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15日 星期五

牡丹社事件是发生于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日本明治七年)


牡丹社事件
TaiwanShuppei.jpg
日期1874年5月
地点
结果

日军险胜

  • 日军遭受伤病严重折损退兵
  • 清廷与日本签订《北京专约》,抚恤难民及购买日军修筑之房舍道路
  • 清廷更承认日本的行动为“保民义举”,给予日后的日本吞并琉球国以口实。
参战方
牡丹酋邦
射不力酋邦
 大日本帝国
指挥官与领导者
阿禄古 大日本帝国 西乡从道
大日本帝国 佐久间左马太
参战单位
牡丹社
高士佛社
射不力社[1]

 大日本帝国海军

兵力
参战人数不详,可能数约600人[2]:144陆上兵员:3,658人
下士官以上:781人
军人:2,643人
军属:172人
从仆:62人
军舰乘员:734人[3]
伤亡与损失
战死:至少超过20人(牡丹社首领阿禄古父子在其中)
负伤:超过50人[4][5]
战死:12人
病死:561人[3]

牡丹社事件是发生于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日本明治七年),日本以1871年八瑶湾事件杀害琉球族为由出兵攻打台湾南部原住民各部落的军事行动,以及随后大清政府和日本国两方的外交折冲。在日本,这次事件被称为“台湾出兵”、“征台之役”或“台湾事件”。这也是日本自从明治维新以来首次对外用兵。

背景[编辑]

原因[编辑]

琉球王国明朝起为清朝从属国,其国王接受之册封,获准朝贡贸易的次数为藩属国中之最。由于大清政府长期拒绝日本进行贸易,琉球居间进行“大清 丝绸—日本白银”转口贸易获得巨大利益,因此引起日本觊觎。

日本萨摩藩关原之战后,因财政困难、局势不稳,加上欲以海外之功向江户幕府输诚,遂有兼并琉球之举。1609年,萨摩派遣将近三千名兵力,攻入琉球王都首里城,但德川幕府命令萨摩藩保留琉球王室,以便利用琉球对大清国进行贸易活动。然而琉球王国自此丧失独立自主性,亦受萨摩藩支配,奄美群岛也被萨摩藩占领。自此琉球处于“清日(萨)两属”状态,一方面接受清政府册封并进行朝贡贸易,同时国政受到萨摩藩的控制[6]

1867年王政复古幕府将军德川庆喜被迫上表“大政奉还”,江户时代结束。随后的明治维新过程中,大量武士(维新时改称“士族”)失业,造成极大的社会问题[7]。于是西乡隆盛等人提出“征韩论”,主张以海外扩张来解决内政问题。但征讨朝鲜半岛在外交上困难较大,未获得日本内阁多数阁员支持,最后造成参议西乡隆盛等征韩派官员下野。日本朝廷为了安抚士族情绪,遂有出兵台湾之议[8][9]

也有学者认为,日本政府“出兵台湾”并非仅为了缓和士族对内政的不满,而是对台湾的经济价值与战略地位有很清楚的认识,“不能将掠夺台湾资源,或侵占领土的动机矮小化。”[10]

近因[编辑]

法国人所绘清廷实际控制区域(土牛界线以西)

1871年(明治4年,同治10年)10月18日[11] ,一艘宫古岛那霸市上缴年贡的山原号[12] 回航时遭遇台风,漂流至台湾东南部八瑶湾(即今之九棚湾),船上69名宫古岛乘客溺死3人,有66名宫古岛人登陆。几天后遇上排湾族高士佛社原住民,获高士佛社人好心收留,但因双方语言不通、文化差异甚至稍有争吵,让琉球人因害怕而偷偷逃离高士佛社,高士佛社族人打猎后回部落时赫然发现琉球人不辞而别,开始对琉球人起猜疑之心,怀疑其打算对外通报部落位置引大军攻打,狠下心肠追上其大队五十四人将其出草斩首杀害[13][11],死者包括琉球豪族仲宗根丰见亲忠导氏玄雅)十四世孙忠导氏玄安,逃过一劫的其余12人则在当地汉人杨友旺、杨阿才营救下前往台湾府,由清政府官员安排转往福州琉球馆[11],乘船归国[14][15]。史称八瑶湾事件 [16]。此类事件在当时不时发生,按惯例皆由明清政府抚恤并送回琉球王国,与日本政府无涉。

但日方于1871年日本明治政府废藩置县”时,萨摩藩改为“鹿儿岛县”,原本为萨摩藩属的琉球王国被改隶于鹿儿岛县,1872年日本政府单方废止琉球王国,设置“琉球藩”,1873年日本政府外务卿副岛种臣向清朝总理衙门提起此事时,大臣毛昶熙答复:“二岛(琉球与台湾)俱我属土,属土之人相杀,裁次固在于我,我恤琉人,自有措置,何预贵国事,而烦为过问?”日本拿出被害者中有四位小田县(今日本冈山县小田郡)渔民的证据,又追问“贵国既然已知抚恤琉球民,为何不惩办台番?”,毛以杀人者为置之化外的生番来回应,副岛便言:“生番害人,贵国置之不理,我国有必要问罪岛人,因与贵国盟好,特先来奉告”,毛昶熙回答:“(台湾)生番系我化外之民,问罪与否,听凭贵国办理。”日方便向“无主番界”出兵[17]

经过[编辑]

出兵前[编辑]

西郷従道

日本以陆军中将西乡从道西乡隆盛之弟)为“蕃地事务局都督”,向等国租用轮船,雇用美国军事顾问李仙得(C. W. Le Gendre,又名李让礼),准备对台湾出兵[18],并事先派遣桦山资纪水野遵来台调查。

但在出兵前夕,英美等国却转变态度表示反对,声明中立并拒绝租借船舰给日军日本政府迫于外交压力决定停止此次行动,大久保利通并亲自到长崎下令罢兵。但西乡从道以“已经准备妥当”为由拒不受命,断然率领三千六百名官兵前往台湾[19],这也成为日后日本军国主义军官在战场上独断独行的滥觞,充分表现出日本军国主义的一个原型(prototype),亦即军事的先行与政治的追认[20]。著名文史学家司马辽太郎曾评论这次出兵完全是无名之师,可称为“官制的倭寇”(日语:“官製の和寇”)[21]

但是了1874年初,日本蠢蠢欲动并开始调兵遣将时,列强各国相继质疑日本用兵的正当性,英国即扮演密报者、仲裁者双重角色,他们向中国通风报信,并直指美国人李仙得为事件主谋者。而随着事态的发展,到了4、5月间,台湾道、台湾镇、闽浙总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等各级官员对于“番地”主权的发言立场渐趋一致,4月18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对英国正使梅辉立表示:“其人虽不治以中国之法,其地究不外乎中国之土”,即代表清廷的基本立场。

战争过程[编辑]

石门战役后,日军指挥官西乡从道斯卡罗人领袖合影。左坐者为卓杞笃之子朱雷、中坐者为西乡、右坐者为二股射麻里头人亦失

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5月12日,日军于社寮(今屏东县车城乡射寮村)登陆[22],而排湾族从车城乡统埔村友好的汉人那边得知日军行动,事先在要道石门埋伏。5月18日到5月21日,日军与台湾原住民有小规模接触,互有伤亡。5月22日,日本陆军中佐佐久间左马太率领日军150人进抵石门[23](今屏东县牡丹乡石门村)遭到排湾族强烈抵抗,最后日军陆战队攀上峭壁居高临下,情势逆转,排湾族在装备劣势和人数劣势下被迫撤兵,牡丹社首领阿禄古父子身亡。经此一役,多数采观望态度的原住民皆靠向日本。6月1日起日军分三路扫荡牡丹社高士佛社射不力社等原住民,沿途只有小规模抵抗,原住民人撤入山中,日军占领村落后焚烧村屋并撤回社寮营地。7月1日,牡丹社等终于投降。

之后日军移营龟山(今车城乡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附近)长期驻扎,却因气候与卫生因素饱受疟疾等热带疾病之苦,据日方纪录,参与行动的日军与随军人员5,990人共回报了1万6,409件的患病纪录,呈现出平均1人患病2.7次的惨况,而561名的病死者更达实际战死者的数十倍之多。

大清和日本两方交涉[编辑]

日本5月中旬出兵台湾,同治帝随即于5月下旬派遣船政大臣沈葆桢钦差大臣,以巡阅为名来台,主持台湾海防及对各国的外交事务。李鸿章允调唐定奎率领的淮军十三营六千五百人赴台,该部队熟习西洋枪炮,是淮军主力。当年农历九月中旬以后到十月间陆续抵台,使得双方战力情势逆转,沈葆桢的谈判地位因此顿时提升了许多[24][25]。在外交方面,清朝当时以《台湾府志》记载了琅峤诸社在1725年归化大清,是为琅峤归化生番十八社一事,证明该处纳入版图并有效收取番饷。清廷认为此地已是中国领土,生番如何处置是自己的事,以此要求日本退兵[26]

加上此时日军因热病侵袭,病殁650人(阵亡者仅20余人),又已耗军费1260余万日圆(尚未计算购买运兵用船舶的770万日圆),深感难以持续。于是日本政府派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为全权大臣,赴清廷交涉[21]

当时沈葆桢及李鸿章对情势皆有清楚的判断,分别上疏表示日本急于谋和,实因情势窘迫。因此大清帝国起初态度强硬,军机大臣文祥公开表示,对于日本方面要求的军费赔偿表示:“一钱不给”[27]

但大久保商请英国公使威妥玛为调人[28],强势介入。于是中日两国在1874年10月31日签订北京专约,主旨有以下三条:

  1. 日本国此次所办,原为保民义举起见,中国不指以为不是。
  2. 前次所有遇害难民之家,中国定给抚恤银两,日本所有在该处修道、建房等件,中国愿留自用,先行议定筹补银两,另有议办之据。
  3. 所有此事两国一切来往公文,彼此撤回注销,永为罢论。至于该处生番,中国自宜设法妥为约束,不能再受凶害。

结果与影响[编辑]

明治政府授予台湾军队的明治七年军功勋章

在大清方面,不言赔偿兵费,而将五十万两白银拆成十万两的“抚恤”与四十万两的“购买道路房屋”,算是在保存颜面的情况下息事罢兵[29]

但因为条约中有日本出兵是“保民义举”字句,日本据此认定清国政府不否认琉球是日本的属地。(1875年)继续进行“琉球处分”,令琉球终止向大清朝贡,复在1879年迫使琉球国王尚泰移住东京,派军警进驻琉球,废止“琉球藩”改设“冲绳县”,但大清并未放弃琉球宗主权对日本提出抗议。1880年,在前美国总统格兰特调解之下,日本提议及外务省底线将割琉球群岛以北归日本,南边的宫古、八重山岛属大清,清国政府则提出北边的奄美群岛归日本,中间的琉球群岛归琉球国,南边的八重山群岛(含八重山、宫古岛等)归大清,最后并未成案。直到1894年甲午战争日本击败清国,台湾割让给日本,清国无力继续过问琉球问题,琉球遂在国际默认下归属日本,清国与日本之间并没有签订任何条约,正式放弃琉球的宗主权改归日本。 “牡丹社事件”后,中国体认到台湾的重要性,转为积极治理台湾,增设府县,并在1885年设省。[30]

“牡丹社事件”前,台湾东部不属于中国治理范围。牡丹社事件之后,中国体认到台湾的重要性,转为积极经营台湾,增设,并对台湾东部及原住民地区以“开山抚番”进行开发、征服及台湾东西部越岭古道,从未有效统治原住民地区。并于1884年爆发清法战争后,1885年建立福建台湾省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清朝战败,日本由马关条约夺取台湾后,鉴于此次攻台与接收过程中病死人数远多于战死,决意在台湾积极着手规划建设医疗卫生设备,以方便统治台湾。

文化资产[编辑]

纪念碑[编辑]

位于屏东县车城乡统埔村,为同治10年(1871年)八瑶湾事件中遇害琉球族的坟墓,于2011年登录为屏东县历史建筑。[31],当年死者尸首由杨友旺及客籍张眉婆、林碰狮等人以一冢安葬于统埔村落边,日本政府借此事在同治13年(1874年)发动“征台之役”,日军首领西乡从道每年给付年金,嘱咐林阿九家族代为管理祭祀。日治时期定期祭拜维护,大正14年(1925年)当年幸免于难的琉球人岛袋龟在来台发起“琉球藩民墓整修运动”,并出版《牡丹社遭难民墓碑改修报告书》。大正15年(1926年)藩民墓开始整修,遭难者名单刻于碑上,昭和2年(1927年)12月完工。民国67年(1978年)冲绳史家又吉盛清来台,并分别于日、琉、台三地,推动“台湾遭害者之墓”与“琉球藩民墓”改修工作。民国70年(1981年)取得屏东县政府、车城乡公所同意兴工,民国71年3月改建完毕,但将墓碑上的“大日本”三字涂掉[31]。民国89年(2000年)碑文上的“大日本”字样恢复碑体原貌。
位于屏东县车城乡后湾村,为纪念牡丹社事件中日本登陆射寮(现后湾村龟山沿岸)而设立的纪念碑,已于2010年登录屏东县历史建筑。
位于屏东县车城乡石门古战场附近,为纪念牡丹社事件中,日本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的征台功勋,已于2011年登录屏东县历史建筑。
位于屏东县车城乡石门古战场附近,为纪念牡丹社事件与原住民交战而战死或病死之547位日军的忠魂碑,已于2011年登录屏东县历史建筑。

受此事影响而兴建之建筑[编辑]

国定古迹,又称“亿载金城”,位于今台南市,1874年牡丹社事件发生时,清廷一面向日本抗议,一面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办理台湾等地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沈葆桢以安平形势险峻,奏请建造仿西洋式炮台一座。炮台由法国人帛尔陀(Berthaud)设计,从同治十三年(1874年)起建,到光绪二年(1876年)完工。炮台入口城门上方有沈葆桢题额“亿载金城”,亦称“亿载金城”,或相对于“安平小炮台”称为“安平大炮台”。


国定古迹,与二鲲鯓炮台同因加强台湾海防而建造之仿西洋式炮台,目前位于今高雄市旗津区之旗后山与鼓山区哨船头上。


屏东县历史建筑,位于恒春镇鹅銮里灯塔路90号,清光绪7年(1881年)11月创建,起因清同治6年(1867年)3月9日,一艘美国籍商船“罗发号”从汕头驶往牛庄途中,航行至鹅銮鼻西南七星岩附近,触礁沉没,船员登岸后,擅闯龟仔甪社领土,遭受龟仔甪(社顶)士兵处决,除中国粤籍水手一人逃至打狗(今高雄)外,全部罹难,且琉球人多次在该处亦遇难,并引发牡丹社事件,应美国日本政府之建议而筹设。
国定古迹,是牡丹社事件之后,清廷因大幅改变对台湾战略地位的观感,而选定以“车城南十五里之猴洞”为县治,并打算由“素习堪舆家言”的刘璈处理筑城事宜,所设的恒春县县治所在地。

排湾族勇士头骨归还[编辑]

文献记载日军取下12个头颅带回日本,其中4具台湾原住民头骨辗转被携带到英国,目前收藏在英国爱丁堡大学中;文献显示,取得地点为牡丹社(Botan),由美国海军军官取得后经2次转手,最后交由曾任爱丁堡大学校长解剖学家Sir William Turner收藏及记录至今。虽然台英都有意促成返还美事,但牡丹当地居民谨慎面对,期盼先证明“真的是祖先头骨”[32]


考据[编辑]

日本冲绳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又吉盛清认为,牡丹社事件发生源自“语言隔阂的误会”,非单一方面嗜杀所致。[31]

相关作品[编辑]

  • 《浪涛》,巴代著,台湾,INK印刻出版,2017年9月
  • 《SEVALITAN》,2021年纪录片[33]

相关条目[编辑]

参考文献[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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