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6年匈牙利革命 （匈牙利十月事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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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战的一部分 | |||||||
 在布达佩斯科尔文大街，匈牙利国旗上的共产主义标志被剜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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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战方 | |||||||
 匈牙利革命者 | |||||||
| 指挥官与领导者 | |||||||
 尼基塔·赫鲁晓夫 尤里·安德罗波夫 格奥尔基·朱可夫 伊万·谢罗夫 伊万·科涅夫 米哈伊尔·马利宁 阿列克谢·安东诺夫 彼得·拉先科 阿马扎斯普·巴巴贾尼扬 哈吉·曼苏洛夫 卡达尔·亚诺什 赫格居什·安德拉什 明尼赫·费伦茨 | 纳吉·伊姆雷  马莱特·巴尔 洛松齐·盖佐 吉姆斯·米克洛斯 杜达什·约瑟夫 萨波·亚诺什 桑多尔·科帕奇 基拉伊·贝拉 西格提·阿提拉 彭格拉茨·盖尔盖伊 | ||||||
| 兵力 | |||||||
| 首次出兵： 31,550名军人 1,130辆坦克[注 1] 再次出兵： 7.5万－10万名军人 2500辆坦克[1]:183,215 亲政府力量数目不详 | 军人、民兵和平民数量不详 | ||||||
| 伤亡与损失 | |||||||
| 苏联： 722人死亡 1,251人受伤[2] | 2,500－3,000人死亡（估计） 13,000人受伤（估计）[3] | ||||||
| 3,000名平民死亡[4] | |||||||
历史系列条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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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匈牙利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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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匈牙利主题 |
| 东方集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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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匈牙利革命（匈牙利语：1956-os forradalom），亦称匈牙利十月事件[5][6]，苏联及东方阵营又称1956年匈牙利反革命叛乱（俄语：Венге́рский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мяте́ж 1956 года）[7]，冷战后的俄罗斯又称1956年匈牙利起义（俄语：Венге́рское восста́ние 1956 года），中国大陆又称1956年匈牙利事件[8]，发生于1956年10月23日至11月4日，是匈牙利许多民众反抗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和苏联所强加制度的革命，也是欧洲二战结束苏联红军击败纳粹德国后，苏联统治面临的首次重大挑战。
匈牙利革命始于10月23日的学生抗议事件。随后抗议事件开始扩散，数千人向布达佩斯市中心议会大厦游行。同时，一些学生进入广播电台，要求电台播放其诉求时遭到逮捕。电台外的示威群众于是要求释放学生，遭楼内国家保安局人员（秘密警察）开火袭击，造成多人死伤。此次事件成为了革命的导火线，随着消息的传播，革命快速展开，布达佩斯陷入混乱和暴力之中，原匈牙利政府倒台，政治犯纷纷获释。为了反抗苏联的镇压，数万匈牙利民众武装起来，与秘密警察和苏军交火，一些共产党党员和秘密警察被私刑处死。同时，匈牙利民众组建“工人委员会”夺取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政权，并提出了政治变革的要求。为了稳定局势，纳吉·伊姆雷成立了新政府，解散原劳动人民党和秘密警察，后宣布退出《华沙条约》，预备举办自由选举。10月底，苏军行动受挫，一度从布达佩斯撤离。随之冲突缓和，匈牙利短暂恢复平静。
尽管苏联政府曾表示愿意就撤军与匈牙利展开谈判，但随后苏联领导人改变主意、决定镇压革命。11月4日，苏联军队再度入侵布达佩斯和匈牙利其他地区。一些匈牙利人坚持抵抗至11月10日。冲突中，约有2500名匈牙利人和700名苏军士兵死亡。革命结束前后，20万匈牙利人逃亡国外成为难民，大规模逮捕和审判接踵而至。截至1957年1月，苏联扶植的新政府将民众的大部分反对活动压制下去。通过此次行动，虽然苏联维持了对东欧集团的控制，却导致西方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与苏联疏远，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出现分裂、党员严重流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因此遭到重大打击。[9][10]
在此后30年中，有关此次革命的讨论在匈牙利受到压制。1980年代起，这一事件开始得到细致研究和积极讨论。1989年东欧剧变，匈牙利第三共和国成立，革命参与者得以平反，10月23日被定为匈牙利的全国性节日。
背景[编辑]
19世纪上半叶，匈牙利是奥地利帝国哈布斯堡皇室的皇冠领地。作为欧洲范围1848年革命的一部分，匈牙利也同时爆发了由科苏特·拉约什等人领导，争取民族独立和宪政的1848年匈牙利革命，革命一度成功。当时，俄罗斯帝国与奥地利帝国同属“神圣同盟”，在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的请求下，俄罗斯皇帝尼古拉一世于1849年5月出兵20余万，与奥地利军队一同镇压了此次革命。[11]
共产党政权成立[编辑]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尾声，匈牙利赖以存在的二元制奥匈帝国解体。1918年匈牙利成立第一共和国，同年爆发1918年匈牙利革命，次年成立了由匈牙利共产党主导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经过与周边罗马尼亚王国、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战争，其中罗马尼亚攻占了布达佩斯，苏维埃共和国倒台。根据战后1920年的《特里亚农条约》，匈牙利丧失了战前三分之二的领土，是欧洲损失最大的国家。罗马尼亚在撤出布达佩斯后，前奥匈帝国海军将领霍尔蒂·米克洛什率军进入真空的首都获得了匈牙利政权并随罗马尼亚军队撤离逐渐控制全国。并在1920年3月1日被选为匈牙利摄政王，并开始以威权手段统治匈牙利，打压国内的共产主义者和极右组织，并为撕毁特里阿农条约（匈牙利的凡尔赛条约）和重新建立大匈牙利作出努力。[1]:3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匈牙利于1940年11月20日加入轴心国，与纳粹德国、意大利王国、大日本帝国结盟，亦和罗马尼亚及保加利亚是同盟关系。1938年及1940年匈牙利从捷克斯洛伐克及罗马尼亚获得了领土（维也纳仲裁裁决）。1941年，匈牙利参与了南斯拉夫战役和入侵苏联的军事行动。1944年起，没了德国地理上保护的匈牙利开始被苏联进攻。[1]:3苏军开始开进匈牙利的北特兰西瓦尼亚。
出于对苏联侵略的恐惧，匈牙利摄政王霍尔蒂开始和同盟国政府展开停战谈判。结果1944年3月19日，纳粹德国出兵进驻了匈牙利，但霍尔蒂政权仍然运作。1944年10月霍尔蒂在布达佩斯皇宫被德军士兵逮捕，建立了由极右政党箭十字党领导的亲德民族团结政府，匈牙利由盟友变成傀儡。1944年12月末，在苏联军队占领匈牙利后，匈牙利成立的临时国民议会接受了共产党人提出的政府成员名单和施政方针。最初，匈牙利共产党行事比较谨慎，他们宣布新成立的匈牙利会依靠“所有民主人士”，该政府中仅有两人是共产党人，其他成员是四个非共产主义左翼政党（小农党、社会民主党、国家农民党、进步资产阶级党）的代表，政府中还有摄政王霍尔蒂政权相关人士和两位前往莫斯科参与停火谈判的将军。而施政方针包括没收大片私有土地、对银行和重工业实行国有化，同时方针也承诺给予民众民主和自由的权利，尊重私有财产，在贸易和轻工业方面鼓励私人投资。[1]:51945年3月17日，临时政府颁布了土地改革法令，前政权全部“法西斯分子”、面积超过100霍尔特（1霍尔特=4316平方米）的地主以及面积超过200霍尔特的农民以及任何土地超过1000霍尔特的个人，其土地全部被国家征用。约占战前全国35%，共93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得到重新分配，其中的58%分给了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其他被收为国有或留作公用用地。不过，虽然富有者损失了大量土地，但是小农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他们当中不少人的土地只增长到11000平方米，很难维持生计。[1]:8-9[12]
1945年10月，首都布达佩斯举行首届市议会选举，小农党以29万张的结果获胜，超过共产党和社民党联合竞选的25万票。11月，匈牙利以秘密投票的形式召开首届议会选举，小农党获胜，得票率为57%，获得绝对多数，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各得票17%，三党成立联合政府，小农党领袖蒂尔迪·佐尔坦出任首相。虽然匈牙利共产党事实上只获得了17%的选票，14个部长席位中只占三席。不过一方面由于共产党采用了“萨拉米香肠战术”，还从小农党手中获得了控制国家保安局的内政部长这一重要职位，[13]通过国家保安局，共产党政府采用威胁、虚假指控、监禁、酷刑的方式打击反对者，匈牙利共产党迫使联合政府不断让步，逐步削弱了民选政府的影响力。[1]:10[14][15]1947年8月31日，举行第二届议会选举。此前，内政部通过逮捕、流放、驱逐出境和胁迫等形式，取消了许多知名反共候选人的竞选资格，再加上5万至20万的假票，[16]共产党在此次选举中取得领先地位，但只获得了22%的投票。[17]最终，共产党和社民党于1948年7月合并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短暂的多党制民主走到尽头。在1949年5月的议会选举中，劳动人民党作为唯一参选政党以97%的得票率顺利获得胜利。8月20日，匈牙利传统节日伊什特万瞻礼日当天，匈牙利议会通过了以《1936年苏联宪法》为蓝本的《1949年匈牙利宪法》，宣布匈牙利为“工人农民的国家”，同日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15][18]
政治镇压与经济衰退[编辑]
在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总书记拉科西·马加什的领导下，匈牙利转变为共产主义国家。[19]他伙同格罗·埃诺、雷瓦伊·约瑟夫、法尔卡什·米哈伊组成四人集团，决定着党内外一切事物。[8]与此同时，国家保安局开展了一系列针对党内的“清洗”运动，先清除了党内反对拉科西的势力。这些受害者因西班牙内战时期曾经前往西方国家等一些无关紧要的罪名被打成“铁托分子”、“西方间谍”和“托派”。总共有约一半的中下层共产党官员共7000人被“清洗”。[20][21][22]1950年至1952年，为了给劳动人民党成员提供财产和住所，消除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所构成的威胁，安全警察将数千人强制搬迁，另外还逮捕了数千人，并对他们进行虐待和审判。有些人被关入集中营中或流放至东部，以至于处决，被处决者中就包括了国家保安局创始人拉依克·拉斯洛。[21][23]一年内，有26000人被强制搬离布达佩斯，导致他们面临就业困难和住房紧张的问题。被流放者的居住环境通常十分恶劣，他们被囚禁在集体农场，遭受着如奴隶一般的剥削。[22]
拉科西政府还使匈牙利的教育体制实现了彻底的政治化，用“劳苦知识分子”取代受教育阶层。[24]俄语学习和共产主义政治课成为全国的大学和普通学校的必修课。宗教学校收归国家，教会领导人被替换为亲政府人士。[25]1949年，匈牙利天主教会枢机明曾蒂·约热夫被捕，后以叛国罪判处终身监禁。[26]在拉科西的统治下，匈牙利成为欧洲各国中政府最为专制的国家之一。[15][23]
战后匈牙利经济困难重重：其中，向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支付的战争赔款和苏联驻军的费用，总额达3亿美元左右。[27]1946年，匈牙利国家银行估计赔款占“全国年收入的19%到22%”[28]。为此，匈牙利货币严重贬值，出现了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29]然而，由于加入了苏联支持的经济互助委员会，匈牙利无法和西方进行贸易或加入马歇尔计划以获得援助。[30]
基于苏联模式，劳动人民党总书记拉科西于1950年启动了五年计划，目的是使工业产量在短时间内实现大幅增长。[20]由于需要向苏联出口原材料和技术以及拉科西全面“清洗”原政权技术人才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与苏联一样，匈牙利也未能实现五年计划的预定目标。不但如此，五年计划事实上还破坏了匈牙利现存的产业结构，使得1949至1952年的实际工资水平下降了18%。[20]尽管50年代初，匈牙利人均国民收入有所提高，但是人民的生活水平却出现下降。国民收入被大量投入到工业的发展，从而使得实际可支配收入出现下降。管理不善还引起了长期的食品短缺，面包、糖、面粉、肉类不得不定量供应。[31]自1951年起，居民的日常用品需要凭票据才能购买。[32]除此之外，强制认购国债更进一步降低了个人收入。结果，1952年工人和其他职员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只达到1938年的三分之二。而与之相比，1949年却是1938年的90%。[33]伴随着攀升的外债和持续的食品短缺，这些政策的消极影响日渐积累，民众的不满也与日俱增。[34]
国际形势与“新路线”[编辑]
1953年3月5日，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去世，苏联及东欧集团进入了一段较为缓和的自由化时期。期间，欧洲大多数共产党在内部形成了一些支持改革的势力。6月，苏联领导人、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和第一副主席贝利亚召集拉科西等匈牙利领导人在莫斯科举行了为期三天的秘密会谈，马林科夫等人对拉科西“导致无数错误和罪行”的“粗暴的统治方式”“深表震惊”，要求拉科西将当时有更多实权的部长会议主席（相当于总理）一职让与纳吉·伊姆雷。7月3日，纳吉代替此前被称为“斯大林最好的学生”的拉科西，出任部长会议主席。他在国会发表施政纲领，提出“六月政策”（6月匈中央全会通过决议），其中涉及减少重工业投资、放慢发展速度；停止强制农民入社，减轻农民负担；降低物价、提高工资；限制强力部门的权力，消除社会恐怖氛围，审理冤假错案，释放无辜者，解散拘留营，停止流放，取消强制搬迁；废止一党专权，实行党政分离。不过，拉科西仍然保留总书记一职并暗中破坏了纳吉的大部分改革措施。[35]:175[36][37]
1955年初，苏联政治局势发生变化。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权势逐渐超过担任部长会议主席的马林科夫，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在苏联国内重新确立。3月，苏共中央主席团再次召集匈牙利领导人纳吉和拉科西在莫斯科举行秘密会谈，派遣高级官员前往匈牙利，结束了纳吉的“新路线”。苏共中央决定让拉科西的心腹赫格居什·安德拉什出任部长会议主席。4月，拉科西批判纳吉并将他免职。[35]:175[38]:645月14日，苏联成立了华沙条约组织，将匈牙利和其他中东欧的苏联卫星国束缚在一起，该联盟条约声称“尊重各国独立和主权”，“不干预他国内政”。同年，相关国家签署《奥地利国家条约》，并确立了奥地利的中立国及非军事化地位。[39]这使匈牙利人点燃了使匈牙利成为中立国的希望，纳吉也曾考虑“按照奥地利模式让匈牙利成为中立国的可能性”。[40]因此，纳吉十分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万隆会议上提出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5年底至1956年初撰写长篇文章为新路线辩护，作为党内改革派的宣言向党上书。在外交政策一章以“国际关系的五项基本原则和我国外交政策的问题”为标题，认为该原则“必须被扩展到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之间”。[41]
在冷战的背景下，到1956年美国针对匈牙利及东欧集团的政策普遍趋于紧张。1953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提出了重点发展空军与核武器，削减陆军和海军开支，以战略轰炸作为非对称威胁，以对苏联的挑衅做出大规模反击的“新展望政策”作为国防战略。根据这一政策，美国一方面希望通过鼓励欧洲国家凭借自身力量脱离该集团，另一方面却不愿和苏联发生军事冲突，从而使冲突升级为核大战。因此，美国决策者只能考虑除“推回”以外的其他方式来削减苏联在东欧的影响。遏制政策应运而生，其主要方式包括经济和心理战，秘密行动以及与苏联就东欧国家地位的问题展开谈判。[42][43]时任美国副总统尼克松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称，如果苏联一方再发生一次像波兰那样的起义，美国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反共宣传的材料，从而实现美国的利益。[44]:145不过，中央情报局领导人艾伦·杜勒斯称虽然他正在匈牙利构建广泛的网络，但是当时中情局在匈牙利没有驻在机构，会说匈牙利语的情报人员和当地支持者尤为稀缺。中情局内部记录提及“我们当时（在匈牙利）完全没有任何的情报行动，连哪怕是可以被误认为是的行动都没有”。[44]:1491956年夏，为了应对国内严峻的经济形势，匈牙利提议扩大与美国的双边经贸活动，美国对此作出积极反应，两国关系出现缓和。不过，由于担心与西方改善关系会削弱匈牙利共产党的统治，匈牙利内务部出面干预，双方谈判陷于停滞状态，未能取得任何成果。[43]
1956年6月13日，中国《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关于“双百方针”的文章，在东欧各国知识分子间引发强烈兴趣。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东欧各国共产党都派代表团出席，中共领导人借此机会和东欧各国发展关系，推广“中国模式”。中共八大由卡达尔·亚诺什担任匈牙利代表团团长，他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进行长时间会谈。10月1日，卡达尔再次率代表团访问中国，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周年的纪念活动。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郝德青利用这一机会向匈牙利各界人士散发中共八大材料，借助广播和报刊介绍中共方针，使得匈牙利知识分子认为中共推行双百方针是真心实意，中国模式与苏联的斯大林模式不同。[41]
裴多菲俱乐部成立[编辑]
1955年秋季，在匈牙利国家博物馆，一些匈牙利劳动青年联盟成员组建了一个社团，借此讨论文学和政治。社团成员请诗人拉卡托斯·伊斯特凡负责领导。拉卡托斯发起了首次讨论，内容涉及匈牙利的启蒙运动。他还朗读匈牙利启蒙运动时期知名诗人拜塞涅伊·久尔吉的作品。讨论结束时，拉卡托斯号召大家认同启蒙运动的价值观，并决定社团名称为“拜塞涅伊俱乐部”。[45]:448-450
拜塞涅伊俱乐部规模很小，面向精英人士，行为与众不同。但这仍引起了劳动青年联盟的关注。几年前，类似团体会立即遭到取缔。但是自从斯大林死后，匈牙利社会中有关纳吉“新路线”的辩论还在激烈地持续。因此，劳动青年联盟决定替换该团体的领导人，并希望将该团体引到更符合当时政治观念的话题上来。最后，他们决定以1848年革命诗人裴多菲·山多尔的名字把这个团体命名为“裴多菲俱乐部”。劳动青年联盟认为，在进步的社会的背景下，裴多菲比“资产阶级”的拜塞涅伊更合适。裴多菲俱乐部诞生后，原先的学术讨论很快开始涉及对审查制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计划经济的讨论。此外，讨论还涉及1514年农民起义（讨论农业政策的）、分析匈牙利历史学（讨论共产党课本对历史的篡改）。参加者包括全国知名的经济学家、作家、历史学家、教育工作者、科学家、哲学家等学者和社会知名人士，年轻的知识分子以至于人民军军官。甚至45年前参加过地下斗争和抵抗运动的老兵也参与其中。很快，选择裴多菲作为社团的名字产生了意想不到的作用：裴多菲是一个为匈牙利独立而战的革命者，因此他的名字唤醒了不少社团成员的革命意识。[8][45]:448-450
共产党机构[编辑]
与此同时，共产党政权的其他机构也在发生改变。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机关报《自由人民报》的记者也开始出现不安。1954年10月，在报道工厂情况时，该报的几位记者提到了生产数据造假，生活水平下降，工人被迫购买“和平债券”的问题。在出版的文章中，他们称“虽然工人们的生活在过去十年间有很大改观，但是他们许多人还面临着严重的问题。许多人还生活在拥挤而简陋的公寓里。许多人在给孩子买新鞋或偶尔看电影时都不得不思考再三！”文章发表后，有关记者接到了政治局委员的电话，这个人质问他们“这篇文章是什么意思？你觉得我们会容忍你们这么煽动吗？”不过，记者们并没有退让，而是召开了一次为期三天的会议，主张诚实报道、支持纳吉改革，批判高层官员和一些编辑。一些记者因此丢失了工作，弗洛伊德学派心理学家海杜·李利之子吉姆斯·米克洛斯就是其中一位。[45]:448-450
此外，负责审查文章和诗歌的匈牙利作家协会也开始反思和检讨。协会讨论了一些禁忌话题并为此前被开除的成员平反。1955年秋，这个之前还曾坚持强硬路线的组织甚至发表声明，反对开除支持纳吉的编者，要求获得协会“自治”，反对“制约我们文化生活的反民主方式”。已觉醒的青年共产党员和前共产党员主导了这些新兴团体、俱乐部和辩论社。他们经历过战争的创伤，也在共产党的组织中接受过教育，其中不少人获益于共产党的社会扶持政策，社会地位快速提升。同时，这一代人对公民社会的毁灭、恐怖的社会氛围和数年前刚结束的清洗运动也记忆犹新。[45]:450
知识分子与工人[编辑]
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对此前同事们所遭受的不公正对待，如逮捕、监禁和虐待深感不安。1954年，纳吉开始为政治犯平反，许多人先后从监狱、赖奇克的劳改营和流放地回到布达佩斯。1955年，独立小农党党首贝拉·科瓦奇和他的几位同僚从苏联回国。罗马天主教主教明曾蒂·约热夫也得以获释，但仍被软禁在布达佩斯郊外的一栋城堡中。[45]:450-452
面对这些刚刚获释、备尝艰辛的众多亲友，不少匈牙利作家情绪十分激动：在朋友们遭受苦难时，自己却在创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并因之获奖。这些作家为此感到非常羞愧，对自己所写的和没有写的感到耻辱，甚至对自己所写的作品感到恶心，恨不得让这些作品消失。他们试图为之前的行为作出补救。许多人试图从马克思主义原始文献中寻找灵感和指导，意识到当政治体制糟糕的时候，应该发动革命，而之前所受的教育让他们明白，知识分子应帮助工人阶级形成革命意识，共同致力于革命。于是，许多知识分子前往工厂发动工人，希望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构建一个更平等的经济制度。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境遇都十分糟糕，因此双方之间的联系得以加强。在过去的十年中，这两个群体是共产党宣传的主要对象，备受共产党摆布，因此不满与孤立感最为强烈。匈牙利工人阶级甚至比学生和知识分子更为愤怒：作家与记者们感到的是负罪感，而工人们则感觉自己遭到出卖。共产党上台前曾承诺工人阶级在“工人的国家中”将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实际上他们得到的却是恶劣的工作环境和微薄的收入。战后，他们不满的直接对象是国有工厂的厂长，现在他们则开始倾向于指责国家本身。50年代的矿工群体“谴责体制并对繁重的工作和微薄的薪水十分不满”，产业工人则普遍认为他们遭到了“吸血政府”的剥削。[45]:450-452
于是，裴多菲俱乐部成为了经历变革的知识分子和激进工人间理想的交流平台，1955年冬季开始，布达佩斯各个工厂开始向会议定期派遣代表，对参会门票的需求很快超过了供给，使得俱乐部不得不在更大的地方聚会。这些聚会形式开放但并不正式，有时还非常喧嚣吵闹。所涉及的话题是许多人都感兴趣的产业与经济改革。[45]:453
苏共二十大与秘密报告[编辑]
1956年2月24日，苏共二十大结束后，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突然发表了“秘密报告”，即《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在秘密报告中赫鲁晓夫赞扬列宁，揭露了前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的罪行，对其全面否定。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博莱斯瓦夫·贝鲁特甚至因为遭受强烈刺激突发心肌梗塞而死。[45]:453-454
会后，秘密报告在波兰官员、以色列情报机构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传递下，由《纽约时报》于6月在西方国家发表。而在东欧各国，“秘密报告”通过内部渠道为东欧共产党国家下层民众所知。许多此前忠诚的党员也无比震惊，不少人无法相信这样的事实。5月底，裴多菲俱乐部组织了题为“苏联党第二十次大会与匈牙利政治经济问题”的公开讨论会。很快，讨论会演变成了“对拉科西自大、无意义的工业建设政策、强制集体化、新的五年计划和不现实的农业政策的全面声讨”。参会者还严厉批判政府编写历史时的教条主义，谴责斯大林主义对历史的篡改，认为政府没有把历史当作一门科学对待，而是将其变为政治宣传的工具及“实现政治目标的辩护词”，他们对匈牙利知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卢卡奇·格奥尔格于1928年起草的《勃鲁姆提纲》表示认可，卢卡奇当时认为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迫切任务，匈牙利应该实行的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他的观点与当时匈牙利共产党的正统思想背道而驰。[8]6月初，卢卡奇对“独立思考”表示赞赏，他号召神学家和马克思主义者展开“对话”。[45]:453-454
6月14日晚，裴多菲俱乐部举办以《苏共二十大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为题的研讨会，1200多人参加，举办方因参加者过多而不得不更换场地。长期被视为“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老牌修正主义分子”的卢卡奇也露面参与，引发轰动，不少与会者要求为卢卡奇“彻底平反”。[8]
拉依克葬礼[编辑]
6月27日是纳吉推出“六月政策”以进行改革3周年的日子，裴多菲俱乐部在布达佩斯市中心的大型会议室即人民军官俱乐部举行研讨会，讨论题目为《新闻和报纸问题》。听众下午便开始在会场外聚集，会议从下午6点半持续到第二天凌晨4点，共6000人参加。刚刚出狱6个月，时年44岁的拉依克·茱莉亚在会上发表演说，对在场的数百位裴多菲俱乐部成员首次披露了自己一家在过去几年中的遭遇。[8][45]:454
拉依克·茱莉亚的演讲在听众中引发强烈反响，甚至有人吹口哨，跺脚。《匈牙利民族报》主编、国际法学家洛松齐·盖佐最后发言，他一方面请公众原谅他过去犯的过错，接着讲述了“纳吉事件”的真实经过：“就在我们大谈党的民主、言论自由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时候，纳吉·伊姆雷却根本无权为对他的指控进行辩护。”听众们一方面要求纳吉复职拉科西下台，另一方面把所得到的消息与各地的亲朋好友分享，影响不断扩大，甚至连被派去监视演讲的几个秘密警察都因为赞成演讲者的观点而向上级请辞。布达佩斯以外的其他城市也开始效仿裴多菲俱乐部，成立了众多类似的论坛。劳动青年联盟中央委员会也号召年轻人参与进来。几天后，裴多菲俱乐部人数增加至6000人，另有些人在街头聚集讨论新闻自由，聚会结束时高喊“伊姆雷，伊姆雷，伊姆雷，伊姆雷”，要求拉科西下台，纳吉回归。6月30日，拉科西召通过中央委员会会议谴责裴多菲俱乐部“反党、反人民民主制度”，并称“主要由纳吉·伊姆雷周围所形成的集团所指挥的”。7月1日，匈牙利内务部下令禁止裴多菲俱乐部继续活动。直到9月，裴多菲俱乐部才再次恢复活动。[8][45]:454-455
7月中旬，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即政治局）接到时任苏联驻匈牙利大使安德罗波夫的报告，称匈牙利出现敌对活动、自发讨论和革命青年，苏联领导人将“裴多菲俱乐部（6月27日）的讨论”视为“意识形态上没有枪声的波兹南事件”，赫鲁晓夫认为波兰和匈牙利近期发生的混乱是帝国主义为了“煽动社会主阵营的分裂”，“逐个摧毁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完全是“帝国主义者的颠覆活动”所致。[35]:178-179随后，苏联领导人派遣米高扬紧急访问布达佩斯试图化解问题。7月16日，在离开机场的途中，米高扬在车上就向拉科西直言他必须以身体欠佳为由辞职。拉科西随即辞职，前往莫斯科“接受治疗”。此后，他再未回到匈牙利，余生大部分时间在吉尔吉斯斯坦度过。不过，米高扬没有以纳吉替换拉科西，而是选了拉科西的忠实下属，保守且能力十分有限的格罗·埃诺。[45]:454-455[46]当月，苏军副总参谋长米哈伊尔·马利宁、华约部队参谋长阿列克谢·安东诺夫前往布达佩斯对部队情况进行检查。在国防部长朱可夫的指示和帮助下，匈牙利驻军司令彼得·拉先科通过参谋部制订了一份代号为“波浪”即“特别军参加在匈牙利领土内恢复秩序”的绝密计划，其中包括了在必要时苏军必须占领和守卫的目标、苏军与匈牙利国家保安局和人民军合作方案和可用武器装备数等内容。[35]:180[47]
7月至10月间，格罗·埃诺竭尽全力试图安抚国人，他为遭囚禁的社民党领导人平反，还开展了裁军。在反复犹豫后，格罗同意拉依克·茱莉亚为她丈夫举办葬礼。10月6日是1848年匈牙利革命中13位将军被处决的纪念日。这一天，茱莉亚和他的儿子身着黑衣站在丈夫棺椁旁等待下葬。此次葬礼有数万人前来默哀。当天天气寒冷，风雨交加，坟墓前的花圈堆成了山。虽然茱莉亚的丈夫拉依克·拉斯洛作为秘密警察的头目，实际上逮捕并杀害过数以千计的无辜者，打压或摧毁过天主教的慈善组织、青年团体和所剩无几公民社会组织，但是出席葬礼的人还是称赞了他，并以最严厉的语言谴责了杀死拉依克的人：“他是被从‘个人崇拜’的渊薮中混迹到阳光下，以施虐为乐的罪犯所害。”[45]:455-456
波兰十月与局势升级[编辑]
葬礼当晚，匈牙利爆发了一些零星的示威活动。约500位学生聚集在1849年被奥地利人处决的匈牙利首位宪政总理的雕像周围。虽然聚会以和平的方式解散，不过，这些活动还是提醒了人们，从根本上说匈牙利的状况没有发生改变。拉依克葬礼的重要性在当时并不为布达佩斯所知，而莫斯科对此更无从了解。[45]:456-457为了平息拉依克葬礼后产生的民愤，政治局于第二天开会，建议追究法尔卡什·米哈伊的刑事责任，并于10月13日将他正式逮捕。[1]:78
10月的前几周，克里姆林宫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波兰。6月，波兰城市波兹南10万工人上街游行示威，要求提升薪水减轻劳动负担，并号召“结束独裁”，“俄国人滚蛋!”。波兰军队开枪镇压，数十人死亡。不过，波兰人并没有将责任归结在本国人身上。因为，波兹南行动是由时任国防部长罗科索夫斯基元帅主持，而他是波兰裔苏联人，而同时波兰军队的总参谋长等76名高级军官也是苏联人。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内部，也有人开始主张将苏联军官完全撤职。10月，波兰统一工人党单方面决定为哥穆尔卡全面平反，并任命他担任第一书记。10月19日，赫鲁晓夫与科涅夫等苏联党政军领导人突访波兰首都华沙，与波兰统工党领导人会谈，试图阻止哥穆尔卡掌权，并命令驻波苏军向华沙集结。与之相对，哥穆尔卡调集内务部队和其他忠于自己的军队部署在华沙各地，以保卫他本人和政府，双方之间的军事冲突一触即发。在得到哥穆尔卡波兰会留在华约集团的保证后，赫鲁晓夫作出让步，接受哥穆尔卡的要求并召回了罗科索夫斯基及其他苏联军官。[35][45]:456-457[48]
哥穆尔卡复出的消息极大地鼓舞了匈牙利人民，他们希望纳吉可以同样复出。拉依克的葬礼让人民变得无所畏惧。整个10月，裴多菲俱乐部在匈牙利各地纷纷成立，所有大学和高中都成立了自己的民主管理机构和辩论社。媒体也非常热烈地报道了这些活动。一个电台采访了一些高中的“议员”，这些“议员”表示“想前往西方学习当代文学”。他们还认为大学入学不应该看和党的关系，而应依照考试来决定。波兰的事情也得到了积极报道。当数十万波兰人在华沙为哥穆尔卡欢呼时，有匈牙利记者称“民主化的潮流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更重要的是他们是工人阶级。”[45]:45710月16日，塞格德大学学生会宣布退出官方的劳动青年联盟，在不准许任何独立于共产党组织存在的国家，另行建立了自治的大专院校学生联合会。20日至23日间，全国各地相继有多所大学的学生加入了该组织。[1]:79-8010月19日，匈牙利新闻工作者协会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要求重新制定出版法，保证批评自由并给予记者以豁免权，大会还特别赞扬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许多人认为中国和苏联完全不同，是匈牙利的榜样。[47][48]
面对日趋紧张的局势，匈牙利劳动人民党领导层表现糟糕。在担任第一书记的三个月里，格罗只在国内待了一个月，其中9月曾前往苏联克里米亚休假。同时，格罗还派卡达尔前往中国参加中共八大。等到10月7日二人在莫斯科会合后一起回到布达佩斯时，局面已越发不可收拾。但是，格罗仍决定按照原计划访问南斯拉夫与铁托和解。10月15日，格罗和赫格居什率代表团正式访问南斯拉夫，时间长达7天，卡达尔、奥普罗·安托尔等高层也一同前往。期间，主持国内工作的人不断向代表团发电报，表示局势不断恶化，催促党政领导人立即回国。但代表团认为提前回国结束访问“不礼貌”，坚持会谈和参观活动结束后才回国。[1]:78-79[35]: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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