的重要性被忽略了，也因為還沒有嘗試著讓工人本身在他們自己的革命活動裏選擇正確的時機。攻擊行動是在收音機上呼喚民眾起義的，試著秘密發動一場迅雷不及掩耳的攻擊行動。但我們忽略的是，預定的日期和時刻卻沒有傳達到人民耳中，反而洩露給巴帝斯塔的親信。攻擊運動失敗了，許多具有重要價值的革命愛國志士全遭無情的殺害。
在革命歷史的某些時間點上，一件應該注意且又引人注目的事實是，朱利斯．杜伯依（Jules Dubois），為美國大型壟斷企業散佈謠言的小人，竟然預先知道攻擊行動將即爆發的日期。
就在那一刻，戰爭發展中最重要的質量改變發生了：我們確定了只有透過游擊隊力量的逐漸成長，使得敵軍在情勢緊張的戰事中屢受重創之後，勝利才會到來。
大概從那以後，我們已經和農民打下良好的關係。反叛軍公布其刑法和民法，執行正義，在所有其管轄的地區內分配食物和收集稅賦。鄰近區域也感受到了反叛軍的影響。敵人預備集結大規模的攻擊行動，但兩個月以來的戰事數字顯示，我們徹底殲滅了一千個企圖入侵的敵人，並且增加了六百挺武器的戰鬥實力。
我們已經證明了軍隊無法擊敗我們。絕對沒有一支古巴的軍隊有能力征服馬埃斯特拉山脈的頂峰，以及奧利萬省的法藍克．派斯第二陣線。對於獨裁者的軍隊而言，奧利萬的道路變得歧嶇難行。由於敵軍的攻擊線被擊潰，卡密洛．希恩費格和他的第二軍團，以及筆者的人馬，和塞洛．雷當多（Ciro Redondo）的第八軍團，被指派跨越卡馬圭省的任務，為我們自己在拉斯維拉斯囤積實力，並且切斷敵人的交通線。卡密洛後來帶領他以安東尼奧．馬叟（Antonio Maceo）所命名的軍團，繼續往前進：由東到西跨越整個島嶼。
這一刻，戰爭表現出了一個新的特徵：軍隊的關係轉而有利於革命行進。在一個半月裏，兩支分別帶有八十人和一百四十人的小型軍團，不斷遭受到動員數千士兵的軍隊包圍以及騷擾，跨越卡馬圭的平原，到達了拉斯維拉斯，並且開始把島嶼劃分為二的工作。
有些時候這看起來令人感到古怪，或者難以理解，甚至是不可思議，兩支這麼小規模的軍團──沒有往來、沒有交通工具、沒有最基本的現代戰爭武器──，竟然可以對抗訓練有素，而且更重要的，對抗武器精良的軍隊。基本之事就是各個團體的特徵。每位游擊隊隊員越沒有享受安逸的生活，他越能融合大自然的嚴厲挑戰，他越感覺到好像在家中一般自在，他的士氣越高昂，他的安全感也就會越強烈。同一時刻，不論在任何的環境下，游擊隊必須把生死置之於度外，宛如交由一枚硬幣決定他的未來。更重要的，不論個別的游擊隊隊員是生或是死，對戰鬥的最後結果都是無關緊要的。
敵方士兵，於我們現在所討論的古巴例子裏，是獨裁者年輕的同路人。他處於一條由華爾街開始，不斷瓜分贓物的漫長鎖鍊上的尾端，卻只能得到一些難以下嚥的麵包屑。他準備保衛他的權力，但這只對他自己有意義。他的薪水和他的報酬或許值得冒一些危險和忍受一些痛苦，但絕不值得賠上他的生命。如果那就是得到這些回饋的代價的話，最好還是放棄它吧，換句話說，趕快從蒙受游擊隊攻擊的危險之中抽腿，打道回府，保住自己的性命。
從這兩個概念以及這兩個倫理原則上，產生了在一九五八年的十二月三十一日瀕臨危機邊緣的差異性。
反叛軍的優越性越來越清楚。更進一步的，我們軍團在拉斯維拉斯的降臨相較於所有其它的團體，受到了比七二六運動更大的歡迎：革命指導黨（Revolutionary Directorate），拉斯維斯的第二陣線，人民社會黨（Popular Socialist Party）和一些真正組織（Authentic Organization）的小型游擊隊力量。很大的程度，這是由於其領袖，費德勒．卡斯楚的迷人特質，不過其 革命路線更大的正確性也是一個因素。
暴動結束了。但是那些在山中、奧利萬的平原、卡馬圭的平原、以及拉斯維拉斯的城市、山地和平原度過了兩年辛苦的戰鬥，然後才到哈瓦那的人們，在意識型態上並不同於那些空降在拉科羅拉達斯（Las Coloradas）的人們，或者是在戰爭初期加入的人。他們對人民的不信任，變成了我們本身的情感和尊敬。他們對於鄉野生活的完全忽略，變成了我們農民需要的廣大知識。他們蜻蜓點水式的引援數字和理論，被穩若磐石的實踐水泥所取代。
藉由打出土地改革作為他們的旗幟，從馬埃斯特拉山脈發起的完成行動，這些人奮不顧身，起來反對帝國主義。他們知道土地改革是建造新的古巴的基礎。他們也知道土地改革會分配給所有的無產階級土地，但它會沒收那些不正義的地主財產。而他們知道最大最不正義的地主，也就是那些在國家部門或是在美國政府裏最具有影響力的人。他們已經學習到了以勇氣、膽識征服困境，最重要的，還有得到人民的支持。他們現在已經看到了在我們受苦受難的另一面背後，等待著我們的解放未來。
為了達到這一步田地，對於我們目標的最後認識與瞭解成為了一條漫長的道路，而且也發生了許許多多的變化。平行於一連串發生在戰線上的質量改變，是我們游擊隊社會成員組成的改變，同時也是其領導人意識型態的轉型。它的到來，是因為這每一個過程、每一個變化，的確組成了一種在組織構成、在力量、在我們軍隊裏革命成熟度的質量變化。農民獻出他的精力，他忍受苦難的能力，他對於平地的知識，對土地的愛，以及他對土地改革的渴望。知識分子，不論是何種類型的，加入他一小抔的沙粒，貢獻一絲心力，開始描繪一種理論。工人發揚他對於組織的感情，他聯合並且團結一起的天生傾向。
站在這所有的表現上的，是反叛軍本身的以身作則，一群已經表現了他們自己不只是一把「燃燒著熊熊怒火的燄炬」，他們的教誨激發也喚醒了群眾，一直到他們不再對劊子手心存恐懼。過去從來沒有存在像今天一樣於我們眼前如此清楚的互動架構。我們能夠感受到這股互動如何成熟，就像當某人被呼喚要用他手中的武器以及他眼中的決心保護自己，我們教導武裝暴動的效用，啟發一個人所握有的力量。而農民告訴了我們運用山脈的技巧，必要的生活和在其中獲得勝利的力量，以及交織了敢於犧牲的意願和固執，這對於有能力帶領人民的命運是絕對必要的。
那就是為甚麼當反叛軍領袖和他的隊伍進入多山多雲的哈瓦那時，是浸漬在農民的汗水中，於燃燒的燄陽高照下，造出了一把通往「冬之花園的階梯，用人民的腳步攀爬歷史。」
不久以後，軍隊的力量首次分撥為兩半，構成了兩個游擊隊軍團。為了欺敵之故，第二軍團改名成第四軍團。兩個軍團很快就表現了活動的跡象。七月廿六日，艾斯察達巴馬（Estrada Palma）遭到我方攻擊，五天之後，則是三十公里之外的布塞托（Bueycito）。在那時，這些軍隊的表現變得更為重要。在我方能夠聚養生息的土地上，我們整暇以待，靜候壓迫軍隊到來，勒死它們想攀上山脈的企圖。我們也在廣大的無人土地上建造起了綿密的戰線，雖然陣線基本上一直是沒有變化的，但它被雙邊的懲罰行動不斷貫穿入侵。
儘管如此，游擊隊藉由地區農民的實質物資幫助，不斷擴大他們的軍隊，並且從城市裏招募了一些參加七二六運動的成員。游擊隊變得更具攻擊性，而且其戰鬥精神也隨之增加。一九五八年的二月，在遭遇了一連串來自敵方，讓我們得到教訓的攻擊行動之後，璜．阿梅達（Juan Almeida）的第三軍團拿下了靠近桑地亞哥（Santiago）的位置，而在三月的前幾天，勞爾．卡斯楚的第六軍團──以我們的英雄法蘭克．派斯（Frank Pais）命名，他在幾個月前被殺害──，試著跨越中央公路。它到達了馬亞利（Mayari）附近的山丘，創造了奧利萬法蘭克．派斯第二陣線（Frank Pais Second Front）。
我們反叛軍節節勝利的消息開始突破檢查制度的封鎖，而人民也很快意識到革命活動的高潮。在這個時候，從哈瓦那，有人提出了透過革命的總攻擊行動攻佔整個國家的建議，也就是同時在所有的地點上破壞敵人的軍隊。反叛軍此時的功能就像是加速反應的觸媒一樣，或者說是一把能夠發起運動的「燃燒著熊熊烈火的燄炬」。在那些日子裏，我們的游擊隊邁出了他們的腳步，而卡密洛．希恩費格開始創造他如英雄一般的傳奇事蹟，第一次在奧利萬的平原上戰鬥，第一次投入對組織的感情，並且回應了中央的領導人。
然而，革命的攻擊行動還沒有正確達成其目的，因為工人階級統一的重要性被忽略了，也因為還沒有嘗試著讓工人本身在他們自己的革命活動裏選擇正確的時機。攻擊行動是在收音機上呼喚民眾起義的，試著秘密發動一場迅雷不及掩耳的攻擊行動。但我們忽略的是，預定的日期和時刻卻沒有傳達到人民耳中，反而洩露給巴帝斯塔的親信。攻擊運動失敗了，許多具有重要價值的革命愛國志士全遭無情的殺害。
在革命歷史的某些時間點上，一件應該注意且又引人注目的事實是，朱利斯．杜伯依（Jules Dubois），為美國大型壟斷企業散佈謠言的小人，竟然預先知道攻擊行動將即爆發的日期。
就在那一刻，戰爭發展中最重要的質量改變發生了：我們確定了只有透過游擊隊力量的逐漸成長，使得敵軍在情勢緊張的戰事中屢受重創之後，勝利才會到來。
大概從那以後，我們已經和農民打下良好的關係。反叛軍公布其刑法和民法，執行正義，在所有其管轄的地區內分配食物和收集稅賦。鄰近區域也感受到了反叛軍的影響。敵人預備集結大規模的攻擊行動，但兩個月以來的戰事數字顯示，我們徹底殲滅了一千個企圖入侵的敵人，並且增加了六百挺武器的戰鬥實力。
我們已經證明了軍隊無法擊敗我們。絕對沒有一支古巴的軍隊有能力征服馬埃斯特拉山脈的頂峰，以及奧利萬省的法藍克．派斯第二陣線。對於獨裁者的軍隊而言，奧利萬的道路變得歧嶇難行。由於敵軍的攻擊線被擊潰，卡密洛．希恩費格和他的第二軍團，以及筆者的人馬，和塞洛．雷當多（Ciro Redondo）的第八軍團，被指派跨越卡馬圭省的任務，為我們自己在拉斯維拉斯囤積實力，並且切斷敵人的交通線。卡密洛後來帶領他以安東尼奧．馬叟（Antonio Maceo）所命名的軍團，繼續往前進：由東到西跨越整個島嶼。
這一刻，戰爭表現出了一個新的特徵：軍隊的關係轉而有利於革命行進。在一個半月裏，兩支分別帶有八十人和一百四十人的小型軍團，不斷遭受到動員數千士兵的軍隊包圍以及騷擾，跨越卡馬圭的平原，到達了拉斯維拉斯，並且開始把島嶼劃分為二的工作。有些時候這看起來令人感到古怪，或者難以理解，甚至是不可思議，兩支這麼小規模的軍團──沒有往來、沒有交通工具、沒有最基本的現代戰爭武器──，竟然可以對抗訓練有素，而且更重要的，對抗武器精良的軍隊。基本之事就是各個團體的特徵。每位游擊隊隊員越沒有享受安逸的生活，他越能融合大自然的嚴厲挑戰，他越感覺到好像在家中一般自在，他的士氣越高昂，他的安全感也就會越強烈。同一時刻，不論在任何的環境下，游擊隊必須把生死置之於度外，宛如交由一枚硬幣決定他的未來。更重要的，不論個別的游擊隊隊員是生或是死，對戰鬥的最後結果都是無關緊要的。
敵方士兵，於我們現在所討論的古巴例子裏，是獨裁者年輕的同路人。他處於一條由華爾街開始，不斷瓜分贓物的漫長鎖鍊上的尾端，卻只能得到一些難以下嚥的麵包屑。他準備保衛他的權力，但這只對他自己有意義。他的薪水和他的報酬或許值得冒一些危險和忍受一些痛苦，但絕不值得賠上他的生命。如果那就是得到這些回饋的代價的話，最好還是放棄它吧，換句話說，趕快從蒙受游擊隊攻擊的危險之中抽腿，打道回府，保住自己的性命。
從這兩個概念以及這兩個倫理原則上，產生了在一九五八年的十二月三十一日瀕臨危機邊緣的差異性。
反叛軍的優越性越來越清楚。更進一步的，我們軍團在拉斯維拉斯的降臨相較於所有其它的團體，受到了比七二六運動更大的歡迎：革命指導黨（Revolutionary Directorate），拉斯維斯的第二陣線，人民社會黨（Popular Socialist Party）和一些真正組織（Authentic Organization）的小型游擊隊力量。很大的程度，這是由於其領袖，費德勒．卡斯楚的迷人特質，不過其 革命路線更大的正確性也是一個因素。
暴動結束了。但是那些在山中、奧利萬的平原、卡馬圭的平原、以及拉斯維拉斯的城市、山地和平原度過了兩年辛苦的戰鬥，然後才到哈瓦那的人們，在意識型態上並不同於那些空降在拉科羅拉達斯（Las Coloradas）的人們，或者是在戰爭初期加入的人。他們對人民的不信任，變成了我們本身的情感和尊敬。他們對於鄉野生活的完全忽略，變成了我們農民需要的廣大知識。他們蜻蜓點水式的引援數字和理論，被穩若磐石的實踐水泥所取代。
藉由打出土地改革作為他們的旗幟，從馬埃斯特拉山脈發起的完成行動，這些人奮不顧身，起來反對帝國主義。他們知道土地改革是建造新的古巴的基礎。他們也知道土地改革會分配給所有的無產階級土地，但它會沒收那些不正義的地主財產。而他們知道最大最不正義的地主，也就是那些在國家部門或是在美國政府裏最具有影響力的人。他們已經學習到了以勇氣、膽識征服困境，最重要的，還有得到人民的支持。他們現在已經看到了在我們受苦受難的另一面背後，等待著我們的解放未來。為了達到這一步田地，對於我們目標的最後認識與瞭解成為了一條漫長的道路，而且也發生了許許多多的變化。平行於一連串發生在戰線上的質量改變，是我們游擊隊社會成員組成的改變，同時也是其領導人意識型態的轉型。它的到來，是因為這每一個過程、每一個變化，的確組成了一種在組織構成、在力量、在我們軍隊裏革命成熟度的質量變化。農民獻出他的精力，他忍受苦難的能力，他對於平地的知識，對土地的愛，以及他對土地改革的渴望。知識分子，不論是何種類型的，加入他一小抔的沙粒，貢獻一絲心力，開始描繪一種理論。工人發揚他對於組織的感情，他聯合並且團結一起的天生傾向。
站在這所有的表現上的，是反叛軍本身的以身作則，一群已經表現了他們自己不只是一把「燃燒著熊熊怒火的燄炬」，他們的教誨激發也喚醒了群眾，一直到他們不再對劊子手心存恐懼。過去從來沒有存在像今天一樣於我們眼前如此清楚的互動架構。我們能夠感受到這股互動如何成熟，就像當某人被呼喚要用他手中的武器以及他眼中的決心保護自己，我們教導武裝暴動的效用，啟發一個人所握有的力量。而農民告訴了我們運用山脈的技巧，必要的生活和在其中獲得勝利的力量，以及交織了敢於犧牲的意願和固執，這對於有能力帶領人民的命運是絕對必要的。
那就是為甚麼當反叛軍領袖和他的隊伍進入多山多雲的哈瓦那時，是浸漬在農民的汗水中，於燃燒的燄陽高照下，造出了一把通往「冬之花園的階梯，用人民的腳步攀爬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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