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3月5日 星期六

苏联大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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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秋天的饥荒地区

1921–22年俄罗斯饥荒 ，是指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严重饥荒 ，始于1921年春，一直持续到1922年。这一饥荒造成约500万人丧生，灾区为伏尔加河和乌拉尔河地区，[1][2]农民曾因饥饿而同类相食。[3][4][5]

起源[编辑]

1921年弗里德里希·南森前往俄罗斯饥荒地区途中所摄
1921年在萨马拉的一辆货车上存放的儿童尸体

饥荒是由于俄国革命和俄国内战以及政府的战争共产主义政策所引起的经济混乱产生的综合影响而导致的。又因铁路系统未能有效分地分配食物，加剧饥荒所造成的危害。1921年俄罗斯的间歇性干旱所带来的危害，使局势更趋恶化。农民在这次饥荒中遭受沉重打击，以至于宁愿将种子吃下而不是去播种。为此，救济机构不得不向铁路工作系统员工提供食物，助其运送物资。美国提供的食品和药品令1100万人幸免于难。[6]

在饥荒开始之前，俄罗斯经历了接近六年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18－20年内战，其中许多冲突发生在俄罗斯本土。[7]1918-21年俄罗斯内战所有组织或势力（布尔什维克、俄国白军、无政府主义者、各民族）都从粮食生产者手中夺取粮食来补给，并将其转售予军队和支持者。布尔什维克政府向农民征购物资和粮食，却很少用实质性物品作出交换。这导致粮食大幅减产，而富裕的农民（富农）则靠谷仓尚余的谷物维持生命[8]，并在黑市上出售牟取暴利。[9][10][11]1920年，列宁下令不惜一切代价从农民手上获取粮食。

俄罗斯以外的援助最初遭到拒绝。赫伯特·胡佛成立的美国救济署（ARA）旨在为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的灾民提供粮食，并于1919年向列宁提供了援助，并以此为条件换取俄罗斯铁路网部分股份，并希望苏俄政府能公平地分配粮食。但被列宁拒绝，认为此举无异于干涉俄罗斯内政。[7]

列宁最终被这场饥荒所引起的克朗斯塔特叛乱、坦波夫叛乱等大规模农民起义以及德国大罢工的失败所说服，最终改变了他在国内实施的政策，并于1921年3月15日颁布了《新经济政策》，允许救援组织提供援助，而ARA亦于波兰成立另一组织，以缓解1919-20冬季开始的波兰饥荒。[12]

国际救援工作[编辑]

伏尔加河地区萨马拉因饥荒而逝世的居民。
饥荒的受害者，1922年
布古鲁斯兰瘦骨嶙峋的俄罗斯姑娘，1921年
在饥荒中营养不良的俄罗斯儿童，1922年
来自乌克兰扎波罗热省布拉戈维先卡 的男孩伊拉里奥·尼申科因饥饿而杀害哥哥，并把他吃掉了（1921-22年）

尽管俄罗斯官方当时并无请求西方国家援助，但政府还是允许由无党籍知名人士组成的委员会呼吁提出援助。1921年7月，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向外界发声明指，称数百万人因作物歉收而濒临死亡边缘。在8月15日由国际红十字会与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等组织，在日内瓦举行的会议上，成立了俄罗斯救济国际委员会（ICRR），弗里乔夫·南森博士担任高级专员。并前往莫斯科，与苏联外交大臣基奇林签署协议，使ICRR能够真正获得实权。同时，在英国开始了为饥荒救济行动的筹款活动，其中包含现代紧急救济行动的所有要素-整版的报纸广告做宣传，展示当地藏品和在饥荒地区拍摄的筹款电影。到9月，救援船只从伦敦运送600吨物资。第一个食物供给中心于十月在萨拉托夫开始救援工作。

国际救援工作的主要参与者是胡佛的美国救济管理局[13]，以及其他机构，例如美国教友会和国际救助儿童联盟，其中以英国救助儿童基金会为主要捐助者。[14]大约有1000万人得到救助，其中大部分来自ARA，由美国国会资助；由ICRR协调的欧洲机构每天为200万人提供食物：国际救助儿童联盟在行动高峰时在萨拉托夫的中心为37.5万儿童提供食物。[15]

1922年至1923年间，饥荒仍然持续，ARA则继续提供救济物资，苏联政府却出口粮食为发展重工业筹集资金，令西方国家大为反感。[16][17]

死亡人数[编辑]

俄罗斯内战期间的饥荒受害者，1921年

与其他大规模饥荒一样，经评估而得出的死亡人数很大。苏联1920年代初的官方出版物得出的结论是，1921年因饥荒和相关疾病而死亡的人数约为500万人：该数字通常在教科书中引用。 [18]更保守的数字不超过100万人，而另一项基于ARA医疗部门的评估则为200万人。 [19]另一方面，一些消息来源说有1千万人死亡。 [20]根据伯特兰·M·帕特纳德的 [21]说法，“在20世纪数以千万计人死亡的战争，饥荒和恐怖袭击之后，这样的数字似乎并不令人感到震惊”。 [22]

政治用途[编辑]

这场饥荒是在持续了六年半的动乱和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随后是1917年的两次俄国革命，以及俄国内战）结束后发生的。许多不同的政治和军事派别都间接导致这次饥荒，部分人被另一派别指责为饥荒的罪魁祸首，甚至要为饥荒负全部责任，因此成因比较复杂。[23]

布尔什维克在1922年开始没收教堂财产。同年缴获约450万卢布。其中，100万卢布用作缓解饥荒。 [24]在1922年3月19日给中央政治局的一封密信中，列宁表示有意使用这笔钱缓解饥荒。 [25]

在列宁给中央政治局的另一封密信中，他表示，这次饥荒令政府成功达到箝制东正教会的目的。 [25] 理查德·派派斯指出，饥荒在政治上成为布尔什维克领导层迫害东正教的借口，因东正教会在该时代的普罗大众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故此政府将其势力清除净尽以巩固其政权。[26]

俄国反布尔什维克流亡者在伦敦，巴黎和其他地方也利用饥荒作为证据陈述苏维埃政权的恶行，希望西方政府停止与布尔什维克政府进行贸易及承认该政权。 [27]

相关事件[编辑]


1933年的苏联大饥荒。饥荒最严重的地区被标成黑色。A——粮食消费地区，B——粮食产地，C——原属于顿河、库班和捷列克哥萨克的土地，C1——原属于乌拉尔和奥伦堡哥萨克的土地。1、科拉半岛，2、北部地区，3、卡累利阿，4、科米共和国，5、列宁格勒州，6、伊万诺沃州，7、莫斯科州，8、下诺夫哥罗德地区，9、西部区，10、白俄罗斯，11、中央黑土区，12、乌克兰，13、中伏尔加区，14、鞑靼利亚，15、巴什基尔，16、乌拉尔区，17、下伏尔加区，18、北高加索边疆区，19、格鲁吉亚，20、阿塞拜疆，21、亚美尼亚。

1932–33年的苏联大饥荒（俄语：Голод в СССР 1932—1933 годах）发生在苏联的几大产粮区，其中包括了乌克兰、北高加索、伏尔加河流域、哈萨克斯坦[1]、南乌拉尔山脉和西西伯利亚[2][3]，特别是发生在乌克兰境内的饥荒被称为“Голодомор”（Holodomor），意为“饥饿毁灭”。不同于1921年发生在苏俄的饥荒，有关这场饥荒的信息一直被苏联当局控制，不为外人所知，直到戈尔巴乔夫实行经济改革和开放政策，而展示当年严重程度的档案，苏方将此一直隐瞒到解体才公诸于世。

过程[编辑]

苏联政府的农业强制集体化政策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导致饥荒的主要原因，[4]因其在农村地区引起了混乱。这包括破坏富农的财产、害怕被没收而贩卖或杀死马匹，以及农民以拒绝耕种来抵制。当局指责富农在集体农庄煽动反抗，并谴责他们的破坏活动。当局错误的期望产量因农业集体化而增长，因为输出农产品的计划是基于工业化的探索的。

一些人指出这场饥荒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灾害的结果，[5]其他人仍然提出这是过于简单的说法或解释，而且答案在于这两个极端之间。[6]

中央政府坚信粮食减少是农民藏匿他们的粮食造成的，即使地方当局一再请求减少他们的定额。结果，当地的积极分子带头搜寻藏匿的粮食，这导致了用于来年耕种的种子粮被收走以及农民用来供养家庭的存粮缺失。

麦穗法[编辑]

对于住在乡村地区的人，大多在唯一能找到任何食物的集体农庄，但是农民被禁止吃他们自己种的粮食。“关于保护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的法令”——被农民称作麦穗法——于1932年8月7日制定。根据法令，政治警察和党的干部被允许从农民家里无限量的没收粮食。因此拿走食物，即使是少量腐烂的谷物或者作物，都被判作盗窃“社会主义财产”。

现金交易店[编辑]

农民面临死亡或者逃往城市，在那里食物可以从称作现金交易店的国营的硬通货商店里用货币、黄金、白银或者其他贵重物品买到。例如，哈尔科夫的两家现金交易店从1932年1到2月收了价值294,000卢布的374公斤黄金。1932年1月乌克兰有8座城市有现金交易店，1932年5月是26座城市，1932年秋36座城市共有50家。在1933年饥荒最严重的时候，现金交易店的总数达到263家。

通行证[编辑]

1933年哈尔科夫的路人从饿殍前经过

由于饥饿造成了移民潮，即使当局通过要求在加盟共和国之间来往出示证件，并禁止乘火车旅行来回应。

苏联当局于1932年12月27日推行内部护照（身份证）以应付农民从农村大规模出逃。个人没有这类证件不能离开住处，否则处以行政处罚，如关进古拉格（苏联劳改营）。农村人无权取得身份证，而且因此不能未经批准离开他们的村庄。发行证件的权力取决于集体农庄的领导，而且身份证由集体农庄的管理机构保管。这一措施一直实行到1974年。

证件的缺失不能完全阻止农民离开农村，但只有少数逃离到城市的人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因为不能找到工作或者购买或乞讨到面包，农民们死在哈尔科夫、基辅、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波尔塔瓦、文尼察和其他乌克兰主要城市的街头。

反应[编辑]

1929-1933年苏联西南部人口负增长地图。

官方拒绝承认1932–1933年的大饥荒，因此任何关于这件事的议论都被定成“反苏宣传”的罪行，直到1990–1991年苏联解体。1937年人口普查的结果被保密，因为结果显示由于大饥荒造成人口大量减少。

政府用造假措施反对西方记者；许多苏联的记者现在被指责故意隐瞒事实，被称为“有用的白痴”。最声名狼藉的否认大饥荒的人是《纽约时报》记者沃特·杜兰蒂，他的报道忽略了这场饥荒及死亡人数。[7]与之类似的是法国总理爱德华·赫里欧，他在苏联的期间游历了乌克兰地区。

死亡人数的估计[编辑]

  • 2004年的书The Years of Hunger: Soviet Agriculture, 1931–33估计饥荒造成了550-650万人的死亡。[8]
  • 《共产主义黑皮书》估计造成了六百万人死亡。
  • 《不列颠百科全书》估计这一时期在苏联全境造成600-800万人死亡，其中400-500万人是乌克兰人。[9]
  • 罗伯特·康奎斯特估计在1932-33年间的苏联欧洲部分造成了700万人死亡（500万是乌克兰人，100万在北高加索，100万人在别处），还有100万人在哈萨克斯坦由于集体化而死亡。[10]
  • Michael Ellman估计由于“饥荒和镇压”从1930–33年造成850万人死亡。[11]
  • Norman Naimark在他2010年的书《斯大林的种族灭绝》中估计300-500万乌克兰人死于饥荒。[12]

参见[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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