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3月24日 星期四

探寻古通州

 


(图片来源:网络)

 

      随着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通州已经成为一座现代化的城市,历史的痕迹渐渐淡去。那么在古代,通州城究竟是什么样子?

  在故纸堆里,我们翻出一份绘制于清光绪九年(1883年)的通州城池图。图中的通州依水而建,以北运河、减水河为主的河流围绕在古城四周,成为天然的护城河。古城四周建有城墙,建墙所用的砖均是从南方运来。前几年在施工中曾挖掘出北城墙遗址,最下面的砖有半米多长、20多厘米高。古城共有五个城门,每个城门外均建有半圆形的瓮城,其作用是加强防御,防止敌军对城门的冲击。城内建筑带有浓重的漕运风格,众多的衙门均与漕运有关。城北有高耸入云的燃灯塔,可以想像古时北运河上的船只络绎不绝,船工远远看到宝塔,就知道快到通州了。正如清代诗人王维珍所赋之诗:“云光水色运河秋,满径槐花感旧游,无恙蒲帆新雨后,一支塔影认通州。”

明代吳仲撰《通惠河志》中的「通惠河圖」(中國古代地圖的方位習慣與現在相反,為上南下北左東右西)。

清朝[編輯]

康熙九年(1670年),知州甯完福復加修葺[1]

清初沿明制置通州,屬順天府、東路廳,但不轄縣;位於順天府東四十里。順治十六年(1659年)將漷縣裁併入通州。康熙九年(1670年)重修城垣。

乾隆三十年(1765年),在總督方觀承的奏請下,舊城西牆拆除一百八十二丈,新城與舊城合併。此時,通州有五座城門:通運門(東門)、迎薰門(南門)、凝翠門(北門)和新城的望帆雲表門(南門)、尺五瞻天門(西門)[3]

轄地今為北京市通州區。俗稱北通州。民國二年(1913年)改置為通縣

通州主官為知州,職務衝、繁、疲、難。通永道倉場侍郎管河州判駐於此。有白河、榆河、漒漒河順義縣流入通州境;榆河與通惠河、白河匯合為北運河涼水河匯入北運河。鳳河東安縣入通州。通州城北門外有石壩,管河州判掌管,建有十五京倉;東側土壩,州同掌管,建有通州西倉、中倉。

下轄:

清末有鐵路經過,為1901年建成的通州支線

光緒《通州志》中的「城池圖」

  通州之名来源于“漕运通济”。金朝建立后,公元1149年,海陵王完颜亮弑金熙宗自立为帝。为了适应金朝版图南扩加强统治的需要,完颜亮决定迁都燕京。公元1151年,完颜亮命大臣张浩扩建燕京城,并开始利用潞水向燕京运输物资。由于潞水在燕京城东部的潞县,经由潞水运来的各种物资需要经潞县中转而后再运至燕京城,鉴于潞县的物资转运枢纽地位,遂于同年升潞县为通州,取“漕运通济”之义,即通州在城市功能上主要服务于漕运。

  在历史上,通州地位独特,其城市功能紧紧围绕漕运和仓储而运转。通州是漕运仓储之重地,通仓地位独特,有“天子之外仓”的称谓。明清时期,通州城经过四次大规模的建设和完善,每次建设都与保卫通州粮仓有直接关系。不仅如此,通州城的城市格局、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都与服务和保障粮仓的正常运转有直接的联系,可以说,明清时期的通州城就是一座因漕运仓储而兴盛的城市。

  1 徐达命令修建通州城

  如今,北京市已经在规划长城文化带、大运河文化带、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建设。大运河跨越千年,穿越四区,其主体位于通州区。

  大运河文化带在通州境内的范围确定为“一线、四区、多点”,基本涵盖通州全境。“一线”是大运河;“四区”是通州古城核心区、张家湾古城、漷县古城、路县故城四个片区;“多点”涵盖宋庄、永乐店等地区。其中,通州古城重点围绕“三庙一塔”,恢复“三庙一塔”运河历史文化景区五进院落的整体风貌;改扩建西海子公园,扩大绿化空间和活动空间;建设瓮城博物馆,增加运河文化展示和体验相关内容,与“三庙一塔”空间连片,整体打造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大运河文化标识区。

  通州地区有过四座古城,这和通州在古代的县治区划有关。而通州古城的第一次大规模建设,则是明代开国第一功臣徐达下令的。徐达率军北伐,攻占通州后,就命令孙兴祖主持修建通州城。史载:“通州城,明洪武元年(1368年),裨将孙兴祖因旧址修筑。”这里修建的通州城后来称为旧城,城墙采用内填夯土,外层包砖的方法,这是古代城墙较为常见的建筑工艺。这样既美观大方,又坚固结实。城墙周围九里十三步(步为古代的一个长度单位,明朝时的一步等于五尺,十三步为六丈五,也就是说,城墙的周长为九里,再加上六丈五),垛墙高三丈五尺。

  孙兴祖修建的通州城在四个方位各有一门,门各有楼,在门楼上悬挂着名字,东曰通运,西曰朝天,南曰迎薰,北曰凝翠。细细品味,城门之名含义深远。

  明初修建通州城后不久,尤其是燕王朱棣夺权以后,为了给迁都北平做准备工作,保证将来迁都后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队的供给,朝廷在京城及周边建置了足够的粮仓。在通州设有西仓、中仓、东仓、南仓四大粮仓。据明《万历会典》记载,大运西仓有六仓,分别是通州卫西仓、通州左卫西仓、通州右卫西仓、定边卫西仓、神武中卫西仓、武清卫西仓;大运南仓有四仓,分别是通州卫南仓、通州左卫南仓、通州右卫南仓、定边卫南仓;大运中仓有六仓,分别是通州卫中仓、通州左卫中仓、通州右卫中仓、神武中卫中仓、定边卫中仓、神武中卫东仓。按照规定,每个卫仓“各就一处,各筑垣墙,每仓各置一门,榜曰某卫仓屋,三间为一廒,廒后置一门,榜曰某卫某字号廒”。

  关于通州的粮仓,宣德以后,为扩大储存容量,朝廷多次下令增置通仓。如宣德六年(1431年),增置北京及通州仓。正统元年(1436年),定通州五卫仓名,在城中者为大运中仓,城内东者为大运东仓,城外西者为大运西仓,并令修通州等仓143间。大运东仓仅有神武中卫1个仓,其后大运东仓取消,神武中卫东仓并入大运中仓。

  随着通州城的修建,大量的衙门也进驻通州,而这些衙门均与漕运有关。明代因修建宫室、城垣、定陵和北部长城,对运河水运极为重视,在北京设有仓场总署,由户部管理,并在通州设有尚书馆、户部分司、坐粮厅公署、监督主事公署、巡仓公署、巡漕公署等近40个办事机构,衙署遍布通州城内。明代通州受蒙元残余势力等威胁,所以要驻重兵防护城池与粮仓,因此通州驻扎有六卫。明代的军事体制是卫所制,据《光绪顺天府志·营制》载:“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定卫所,其隶北平都司之在今顺天府者……有通州卫……”为加强北陲防卫力量,命徐达镇守北平府(今北京地区),且于京东重镇通州城内驻守重兵近六千人,称通州卫,直隶兵部。通州卫署设于北大街南部以东,坐北朝南。建文四年(1402年),燕王朱棣夺得皇位,为增强其根据地军事力量,将安吉卫调至通州驻防,仍称通州卫,袭用旧署。在其决定将首都自南京迁往北京之后,就将通州卫升为亲军,命勋贵镇守。通州卫署周围形成街巷,名为通州卫胡同。

    2 为防御外敌二次建城

  明初军力强盛,明成祖曾先后五次亲征,北伐蒙古,并使得明朝成为瓦剌和鞑靼的宗主国。但到了明英宗时期,北部边境屡受威胁,甚至连北京也屡遭兵危,而作为仓储重地的通州,也不可避免地面临如何保护粮草的问题。

  正统十四年(1449年),粮储太监李德、镇守指挥陈信向朝廷奏请修建通州新城,目的就是保护西仓和南仓。因为在这一年,历史上发生了著名的“土木堡之变”。蒙古族瓦剌部首领也先统率各部,分四路大举进犯。在大太监王振的鼓动下,明英宗不顾朝臣反对,决定御驾亲征。由于仓促行事,北征大军行至土木堡,被瓦剌大军包围,明英宗被俘。同年十月初六,也先挟持明英宗入侵京城,京师告急。朝廷上下弥漫着逃跑主义的氛围,有人建议迁都。兵部侍郎于谦极力反对,并号令各地武装力量勤王救驾,成功击退了外敌入侵,这就是著名的“北京保卫战”。

  也先率军来势汹汹,意图占据通州粮仓获得补给,再围攻北京。当时通州各仓尚存有约1900万石的粮食,如果这一笔巨大的战略物资落入敌手,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有人建议立即放火焚仓,以免资敌。而总兵官、昌平侯杨洪等提出防御敌寇的三条策略,其中一条为“通州河上在仓粮料,除攒运入城,尚有一千九百余万石,卒难搬运。宜将在京并通州军人等,半年粮米,俱各预先关支……”杨洪的策略被采纳,于谦决定坚壁清野,在敌人到来前把通仓储粮全部运进京城供守城军民食用。于是他奏请代宗朱祁钰,给京城官员发放9个月的俸粮、给守城士兵发放6个月的饷粮,让大家自己到通州领取,并且还发动百姓协助政府运粮,凡能从通州官仓运粮20石交给京城官仓的百姓,发给白银一两。此命令一下,全京城的军民登时忙得热火朝天,通州到京城的道路上,运粮的队伍汇成一股洪流,白天车马相接,夜里火把通明,仅仅几天的工夫,就把通州粮仓搬运一空。

  经过此次兵危,粮储太监李德主张修筑通州新城,保护通州粮仓。正如明朝大学士李东阳后来在《重修通州新城记》所言:“通州在国初为北平布政司之属郡……东南漕运岁入四百万,析十之三贮于州城,既久且富,乃于城西门外辟地为西、南二仓。景泰间,以外警,复筑城七里有奇,环而翼之,为新城。”

  如果说徐达下令建城是第一次大规模修筑通州城,那么从正统十四年(1449年)到景泰元年(1450年),为应对战乱而仓促修建的新城则是第二次修筑通州城。新城是什么样的呢?史料记载“新城……甃以砖,周围七里有奇,东连旧城西面。为门二,一曰南门,一曰西门,各有楼,高止丈余,不及旧城之半。”

  为确保工程顺利进行,朝廷下令给修城军民每月粮食三斗。通州新城建好之后,朝廷在通州大规模修缮和增置仓廒。如景泰四年(1454年),修造大运中仓,六年(1456年),增置通州仓。后来,出于保护通州粮仓安全的考虑,朝廷屡次修缮加固通州城。如正德元年(1506年),在一次廷议中,大臣们对“北方蒙古势力入侵时,如何确保通州粮食安全”这个议题进行了辩论。监察御史杨仪主张把通仓的粮食提前发放出去,然后通州粮仓迁往京城之内,即“虏万一深入通州,所积仓粮徒遗之食,预令在京官军人等,预支数月而尽,撤其仓,迁置京城之隙地。”而另一派以太监张永为代表,不仅不赞同搬迁通州粮仓,还请求增筑通州新城。后者的意见占了上风。“俱下廷臣集议,谓:通仓共七百余间,猝不可迁建,粮共六百余万石,亦非旦夕支收可尽,不若增筑新城,以为保障粮储之计。”

  新城于景泰年间竣工。由于当时面临蒙元余部对京城的威胁,该工程属于在紧急状态下进行的,很仓促,在形制上不很讲究,主要考虑实用性。直到成化年间,再次施工,才使新城与旧城在形制上统一。

  3 清代将新旧城合二为一

  由于明朝正统年间修建的通州新城是在紧急情况下进行的,新城城墙不及旧城一半高。于是,到了正德六年(1511年),在巡抚都御史李贡的主持下,开始了对通州城的第三次修筑。这次修筑主要是将新城加高,并与旧城连接起来。史料记载:“新城连接旧城,正德六年(1511年),巡抚都御史李贡增崇之,加五尺。”主要工作是“新城旧基,增筑五尺,其外为砖,内实以土,上复为垛墙,六尺有咫,而长广皆如其数。又为敌台,其西南为瓮城,重门悬桥,皆旧所未有。”

  此次修缮工程备受瞩目,不仅得到皇帝赞许,也受到社会各界大力支持,以至于大学士李东阳都大加赞赏,并欣然撰写《重修通州新城记》。在该文中,李东阳记载了修建的原因和具体情况:“已乃询诸有司,图所以御灾捍患者。上疏言:天下之治,与其有事而图,孰若先事而虑。今番上京军数千名方留城守,宜以其隙计工修筑,工部分司有废砖数十万,宜借以供用。上命户部左侍郎卲君宝、兵部左侍郎李君浩、工部右侍郎夏君昂,率僚属往相其宜,悉如所议。君人留罪人所赎金,为凡百费用。”

  通过三次修筑,通州城规模更加庞大。而此后的重修通惠河,更是加重了通州在漕运中的地位,使通州更加繁华。元代郭守敬开凿的通惠河,到了元末明初,由于战乱和自然灾害,日渐荒废,通州至京师粮米皆由陆运。陆运不仅运费高昂,而且容易受到自然天气的影响,遇到雨天,道路泥泞,不能及时到达京城。通仓储漕粮,若有敌兵越关,轻骑兵几日便可到达,控制粮仓,则京师就很危险了。鉴于此,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吴仲向嘉靖皇帝建议重修通惠河。

  疏浚工程于嘉靖七年(1528年)二月四日开工,五月二十二日竣工,历时三个多月。重修后的通惠河在通州境内没有沿用元代的河道,而是利用了金代闸河故道,至通州城北汇入北运河。自此,通惠河河口由张家湾移到通州城的东北。新开通的通惠河不仅便于为京城供应物资,保障了都城的安定,也促进了通州城的进一步繁荣,尤其是通州粮仓的安全得到保障,储粮也进一步增加。

  而通州新旧城的合二为一,则是在清代。乾隆三十年(1765年),总督方观承奏请朝廷重修通州城,拆掉旧城的西墙,将新城和旧城合二为一。其具体情况是:“旧城西面,拆去一百八十二丈,周围实长二千七百七丈五尺,并添建女墙一丈六尺。”至此,明清通州旧城与新城合二为一。新修缮的通州城形制统一,城根均为二丈三尺,城顶为二丈。此时的通州城共有五门,都建有重檐城楼。通州城五座城门,分别是旧城的“通运”(东门)、“迎薰”(南门)、“凝翠”(北门)和新城的“望帆云表”(南门)、“五尺瞻天”(西门)。至此,明清通州城形制最终被固定下来。

  从通州城的变化可以看出,明清通州城的修建和完善与保护通州粮仓有直接关系,也可以说通州因大运河而得名,通州城也因漕运而兴盛。过去,通州地区流传这样的民谣:“通州城,好大的船,燃灯宝塔做桅杆。钟鼓楼的舱,玉带河的缆,铁锚落在张家湾”,这首民谣形象生动地描述了明清通州城与漕运的联系。

    4 京通间以石道相连

  通州自古就是水陆交汇之地。秦朝曾建有以咸阳为中心的、通往全国各地的驰道,最著名的驰道有9条,有出今高陵通上郡(陕北)的上郡道,过黄河通山西的临晋道,出函谷关通河南、河北、山东的东方道。当然,还有直通北京的前身蓟城的蓟襄驰道,而通州的前身路县就紧靠驰道。

  京通之间除了通惠河等河道相通,陆上也有道路相连。到了清代,雍正皇帝命令修建通州至朝阳门的石道。该工程始于雍正七年(1729年)八月,至雍正八年(1730年)五月告竣。石道“计长五千五百八十八丈有奇,宽二丈;两旁修土道各宽一丈五尺,长亦如之。其由通州新城、旧城至各仓门及东西沿河两道,亦皆建修石路,共计长一千五十余丈,广一丈二尺及一丈五尺不等。费帑金三十四万三千四百八十四两有奇。”

  这条石道是什么样子?咸丰十年(1860年),法军上校杜潘曾在书中有这样的描述:“路面由大块的石板铺成……路的两边,每隔一段距离就有几座白色大理石石雕,这些雕像的形态奇特且充满想象力。石雕的主题都是相同的:下面是一个巨大的大理石乌龟,乌龟的背上驮着一根方形石柱,石柱上雕刻着一些五爪的大龙,它们弯曲着相互缠绕在一起,形态奇怪。”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京通间的石道不仅有实用功能,而且还体现着王朝的威严和盛世气象。这条石道在清朝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便利了入京运送漕粮的车辆,也加强了通州与京城的联系,是通州通往京城的重要基础设施。

  值得一提的是,该石道不仅连通了通州和朝阳门,而且通州新城、旧城至各仓门,也修筑了石道,这样就极大地提升了通州城市主干道路的水平。朝鲜使臣记载:“市街排列石路过侧,车不得方轨。”由此可见,政府对石道的管理是很严格的,市场只能分布在石道的两侧,而不能占道经营。为保证道路通畅,车辆不能并排行进。

  来往通州的官员文士、商贾使臣对明清时代的通州城有很高的评价。如一朝鲜使臣在日记中写道:“从州北门入内城门,十字街口,建一座牌楼,上面书‘日下衝繁第一州’,盖第一要冲繁华处也。城内通衢皆瓮石为道,直抵朝阳门外。凡四十里,左右旗亭酒楼,丹碧连天,帘幕临江。城东门内一亭,亭独出,影卧江面。余有诗曰‘亭似高帆城似岸,通州全在夕阳中’,真夕阳佳景也。”

  遗憾的是,此石道后被破坏殆尽。民国三十年(1941年)前后,通州城内石道就几乎不存在了。《通县志要》记载:“(当时)由城内牛市至西门外三间房一段,民初修京津公路时拆去。其西仓至新城南门一段,亦同时拆去。由牛市至旧城南门一段,系冀东伪政府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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