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21日 星期四

“集体领导,集体负责”机制是中国环境领域的致癌病灶——谈论气候正义

 作者editor  3月 22, 2024  

中国是全球污染的主要责任国之一,也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参与者。周勍是相關毛泽东文革紀錄片《我记不清了》和纪录片《三门峡》的导演,后者讲述了大坝工程造成的环境灾难。

“在环境权方面,中国社会面临的最大威胁是政府管理不善。”,周勍是一位作家,也是中国参与人权保护问题的活动人士和纪录片导演,他在谈到北京在气候和环境方面的责任时毫不拐弯抹角。他 1965 年出生于西安,1989 年因参与天安门事件被判入狱两年,现居柏林,但继续通过文字和影像关注中国,特别关注气候正义。他的《民以何食為天:中国品食安全》一書和关于三门峡大坝灾难的纪录片中,都提到了这一点。为此,他将自己作为藝術家的多重经历,带到欧洲各地的大学和论坛。最近一次是在去年十月的世界气候正义大会上。

1. 您认为中国对环境污染有哪些责任?这对中国的人权有何影响?
(周)答:这是一个制度性的问题,中国的政府是个权力无限制且不被第二种力量监督问责的行政体系,而这个包山包海怪兽般的行政系统几乎掌控者整个社会的资源,民间环保组织若要为改善环境尽点责任,得不到他们的认可也是很难施行的。那么中国政府就要对环境污染负全部责任,而中国政府的施政模式又是所谓的“集体领导,集体负责制”,换而言之就是环境污染出了问题,体制内互相推诿,结果是谁也不用负责!

而这种施政不被监督且不透明的现状,对中国人权的影响是致命且无处不在的。而更为可怕的是——由此导致的人权灾难是任何人都会随时随地受到侵害,而这种侵害的到来不是靠因果,而是凭概率——碰上了算你倒霉,没碰上就算你幸运。

2. 您在纪录片《三门峡》中说,”环境灾难总是伴随着重大的人权和人道主义灾难”。您如何看待当今的这种状况?环境政策对中国人权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答:这里套用中共的一句常用的术语“集中力量办大事”,而其反面就是在不受监督的权力下,往往是集中力量办成了——大坏事,这在中国的现实中随处可见。当今习近平的权力较之的他的前几任——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权力更大也更为集中,而导致的灾难也就更大,比如——新冠期间满焊且残酷的封城所导致无法统计的非自然死亡人数、股灾和最近贵州山林大火被媒体刻意隐瞒……

环境对中国人权最大的威胁,就用中共自己对人权的定义“人权就是生存权”来讲,其对中国人权的威胁主要表现在——1,食品安全监管不力,导致食品、水等日常生活必须品都得不到保障,何谈生存权?2,中共对环境领域的铁腕掌控,也剥夺了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权和知情权,导致整个社会陷入一种惶恐且窒息的状态。

3. 中国的环境行动主义现状如何?人们会为环境相关问题进行抗议吗?我读到很多年轻的活动家正在努力提高人们对环境相关灾难的认识。这一点你怎么看?
答:人们在环境领域的抗议活动,因为当局越来越严酷的打压,显然是越来越少了,比如浙江省宁波市2012年10月份要建造核电厂,当地有5万人左右抗议游行,导致了该项目停建。而昨天我看到了宁波又一核电厂开工,打电话去问当地朋友,他们竟然不知道此事。

我的不少朋友虽然在中共的持续打压下,几十年不间歇的默默从事环境领域的民间保护工作,他们组织有序,分布领域广泛,也注意培训年轻人,不断吸收年轻朋友参,这种夹缝里面求生存的精神是非常伟大的,可惜国际社会对他们关注和支持不够。我一直认为在环境行动主义这方面的工作者,他们是在孕育着中国的希望和未来——集权社会破坏的是人的重要属性——相互信任、组织和协调能力等,而这些民间的环保组织却在工作中修复完善着这些属性,随着他们在工作中服务的民众认识您越多,这些被服务过的人就是将来他们参选时潜在的选票来源,而我坚信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一定会到来的。

4. 根据您的经验,中国人在谈论环境问题时更关心哪些主题?(比如食品、水源保护,就像您书中提到的那样?)
答:我曾开玩笑说过,中国人的宗教就是吃教,当然食品安全是民众最关注也是最能引起共情的话题。而在实际操作层面来讲,水资源、小动物保护和非物质人文资源领域参与和成规模的非政府组织更多一些。

5. 你认为你还会回中国吗?你可以回中国吗?
答:2018年我最后一次回北京,我多年来拿的都是中国护照,现在柏林是艺术家居住的身份。我认为回出国是一个人天然的权利,我必须坚持这个权利。我也曾经在北京的海关被扣押下来机票作废、不让出国。也曾经在回国时被堵在海关1个多月不让回国,理由是——外国那么好,你就不要回来了。当然这是维护自己回国权利的代价,如果进出自由,中国就是一个民主国家了。

6. 在你看来,哪些基建项目破坏了中国的环境?
答:套有一句成语就是“罄竹难书”了,总体来讲,在不受监督的权力之下,越是重大的基建项目,对环境的破坏就越大,比如三峡水库和遍布中国各个河流上的大小水库,其环境灾难已经在反复重演着。在这里我想着重谈两个领域——其一就是过度开发的房地产和中国大中小城市都热衷上马的地铁项目。各地政府为了增加GDP出政绩,以便官员自己升官发财,争先盲目的上马房地产和地铁项目,而这些过度开发的基建项目,形成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攫取,必将导致整个环境生态的失衡。

特别是中共当局在广大农村推行的所谓”让农民上楼工程”——把农民原本完好的土木结构房子推到,强制统一建成水泥结构的楼房,这既给农民的日常生活平添了不便,也破坏了中国延续千年的良性生态循环——土木结构的房子到来使用年限,拆迁下来的土墙是上好的有机肥料,而眼下遍布全国农村的水泥楼房若拆迁后就是一堆危害时间较长的建筑垃圾。

据中国住建部公布:中国建筑平均寿命仅30年,年产数亿顿垃圾。中国是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国家,每年20亿平方米新建面积,相当于消耗了全世界40%的水泥和钢材,其建筑将每年产生数以亿计的建筑垃圾,给中国,乃至世界带来巨大的环境威胁。而建筑垃圾的数量已占到城市垃圾总量的30%~40%。据对砖混结构、全现浇结构和框架结构等建筑的施工材料损耗的粗略统计,在每万平米建筑的施工过程中,仅建筑垃圾就会产生500~600吨;而每万平方米拆除的旧建筑,将产生7000~12000吨建筑垃圾而中国每年拆毁的老建筑占建筑总量的40%。
而据我的一位考古学家朋友讲,这几年来各地房地产开发和地铁隧道的挖掘,对文物的破坏远远超过了十年文革的总和。

其二,在一个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权力机制下,任何一个领域都会引发环境灾难,仅以环保领域的一个重要类别动物保护来讲,我可以举一个驴子的例子——2006 年山东省的东阿阿胶厂启动了阿胶文化营销和价值回归工程,在此后近 20 年间,阿胶提高价格近 20 次,在中国变身成为奢侈品。熬制一公斤的阿胶需要 2~3 公斤驴皮,一张整的驴皮通常为 3.5~4 公斤。

中国每年的阿胶产量一种说法是 15,000 吨,另一种说法是 15,000 吨只是产能, 实际产量在五六千吨,后者同目前的中国毛驴存栏数和外界估计的中国驴皮进口量相吻合, 这意味着仅阿胶产业每年需要屠宰 200 多万头毛驴,毛驴的繁殖力在大牲畜中非常低下,母 驴怀孕期要一年以上,一次只产一胎。可阿胶带来的驴价上涨,让很多农户卸磨杀驴,换取一次性利益,但破坏了中国毛驴的种群资源,存栏量从1990 年代初的 1000 多万头,占世界的 1/4,下降到 2014~15 年间的 500 多万头,近几年更是下降 到 250 万到 260 万头,可年屠宰量却仍高达30 多万头,而每年需要进口驴的数量则是 200 多万头。

以巴基斯坦为例,原本巴基斯坦的毛驴数占世界世界第3位,2015 年巴基斯坦驴皮出口增了217%,还有13万张驴皮被走私到中国,大量农⺠的毛驴被非法宰杀或者毒死,最终当年底巴政府全面禁止驴皮出口。目前全世界驴的存栏量估计只有 5,300 万头,2/3 在非洲、南亚和拉美的农村地区,而驴仍然是不可替代的农业劳动力和交通运输工具。如果毛驴被偷或者 被卖掉后得不到补充,就会陷入贫困陷阱。但在利润的诱惑下,偷盗和非法屠宰日益猖獗。 2014 年肯尼亚决定开设毛驴屠宰场对中国出口驴皮和驴肉,结果毛驴的存栏数量快速从 2009 年的 180 万头下降到 2017 年的 90 万头。

目前按中国阿胶产业的需求规模,只会让非洲驴群重蹈中国驴的命运。另据。总部设在英国的非营利组织「驴庇护所」(Donkey Sanctuary)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全球4400万只驴中,每年约有180万只因制造阿胶被杀害。
而在中药中被视为养生重要补品、用驴皮制成的「阿胶」,很可能就是一个心理安慰剂,其所含蛋白与猪马牛羊等动物皮无异。这确乎是一个很好的纪录片《驴之皮》素材——经过“国宝国粹”➕忽悠,好好的驴子驴子招谁惹谁了?就得让你们吃的快绝了种!如果你是个正常的人,请从不吃阿胶开始,走出全球化灾难➕老中医的冤孽与愚钝之陷阱。

7.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污染国之一。中国也是对可再生能源投资较多的国家之一。您认为未来这种情况会如何发展?您认为中国能否在 2050 年之前实现去碳化?
答:制度问题得不到解决,所谓的发展就无从谈起,在绝对权力的加持下,一段时间可能发展的不错,一夜之间就会变成负数。而至于 2050 年之前实现去碳化,那就是个神话或者笑话——在毛时代的口号是“15年内赶英超美”,结果是一年后就闹出大饥荒,饿死4000多万人。随后的“1980年实现四个现代化”,而习近平现在的施政目标却是“脱贫攻坚战”……记得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谎言治国,必遭报应》。

8. 中国人重视环境保护吗?或者您认为这是一个他们并不亲近的话题?
答:是人都会重视环保,这是人性本能,和国界无关。何况中国一直就有“天人合一”的环保理念和传统。之所以民众避讳这一话题,全赖中共严苛的社会管控和无处不在的恐惧所致。中国民众爱护环境并愿意为之付出这点毋容置疑,而中国各地民间环保组织的坚持和努力工作就是明证。

(2024年3月19日米兰《Gariwo》杂志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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